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响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建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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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响应试读：

总序

中国有几千年的城市发展历史，但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才开始了城市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8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足20%，1990年中国有26.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009年已有46.6%的人口（6.22亿）生活在城市，中国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增长约1个百分点。可以预料，未来3～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突破50%。中国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将形成一些重要的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经济网络的重要结点。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城市如何提高创新能力和实现持续增长，如何更加和谐，如何更加可持续。

让我们先来看看城市和谐问题。城市化本身是一个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世界银行2009年的年度报告更强调了世界各国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少数大都市集聚的共同趋势。所以，城市化和集聚本身就意味着空间的非均衡发展。实现城市和谐的关键，不是不同空间和区域的均衡发展，而是城乡居民能共享发展的成果，或者说发展成果受益的均衡化。实现这种共享需要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迁移流动，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新增城市常住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主要是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者）不能成为流入地城市的“市民”，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他们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也受到一定限制。这些人成为不稳定的城市人口，或“准城市人口”。以上海为例，2000～2009年城市常住人口增长312.69万，其中非户籍常住人口占增量的77.7%。此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被征用后，一般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但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农民，从居住到就业往往并未真正市民化，而成为“准城市人口”的一个特殊部分。根据我本人粗略的估算，目前我国城镇“准城市人口”规模达2亿多。我也将这种城市人口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准城市人口”增长的情况称之为“浅度城市化”。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于“浅度城市化”问题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浅度城市化”不仅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公平，而且造成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的份额不断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等宏观的经济问题，从而也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

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使未来城市发展更加可持续。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普遍的城市低密度开发，大广场、大绿地、大马路和大校园和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以及各类功能单一的低密度园区比比皆是。低密度开发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城市化进程中的低土地产出率和投资回报率，城市基础设施因缺少规模经济而供给不足，居民的交通、教育、医疗、文化、商业服务设施匮乏。所以中国未来城市规划和建设如何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交通、建筑和产业发展中更好地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都是需要通过大家共同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中国的城市要提高创新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能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并且改善城市的商务环境，鼓励创新和创业，使中国的城市发展变更加包容，更加充满活力。

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是经济、社会、政治、历史、自然、技术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为特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背景，整合更多城市研究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探讨适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城市化道路和区域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整合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中的城市研究力量，于2009年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申报成立以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工作室”。通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创新基地和工作人员承担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为繁荣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我们决定于2010年起编撰“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丛书”，分批出版在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对城市与区域问题的深入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　左学金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9月

序言

然而，长期以来，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之中，空间因素或者被当作均质的、无差别的存在，或者被完全忽略掉。这样的研究框架使经济学研究始终保持较为抽象的状态，与真实的经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近年来，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发展较为迅速，它试图在吸收古典的区位理论素养的基础之上，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理论的主体之中。目前，这种把空间整合进理论体系的努力已经扩展到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由于城市已经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轴心，城市空间也就成为各个学科的主要关注对象。陈建华博士在本书研究中，也是试图把信息化与城市产业发展具体化到城市空间之中，从而使得理论研究更加逼近事实。

陈建华博士综合多学科城市理论，通过扎实的理论演绎推理和实证研究，在对我国国际化城市与发达国家全球城市比较分析后认为，我国国际化城市的空间正在发生的集中与分散、蔓延与极化、同一与差异等空间矛盾，既有与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相同之处，又受到我国相关经济、社会与制度条件约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陈建华博士更为深刻地指出，国际化城市的空间发展不仅要在总体上找到集中与分散之间的平衡点，而且要深入到城市空间结构内部找到一种合理的布局，还要在城市产业与制度供给方面找到能够支撑城市空间合理发展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市空间相对均衡化发展。

陈建华博士在本书中还以上海为例，深入分析与验证其城市空间变化的假设。目前，上海正在建设“四个中心”，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提升城市能级、支撑上海向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步骤。随着服务业的就业与增加值在城市产业结构的比重越来越高，城市产业空间、居住空间及其公共空间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市空间重新分化组合的动态状况还会延续先前的态势。为此，陈建华博士具体研究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郊区化的方式与特征、郊区新城建设的状况、城市空间扩展的方式及其途径等，对上海的产业与空间发展作了较为完整的概括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对策与建议，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的研究既体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作者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进行了分析，回答了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方式与特征、城市空间响应及其与全球城市的异同点，信息化引致的城市空间矛盾在我国国际化城市的表现形式及其内在原因等问题。本书对于城市研究领域工作者来说，值得一读，相信会受益良多。周振华2010年6月26日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里，随着信息技术对经济生产的渗透与普及、市场管制放松与解除、市场自由化以及国有经济部门缩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企业被迫不断压缩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其生产与地点最佳结合。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合生产，以期提高利润率，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伴随着经济生产全球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分散生产时需要集中控制与管理，全球城市如纽约、东京和伦敦作为控制与管理中心出现了。在全球城市形成过程中，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制造业在城市经济生产中的比重不断缩小，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与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简而言之，信息化条件下城市经济服务化成为发达国家许多大城市经济发展的趋势。

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动带来了城市空间扩展，城市空间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城市空间上存在着产业空间集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和城区功能分工与分化等现象。城市空间极化现象十分明显，社会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大。集中与分散、连续性与间断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共存与对立正在城市空间内成为三个十分尖锐的矛盾。城市中心城区衰弱与重新发展，边缘城市的功能综合化与“反磁力”作用，使得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功能正在模糊化。高收入群体居住“城堡”、城市中心城区的更新与改造、孤立飞地、贫民窟、边缘城市、地方化与种族隔离等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发达国家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大城市空间变化沿着城市化——郊区化——绅士化（gentrification）——地方化（regionalization）路径发展，城市空间布局模式由单心单核向多心多核方向发展。城市经济重心出现了由中心城区向城市边缘移动的迹象。城市蔓延（urban sprawl）现象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在西方国家，人们呼唤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紧缩城市（compact city）构想和精明增长（smart growth）发展战略，运用新城市主义（new [1]urbanism）思想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世界城市发生的现象不一定会发生在我国国际化城市中。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中，我国国际化城市产生的现象既与出现在世界城市的问题有共同根源，也与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问题相联系。然而，与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与世界城市的密集研究相比较，对发[2]展中国家城市空间对全球化的反应的研究相对薄弱。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快了这一步伐。全球化和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与条件。我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接受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改变原有的进口替代型经济结构，目前在东部地区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大城市的作用特别重要。大城市成为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国内外流动的重要通道，是信息生产与传递的节点；大城市发挥着沟通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作用，引导着国家利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大城市运用聚集与扩散作用，引导国内资源合理配置，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以城市为轴心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经不再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层次上。构筑国际化城市，提升城市功能级别成为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许多大城市都制定了城市国际化战略，确定了国际化的发展目标。上海、广州和北京由于地区性城市首位度的作用而成为我国首批进行国际化的城市。大城市逐渐发挥内联外引作用的过程也是自身逐渐国际化的过程。在这些城市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具备一些新特点。由于经济活动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空间上，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内涵变化必然引致空间变化。简而言之，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引致城市空间变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我国国际化城市的产业部门不仅有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时期的生产部门，而且拥有后工业化时期的生产部门。城市产业结构在时间跨度上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产业结构大，也远比它们复杂得多。在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中，一个共同的表现是服务业的比例上升，制造业的比例下降；信息产业的主导作用明显，传统产业趋于式微，或者借助于服务业重新获得发展；知识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有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规模强劲扩大。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虽然它们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在本质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一个具体表现是在服务业的构成上：服务业的非正式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当大；服务业的出口较少；服务业的地方化色彩较为浓厚。服务业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在就业机会与收入上都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它们直接影响到消费者行为特征，影响到城市的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布局在产业结构变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业机会差异和收入差距推动城市空间走向极化。城市中心区成为人力资本与财富高度集中的地点，成为经济进步与社会繁荣的象征。这是城市空间极化现象。我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城市中心城区的更新、改造与绅士化。目前我国农村向城市人口流动、城市化现状都对这种极化影响起到放大作用。产业结构变化经由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与发展、过度供给的劳动力、亟须扩大与使之坚实化的中产阶级和相对脱节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作用到城市空间分布。城市空间不断分化。服务业与高收入群体集聚在城市中心城区或特定区域，低收入阶层徘徊在城市空间与社会的边缘。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对脱节，城市没有经历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福特主义（Fordism）生产过程，社会缺乏较大比例的中产阶层，因而城市没有经历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城市郊区化过程。我国国际化城市郊区化与发达国家世界城市郊区化的机制有所不同。我国国际化城市郊区化是一个产业先行、居民跟进和商业中心初步形成的过程。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空间后果全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空间蔓延。此外，内部解除管制与外部接受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被证明会带来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分离与碎片化的结果。这在已经经历了近二十年福利国家发展的发达国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和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样的情况在我国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引发收入差距扩大与利益格局调整，经济矛盾必然在空间上有所反映。

城市在全球化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国家与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和发展中国家城市独有的经济发展状况纠合在一起，使城市空间发生巨大变化。那么，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的条件与背景下，我国国际化城市的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在向世界城市方向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矛盾是否会在我国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和广州有所反映？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重组是否产生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相同的空间模式？如果两者是不同的，那么，我国国际化城市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会产生哪些空间特点？城市空间的二元分化是否越来越明显？城市的中心化、边缘化与发达国家城市是否有根本性的不同？城市空间扩展同西方国家城市郊区化、城市蔓延和网络化是否完全不同？城市空间扩展与工业服务业发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城市空间扩张的方式是什么？城市空间间断性是否十分突出？城市中心与边缘存在何种差异？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内部是否也出现了空间构成的不同即居住空间隔离与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城市空间间断性由何种形式的空间连续性加以弥补，从而维系城市经济运行的整体性？我国国际化城市空间复杂性与全球城市有哪些异同点？

本书试图以上海市为例，研究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导致的城市空间响应，分析我国国际化城市在向世界城市方向迈进时，由于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的城市空间效果。以我国国际化城市原有的产业特征和社会发展为前提条件，以信息化为逻辑分析起点，分析城市的产业发展，研究其产业结构变化，结合城市的具体条件，研究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空间后果。

二　选题意义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国际化城市利用聚集与辐射作用，促进国内资源有效配置，带动国内经济参与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有效利用国外的技术、市场与资源。它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高人们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正如佩鲁（F.Perroux）所指出的，如果城市足够强大，它不仅会改变直接的地理环境，而且会改变所在的国民经济结构，直至[3]生产者与消费者所能看到和感觉到的广泛变化。

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化城市在参与国际分工、接受产业转移时，它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城市空间布局。城市经济活动都会在空间上有所表现，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必然伴随着空间变化。城市空间既是城市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城市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引致的空间变化对于城市居民和城市外围地区具有巨大影响，制约着城市功能与作用进一步发挥。进一步说，城市能起到聚集与辐射作用同其内部空间结构是分不开的。城市空间变化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福利水平，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居住、工作、交通与游憩。在世界城市，由于信息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空间面临着被重新定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矛盾与冲突在国际化城市空间中直接或间接得到体现。如果城市空间存在的矛盾得不到解决，那么城市功能与作用的提升便会受到极大妨碍。

哈维（D.Harvey）认为，任何城市理论都必须涉及城市空间（Harvey，1980）。沃纳·赫希（W.Z.Hirsch）指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是城市经济学存在的理由（Hirsch，1982）。如果说国际化城市能够起到全球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中的节点作用，那么城市经济规模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这些经济存量在空间上存放必须呈现某种有序的特征才能使其达到某种有效的界限，以使城市功能与作用发生质的飞跃。城市空间特征制约着城市功能与作用的发挥。所以，产业发展的空间特征是城市空间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与产业结构理论中，空间问题至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们对空间的研究与时间相比显得极为不足。以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城市经济学发展是比较滞后的。经济学理论解释城市空间问题的能力略显不足。关注城市空间问题的学术领域更多的可见于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所以，对城市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经济学理论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本书主要研究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快速成长与变化时期，城市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空间变化。研究成果可以使我们有判定经济是否合理发展的依据，从空间认识经济发展。同时，这也可以使我们利用政策合理规划城市空间，使得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工合理化和综合化，使得经济与社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基础。研究产业发展、结构重组与城市空间变化，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正面与负面作用，从而自觉地发挥全球化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通过对城市空间的合理安排来提升城市能级，促进我国若干城市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这也可以促进城市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聚集与扩散作用，降低城市的交通与运输成本，消除交通阻塞，减少环境污染。[1]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EB/OL].http：//www.cnu.org/aboutcnu/index.cfm.2005-01-01.[2]RobertB.Potter, SallyLloydEvans.The Cityin the Developing World.Edinburgh：Addison Wesley Longm an Limited，1998：116.[3]Francois Perroux.Regional Economic, NewYork：FressPress，1970.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框架

一　概念界定

概念的界定正确与否关系到范畴运动是否按本意进行，关系到理论演绎与推理的正确性，也关系到实证分析总结的正确性。本书的分析研究中经常用到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化城市、空间、产业、产业结构与大都市区等概念，在此有必要进行界定。

1.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globalcity）的概念由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在1984年首先提出。她在2001年对全球城市的理论模型作了完整的描述。她用七个假设阐述了全球城市的内涵：①标志着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地理分散性，同时伴随着这样的地理分散活动一体化，是催生跨国公司中心功能的关键因素；②这些中心功能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公司总部采取外包的战略；③那些在最复杂与已全球化市场中接受外包的专业服务公司受到集聚经济的限制，它们必须聚集在一起以减少不确定性，因此，城市就像一个不可复制的信息环；④跨国公司总部把复杂与非标准化的功能外包后，它在选址上便较为自由，但仍受到基础设施条件的限制；⑤专业服务公司通过提供全球服务，通过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关系，构建了全球城市网络；⑥全球城市既有高级专业人员及高级专业服务公司，又有低收入群体，因而存在着社会与收入不平等；⑦全球城市拥有高度信息化[1]的经济活动，服务业信息化是城市谋求生存的途径。

丝奇雅·沙森认为，选择全球城市作为概念是要把其同世界城市（Patrick Geddes，1915）、信息化城市（Castel ls，1989）相区别，全球城市是在当今时代形成的全球性特征之一。它的含义远比世界城市丰富得多。全球城市的内涵已远不是世界城市的内涵所能涵盖的。同信息化城市比较，全球城市既强调网络，也强调地点。进一步说，全球城市的概念强调全球经济体系的“生产”。因为全球化不仅仅是全球性的合作问题，而且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问题。全球城市强调全球经济的战略部分，强调城市控制能力部分。全球城市强调经济的网络化运作，关注经济与空间的两极分化。

从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与来源，笔者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产业结构主体，以信息的产生与加工为主要工作，以协调、控制和指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即全球性经济生产为主要功能的国际性大都市。全球城市是全球化的产物之一，纽约、伦敦和东京是公认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是丝奇雅·沙森在全球化与城市研究中使用的核心概念。

2.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worldcity）的概念由苏格兰城市规划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1915年提出。然而，在帕特里克·格迪斯著作中，世界城市的含义不是完全清晰的。世界城市的概念后来由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1966年作了经典性的解释，世界城市是指拥有[2]管理与指挥世界上相当大比例的重要商业事务的某些大城市。世界城市是国家与国际的政治中心，国际贸易中心，银行、保险以及相关金融服务业中心，医药、法律、高级学习、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等高级职业中心，通过出版与大众传媒进行信息收集与传播中心，艺术、[3]娱乐、文化以及相关活动的中心。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和高兹·威尔弗（Goetz Wolff）于1982年重新定义了世界城市。他们认为，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全球经济控制中心。[4]1986年约翰·弗里德曼在《世界城市假说》中认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是全球经济组织节点和中枢，它组织并连接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而形成全球经济，它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依赖于少数关键部门快速增长，包括跨国公司总部、高级商务、国际金融、交通通信和制造[5]业等。

从丝奇雅·沙森的全球城市与世界城市的概念界定比较可以看出，世界城市的外延相对较为宽泛，它所包括的对象较多，不像全球城市限于纽约、东京、伦敦、法兰克福与巴黎这五个城市上。

3.国际化城市

本书国际化城市概念指的是未来将是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的城市。在当前，国际化城市正处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城市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人口及其组成和空间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正在向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方向发展。城市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正在逐渐超出所在区域和国家范围，起到了连接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作用。在产业结构上，国际化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在其所在的经济区域是最高的，即使制造业比重保持较高比重，但是其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是其经济区域中相对其他次级城市传统服务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趋于集中的城市；在全国或区域城市等级体系之中，国际化城市是首位城市，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量较次级城市具有明显的数量优势；由于国际化城市的规模优势，国际化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的优势，即产业通过总体发展获得外部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同时，不同产业在城市的聚集，在空间上建立了城市生产整体上分工与协作关系，它们之间的关联与相互促进产生了城市化经济。在人口结构上，国际化城市不仅具有相对稳定的居住人口，而且能够吸引到较多的外来人口，包括高级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成为城市创新活力和财富创造者。在制度环境方面，国际化城市通过不断改革更新，在相关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平安建设、专利制度以及户籍制度具有更灵活与人性化的设计，其城市软环境建设成就成为外来人口迁入城市的重要吸引力。我国的北京、广州和上海就是国际化城市，其他能起到引领区域经济参与经济循环的区域性首位城市都是国际化城市。本书以上海市为例，分析我国国际化城市在信息化条件下产业发展的城市空间效应。

4.产业与产业结构

产业（Industry）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产物。具体地说，产业是具有某种相同属性的经济活动的总和。一个产业内的经济单位具有相同的属性与特征，即具有同质性。产业内的产品与服务拥有密切的竞争与替代关系，其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具有类似的技术与过程。

在重农学派思想流行时期，产业主要指农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随着工业的出现与发展，工业对经济与社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产业主要指工业。那个时期以后，产业的含义扩展到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及其所细分的各种行业。产业作为经济单位，既不属于宏观层次所指的国民经济，也不属于微观经济所指的企业经济活动或居民消费行为。它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层次的经济范畴。产业的种类与层次性直接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分工逐渐趋于细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不同的、更细的产业，产业种类增多，层次性也趋于增多。

产业结构是各个经济组成部分的技术联系与联系方式，它揭示了产业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部门关系变化的规律。很多国家以三次产业分类法对国民经济的构成进行划分，所以产业结构常指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基本上按照这个方法划分。

5.空间

空间在欧几里得（Eukleides）那里被认为是“无限、等质，并[6]为世界的基本次元之一”。他的空间观以几何学为基础。欧几里得的空间论到了17世纪由于数学与逻辑实证的运用而成为抽象的数学空间，世界是可测量的空间。牛顿（I.Newton）认为空间是实质的，不是心灵上的，空间的存在不受时间和出现的事物的影响。这种绝对空间论一度成为主导的空间观。

欧几里得传统的空间论到了康德（I.Kant）时受到了挑战。康德[7]认为“我们感觉性的形式就是空间与时间”。空间与时间一起构成我们所认识对象的形式。它是我们用以组织感官印象的准则。

康德的唯心先验的空间观到19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末心理学通过对空间研究，认为空间是人的知觉，人们通过图式（scheme）来认识空间，通过图式的形成与构造最终形成了空间知觉和空间意识。

在绝对空间论与知觉相对空间论的基础上，出现了“场所”的概念，即人的活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他的空间观。

上述空间理论构成城市空间概念的基础，韦伯（M.Webber）综合了先前的空间理论，提出城市空间包括形式与过程两个方面，即形式上的物质要素、人的活动要素的位置分布与位置移动，过程上的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

本书所指的空间是城市空间。根据上述先前学者关于空间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城市空间是指城市物质环境、城市活动的位置分布与移动以及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城市中心与郊区、城市的各种产业的集聚与分散、城市内部的信息流和城市内不同区域的功能分工与协作都是城市空间的内容。

6.大都市区

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是一个包含较多人口的核心地区和在经济意义上已和核心地区一体化的邻近地区的组合。它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城市空间形式。大都市区的概念最早在1910年被提出，1949年美国正式建立统计标准用于城市普查。大都市区由三部分组成：①中心城市；②除中心城市外的城市化地区（所谓城市化地区是含一个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③已经与城市化地区经济实现一体化的周边区域，包括城镇与农村。本书对于国际化城市的区域划分将参照国际上对大都市区的划分，采用中心城区、城市化地区与郊区为三个与之相对应的概念。

7.城市带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在对美国东北部城市群考察后于1957年在《大城市带：东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中提出大城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它指的是空间上毗邻，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多个大都市区组成的城市密集区域。他让人们认识到城市之间的空间几乎完全被人占满的事实。大城市带表明城市之间存在着经济联系。具体地说，城市带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规模与等级城市，以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借助于现代交通运输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城市之间特别是与特大城市发生和发展着各种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8]市复合体。

二　研究框架

本书从信息技术革命开始，首先分析信息结构及信息技术对生产分工的作用，信息技术扩大了市场范围，引发生产分工的细化与深化，并催生了信息产业的出现与发展。信息产业作为生产协作的“桥梁”，对于促进传统工业生产潜力的释放具有重要意义，也使经济服务业趋势在发达国家不断增强。这些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同世界政治格局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等因素共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催生力量。在这样的技术与经济发展条件下，全球城市经济向服务业方向进一步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成为其重要产业，并引发了城市中心城区的更新与重新发展，城市产业的空间排列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对于我国国际化城市而言，在国际产业转移与首位城市的作用下，信息化对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信息化与国际化城市的首位城市作用极大地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经济总量的扩大成为城市空间改造的动力，城市进行空间功能置换与居住空间迁移。开发区是接受中心城区原有工业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空间形式。这些都是带动城市空间扩展的力量。新的产业空间成为城市空间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信息化与经济服务化共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它们共同构筑了我国国际化城市的流动空间，在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下产生了空间的连续性。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在城市产值与就业比重的上升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它是居住空间隔离与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引发力量。它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起促进城市空间极化。本书从信息技术革命开始，经由产业结构变化的具体分析，最终到达城市空间出现新型的集中与分散、空间间断性与社会隔离分异、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论。总之，对于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响应的研究框架如图0-1所示。图0-1　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响应的研究框架[1]Saskia Sassen.The Global City：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xixxxiii.[2]Peter Hall.World Cities, MegaCitiesand GlobalMegaCityRegions.GaWC Annul Lecture 2004.[3]PeterHall.World Cities, MegaCities and Global MegaCityRegions.Ga WC Annul Lecture 2004.[4]J.Friedmann, G.Wolff.“WorldCity Formation：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arch，1982，（3），[5]J.Friedmann.“The World CityHy pothesi”，Devel opment and Changes，1986，（1），[6]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5～6页。[7]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5～6页。[8]Jean Gottmann，“Megalopolis：or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Economic Geography, Vol.33，No.3，1957.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特色与创新

一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与所选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由于不同城市的历史，外部条件、地理位置和发展基础的不同，世界没有两座完全在产业结构和空间形态相同的城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 ford）指出：“它（城市）的表现形式非常之多，很难用一种定义来概括；城市的发展，从其胚胎时期的社会核心到它成熟期的复杂形式，以及衰老期的分崩离析，总之，发展阶段应有尽有，很难用一种解释来说明。”[1]我们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抽象演绎；收集现有全球城市与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与空间变化的数据，进行归纳；通过比较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与国际化城市的异同点，找出国际化城市经济发展与空间发展的共同规律；通过对上海的个案分析，使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体说来，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

1.抽象演绎推理法

现实世界是纷繁芜杂的，为了抓住事物的本质，需要一定程度的抽象，这样有利于我们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经济学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学科，而城市的现象却十分复杂。城市现象背后隐藏原因的复杂性常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去研究与分析。在我国，政府行为与市场规律相互纠合在一起，形成城市发展的推动力量。本书的目的是研究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的空间结果。因此，我们进行了抽象，通过分析全球化的特征，说明新的国际劳动生产分工的性质，强调新的产业空间的特征，从信息结构、人力资本、租金、成本和利润等角度对产业集聚与分散的原因进行分析，建立模型进行推导，探讨城市经济运行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研究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空间后果。本书比较注重理论的抽象演绎与逻辑推进。在城市研究上有许多现成的理论成果可以应用，包括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理论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与观点，它们对于本书的逻辑推理十分重要。因为理论研究只有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才能创新地继承与发展。

2.归纳法

本论文收集城市经济活动与空间分布的数据，从数据分析中归纳结论，从一些特殊的例子推导出一般的结论，把理论与观点建立在扎实的实证基础上。以上海为例，收集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数据，包括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规模及其在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数据，特别是服务业构成的数据，观察城市各个产业的空间分布。通过对空间分布数据的整理，挖掘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原因与规律，找出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导致空间变化的共同特征，从而得出国际化城市空间变动情况的结论。

3.比较法

不同城市由于历史、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它们的城市空间形态是不同的。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城市的产业结构重组与空间变动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如生产者服务业占据城市经济较大比例、城市中心区重新发展、高大壮观的商业楼与破旧的居民住宅区相毗邻等现象。通过对全球城市纽约、东京和伦敦的比较研究，找出全球城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现的共同现象，从而找出全球化与信息化对大城市的空间影响。在对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空间分析中，我们注重从全球城市与国际化城市的比较中，找出它们的不同点，从而得出我国的国际化城市在向全球城市迈进的过程中，在空间出现哪些与全球城市相同的和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特征的出现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比较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发展规律。

4.个案分析法

本论文通过对上海深入的个案研究，分析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造成的空间极化、空间蔓延式扩展以及居住空间隔离现象。通过分析上海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和近二十年的产业结构升级，综合上海作为地区性首位城市的作用以及外来人口流入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分析上海近五十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的空间变化，探究产业结构与空间两者存在的关系。笔者收集了上海近二十年的产业结构变化与空间变化的资料，在论文中穿插所选案例与数据，做到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让理论站到实践之上，让实践升华到理论层次。

总之，本书通过综合采用理论演绎与实证归纳，侧重于理论的演绎推理，同时辅以一定的实证证明，比较世界城市特别是全球城市与国际化城市在产业结构与空间上的不同点，借用已有的城市研究成果，分析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机制，说明现存的国际化城市空间状况的产业结构原因。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响应，城市产业结构重组导致的城市空间变化。信息技术对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在信息化条件下发生的变化、城市空间特别是中心城区与郊区在产业发展的条件下发生的变化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本书首先分析信息技术通过扩大全球生产分工的空间范围，推进城市产业信息化与服务化，促进了城市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这是全球城市与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与空间变化的国际性背景与条件。接着，研究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特别是美国的全球城市在信息化与经济服务化条件下发生的空间变化，其产业在城市空间排列的特征及其规律性。在分析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产业发展引致的城市空间变化之后，再研究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分析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不同于世界城市，它是在工业化正在进行、城市化加速进行和信息化正在发生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国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包括了以下内容：城市加入了国际化进程，参与国际劳动生产分工，接受国际化产业转移，城市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或进一步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化作为重要作用因素进入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渗透。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首位度的作用使得国际化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城市经济总量增加导致空间结构转换。经济增长是城市空间变化的最初始的原因。城市政府对城市空间进行有意识的规划是这个转换的反映与体现。

我国国际化城市与全球城市工业化时期的城市范围扩大存在着相同的一面：城市空间扩张方式有相同点。不同的是，国际化城市的空间扩张与城市政府有意识的诱导行为有重要关联。城市政府通过对中心城区的“退二进三”，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开发区与安置的方式，使得城市空间在位于近郊的开发区的拉动下实现了大幅度扩张。外来人口填补了城市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填补了城市的空间空缺。他们是城市边缘区的主要居住群体，也是填充各个交通线之间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群体。

我国国际化城市的知识、人力资本与财富趋于在城市中心区聚集。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中心区的定位，它与城市的综合功能存在着互补关系。生产者服务业的高附加值与产值增长速度带动了中心城区发展。同时，在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状况下，城市中心区的空间连续性是郊区无法企及的，便利的通行与功能的综合优势是高收入群体选择中心城区作为居住地的重要原因。

我国国际化城市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服务业产值与就业比重提高，促进收入两极分化，从而对城市空间产生了影响。城市空间隔离现象逐渐突出。圈层式隔离、镶嵌式隔离和扇形隔离都是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条件下产生并逐渐凸现出来。居住空间隔离导致社会空间分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似乎正在减少，人们的社会交往局限于同一群体内部的取向越来越明显。

全书共分为九部分：

导论部分介绍本书选题的背景、论文所要解释与回答的问题和选题意义，界定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以及文章的研究框架与写作思路，说明论文所要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创新与特色。

第一章是研究综述。综述有关国内外信息化条件下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并进行简要评析。对国外有关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与城市空间理论等学科对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评析；综述我国学术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评析。

第二章研究信息技术对产业发展与经济服务化的促进作用。首先介绍信息技术革命，研究信息的结构，分析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对经济空间影响与作用的内在机制，信息的结构决定的新的产业空间的特征；从生产劳动分工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进步及其经济影响，以及它对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冲击。其次分析信息产业的特征，信息产业成为城市主导产业的依据。最后分析信息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接受信息技术的渗透之后获得了新发展，通过产业信息化、需求精致化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城市经济服务化。

第三章研究信息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分析信息化条件下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发展与新变化，经济全球化的非均衡机制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特征。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和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分析经济国际化对我国城市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与空间转变的国际背景。

第四章研究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产业发展与空间重构。研究城市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全球城市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特别是以纽约、东京与伦敦为例，分析这三大全球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从信息结构特征分析全球城市空间重构的机理，研究全球城市产业的空间区位排列，得到一般的规律性特征，为分析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提供借鉴。

第五章解析我国国际化城市的产业发展，并将其与全球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行比较。以上海市为例，分析我国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历程，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划分为三个阶段：适应性调整、战略性调整和联动发展阶段。对促进上海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对上海城市产业合理化与高度化进行定量分析，并进行国际比较。

第六章研究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响应的机理，分别从历史与经济竞租模型角度分析了我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展的机理，并从城市的劳动力供给特点、进出口依存度与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方向对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展与极化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七章分析我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展与极化的状况，并在掌握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之上，对我国国际化城市的郊区化方式、特征及阶段进行分析与比较。对我国国际化城市的郊区新城建设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郊区新城发展的优化之道。在分析我国国际化城市变化的基础之上，提出我国国际化城市空间出现蔓延与极化两种趋向，并对其发展形势、形成机制和负面影响进行分析。

第八章研究我国国际化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并在全书研究内容的基础之上进行展望。对国际化城市空间的虚拟化、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空间连续性与间断性以及社会空间隔离与分异进行分析。总结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空间结果：城市空间的极化与扩展，连续性与间断性，同一性与差异性同时存在。这三个在全球城市表现得十分突出的矛盾在国际化城市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提出现存国际化城市空间的合理性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三　研究特色与创新

本书主要利用已有的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等研究成果，综合运用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多个学科理论成果，侧重于利用理论演绎推理分析，辅之以部分的实证分析，揭示信息化给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带来的影响、城市产业发展引致空间变化。本书主要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采用具体个案分析法，对我国国际化城市在信息化条件下向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方向迈进过程中，由于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导致空间出现新型的矛盾——空间虚拟化、集中与分散、连续性与间断性、同一性与差异性、蔓延与极化进行详尽分析。通过研究、分析和推理，得出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响应结论。

本书从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分析在信息化条件下，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新的产业空间与收入差异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空间出现重新分化组合的倾向。信息技术进步、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变化是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与空间变化的基础与背景。以信息结构和信息技术革命为逻辑起点，以生产劳动分工与协作细化与深化为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同时结合我国国际化城市的约束条件及其特征，特别是引进我国国际化城市的相关制度供给状况，分析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状况，研究空间朝着蔓延与极化方向发展的必然性。在产业发展的推进之下，我国国际化城市空间出现新型的集中与分散。新型的集中是人力资本、科技知识与财富的集中，它渊源于产业集聚与相同收入水平的相同或相近的需求层次。新型的分散是城市空间破碎化利用与跳跃式开发的表现之一。它的直接表现是城市空间的蔓延与极化，蔓延式的城市空间扩张是其产业结构变化、制度供给缺失以及劳动力供给特点等因素影响的结果。两者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不相适应，从而导致了空间的不可持续分布状态。集中与分散的空间交错与重叠使得城市空间呈现出新型的城市空间隔离。它反映了在权力与资本主导的年代里城市空间的相应变化。[1]参见〔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1页。

第一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理论研究是因解释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管制放松与解除、信息技术发展和新自由主义思想传播，新的国际劳动生产分工在此发生与发展。对于全球化条件下城市产业发展变化的空间结果的研究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这种研究存在于以全球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时间地理学、城市规划与城市空间理论等学科中。由于经济条件变化是推动城市空间变动的主要力量，在以城市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及其理论流派中，对于信息化条件下城市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结果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在我国经济进行工业化与信息化过程中，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正经受着全球化的影响与冲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居住、工作、交通与游憩。因此，我国国际化城市的信息化、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变动成为各个有关学科研究的焦点之一。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全球化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发端的。信息、技术与物质要素在发达国家之间的流动性与流动量要比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间要多要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国际化程度较高，在城市产业发展、产业结构重组与城市空间变化的研究上走在发展中国家前面，研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到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上。然而，在西方国家学者的经济学研究中，“虽然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并且做出了许多曾经带动过经济学一般发展的令人瞩目的贡献，然而公正地说，与时间不同，空间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能够被成功地结合进经济理论的主体之中”。[1]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空间被当作均质的、无差别的存在。在产业结构理论中，其研究对象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目的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虽然产业布局理论注意到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但是空间在整个产业结构理论中被关注的程度及其理论发展的进度是跟不上实际需要的。以土地利用和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城市经济学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比较滞后的。

然而，空间是影响人们居住、工作、交通与游憩等实实在在的问题。在以城市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中，对于信息化条件下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都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具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学派和研究小组[2]对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与空间变动的研究上，新古典主义城市经济学受到了德国古典经济区位论的启发。它吸收了杜能（Von Thunen）的农业区位论思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秉承20世纪60年代阿朗索（W.Alonso）竞标租金（bidrent）模型的分析方法，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入手，以地租、利润、成本和收入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企业、居民和公共设施的空间位置分配。以地租为杠杆，在竞争的作用下，城市中心聚集了高收入居民和高利润率的生产者服务业，城市边缘则集中了低收入居民和工业企业。对单中心的城市来说，产业从城市中心到边缘的产业空间分布依次是服务业、零售业、制造业与商业批发。新古典主义城市经济学以规范分析和抽象分析为主，它对于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改建（gentrification）、生产者服务企业挤压城市中心居民现象、城市副中心的形成以及城市空间租金管理等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它所运用的分析工具是本书分析城市所用的基本范畴。但是，新古典城市经济学过于理想与抽象的分析方法使其理论与实际情况差距不小，也使得它在城市复杂的问题面前解释力不足。

新古典主义城市经济学的缺陷在行为主义城市空间研究学派（以下简称行为主义学派）的分析里得到一定程度修正。行为主义学派从城市居民活动出发描述城市空间。它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规范分析基础上加进实证分析，引入可达性（accessibility）、技术和知识等解释变量，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产业分布的空间模式。布劳彻尔（J.Brotchie）、纽顿（P.Newton）、霍尔（P.Hall）和尼基坎布（P.Nijikamp）在1985年提出技术与城市结构模型。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时期，国际化城市经济生产中技术作用不断加强，知识投入不断增加，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低技术含量生产部门在不断萎缩，这样的此消彼长必将影响企业区位选择，最终影响到城市空间结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地理学研究出现了理性化运动。这股潮流推动城市空间研究大量利用数据，运用统计学与数学进行空间分析，得出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律，预测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因此，空间分析学派应运而生，它以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把个人抽象为物质性存在，将人的经济活动进行数量化处理。空间分析学派以布赖恩·贝里（BrianL.Berry）为代表，以劳锐模型（Lowry Model）最为有名。劳锐模型把城市经济活动分为基本性经济活动和服务性经济活动，利用基本性经济活动可以计算所需服务性经济活动的数量，接着由此服务活动可以再计算出所需的更多的服务活动。以此层层推算，最终可计算出城市的人口分布、产业分布与各种经济流量。由于空间分析学派过于抽象，过于注重数据处理，它在解释城市产业与空间分布上显得过于理想化与抽象化。

城市经济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空间分析学派对城市产业变化与空间变动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与总结上。他们抽象地研究形成城市产业空间分布现状的内在机制。因此，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学派认为，这三个学派对城市经济活动及其空间分布的研究都是肤浅的，其研究停留在居民和企业的个体位置选择上。它们没有深入到决定整个城市产业结构与空间关系的背后原因的分析上。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学派认为，隐藏在城市空间分布背后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权力结构是决定城市空间分布的真正主导因素。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发达国家掌握着管理控制与研究开发的生产核心环节，其余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空心化的作用下，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失业率上升，它使得资本在劳资关系中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城市的空间表现之一是，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大公司游说政府投资高速公路与住房，从而促进了城市郊区化进程，加速了城市中心区的衰退。

激进的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有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H arvey）、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和哥蒂尔呐（M.Gottdiener）等人。

亨利·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的构造途径是由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决定的。他指出了人类活动对空间形成的重要性，把空间分为三个维度：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城市的经济活动对城市空间具有重要影响。

哈维认为，一个城市的物质性地理布局，是大企业追求自己的目标造成的结果。在竞争的作用下，企业利润率不断降低，产品供应不断增加。企业为寻找利润来源，解决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它们会极力开拓投资渠道，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游说政府，投资于住房、写字楼、道路、通信以及新技术产品。城市的物质设施建设受到大企业力量的左右。大企业利用自身力量可以创造出建筑、汽车制造和电子等市场。哈维十分强调资本在城市产业结构重组与空间变化中的作用，也重视政府在资本发挥作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两者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与空间变化的主体，而市场作用似乎不大，城市居民似乎只是顺应政府与企业的要求而搬进了它们开发和投资的房地产。

卡斯特尔斯从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入手，沿着技术革命→新的产业空间→劳资关系重组→城市空间变化的路径，对美国世界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空间变化进行研究。卡斯特尔斯认为，社会生产关系定义了生产方式，技术关系定义了发展模式。生产方式与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新的社会、空间类型和发展进程的源泉。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中，基于知识符号操作的信息处理、信息对生产过程的渗透及其组织灵活性，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与空间分布。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重组产生了资本优势地位、政府干预方式转变和经济全球化。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与资本主义重组的相互作用下，知识产生过程和决策过程的集中趋势不断加强，经济与政治系统的灵活性增加，公司的组织模式由权力集中型向权力下放的网络型转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出现了二元分化趋势，比重增加的服务业作为调节因素增强了二元化倾向：高水平的信息处理集中在城市的中心，一般日常的信息处理分散到了城市郊区；以信息处理为基础的正式经济与以低技能劳动力为基础的非正式经济分野明显；中产阶级萎缩，城[3]市劳动力呈两极分化态势。这就是新的“二元化城市”。创新性的经济活动在大都市区内的中央商务区集中，后方办公室（backoffice）向城市郊外分散。城市空间被共享，但领地被隔离、文化被分割。卡斯特尔斯认为，服务型劳动的演变以及信息经济的兴起推动企业组织的分散化与决策集中化。组织之间的网络连接是城市新的空间关系中的联系模式。城市空间由于信息的流动而成为“流动空间（spaceoff lows）”。流动空间不仅存在于一个城市之中，而且存在于各个城市之间。它由信息交换的电子物质性基础、核心与节点、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三个部分构成。①

哥蒂尔呐认为，资本主义对空间永无休止的追逐和统治的本性造成了大都市区在城市内部区域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在后期资本主义时期，跨国公司出现，政府干预作用增强，知识与技术成为生产力量。在信息化与服务业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结构的转变对空间带来了四种后果：①资本与产业具有越来越大的流动性；②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③政府积极介入社会与经济生活中去；④城市空间分化明显，显现出不均衡的特征。

激进的政治经济学派对城市产业与空间的关系分析是多角度的，包括从全球经济体系、政治与阶级斗争、社会、技术、历史与文化等视角。它的视角是宽广的，它的分析入木三分，见解独特而深入。

有一部分学者从全球化观点出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已经不是地方性的，他们侧重于从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城市系统解释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这种观点渊源于彼得·霍尔关于世界城市思想，并在约翰·弗里德曼和高兹·威尔弗那里得到发展。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是持此观点的研究中心。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是这种观点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她从全球经济生产体系的变化入手，侧重于从生产的集中与分散需要，从服务业角度解释跨国公司和全球城市的形成，说明其产业结①〔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504～511页。

构变化与空间重组。[4]

丝奇雅·沙森认为，“世界经济塑造了城市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关系瓦解与80年代经济活动空间分散与全球一体化的组合，赋予主要城市一个新的战略角色。全球城市不仅仅是协调全球分散生产的节点，而且还是特殊的生产基地。它的专业化服务和金融创新产品是联结经济一体化的方式与工具。因此，金融业、专业服务业和其他生产者服务业构成了全球城市的支柱产业，在产业结构拥有绝对优势。由于生产者服务业需要面对面交谈、协作与共存，集聚成为它的产业空间特征。它推动全球城市纽约、东京和伦敦城市中心的更新与改造，全球城市的中心由原本的衰退反向走向繁荣。然而，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因为信息技术发展呈现与过去不同的特征。全球城市的中心可以是纽约、东京和伦敦的中央商务区，也可以是大都市区的商务活动网络节点所构成的中心，如法兰克福。同时，非正式服务业和非正式加工制造业也在全球城市中得到发展。在产业结构二元化的推动下，城市空间的二元化特征愈来愈明显。壮丽的办公商业楼与低矮破旧的居民楼相互连接。中心与边缘已不是一种同心圆的模式，而是相间混杂的状态。丝奇雅·沙森认为，那些正在走向全球化的城市空间会大大扩张，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的强劲发展，在空间上促进了城市中心的发展，并形成了高密度的商业发展节点，包括郊区办公地、卫星城和副中心。集聚现象出现在了城市边缘地区。商业与办公空间的发展导致经济活动在城市边缘进行分散化的重新聚集（decentralized reconcentration）。城市边缘展现出充分的产业与结构性的发展潜力。她说，“我们正看到城市经济活动在空间与时间方面[5]的重组”。

彼特·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和罗纳德·卡恩鹏（Ronald vanKempen）研究小组的研究涉及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的空间结果。这个研究小组集中了世界多个大学在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公共政策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从个案分析开始，运用多学科方法，集中研究全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变化。他们力图通过对世界多个城市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服务业主导与开放的经济模式中城市空间变化的规律，以及这样的城市在空间上是否同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空间有所不同。他们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今日或明日的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巨型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在空间上是否出现了或将出现一种与昨天迥然不同的空间[6]秩序？”经过对世界上数十个城市的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城市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都在上升，而制造业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城市结构性的空间分隔进一步加深；中产阶级居民的郊区化继续发展，边缘城市出现；城市经济活动更趋于整体化与地方化，外围新的空间中心重要性提高；不同社会群体与阶层之间裂痕加深，体现在富人建立城堡（citadels）和穷人龟缩在被抛弃的贫民窟中；城市每一部分内部同一化程度加强，而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在增加，城市空间层次化倾向加强。在总结了数十个城市的空间发展之后，彼特·马尔库塞和罗纳德·卡恩鹏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全球化给全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的空间带来很大的变化，但是还没有出现[7]一种全新的城市空间秩序。

荷兰根特大学（University of Ghent）城市研究小组的研究也涉及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方面。以德克·德梅尔（Dirk De Meyer）和克里斯蒂安·弗斯里斯（Kristiaan Versluys）为代表的根特大学城市研究小组对大城市的产业与空间变化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他们认为，国际化城市的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的兴起[8]直接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走向后郊区阶段，城市也进入了后城市。后郊区和后城市是功能与空间十分混杂的城市状态。居民、商业、工业和服务业在边缘城市聚集，形成了郊区副中心。它直接挑战城市原本的中心。城市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全球化使得城市中心绅士化，而城市的边缘也在快速发展。同时，后城市空间的不连续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工业搬迁留下的空地与高楼相邻，在空间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城市的功能上，居住、交通、工作与娱乐又一次被混合在一起。后城市空间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大都市的虚拟化，如汽车城市、城市与全球网络连接和数码城市的发展。这种多中心的、流动的、无等级的和非延续性的城市正是我们所生活的城市。[9]在这点上，他们同卡斯特尔斯的“流动空间”论和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的生产分散与管理集中论的观点一致。

在产业结构与空间关系的研究上颇有建树的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以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为基础，把城市当作一种生态社区，强调经济自由竞争对城市空间的作用。主要的政治与经济机构控制着市中心的土地。能够占据城市空间位置的是社会的强势集团，如政府与高收入群体。在城市的空间意义上，芝加哥学派注重城市功能变化。早期的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同心圆理论（Burgess，1923）、霍伊特的扇形理论（Hoyt，1939）和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Harris和Ullman，1945）至今仍是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的基本分析工具。

以福基塔（M.Fujita）和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这个问题也有过研究。新经济地理学以收益递增作为理论基础，并通过区位聚集中“路径依赖”现象，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收益递增产生于经济上相互联系的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会产生经济生产与运输成本的节约，产业规模扩大也可带来的无形资产的规模经济等。新经济地理学试图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并把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使得区域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些研究涉及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的领域。

斯各特（A.J.Scott）、阿伦（J.Allen）和玛西（Doreen Massey）等人对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也进行过研究。历史或制度学派的城市研究涉及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方面。这个学派利用历史方法和经验方法，具体研究城市在历史变迁中产业结构变化、城市机构与制度变化、城市空间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剖析城市重要转变的本质。

西方各个学科在涉及研究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方面上，有些研究在方法上大量引进自然科学理论。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研究方法是引进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采用自组织理论体系进行研究。他们把城市看作一个系统，运用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学（Synergetics）、超循环理论（Hypercycle Theory）、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和混沌学（Chaotic Theory）研究城市空间变化，把城市产业结构看作为一个变量。

西方国家学者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全球城市现状的描述，对于全球城市产业的空间分布描述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较多，而对它们动态的演化过程研究较少。同时，西方学者在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时，显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例如，丝奇雅·沙森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的论述是从全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和跨国公司出发的。这三个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城市的发展是不充分的。[1]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460页。[2]本文主要根据学科领域与研究方法进行划分，对于综合各个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研究归入最后的研究小组中。[3]〔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47页。[4]Saskia Sassen.The GlobalCity：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3.[5]Saskia Sassen.Citiesina World Economy, California：Pine Forge Press.2000：113.[6]Peter Marcuse, Ronald van Kempen.Globalizing Cities：A New Spatial Order？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Ltd.2000：1.[7]PeterMarcuse, Ronald van Kempen.Globalizing Cities：A New Spatia lO rder？Mass a 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8]〔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第21页。[9]〔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第36页。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我国对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信息化、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同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城市化速度加快和城市功能提高使得国际化城市的功能、作用与空间分布日益受到重视。探讨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空间结果，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带动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城市经济学相对于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滞后性、城市空间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我国城市经济研究起步较晚等原因，在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研究上较为薄弱。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见于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空间经济学等与城市相关的学科研究之中。

一　城市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进展

在城市经济学界的学者中，郭鸿懋在《城市空间经济学》一书中对于空间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位置进行了总结，重点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的机理，运用抽象分析方法对于城市各种物质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和组合关系进行研究。他认为，市场原则决定的竞价租金（bidrent）模型推动着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形成。因此，[1]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高利润率生产者服务业占据城市中心位置。江曼琦认为，城市经济活动最终要落实到空间上。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必然影响到城市空间布局。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信息、交通等现代技术发展，城市内部各种经济活动的共生性加强，城市空间趋于在整体区域上分散化。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外部效应与规模经济作用的存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创新性的经济活动会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区域集中。这样，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结果是大分散、[2]小集中的结局。

洪银兴认为，我国在提升城市功能上必须注意产业支持。城市功能的提高应该注意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制造业份额降低、服务业份额提高以及服务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都会在城市空间位置上产生相应的变化。制造业特别是污染严重的制造业退出城区，服务业和制造业研发中心进入城市中心，城市中心聚集了更有能力偿付较高租金的产业。这样，城市功能提升伴随着产业的升[3]级与空间布局的调整。

周振华对世界城市与世界城市的发展之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一个城市只有在世界城市的流动过程及其体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一个城市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它必须要在时空上进行拓展，与世界其他城市建立联系及流动。它反映了顺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要求的新型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周振华认为，信息产业的吸收、发展与培养国际高级劳动力、构建国际金融体系的空间组织、发展与此[4]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是通向世界城市之路。周振华详细分析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他认为，实现需求结构与供[5]给结构之间的吻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条件。同时，他也详细研究了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理论的冲击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信息化促进传统产业边界的消失，从而使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潜力得以释

[6]放。

此外，有关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可见于城市空间经济学、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化理论、城市郊区化和区域经济研究之中。如李程骅主要结合新产业价值链对城市产业空[7]间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对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规律进行了探索。左学金对产业发展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进行探讨，认为紧凑型与高密度的城市社区有利于城市进一步发展，对上海城市空间要素的均衡配置[8]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梁琦、詹亦军、陈建军、杨忠伟和范凌云等从空间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产业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与作用。

二　城市规划学者的相关研究进展

在城市规划界的学者中，黄亚平对城市空间从古代到现在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也产生了不同的城市空间特征。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及其网络已渗透到城市生产、交通、生活和游憩等各个领域，网络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城市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功能作用空间出现区域化与整体化，城市空间向分散化与聚集两个方向同时发展，城市功能边界模糊化，城市功能实现方式虚拟化。城市空间网络化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整合与重组是知识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带动的结

[9]果。王兴平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时代的到来，城市功能进入重构时期，城市涌现了众多新的产业，从而提出了城市空间重组的要求。在城市新的产业空间扩张的过程中，近郊型的新产业空间是我国城市开发区的主要类型。他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由于新产业出现以及城市功能转型的基本趋势导致了生产空间组织和区位选择要素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城市空间分化。反过来，城市空间分化也是城市新产业空间产生的直接动力。他对开发区与母城区在位置与功能上的联系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于开发区的规模与效益同[10]国外开发区进行了比较研究。

陶松龄认为城市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空间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知识经济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结构不同于过去的城市空间结构。传统城[11]市的功能分区思想在城市新的产业结构条件下可能已经不再适用。陈蔚镇在《上海大都市空间形态演化及其成因机制的研究》博士论文中对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上海市空间形态演化的背后原因有自组织机制、市场化机制和创新机制。城市市场化水平提高与创新能力加强推动着城市产业高级化，也推动着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变化。袁雁对全球化视角下的城市空间进行了研究，分析全球化条件下作为国际化城市的上海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对郊区发展的思

[12]考。武进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城市形态基本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对我国当前城市产业活动的基本特征及其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13]我国现代城市空间结构模型。

城市规划学者主要依据城市规划的最新理论对产业发展引致的国际化城市空间变化进行研究，侧重于城市空间布局研究，并推理出什么样的产业及其密度能够合理地填充城市空间，使城市空间内部结构达到和谐与协调。他们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理论出发，从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理论、城市生态学和人文主义角度探究如何建设一个人口与产业空间布局合理的城市，使得城市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在居住、交通、工作和娱乐等时间分配达到最佳状态。从目前城市规划学者研究来看，紧凑型的城市空间布局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　人文地理学者的相关研究进展

在人文地理学界的学者中，顾朝林对国际化城市形成与发展动力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际贸易额增加、国际生产地域分工加深、金融服务增长、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国际化城[14]市发展的动力。它们推动着城市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他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在向国际化发展时所面临的难题是经济实力不强、第三产业落后和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他对大城市边缘区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城市郊区化比较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在功能升级与空间扩展上具有同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我国城市郊区化特点是工业先行、中心繁荣与郊区化并存、郊区距中心城区距离不远和社会阶层地域分[15]异不明显。

宁越敏和谢守红等从经济全球化、劳动分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信息化条件下城市产业发展引致的空间变化进行研究，强调在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与社会特别是大都市区的空间组织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城市空间规划与发展，使之适应新时代经济[16]与社会的变化。阎小培用实证方法详细地研究了信息产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得出了广州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信息服务业增长的空间特点以及办公活动的时空差异。她研究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与信息革命的作用。技术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引起城市经济增长，是导致城市职能重新分化与城市物质形态变化的重要原因。当城市经济活动增多增强时，城市将通过扩大空间与容量来接纳新的经济活动内容。伴随着城市空间扩展，城市将按经济效益原则进行空间重新组合与功能配置。具体表现为城市中心区的地租上升，工业向城市外围迁移。她还指出由于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落后，多中心开敞式的城市空间形态还只是我国国际化城市的[17]发展趋势。

姚士媒与年福华认为，伴随着城市信息化发展，城市产业结构表现出一种软化的趋势，产业结构开始由传统物质生产为主的经济模式向新兴信息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信息技术通过增强效应、协作效应、替代效应与衍生效应极大地增强了传统产业发展潜力，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正是信息技术的作用，全球城市才会出现，城市之间联系加强，城市之间竞争加剧。信息技术使城市空间发展上同时向分散方向与聚集方向发展。在我国，分散作用占据着主导地位，城市空[18]间发展以向外围拓展为主。陈振光和姚士媒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新背景下，城市的空间发展有了新的趋势，由此城[19]市体系的发展也有新的展望。

此外，柴彦威、周一星、许学强和张庭伟等学者的研究也涉及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方面。

四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进展

城市社会学者从收入分化、社会分异与隔离的空间响应的角度研究城市空间变化，由此延伸到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分化的原因的研究，如产业结构变化与相关制度供给缺失等。社会学者对城市贫困人口的社区关注较多，并认为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并导致城市空间调整过程中，城市产业“退二进三”、内城区的危旧房改造和住房商品化等原因，低收入社会群体由于房地产的巨大差价，将导致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只能搬到房价相对较低的郊区。由此造成在城市郊区某一区域[20]产生贫困人口的聚集。杨上广以上海市为例，研究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的演化，他认为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居民就业结构的变化，使得社会阶层变迁与社会极化，[21]最终导致了大城市经济空间变化与社会空间重构。沈建法和王桂新对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模型研究，认为上海的人口分布符合指数函数分布模式，我国大都市中心区人口已经具有减[22]少与高龄化趋势。王春兰对上海市人口空间演变的微观过程、宏观表征及其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日益激烈，大城市发展进入速度竞争时代，政府与资本组成的增长联盟几乎垄断[23]了城市化发展的话语权，城市人口布局调整引发了若干城市问题。

此外，许多学者借用现代技术手段，如GIS、RS等技术，运作数理统计方法，对产业发展的城市空间效应进行较为直观的分析。还有一些学者根据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借用西方学者运作复杂性科学分析城市空间发展的方法，把自组织理论引入城市空间分析之中，如张晓阳根据信息技术在国际化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广泛运用的情况，提出了分布式（distributed）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信息技术的空间特征将影响到城市的空间特征，这就像汽车时代的交通网络的架构影响了城市空间的架构和特征一样。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变化和信息技术深入运用，城市空间增长过程中的“节点[24]化”趋势日益明显。

纵观我国学术界对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引起的空间重组的研究，不同的学科借用各自的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规划学、城市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空间经济学等同城市相关的学科研究之中。由于受到学科领域与研究方法特点的限制，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在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时偏重于实体物质空间的探讨，他们注意到产业结构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力，但对于产业结构与空间两者互动机制上的研究显得不足。城市空间经济学由于发展相对滞后，在概念与理论体系上亟待完善，它在解释城市产业结构与空间两者的关系上尚待发展。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糅合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能够共同为有效地解析研究对象服务，服务于研究目的。总之，国内学者的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书试图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基础上，力图规范化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运用相关学科领域较为成熟的理论，主要运用理论演绎与推理的方法对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响应进行研究。[1]郭鸿懋：《城市空间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江曼琦：《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经济分析》，人民出版社，2001。[3]洪银兴：《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载《经济学家》2003年第3期。[4]周振华：《世界城市：国际经济与上海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5]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三联书店，1991。[6]周振华：《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李程骅：《优化之道——城市新产业空间战略》，人民出版社，2008。[8]左学金等：《上海城市空间要素均衡配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9]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0]王兴平：《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科学出版社，2005。[11]韦亚平、罗震东等编《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理想空间》，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2]袁雁：《全球化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研究——以上海郊区为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3]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4]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商务印书馆，1999。[15]顾朝林、甄峰、张京祥：《聚集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16]谢守红、宁越敏：《中国大城市发展与都市区的形成》，载《城市问题》2005年第1期；谢守红：《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的形成》，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4期。[17]阎小培：《信息产业与城市发展》，科学出版社，1999。[18]年福华、姚士媒：《信息化与城市空间发展态势》，载《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19]陈振光、姚士媒：《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载《城市规划汇刊》2001年第1期。[20]尹志刚：《城市贫困潜伏和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分析》，载郑杭生编《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00～216页。[21]杨上广：《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杨上广：《中国大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沈建法、王桂新：《90年代上海中心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的模型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王桂新、魏星：《大都市中心地区人口减少与高龄化的考察》，载《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23]王春兰：《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页。[24]张晓阳：《分布式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及其应用》，北京工业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万方学位论文网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Y613234.aspx。

第二章　信息化、产业分工协作和经济服务化

20世纪70年代发生、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技术发展首先以扩大市场范围的方式促进生产劳动分工。在信息技术革命爆发以后，人类经济生产才真正进入全球化与世界性的生产，经济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技术的外部性特征使得信息产业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主导产业。信息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持续渗透促进了传统产业发展，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获得了新生。产业信息化使得国家、地区与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信息技术在释放出传统工业经济生产力之后，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了人们需求不断升级。在社会生产分工趋于细化与人们需求不断精致化的条件下，服务业发展成为必然，这构成了全球城市与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背景与条件。

第一节　信息结构分析与信息产业特征

从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信息化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信息逐渐超越资本、人力与土地等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信息处理与传播能力成为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竞争力的主要表现之一。全球城市纽约、东京与伦敦的信息处理与传播能力位居世界的城市之首。我国国际化城市要向全球城市方向发展，必须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城市的信息处理能力，扩大传播范围与影响区域。因此分析信息的结构，分析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及意义，研究信息产业的出现及其特征，有助于认识信息化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空间效应。

一　信息的结构分析

信息是我们对外部世界处理的产物，是一种认识。信息的结构由编码、抽象与传播三个维度构成。卡尔·夏皮罗（C.Shapiro）和哈尔·瓦里安（H.Varian）认为任何可以被数字化（即编码成一段字节）的事物都是信息（Shapiro、Varian，2000）。然而，信息还有一个其能否被共享的问题，它涉及信息的传播问题，即信息能否被接受并转化为接受者头脑中某种图式（scheme）的问题。一段混乱无章的字节不是信息。个人发送出只有他自己才认识的一串数字符号并不是信息，因为别人无法解读其中所含的内容，他发出的符号只是思维的一种外化而已。所以，严格地说，信息是经过人们一定程度的编码与抽象，能够进行传播并被另外的个人所认知的事物。

信息的产生经过编码和抽象过程。编码和抽象是同时进行的。[1]“编码既是选择又是分类的行为，”编码是从外部世界抽取、选择某种情况并形成某种感觉的过程，将现象世界无数的表现限定在分类中，以便我们认识外在世界。编码是对复杂情况的简化行为。编码程度越高，描绘对象所需的数据数量越少，内容越少，复杂性越低。有效的编码需要时间与精力，它减少形式的复杂性，有利于我们对外部世界复杂情况的处理，而信息本身传播扩散也更快更广。无法编码的知识和感觉是极其复杂的，它超出了我们的编码能力。我们只能利用洞察、感知和体会来共享它们，它们无法利用语言形式进行交流，结果它们的传播扩散也是有限的。

编码减少形式的复杂性，而抽象减少内容的复杂性。如果说编码给予形式更好的定义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取消感觉模糊的边缘，让它们有更鲜明的区别和焦点，抽象给予形式某种属性并把其联系起来。“抽象可以描绘成脱离摆布形象或其他特定形式的感觉的过[2]程——这可称为形象的编码——走向以符号进行运作。”抽象通过对事物因果本质的洞察，归结共同属性并赋予符号来表达完成整个过程，它使我们无需具体描绘和详细陈述。

抽象和编码也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得益于事物出现的频率、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反过来，稳定的、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事物的信息也是稳定的，在编码与抽象上趋于更高层次，我们利用其进行交流比较简便，从而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与精力。从信息的编码与抽象上，我们可以得出我们的认知模式，如图2-1所示。

图2-1中A点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领域，它不能被编码，它所处理的是具体的、默示的感觉、体会和视像。这种内容不稳定、难储存，可以与人分享，但这些人必须在场。C点是高度编码和高度抽象的领域，人们利用专业化术语和符号进行交流，具体视像与形态在此消失，它们较稳定，可储存，可超越一定的时空。B点介于A点与C点的领域之间，人们用非专业化的符号和社会化的概念进行交流，有效的传播必须综合语言与模拟等手段。

信息的编码与抽象程度决定了其传播的范围广度。信息的传播符合物理学中熵的规律。A点具体的、无法编码的内容的传播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们无法脱离具体情形。现代信息技术只能模拟情形的一部分，因而作用十分有限。它们传播的范围小、速度慢。B点信息的传播受到噪音的困扰，它们的内容会丢失一部分。信息技术对其传播有帮助。传播的范围较A点广，速度也较A点快。C点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噪音的干扰，在传播过程中内容不会丢失，信息技术对其帮助最大，它们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我们分别以编码、抽象和传播为一维构筑三维立体图，这样我们在图2-1的基础上得出图2-2。图2-1　认识模式

A′点内容的传播范围最小，速度最慢；C′点信息的传播范围最广，速度最快；B′点信息的传播范围与速度介于两者之间。

信息技术把语音、电视、电话和印刷出版等信息内容和服务形式融合为一种应用和服务形式，改变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时间与空间成本，使信息能够在更大时空范围内更快传播。信息技术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通过加大某种现象出现的频率，促进我们对信息的编码与抽象。但它对原本不同程度编码与抽象的信息的影响是不同的，即它对图2-2中的A′点、B′点和C′点的作用是不同的。A′点具体的内容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微乎其微，它会向右上方略微移动。B′点信息的编码、抽象和传播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它向右上方移动了一定距离。C′点受到的影响最大，信息在原本的编码与抽象的基础上再度进行编码和抽象，信息的编码和抽象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它向右上方大幅度移动。A′点、B′点和C′点移动后成为A″点、B″点和C″点，移动距离的长短如图2-3所示。图2-2　信息的三个维度：编码、抽象与传播

因此，信息技术使编码较好、抽象较高的信息活动趋于活跃，而对具体内容的触动不大。在图2-3中表现为C′点附近领域的活动进一[3]步加快，A′点附近领域的活动是惰性的。

二　信息技术革命

信息处理是决定所有生产、分配、消费与管理的重要活动。信息技术革命通过提高生产分工的细化程度促进产业融合，释放了工业经济的生产潜能，提高了工业生产力。“信息化经济的独特之处，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的工业经济所潜[4]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信息技术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它对于经济生产的直接作用首先表现为扩大市场范围。如果我们从信息技术本身来看，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电信技术，即信息的空间输送技术获得了发展之后，信息技术才对我们的经济生产构成重大影响。如果从信息技术的催生因素来看，信息技术产生于处理大量信息的需要。政府集中化管理、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大规模生产和集中化管理，每日都在产生大量的信息流。来自不同地域与生产部分大量复杂的信息要求政府与公司总部能够快速处理信息。信息技术在解决了信息处理的瓶颈之后便扩大了政府与公司的空间活动范围。图2-3　信息技术革命对信息结构的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计算机、电信、广播、光电和遗传工程汇合而成整套技术发展对信息的处理与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20年之间，晶体管、集成电路与微处理器的发明推动了计算机进入实际运用阶段，软件的采用使得计算机运用变得更为广泛与深入。它们提高了信息处理速度，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促进了办公自动化。在计算机与电信技术发展双重推动下，信息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互联网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语音、视像和文件可以被转换成数字通过同一线路输送，透过同一终端机显示。互联网把不同个人电脑的信息资料汇合成一个可以共享的平台，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供应量，推动人们进入信息爆炸时代。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状况促进了信息技术应用与推广。信息技术发展促进了经济技术范式转变，使得经济技术范式从主要以廉价能源投入为基础的技术，转移到主要以廉价的信息投入为基础的技术（Freeman，1988）。信息技术革命以信息这个随时随地都需要的事物作为其内容，其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它渗透入了人类的个人与集体生活所有过程，它对于一个国家、区域或城市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三　信息产业的出现

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信息活动大部分内化于物质生产活动之中。信息活动服务于农业与工业，是沟通企业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从属于三次产业分类法中的第三产业。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信息成为生产中的关键要素。信息技术支撑着经济生产的全球化，促进经济服务化。信息的重要性终于使得人们觉得必须把其从传统的产业分类中区分出来，以便正确地认识它，把握它的发生与发展规律，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马克卢普（F.Machlup）最早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Machlup，1962）。它指的是生产知识、从事信息服务及生产信息产品的个人与机构。马克卢普还对知识产业进行了测算。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波拉特（M.Porat）发展了费希尔（A.Fisher）-克拉克（Colin.G.Clark）三次产业分类法，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与信息活动分离出来构成一个单独的信息产业即第四产业，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并对信息产业进行了测算。他认为，信息产业的生产、处理、流通和服务渗透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并不像农业和工业是个相对独立的部门。马克·波拉特把信息活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第一信息部门指直接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部门，如电子工业、邮电通信业和新闻出版业等，第二信息部门指把信息产品与服务提供给企业并作用于其内部生产过程，但不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信息部门，如政府机关与市场管理部门等。

对于信息产业的定义，国内外有不同的界定，本文的信息产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从事信息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开发、信息产品研制以及提供信息服务的产业部门的总和，包括信息的生产、转换、存储、转递、处理和应用等门类众多的产业群体。信息产业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信息技术设备制造业，它包括开发、制造并销售信息设备和软件，提供信息媒介的产业；二是信息密集服务业，它是使用信息设备进行信息搜集、加工、存贮、传递等提供信息服务的产业（阎小培，[5]1999）。就服务业分类而言，赫伯特·G.格鲁伯（Herbert G.Grubel）和迈克尔·A.沃克（MichaelA.Walker）把服务业分为三类：消费者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业（Grubel、Walker，1989）。卡斯特尔斯把服务业分为生产者服务业、社会服务业、配送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Castells，2000）。本文把服务业分为四类：分配性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公用事业、物质供销与仓储业）、消费者服务业（餐饮业、旅游业、娱乐业与休闲业、私人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咨询信息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行政服务业、教育业、健康、福利、国防、司法、军队与警察），信息密集服务业涵盖了生产者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包括了部分分配性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阎小培，199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对经济生产的持续作用与渗透使得信息部门作为一个产业趋于出现。信息产业具有正的外部性特征，生产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增减不同于传统物质产品。信息产业的报酬递增特征使它成为国际化城市主导产业的理想选择。信息产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为国际化城市发挥聚集与扩散功能提供了产业渠道形式，它也是对城市综合功能的重要补充。信息产业发展是带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随着信息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产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并且成为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如美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家。1980年全球信息产业销售总额为2370亿美元，1983年增长到3300亿美元，1990年则达到6490亿美元，并以8%～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在3%左右，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其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1998年，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对世界[6]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超过25%。信息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

四　信息产业的特征

信息技术突破提高了信息产品的产出，例如光纤的发明不但使通话量较铜线有了大的增长，而且极大地节省了资源。所以，信息技术突破推动了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移动。信息技术的重要特征是它的外部性。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的收益越高。在它的边际成本不提高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可以提高它的社会边际收益。对于信息数据库来说，使用人数越多，它对于整个经济的积极作用越大，社会收益越高，平均成本越低。例如，对于一张光盘来说，在完成了其中内容的生产制造之后，复制它的成本是极低的，但收益却是一定的。在消费者熟悉了某个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方法与性能之后，会产生一定的技[7]术锁定效应，即常规效应。它直接产生了使用范围越广、收益越高的结果。如果它具有网络协作效应，那么它的边际收益还会提高。信息产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技术是互联网。随着它的应用推广，它所创造的收益在不断上升，但成本上升并不快。互联网使得“梅特卡夫法则”得以完全发挥。梅特卡夫法则是：当一个法则达到某个数量的节点时，它的价值将超过成本，一旦达到这一临界点，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就会随着节点数量的增长而迅速增大。（参见图2-4）图2-4　梅特卡夫法则

信息技术的报酬递增特征使它与工业经济相结合之后产生了放大的效果。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之中，由于信息的缺乏与不对称，为保证产业部门关联与物质产品运动通畅，采用了剩余与等待的方法，因而总有一部分资源处于闲置状态。随着分工深化与细化，生产迂回程度增加，在信息缺乏和传递不顺畅的情况下，物质浪费与损耗在不断增加。这种状况直接制约了分工深化与生产迂回程度增加。信息技术应用直接沟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生产中各个环节，它用信息取代物质剩余的方法，紧密地联系产业中各个部门，使资本运转速度更快、资源使用更有效率。在信息技术应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可以充分了解消费者，消费者可以参与生产设计，企业可以适时（justintime）适地（justinplace）进行生产。弹性生产、专业化经济已经正在取代福特主义的大量生产方式。“信息技术通过其低成本社会化的价值模式，使过去要用高成本才能实现生产与消费的扩张，现在通过信息传输与[8]转换便可以低成本来实现”。

信息技术推迟了同一生产组织中物质生产边际效益递减出现的时间，可以更大限度地利用规模经济的效益。进一步说，在生产组织因之改变和信息技术不断改进的状况下，一种充分具有彻底分工效益的直接生产方式正在产生。在信息技术升级加速的情况下，构筑信息技术的微观经济基础是所谓“摩尔法则”，即技术和性能提高，而价格却急剧下降。如果信息技术升级的效益超过了学习成本、技术转换成本和相关摩擦成本，那么它会拉动企业生产的边际效益上升到更远的位置。

信息技术的报酬递增特征还在于由于它的运用，相关产业部门的知识含量与技术水平逐渐提高。这些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重复性的、局部性的劳动，它们正在向复杂性和全球性方向发展。通过从事这些工作，从业人员通过“干中学”机制，不断提高工作技能，结果是技术剩余不断提高，从而出现不断增强的报酬递增效应。

信息技术的报酬递增特征使传统静态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变为一条不断向右移动的曲线。信息产业通过技术突破，促进分工，减少资源浪费和促进自我强化的技术升级机制，不断促进经济增长。信息产业通过产业信息化，创造新产品，融入制造业，深化生产分工，改造旧产品，使传统产业获得新生，为企业与消费者提供信息服务。信息技术从中体现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所以，信息技术作用下的经济具有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特征，它是新技术群体的核心，因而成为发达国家、全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的主导产业。[1]〔英〕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67页。[2]〔英〕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67页。[3]〔英〕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67页。[4]〔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17页。[5]如果仍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这部分的信息产业是属于第二产业的。[6]数据来源：周振华《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94～95页。[7]〔美〕萨尔坦·科马里：《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24页。[8]周振华：《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1页。

第二节　信息化条件下产业分工与协作

信息技术的首要作用在于推动传统的产业分工与协作走向精细化与全球化，它扩展生产空间的时候也促进了传统工业经济的产业分工与融合，构成了对一般的产业结构理论的冲击。信息产业表现为作为生产协作的产业，对于弥合传统工业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由于信息产业的先导性作用，它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主导产业，不仅对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构成基础性作用，而且对国际化城市空间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

一　信息化条件下的产业分工与融合

信息技术可以将编码与抽象的信息传播到远方。它降低经济生产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企业可以通过信息技术了解远处的市场需求，也可以实现远程生产管理，从而减少生产成本，扩大产品销售市场范围。事实上，对于西方国家过剩经济与剧烈的企业竞争来说，在投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转移生产基地降低生产成本两者策略之间，后者往往是比较诱人的，也被证明是较为成功的企业发展战略（Porter，1990）。市场范围扩大吸收了企业的多余产能，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企业生产可以更好地利用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比较优势，把各个生产阶段同地区要素禀赋相结合。企业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与国家劳动力的价格与特点，根据该地区与国家的区位与自然条件，把最适合于它的生产部分转移到该地区与国家。这样，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大量频繁的交易刺激了产业的发展。原先由于市场过于狭窄而不能独立存在的产业现在可以生存了。规模经济提高了产业的利润率，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报酬递增效应，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所以，市场范围扩大必然带来分工深化，包括企业内分工、社会分工、地域分工及国际分工。分工发展的表现是，原先内化于生产部门的信息活动外化成为信息产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集群出现以及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层次性与复杂性增加了。

正是信息技术对企业与政府的空间活动范围具有拓展作用，加上竞争作用，产品与原料的市场范围扩大了，从而使得生产分工走向深化与细化。它印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原本是世界性的论断。

如果我们从微观层次上看，信息技术产生于集中化管理的需要，但反过来它解构了集中化管理的模式。在工业经济之中，始终存在着分工与协调的矛盾，即分工带来的收益与交易费用同时递增的问题。分工带来的不确定性始终是制约着分工继续深化的因素。信息不对称是产生不确定性的首要原因。因此，信息瓶颈始终是困扰着分工深化与细化的问题。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建立起金字塔式的集中型管理机制。这样的组织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得分工效益，同时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成本。集中型的组织形式本身是信息技术缺乏的产物。在大工业的分工协调之中，如果分工收益大于协调成本，那么分工会继续深化，如图2-5所示。

信息技术的发展缓解了生产分工的信息瓶颈，因而促进了生产分工深化与细化，同时它也消解了集中型的生产组织，创造了水平的、网络型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国家从福特主义（Fordism）生产走向了弹性综合生产。它减少了由于工业化迂回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结构不平衡的机会，降低了不同产业由于需要相互联系与配合而造成的资源闲置率，从而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信息技术在促进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入的同时，也使一些产业走向了融合。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数字化技术把语音、数据和视像等不同信息形式转化为同一的“比特”（Byte），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采用互联网通信使数字化信息传送更为广泛与普及。目前，电信、出版和电视广播传统上不同的产业形式出现了融合现象。产业融合现象正在向其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延伸和拓展。产业融合是对传统产业分立的否定，它使得产业边界变得模糊化。产业融合促进了新产品与新服务开发。信息技术通过融合不同的产品形式，使得新的产品形式得以产生。新的产品兼具原先处于不同产业边界内产品的特征，如互联网。结果是消费品的种类增多与消费选择多样化。与此同时，产业融合促进了传统产业与服务的发展。周振华认为，产业融合通过赋予传统服务新的内容，改进服务质量，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通过规模扩张及收益递增外部效应带来巨大的增值机会，从而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得原有的业务有可能获得新生，促进原有产品与服务的新发展（周振华，2003）。基于上述判断，周振华指出，“充分利用信息化进程中产业融合提供的机会，并将其融入信息社会的能力，将是未[1]来保持经济增长、提高竞争能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图2-5　信息瓶颈对生产分工的制约资料来源：周振华《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58页。

产业融合的出现对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周振华，2003）。信息化成为产业结构转换的关键推动因素，产业结构变化也因为产业信息化而呈现出与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不同的特征。产业结构信息化是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产业间的信息化水平而不是产业间物质数量比例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已不是简单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的新兴部门替代比较劳动生产率低的衰退部门的过程，而是多元新兴部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传统部门在与新兴部门融合之后获得了新的活力，其生产率获得了较快的增长。

总之，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产业结构的层次性与复杂性在增加，产业种类在增多，而且产业关联也发生了变化，它已经远不是过去协调简单的物质数量比例的关系了。由于产业信息化，在某些产业之间发生了重新组合即产业融合的现象。产业布局也发生了相应集中与分散的变化。从整体上看，信息化作用下产业结构的重新分化组合是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它的特征已不同于过去的新兴产业替代衰退产业的特点了。

二　作为生产协作的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扩展生产与消费的市场空间范围，提高生产分工的细化与深化程度。奎因（Quinn）总结了信息技术在六个主要领域的影响：扩大经济规模；拓宽经济领域；增加生产的复杂性；推进行业间不断丰富的服务功能的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提高服务型劳动的生[2]产力水平来增加财富。在生产分工趋于细化与深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总量与规模变大。数量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结构的复杂化，分工基础上的协作显得十分重要。在信息产业解构了传统工业经济福特式的生产方式与集中型的生产组织之后，新的生产形式要求更多的信息交流，以降低不确定性。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业通过沟通生产与服务，降低不确定性，为沟通产业之间提供渠道。信息服务业为更高层次的生产协作提供基础，为不同产业部门提供一个共同协作的平台。

在信息化条件下，产业融合的发生与发展，为分工细化与深化出现的产业与行业间沟通与联系提供一种快捷的方式。它构筑一个共同的平台——互联网。它通过信息共享和提升信息编码与抽象程度，试图把不同产业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信息产业部门如出版、广播与电视内，对产业边界的否定已把服务转化成数字而成为一体。产业融合是传统分工细化和深化的结果，也是其一次自我扬弃。这种自我扬弃使经济活动中信息因素超过物质因素，信息超过资本、土地和劳动成为核心要素，信息成为价值增长的源泉。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信息条件下新的产业空间促进了经济生产的分散化，从而彰显了组织管理的重要性。信息化来源于大企业处理复杂信息的需要，它在推动经济生产进行空间重组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使得组织管理成为重要生产的要素。在产业结构变得复杂化和产业空间不断扩大以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需要频繁的信息交换。大量的、复杂的信息处理要求增加从事信息交换与处理人员，也要求信息处理速度的提高。

信息技术对信息处理速度与方便的促进作用的一个经常性表现是办公自动化。办公室工作是为追踪、监视、记录、指导并支持复杂的人类活动而使用与处理信息，办公自动化是指将微电子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运用于办公室工作之中（Castells，2001）。办公自动化是信息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信息处理现代化的体现。办公自动化对提高大企业组织管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办公室工作的节奏，使办公室处理信息的速度不断加快。办公自动化符合产业信息化之后要求大量快速处理信息的需要。它使得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变成计算机的既定步骤，而复杂的信息处理集中于企业高层。信息的交换与处理速度不断加快在某种程度上又促进了经济生产的分散化与服务化。办公自动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集中型的企业组织。传统集中型的企业组织是对信息缺乏的一种回应，它力图运用组织的某种稳定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在办公自动化促进了信息在组织内的流通、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之后，一种平面型的信息流与决策网络替代了集中型的组织机构。这样的组织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快了信息交换与处理的速度，从而为经济生产各个阶段与要素禀赋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条件。

信息产业通过信息的生产与处理途径，提高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平衡程度，促进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协作。从事信息处理进行生产协作的就业人数及其产值在不断提高，从而使经济服务化倾向逐渐明显。

三　信息产业成为国际化城市主导产业

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经济发展可被视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3]长”。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劳动和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比较劳动生产率高的生产部门将取代比较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部门，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力量。那些依赖于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具有持续高速增长率和较强扩散效应的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转换表现为主导产业取代衰退产业的部门替代的过程。主导产业在带动经济发展一段时间后，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减慢、竞争作用以及增长空间下降等因素，它的增长速度下降而成为被其他产业所超越而成为衰退产业。因此，经济增长表现为某一或一些更高收入弹性、生产率上升率和产品替代率的产业部门不断取代衰退产业部门的过程。“主导部门的急剧扩张在保持经济的总体增长势头方面发挥着关键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为了某种目的，根据主导部门来描述一国经济的特征是有用的，增长阶段的技术基础部分原因就在于主导部门次[4]序的变化。”在一国经济起飞到高消费过程中，主导部门的序列分别表现为棉纺（英国）、铁路（美国、加拿大）、包括消费品在内的制造业、郊区住房建筑、公路建筑、耐用消费品与服务业（Rostow，1990）。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农业、轻纺工业、以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低度加工组装型的重化工业、高度加工组装型的工业、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都可以起到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主导产业的更替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容。

城市的主导产业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利润率和占优势地位的产业。它对城市发挥城市聚集与扩散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支撑着城市职能的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城市职能提高的过程，是城市向全球城市迈进的过程。城市能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在于其较为高级的产业结构的支撑。城市的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地区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技术创新水平为衡量标准的主导产业更换构成了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的一面，如图2-6所示。

国际化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是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产业关联度高、技术密集和发展迅速的产业。信息产业由于其在产业信息化之后能够提高经济产出，以及技术密集型与创新性和报酬递增特征，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通过信息化的作用，赋予衰退产业新的内容，通过技术改造衰退产业，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增强产品竞争能力，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与知识密集型转变。信息产业创造了更多的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从而提高了城市的知识存量，促进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上，国际化城市才能向全球城市方向发展。图2-6　重大技术创新、主导产业转换与经济增长长波资料来源：阎小培《信息产业与城市发展》，科学出版社，1999，第9页。[1]周振华：《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0页。[2]转引自〔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55页。[3]〔美〕霍利斯·B.钱纳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22～23页。[4]〔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4～15页。

第三节　经济服务化

信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带动着城市其他产业发展。信息技术对经济生产的侵入与渗透提高生产协作水平，通过产业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人们的需求层次，最终使经济服务化。经济服务化是工业化高度发展之后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表现为产业结构中服务业产值与比重超过工业，服务业是经济活动的重心。由于在三次产业划分法中把服务业归入第三产业，所以一般也把经济服务化称为第三产业化（tertiarization）。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渗透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服务业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形式。

一　产业信息化

信息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与其说表现在信息产品的出现上，不如说表现在对生产过程的渗透上（Mackintosh，1986）。正如能源革命通过逐步渗入生产、分配、运输、管理全过程而使整个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实现质的变化，信息技术通过无所不在的信息流，渗透进社会生产基础而使生产实现革命性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继续发展大大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过程的波动程度明显降低。在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国家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有机结合使得它的生产力得以持续提高，经济长时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参见图2-7）图2-7　1972～1999年美国生产力演变估计图（每小时产出）资料来源：〔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09页。

产业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与经济生产过程相互结合的表现。产业信息化首先是制造业信息化。信息技术用于提高机器性能使其经济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信息产业与工业通过有机结合才使得经济生产产生了质的飞跃。制造业与服务业两者的融合与制造业信息化是产业信息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信息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制造业信息化推动了传统制造业工作程序自动化，提高了产出。正是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有机结合才使得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得到强劲提高。制造业生产力以高于平均值的增长速度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制造业基础的巩固推动了人类的生产进一步从直接生产走向间接生产，使得人们从相对狭隘的经济活动走向了逐渐多样的职业世界，从而使消费服务与管理的工作的数量进一步增多。制造业通过信息化使得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误差，提高了生产过程的准确性与速度，从而提高经济产出。

从另一角度上说，信息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促进生产力产生一次新的飞跃。工业化过程的企业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客观上导致企业需要外部环境与社会服务的同步发展，生产者服务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如完善的金融服务、发达的通信系统和售后服务网络等。信息产业通过对这些服务的满足提升了工业的生产力。事实上，信息化社会正是建立在大批量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的工业基础上。

从空间范围上看，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新的产业空间把生产者与消费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分散化生产、个性化工作和顾客导向市场观念已成为新时期经济生产的特征。在企业利润率下降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作用下，消费者需求与满意度是生产者获取利润的重要途径。许多大公司分拆成几个部分，以便贴近消费者。生产者与客户结成了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关系（Kermally，1999）。客户与生产者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生产准确定位在客户所需要的位置与时间上。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客户是价值的创造者，是使用者、影响者、决策者、批准者和购买者。“客户在驱动公司战略的过程中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应该作为新经济中价值创造者和关键要素来考[1]虑。”围绕着客户需要，生产者从产品的外观设计、售后服务以及供给的时间与空间上都给予了详尽的考虑。这样，许多实物产品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无形方面，诸如设计与营销。有形物质产品也包括了许多服务内容，例如汽车与飞机所包含的软件投入以及售后的跟踪服务。

因此，围绕着制造业产品，服务内容添加是信息化经济的重要活动。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者服务业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对制造业的全方位服务。服务已经把产品“包围”起来。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唯有拥有走上国际竞争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并且两者充分融合，才能拥有国际竞争力（Porter，2002）。随着服务业对工业产品强有力的渗透和传统工业产品的服务内容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出现了产业边界交叉和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现象，如图2-8所示。图2-8　产业边界模糊化及经济服务化资料来源：周振华：《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10页。

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已经包括了研究与开发、供应链管理、品牌塑造和金融服务等服务业内容。服务业在与制造业相结合之后取得了不同于消费者服务业与分配性服务业的特征与内容，并且在附加值上逐渐超出了原来传统制造业。在制造业的整个价值链之中，研发、材料采购、设计、品牌营销、金融等服务的附加值所占的比重都是很高的，而加工、组装、制造等属于传统的制造业范围的经济活动所占的比重降低了。在整个综合物流中，制造环节的价值越来越低，而交换环节产生的价值越来越高，因为后者最具有降低成本的空间，最能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与满足客户的需求。卡斯特尔斯认为应当使用“后农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才能勾勒出社会发展脉络。由于信息的内容都已融入产品的物质部分而且不可分割，无法按照传统方式分辨商品与服务界限，卡斯特尔斯认为科林·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古典范式过分简单化，它已经构成了我们认识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障碍（Castells，2000）。

总之，产业信息化通过对制造业的渗透，使传统制造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信息服务业的地位，促进了经济服务化。

二　需求精致化

在信息技术推动生产力提高、增多社会财富以后，人们用于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费用比例不断地降低，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收入的边际增长额主要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如高档服装、豪华汽车和房屋豪华装修等。人们的审美与鉴别能力提高了。因此，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多，人们的需求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个性化和高档次成为人们新的消费时尚，要求生产者提供满足个人全面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在财富丰裕的社会之中已经成为可能。社会需求向精致化方向发展。需求的精致化表现为家庭与企业两个维度。

在家庭方面，随着经济增长、财富增多与收入提高，人们渴望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消费需求由满足生活与安全需要逐渐过渡到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各种需要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需求推动着服务业的发展。一些传统的家庭活动外化为专业的服务活动，如卫生清扫、老人与小孩的照顾等。另外还有一些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进入了家庭生活，成为现代家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数据库等。信息产业与服务业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经济活动增多，社会产品丰富性增加。在弹性综合生产条件下，工作与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灵活性得到提高，市场需求变得复杂多变。人们的需求在时间及时性与空间准确度上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产品质量上也比以往更具挑剔性。这些需要推动着服务业发展，通过把市场需求传递给企业，或者借助于服务业，客户参与产品设计与生产，使得生产者与客户结成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满足消费需求与社会需要。

在家庭需求升级的推动下，企业的服务需求在不断升级，企业比家庭更需要专业化服务。企业为满足人们复杂多变的需求，必然要把一些经济活动外化，让予其他服务公司，才能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广告、会计、审计、咨询顾问、市场调研、仲裁与公证等便应运而生。另外，信息化条件下生产的空间分散性明显高于过去，企业管理的复杂性、信息数量增加与信息处理难度增大。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企业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某一专长的生产活动，而把其他可以外包给服务企业的活动外化。这样都会促进一些专业化服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企业更精窄专业化（narrowspecial ization）的趋势使得专业化服务成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也使得生产与服务的分化变得更为明显。专业化服务从企业分离出来。在竞争作用下，企业借助于信息技术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与服务质量。服务活动外化于企业不仅对生产物质产品的企业如此，而且对于本身从事服务业的企业也是如此。服务企业也存在着必须专业化和精致化以便适应客户需要的问题。

经济生产协作化程度提高、产业信息化和需求精致化推动经济服务化。服务业的就业与产值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成为一种总趋势，卡斯特尔斯通过观察西方七大工业国，从就业角度总结出在信息化条件下经济的总特征：农业就业逐渐凋零；传统制造业就业稳定衰退；生产者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兴起，前者强调的是企业服务，而后者强调的是医疗保健服务；作为工作来源的服务业活动日趋多样化；管理、专业性和技术性工作快速增加；事务员和销售员组成的“白领”无产阶级形成；零售业就业所占比例显著且相对稳定；职业结构的顶端和底层同时增加；职业结构随着时间而有相对升级，需要更高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职业所占的比例、增加的速度比低层次工作的增加还要快（Caste lls，2000）。

美国、英国、瑞士和加拿大的经济服务化趋势特别突出。农业作为就业的来源已基本上被消除，制造业就业的比例整体地下降，而服务业就业比例稳定地上升。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较好，生产者服务业得以长足发展。在福特式的生产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人们的需求层次提高，教育与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服务化的形式则有所不同，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它们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与融合同美国有所不同，在形式上，它们把生产者服务内化于制造业企业之中，社会服务也内化于企业与家庭之中。

三　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发展与生产分工演进是相辅相成的经济过程。社会生产分工深化促进新的服务行业不断涌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联结以及产品体现形式上的融合，同生产过程中它们的分工以及不同企业的分野并存。某个产品所包含的企业活动比过去增多了。“当企业的价值链中充满了复杂的产品各式专精的技术时，它必然需要更多设计、营运和维修方面的服务。竞争的国际化又刺激了新的服务业诞生，以支[2]持贸易活动和管理国外公司。”虽然一些服务业特别是消费者服务业在工业化前早就已存在，但是服务业的结构演进与深入发展显然与生产分工紧密相连。服务业的性质除了本身天然的特征外，还具有与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而产生的相应性质。

服务业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消费者服务业在农业时代就已经出现。一般而言，服务具有无形性，即服务在空间形态没有常有的形状。其次，服务的接受与提供具有同时性与互动性，即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必须同时同地进行，生产者与消费者必须相互结合进行。由此延伸出来的性质有服务的不可储存性与异质性。服务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保存而具备跨时消费的特征，即使是同类型服务也存在品质不同的现象。服务不涉及所有权的转移，从服务业的传统特征来看，服务显然具有与物质产品不同的特征，它的产业特征的本质与人的活动紧密相关。因此，相对于物质产品，服务业与人类自身活动的特征更紧密地联系着。

服务业的传统特征在信息化条件下得到发展。服务业在加快对制造业渗透、改变制造业的生产与消费时空特征的时候，自身特征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与有形产品更紧密地相结合之上。在纯粹的物质产品越来越少的同时，纯粹的服务也在变得越来越少。许多服务业提供的既是非实物形态的服务，也是物质生产性的活动。借助于信息技术，服务的无形性质可以变得相对有形，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可以错开，如把某场演出制成光盘，可将演出的服务变得相对有形，也可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上欣赏。在生产者服务业中，借助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提供者可以在远程对服务需求者进行法律、金融与会计等专业服务辅导。借助于信息技术与标准化的方法，服务的异质性可以变得相对模糊，服务的同质性得到加强。服务异质性的相对减弱典型地体现在全球金融业上。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使得人们能在全球得到品质较为相同的金融服务。

信息技术对服务业传统特征的提升与发展必然对服务整个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的服务业不断出现，原本与实物生产过程混合在一起的服务作为一个行业独立出来，或者原本作为生产某个阶段或生活阶段独立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业与企业。服务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消费者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幅度较大。服务业产值大幅度增长，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与工业，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

服务业在国际化城市的扩张更为迅速与猛烈，更具有技术与知识特征。服务业的量的扩张必然带来结构上质的转换。许多服务业变成由企业和组织来经营，而不是由个人来提供服务。服务业运用大生产方式，采用标准化方式，提供类似福特制产品生产方式的服务，如跨国投资基金与连锁经营方式等。大中型服务企业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服务业生产力有了综合性与实质的提高，服务业实现了自动化、机械化与信息化。

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是信息化对服务业的最重要的影响，即服务业发展重点从消费者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向生产者服务业过渡，服务业结构呈现高级化的发展趋势。李江帆对服务业内部结构发展的规律进行实证研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那么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电通信业、商贸业及餐饮业的产值在服务业中的比重越低，而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业、公用事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产值在服务[3]业中的比重越高，这些产业在服务业中的增长速度是最高的。赫伯特·G.格鲁伯与迈克尔·A.沃克认为战后年代的实际增长几乎全部来自生产者服务或中间服务，它物化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用于最终消费或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当中（Grubeland Walker，1989）。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业增长最强劲和最主要的部分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信息服务业成为服务业中的主要产业。

服务业特别生产者服务业的强劲发展反映了信息化条件下生产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从某个角度来说，信息化、市场扩大、分工与服务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同一个过程。信息技术扩大了市场范围，使得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品销售范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市场范围扩大必然引发生产分工进一步发生细化与深化。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延长了生产价值链，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发展是分工细化与深化的结果，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一国分工程度与水平的表现。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使得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提高了中间需求产品的交易量，也使得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可能变得越来越突出。生产者服务的出现与发展是分工细化与深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作为协调生产过程、促进生产与消费相互吻合的一种力量出现的。赫伯特·G.格鲁伯与迈克尔·A.沃克认为，把生产者服务看作这一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专家组，是有帮助的，这个生产过程促进日益扩大的迂回性，生产专业化，资本加深，并提高劳动与其他要素的生产率（Grubel and Walker，1989）。服务业发展对促进交易效率提高与交易费用下降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产品在更宽广的区域范围内流通，服务于产品在空间流动的产业便显得重要了。在英国铁路和公路扩大了市场范围的时代，流通服务业占据了服务业最重要的位置，占到了全部产业产出结构的五分之一强。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产业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信息技术直接催生了许多服务业，促进分工细化、生产专业化与迂回程度增加。

由于服务业发展既是分工的原因，又是分工的结果，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反映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与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便体现了知识与生产经验存量的增加、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的增加。这是因为分工能增进劳动者的生产技巧，提高生产熟练程度。在分工的条件下，生产者服务通过研究部门新产品设计将人力资本和总的知识存量贯彻进生产过程，而中间生产过程的扩大为人力资本与知识存量融进生产过程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由于实行了分工，社会获得了知识外部性。它渊源于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以及生产多样化而建立起的生产联系。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其一个验证。生产者服务业由于处于联系的媒介而成为关键产业。于是，生产者服务成为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传送体。生产者服务业大部分都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它们最终物化在最后使用与出口而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当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状况下，生产者服务业日益成为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积累、日益专业化与迂回生产的主要表现途径之一（Grubel and Walker，1989）。

生产者服务业是人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主要途径之一，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专业依赖性和知识密集型特点。它集中体现知识经济的生产特点。它的产业特点是人力资本性质的具体化与体现。生产者服务业依赖于具备专业素质人才，服务具备知识密集特点，服务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和异质性。不同的生产者服务企业针对不同的生产企业的要求，利用专业知识或专业技术，解决企业所面临的不同问题。由于生产者服务业依赖于专业化人才，从而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垄断效应。生产者服务提供中间生产服务，促进服务与产品相结合、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结合，从而使得生产率提高和产品多样化。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管理、设计、营销、法律与会计等专业服务直接推动了制造业发展。它们把制造业的分工引向细化与深化，也推动了制造业向高级化发展。在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服务业也是较为发达的。服务业不发达使得其他行业受困于分工不能深入，专业化程度不能继续提高。反之，服务业发达的国家可以充分享受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效益，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这样，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如图2-9这样的模型。传统服务业在信息化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服务业不断出现，生产者服务业从先前工业化阶段生产过程分化出来，它通过把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整合进生产过程，进一步促进生产劳动分工。与此同时，信息化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直接促进了生产分工细化与深化，提高生产的知识与经验积累，通过边干边学的机制，促进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又通过生产者服务这个途径进一步促进分工的发展。这样，生产者服务与生产劳动的分工通过人力资本媒介形成了良性循环，两者相互促进，最终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会产品更加丰富与多样化了。图2-9　信息化、人力资本与服务业[1]〔美〕萨尔坦·科马里：《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00页。[2]〔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第231～232页。[3]李江帆：《中国第三产业经济分析》，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第三章　世界经济格局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形成

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之下，产业信息化促进了产业分工与协作，国际生产劳动分工大幅度深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然而，假如没有世界性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信息化及其造就的劳动分工要伸展到全球范围并把几乎所有全球人口卷入其中是较为困难的。技术、制度与意识形态三者必须相伴而行才能有效地推动分工从简单向复杂方向演进，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达到新的高度。信息技术同世界政治格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一起共同促成了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促进市场分工扩展到全球范围，从而构成了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与经济全球化机制是发达国家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演变的背景与条件。

第一节　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与经济全球化非均衡机制

信息技术发展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这种全球性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将为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信息技术促进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支持。它能够在全球范围之内实现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减少了社会经济的无效生产与供给，提高有效供给，满足社会需求。因此，信息化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力量，它把社会经济生产分工扩展到全球范围，创造了全球范围的分工与协作。信息技术发展使得人类经济生产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和利用各种资源，以满足对各种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并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益。这样，信息化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上，并凭借已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力量不断扩张，并借助于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

一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世界政治格局演变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的“滞胀”现象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危机，迫使它们进行改革。在80年代期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盛行。解除管制、公共部门私有化、消减工人福利和减少税收提高了企业竞争的烈度，迫使企业采用新的信息技术。遵循市场规律与发挥市场作用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度的指导思想。这样，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所言的非正式制度，也成为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市场作用的崇拜使世界市场延伸到全球每个角落，开放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几乎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世界几乎没有卷入全球化的国家。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也促进了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从而也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冷战期间，世界经济生产实际上被隔离在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之中，劳动分工并没有真正地在世界范围之内进行。这样，劳动分工受制于制度与世界经济格局，局限于某个地理范围之内。冷战和两极世界的结束为劳动分工延伸到全球范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条件，或者说世界市场突然被增加了将近一倍的空间范围，从而将劳动分工推进到史前无例的程度。同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世界政治格局相比较，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具有明显一极化特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观点来看，一极化世界在减少世界战争与冲突的时候，由于存在的第三方监管力量加强，减少了世界性交[1]易的成本，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发展。经济发展遵循区域化与全球化的规律而不是受限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困扰，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联盟的成立与发展，经济的区域化与集团化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二　世界经济格局形成

从信息技术革命与世界政治格局演变来看，世界经济到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的市场分工进入了真正的运作阶段，国际生产劳动分工进入全新阶段，即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是一种生产的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的混合型分工。生产分工从过去的部门间专业化向部门内专业化方向迅速发展起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分工过渡，产品差异化生产越来越明显。由于劳动分工的大拓展，使得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获得与利用达到空前程度。同时，信息技术把全球范围的分工组合成为协作，世界经济生产的分工与协作程度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直接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生产中各个环节，用信息取代物质剩余的方法，紧密地联系产业中各个部门减少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物质浪费，使资本运转速度更快、资源使用更有效率。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与要素资源，通过适时适地进行生产，成本被压至最低，利润被提高到极限。从理论上讲，全球的生产商都可以在生产函数靠右的边界上进行生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这种全球经济生产体系通过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寻找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最佳结合，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实质上也间接促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全球工业化与全球城市化印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在一极化世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世界市场从来没有像目前一样广阔，表明“资本[2]主义本来就是要靠不断扩大市场才能成长的一种模型”。

对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讲，国际产业转移使得其经济体经历了相对较快的去工业化过程，这也是经济服务化的过程。实质上，信息化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分工细化与制造产业外移成为其服务业就业与增加值比重不断增加的两大推动因素。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在把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出去以后，主要从事研发、设计、法律、会计以及市场销售网络等专业服务工作，控制着生产价值链高端，控制着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的研发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并通过知识保护，确保其在产品、工艺和装配等方面的领先地位。高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高加工度成为其制造业的主要特征，同时其服务业相当部分是服务于其产业国际转移的管理与控制工作，对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相应的服务与管理。全球城市如纽约、东京与伦敦成为发达国家实施全球经济管理的主要空间载体，跨国公司与跨国银行的作用日益重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资本、管理经验与技术的缺乏，其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低附加值的制造和装配等生产环节是促进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办法。出口导向策略比进口替代更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但却匮乏资本和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与发达国家形成国际生产分工，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产业转移接受地，具有制造业偏重的特征。制造业不断地进行国际梯度转移，使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相对落后地区并利用该地区的劳动力与资源优势进行生产，或者是直接贴近消费者取得丰厚的利润。这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尽管转移到这些国家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高碳产业，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除了参与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以外还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出口是带动经济增长较为简便的方法，这已经被证明比进口替代更好的发展经济途径。

在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条件下，全球工业化与全球城市化成为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全球工业化渊源于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带动作用。在全球工业化的推动下，目前全球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时期。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对称的状况（超前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但是发展中国家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城市化的主力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更以飞速的态势发展。

在这样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生产格局形成了以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三角格局的经济生产机制，即基本形成了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控制制造业的品牌、技术销售渠道等价值链高端，同时利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优势，发展金融和管理等专业服务业，其全球城市发挥着全球经济管理与控制功能，以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俄罗斯、巴西、澳洲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凭借矿产和土地资源优势，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供给者，在制造产品生产国的产能扩张拉动之下，资源出口增长强劲；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则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承担了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制造业成为国际化城市的支柱产业，重商主义为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并有力地促进了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　经济全球化非均衡机制

如果说信息化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那么经济全球化则表明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发端于18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经济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平等与均衡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信息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与国家内部经济与社会不平衡度，从而也使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比重继续保持较大比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与劳动力层面有利于资本方面，而不利于劳动力方面；在供给与需求层面，它们有利于供给方面，不利于需求方面；在国家层面，它们实质上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在资本—劳动力层面，在发达国家，由于国家经济的去工业化即服务业化进一步发展，相对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服务业的工资薪酬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因而也使人们的工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大量的制造业工人转向低端服务业的时候，这部分人的工资收入也远远低于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员。资本在空间上具有相对于劳动力更好的空间位移性，可以在全球寻找到最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与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并使产品与消费者要求相对接。弹性生产一方面使产品符合消费者要求，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取得相对于劳动力更为优越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与国家力量相结合，在权利保障与社会制度约束不到位的条件下，劳动力工资薪酬被压到较低，经济生产被简化为为资本利润而生产，生产不会顾及自然环境破坏与工人权利受损问题。在这种条件之下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呈现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血汗工厂的图像，是野蛮的资本主义：社会上层是精英的熟人经济、社会下层是野蛮的自由主义。这样，它会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有效需求不足，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政治上，资本成为一小部分控制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也是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释放传统工业生产经济的能量未尽之时，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不会产生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但是，在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接近枯竭并且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型动力即新型技术尚未找到之际，由于全球治理制度与结构的缺失与制度监管的滞后，内部制度结构的发展滞后必然导致其外在经济发展缺乏平等与正义性，即在外在与内在约束失范的条件之下，个人与国家追求财富增长天然的机会主义倾向抬头。这在空间上表现为个人与国家的财富增长并不是经济总量增长的结果，而是转移甚至侵占他人或他国的财富；在时间上表现为把今后的财富转移到目前使用，造成了经济不可持续发展。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利用金融创新制造资产膨胀以弥补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它通过借用他国的储蓄维持低利率，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供给，以资产泡沫的形式不断吸收他国财富，使金融服务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简而言之，在制度与治理失效的状况之下，无论国家与个人都有寻租而不寻利的倾向，这表明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内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腐化。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制造业将长期保持较高比重；而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将继续发展。

这样，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头十年被实质上异化成这样的机制：在信息化使得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有效需求不足并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本国经济生产的促进效应愈来愈小之际，海外的大规模生产与廉价产品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双重福利：海外生产国吸收了美国大量发行的美元，降低了世界性通货膨胀水平甚至推动了通货紧缩，并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廉价产品；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国家将获得的贸易顺差以国际投资（购买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它以输出储蓄的方式通过增加资金供给将美国的利率压制在低位。由于低利率的作用，消费者可以获得信贷进行消费。而股市与楼市上升使得财富效应凸显，从而在另一侧面推动消费。这样，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为全世界都在期望美国加大消费，把产品输往美国，并把储蓄变成投资投往美国。它的经济循环途径与媒介是美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异化机制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的金融服务业与中国的制造业在规模与数量上保持对称性发展。

四　世界经济增长

全球化、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促进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大发展，提高了世界经济生产总量。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国际货物出口贸易从1993年的3676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57170亿美元，货物进口贸易从1993年的3787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61270亿美元，都在原有较大的基数之上增长了近4.3倍。国际货物与服务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00～2008年间，世界货物与服务贸易[3]额以年均12%名义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相对较为保守，虽然国际货物与服务进出口贸易从1990到2008年上半年起伏较大，但总体趋势保持增长态势，如图3-1所示。

在国际金融方面，信息技术使得国际游资可以在全球实现24小时不间断流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从1995年开始，在金融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强势美元的推动之下，超过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资金从全球各地涌进美国，美国利用“货币集中与管理系统”，扮演着“美国投资银行股份公司”的角色，世界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通过金融工具创新，不断地推动金融资产数量急剧增加，世界金融资产从1995年的639000亿美元一跃发展到2007年10月峰值的[4]18720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虚拟经济已经大大超过实体经济。（见图3-2）虚幻的财富效应拉动国民消费增长，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图3-1　1970～2009年世界贸易年增长率及趋势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 look：Crisisand Recovery, April 2009。图3-2　世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比较资料来源：〔日〕水野和夫：《金融大崩坏之后的世界变局》，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第27页。

从1990年至今，全球经济年增长率基本上都在2%以上，全球经济增长保持了近二十年，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增长较好的时期。2009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为548640亿美元，[5]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GDP为686510亿美元。1990～2009年，世界名义GDP增长近3倍。虽然世界真实GDP增长率在1991年处于低谷时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IT泡沫破灭之后有所回落，其他年份都处于较高增长率状态，如图3-3所示。图3-3　1970～2009年世界GDP年增长率及趋势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Crisisand Recovery, April2009。[1]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第600页。[2]〔日〕水野和夫：《金融大崩坏之后的世界变局》，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第59页。[3]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网站《2009年世界贸易报告》。[4]〔日〕水野和夫：《金融大崩坏之后的世界变局》，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第24页。[5]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Crisis and Recovery, April2009.

第二节　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形成

经济服务化使得全球经济生产的空间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的空间分散性以及生产的空间移动程度不断提高，因而需要一种用于协调的空间形式。这便是全球城市作为全球生产控制与管理中心出现。实质上，随着全球城市化与全球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城市推动型的经济增长阶段，城市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轴心，大城市特别是全球城市、国际化大城市成为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国内外流动的重要通道，是信息生产与传递的节点，带动各国经济与区域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主要载体。一些地区性或全国性首位城市成为资本进出通道。金融业的联合成为联结不同城市的形式与内容。城市的资本进出循环的国际通道连接功能把全世界城市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便是城市网络体系的产生，全世界的城市组成了全球流动空间。

一　城市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轴

现阶段城市是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经济全球化是以城市为主轴展开的，国际产业转移也是借助于城市的通道功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性空间位移。能级高的城市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经济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发挥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桥梁作用，成为国内外资本与人才流动的对接点。世界经济格局具体地由城市组织而成并形成由点与点结合而成的网络体系。

自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城市化水平不断加快，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城市化速度进一步提高，从而使人类在进入21世纪时，城市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半左右。由于城市化发展的“S”型规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达到70%左右之后，城市化进入较为稳定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城市人口数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于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表现为量的扩张，全球城市化速度呈现加快态势，如表3-1所示。全球城市化使得人类到2000年为止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绝对数量达到29.23亿人，比1990年增加了6.31亿人。在今后20年间，世界城市人口由目前的近50%增加到60.3%，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增加约1亿，城市化水平平均达到83.5%，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将增加19亿，比重达到[1]56.2%。

2008，第11页。

2000年对世界城市化进程来说标志着世界开始进入城市时代，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达到30亿。2005年全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达到20个。日本东京城市人口最多、紧随其后的是墨西哥城、美国纽约、印度孟买和巴西圣保罗。在城市集中区域，城市相互联结在一块形成大都市连绵区，是至今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最为密集的地方。到2015年，全球将有358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而其中153个将在亚洲地区，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27个城市中，亚洲将有15个；到2030年，世界将有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从2000年的19亿增加到39亿。由此，世界经济进入以城市为轴心的时代，城市主导着全球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二　城市的功能与等级

城市成为人类居住与工作的主要场所和方式，是权力与集体文化的最高聚集点，是生命分散的光芒聚焦并获得社会效果与意义的地

[3]方。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形为力，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近现代以来，城市引领人类经济与社会变化，世界上最新变化都是首先发生在城市，而后向农村或郊区蔓延。城市是具有能级的，不同能级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依据城市对周边地区和人们生活作用与影响的不同，可以简略把城市职能划分为四个等级：履行基本功能的城市、作为生产中心的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国际性大都市。

最原始的城市职能是城市给周围地区提供市场和消费场所，为周围地区的产品提供交换平台。城市也是行政办公的场所。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简单，税赋是城市的主要收入。城市的影响范围窄，程度浅，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城市的人口规模比较小。简而言之，城市是行政与消费中心，城市产业主要以消费性和分配性服务业为主，辅之一定的商贸与手工业，以依靠周边的税赋维持城市生存与发展。农业时代的城市与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的城市。

作为生产中心的城市是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工业在城市中发展。工厂大量聚集在城市，为市场提供大规模的质量稳定的产品。外围地区围绕着城市，位于生产环节的两端，一方面作为城市的工业原料、农副产品和劳动力的源地，另一方面作为工业产品的市场，成为城市的经济腹地。城市是制造中心，通过生产直接影响着原料地和市场。机器的效力扩大了城市的影响范围，大量廉价便宜的工业产品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城市以生产的形式拉动周围地区经济增长。能够拥有这样功能的城市的人口至少50万。工业成为在城市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在城市之中占据支配地位，成为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工业产品成为城市对外换取所需的服务与农矿产品的贸易产品。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属于这种类型的城市。

区域性中心城市是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控制中心。制造业从城市中心退去，分散到周围地区。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和附加值高的现代服务业在城市聚集，城市的交通与通信较为完善，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公共事业、会计与法律专业服务等生活生产服务业较为发达，教育、文化和科研事业有一定的领先性。城市能为物质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聚集提供良好的环境。城市影响力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促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成为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城市的人口规模较大，它成为掌控原料生产、生产地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管理地。在现代愈趋复杂的国家经济体系之中，这类城市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管理与控制成为这类城市的主要功能，制造业从城市向外迁移，服务业逐渐占据城市经济生产的核心位置。

国际性大都市的功能在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延伸。城市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外。城市基本上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专业化程度高，发展水平高。城市是国家的信息中心、经济决策与指挥中心，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资本集散地。城市的大部分领域完全自由开放，它一般具有便捷的国内外交通和通信网络，海港和空港全方位开放。城市是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产品和专业化服务的出口地。跨国企业总部、实力雄厚的银行和金融市场一般集中在这类城市。这类城市是中心城市，是国内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对接点，对其他城市起着控制和支配作用，规模特大。这类城市同其他城市的关系已经构成城市网络体系，并以网络的形式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专业化服务业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其以对全球经济生产管理与控制作为经济生产附加值的来源，达到充分利用各地方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目的，从而在全球范围之内造成经济高增长与低通胀的发展态势。信息化时代的发达国家首位城市如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城市。这类城市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城市，因此也被称为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成为带动城市经济继续发展的主导力量，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人数在城市经济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银行、金融服务、保险、法律服务、房地产、会计和其他专业服务成为城市扩张与扩展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在现代服务业的带动下，社会性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它们为城市创造了就业机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渠道。

城市功能由初级向高级发展是个扬弃的过程，原有的职能逐渐衰弱，新兴的职能逐步成为城市核心职能。完成这样的嬗变需要工业化、信息化、服务业和制度的发生、发展或转变。在城市功能不断提升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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