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诺伯特•维纳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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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力：麻省理工学院的经典理论试读：
作者自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就致力于信息论研究。在有关它的研究过程和分支理论当中我接触到了很多知识，其中除了与消息传递有关的电工理论之外，还有关于信息量更广泛的外延。它包含了以消息为载体的控制手段研究，例如，计算机和与之类似的自动机、心理学和神经系统以及语言研究，等等。
在广义上，信息论是一种概率性理论，属于W.吉布斯所开创的思潮中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复合的概念，我花费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去表述它。为了概括这一领域，我觉得有必要创造一个新词，于是，有了“控制论”。“控制论”是我从希腊词语中引申出来的词，原意更接近“舵手”。当然在我之前也有人用过——19世纪初期有位波兰科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引用过它。
1948年我发表了名为《控制论》的一本著作。这本书多少有些过于专业，在一些读者眼中难免生涩。为了响应大家要求，让控制论的理念被更多人所接受，1950年我又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从当时到现在，控制论这门学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确定的研究领域，我也借这样的机会对我的理论进行适当补充和修正。
在本书初版时，我给出的控制论定义中将控制和通信归为一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我同他人通信时，对方能够接收到我的消息，同时他给我的回复信息是属于他的个人见解，而不是我的理解；而当我试着去控制他人的行动时，首先要做的是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尽管这个信息是一种命令，但无论是信号的传递还是释放，我们使用的技术都是相同的。
而且，我若要有效控制一个人，就必须要先对由他发出的信息进行审理，这是决定对方能否理解和执行我发出的命令的关键。
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读者说明，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消息和社会通信设备来解读社会，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消息和通信设备在人与机器之间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社会的主流。
相比之下我给机器或人发出一道命令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简单来讲就是我的意识范围对两种情况的认知是相同的，我所能知道的就是自己发出了一道命令和对方反馈回来的信息，无论是机器还是人。而且对我个人来说，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台机器让信号通过，这是无关要紧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人抑或机器都不会让我和信号的关系发生太大变化，所以工程上的控制论不论来自什么，它都是信息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这其中不免存在一些细节差异，尤其是消息和控制问题当中更为细小的范围更是如此。这也是控制论目的的一部分，那就是通过发展各种技术和语言，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和正确地去找到解决控制与通信问题的方法，并能够在某些专业概念的指导下，找寻一道去区分控制和通信特殊表现形式的专用思想或技术。
我们向周围环境发布一道命令，用这种方式去控制它，本质上则是我们对环境施加信息的过程，这同其他的任何形式的信息传递都没有区别，并且它们都将会在传递的过程中解体。所以，它们到达的过程也是解体的过程，最终这些信息将会以不清晰的形式到达既定目标。这也决定了我们在控制和通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不断降低的组织性以及受损的含义这两种自然趋势进行斗争，这也就是吉布斯所说的增熵趋势。
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谈及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之间的通信限度。一个人往往会被自己的感官世界所束缚，这是一个循环过程。一个人会将接收到的信息通过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来进行分析调整，然后这些信息被存储、校对和选择，最后作用于合适的“效应器”，一般是人的肌肉。这些效应器会在接收到信息之后对外界做出相应的行动，同时运动感觉器官末梢等这些感受器会将接收到的信息再反作用到神经系统，同过去存储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并影响这个人未来的行动。
这就是信息的内容，细致来讲，它就是我们调节的一整套过程：人们对外界进行适应，并让自己的变化为外界所了解，进而同外界进行交换，最终产生的东西就是信息。这其中接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人们对存在于周围环境中各种可能的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这一系列行为中进行生活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演进，现代生活需求的增加以及复杂性等众多因素都对信息过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为此，信息的提供机构——图书馆、出版社、学校、实验室等都需要尽快去满足这一过程的需要，否则它们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目的。
所谓的有效生活即是如此，我们需要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才能说自己是充实的，并不枉此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个人内在生活还是个人社会生活，通信和控制作为它们的本质在二者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Section 01控制体系：颠覆传统力学的“洪荒之力”
世界会有怎样的未来？这是控制论出现的先提思考。无疑今天人们已经走进了信息时代，但有关信息操控的内核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问题。而以吉布斯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从动物与机器的视角，我试图将控制论这一复杂而又抽象的概念与现实生活成功统一起来。
控制论的对象涵盖方方面面，它可以是人、生物，也可以是自然、社会，或者是工程、技术。这些不同的系统在控制论视角下总会存在一种或若干共同特色，并为其研究提供一般方法。而且，这种方法虽然接近数学范畴，但是比数学逻辑更有效、范围更广泛。
控制论是一个学科群，它包罗万象，应用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学科。对庞大而纷杂领域的整合恰恰是控制论的闪光之处，如今，它也正引领着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1.控制论的寄居地：吉布斯的偶然性世界
对科学来讲世纪之交不单单是一百年的开始和结束，在它的起始和终点之间还蕴含着更多东西。人类在这一百年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政治过渡，伴随上层建筑而转变的还有人们的认知。这种变化最先表现于科学领域，并且让科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
艾萨克·牛顿的宇宙论是17～19世纪物理学的统治者，整整两百多年的时间找不到任何反对它的声音。牛顿的宇宙是一个所有事物都严密地依据某种规律而运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已发生或即将要到来的存在，全部且严格地依据过去的定理来流转运行。这是一幅宏大的图景，并不能依据实验就充分证明抑或推翻，而是一种比实验更为广泛的关于世界的概念。
众所周知，牛顿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由于他的机械论世界观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既成事实，因此他无法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的起源问题，从而必然导致用上帝的一次性创造来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牛顿之所以在宇宙中为上帝保留了“第一因”或“第一推动者”的位置，只是为了给他的整个井然有序的机械世界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说服力的开端或起点。牛顿说道：“这个由太阳、行星和慧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治。”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一旦创造出世界以后，他就谨守理性而不再干预万物的运行，让世界遵循万有引力和其他自然规律去生息繁衍。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就无须直接面对上帝，他们只要面对上帝的作品——自然界本身就足够了。如此，牛顿便为自然理性和科学知识的独立权利提供了神学上的依据。
以上种种，也决定了我们不能通过严谨的实验去验证或考察牛顿，而且有关“上帝论”的反对声音，在现在看来也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当时却令人激动。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和观念，就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千百年来的传统一样。在很早以前麦克斯韦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已经提出统计方法是处理粒子世界的必然选择，吉布斯和玻尔兹曼则将统计学理论体系做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推广。如今，统计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让上帝论观点在物理学中已经不再独占鳌头，而推翻它的就是美国物理学家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和德国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
吉布斯和玻尔兹曼将统计学大量引入物理当中。而且是以一种更加全面和彻底的方式，哪怕是力场中的单个粒子系统。
在牛顿以及他那一代科学家的物理学体系中，不同的物理系统同样适用于一种物理定律，即使这些分布是从不同位置出发、具有不同动量。而吉布斯和玻尔兹曼等新统计学家们则开始用一种新眼光去对待这些问题，他们以更为辩证的观点去看待这些假设，遵循更加客观的因果关系定律。
其实，虽然18世纪的人们并未意识到统计学方法在物理学领域的作用，但是牛顿在实际研究中已经在使用一个重要的统计方法了。即使是今天，物理学的测量也无法保证完全精确，因此，对动力学系统或者一部运行机器的所有说明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那就是该系统或机器的初始位置和动量完全精确给定。而事实上，这些初始条件只是大体准确。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所知晓的不过是“一些”或者“某种”分布，而非全部初始条件。因此，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必然要成为实用物理学必须考虑到的部分，吉布斯的功绩就在于此，他第一次提出用统计学这样明确的科学方式去考量这种偶然性。
不过，吉布斯这一观点虽然很好，但他做得并不完善。他的研究很直观，认为在一种保持同一性的物理系统中，任一给定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分布，都能够在其他相关物理系统中重现。也就是在某种前提下，一个系统如果一直保持运转，那么一切同这个系统相容的位置和动力分布它都能经历。这一命题也只对简单系统有效，并不适用于更加复杂的系统。
吉布斯的研究不得不将量度论和概率论作为基础工具，但是这两种略显古老的研究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在同一时期，法国巴黎的两位数学家设计出一种合乎吉布斯研究的积分理论，他们就是E.博雷尔和亨利·勒贝格。
博雷尔在数学尤其是概率方面有极高的成就，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有非常高的物理学造诣。为了通向适合现代物理研究的度量论，博雷尔做了许多工作，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他的学生勒贝格继承了他的衣钵，并成功完成。
同博雷尔相比，勒贝格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人，他并不热衷于物理学，也无心进行相关研究。不过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老师的工作，虽然勒贝格只是将这个问题看作研究傅立叶级数和纯粹数学的一种工具。因为这项研究，博雷尔和勒贝格同时获得了法国科学院院士的荣誉。博雷尔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学说作为物理学工具的重要性，但是将勒贝格积分应用到物理学布朗问题上，我认为我才是第一人。
吉布斯逝世很久之后，他的研究还一直是科学上的一个神秘问题。虽然这类问题看上去并无实际用处，但依然有很多人在研究，毕竟在数学物理学领域内，有太多有着先见直观能力的人。早在概率论产生之前，吉布斯就已经将概率学说引入了物理学，所以我认为，发起20世纪物理学第一次大革命的人应该是吉布斯，而不是爱因斯坦、海森堡或普朗克。
这次革命对当前最大的影响就是物理学研究不需要再无休止地探讨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将范围缩小，探寻绝对会发生的事。最初，吉布斯的偶然性观点是以牛顿理论为基础，人们探讨概率问题也总是遵从牛顿定律。但在本质上，吉布斯的理论依然是一种全新理论，只是吉布斯系统中的相容置换与牛顿的置换相容相同罢了。
从这一时期开始，物理学发生了变化，牛顿讲义的物理学基础渐渐被改变、抛弃。如今，吉布斯的偶然性已经成为物理学的全部基础，即使爱因斯坦依然认为决定论的世界更为合理，但是他的防御姿态遭到年青一代的质疑，并且不再具备绝对优势。
当前，特定且作为整体的真实宇宙以及与它相关的量和陈诉已经不是概率性世界所探讨的问题，概率性世界探讨的问题已经变成了那些在类似的宇宙中可以获取到答案的各种问题。于是，概率成为机遇的代名词，并最终成为物理学的数学工具和不可缺失的基础，被人们广泛接受。
从某一方面讲，承认世界中存在一种非理性要素的态度同弗洛伊德的观点是相容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行为思想中具有坚固的非理性成分，而当前，也有人倾向于把吉布斯和弗洛伊德以及现代概率的创始者分为一类。对此，我无法苟同，毕竟吉布斯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差距太大，当然我也承认，他们二人对于宇宙自身结构存在机遇这一基本要素的观点是相近的。
吉布斯的观点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我则是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性概述或者哲学内容的探讨去说明，面对新世界，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对待新世界。
值得重申的是，吉布斯成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考虑的不是生活当中被割裂的现象，而是全部世界，考虑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与我们息息相关且能够被回答的问题。他的思想核心在于：一个世界已知的答案是否适用于更为广泛的世界？适用的维度有多大？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控制论这门新兴学科的核心。2.牛顿之前的控制论雏形
在科学历史上，通信问题的研究一直处在一种较为正统的地位，它既不是偶然出现的理论，也并非什么空前创举。早在牛顿之前，物理学领域就出现了这类问题，尤其是皮埃尔·德·费马、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这几位数学家的研究让通信问题开始流行。
这几位数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对物理光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费马对光学的研究和推进主要得益于他的最小化原理，这是几何光学中的一条重要理论，指在任意的一段足够短的区间上，光是以最少时间通过的。依据这一原理可以证明光在均匀介质中传播时所遵从的直线传播定律、反射和折射定律等。而借助于此我们也能够证明光的可逆性原理的正确性。光在任意介质中从一点传播到另一点时，沿所需时间最短的路径进行传播。
惠更斯则是提出了“惠更斯原理”的雏形。这一原理旨在说明，当光从一个光源向外传播时，会在光源的周围形成一种类似小球面的东西，即球形波面。这些球形波面都是由次级光源组成，而球形波面的次级光源的传播方式同初级光源完全相同，这一理论成为研究光的衍射现象的基础。
莱布尼茨在这方面的成就则是他的“单子论”。他从一种特殊的角度将整个世界看作一种“单子”实体集合。他继承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思想，认为组成世界的知识是客观存在和必然的，因此世界是由自足的实体所构成。而所谓的自足，就是指不依赖其他事物存在和不依赖其他事物而被认知。他认为实体是无限多的，单子的活动就是在造物主安排的预定和谐的基础上的相互知觉。莱布尼茨将一切都归功于世界的创造者，他认为创造是一种纯意志的创造，造物主是凭借着其至善而创造了这个世界。
莱布尼茨的这一理论主要依靠光学术语进行论证。在他看来，单子只有知觉，所以依据他的推论，所有机械的相互作用在本质上都一样，只是一种微妙的光学上的相互作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莱布尼茨表现出明显对光学与消息的偏爱，在他的逻辑推演中这一点表现最为明显。虽然在当时他的推演并不完善，但却为后来的数理逻辑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书的许多思想都深受莱布尼茨哲学理论的影响和支配，他不仅研究物理和数学，对通信相关的计算机和自动机也非常感兴趣。虽然我在这本书中所陈述的许多观念同莱布尼茨的见解相去甚远，但是本质上我讨论的问题都深受莱布尼茨影响。莱布尼茨对计算机器的兴趣主要源自他对演算推理的热衷，在他的心目中，推理演算则又是他人造语言的思想推广。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莱布尼茨的真正兴趣点还是语言和通信。
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数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迈克尔·法拉第的研究再次吸引了众多物理学者对光学的注意力。这一时期人们只是将光作为电的一种形式，而电作为一种媒质机制，看不见摸不到但又充满质感，所以被称为以太。
在当时有这样一种假设：以太弥漫于一切透明物质当中——空气、大气、星际空间，而麦克斯韦的重要成就在于他成功地通过数学方式发展了法拉第所提出的令人信服但并非以数学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人们对以太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当时的答案依旧很模糊，且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物质是如何通过以太运动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物理学家埃尔伯特·迈克逊和爱德华·莫雷在90年代进行了著名的“迈克逊-莫雷实验”。这个实验的直接目的就是验证以太是否存在。当时认为光的传播介质是以太，基于这样的假设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假如地球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绕太阳运动，那么它就必须会遇到每秒30公里的“以太风”，同时以太风也必然会对光的传播产生影响。迈克逊-莫雷实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而实验也给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人们无法证实以太运动的存在。
对于迈克逊-莫雷实验所提出的问题，著名电子论创立者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给出了答案。他指出，如果人们将那些能够让物质结合起来的力视为光学或者电学性质，那么从迈克逊-莫雷实验之初我们就应该预期到相反的效果。然而，洛伦兹的这些思想在1905年被爱因斯坦重新解释，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说法：绝对运动之所以无法观测，其决定原因与其说是物质的特殊结构，不如说其是物理学上的一项公设。
在我们的角度看，爱因斯坦将光和物质放到一种同等地位上来说明，这一点同牛顿之前的物理学观点相同。爱因斯坦在解释自己的观点与见解时会灵活地站在观测者的角度上说明，观测者可能是运动的，也可能是静止的。
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中也引入了消息的概念，他对物理学中莱布尼茨现象进行了强调，若非如此他无法将观测者引进其中。但也要注意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吉布斯的统计力学是截然不同的。在探讨问题时，爱因斯坦所使用的依旧是绝对严格的动力学术语，这一点与牛顿相同，他们都摒弃了概率的概念。
不同的是吉布斯在他研究初始就引进了概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物理学的更替和进步，人们开始用随时变化的世界去替代决定性的世界。3.人与机器的共通之处
运动感觉是人和动物都具备的一种知觉，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通过运动感觉来使自己的肌肉保持在固定位置，张力记录也是通过它来保持。而机器为了让它们能够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做出持续有效的动作，就必然要想方设法使它们在产生一种动作之后，将这一动作的相关要素记录下来。这些记录下来的信息会被转变成持续的命令，帮助系统继续按照过去正确的动作运行下去。
举一个人们常见的例子——运行的电梯。如果我们想完整地控制操作一架电梯，让它发挥作用，那么只是让它打开电梯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保证电梯运行到合理位置的时候它的门刚好打开。这就涉及了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释放和接收的问题，只有当电梯实际到达预定位置时，开门的释放机械才能执行命令，否则乘客就会出现踏空的危险。
这样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实际演绩”，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反馈。它最基本的运行原则是以事实为基础，而不是预期。在这一过程中，机器扮演着预报者和监视者的双重身份，它需要调动一系列感官元件，并执行这种控制过程的指示任务。
除了电梯作为反馈的现象，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相似例子，而且这些例子中的反馈更为显著。例如，炮手从大炮的观测仪中获取信息，然后将信息再传递给控制系统，于是大炮调准精度之后便能一击而中。需要注意的是，反馈的速度有时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制约。在特殊的环境下，机器在反馈命令时可能会出现延缓或者停滞现象，这就需要我们给它们补充一个加强命令。通常情况下为了让演绩尽可能快速准确，人们会在机器上加装一个反馈控制元件，这个元件可以将演绩过程记录下来，进而人们可以通过记录的数据为机器增加补充推进。
同时为了让补充的命令更加合理，不至于过于猛烈或者温和，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拿发射弹药为例，如果推进过于猛烈就可能让它越过安全位置，如果要将它拉回来就会产生各种不确定的震荡，后果难以想象。如果反馈系统自身具有可控性，那么这些问题将会变小乃至不复存在，因为它能将反馈过程控制在严格的限度之内，反馈的存在也就增加了演绩的稳定性。
不仅是机器，人类的活动也存在很多与上述情况相似的地方。我去拿一根香烟，这一过程我会使用某些肢体上的特定肌肉，但我并非有意使用它们。这只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甚至于我都不知道这些肌肉是哪些。我所做的其实就是让某一个反馈机制产生作用，其中，如果在一开始我没有取到香烟，那么这一效果就会变成对某个或某些滞后肌肉的补充推进命令。
依据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从各种初始位置出发去完成相同的任务，前提是只要我们能做到让命令前后一致，这与过程中所出现的滞后与生理上疲劳所引起的伸缩能力下降并无多大关系。
再举一个例子，我驾驶一辆汽车，那么汽车行驶过程中我对车辆的控制并非全部取决于我对道路的印象抑或我所从事的工作。如果我发现车辆过于偏向道路的右边，那么我自然就会让车辆往左边行驶一下，这样的控制实际是取决于车辆的实际演绩，而不是道路环境。
正是因为这样的控制办法，我可以用同一种驾驶习惯去驾驶两种完全不同的车辆，我不必因为两辆车的区别而去形成两种不同的习惯。这个问题在本书中有专门的一章，我会在这一章中更多地去讲述演绩问题，我们会提到研究演绩的缺陷、与人类有相似机制的机器在神经病理学当中所作出的贡献等。
在此我要先强调一下自己的论点：在借助反馈区控制熵的相关目的上，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一些较为先进的通信机器操作是完全一样的。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二者都具有感觉器官，都是将感官接收信息作为让控制过程循环操作的过程。换句话说，它们都是通过特殊的仪器去收集外界的信息，并将信息转化为命令应用于操作之中。而且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机器，它们获取的信息都是通过感觉器官内部的变换能力得来的。
完成了上述过程之后，信息才算真正意义上成为可以用于之后各个阶段演绩的新形式。无论是动物还是机器，这种演绩都对外界具有很大的效能。对它们而言它们对于信息作出的反馈并非只是它们对外界想要做的事情，还包括一些它们对外界进行运演过的活动。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行为的复杂性，而且这种复杂性在日常中很难被一般人所了解，对我们日常生活分析也难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从控制论的角度出发，个体存在的种种生理反应都能得到理解，同样社会自身的有机反应也有了合理解释。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家没有意识到社会通信的复杂性，只是社会学家们只有最近才出现这样的倾向。
总结一下，在这一章我们所提到的是一组较为复杂，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被充分联系起来的观念，也就是吉布斯打破传统的牛顿修正物理学引出的偶尔性观念。而我要说的控制论则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机器同机器之间，以及将社会作为一种时间事件序列的通信理论。虽然通常情况下序列存在各种偶然性，不过它们也具有一种自然倾向。它们会试图按照不同的目的去力求各个组成部分的统一，以此来调节相异部分的分歧，让秩序从紊乱变得有序。这种自然倾向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在今天看来各界对这样的观点也持有一致看法。 Section 02进步与熵：信息世界的诞生模式
对熵的讨论在本书当中是极为必要的，对读者来说也是也是一个需要重点探索的话题。熵的观点所代表的不仅是吉布斯世界观，还有他同牛顿力学之间所存在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分歧。在吉布斯看来，整个宇宙当中存在着一个物理量，它存在于可能的外在世界，并且成为极为有限的问题的根本答案。
宇宙局部区域的秩序性让人们对进步充满期许和追求，而消息和通信让人们越来越多地理解了这个局部世界。只是如果热力学第二定律真的是宇宙的重要支撑，那么无论是在进步的世界还是增熵的世界，我们都将无法避免最终的结局——热寂和毁灭，就像一个人出生就一定会死亡一样。
虽然如此，在最终的灭亡之前人类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放下悲观主义的情绪，用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诠释人的价值与尊严。人们能做的还有很多，对于人类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消息的研究来理解自己的处境和周围环境。而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人和机器以及机器和机器之间消息和通信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天才的“麦克斯韦妖”
伴随着熵的不断增加，宇宙同其中所有的闭合系统都将会出现一种倾向：从最小到最大的可见状态运动，从那些存在种种形式与特定的组织，到那些具有差异的抑或单调的状态，所有的一切会慢慢变质，它们的特殊性也会逐渐消失。
在吉布斯的世界里，最小可见的是秩序，最大可见的是混沌。假如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宇宙，那么当它开始趋于衰退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局部的区域同整个宇宙的发展方向完全相反。同时这些局部区域的内部组织也会出现暂时且有限的增加趋势，生命就是在这些局部区域内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栖居地。而控制论就是从这样的观点核心出发的。
依据这个观点，如果自然界的统计趋势倾向于秩序紊乱，那么就意味着孤立系统熵存在着增加趋势。这一点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即可表现出来。根据这一定律，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熵永远在增加，更精确地说，熵永远不会减少。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是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系统。我们借助外界获取的食物来产生和增强能量，所以我们是一个更大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个世界能够将支撑人类生命的种种能量都涵盖在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获取信息，并能依据对信息的判断去行动。
这样的陈述更多的是关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这一点物理学家们已经对其足够熟悉。而信息在这方面的作用则是以天才的表示——“麦克斯韦妖”来呈现出来。
麦克斯韦妖是在物理学当中假想的，可以探测并且能控制单个分子运动的“类人妖”或者与之功能相同的机制。它在1871年被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目的是为了推论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可能性，又被称为“麦克斯韦精灵”。现在我们就来对其猜想进行具体描述。
一个绝热容器被等分为两格，里面装的都是气体，而且各部分的温度相同。这些气体中一定有一些分子运动的速度快于其他分子。我们假设这个容器当中存在一个小门，当气体经过它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导管A中，而这个导管则可以开动一部热机。同时，热机上的排气装置则会和另一个导管B相连，导管B可以经过容器的另一个小门，让经过它的气体回到容器当中。
每一个小门口都有一个小妖，小妖具有鉴别气体分子的能力，它们会根据气体分子的速度去开关门。第一个门口的小妖只会给速度快的分子开门，如果经过它的是容器内的低速分子，它就会把门关上；第二个门口的小妖恰好相反，它只会给速度慢的分子开门，如果遇到高速分子它就会“闭门谢客”。
两个小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容器一端的温度在升高，另一端的温度则在降低。这样的结果并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即给定系统的能量守恒；但是它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样看起来麦克斯韦妖似乎克服了熵增定律。
麦克斯韦妖这个观念我们可以用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假设地下道有两个旋转门，有一群人从这两道门中走出来，其中有一扇门只让速度快到一定程度的人通行；而另一扇门则只会让速度慢到一定程度的人经过。那么，这个地下道的人群将会变成两股，从第一个门里出来的人都走得很快，而另一个门经过的人则都非常缓慢。
如果我们像脚踏车一样用一根链条将这两个门连接起来，那么走得快的人流和走得慢的人流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去转动脚踏车，前者的力量就会大于后者。于是，从这种人群的偶然走动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有用的能源。
速度不同的人流因差异而出现的能源让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这种差异也是世界先驱和我们之间在物理学上的差异。在19世纪物理学家们心中，取得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在麦克斯韦的理论里，供应能源的问题并不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妖身上。
发展到今天，现代物理学已经证实麦克斯韦妖取得信息的方式只能通过某种类似感官的东西，只有借此受迫之后它们才能做出开门或关门的举动。基于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将这种感官看作眼睛，而刺激妖眼睛的光，实际上同样是具备机械运动的各种特有属性的。它绝对不能够是一些不带能量、仅仅附加于机械运动的东西。还没有一种仪器能接收到光，除非光先碰到它；通用光也不能指示任何一个粒子的位置，除非它当中去了粒子。
这样的情况有力地说明了，麦克斯韦妖容器当中存在的只有气体，即使从纯粹力学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容器中除了气体之外还含有光，而且二者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平衡或者不平衡。
如果容器内的光与气体是一种平衡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现代物理学说推论出麦克斯韦妖实际是瞎子，它们根本无法看到容器内的光。这样一来，对于气体粒子的动量和位置，光就不会起到任何的指示作用。因此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而麦克斯韦妖也只能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下工作。
但这样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在光和气体不平衡状态的系统当中也会出现一种趋势，即光和气体粒子之间必然存在守恒的碰撞，这种碰撞的结果就是最终致使二者达到平衡。所以也就证明了即使麦克斯韦妖可以将熵的演变方向暂时颠倒，但是最终这些妖们还是会精疲力竭。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光从系统之外进来，这时它的温度只有同容器内粒子的力学温度存在差异，麦克斯韦妖才能持续地工作。而这种情况似乎是我们最熟悉和常见的，因为我们的周围时时刻刻都在反射着太阳光，并且地球上的太阳光和力学系统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严格来讲我们所遇到的粒子，其温度一直恒定在一个范围之内，是50～60华氏度，而太阳光刚刚离开太阳的时候则能达到几千度。
在这种非平衡状态系统当中，它的整体或者局部中熵增定律没有作用，这里熵不会增加，反而会局部地减少。但事实上存在于我们周边世界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只是暂时的，它是衰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最终这个阶段的不平衡状态也会趋于平衡。
就像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避免死亡的结局，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也是如此，都将走向毁灭。到了那个时候宇宙就会再度回归到温度平衡状态，任何新鲜事物也将不再出现。那时一切都将回归单一，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而即使有也不过是微小的局部不平衡而已，并且很快就会被淹没。
只是我们不会成为所谓世界毁灭的目击者，事实上如果世界真的会经历这样的阶段也不可能会有人看到。因此这个同我们息息相关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个或一些阶段，这些阶段在历史的长流中只是一个微小渺茫的节点，但是对人类及一切生灵来讲都存在着重要意义。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些阶段当中，熵不会增加，而信息却在不断地增进。
并且这里我所讲的信息增进问题，不仅仅出现于生命体所存在的组织，在机器当中也会暂时或者局部地出现信息增进的状况，虽然和人类相比它们是如此粗糙、不完善的。2.反熵：机器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对严谨的科学思考而言，像生命、目的、灵魂这些语义和字眼都不适合使用。确切来说这类字眼更趋向于人类对于一种现象所存在的共同认知，以及从这种认知当中而延伸出来的内涵和意义。而科学思考则是对于某种现象所能提供的、能够证明其共性的理论事实依据。
如果一种新的现象被人们发现，而且这种现象同已经被我们命名的“生命现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具有共同点，而它又与我们所定义的“生命”没有任何相关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选择问题：我们是将“生命”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扩大，从而让它的含义能够将这种新现象包容进去，还是用更加严谨的方法去定义“生命现象”，从而让新发现的现象完全排除在外呢？
过去，科学家在病毒研究过程中就曾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今我们在机器和人的生命机体之前又遇到了类似困惑，而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一争议归根结底是语义学问题，即机器既然与人的生命机体存在共同之处，那么它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如果我们将一切局部地违反了熵增定律的现象都用“生命”一词去概括，那么我们的这种行为方式就难免过于随意了。这样做了之后，那些在天文学上，同我们所定义的生命哪怕只有极其微小的相似的现象，也会被囊括在内。所以，在我看来，像生命、灵魂、目的、生命现象这些词只是一种代号，而且它们自身也还有待于去证明。如果谈到机器，我们可以将问题简单化，只要指出在总熵增加的大趋势之下，存在一个局部区域出现暂时的减熵现象。而在这个点上，机器同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当然，我将人的生命体同机器进行这样的比较，并不是说那些特别的、与我们生命相关的精神或者物理化学特殊现象，同生命模拟机的过程完全等同。前文所说的一切，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它们二者都能够成为反熵过程的证明。除了这二者之外，反熵过程还能从其他许多途径找到例证，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为这些途径进行准确的划分归类。
在急速发展的自动化领域中，我们目前还不能对生命模拟自动机做出一个共同的陈述。但虽然如此我还是可以确定地指出这些机器存在着许多实际共同特点，其中一个就是它们都能执行一项或者若干项特定的任务，而且它们都具备像人类四肢一样的效应感官。
另一个特点是它们都具有感官机器，并能通过感官机器与外界进行交往，例如最简单的温度计和光电管。这些设备不仅是有信息传递功能，同时还拥有记录的作用，它们可以报告自身当前所处的外在环境，而且也能促使机器将自己执行任务的情况记录下来。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解释过，后一种情况就是为人熟知的反馈。
反馈，可以借助过去的演绩来调节未来行为的可能性。它既可以非常简单也能够无比复杂。在比较高级的反馈机制下，记录过去的信息不仅能够对机器的特定动作进行调节，而且还可以对其行为的整体策略进行调整。这样一种反馈可以是双重的，从一个方面来看它是条件反射，而从另外一方面去看就会变成学习。
这样一切形式的行为，特别是对于那些比较复杂的行为模式，我们就有必要给这一类机器设置一个中枢决策器官。这个器官在机器运转过程中能够起到决策作用，它会根据反馈的信息来帮助机器决定下一步动作。而这个中枢决策器官中的存储功能就是通过对生命体记忆能力的模拟而设计出来的。
制造一部能够避光或者趋光的简单机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困难。而如果想要这部机器自带光源的话，那么众多这类机器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会出现复杂的社会行为。当前，这种复杂的形式只能用来探索机器自身，除了作为科学上的实验外它还没有实际用处。但是它们存在巨大的潜力，在未来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潜在宝藏必然会被全部挖掘利用。
依已有范例为蓝本而行动，是神经系统和自动机的相同部分，它们都是这样的装置。即使最简单的机械装置也会面临二选一的简单选择，例如电动门的开或者关。这一点在神经系统中也能被体现出来：神经系统中的一些个别神经纤维，它们一直在传递和不传递的选择中去做决定。
无论是机器还是神经系统，在它们二者之间都存在着专门的仪器，这种专门仪器能够依据历史设定对接下来的行动作出决定。在神经系统当中，这一部分工作大多是由一种叫作“突触”的装置来完成的。更为具体地说，突触是内容极为复杂、具有许多传入神经纤维和一个传出神经纤维连接而成的关键介质。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将这一工作的判定依据称为突触活动阈值。简单来说，突触部分的工作就是用几根传入纤维去激发传出纤维，进而完成任务的过程。
以上所说的突触概念，就是生命体和机器之间存在的类似部分。神经系统中的突触就相当于机器中控制电门的装置。机器就像生命体一样，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装置，而且都是局部且暂时地去抗拒熵增的总趋势。正是因为机器具备了决策能力，它们才能够在一个总体趋势衰退的世界中，创造出一个区别于整体趋势的局部组织区域。3.进步：两种恶魔对宇宙秩序的博弈
科学家们的理想世界有着完美的组织性，所以他们也总是试图去发现现实宇宙里的时序性。正是因此他们时刻都在进行着一种反对组织解体的博弈，在他们看来秩序崩坏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他们认为这一博弈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恶魔，而这些恶魔到底分属哪个流派并非被关注的重点，同时针对它本质的探讨也一直没有停止——所谓的“恶魔”，到底是一种与秩序对立的力量还是源自组织内部的缺陷？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一种“恶魔”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手，它就像是战争中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敌人一样。更有甚者它可能存在智力，知道怎样隐藏即将实施的行动策略，并且它可以将自己的力量变成我们弱点的量度。
想要对付这种恶魔，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策略、花费更多的才智。当然，既然人们能够觉察到它，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人所征服。这样它就很难有进一步的动作去破坏我们为了找寻世界秩序而做的努力和准备工作了。用一个比喻来说，这种恶魔在和人类玩一场扑克游戏，为了成为赢家它不惜破坏游戏规则并采取欺骗手段。
而这种欺骗手段恰如现代博弈论之父、美国著名科学家冯·诺依曼在他的知名著作《博弈论》中所说的那样，反秩序恶魔的特点不仅仅是为了取得胜利而去使用欺骗手段，他同时还会防止对手使用欺骗手段。在保证对手诚实的前提下，它利用欺骗手段获取胜利。
和这个诡计多端、面慈心恶的恶魔比起来，后一种恶魔更像是一个痴呆的傻瓜。这种被称为“奥古斯丁的恶魔”，总是愿意同人类去玩复杂的游戏，然后轻易地被人们识破，进而被人类的智慧彻底击败。
对于它们的本质特性，我想借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造物主无比精明，但是它没有恶意。这句话是通常意义下的格言，但它实际承载着远远多于格言的内容，并更像是一种对科学方法的种种陈述。其中“造物主”所表示的就是神奇的自然力量。而后一句“它没有恶意”则是告诉我们，这些自然力量不会欺骗我们。
也许从爱因斯坦的角度理解，这里恶魔的含义就像墨非斯托弗里斯解释的一样。浮士德曾询问墨非斯托弗里斯的奥秘，后者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是一种力量的一部分，这种力量在永远倾向于恶的同时也在永远地行善。”这就是恶魔，它具有欺骗人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却时时刻刻被限制。
科学对自然的探索和解密很容易被自然力量所抗拒，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界决心或者有能力找到一种人类无法破译的方法去阻止我们和它的通信。它的抗拒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斗争，这同一个敌人的主动抗拒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就像是科学家与军人、科学研究和赌博那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同。
真正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进行他的研究实验工作，他不必去担心自己的研究方法会被自然界所发现，也无须担心要因此改变研究策略。因此，科学研究工作者可以随便支配自己的时间，他认为何时是最好的时机，那何时就是；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最好的时机所支配。
相反，如果是一位我们讨论的是棋手，那么他就会面临完全不同的境遇。他不能走错一步棋，因为他的对手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人，稍有疏忽就可能令自己一败涂地。所以，一个棋手所受的往往是最坏的时机支配，至少要比最好的时机多很多。
对于这个论点我多少存在一点偏见，因为在这一点上我有很多感触。过去我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可以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有所建树，而且效率颇高；但是如果是下棋我就经常会因为在关键关头上的轻率而被对手打败。
因此，科学家的一贯倾向是把自己的对手看作一个和自己一样作风正派的人。作为一个需要实效性的科学家来说，这样的态度是极为必要的。不过这只适用于学术界与和平年代，如果在政治上或者战争当中，这样的态度就会受到那些别有用心的伪君子的欺骗。而且，就一般的公众群体而言，他们很难真实地理解这种态度。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更愿意去关心自己实实在在的对手，而不是自然界这个在他们眼中的假想敌。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它遵从着热力学第二定律，即混乱在不断增加，相对的秩序在一直减少。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证明，对于闭合系统的整体而言热力学第二定律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陈述，但是对于闭合系统中的非孤立部分来讲它就不再有效了。
这是一个总熵趋于增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还存在一些局部减熵和暂时减熵区域。也正是由于这些区域的存在，人们才有了断言进步的可能。在这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世界，进步和增熵之间的斗争一直存在，对此我们需要探索的道路，依然还是漫长的。4.自动化的目的从何而来
进步的概念，是在启蒙时期就开始孕育的。虽然在18世纪早期曾出现过一些思想家，他们承认进步是遵循着减熵定律的，并且也认同自己身边所能感受和观察到的世界与黄金时代并无不同。但是只有到了启蒙时期，进步观念才真正开始被接纳。
法国大革命成为启蒙时代两种不同状态的分界线，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对任何进步的怀疑。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注意到，在那个时代，人口没有控制的不断增加让农业近乎陷入失控的泥淖，直线上升的人口吃光了生产出的全部粮食，所以就有了文明世界的《人口论》。
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思想更迭的线索。达尔文之所以能够在进化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革新，其本质原因就在于他能勇于正视和承认进化并不是像拉马克主义宣传的那样，是一种不断增高和变好的自发上升过程。在达尔文的理论中，进化是这样的：
生命体在进化过程中表现出两种效应趋势，一种是多向发展的自发趋势；另一种是保持祖先形式的趋势。而这两种效应的结合则完美地将进化过程中那些混乱的细节铲除，让生命体沿着“正常”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选择过程，那些无法适应周围环境的有机体被淘汰掉。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些能够适应环境的生命体被保留了下来，成为生命形式的最终胜利者，也被称为剩余模式。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留下来的这些生命形式就成为世界中的“合目的性表现”。剩余模式真正被提出来，是在阿西贝博士的工作中。他提出这一概念用以解释机器学习。
阿西贝博士指出，一架机器，如果它的结构相当规则而且没有目的，那么假使它存在于接近平和的状态下，近乎平衡的模式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它存在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下，那么这种不平衡状态也只会是暂时的。阿西贝的机器就好比达尔文的进化论世界，我们在一个没有目的所构成的系统当中看到了目的性。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就系统的本性而言，无目的性只是暂时的状态，所有的一切，最终将会趋于平衡。
总之一切目的当中最为长久的东西，归根结底来说还是最大熵，这是一个相对最为广泛的目的。只是其中的各个过程阶段当中，那些由有机体组成的世界和有机体一样，都会在这样一种活动样式当中保持更为稳定的现状，即组织中的各个部分会按照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而生活。
在我看来，随机的、没有目的的机构会借助学习的过程来找寻和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是阿西贝最具闪光点的思想。这一论点不但为当代哲学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对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成果，通过这一思想很多难以攻克的自动化任务得以解决。
其实，19世纪的达尔文并不知道他的进步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领域了。他所处的时代为后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哲思，无数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通过那个时代汲取到了自己需要的科学营养。所以，当我们再去看马克思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大家们，他们对达尔文观念的接受也就理所当然了。
物理学当中的进步观念同熵的观念虽然没有绝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二者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尤其是与牛顿物理理论站在同一立场的科学家们都一致认为，信息的传递，尤其是那些推动进步并反对增熵的信息，是可以通过极少或者根本就脱离能量的方式来完成。到了20世纪量子物理学的兴起才使得上述论断得以被革新。5.量子论世界中生命的必然结局
信息和能量之间的联系得益于量子论的推导，这种结果也是我们所希望看见的。信息与能量之间的联系，最初体现在电话线路和放大器线路的噪声原理中，这也是二者联系的最原始形式。这种噪声，在一开始被人们认为是无法消除和避免的，因为它的出现和运载电流的电子分立性直接相关。但它不是简单的噪声，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它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
想要信息不会被自身的能量所淹没，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让线路的通信能力达到一定大小。这其中的原理和光的运行一样，光本身的结构也是原子，当原子一颗一颗地辐射出去时就形成了大量的光量子。光量子自身具有特定的能量，而能量的大小则取决于辐射的频率。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光辐射的能量绝对不会小于一个单光量子的能量。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能量的损耗，信息是无法进行传递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能量耦合与信息耦合的同一性。两种耦合之间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并无明显界限，但即使如此，单个光量子是一种极其微小的东西，所以一个有效的信息耦合其实需要的能量也微乎其微，所以能量传递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一棵树或者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直接或者间接依赖太阳辐射而获取信息与能量。当我们考虑这种局部过程时，也会发现局部熵会出现衰减现象，这就同能量传递的节约有关。如今这一点在生物学领域已经成为最基本的事实之一，特别是在光合作用理论上。在光合作用或者化学过程中，植物能够借助太阳光进行反应，从空气和水中的二氧化碳当中转化出淀粉，或者其他自身需要的化合物。
所以，物理学界也出现一股针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否有意义的思潮，而我们对此是不是应该做出悲观的解释，这主要取决于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整个宇宙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找寻到的局部减熵区域，我们会赋予这二者之间什么样的重要性。
事实上，因为我们生活在局部减熵区域，或者分属在不同的减熵区域，所以由于对这一局域的习惯和熟悉，导致了我们赋予这样一个减熵和增加秩序区域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整个宇宙。
举一个例子，宇宙中出现生命也许只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它可能只存在于太阳系，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换一个角度思考，人类对生命的定义决定了我们所能够在宇宙中发现多少种生命形式，所谓的生命现象一定要与我们感兴趣的生命存在足够多相同的特性，如此一来生命就被局限于只是地球上的现象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思考，毕竟我们是地球的一分子，在浩瀚宇宙中是否存在另外一些具有和我们一样生命体的星球这件事和我们也没有太大关系，同时这件事也同宇宙中熵和秩序的情况无关。
更进一步讲，我们完全可以将生命设想为特定时间之内的一种现象。将时间向前回溯到亿万年前的地质时代，那时生命并不存在；而或许在百万年后的未来，地球也有会变成冻结行星的可能，那时它就会重新回到一个没有生命的时代，并进入下一个轮回。
生命存在的物理条件是极端难得的，因为它需要为各种生命所用的化学反应提供条件。对于这一点，人们认识不断提高、科技无限发展之后开始逐步认识到这样一种结论：不仅仅是人类，能够让地球上所存在的种种形式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并不是冥冥中的注定，也非造物主刻意安排，它纯粹是一个幸运的偶然。而这种幸运的偶然性最终也必然会到达一种寂灭的结局。
这样的结论或许看起来存在太多的悲观论调，但现今我们不必去思考它。现今我们可以做的，是对自己的生命形式做一次评估，赋予偶然而且短暂的个人生命形式，同人类存在这一个更加偶然的事件以同等重要的价值，而不必去考虑它在时间洪流里转瞬即逝的事实。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在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上，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一条即将失事的船只上的旅客。但即使我们知道如此，也无法抹杀我们作为生命的庄严和价值，它们不会消失，而且在有限的时光内每一个人也有义务将它们发扬光大。即使在未来我们即将沉没、消失，但是在通向结局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发挥生命的光辉，用庄严的态度去展望未来。
目前为止我们所对生命的探讨一直以一种悲观的论调去进行，但这种悲观并非是那种感动俗人的情绪，而是作为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在理性方面的悲观主义。如今众多科学家已经通过熵定律和宇宙热寂引发了种种推断和思考。
这些思考未必能够让人猛然惊醒，或感到十分沮丧，也不会出现整体性的严重后果。但是即使这种科学思考充满了节制抑或更加隐讳，对于普通人来说，它也会给他们的情绪带来震动——并非他们无法理解，而是站在生命的角度对这样的事实无法接受。
整个宇宙正在趋于衰退，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面对能够压倒一切的必然结局。我们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去追求进步，愿人类的目光具有坚定乐观的力量，在这个没有悲剧感的时代里可以扫清希腊悲剧式的恐惧。6.崇拜进步不等于真的进步
在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在教育孩子时，更多的会希望下一代免于死亡和毁灭的恐惧。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与充满希望的世界，他们在圣诞老人的氛围下成长。可是有一天他们长大了，明白了自己的情感寄托——圣诞老人只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于是他们痛哭流涕。
确实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圣诞老人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心灵寄托，一旦失去，他们就需要承受着精神上的悲痛花费很长时间去寻找这种情感上的替代。只是这是他们依然没有接受死亡这样的事实，直到后来面临生活的种种体验和变故，他们才被迫接受和承认什么是死亡，也开始理性地去看待灾难以及生命的最终结局。
即使如此他们也还是会不自觉地将这些事实归结为偶然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的信仰里存在着一个没有悲伤和不幸的人间伊甸园。对这些人来说，这个人间伊甸园存在于永恒的进步之中，它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越来越伟大、美好，所有幸运的事物都将不断地出现于它的进程当中。
这就是人们对进步的崇拜，之所以如此可以用两个观点——事实与道德来进行说明和探讨。其中，道德观点可以为对进步的崇拜提供标准。
在事实方面，人们始终相信美洲大陆的发现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开端，同时它也属于人类早期的进步。自此之后人类进入到一个不断进步的发明时期，也进入到不断发现新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自然环境的新时代。
这些人成为坚定的进步信仰者，他们坚信在人类想象得到的未来，进步会永远持续下去，没有尽头也不会停止。而对于站在道德立场上去观察的人来说，他们始终觉得这种没有限制的自发性过程是一件好事：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存在和不断延续，人们才有了底气和依据告诉自己的后代未来存在着一个人间伊甸园。
理论上来讲，进步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且它也没有必要成为人的道德信仰——它只是一种事实。但是在美国传统的信仰理念里，这二者却相生相伴、不可分割。
进步观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熟悉的概念。人们对它如此熟悉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已经认识到一种事实，即无论它是事实信仰还是道德原则信仰，这种信仰实际上仅是文字记载历史中一个很小的部分。或者还可以这样解释：人们认识到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人类自身的信仰传统和教育当中对进步有着非常明显的分歧。无论是哪一种信仰流派，它们都不会将我们现在居住的尘世当作一块可以期许的乐园，也不相信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能够获得永恒的快乐。它们对道德的回报，不是尘世间的种种物质利益，而是未来某种精神上的期许。
这一点的本质也被达尔文主义者所认可，但他们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为这一论点加上了一个阴暗的注解。那些能够在末日审判的严格考验中通关的人一定是极少的少数，而且他们并非与其他人不同，而是在任意的选择中出现的“幸运儿”。所以，那些尘世的德行与修养全部都是虚言，在最终的选择中它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即使是终其一生为善的人也可能遭受惩罚的结果。
所以达尔文主义者虽然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并不会为自己祈求获得所谓的未来幸福，同时他们也不会指望能够在当今生存的尘世获得快乐。
这种观点或许依然存在太多的悲观因子，但这就是事实。希伯来预言家在预见人类未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保持乐观，甚至对于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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