作者：俞元桂主编 俞元桂等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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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俞元桂主编；俞元桂等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现代散文学书系）
ISBN 978-7-02-014324-5
Ⅰ.①中…Ⅱ.①俞…Ⅲ.①散文—文学史—中国—现代Ⅳ.①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69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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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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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 527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6 插页3
版 次 2019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24-5
定 价 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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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就是一个散文发达的国家，虽然散文这一名称过去是没有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才建立起来。在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学中，那些异彩特放的记、叙、说、题、跋、书、札等，不仅数量上居其他类文章之前，且历代有许多篇章为读者传诵不忘，甚而，像史籍名著《史记》、《左传》等，以其文采独胜，也从来列为文学史的杰作。“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仍然是最繁荣昌盛的一种样式。散文的名称也建立起来了。中国现代散文与古代的散文当然有继承的关系，但并不是完全一脉相承，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古代，文是载道的，载圣贤之道，是属建设范畴的。经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现代散文因新思想的深入人心和个性的解放大为繁荣滋长了。郁达夫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1]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
文学上个性的表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五四”文化革命冲破封建桎梏、输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产物；新思潮冲决了旧的封建的所有的一切，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属于君，不属于父，恢复为独立的人，可说这是人的个性的解放，也是人性的复归。它反映在文学、特别是散文中了，这就是所以在新文学的散文中，个性的表现比任何时候的散文都强的原因。所以有人说，散文“在个人文学之尖端”，“是近[2]代文学的一个潮头”。
散文没有一定格式，没有一定的框框，是各类文体中最自由的一种，写起来可以随心所欲，任笔所至，不受任何限制，大概这就是现代文学中所以散文最为发达，其成就也最为可观的原因。而且在三十年中还出现了两种新的形式——杂文和报告文学。
杂文，虽然鲁迅说古已有之，但那是就其“杂”而言，我们今天所说的杂文已经不是指其杂而是主要的就其思想内容的犀利，作为文学中的匕首而言的。像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3]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在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和写序言时，杂文这个名称还未建立起来，所以沿用了“杂感”这个名称，但这一文学形式的特征，已很清楚地刻画出来了，已说明了它与过去杂感的不同，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容。茅盾的话是和瞿秋白的看法一致的，他说，“这一新的形式（杂感），是[4]他所发明，所创造，而且由他发展到最高阶段”。鲁迅的后期所采用的文学形式，可说基本上是杂文。现在，杂文已为大家所公认了，鲁迅的成就，杂文在其小说之上。其所起的社会作用，杂文也在小说之上。在现代文学史上杂文也已独立成为一种文学样式了。是著者考虑到这套丛书中定有杂文的专史，所以本书中这方面就论述得少些。
和杂文相似，报告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它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如今大家已公认从五四时期我们已有报告文学。近来有人拟再向上追求，认为至少可以追到近代文学。游记、速写、人物特写等形式，在近代文学甚至更早的文学中是可以找到的，但都缺少一种现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即“五四”文学的新的思想内容，它们只能属于旧的文学，这在“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已划分得非常清楚了。报告文学，一般公认的是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新闻性；二是文学性。若另外还有什么特征的话，就是它的进步性了。我国的报告文学从产生到现在是一直保持这特点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五四时代，成长于三十年代，繁荣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比杂文拥有更多的读者。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本书中著者仅做了简略的论述。
本书主要的作者俞元桂教授，是一位治学谨严的老教授，素养甚深，对散文有特殊的爱好。为了撰写本书，他与同事三人默默工作了几年，翻阅了大量能找到的“五四”以来的报刊，做了“五四”以来散文篇目索引，编成《中国现代散文总书目》。他们还阅读了大量关于现代散文的理论文章，他们以为：“这些文章反映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足迹，触及了散文创作的艺术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国现代散文同中外优秀散文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关系；是珍贵的文[5]学史料，也是一笔值得重视的理论财富。”著者遗憾的是过去对这部分宝贵的资料重视不够，以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中小说、诗歌、戏剧的史料都收入了，唯独没有现代散文的。他们因而于1984年选辑出版了近四十万字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这就是说，他们在撰写这本散文史的过程中已先有了两种副产品。我觉得这两种副产品不仅丰富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资料，也可以证明他们撰写这本散文史采取的方法是扎扎实实从完全掌握材料下手的，丝毫没有采取省力、取巧的手法。这五十来万字的史与论，是事事有据、处处有源的。我觉得仅就这一点来说，就极为值得珍贵的了。这种治学的态度是值得取法的。这样说并不是说这是唯一正确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了，一切都是定论的。不是，一点也没有那样的意思，我只是说这是认认真真的经过切实的研究作品、分析事实而写成的一部好书，不是凭空胡言，也没有危言耸听，我们不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么？这是可作为一家言的。我认为“百家争鸣”是百家可以并存的，固然，真理只有一个，但论点、看法事实上是有多层次、多方面、多观点的。百家之言，不能保证全是对的，同样的，也不能说除无产阶级一家外全是资产阶级，也即全是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内部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或问题，也绝不会评价、看法完全相同，就是说也得“百家争鸣”。
作为一家言，出版是完全有其意义的；作为一家言，这方面的研究者、喜爱者，精心地读一读也是有益的。岁在丁卯 田仲济序于泉城[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2]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3]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4] 茅盾：《研究和学习鲁迅》，《文学》1936年第7卷第6号。[5] 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前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绪言
散文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正宗，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现代散文佳制连篇，名家辈出，获得不少好评。鲁迅就说过：“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1]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评论足使散文界扬眉吐气，记录着它曾经有过的光荣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这佳话多年以后似乎并无继响，中国现代散文给人的印象似乎在走着衰退的路！到了抗战时期，烽火连天，作家流离四方，书刊出版困难，报告文学虽一花独秀，其他散文文体则因缺少研究，使人有凋落的错觉。三十多年来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散文只提供有限的篇幅，让它叨陪末座。可以说，对中国现代散文和散文史的研究与它的历史成就很不相称。我们不计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之作一番史的宏观考察，试图按史的实际，描述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大势。史实证明，许多现代文学的大作家，多是第一流的散文家，不研究现代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国现代散文并没有趋向衰落，而是走着开创、兴盛、拓展的令人鼓舞的历程，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有着自己的持续不替的辉煌的成绩。
在这本书的开头，我们只打算简略地说明我们对散文文体、中国现代散文史分期的看法，并谈一下本书编写的体例。
众所周知，散文的概念有大、中、小的区别。它的最大范围是指与韵文相对峙的一切散行文字；其次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而言的，它包括广义的文学散文文体，或称杂文学散文；最小的概念是狭义的纯文学散文。从中国现代散文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来看，这三种理解都有，我们采用大多数人选取的第二种概念，既考虑其体式的特殊性，又充分认识它社会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它的思想倾向、审美特点、艺术风格的多元化优势。[2]
孙犁说，散文，“并非文章的一体，而是许多文体的总称”。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3]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散，表示并非一体；杂，表示各类夹杂。散文、杂文，就广义来说，都是多种文体的集合体，是个“名号多品”、血缘亲近的庞大家族。在许多前辈散文家看来，散文学、杂文学，是不足与纯文学等量齐观的。比如，朱自清就以为，散文，“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4]下之别”。不过也有不同的意见，如鲁迅针对有的人以为杂文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能入文艺之林的意见，确认“杂文这东[5]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这两种在不同时期里提出的似乎对立的见解，指出了两个根本事实：一、散文不是纯文学；二、散文或杂文要侵入高尚的文学领域，也就是说，其中的许多文章可以是文学作品，足与纯文学并驾齐驱。
散文并非文章的一体，正因为这样，它才具有其他文体所不能替代的优势。它体裁多样，能迅速地感应现实，能进行灵活战斗；它题材不拘，既可以反映重大斗争，又能够抒写身边琐事，具有多视角表现社会生活的功能；它能准确、直接地表达作家的主观情意；它实用性强；等等。这些特性是诗歌、小说、戏剧所难以比拟的。秦牧说：散文“这个领域是海阔天空的，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6]味道的一切篇幅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随感录、短评、杂感、文艺性政论、国际小品、随笔、读书杂记、知识小品、历史小品、科学小品、日记、书简、杂记、传记、游记、旅行记、风土记、访问记、速写、通讯、报告文学、抒情散文、诗散文、散文诗等等，都是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群体的成员。其品种繁多，正表明其丰富多彩。散文的题材涉及政治题材、社会题材、自然题材、人生题材、内心题材、知识性题材等广泛领域，与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感情生活、人事往来、学习生活等有着极密切的直接联系，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期写了两本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对《饿乡纪程》，瞿秋白说：“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对《赤都心史》，瞿秋白说：“东方稚儿记此赤都中……的史诗，也就是他心弦上的乐谱的纪录。”“心史”，它是路程与心程的结合，这个富有启发性的词语，确切地表述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作家心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国现代散文既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诗史”，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散文作家的“心史”，它不但感应和描述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道路，也表现散文作家在探求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上所经历的兴奋、苦闷、彷徨、愤怒、慰安的心灵历程。丁玲说：“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宏伟的巨著，反映历史需要小说、戏剧、[7]史诗这样的长篇大作，也需要短小精悍、情深意切的散文。”中国现代散文以诗史、心史的方式和散中见整的方式来反映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不但如此，它还抒写真挚的人情，剖白深藏的内心，表现幽默的理趣，描绘山川的秀色，给人以愉快和休息，给人以美的享受。
散文，它有如下的共同特征：其一是“真”，它是最足以发挥个性、表现自己的文体。中国现代散文开创期的先行者冰心说：“‘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他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是一个字[8]‘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散文是最足以表现“真”的文学，散文中的任何一种体式，都立足于作者自己，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感情，忠实于自己的性格气质，忠实于自己的审美感受，忠实于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杂文需要真知灼见，报告文学需要真人真事，记叙抒情散文需要情真意切，不管是什么散文文体，都要融进作者真实的爱憎哀乐。鲁迅的深沉思辨，郭沫若的澎湃激情，冰心的慈爱胸怀，周作人的隐逸倾向，郁达夫的诗人气质，朱自清的学者风度，……在他们的散文中无不自然流露。有了作家思想感情的“真”，还必须有生活的“真”，描述议论对象的“真”。散文家孙犁以“真情”与“真象”的完美结合作为他散文所追求的艺术境界，“真象”的再现或表现的逼真，同样是散文家所努力的目标。有了“真情”和“真象”的结合，作家敏感的心灵和多彩的大千世界的交融，则构成了散文作品的千姿百态的奇观。
其二，散文取材广泛，可以表现有意义的、有意思的或有意味的思想。政论、杂文、报告文学，涉及政治性、社会性比较强的重大题材，必须表现有意义的、进步的、革命的思想。一般随笔、小品、记叙文、抒情文，取材者微，也得所见者大。茅盾说的“大题小做”，鲁迅说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都暗示题材虽小，也可以谈出有意义的思想主题来。散文要写出有意义的思想，这是主要的方面，它是表现“真情”和“真象”的一种理性的规范。不过，散文的思想性范围有着较宽的幅度，描世态，抒人情，增知识，讲趣味，都是允许的。亲子之爱，男女之情，师友之谊，童年回忆，乡土眷念，异地旅思，山水清音，艺术赏鉴，茶酒消闲等等，作者如果能够写出其中的意义来，或者写出意思或意味来，只要它是健康的，有益身心的，都会为读者所欢迎。柯灵说：“它可以是匕首和投枪，可以是轻妙的[9]世态风俗画，也可以是给人愉快和休息的小夜曲。”这一体裁的特点和它所能够发挥的多样作用，是其他文体所难于企及的。
其三，散文又称“美文”，散文的艺术美要求自然，也要求锤炼；散文的语言要求质朴，也不摒弃文采；散文的结构要求自由舒展，也不排除整饬精美。散文体式一般比较短小，美丑立见。思想感情的低沉、卑劣、枯啬、贫乏、病态，结构的臃肿、残缺、芜杂、拖沓，语言的艰涩、笨拙、苍白、堆砌、浮夸，都得坚决防止。作为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它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要真实、明朗、开阔，结构要严谨、匀称、舒放，语言要清晰、自然、流畅。在这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更高的艺术性，运用更丰富巧妙的艺术手法，推敲更精美凝练的语言，成为纯文学作品。散文的美，具有哲理、智慧、情韵、趣味、诗意和文采诸因素，一个散文作家要兼擅众长，达到无美不备的境地是难能的；实际上诸因素在散文创作中的组合是绚烂多彩的，这就造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或擅长哲理探索，或以博识见称，或以理趣称胜，或善于描摹人情世态，或着力于诗意的表现，或文采风流，多样多姿，各具特色。就类型大略而言，散文风格的美：有气势的美，刚劲、锋利、豪放、雄奇、崇高、酣畅等属之；有意境的美，含蓄、生动、典雅、清丽、隽永、委曲等属之；有理趣的美，机智、瑰奇、缜密、幽默、滑稽、闲适等属之；有神韵的美，沉着、缠绵、冲淡、洒脱、飘逸、旷达等属之；有文采的美，朴素、绮丽、洗练、繁缛、清新、奇崛等属之；其中也往往互有渗透交叉。散文兼用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可以交融短篇小说和诗的技法，在篇章中表现作者的品格气质，驰骋作者的艺术才能，尤能显示它的艺术美质。散文的审美要求开放，不能定于一尊、作茧自缚。一度有不少论者热心提倡散文的诗意和意境美，并以此为散文的极致，这说法是片面的。中国现代散文名家辈出，佳作如林，风格多彩多姿，体式多样并荣，无愧于文学正宗的优良传统，成功地开拓了散文美的广阔疆土。
对于散文特点的不同提法，这是由于对它的范围有不同认识的缘故。有的人对散文的概念，持缩小范围的态度，杂文专指文艺性政论，报告文学强调其文艺性，记叙抒情散文局限于文艺性散文，总之突出它们的文艺性，以区别于广义散文的其他体式。不过，专注于散文的纯文学性，反而可能把一些散文精品淘汰了，并且大大削弱了它文体的优势。我们采用中国现代大多数散文家使用的广义文学散文概念。并列于小说、戏剧、诗歌的散文是多种体式的综合体，它又可分为偏于议论的杂文、偏于记事的报告文学和偏于叙事、描写、抒情相结合的记叙抒情散文三大类，又可以把许多分散的体式分别归入这三大类中。我们把这三大类的散文家族的成员，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对象，是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实际出发的。我们根据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真善美统一的要求来考察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史，估定散文家及其作品的价值和美质、地位和作用，探讨中外散文传统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和风格流派的发展演变，力图再现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概貌。
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必然要受时代的制约，这是中国现代史、散文文体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现代史，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推翻三座大山的奋斗史，它充满着血与火的战斗，思想斗争也十分激烈。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大革命的失败，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共第二次合作进行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的内战和人民解放战争，这一切如火如荼的重大事件，疾风暴雨式的民族搏斗和阶级斗争，震撼人们的心目，左右人们的生活，对于直接感应现实的散文作家来说，他们怎能超越时代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制约和影响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作家与时代同步前进，有的作家却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与时代游离，有的甚至背道而驰。五四时期探求国家前进方向和探讨人生问题的作品，三十年代前期反映城乡社会生活的作品，抗战时期战争题材的作品，这与时代的主流关系至为密切。它如品尝生活趣味，表白内心世界，流连山水名胜，寄情草木虫鱼，表面上回避时代大潮，但实际也是受时代影响的一种曲折反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身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但多具有热心用世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性，“文章合为时而著”是他们大多数人所崇奉的创作观。即使身在山林，也难免心怀魏阙，对祖国人民的命运，他们实在难以忘怀。所以有些作家虽然走着曲折的道路，但终于汇入人民革命的主流。时代不同不但制约和影响着散文的内容，也影响着散文的艺术形式。政治压迫的加剧，反而促进杂文战斗艺术的发展，促进抒情艺术的生发，促进游记艺术的兴盛；战争的进行，军事题材艺术也随之进展；散文艺术的功力同时代也是结着不解之缘。中国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使中国停滞的历史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革命目标，新的政治要求，新思潮的输入，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产生新的思想感情，外国文艺理论和作品的引进，新的传播媒介，新的白话散文形式技巧，都是中国散文现代性的标志。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不同组合，新思潮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此消彼长，知识分子生活、工作和思想感情上的变化，外国文学影响的更迭，传播媒介受时局的牵制，散文形式和艺术手法的发展等等，这诸多因素又使各个阶段的散文呈现不同的面貌。
中国现代散文与时代的关系相当密切，关于散文史分期问题，我们采取同中国现代历史大体一致的分法，只是由于战争环境和题材的连续性，我们把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散文合并为一个发展阶段，概括分为三个时期分三编加以叙述。
根据对散文文体和史的分期的基本看法，我们在编写时本着整体的综合的观点，考虑从三个不同时期对三类文体进行分阶段的历史运动的宏观考察。这三类文体以记叙抒情散文为主，杂文和报告文学为辅，因为这一套文学史丛书对杂文和报告文学将另有专史，我们这里只对它们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作扼要的介绍，并把它们与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状况和散文理论建设一起合为一章，述其概况，与记叙抒情散文互相映衬。对杂文和报告文学，我们先按社团分别评价其主要作家和作品，到了抗战期间，战局形成了地区的分割，我们顺势按地区分别评价其主要作家和作品。社团也好，地区也好，大体都能够体现时代的面目和作家群的创作特色。
对记叙抒情散文，我们按照各个时期的不同题材组织章节，企图从散文题材及其发展变化中考察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发展概貌。从方法论来说：我们从散文家的具体作品出发，进行题材上的概括分类，排除先假设、后求证的做法；我们努力探求时代的变化在题材上的印记；我们注意题材和作风近似的作家群体，并想把它作为研究散文流派的基础；我们尽可能地避免“左”的流弊，注意散文题材的广泛性。经过我们编写的实践，觉得题材分类的表述，如果它能确切地概括作家散文写作的面貌，那么这个方法就可以显示它的优越性。它可以反映各个时期散文的主要写作倾向，并明显地看到它的发展线索；它有利于作家群体的发现，进一步探讨散文的风格和流派；它便于对作家进行不同时期作品的比较和作家与作家间个别的比较；它可以看到散文作家的多样笔墨、艺术特点和他们所继承的中外传统。中国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变革、社会思想、文化思潮、散文的理论建设、报刊事业的发展，同散文作家的思想和审美观念的解放，对中外散文传统的吸收和融化，散文文体和艺术的发展，和散文社团、流派的形成，都有密切的关系。以上各个方面构成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不同层次，它们的交互作用，促成中国现代散文的产生、壮大和变化，促成中国现代散文的合乎规律的历史运动。
按题材的分类概括，我们自然地发现在五四时期的第一个十年中，打头的是海内外的旅行记和游记，再就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群对人生问题的探索和对人生情味的体验，创造社作家群和女师大出身的几位女作家的作为漂泊者的悲愤和哀歌，以及作家们对“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的愤怒呐喊。作者大多是从亲身的体验出发而写作的，相当充分地体现了现代散文家在个性解放之后寻求国家民族前途和服务人生道路的复杂多样的心情。在第二个十年间，国共合作的局面打破了，随之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的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在严峻的政治形势面前，一部分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生活情趣的玩味，继续前一时期人生题材的流风而有所变化，世故渐深，失去了蓬勃的朝气。一部分作家回避险恶的政治环境，出洋旅行或纵游山水，继续前一时期旅行记、游记的题材，但作者心情大为异样。一部分青年转向内心的探索，写出心头的苦闷和希望；一部分倾向进步的作家则着笔于侵略压迫下的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这些题材可以说是前一时期漂泊者哀歌的发展；血泪的现实使作家更深刻地发掘内心，更广泛地反映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此外，传记文学和历史小品、科学小品此时也应运而生。现实的尖锐复杂和急剧变化，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的繁荣。抗战八年，烽烟遍地，激起全民抗战的战争呐喊，随着战局的剧转，文人流寓后方，目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流离的惨状，许多作家转向报告文学和杂文的写作；坚持写记叙抒情散文的作家，则注意于描述上海“孤岛”和后方社会的避难生活和流寓生活，许多作家表白苦闷的心情，迫切地期待黎明；这是前一时期这两种题材的继续，但带有战时的特色，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仍然保持着这一趋势。表现人生问题的题材和抒写自然山水的题材，因时局的险恶，明显地失去了先前引人注目的位置，但也稍有创新。这时，解放区新的人物、新的生活，给记叙抒情散文带来了蓬勃的朝气。世运推移，质文代变，散文题材的变化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记叙抒情散文题材的变化促进散文艺术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期，由于先行者的创造，散文的表现手法和体式就十分丰富多样，大多数是以个人的所见所感为主，进行自由的记述、描写和抒情，这类以身边琐事为主的抒感性散文，也就是所谓本色的散文。随着城乡社会生活题材的增多，以小说手法写成的散文也多起来了；随着内心题材的发展，用诗的手法写成的散文也不少；这两种题材在30年代以后持续拓展，体式的互相渗透，表现手法的新变，加强了散文的艺术性倾向。
我们力图广泛占有材料，秉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借鉴我国古代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体例，着重梳理现代散文丰富多样、纵横交错的发展脉络，而将作家作品还原于散文史分期分类的历史语境和纵横坐标中加以点评，目的在使点、线、面相结合，特写镜头和群体镜头相结合，微观和宏观相结合，增强史的立体感。希望在此基础上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把握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宏观趋势，描绘中国现代散文前进和迂回、曲折而起伏的运动轨迹，从中揭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可是做起来实在不很容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中国现代散文材料丰富而分散，我们资料不足，水平有限，深感途长步蹇，汲深绠短，希读者纠谬指正，帮助我们进一步充实与提高。[1]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上海同文书店1934年版。[2] 孙犁：《秀露集·欧阳修的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3]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版。[4]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年第345期。[5]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版。[6] 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7] 丁玲：《漫谈散文》，《光明日报》1984年5月24日。[8] 冰心：《记事珠·文艺丛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9] 柯灵：《散文——文学的轻骑队》，《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一编 萌芽于思想革命的文苑新花第一章 新潮激荡飞春燕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
中国古典散文的历史源远流长，产生过群星灿烂的散文大家，他们脍炙人口的名篇，至今传诵不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珍品，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史上是非常特出的。我们从先秦时代起，就创立了叙事和议论两大散文体制，影响深远。汉魏之时，哲理文、政论文、史传文，名家卓立。唐宋以后，随着人事交往的频繁，写作范围更为开阔，写景抒情尤为特出，大家迭起，异彩纷陈。到了明清两代，卫道翼教，模拟古人之风甚盛，但也有任性适情小品、经世致用之文起与对垒，显出变化的迹象。[1]
郁达夫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里说：“大抵文学流派的起伏变更，总先有不得不变之势隐存着，然后霹雳一声，天下响应，于是文学革命，乃得成功。这革命的伟业，决非一二人之力所造得成，亦决非一二人之力所止得住。照新的说法，文学也同政治和社会一样，是逃不出环境与时代的支配；穷则变，变则通；通而又穷，自然不妨再变。”明清文坛显出不得不变之势的，在散文方面，郁达夫认为是“明之公安竟陵两派，清之袁蒋赵龚各人”；在小说方面，众所周知的是众多的著名的白话小说的兴起。我们不能把它们目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直接源头，但应该承认从这时起我国的散文已有不得不变的趋向。
与中国现代散文更具有密切关系的是晚清的政治文化革新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解体，帝国主义不断入侵，腐败的晚清政府无法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已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濒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举国上下，救亡图存，政治文化革新的呼声高涨，从进步的士大夫分化出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来救亡图存。这种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斗争，反映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是爱国和卖国之争，变革和反变革之争，是新学与旧学之争；反映到散文领域，则是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魏源，早期的改良派王韬、郑观应，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邹容、秋瑾、章士钊等的散文变革的主张和实践，同标榜孔孟程朱“道统”和韩柳欧苏“文统”的桐城派古文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对立斗争中，他们写作了具有革新精神的犀利畅达、条理严密、通俗浅显、形式多样的政论和杂文。虽然他们还没有能力同传统的思想和手法进行彻底的决裂，他们唱出的时代觉醒的歌声中掺和着杂乱的老调，他们想拉车向前，而脚上仍戴着重重镣铐，甚至由“趋时”转向“复古”，但他们改革议论性散文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们开了中国现代政论、杂文的先声。[2]
唐弢在《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一文中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他说：
中国自一八四○年以来，多次战败，多次兴起对外国学习，虽然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比如通过日本学习英美，还是直接向英美学习，走法国革命的道路，还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报刊上有过公开的论争。但主张打开门户，探首域外，向西方寻求真理——包括文学的真理，却成为比较一致的认识。这个渊源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是翻译，开始介绍了大量西方作品，周桂笙、徐念慈、苏曼殊、马君武、伍光建等群起执笔，其中作用最大的是林译小说；另一是出国回来后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游记、随笔、采风录、闻见记、杂事诗等等，雨后春笋，纷纷刊行，内容充实的不下几十种，叙录了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生活方式，在那时的年轻一辈中产生过并不很小的影响。
唐弢在文中列举了张裕钊的《出使四国日记》、薛福成的《出使日记续刻》、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吴汝纶的《东游丛录》、单士厘的《归潜记》、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蒋梦麟的《西潮》等。他们用访问记、游记或杂记个人日常生活的形式来介绍异域风情，开风气之先，以记叙性散文的体式导中国现代散文的先路。
林纾笔译西方小说，其中许多是世界名著，扫荡了我国古典小说中美人名士之局，为下等社会写照，工于叙事抒情，诙诡杂出，妩媚动人，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几乎无不深受教益。严复以古文辞意译欧西政治经济哲学著作，题曰达诣，不云笔译，取便发挥，以“信达雅”为宗；“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议论之精，文笔之美，使学人倾倒赞叹；精警的议论，新鲜的名词，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梁启超以“新民体”散文大力宣传变革维新，一反古文辞代圣贤立言的规范，也摒弃了抒发士大夫闲情逸致的风习，“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为论题，致力于社会改革。其文条理明晰，格式新颖，叙事论理，笔锋常带感情，语言平易畅达，采用口语、谚语、小说家语、俚语，吸收外国语法，句子中的限制词增加，出现繁复长句、倒装句、排比单行杂出的多变句式。这三位近代文化名人的译著，不但开阔人们的视野，而且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散文的形象性、逻辑性和论辩性的力量。可以说，他们对新一代的散文作家影响最大，铺设了近代散文到现代散文的桥梁。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瓜豆集》）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也都陆续收罗；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的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期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些现代作家的亲身说法，证实了中国古典散文和通俗小说的流变，介绍异域社会生活风习的游记、随笔的刊印，外国的社会科学和文艺作品名著的翻译，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的流行，对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影响相当巨大；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它给中国现代散文的兴起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但中国近代散文的变革是不彻底的，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突破严重禁锢中国传统散文往前发展的思想硬壳和形式硬壳，中国现代散文只能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阵痛中诞生。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新思潮的输入，外国散文的学习和介绍，现代报刊的盛行，这才开辟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新纪元，中国现代散文园地才呈现出一派明媚春光。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大变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把人民淹入黑暗的深渊。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反映群众的不满情绪和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从历史的反思中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缺少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革命”，于是从1915年起，发动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深刻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此后十多年，从“思想革命”到“文学革命”，从文化革命到社会政治大革命，从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影响了作家的生活，震撼了他们的心灵，更新了他们的写作形式，这就不能不使他们的散文作品大异于近代散文而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1915年9月创办的《新青年》月刊（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它所进行的科学和民主的宣传，对封建礼教、封建仁义道德和封建专制政治的激烈批判和否定，震动了中国思想[3]界，“为中国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新文化运动在其开始，所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和伦理思想。这种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许多散文家的基本思想。此外，有些人还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柏格森、尼采、杜威、罗素等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各式各样的，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这些思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想变革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科学社会主义经过革命先驱者的广泛传播，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逐渐发挥广泛影响。许多新的思潮分别为作家们所接受，一定程度地制约着散文家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思想革命的深入必然引起文学革命的深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论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主张时，分别从内容及形式两方面来立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较多论述文体和语言改革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较多论述文学内容的问题。他们大力宣传“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明确指出随着历史的进化，“活文学”的白话文取代“死文学”的文言文成为文学的正宗，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还建立了崭新的审美价值观念，认为只有白话文，才能产生“第一流文学”，才能把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尚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表现出来。这些文学革命的主张成为散文家自觉地彻底进行文体革命和语言革命的重要根据。
十余年来的社会政治大革命，广泛地影响了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它提供了散文作家写作的直接的生活源泉。作家们以觉醒的思想和白话的形式来评价和表现社会生活。他们揭露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抨击封建思想的罪恶，他们表现了认识自我和放眼世界的无限欣喜的心情，他们对家庭、友谊、爱情、人生等切身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评估。中国现代散文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东风中，犹如梅柳迎春，显示它们缤纷的色彩。他们以杂感、短评、政论、随笔，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以游记、旅行记、见闻录和记叙抒情散文，抒写他们所看到的自然、社会和人生。他们有的目标明确，决心引导人们走上新路；有的不满现状，追求他们认为的理想的人生；有的呼喊自由，诅咒旧的社会；有的因出路渺茫而无限伤感；有的沉溺在爱与美的幻想之中；有的企图以回归自然来医治人性的缺陷；有的追求生活的情趣求得暂时的解脱。作家在作品中反映不同的生活境遇与思想感情，新散文在思想、题材、样式、语言等方面呈现与旧散文截然不同的风貌，整个散文园地在其开创时期就显得生机勃勃。
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风靡全国的情况下，对于外国散文的学习与介绍是十分热烈的。傅斯年提出白话散文在发端时，不能不有所凭借，可以凭借我国历史上的白话作品，也可以借鉴西洋的新文学，但最主要的须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把“精纯的国语”的快利清白用于作文上。但这还不够，还得凭借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技和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欧化的国语文学。[4]周作人建议学习英语国家最发达的美文，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用自己的文句和思想写出我国现代新的美文。他希望人们向英语美文好[5]手艾狄生、兰姆、欧文、霍桑等人学习。胡适说：“西洋文学的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倍根（Bacon）和法国的蒙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6]中国从不曾梦想过的体裁。”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随着文学上对外开放的扩展，外国散文的译介数量急剧增长。德国尼采、英国小品文名家作品以及屠格涅夫、波德莱尔、泰戈尔、王尔德等的散文诗译作，散见于当时的报纸杂志。当时的散文名家大多通晓外文，无须借助翻译，可以直接阅读、揣摩外国散文珍品。我国现代作家在对英美随笔，日本小品，德国格言式语录，以及俄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印度的散文和散文诗的译介中，丰富了散文的艺术手法，提高了表现人生的能力。外国散文的引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现代散文的成长。
现代报纸刊物这一传播工具的日益兴盛，给中国现代散文的起飞以有力的羽翼。
最早最积极提倡新文学运动的《新青年》，是以评论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刊物，它也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摇篮。《新青年》上常登载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写的文艺性社会论文，到了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上，开创“随感录”一栏，影响尤为深远。它的出现，立即吸引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许多报刊先后仿效，开辟相类的专栏。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文笔所写的随感录，开创了现代杂文的先河。《新青年》也刊登少量记事文，如胡适的《旅京杂记》（第4卷第3号），高一涵的《皖江见闻记》（第5卷第4号），国药的《游丹麦杂记》（第6卷第1号），周作人的《游日本杂感》（第6卷第6号）等，这些旅行记则是现代散文叙事部类的先驱。
为了更迅速广泛地进行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批评，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也辟有“随感录”专栏，陈独秀和李大钊是经常的撰稿人，鲁迅和周作人也为它写稿。此外，《每周评论》还刊载一些富于文学意味的议论性杂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这两大期刊提倡杂文创作，对杂文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1919年2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晨报》对第7版副刊大加改革，1921年10月12日把第7版改为《晨报副刊》单独印行，它是当时具有全国影响的最大的副刊之一，辟有“杂感”、“杂谈”、“浪漫谈”、“开心话”、“文艺谈”等栏目，刊登许多议论性杂文。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以游记、旅俄通讯开头，逐渐发展壮大了记事抒情散文的写作队伍。在上面发表作品的有孙福熙、孙伏园、瞿秋白、冰心、冯淑兰、川岛、许钦文、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徐志摩、王统照、俞平伯、王鲁彦、陈学昭等一大批作家。《晨报副刊》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19年6月，《民国日报》出版《觉悟》副刊，称甲种副刊；以后又陆续出了《平民》周刊、《妇女评论》周刊、《艺术评论》周刊、《文学旬刊》、《妇女周报》、《政治评论》旬刊等，称乙种副刊。这些副刊都曾大量刊登“随感录”式的议论性杂文，其中尤以《觉悟》最为突出。1920年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通过和《觉悟》编辑部的密切联系，初步把它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觉悟》上刊登的“随感录”、“杂感”约两千篇；邵力子、施存统、陈望道、刘大白等是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张闻天、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也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杂文。《觉悟》也刊登一些叙事抒情散文，以徐蔚南、王世颖的《龙山梦痕》较为著名。《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和《京报》的《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四大副刊”。它们也注意发表杂文和叙事抒情散文。冰心、许地山、郑振铎、郁达夫、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曾为《学灯》撰文，孙伏园、孙福熙、陈学昭等则是《京报副刊》的主要撰稿者。
1921年初，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出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纯文学的团体，它们出版了纯文学的期刊，在文坛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大地推进了现代美文的发展。《小说月报》于1921年革新，从第12卷第1期起，由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沈雁冰（茅盾）主编，主要刊登文学创作。其中第12卷第1期“创作”栏的第一篇为冰心散文的成名作《笑》。第13卷第4—6期连载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它是早期现代散文的名作，以浓厚的艺术性给叙事抒情散文增添夺目的光彩，在散文园地上树一新帜。稍后，文学研究会在上海主办的《文学周报》，分别有“感想”、“杂感”、“小品”、“散文”、“瞑想文”等体式名称，以文学研究会会员为主干，团结其他作家，在他们主编的刊物上以散文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体验人生的情味，作反帝反封建的呐喊。创造社同人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上，发表不少散文，反映他们漂泊的生活和抑郁感伤的情怀。《语丝》（周刊）是现代散文史上第一个专载散文的刊物，创刊于1924年11月，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川岛等为主要撰稿人。周作人执笔的《〈语丝〉发刊词》说：“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又说“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语丝》创办之后，尽管鲁迅和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思想并不一致，但在支持新文学运动，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反对章士钊和杨荫榆迫害青年学生，反对《现代评论》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四一二”血腥大屠杀等重大问题上，方向基本一致。鲁迅认为《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7]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语丝》以发表杂文、随笔为主，包括篇幅较长的社会议论文，短小精悍的《随感录》、《我们的闲话》、《闲话集成》、《闲话拾遗》等，也包括学术考据性的杂文。此外，也发表不少记叙抒情散文（或称小品文），有一些是反映重大政治斗争的，如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等，但多量的是日常生活杂记。周作人、徐祖正、废名、川岛等的作品，以描写清新的事物和抒发恬静的情怀见长。《语丝》连载了鲁迅的收在《野草》中的散文诗，以瑰奇的笔墨，深沉的思想，赢得读者的喜爱。《莽原》创刊于1925年4月，先是周刊，后改旬刊，鲁迅主编。态度较《语丝》激进。鲁迅在《〈莽原〉出版预告》中说，《莽原》的宗旨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莽原》也是一个以发表议论性杂文为主的刊物。鲁迅在《两地书·十七》中明白地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在《莽原》上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杂文，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还写了如《杂语》、《杂感》等一类短小杂文，而且也确实引出了新的批评者，如高长虹、向培良等，后来他们又从《莽原》分裂出去，另刊《狂飙》。这一刊物也发表了一些杂文和文艺性散文。
创刊于1924年12月的《现代评论》周刊，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社团，它以谈政治为主而兼顾文学，其代表人物有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发表主要撰稿人陈西滢等的《西滢闲话》式的杂文，和《语丝》进行长时期、大规模的论战。不过在那上面也有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文章。
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有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从1922年到1925年，全国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列有新文化运动头十年杂志的不完全总目近三百种。我们所列举的仅是散文发展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社团和报纸杂志。从这些简略的事实，可见没有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报刊的逐渐繁荣，有了杂志报纸的发展，才可能造就数量众多的作家，发展新兴的体式，产生不同的风格和流派，散文的成就才显得十分惹人注目。中国现代散文在开创时期，以古代散文家难以想象的优越条件，开辟着它前进的征途。第二节 开创期的散文理论建设
中国现代散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猛烈抨击封建旧文学的载儒家之道的思想内容，坚决否定旧文学的僵化的语言形式，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他们认为，只有白话文才能承担起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只有白话文才能使濒临绝境的中国文学获得新生。从“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其倡导者在和封建复古派的斗争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始终是斗争的焦点。而他们所提倡的新鲜活泼的白话文，首先指的就是散文。他们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理所当然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呼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的有关论文都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他们提出反对封建的“死文学”，创立“国民”的、“社会”的、“写实”的、“抒情”的、“通俗”的“白话文学”，虽然不是专就散文变革立论，但已经涉及创建现代白话散文的问题。随着探讨的深入，开创期的散文理论建设主要从四个方面建设现代散文观：一是散文的概念从一般散体文向文学散文概念的发展；二是散文理论的倡导者比较侧重于输入外国的散文理论；三是突出强调散文要写实求真，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个性特征；四是着重探讨杂感文和小品散文的写作特点。
在古代文论中，所谓散文，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与韵文相对而言，泛指一切不押韵的文章；一是与骈文对举的概念，亦称古文，指句法不整齐的散行文体。这两者都属于一般文体的概念，包含广泛，连非文学的应用文章也囊括在内。由这种最广义的散文观演变为文学散文观，出现于五四时期，而且与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最初，“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散文，还是与韵文、骈文相对的广义散文。最早提出“文学散文”概念的是刘半农，他在1917年5月号《新青年》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率先“取法于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二类”，认为“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这里所说的“杂文”，是该文首次征引的英文“Essay”的译名，后人一般译为散文、随笔、小品文等。他将西方文学分类中的Fiction（小说）和Essay归并为一类，统称为“文学的散文”，而把其他散体文章归入“文字的散文”，使用的是广义文学散文的概念；虽说还较为宽泛，并未划清散文与小说的界限，但已在现代意义的文学范畴内划出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界限，初步界定了散文的内涵和外延，把它从一般的散体文章中独立出来而与诗歌戏曲并列为文学形式之一。
这种文学散文观，稍后在傅斯年、周作人、王统照、胡梦华等人的文论中得到进一步的界定和阐发。傅斯年写于1918年12月的《怎[8]样做白话文》，是一篇专门论述白话散文的文章。他把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认为散文包括“解论”、“辩议”、“记叙”、“形状”四种，把其中“运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界定为“美术的白话文”，与“逻辑的”或“哲学的”白话文区别开来。1921年[9][10]后，周作人的《美文》、王统照的《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11][12]、胡梦华的《絮语散文》陆续发表，这些是这一时期散文理论建设的重要文章。孙伏园和周作人等在《语丝》上讨论《语丝》文体的文章，也涉及散文的理论建设问题。周作人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他介绍“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既界说美文的艺术特质和多种体式，又为现代散文的创建提供了外来形式和民族形式的艺术依据。王统照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说它能“使人阅之自生美感”；他还借用美国文艺学家韩德《文学概论》第二编第四章《首要的散文类型》的分类法，把纯散文分为以下五类：一、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二、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作品；三、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四、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五、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其中最主要的体式就是Essay。这里的分类虽然不够严密，但视野开阔，包含广泛，且又着眼于各类散文的文学属性和表现功能，对于界定纯散文的内涵、外延和种类是有启发的。胡梦华则着重介绍欧美的絮语散文（FamiliarEssay），称它为“散文中的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由此可见，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出现了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明确地把散文视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和审美形式，确立了散文即美文的新观念。
开创期侧重于介绍欧美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周作人在《美文》中，要人们以艾狄生、兰姆、欧文、霍桑等的美文为模范。王统照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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