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韬奋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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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邹韬奋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卓具影响力的政论家和散文家。他光辉的一生，百折不挠，甘于奉献，业绩卓著，产生了巨大影响。韬奋精神已经成为我国进步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以韬奋命名的“韬奋出版奖”“韬奋新闻奖”，一直是对当代我国新闻出版从业者的最高奖励。
韬奋先生在我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同时，还写下了800余万字的各类作品，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1944年中共中央致韬奋先生亲属的唁电所指出，韬奋先生的“精神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为了纪念韬奋先生120周年诞辰，宣传弘扬韬奋精神，为当代读者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韬奋作品选本，同时也是应各方面的建议，我们编选了这部文选。
本书共分四辑，即“政论随笔”“书评书话”“散文游记”“新闻出版文论”，各辑内作品按照写作发表先后排序。韬奋先生的作品曾经出版过多种选本，除单行选本外，文集、文选以及丛书的规模均在百万字以上，本文选字数则为28万余字。我们希望这个选本，既要展现先生多方面的写作风貌，又要选入其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还要兼顾当下读者阅读理解的特点，总之，努力为读者奉献一本韬奋先生作品的精华读本。
韬奋先生的写作，是他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内涵的全面展现。他以自己的一支笔，“曾经鼓动了中国无数万爱国民众走上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道路”（宋庆龄语），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瑰宝。在20世纪30年代，韬奋先生以其一以贯之的研精殚思、畅达雄健的文风，质朴简洁、明瞭晓畅、亲切自然的语言特点，以及大众化写作的品格追求，在政论随笔、散文游记、书评书话及序跋写作上自成一家，享有盛誉，获得了当时的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热爱，而至今对当代读者仍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示意义。他的新闻出版文论，既有思辨性，又有实践性，内涵丰富，对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一直发挥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世纪里，我们重读韬奋先生的作品，依然真切地感觉得到，在这些丰富的篇章里，跳动着他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激荡着他追求真理忘我奋斗的精神。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人们将永远怀念韬奋先生。聂震宁2016年8月第一辑 政论随笔政论杂谈张伯苓氏之沉痛演说
五月三十一日东京侨胞的重要团体开茶话会欢送祖国远东选手，总代表张伯苓氏有很沉痛的演说，其尤沉痛的有这几句话：“此次远东大会，中国失败之原因，代表选手方面除自承技术不良外，殊觉无话可说。吾人今后惟自承不是，埋首奋斗，努力练习而已。至于裁判不公，政治不良，其言固非无当，然余以为中国人多说话，少做事，此后应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中国之病在根本基础不够，体魄不强，与各国较，实觉汗颜。日本体育从小学根本练起，中国则惟恃个人天才，安得不败？世界无偶然之事，非做不可，做且未必定成功，中国人不做而惟望偶然，又安得不败？故今后应第一从小学校起，根本改造体育。第二训练应不仅为个人的训练，切实作团体的整个的计划；依科学方法，精密分析。如足球重在那里？篮球重在那里？中国篮球之失败，实以投球不准为最大原因。中国人一切只听其自然，不知努力，若侥幸而胜，将来更坏。此次败战，可为一严重教训，应各彻底觉悟，从根本起改造体育，从根本起注重训练。不特体育如此，一切皆应以科学方法，切实努力。日本人虽褊狭，其努力精神确可佩服。中国如能由此少说空话，自己努力，则此次败战，方为不虚。”
记者以为这一段话实在值得全国人人读一百遍；不但关于体育方面，无论那一方面，无论从事那一种事业的人，都值得他们读一百遍。
近有友人对记者谈起有人觉得本刊上所评述的中外时事或要闻，外国好的事实太多而中国好的事实太少！揣度他们的意思，最好多说几句外国坏，多说几句中国好。我说我们做中国人的人谁不愿中国好，但请问在事实方面有多少好事可说？政治方面给与我们看的事实是什么？教育方面给与我们看的事实是什么？公私财政方面给与我们看的事实是什么？国内治安方面给与我们看的事实是什么？我们固然反对自馁，但是我们也反对不顾事实，只管闭着眼睛骗自己。喜欢骗着自己来安慰自己，这即是不长进的病根所在。我们主张要睁开眼睛看清事实——事实是实在的，不是可以由你闭着眼睛或捏造而得以消灭的——必须看清事实，不要存心骗自己而聊以自慰，然后才有“自承不是，埋首奋斗”的可能。
我们不要再喊着什么四千年的文明，请看现在以人为牛马，各处盗匪横行杀人不眨眼，乃至西北人食人的事实；不要再喊着纸和印刷是我们最早发明的，请看现在书报所用的纸，印刷所用的机器是那一国来的事实；不要再喊着火药也是我们最早发明的，请看现在我国所用的军械是从那一国来的，乃至不恤民艰，拚命把金子往外买军火的事实；不要再喊着罗盘针也是我们最早发明的，请看现在我们到外国去乃至在国内来来往往所乘的是那一国轮船的事实。我们自己这样的不争气，不要脸，听见有人举别国的事实来比较比较，还觉得不愿听，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这真是心死的特征！别国当然也有别国的缺点，他们的缺点我们也常有批评，我们当然用不着学他们的缺点，但我们中国和别国比较比较看，是否应该“彻底觉悟”，“埋首奋斗”，“切实努力”？（原载1930年6月22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28期，署名编者。）天灾人祸
据说石友三的总参议兼教导师师长程希贤于本月六日由鲁北到济南，与各要人晤见时，满口道歉，有“对不起，对不起，又胡来了一阵”之语。这几年来，我国对外可谓绝对没有实力保护本国的国民和侨民，不然万宝山的农民何至白白地被别国军警随意用机关枪扫射？朝鲜的华侨又何至白白地整百整千的被人随意杀害？但对外伧头到极点，在内的武人们却兴高采烈的“胡来了一阵”又一阵，反正“胡来”之后，成则可以大搜大刮，败则可以通电下野，此意不仅指石氏一人而言，凡不顾国势衰微与民生困苦都已到了极点，而以“又胡来了一阵”为快意的，都是国民的公敌，中国的罪人。
天灾是从天而降的，似与人祸不甚相关，但天灾是可以藉人力以减杀它的暴虐，或预防它的猖狂的，因人祸之相连，无暇建设，天灾乃得愈肆其狂暴。例如日本之大地震，固为天灾，但自八年前大地震之后，现在已有钢铁造的防震房屋，且在地震学上有预知地震的特殊发明，建设的人力未尝不可积极防御天灾。水灾之防御，应较地震为尤易，苟平日能积极造林，藉以调节雨量，实施水利工程，藉以疏导河流，不仅可以预防天灾，且可有利农务，此种根本之图，无非因“胡来了一阵”又一阵之继续不断的人祸而致毫无着手的希望。
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氏最近的电呈，南北各省洪水为灾，综计灾区十有六省，灾民在五千万以上。遍读各处乞赈通电，最惨之语，有“老弱待毙以呻吟，妇孺声嘶而泣血”；最切之语，有“省一席宴客之资，即救灾区一家之命；移一日烟酒所费，亦可延饥民一日之生”。我们睹此惨状，一面固愤慨于人祸之作俑，以为此后应注意于根本之救济；一面祸既临头，愿唤起幸而未入灾境的国人之同情心，披发撄冠，剑及履及，各节其衣食日用之资（尤其是奢侈费），共负拯饥援溺之责，尤当念大难当前，危机四伏，救人即所以救己，安国即所以保身。（原载1931年8月15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34期，署名韬奋。）自认为正当之处置
所谓中村事件，据日方宣传，谓有日本参谋部部员陆军上尉中村丽太郎于六月上旬由哈尔滨赴兴安区旅行，于六月二十七日左右到达洮索铁路终点葛根庙附近之苏鄂公旗被害，且断定为我国驻军所害。经我国东北负责机关详查后，认为毫无证据。日本军人乃气焰冲天，主张实行武力解决。据东京电讯所传，“日本陆军当局决乘此机会，与在乡军人提携，用学校训练，青年训练，讲演会，电影种种方法，而谋国民国防思想之普及。”满、蒙为何国的国土？这种地方受人侵略，“谋国民国防思想之普及”者应属中国才是，而日人却口口声声“国防”，好像是中国人侵略到他们的日本国里去了！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话虽滑稽，势却严重，不但日本军人如此狂妄，据路透社所传，日本阁议已议决“苟中国方面对从事调查不能迅速表示诚意时，军事及外交应采一致行动”；所谓“一致行动”，即日陆相在阁议时所倡言之“行自认为正当之处置”，亦即日陆军部及参谋部所倡言之“使用武力为最后手段”。揣测日人之意，须不必调查而即一一承认实无证据而为有证据，或虽有调查，不管事实如何，亦一一承认实无证据而为有证据，才合于所谓“迅速表示诚意”，所以他们“自认为正当之处置”是无往而不“正当”的！说到这里，我们想到五三惨案中蔡烈士被日军惨杀之有凭有据，朝鲜惨案中无辜华侨被日人所指使之韩民惨杀至百余人之多亦有凭有据，较之中村事件之捕风捉影者何如，但延宕至今，日本表示过什么“诚意”？
中村事件，就局部言，应不难解决。调查结果如为莫须有，我们当然不能硬打自己的嘴巴；如调查属实，我们当然根据事实，负起依法办理的责任。但此事背景之所以复杂，却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藉题侵略东北，即《大阪每日新闻》所明白记载日陆军及参谋部“主张乘机巩固帝国既得权益”。故中国若无“正当之处置”实力，或急速准备此实力，以阻止日本之“自认为正当之处置”，则非到东北完全奉送给日本，一桩“事件”未了，一桩“事件”又来，日人“自认为正当之处置”也将要“正当”到底的。所以我们应从根本上着想。（原载1931年9月19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39期，署名韬奋。）应彻底明瞭国难的真相
关于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阴谋，记者曾于本刊六卷第二十一期《料理后事》一文中垂涕哀告，但危机无论如何急迫，事实无论如何显明，而国内之私争，政治之黑暗，仍然各顾其私，对于国家民族之灭亡惨祸，熟视无睹，痛心疾首，莫此为甚。
日本之侵略东北，其野心决不仅在东北，所谓大陆政策，实以全中国为其征服对象，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男女老幼，均为其心目中未来的亡国奴隶，此其意旨，在日本并不讳言，实久已明目张胆形诸文字与宣传。田中义一就老实承认：“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指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略……”征服满蒙既为征服支那之先驱，支那倘无准备自保之方策与决心，则支那当然随满蒙之亡而俱亡。英国有海军将官华德氏著《海军与各国》一书，亦说明日本以海军控制中国的政策，以辽东半岛控制华北，以驻军长江上下游控制华中，以台湾琉球控制华南，其策略实以吞噬中国全部以完成其大陆政策为目标。
日人所宣布者如彼，西人所观察者如此，而事实上所表现者又为铁一般的证明，则今日日本在东北无端占我土地，焚我官署兵营，解我军械，逮捕我官吏，惨杀我无辜，凡此种种亡国奴所受之至惨极痛的悲剧，若我们无彻底觉悟与坚决奋斗的抗御，则为我们人人及身所必须遭遇，妻女任人奸淫掳掠，自身任人奴役蹂躏，子子孙孙陷入非人的地狱深渊，皆非意想而为可能的事实！据哈尔滨电讯所述，十九日长春傅营长阵亡，全家老幼十七口均遇害，五岁的一个儿子也被破腹惨死。此为何种惨象！此种兽性兽行，今日施之于东北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中国全部。故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在民众方面在实际上所能致力者何在？请于次节略贡管见。（原载1931年9月26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0期，署名韬奋。）除自救外无办法
国际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把持，无弱小民族伸冤之余地，早为彰明较著的事实，而我国上下一若全以国联消息为欣喜悲哀之枢机者，不求自救而但以倚赖他人为唯一希望，此种劣根性即民族之致命伤！
我们看到国联第一次通知中日两国的通告，有“使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的话。以日兵侵入中国的国土，屠杀中国的人民，掠夺中国的财产，而谓须“两国立即撤兵”，须“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这是什么话！但是我国人听了，怀着满腔的热望！到廿七日国联有屈服于日的消息，议长勒乐宣言对日谍所称“日政府极欲保障中日间之和平（？）解决”，“为之欣幸”，英国总代表薛西尔声称“赞同芳泽大使之言，解决满洲争执之责任在中日两国”，于是我国人又觉嗒然若丧。廿八日电讯传来，谓国联理事会将展一星期，俟日军全退后闭会，国人又为之一慰。仰人鼻息，随人喜怒，而毫无自救办法，试看日人占辽吉后，即以兵力强行赶筑吉会铁路，以充实其吞灭我国的步骤，即蹂躏我国的暴军暂行撤退，而实权攫去净尽，于实际的解决有何把握？
老实说，国际间向来就只有利害的关系而绝无公理之可言，英国在大战前联法抵德，在大战后又联德抵法，波谲云诡，一以自身利害为前提，即其一例。故外交形势虽非不可利用，但自己毫无自救的努力而以倚赖外援为侥幸，决无希望可言。利用外交形势而拯其祖国于危难者，德之史特莱斯曼为最近之显例，但非所语于但知因循苟且毫无眼光的外交当局。（原载1931年10月3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1期，署名韬奋。）努力的焦点
由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断言国哀之可哀不在外而在内，不在仇敌之强暴而在我们自己之不觉悟，不努力。我说这样的话，决不是说暴敌之有何可以使我们宽恕之处，是说我们徒然愤恨暴敌，诅咒暴敌，于御敌雪耻决无丝毫之裨补，欲收御侮救国的实效，非我们自己有彻底的觉悟，下努力的决心不可。
我们国人从来未有彻底的觉悟，乃事实所昭示。即就日本之图我而言，自甲午之战起，距今已三十余年；民四二十一条之要求，距今亦十六年；济南惨案距今亦三年余了。每次受一重大刺激，虽未尝没有一度之兴奋，但除一度之短期兴奋外，仍复沈沈入睡，武人政客之你争我夺如故，一般国民之麻木如故，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教育上科学上均未因外患之急迫而有何积极的进步。我们现在应深切明白一向以亡国或亡国奴为口头禅，视为嘴上瞎吹的滥调儿，如今死路越走越近，如不猛醒回头，辽吉一带同胞所受的亡国惨祸，所过的亡国奴生活，即全民族人人所必经历的惨境，故所谓国哀，必全国上下深切觉其可哀，深切觉其于自身有切肤之痛之可哀，然后始有努力之可能。闻民四日以暴力强迫我国签定“二十一条”的时候，北大学生听说袁世凯将允许，特求援于英使朱尔典，朱尔典谓“目前只有承诺，无他法，君等欲报日，准备十年，可一战也”，对亡国条件谓为“只有承诺”，固为中国人所不愿承认，但至今已忽忽十六年，较朱尔典所预期的“准备十年”已逾六年，仍是急来抱佛脚，有何觉悟？有何努力？
不过仅有散漫的意识，一时的感情，决不能持久，决不能有实效，所以既有彻底的觉悟，复有努力的决心，尤须有通盘筹算的计划和坚毅奋迈的执行。如政府不能应民众的这种希望，那末这种误国的当局应为民众所不容，民众当群起而谋所以自救，否则国哀永无变为国庆的可能。（原载1931年10月10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2期，署名韬奋。）为民族争光的马将军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保全国土而以死御敌的忠贞将士与官吏，代不绝书，言其较近的事实，则明末史督师可法于清兵进攻扬州，孤军血战十日不屈，清多尔衮[1] 五次致书劝降，都不启封，城破时自杀未遂，被清兵执去，优礼备至，敬呼先生，而史公怒说：“头可断，身不可屈！”终被杀而义无反顾。史公此语虽出于距今二百八十六年前，而其慷慨义声，犹似历历在耳，碧血千秋，万世感泣。即降而至于甲午中日之战，我国虽败，但我国兵舰致远奋战声震遐迩，其督带邓世昌忠勇奋战，至死不屈，虽舰沉没，而全船勇战以殉国难，无一逃者。即海军提督丁汝昌亦于败后自戕以殉。谁谓中华原为怕死而不知义勇的民族？但最近暴日来侵，我国却出了“日本人爱什么就给他什么”的“不抵抗主义”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又出了临危“装一仆役模样”“持菜篮作出城买菜模样”“混出逃到北平”的“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以及其他无数精于逃遁的高级军官们！国人所感受的耻辱，可谓无以复加，在此鲜廉寡耻的黑暗境界之中，突然涌现一位为民族争光屡以死抗暴日兽军的黑龙江代理主席马占山将军，我们不得不以满腔热诚对马将军以及他的忠勇愤发为国效死的将士顶礼膜拜，致其无上的敬意。
此次暴日诱胁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图乱黑省，助他向齐齐哈尔（黑省会）进攻，想要造成熙洽第二，不料为黑省义军所败，黑军因防日军复增援协助叛军过江前进，毁拆嫩江铁桥，固为军事上正当之处置，而日军之狼心狗肺，不愿敛抑，藉洮昂路有借日款之关系，以兵力强修铁桥，在他人国土内协助叛军，存心掠夺，是否可藉口路款而自掩其丑，为天下所共见。白里安直斥芳泽，谓“洮昂铁路之嫩江桥距条约所许日本驻兵之满铁附属地，已在五百公里外”（其实依条约，日在满铁附属地已无权驻兵，本刊下期有一文研究此事），日本此种暴举所引起的印象可以概见，但暴日军人的兽性爆发，任何是非，无从说起，竟于十一月四日晨五时以飞机掩护甲车军队向我猛攻，马将军亲赴前线督战，我军士气旺盛，迎头痛击，十时日军不支败退，午时日军增加援兵反攻，我军奋死抗战，前仆后继，一以当十，五时日军大败而逃，退到泰来。六日日军复增援大举进攻，以手溜弹为冲锋利器，士兵上刺刀向我猛扑，我军多缺乏刺刀，以枪柄抗敌，以死肉搏，仍将敌击退，其奋勇可知，闻此役吴兆麟旅在大兴前线之忠勇，不在当年韩光第下。截至记者执笔时，日军仍在调集援军图再攻，我方挖壕固守。最后成败是另一事，马将军通电有“我有守土之责，当效命疆场，誓与寇敌拚命，决不生还”等语，这种保卫国土，宁死不屈的精神，实为中华民族前途生路之所系，使世界知道我国军人非尽无耻，为民族争回不少光荣。这样忠勇的卫国军人，固非枉死于内战的傀儡军人可比，亦非他国以侵略别人国土的暴虐军人可比，全国国民对于这种以卫护民族保全国土而不畏自我牺牲的模范军人，实应与以一致的感谢表示与鼓励。记者此文之作，自信能代表全国同胞对于马将军及其忠勇部下无限敬意的心理。（原载1931年11月14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7期，署名韬奋。）注释
[1]原文作“多尔袞”，疑误。金钱和奴性
听说办理慈善事业素有经验的王一亭先生尝慨然语人，说寻常境况的人对于赈款大都能慷慨输捐，愈是拥有数十万至数百万家产的人，愈是一毛不拔，一钱如命，金钱和吝性所发生之密切关系，于此可以概见。其实金钱不但和吝性接着不断的吻，并且也和奴性结不解缘。自东北国难发生以来，上海丧尽良心的富家翁纷纷把存在中国银行的存款移入外国银行，记者在本刊第四十八期曾经论及，当时总数不过四五千万圆，最近听说总数已达八千万圆，金融恐慌愈益加甚。外国银行不愿收，存者情愿不要利息，数量较多者，反而要出保管费，不惜以多量金钱让外商利用，不管中国银行陷入惊涛骇澜之中，间接更予各种中国商业以致命伤，即无异用刽子手之手段戕害本国之经济，为敌人张目，此其丧心病狂，直狗彘之不如。我们知道银行的营业，假如收进存款千万圆，不得不放出七八百万圆，留着二三百万圆作准备金，如国人不加信任，忙于提款，放出的定期款子势难立即收回，这样周转不灵，并非银行的信用不好，实是国民拆台的行为所致。银行界恐慌，各种工商业亦随之周转不灵，此种影响之严重可不言而喻。不但巨商而已，即常人之略有存款者，如亦作庸人之自扰，积少成多，亦足以影响金融。国存共存，国亡共苦，我们当同心协力拯救国难，共起鄙弃自私自利的奴性行为。
我们勿作梦想，以为只要有钱，即国亡后尚可作亡国富奴（当然不便称翁），则请试看前曾存款于大连银行之军阀土豪，以及台湾亡后，其巨富林姓所受之牵掣与压迫苦况，便知“亡国富奴”之难堪而不可为。（原载1931年12月5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50期，署名韬奋。）萧伯纳妙人妙语
正在周游世界的英国文豪萧伯纳，近在孟买发出惊人言论，谓英国鉴于印度民族运动之不可抵抗，势将放弃印度云云。孟买的英人省长听了为之大着其慌，即仓皇警告萧氏，叫他不必与闻印度政治。我以为萧伯纳固妙人妙语，即孟买省长亦有他的卓见！印度果能得到自由平等的一日，决不是由于英国的放弃，因为帝国主义者决无自动放弃殖民地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孟买省长不以萧伯纳所谓“放弃”为然，虽有充分的理由——这理由是否这位孟买省长有意识的知道，那是另一问题——但因“印度民族运动之不可抵抗”，印度这块殖民地终非英国所能久据，那却是当前的明显的趋势。甘地对于印度的拯救，虽在政治及经济上都没有什么彻底的计划可言，但他数十年来领导印度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对于印度民族不能不说是伟大的贡献。只要印度民族的反抗精神一日不息，帝国主义者即一日不得安枕而卧；只要印度民族的反抗行动云起泉涌，百折不回，印度民族的光明前途即操在他们自己的掌握，即终非任何暴力所能摧残。
我们因论到印度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就连想到和我们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固然是漆黑一团，但除了自居特殊阶级无恶不作的一班混蛋外，中国民族的大众却充满了与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帝国主义者——拚命斗争的意志，东北义勇军及前敌应战的下级士兵不畏艰苦视死如归的精神，便是一部分强有力的表现（据最近北平派赴前敌的慰劳员所报告，前线士兵都愿舍身和日帝国主义者死拚，他们不怕冰冻霜雪，不怕飞机大炮，只怕再下后退命令）。我们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使这种民族革命的精神组织化，实力化，如何获得有力的中心领导，由此联合全民族的大众力量，作大规模的持久性的反帝斗争，不达到民族解放，不达到民族自由平等的目的不止。（原载1933年2月11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6期，署名韬奋。）滑稽剧中的惨痛教训
做现代的中国人至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那就是睁着眼饱看以国事为儿戏的一幕过了又一幕的滑稽剧！寻常的滑稽剧令人笑，令人看了觉得发松，这类滑稽剧却另有妙用，令人看了欲哭无泪，令人惨痛！最近又有奉送热河的一幕滑稽剧刚在很热闹的演着。何以说是“滑稽”呢？
打算不抵抗而逃，这原也是一件虽不光明正大而总算是这么一回事，但心里早就准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而嘴里却说得棚棚硬，别的要人们的通电演说谈话等等里的激昂慷慨其甜如蜜的好文章姑不尽提，也没有工夫尽提，就是这次逃得最快，逃得最有声有色的老汤，他除偕同张学良、张作相等二十七将领通电全国，说什么“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国图存之计，学良等待罪行间，久具决心……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所以值得加密圈，因为讲得实在不错也！）并堂而皇之的特发告所属将士书，有“吾侪守土有责，敌如来犯，决与一拚，进则有赏，退则有罚，望我将士为民族争光荣，为热军增声誉”等语；后来又亲对美联社记者伊金士说：“非至中国人死尽，必不容日人得热河。”他临逃时还接见某外记者，正谈话间，老汤忽托词更衣，一去不返！
逃就逃，说的话算狗屁，也滑稽不到那里去，他却逃得十分有声有色，竟把原要用来运输供给翁照垣将军所率炮队的粮食与炮弹用的汽车二百四十辆，及后援会的汽车十余辆扣留，席卷所住行宫里的宝物财产，带着艳妾，由卫队二千余人，蜂拥出城，浩浩荡荡的大队逃去！途中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遍地，有要攀援上车的，都被车上兵士用皮鞭猛打下来！
军用的运输汽车既被扣留着大运其宝物财产，于是只得雇人力车参加征战，听说翁将军在前方迭电催请速运弹药，平方当局不得已，乃以代价雇大批人力车运往古北口，许多人力车前进虽不无浩浩荡荡之概，但和“速运”却是背道而驰的了！敌人以飞机大炮来，我们以人力车往，不是愈益显出了我国的军事当局对于军实有了充分的准备吗？
以号称十五万国军守热河，日兵一百二十八名长驱直入承德，甚至不够分配接收各官署机关，这也不得不算是一个新纪录！
这种种滑稽现象，说来痛心，原无滑稽之可言。身居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氏五日到津，谓“热战使人莫名其妙”，他都“莫名其妙”，无怪我们老百姓更“莫名其妙”了。此幕滑稽剧开演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氏发表谈话，谓最大原因为器械窳劣，训练不良，准备毫无。我们也有同感，所不知者，“准备毫无”，应由谁负责罢了！
我们在这滑稽剧中所得的惨痛教训，即愈益深刻的感到只有能代表民众的武力才真能抗敌，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干，无论你存何希望，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中国在“死地”上者决轮不到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像老汤的“宝物财产”，从前已喧传有一大批运到天津租界（当时有的报上说他此举正是表示抗敌决心），此次还有二百余辆汽车的“宝物财产”可运，至少又有半打艳妾（参看《生活》八卷十期杜重远先生的《前线通讯》）供其左拥右抱，这在他不但是决无自置“死地”之理，简直是尚待享尽人间幸福的人物——至少在他是算为幸福——只配挨“皮鞭猛打”的老百姓，和这类军阀乃至他们的附属品，有何关系？他们的最大目的就只为他们的地盘，私利（老汤从前一面对国内宣言尽职守土，一面对日方表示抑制义军，本也为的是自己地盘，等到地盘无法再保，便逃之夭夭），什么国难不国难，关他们鸟事！
无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势力，都不过在加紧的自掘坟墓，被他们“置之死地”的大众，为客观的条件所逼迫，必要起来和他们算帐的。大众努力的程度，和他们解放的迟早是成正比例的，中途的挫折和困难，不但不应引起颓废或悲观，反应增强努力的勇气，增加猛进的速率。（原载1933年3月11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0期，署名韬奋。）逃军和孤军
最可令人急死气死的是当此国难一天紧迫一天，中国所有的军就只有两种，不是逃军便是屡见不一见的孤军！
抱“不抵抗主义”的军都属于“逃军”，这自从所谓“九一八”的一幕惨剧开演以来（所谓惨剧当然是就民众的立场说，在“逃军”方面只是滑稽剧而已），“逃军”的成绩，可谓发挥光大到了尖锐化的程度，大家都看得眼花撩乱。除了这种逃军之外，我们当然希望有能对敌抵抗或斗争的军队，可是不知中国为何就这样的不幸：对内的军就从未听见“孤”过，一对起外来，不抵抗的有“逃军”，肯抵抗的又往往做了“孤军”！
马占山、苏炳文等都算是轰轰烈烈地抵抗了一个时候，但都因为做了“孤军”，弹尽援绝，痛哭流涕地退却。十九路军及一小部分的第五军在淞沪抗日血战，为中华民族争得不少荣誉和光辉，这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争斗上不能磨灭的一页光荣史，但是也因为做了孤军，苦战整月，终陷于无兵调守浏河，腹背受攻，椎胸饮泣而总退却。最近又屡在报上看到很大的标题，那就是“绝塞孤军作殊死战”的孙殿英部。在此次热河的抗日斗争里面，比较的有声有色的，截止记者执笔时，还只见有孙部，但他在赤峰作战，据他自己通电所说，并未奉到总部命令，系因受了朱子桥将军之托，率兵两团，赶到赤峰应援。可见这确是“孤”得可以！他还在通电中说：“冰雪之中，冻馁之躯，与敌钢铁相拚，血肉横飞，绝不稍馁，惟热境地面辽阔，一军之力，不能兼顾全局，至为痛心也”；又有电致京，谓该军前线兵士枵腹苦战，经三昼夜，单衣应战雪地中，全军仍奋勇抗敌，毫无馁气，受伤兵士，无药医治，情更凄惨，这都是“孤军”的写真！最近听说孙部因粮尽援绝，暂退多伦了。
我们老百姓屡次恭听当局宣言对抗日军事早已有了整个计划，惟事关军机，不便宣布。但在“整个计划”中，何“逃军”与“孤军”之多？这却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原载1933年3月18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1期，署名韬奋。）苦命是注定了的吗？
上月中旬行政院长汪精卫氏到沪，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中日问题之负责谈话”，有“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两俱可虞”等语，并说他自己“涌身跳入火坑”，且要“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他这种立在歧途上无所不“虞”的理论发表后，颇受言论界的诘责，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他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极详细之解释”，说得好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着的样子，断定“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苦命是注定了的，我们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
十年来的中国，差不多天天闹着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往往难免苦命的事实要暂时忍受着，以待光明之到来，这是历史上告诉我们的事实。不过他国闹革命，在若干年后，总有若干减少苦命的事实表示出来，给一般民众看看，独我国的革命照直到现在为止的事实看来不但和苦命结了不解缘，而且愈革命愈苦命起来，革命好像是为着增加苦命而来的！我们常茫然不知道这种现象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应由未得参与政治的大多数苦命的劳苦民众来负吗？他们既未参与政治，政治上如何定策，如何执行，他们都好像蒙在鼓里，何从负起？应由主持政治的当道负吗？他们却常常嚷着“国民应与政府共同负责”！现在我们才恍然明白了，原来中国的“苦命是注定了的”，那就谁都没有责任可言了！国事弄得糟到如此，原来并不是由于任何主持政治者“弄得”不好，全是由于中国的“苦命是注定了的”！
在真是为大众的福利努力而吃苦，苦中实有至乐，受者决不怨命，也决不叫苦。美国的艾迪博士在所著的《苏俄的真相》一书里说起“他们从生到死所受整个的训练，不是要为个人的财物而竞争，却要打算社会全体的幸福：社会的公产已经代替了个人的私蓄。我们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和那些在美国享过繁华生活与得过很高工资的人谈话时，没有一个人说欢喜再回到美国去过生活。”可见苦不见得一定没有人愿吃，所要问的是为什么吃苦？吃了苦又怎样？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就是要老百姓“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都可不成问题。否则像东三省和热河的民众，苦是吃够了，命也苦得够了，结果是尽其脂膏奉养不抵抗的将军安然出洋考察。苦命的民众得不到丝毫的保障，穷奢极欲误国害民的人物却得到了十全的保障。热河的民众，苦也是吃够了，命也苦得够了，但最近监察院还在急叫着，弹劾汤玉麟，说“玉麟祸热七载，人民所受痛苦，万言难尽……近并闻有起用之说”，请问老百姓要再怎样“安排吃苦”呢？“吃苦”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无辜的老百姓就活该“吃苦”，而且要吃得“不要随便叫苦”，吸尽脂膏的军阀官僚们就“注定了”享福的吗？现在华北的民众是否不致和东三省及热河的民众“注定了”一样的苦命，乃至全国的民众是否不致和华北的民众“注定了”一样的苦命，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做今日的中国民众，并不怕吃苦，所怕的是没有吃苦的路这当然是指生路，不是死路。
不过汪院长的可怜，我们却也心照不宣的，他说“以小败为大胜，以大败为小胜，以失守为战略的放弃，以退却为变更阵地，这种战事新闻，不但为敌人所笑，而且助长了国民的虚惰的爱国心”，要知道“这种战事新闻”决不是称无冕帝王而实际可以随意枪毙的新闻记者所愿意捏造的，在实际上还不是有枪阶级自己玩的把戏！在严重检查和包办新闻的局面之下，不但“苦命是注定了的”新闻记者无可如何，就是“涌身跳入火坑”的行政院长，亦只有在嘴上说说“老话”，实际上还不是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无可如何吗？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诚然承认汪院长所谓“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不过说“苦命是注定了的”，又无条件的要“我们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我们似乎不得不转转念头想一想了。（原载1933年5月6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8期，署名韬奋。）学生救亡运动
北平各大学和中学的数千学生，鉴于亡国惨祸的危迫，于本月九日举行请愿和示威游行，在军警严厉威胁之下，全天在寒风凛冽饥渴交困中冒险进行，虽经水龙冲击，皮鞭乱打，大刀乱挥，不能阻挡他们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本月十六日北平学生五千余人又作更英勇壮烈的示威运动，军警用武力压迫，手枪乱放，大刀直冲，学生仍然从容镇静，受伤被捕的数十人。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是甘心做奴隶；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并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思。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大旗的下面，满腔热诚，万分悲愤，遥对北方，向参加救亡运动的男女同胞们致最恳挚的革命敬礼！
我们觉得这个运动的最大的意义是：久在高度压迫下的郁积苦闷悲痛愤怒的全国大众对于民族解放的斗争情绪，好像久被抑制的火山，在这里迸裂喷放怒号一下。换句话说，这决不是仅仅北平一个地方，仅仅北平数千的热血青年对于国事的态度，这个运动实在是足以代表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实在是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之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关于这个重要的意义，只要看全国各地学生的汹涌的响应，全国各界的热烈的同情，便是铁一般的事实的佐证。参加救亡运动的男女青年同胞们！你们的呼号声，是全国大众心坎里所要大声疾呼的呼号声！你们的愤怒的表现，是全国大众所要表现的愤怒！你们紧挽着臂膊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所要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的象征。记者为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对你们这先锋队顶礼膜拜，致最诚挚的无上敬礼！
有人估量学生救亡运动的价值，认为学生们喊口号，提要求，文电纷飞，示威激昂，对于民族解放似乎没有多大实际的效力。其实这种见解是犯着很大的错误。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成功是要靠全国大众的全盘努力，仅把任何一部分的工作抽出来，作孤独的隔离的估量，那便犯了机械看法的错误。在斗争里面，军事的抗斗可算是最直接最实际的了，但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军事抗斗要有成效，也必要和大众连合成为一条战线，也不是和大众脱离着关系而能孤独成功的。凡是违反大众的民族意识的政府或军队，绝对是终于要走上自杀之路，原因也在这里。充满着一脑袋帝国主义野心的“黑衫宰相”好像要立刻吞下去的阿比西尼亚，所以能打到现在还不屈服的原因，也在这里。民众运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学生救亡运动却在民众运动中占着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民众运动消沈的时候，学生救亡运动是大范围的民众运动的酵母，是大范围的民众运动的先驱，它的重要是在全国大众的全盘努力里面有着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推动功用。倘若其他方面袖手旁观，把学生救亡运动这个方面抽出来作孤独的隔离的估量，这个态度如果是出于无意识的，那是在知识上犯着太幼稚的毛病；如果是出于有意识的，那就心术不堪问，万死有余辜的了！明白了这一点，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对于学生救亡运动不应该作无理性的轻视的消极批评，只有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
有些人在这样危迫的时候，对于学生救亡运动，似乎还不能领会或不愿领会上面所提出的两个重要意义，却“苦心孤诣”劝学生“安心向学”。做学生的当然希望能够“安心向学”，我们当然也希望学生能够“安心向学”。但是今天失一地，明天去一省，今天这里“自治”，明天那里“进犯”；“友邦”的军队横行示威，“友邦”的军用飞机轧轧头上；汉奸得到实际的保障，爱国青年却受着无理的摧残！这样实际的客观环境怎样能使青年“安心”？所以这不是赞成或反对“安心向学”的问题，却是要请那些板起面孔拿这句空话塞责的名流学者大人先生们回答这个事实上的问题。
上面所谈到的三点是就一般的方面研究学生救亡运动。我们对于参加这个运动的青年同胞们也有三点要贡献：
第一点是：对象要看得清楚。我们的对象是全民族解放的积极斗争，并不是仅限于枝枝节节的一个局部或一件事情的问题。在北平发动的学生救亡运动提出的最注重的一点是“反对所谓自治运动”，这只是就当地实际情形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同时却要注意变相的奉送华北，尤不可忘却整个民族解放的大目标。现在已经有人说“华北问题已告一段落”，甚至有人说这次运动的“目标可以说是已经达到”。别的不说，华北问题是否告一段落？我们就尽量欺骗自己，而我们的“友邦”却很老实地把真相很坦白地公开宣布了出来。最近日军部特派来华的重要军官喜多就公开宣言扩充华北驻军，公开宣言他们对于华北“实质较名为重”；自冀察政务会发表后，日军部表示“现当注视该项新机关今后对日满之动向，而于日满与中国之具体提携政策，严重监视其实行，一方面期待日华亲善三原则决定之全部折冲”，甚至说冀察政务会“尚拟设顾问部，顾问则向日本方面聘请”（这都是煌煌然登在中外各报的公开消息）。事实的表现是塘沽被占领，殷逆汝耕扩大地盘，公然截留关盐税，公然布告禁止使用中央银行钞票；“友邦”在津公然建造大规模的军用飞机场，经中国当局交涉后，反加紧工作。华北问题已告一段落了吗？别人一步一步地非灭亡我们整个的民族不止，有些人却拚命缩着头蒙在鼓里，歌颂升平！我们认为学生救亡运动要看清目标是整个民族的解放，绝对不受任何欺骗。
第二点是：只有有目标有策略的集团组织才有伟大的持久的力量。学生救亡运动的力量也在集团的一致的努力奋斗，所以须有全国有系统的巩固的学生组织。个人固然没有力量，一个学校的力量也很薄弱，所以不但一个地方的各校须有联络，全国各地各校也须有联络，而且同时对于社会其他力量也要发生联系。
第三点是：要有排除万难不怕艰苦的精神。现在环境的艰难，远非五四时代所能比，种种障碍之易于令人却步灰心的不可胜数，我们当准备遇着这种种的障碍，无所用其惊奇，无所用其畏缩，步步为营，设法应付，而不可被这种种障碍所克服。
学生救亡运动万岁！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原载1935年12月21日《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未署名。）光荣而惨痛的纪念“一·二八”的英勇抗战，为民族解放而奋起奔赴的英勇抗战，转瞬间已到四周年的纪念了：这一个英勇的抗战，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是全国大众所永远不能忘的一个光荣的纪念日！
这个光荣的纪念日至少表示：（一）中国确有抗敌的能力，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确有抗敌的能力。在战事爆发的前夕，敌方公开宣言只须四小时，可以消灭中国的抗敌军队；就是在中国方面的重要官吏某某也在个人谈话里预料中国的抗敌军队只须四天就要被敌军完全消灭；甚至负军事责任的某某也在个人谈话里预料中国抗敌军队至多不过十天，必然地要被敌军完全消灭。但是这一次的抗敌血战继续三十四天，以一隅的孤军抗战，敌方用全国力量积极派援三易统帅的海陆空军，抗战至三十四天而还未“完全消灭”！这在全国即将沦入奴籍的今日，汉奸和准汉奸们想出种种亡国理论投降理论以麻醉大众的今日，尤有深刻的意义。（二）民众力量的伟大。当时奋勇作战的十九路军，在人数军备和给养上都没有怎样充分的准备，但是因为和民众的力量打成一片，便和寻常军队的力量大不同了。当时民众毁家纾难热烈相助的情形，历历犹在目前。捐款的踊跃，可谓空前盛况。大众生活社同人亲见一般大众临门缴款，有十几岁的拾垃圾的孩童，有五六十岁的卖菜老太婆；角子和铜元齐集，钞票和洋钿纷飞；捐款拥挤，争先恐后。各界运输军用食物，尽瘁前线后方，用尽种种方法定制钢铁军帽，补充军器军需，各校女生整夜赶制兵士棉马甲。在闸北战区破家荡产，甚至骨肉丧亡或离散，自身仅以身免的人们，相见痛哭。但于呜咽中还说为国牺牲，虽死无憾！以这样共患难同生死的民众，和确能为国抗战的军队结成联合战线，它的力量的伟大是当然的。这一点在轻视民众在民族斗争方面的力量的今日（当然，在另一方面，也有人怕民众力量的抬头，不过这却是另有动机的），也是很值得郑重提出的。（三）全世界对中华民族的新认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很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海外的侨胞和我们曾经到各国视察研究的人感觉得最真切。据南洋的侨胞所谈，荷属爪哇在“九一八”后，有十几个中国青年因积极推动抵货运动被拘，不经审判，任意被送到牢狱里去，屡次交涉无效，后来一到“一·二八”打了几天胜仗以后，荷当局自动提出审问，除有两人因有证据被判出境外，其余都被释放。又据巴黎的中国朋友谈起，当“九一八”丑剧传播到海外的时候，中国人简直不好意思在街上走，只得躲在家里烧饭吃，到了“一·二八”抗战的义声远播后，他们才又堂而皇之地出来。又据美国纽约的中国朋友谈起，当“一·二八”的抗战消息传到后，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各国学生都纷纷和中国学生握手致敬。不但各国的中国朋友和侨胞都有无数的这类故事，眉飞色舞异常兴奋地告诉我们，就是外国朋友谈到中国必然地可以复兴，都必然地要提到这一件事。英国作家柯尔（G.D.H.Cole）在他的新著《政治制度》一书里，把中国说得怪难为情，但是也把十九路军的抗战作为中国大众能够抗敌自救的一个佐证。
但是我们一方面觉得“一·二八”是光荣的纪念，一方面也深深地感到这是很惨痛的纪念。因为当时是孤军抗战，而未扩大到全民族为解放而奋起的联合战线，以致未曾得到所预期的结果。现在中国的形势比“一·二八”的时候是“每况愈下”了，一大块一大块的土地都是任人牵着鼻子去表演奴隶式的“自治”的割据。对方导演人公开宣言要把这奴隶式的“自治”扩充到全中国，汉奸不但个个逍遥法外，而且飞黄腾达，弹冠相庆。最近且有石友三要做北平保安司令，殷汝耕要做天津市长的传说，真使人感到不知人间何世！我们在现状之下追想到“一·二八”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悲壮牺牲的斗士民众，应该要感到无限的惨痛，应该要更兴奋地更热烈地担负起后死者的责任！（原载1936年1月25日《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未署名。）大学校长准备日军拘捕！
在上海各大学校长呼吁和平的电报发出未久以后，北平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竟接到驻平日本军队方面备极侮辱威吓的警告，勒令各校长管束学生抗日运动，否则日军当拘捕各负责校长，以儆效尤。这种骇人听闻的蛮横举动，无疑地更引起我国民众的愤慨，更使一般中国人愈深刻地感到做今日的中国人，横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纵任我们的民族敌人侮辱宰割，恬不知耻；一条是共同起来对外抗战，抢救沦亡中的国家，必先把沦亡中的国家抢救回来，然后才说得到个人的名誉与安全。
我们所要沈痛地唤起国人注意的，这种蛮横举动在我们虽觉得是骇人听闻，而在我们的民族敌人方面却是很自然的而又必然的寻常事！为什么呢？中国一向伏地哀求到了今日，已由被强迫承认三原则的阶段进而到了被强迫履行三原则的阶段了！三原则的第一条不是要中国压迫抗日的爱国运动吗？北平学生是全中国青年斗士的领导者，虽在内外敌人夹攻的危险环境里面，还不被压服，还不汩没他们的爱国心，竟又排除万难，甘冒万险，英勇地起来继续救国运动的努力，这在我们全国民众看来是可歌可泣的，在我们的民族敌人看来却是非常可恨的，和他们所要强迫我们履行的三原则更是水火之不相容，已准备实行以武力干涉我国的学生运动了。身任大学校长，领袖教育界的诸位教育家，你们甘心替我们的民族敌人做刽子手，忠实地替他们履行三原则（尤其是第一条）吗？还是毅然决然加入全国的抗日救国的联合阵线共同奋斗？到了今日，到了做奴或做人必须分路的今日，诸位教育家在这两条路之间，是必须很明确地很英勇地，选择一条最合于你们良心裁判的大路走的了！
我们深知诸位教育家爱国之心，并不后人，所踌躇者，也许觉得抗战还须准备，还须等待。但是我们的民族敌人除积极在华北增军外，最近又在积极强化华北的空军了；除扩大天津东局子的机场外，又决定在丰台附近建筑大机场，增派军用飞机大队常驻华北。我们继续地屈服投降，在实际上只是帮助敌人在我国国土内强化了陆军，又强化了空军，而大学校长却须准备日军拘捕了！
我们读了上海各大学校长呼吁和平的通电，又看到了北平各大学校长的惨况，感触万端，悲痛无已，愿以极诚恳的态度，提出这个严重的问题，希望能得到诸位教育家的严重的考虑。（原载1936年6月16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0号，未署名。）苦闷与认识
在现在的中国里，除汉奸卖国贼外，大概都不免在苦闷的气氛中。尤其是热情横溢的青年，他们特富于敏锐的感觉，纯洁的心情，每日展开报纸所看到的记载，尽是民族的敌人横行无忌，激进侵略的事实，悲愤的情绪，实有难于抑制之苦。想不干吧，做了中国人，逃不出中国的现实；你有眼睛，所看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你有耳朵，所听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要干吧，又苦于满地荆棘，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样处于不干不是干又不得的苦境，当然要感到难于摆脱的苦闷。这种苦闷已普遍于一般人，尤以青年们为尤甚。
极端苦闷的结果，大概不外两途：一是由苦闷而更努力于寻觅出路，终于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颓废，自暴自弃。当然，这里所谓寻觅出路，指的不是个人的出路，一则在现状下，整个民族没有出路，个人实在无法觅得出路，二则看到整个民族到了这样惨痛的境地，个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于怎样使整个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谈到这里，便要牵连到认识的问题。认识不正确，不清楚，还是要钻到苦闷的牛角尖里去。为什么？因为一个民族的出路，在时间上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达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二人或少数人所能单独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个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一个灯塔，知道向什么方向干去。在你干的历程中，还不知要经过多少的艰苦困难，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烦！你倘若经不起这样的艰苦困难，经不起这样的磨折麻烦，你根本就未曾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先要弄清楚的第一点，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众来参加共同奋斗，不是可以像“英雄主义”的幻想，可以由一二人或少数人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要注意于说服多数人，推动多数人来参加我们的阵线；这是需要很忍耐的，很坚毅的，很不怕烦的实际工作。倘若你未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点。最后，有些人希望在一种现成的理想的环境中干自己所要做的救国工作，以为非舍去原有的职业是无可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闷上加上苦闷！其实这也是由于认识的错误。救国的工作是由各种各样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应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从现实做出发点去干的。倘若希望有个现成的理想的环境，那是只有到乌托邦去，那只有始终在苦闷的气氛中翻筋斗，交臂失去了许多可以干的机会，这是多么可惜的啊。（原载1936年6月16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0号，署名韬奋。）军旗与走私
据天津海关调查，津关五月份日货进口一万三千一百吨，较四月份入口减少六千六百吨。这减少并不是真的减少，是报关的正货大大地减少，也就是私货较前愈益猖獗的表现。据调查报告，凡属税率最多的人造丝，砂糖，卷烟纸，棉纱，印刷材料，丝织品，毛织物，玩具，酒，汽水，煤油，汽油等，在正货中几等于无，全由走私入口，纳正规税的被人笑作痴呆，五月份的入口私货总数额竟达五万吨以上，超过正当入口率几至四倍。这形势的每况愈下，严重异常，可以概见。依四月份走私的情形说，我国关税一年的损失要近一万万元，等于我国整个关税收入的半数。现看五月份的情形，只有变本加厉，愈来愈凶，这样下去，中国的经济非完全破产不可。这事对于中国民族生命的残酷的打击，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怎样能挽救这个危机呢？中国不是有着堂皇的海关吗？为什么就一筹莫展呢？这只要看走私是怎样“走”的，便可明白。
据天津来讯所说，日本驻军直认庇护走私为正常使命；由冀东方面运出的私货，除由北宁路车运输外，并由大汽车运送，车上插有日本驻军军用品字样的旗帜，近来多用这个方法运输，海关不敢顾问，连统计都无法统计。在天津某租界为着经营走私而新增的洋行约三四十家，据说都是由某军司令部核准成立的。走私浪人自天津向沧济以南运输私货，每夜公然搭津浦车起运，已成惯例。尤可诧异的是他们竟由某军司令部指挥，编为五班，每班四十人，暗藏短铳尖刀等物，对关员路员示威，恫吓殴打，无所不为，甚至车站上的关员路员不但不能缉私，即走私浪人装车强占旅客位置时，也不便注视，以免取祸。我们试闭目静思，这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已成了什么样的国家！
走私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原是可以用法律来制裁的，但是走私和我们“友邦”的军旗发生了关系，这便不是一件简单的走私问题了，这便和我们的整个国家抗敌救亡的计划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了。换句话说，这样大规模的走私，实在是要把我们整个国家的血液吸尽，骨髓榨完，这是侵略整个中国的毒计的一部分；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决不能就走私而解决走私，因为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根本办法是要我们发动整个民族的自卫战争，然后才能用我们的军旗，使走私和我们民族敌人的军旗脱离关系！（原载1936年6月18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2号，未署名。）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
胡适之先生所主编的《独立评论》第二三号（五月三十一日出版）上登着一篇沈惟泰先生做的《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当国难危迫到这样地步的时候，这个题目当然会引起我们特殊的注意，要看看这里面所建议的“途径”究竟怎样，充满着满腔的热诚和希望，平心静气地仔仔细细地拜读了一遍，但是所得的感触却是无限的诧异和失望！
本文作者断言“调整中日关系”在事实上已不可能，这一点是很对的。他很中肯地说：“我以为要用外交的方式与日本政府谋解除中日间的仇恨和改善两国的邦交简直是‘缘木求鱼’……日本谈‘调整中日关系’至今已有半年了，结果是不但冀东的‘自治’没有取消，现在却索性把这‘自治’区当为走私的根据地，以扰乱我们国家的财政，以破坏我们人民的工商业……一年的损失要近一万万元，这就等于我们整个关税收入的半数。总之，谈一次中日‘亲善’，谈一次‘调整’中日关系，中国就多一宗损失，恐怕将来达到日本所理想的中日亲善那地步，中国早已成为日本保护国或附属国了。”本文作者更进而作很坚决的表示：“让我们现在对于这条路绝望，然后才有希望打出一条新的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
我们所急于知道的便是这“一条新的途径”究竟是什么？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认中日问题不是靠“外交的方式”所能解决，一方面却也表示反对对日抗战。你听他说：“胡适先生说，‘中日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政治的外交的，一条是军事的战争的。’前一条我想大概是指用外交的方式来‘调整中日关系’，后一条是‘同文同种相屠杀的惨剧’。我以为这两条路都不是根本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现在与日本谈‘调整中日关系’，我上文一再申述是‘缘木求鱼’，毫无效果的；至于‘同文同种相屠杀的惨剧’，依我们现在的实力而论，也是必败之道。”
既反对投降，又反对抗战，那末“途径”究竟在那里呢？本文作者说：“我以为根本解决中日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我所说的修明内政，巩固国防，和注意日本以外的外交。”关于“修明内政，巩固国防”，他提出三点：
第一点是“国防的增强”，他说“我们国家的实力和日本相差太远了，要在短期内赶上日本，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敌人对我们的实力有所顾忌的地步。”国防的增强，不能说不对，但是在敌人继续不断的侵略中，“准备”四五年了，中国的国土几送去了一半，再“准备”下去，“国”且不存，“防”将安附？本文作者自己也很慨然地指出敌人已破坏了我们整个关税收入的半数，这样下去，试问用什么来“增强国防”？如要阻止这种破坏，如要阻止继续不断地侵略我们的土地，外交既无效，用什么来阻止呢？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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