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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栋梁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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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总论试读：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一卷 总论

序论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先后被打开国门而陷入殖民化危机。然而，到了世纪末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因循守旧的中国，其后半个世纪里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愈演愈烈，直到把中华民族逼入亡国灭种的绝境。二战以后，中日两国经历了由敌对到伙伴关系的转变，但时下影响这种关系的变数正在增加。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近代的噩梦已经逝去，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前，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即是我国对外事务中必须重点对待的国家之一。怎样与日本这个看不清、摸不透而又“搬不走”的邻居交往？如何构筑长期稳定而健康的中日关系？是我们直面且必须做出选择的时代命题。“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阐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无疑是解开这一命题的必要前提。“中国观”属于“知”的范畴，其内涵包括“认知”和“态度”两个场域。“认知”是认识主体（自我）对认识客体（他者）的判断，是解决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客体对象是文明、先进、富裕、强大，还是愚昧、落后、贫穷、弱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思想进取、政治开明、技术发达、社会安定，还是因为思想保守、政治黑暗、技术落后、社会混乱？等等。“态度”则是认识主体基于对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判断而产生的主观立场，是主体直面客体的好恶心态及应对客体的政策主张，是解决认识主体即“自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例如，面对客体对象，认识主体情感上是羡慕、喜欢还是蔑视、讨厌？行动主张上是接近、亲和还是疏远、敌视？等等。如果按照这一“学理性”规范检点以往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认知”与“态度”界限不分的“研究”尚属普遍现象。因此，从这一问题意识和视角出发，本丛书将在研究方法论上做一新的尝试。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在世界、日本和中国的共时性三维环境条件约束下，历时性地调整演变的。因此，我们所进行的整体性考察着重把握以下诸点：第一，近代以前、特别是近代前夜日本传统的、带有普遍性的中国观如何，它给近代以后的日本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第二，近代以来日本如何认识世界，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和亚洲观；如何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开始以欧美等近代以前不甚重视的“他者”为参照对象，重新评估中国；第三，世界形势的变化，大国的全球战略及其远东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应对，与日本的对华态度是怎样的互动关系；第四，基于对世界、中国和日本三者间的比较，日本在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同时，其中国认知和态度，在相对“静态”的时空交叉“点”上，展示了怎样的特点，在“动态”发展的“线”上，又展示了怎样的轨迹、特点和本质性规律。

国家是国民权力的集合体，国家意识是通过国民意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的。因此，严格地说，“日本的中国观”应作“日本人的中国观”。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之间，日本人的中国认知、态度和主张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相互博弈中此消彼长。因此，我们的研究须以充分的史实为依据，厘清形形色色的对华观中，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哪些有客观依据，哪些是主观臆断；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乃至上升为国家意志，哪些只对政策制定有牵制作用或未起作用，社会影响限于狭小范围。

日本的中国观又是具体而非抽象的，政界、军界、财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及国民个体，均应作为中国认知的主体而纳入研究视野；政府文件和会议记录、新闻媒体时事评论和报导、要人讲话、国民日志等，应是微观考察的基本抓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是宏观分析的基本理论工具；先行成果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则是研究深化的重要参考。这就决定了这一专题研究的艰巨性，我们的研究只能说不断接近目标而无法到达终极。

翻开漫长而相对封闭的古代东亚区域发展史，中华文明一枝独秀，泽被四方。相比之下，处在“中华文明圈”内的日本对中国思想、制度、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吸收是全方位的。因此，从文明的意义上讲，中国可谓日本由“夷”致“华”之母。若根据古代国家形成及初建期日本统治者渴求中国王朝册封的史实，不妨说模拟的“君臣”宗属册封关系构成了古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原点。

然而，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是一部由“友好”和“和谐”、“普通”和“恬淡”、“对立”和“不愉快”等不同材料编就的历史，可谓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剪不断，理还乱”。

进入近代前夜的江户初期，“尊儒”、“慕华”意识仍在日本社会中居于主流位置。然而随着晚期封建社会的成熟和近代“西学东渐”，德川中后期的“文化中国”敬仰，已经受到“疑华”、“蔑华”思想的严峻挑战，传统中国观的裂变已经开始。

鸦片战争的失败，裸露了清朝统治下中国的落后和腐败。这一事态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的“革命性”冲击的结果是，本已开始“裂变”的中国认知由此画上休止符。对日本来说，自古以来被视为文明、先进和榜样的中国，变成了与日本大同小异、落后于时代的半野蛮、半开化国，昔日学习、效仿和赶超的对象，变成了反面教材及避免重蹈覆辙的“殷鉴”。

中国“认知”的“质变”，自然也引起了日本对华“态度”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却非一蹴而就。在幕末至明治初年的数十年里，对中国是敬畏还是蔑视？是友好、合作、结盟，还是敌视、对立、排斥？不同的政策主张并存。“中日唇齿论”及“中日联盟论”、日本“盟主论”、中国威胁论、“脱亚入欧”的“告别恶友（中国）论”、征服中国论等均占有一定的市场和听众。这表明，在对华政策上，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尚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然而，幕末日本被打开国门后，其对“西力东渐”的应对是，通过倒幕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强大中央统一政权，通过推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成功地摆脱了殖民地危机。

日本的“变身”也导致了自我认知及其中国观的变化。至晚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基于自身“脱亚入欧”的进步和中国依旧“顽冥不化”的“自他认识”，轻视、敌视型的对华态度已经压倒其他“主张”而左右了国家的对华行动选择。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的实践，反过来又使蔑视型中国观一举得到确认并在社会中泛化。由此，甲午战争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的格局，使中日主次关系发生颠倒，而且构成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的中国观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分水岭。

此后直至1945年战败的半个世纪里，蔑视型中国观在日本社会中所处的绝对支配位置越发不可动摇，成为对华侵略扩张的思想源泉；日俄战争、镇压义和团、占领青岛、“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出兵山东、占领东北、分离华北等侵略扩张行动的屡屡得手，似乎一再“印证”了其中国观的“正确”，刺激了认识上更“大胆”和行动上再“升级”。蔑视型的中国观直线发展到“中国非国”、“中国已死”、“对华一击”（一战制服中国之意）等完全无视中国存在的极限。全面侵华的冒险，就是在这样一种全民性无视中国的思潮下展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愈演愈烈的现实条件下，日本除了按照美国旨意与台湾保持“国交”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余地。结果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7年间，日本与台湾保持着“国家关系”，与新中国则始终处于无邦交的敌对状态，即建构主义中的“霍布斯文化”状态。

1970年代初期，联合国恢复了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两大事件促使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出现高潮，有人甚至认为中日关系进入了近代以来的“蜜月时期”。

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崛起，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中日“两强并存”局面开始形成，日本的中国观亦随之发生变化，继续与中国合作与遏制、封堵中国的主张并存。直到今天，与中国合作还是对立的争论依然难见分晓。竞争与合作或许会成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主旋律。

通观鸦片战争后160年来日本的中国观，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日本为了“认识”中国“投入”巨大，成建制、有组织的中国调研活动，其规模之大、效率之高令人惊叹。从“产出”的效果看，我们也应该坦率地承认，其考察之深入、分析之中的的情况绝非鲜见。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在对华权益扩张的行动中屡屡得手，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现状较为客观的“认知”和判断。可以说，日本相当程度地“读懂”了中国，而中国则不尽然。然而，日本人微观认知的精细，并不意味着其对中国宏观把握及前瞻的准确。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头脑清醒者外，“中国通”及知识界精英们普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抵抗力和巨大潜力，并以此误导了民众。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造成了他者评价过低和自我评价过高，或者截然相反，从而导致了行动上的错谬。

探究日本的中国观还将涉及到日本人的民族性、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在近代承继的“遗产”中，等级观念、尚武传统、商人习性、从众心理、暴发户心态等，怎样或多大程度地影响了其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行？可以说有待深入拓展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

第一章 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及其“思想遗产”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何性质，它给近代以后的日本及日本人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无疑是探讨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所不可回避的主要问题。

截至鸦片战争爆发，在漫长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和长盛不衰，使中国成为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靠拢、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以此为基础，中国历代王朝建立的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形成了主导古代东亚文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体系性建构。这一体系虽因“文明”差距的逐步缩小和中国内部分裂等原因，功能日趋弱化，甚或遇到来自外部的挑战，但却始终得以维系，这是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就延绵两千年的中日关系而言，除了近代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外，国人中关于古代中日关系“友好”的笼统认识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这实际上是个重大的认识误区。这一误区使我们对近代日本加害于中国的思想渊源缺乏足够的历史思考，也影响到现实对日认识某种程度地存在的本质性偏离，而认识偏离又导致对日政策上时而带有一厢情愿的理想色彩，以至于过高的期许往往因日本的不对称回应，终了收获的是失望和愤懑。那么，误区在哪里？如何破解并走出误区？认清历史本来面目，温故而知新，无疑是一条必要途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关于中日古代关系的基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如汪向荣著《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年）、《古代的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9年）、《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沈仁安著《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孙乃民著《中日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汪高鑫著《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但整体把握两国古代关系性质和特征的理论分析尚显粗糙且不够系统。近年开展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表明，两国学界在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

例如，围绕明代中日关系中的“朝贡体制”与“倭寇”问题，中方学者强调当时东亚国际秩序及中日关系是以明朝主导的“朝贡体制”为中心展开的，日方学者则不惜笔墨叙述中国以外的国家间关系，有淡化“朝贡体制”在地区国际秩序中作用的倾向；中方学者认为“倭寇”使海外贸易无序，对中国沿海地区乃至整个明政权造成极大危害，日本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方学者则侧重跨国境、海境民间交流的意义，甚至将对抗或战争作为积极因素评价（参见王建峰文“在历史长河中认识中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3日）。有鉴于此，本章拟以先行研究为参考，依据基本史料，系统梳理和分析截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同历史时段下中日关系的状况、性质和特征，进而从整体上揭示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一、隋以前的中日“宗属”关系

据中国正史，公元1世纪班固撰《汉书》载，公元前汉武帝灭卫氏（右渠）朝鲜后，建玄菟、乐浪、真番、临屯等汉四郡，之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2010年，第1322页。时西汉王朝是否通过册封确立了中国与分裂状态下的日本某一政权的宗属关系尚不可考。

范晔撰《后汉书》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汉光武帝当政的公元57年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范晔：《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倭》，中华书局，2010年，第1906—1907页。1784年，日本农民甚兵卫在博多志贺岛上发现“汉委奴国王”方形蛇钮金印，重约108克，现作为日本国宝收藏。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奴国的位置在今北九州的福冈市一带。我国学者认为，东汉王朝对奴国的册封，正式开启了古代中日外交关系的记录。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陈寿撰《三国志》载，238年6月，日本列岛上兴起的邪马台女王国遣使难生米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大悦，诏赐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

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中华书局，2010年，第635页。

房乔著《晋书》载，265年司马炎称帝建西晋时，邪马台国女王亦遣使朝贺，此后直至420年东晋灭亡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国使的“朝献”不下十余次，说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仍在持续。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1—42页。

在东晋衰、南北朝兴的公元5世纪，中日交往频繁。时日本列岛已结束小国林立局面，出现了中国史书称作“倭”、日本史书称作“大和”的统一中央政权。

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对大和国的起源尚存严重分歧。笔者认为，大和是邪马台国征服列岛其他政治势力后建立的统一政权。主要依据是：邪马台、倭、大和等国名的日语发音都是“YAMATO”。当时的日本有发音语言而没有文字，因此有理由认为前后出现的发音完全相同但汉字标示不同的国家是延续发展壮大的同一政治体。在413—478年倭王、珍、济、兴、武统治的所谓“倭五王”时期，均遣使中国朝贡并接受册封。史书载，东晋安帝和南朝宋（刘宋）武帝时，倭王遣使朝贡并接受了“倭王”的册封。宋文帝时，倭王珍开主动请封之先例，上表求授“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没有满足其要求，仅授“安东将军、倭国王”爵号。但是，当珍的后继者倭王济一再提出同样要求时，宋文帝终于妥协，授“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宋顺帝时，倭王武遣使上表，内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披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

沈约：《宋书》卷九七，中华书局，2010年，第1594—1595页。

上表中还“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时南宋朝已岌岌可危，顺帝的诏书除删去“百济”二字外，其余照准。南朝的齐、梁建国后，倭王武亦遣使朝贺，结果又被齐高帝加封为“镇东大将军”，“倭五王遣使表”。此后直至隋朝建立的80年间，由于中国分裂、内战不息，中日外交关系处于断绝状态。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八，中华书局，2010年，第688页。被梁武帝加封为“征东大将军”。

姚思廉：《梁书》卷五四，中华书局，2010年，第559页。参见沈仁安著《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291—292页。

上述史实表明，隋以前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隋以前中国在世界东方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以致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无不怀有威仪天下、绥化四方的欲望；而文明的差距既是日本主动靠近并向中国学习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分裂状态下的地方性政权乃至初步实现统一后的中央政权依靠中国王朝的认可和庇护而获得统治合法性、稳定性的主观诉求。不妨说，差距的悬殊产生了互为需要的向心力，也带来了国家间关系的稳定。

第二，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一种垂直关系，是以册封形式确立的上下宗属关系。此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隋以前中日宗属关系的性质始终未变，当时的日本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是受中国王朝册封的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

第三，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发展平稳，中国正史罕有两国发生摩擦的记载。不过，双方的礼尚往来主要是政治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约束下，经济交流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摄取尚未大规模展开。二、隋唐时期中日“对等”关系的涵义

隋唐堪称中日古代交流的鼎盛期，此间日本频繁派出遣隋使

关于遣隋使的次数，学界尚存争议，王勇认为最多为7次（见王勇主编《东亚视域与遣唐使》，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页）。和遣唐使

关于遣唐使的次数，武安隆认为正式遣使并成行13次，正式遣使但未成行3次，迎送唐使2次，计18次，而赴日唐使为8次（见武安隆编著《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隋唐王朝亦多次遣使赴日通好，中日往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日使小野妹子访隋

小野妹子，中国史书记作苏因高。日本推古朝派出的遣隋使，607年和608—609年两度率团使隋，递交国书并蒙隋炀帝接见，中日两国由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隋使裴世清访日

裴世清，隋朝文林郎、鸿胪卿。公元608年初受隋炀帝之命率团使日滞留数月，受到倭王接见和倭国朝野极为隆重热情的接待，为隋倭友好关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鉴真东渡

鉴真（688—763），唐代高僧。为弘扬佛法，屡次东渡受挫，双目失明而矢志不渝，753年第六次东渡成功。受封为统领日本所有僧尼的“大僧都”，是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建唐招提寺。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和李白的《哭晁卿衡》诗

阿倍仲麻吕（698—770），生于奈良朝日本一贵族家庭，入唐后改名晁衡。716年随遣唐使赴唐留学，其后滞唐入仕直至在长安辞世，官至正三品安南节度，逝后被追赠为二品潞州大都督。晁衡聪颖过人，诗文俱佳，与唐代诗仙李白、大文豪兼政治家王维等交往莫逆。754年，唐玄宗割爱允准晁错的回国恳求。饯行宴上，尚书右丞王维赠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云：“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见《全唐诗》卷一二七，王维）晁衡则即席赋诗《衔命使本国》作答：“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见《文苑英华》卷二九六）然而，晁衡随遣唐船回国途中遭遇风暴，四艘船中三艘回到日本，惟遣唐正使藤原清河和晁衡所乘之船漂至中国安南，乘员登陆后辗转返回长安已是翌年6月。时李白听到日方传来晁衡等途中遇难的噩耗，痛心疾首，遂挥泪写下《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见《李太白集》卷二五）等，这些真实的中日友好场景令人感怀，值得珍惜并发扬光大。但是，这却不能掩盖同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另一侧面，而那或许是多数国人不甚知晓或不大经意的“侧面”，这里不妨看一下“另一侧面”发生过什么，思考一下其历史的意味。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陈，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中国复归一统。

600年，日本派出首次遣隋使。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再遣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倭王国书。魏征撰《隋书》载：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习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魏征：《隋书》卷八一，中华书局，2010年，第1226页。

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心里不快，但为了解决如鲠在喉的高句丽问题，不愿放弃与倭建交彰显皇威的机会。608年，隋炀帝遣裴世清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载，裴递交给倭王的国书云：皇帝问倭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日本书纪》，推古16年8月条。

隋炀帝在国书中称推古天皇为“倭王”，不无天子对册封诸侯讲话的语气，圣德太子亦感不快，遂“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以下事上向为隋以前日中国事交往的惯例，遣隋使递交的国书表明，随着国势的壮大，倭国统治者已改变以往的态度，两次国书所要申明的立场是：日本是地处中国东端且与中国地位平等的独立国家，两国的统治者皆是无分高下的“天子”或“天皇”。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缔结对等的国交，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新纪元。”

转引自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69页。。不过，为了向隋朝示好，裴世清回国时，圣德太子再令小野妹子同往，并致隋炀帝第二封国书，其文如下：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

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贞、大野晋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书纪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93页。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页。

唐于618年建国。630年，倭国派出第一次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则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国使节回访，结果却发生了高与倭国王子的“争礼事件”。高不满倭国以国家对等的礼仪接待上国来使，以致不宣国书而返。

唐高宗在位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足鼎立，互有攻伐，视三国同为属国的唐朝则扮演着居中调解的角色。655年，百济在倭国的支持下，联合高句丽、靺鞨等掠占新罗城池数十座，新罗告急，不断请求唐出兵救援。660年，唐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13万大军援朝，在新罗军配合下，一举占领百济王城，俘百济王。但百济将领鬼室福信率残部坚守周留（亦记作“州柔”）城不降，又从倭国迎回百济王子扶余丰（亦记作“丰璋”）继承王位。倭国为扩大在半岛的势力，趁火打劫，假百济乞师之名，发兵数万，与百济、高句丽和靺鞨结为军事同盟，致使唐、新联军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困境，战事一度呈胶着状态。663年，唐、新联军从陆路和水路向都留城发起总攻，在白江口（亦称“白村江”）与倭国水军展开的激战中，“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〇八，中华书局，2010年，第3260页。经此一战，倭兵退返本岛，百济灭。5年后，高句丽亡。之后，朝鲜半岛被新罗统一。

白江口战役后，倭国“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用兵”。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84页。战后，由于唐王朝采取绥抚政策，中日敌对的紧张状态化解，迎来了200余年中日“友好”交流的盛大场面，至唐末的894年日本正式决定停派遣唐使，规模空前的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全方位摄取始告一段落。

上述史实表明，隋唐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有隋以来，日本已自称“日出之国”和“日本”，不再接受“倭国”称呼和中国皇帝的册封，其“日出处天子”对“日没处天子”及“东天皇”对“西天皇”的表白，袒露了要独立自主、与中国分庭抗礼对等交往的立场。即便在白江口战役以后，唐日关系虽然得到修复并长期保持国事交往，但中国正史中已不再有皇帝册封日本国王之类的记载。在唐朝构建的庞大华夷体系中，日本若即若离，已是政治上“不在编”的准成员。

第二，唐朝国势强盛，但毕竟也有限度。其海东政策上，对藩属国新罗是保护和控制，对日本则是宽宥与交通。比之于通过宗属关系的硬约束，唐朝的对日战略重心，似乎更偏重于通过其强势文化的“软实力”，将日本纳入正版华夷体系的辐射圈内。

第三，日本虽然不再接受唐王朝册封，从而实现了法理上的“独立”地位，但却无法摆脱文明意义上对中华文明的依附，在强大的唐王朝面前，只能采取谦逊合作的态度，这是日本全面学习大唐典章文物的客观依据。

第四，唐代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友好、和平相处的局面是在白江口战役后出现的，昔日殊死相拼的敌人，何以会变成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合作伙伴？除了“距离”（地理的距隔和文明的差距）产生“美”的基本原因外，唐朝的开放思想及张弛有度的对外政策值得思鉴。

第五，隋唐时期的遣使船贸易，与此前传统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有所区别，政府间“官方贸易”的性质开始凸显。三、五代、两宋“无邦交”时期的中日民间交流

907年，唐朝灭亡。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再次陷入分裂状态，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国次第更迭，南方则出现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多个割据政权。是时，由于中国政治上分裂，日本未与中国的某一政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间关系总体上说是融洽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从未间断。不过，在经贸往来的方式上，由于日本不再派遣使节，民间经贸取代了以往的政府间贸易，并且完全是通过中国商船赴日、中国商人在日本的单向交易进行的。史载，吴越国大商人蒋承勋与日本朝廷关系密切，吴越王与日本朝廷相互致意的信函就是由蒋居间传递的。

北宋时期（960—1127）中日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政府间有信函往来。北宋的9朝皇帝中，除太祖、英宗和钦宗在位时没有与日本发生联系外，其他6帝或以皇帝致天皇、或以明州致大宰府的名义，与日本保持沟通。“这种联系虽未导致外交关系的建立，却起到了保护宋商在日贸易和生活安全的作用”。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事实上，北宋商人在日本受到礼遇和保护、日本高僧得到北宋朝廷厚待亦不乏其例。当时的日本不允许本国商人出国经商，入日贸易的外国商家则惟北宋莫允。

南宋时期（1127—1279），中日无邦交状态依旧，但彼此尊重，各安一方，民间经贸、文化往来的环境则更趋宽松。南宋虽然外患不绝，但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处于东亚地区的最高水平，其魅力所在，使平清盛于1167年独揽日本朝政后解除了日商出国贸易禁令，从而也结束了宋商单方承办两国商贸活动的历史。1192年源赖朝开设镰仓幕府后，同样热衷于对宋贸易，中日民间经贸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两宋时期中日民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和交易频度的增速超过以往，中国对日出口的大宗商品有锦、绫等丝织品，以及瓷器、药材、香料、书籍等；从日本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砂金、水银、硫磺、木材、珍珠、日本刀及各种手工艺品。这种贸易结构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在科技发展水平及生产力上的差距。在文化交流方面，北宋时入宋日僧人数不多，但不乏奝然、寂昭、成寻等高僧，但日僧来华的主要目的已不是学习佛法，而是遍访古寺名刹，与中国高僧交流切磋，搜集采购书籍。南宋时，来华日僧有所增加。

上述史实表明，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的中日关系有如下特点：

第一，“政冷经热”是两国关系的基本特征。中日之间虽然没有邦交，但也相安无事，未发生大的政治冲突。同时，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中日民间经贸文化交流实现了平稳发展。

第二，民间交流的规模和深度空前。在民间经贸往来方面，前后发生了宋商单方承揽两国贸易到中日双边互市的变化，而垂直型的贸易结构表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整体上依然高于日本。在文化交流方面，入宋的日本留学生数量减少，而入宋日僧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学习”和“摄取”，而是游历交流，这表明通过中国“桥梁”传入的佛教文化已在日本发展到相当高程度。四、元明时期中日关系的“恩怨”

1026年，铁木真建蒙古汗国后，先后灭掉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和大理诸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大元。1278年元灭南宋后继续扩张，其版图横跨欧亚大陆。

1259年朝鲜降元后，忽必烈欲“先礼后兵”，迫日本就范。从1266年起，屡遣赵良弼等使臣往日，要求日本“通好”归顺。但日本朝廷态度强硬，拒见来使。不可一世的忽必烈怒不可遏，于1274年任命元帅忻都统蒙、汉、高丽军3万余人征讨日本。同年10月，元军开始在对马、壹岐、博多等地登陆作战，因遭遇暴风雨，致船毁人亡，兵马折损近半。

首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仍心存幻想，1275年2月再遣礼部侍郎杜世忠为使赴日说降，而北条时宗掌权的镰仓幕府已铁下与元对抗的决心，结果杜世忠一行30余人皆被斩首。1281年，忽必烈遣忻都率蒙古、高丽人组成东路军4万，范文虎率刚刚降顺的南宋江南军10万，第二次征讨日本。两军在博多等地登陆后，鏖战数月，进展迟缓。8月1日台风再次袭来，元军损失十之三四后无功而返。此后，元朝彻底打消征服日本的念头，元日间终无国家往来。

元日两国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元朝较为宽松的对外经贸、文化政策下，中日民间交往并未中断。不过，与北宋的宋商承揽中日贸易、南宋的中日互市不同，元代中日贸易发生的一大变化是日本商人来华交易，而元商入日贸易的现象鲜见。在元日文化交流方面，日僧来元者较多，而元代高僧一山一宁赴日传播禅宗，在京都主持南禅寺并受封为国师，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368年元明鼎革，时日本发生南北朝分裂，政治统治失控，倭寇屡犯中国东南沿海。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四次遣使赴日，分别与南朝的怀良亲王和北朝的足利氏交涉，严正要求日方采取措施，节制倭寇扰边，然而无甚效果。1381年，左丞相胡惟庸“谋逆”、“通倭”罪名。

关于胡惟庸“谋逆”、“通倭”，《明史》“日本传”和“胡惟庸传”中均有记载，但古今学人认为胡案系冤案者甚多，此为明初所谓四大悬案之一。成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二，中华书局，2010年，第5589页。

1393年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并建立室町幕府后，主动与明朝联系，欣然接受了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册封，后又遣使朝贺明新帝朱棣登基，达成中日政府间勘合贸易协定。对足利义满轻名分、重实利的做法，当时的日本朝野就颇有微词，日本的后世史家则更有酷评，但室町幕府的中央豪族在与明朝的不等价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是不争的事实。勘合贸易在足利义持继任将军时一度中断，但后任将军再开并一直持续到1547年。

室町幕府后期，日本又发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乱，国内统治的失控殃及对外关系的正常进行，导致倭寇在朝鲜及中国东南六省活动猖獗，明朝为平息倭患大伤脑筋。

16世纪末丰臣秀吉武力统一日本后，野心膨胀，先是要求朝鲜、琉球、吕宋、佛郎机、高山国（台湾）等称臣纳贡，继而于1592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声称征服朝鲜后占领中国，其狂妄计划是：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于皇室；予诸公卿采邑及其属下众人十倍于日本所有之土地；子丰臣秀次任大唐国（明）关白，领都城附近之百国（州）；日本国关白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喜田秀家之二人中择一担当；高丽国由歧阜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统治。

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出版，1985年版，第533页。

1592年4月，日军在朝鲜釜山附近登陆，两个月内攻占了京城、开城和平壤。7月，应朝鲜国王恳求，明朝援兵陆续抵朝参战。1593年初，中朝联军收复平壤至开城失地。此后战事胶着，中日双方各派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为代表举行和谈。时丰臣秀吉以战胜者自居，向明使提出七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迎娶大明皇帝之女为日本后妃；两国官船商船可有往来；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变；大明割分八道，以四道并国城交与朝鲜国王；朝鲜王子并一两员大臣为日本人质。

沈惟敬深知明廷绝难接受上述无理条件，遂对明廷隐瞒了日本的要求，还谎称丰臣秀吉“愿顺天命”，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明廷信以为真，1595年正月，明神宗下诏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据黄遵宪《日本国志》载，丰臣秀吉见到明朝皇帝的诏谕后勃然大怒：召人读册文，至“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色变，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裂之，骂曰：“吾掌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且吾而为王，若王室何”？即夜命驱明使，并告朝鲜使曰：“若归告而君，我将再遣兵屠而国也。”遂下令西南四道，发兵十四万人，以明年二月再会于名古屋。

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510页。汪向荣认为“裂书”说没有根据，但丰臣不满和谈条件当是事实。

1597年1月，丰臣秀吉发兵14万再犯朝鲜，与中朝联军展开惨烈厮杀。1598年8月16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始陆续撤出朝鲜半岛。

上述史实表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国家关系多变，局面错综复杂。既有日本统治者时隔900年后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以及“勘合贸易”下的中日通好合作，又有元朝征日及日本侵朝引发的两场战争，形成了正反两面的鲜明对照。合作带来了和平，战争断送了邦交，留下了“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惨痛教训。

第二，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的武力扩张，再次引发了中日间大规模武力对抗，然而与唐日白江口之战后日本的心悦诚服不同，这场“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的可谓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埋下了挑战中华、向大陆扩张的思想祸根。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〇，中华书局，2010年，第5556页。

第三，中日民间交往长期处于非理想状态，元代日商的单边交易取代了中日互市，而元末明初及明后期旷日持久的“倭患”，无疑恶化了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二，中华书局，2010年，第5598页。《明史》以这段文字结束“日本传”是耐人寻味的。五、封建晚期中日两国的“隔离”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称雄，并于1603年开设江户幕府。1644年，清灭明。此后直至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200余年间，中日两国无邦交。

1633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后，严禁日本人到国外开展经贸、文化活动，但保留长崎等开埠港口，允许荷兰、中国、朝鲜等少数国家的商人来日开展贸易。中日贸易是以中国商人单向赴日往市的形式展开的，赴日商船每年约数十艘，最多时超过百艘。两国交易的大宗商品是，中国大量进口铜及金银，出口书、画、文房四宝、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

参见杜家骥著《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页。在中日贸易的指定港口长崎，还出现了繁华的唐人街。唐人街既有华商与日籍华侨建立的仓库、住宅、店铺和关帝庙等，也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根据地。

与丰臣氏的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不同，德川幕府重“内治”而不再进行对外扩张冒险，并把内治的重点放在“文治”上。为整治社会长期动乱形成的武士桀骜不驯、“下克上”之风，强化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统治，幕府将朱子学树为官学，儒家学问道德如何成为任贤举能的重要标准。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一代大儒的出现，一时间将日本儒学的发展推至鼎盛，中华文化在日本社会、特别是统治阶层中空前普及，以至于“中华乃世界之师，对日本尤为大功之国。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

伊东多三郎编：《日本的名著11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333、332页。。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慨叹：“开国（建立德川幕府）以来，除支那书籍外别无它书。熟读之而领会其意，开见识成国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

佐藤昌介编：《日本的名著2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420页。

但是，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西方文化的渗透，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及中华文明提出质疑。日本朱子学自身的分化、仰慕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和复古国学的兴起，知识界三股力量的异动，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

朱子学被树为正统后，阳明学和古学派等儒学的其他分支并存并竭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即便是朱子学本身，后来也出现了以山崎暗斋为代表的崎门学派和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经世学派的分化，前者坚持“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

见《日本思想大系31山崎暗斋学派》，岩波书店，1980年，第563页。无憾的立场，教条般地捍卫程朱理学，后者则援用朱子“大疑则可大进”的名言，力图对儒学进行新的诠释。古学派学者自始就不受朱子学束缚，而是强调按儒学原典阐释儒家思想。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1669年）中，首次把日本视为“中国”而将中国视为“外邦”，强调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外朝”中国“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

田原嗣郎编：《山鹿素行与士道》。见《日本的名著12山鹿素行》，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18页。山崎的弟子浅见絅斋离经叛道后，也对尊华贬日思想大加批判，在《中国辨》中写道：“中国、夷狄之名在儒书中传来久矣。夫吾国有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系哀叹吾生于夷狄之徒。……可悲之至也。夫天包于地外，往往无地不抱天者。然则有土地风俗之处，便各为一分天下，相无尊卑贵贱之嫌。”

冈田武彦编：《日本的思想家6山崎闇斋》，明德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6页。浅见还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呼吁，日本的圣人应以日本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在山鹿和浅见等一些“儒学家”那里，日本的“小中华思想”已初见端倪。1813年，幕府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的短处写就了《殷鉴论》，对“唐人之失”进行了“裂眦骂詈”。

古賀侗庵：《殷鑑論》序（1813年）。1882年10月《殷鑑論》作为“天香楼叢書四”由编辑兼出版人竹中邦香公刊。荻生徂徕也有“倭之孩移诸华，迨其长也，性气知识言语嗜好皆华也。其见倭人则唾而骂之曰夷。措华之孩于倭亦然。迨其长也，见华人亦唾而骂之外化人”（《荻生徂徕》日本思想大系36，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534页）之语，充分表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感情。般的批判。可以说，德川中后期，随着儒学在日本走向没落，疑华、轻华乃至蔑华的思想开始蔓延。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日本的兰学家们通过日、荷通商窗口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在吸收、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日本在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上落后于西方，仰慕中华的思想传统发生动摇。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支那及我日本无穷理（科学、哲学）之学”。

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见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6页。，渡边华山（1793—1841）指出重视教学和政治二道的西洋已“为唐山所不及”。

渡边华山：《慎机论》。见《日本的名著2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17页。前野良泽（1723—1803）援用西方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观，认为由地、水、火、空四要素构成的西方“四元说”较之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更能说明宇宙原理，即“夫地，乃太虚之一点也，其形为圆如玉，故称地球”。

清水教好：《华夷思想与19世纪》。见子安宣邦等编：《江户的思想》7，鹈鹕社，1997年11月，第121页。，从而用西方的地圆说否定了中国的地方说。前野还指出：“佛教所及唯‘亚细亚’之内，不过世界十分之二，而儒教所及不过十分之一。余者大凡天主教，其蔓延遍及各大洲。”

前野良泽：《管蠹秘言》。见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42页。以此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并存，反对独尊儒术。佐久间象山注意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东方，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主张。

见《日本思想史大系5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岩波书店，1978年，第413页。杉田玄白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认为“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之处，天地之道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稍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便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稍读其书，漫言夷狄之俗原无礼乐。夫以礼乐文物，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即使衣冠文物可明尊卑之分，亦未必以支那为是，从风土则宜。”“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杉田玄白：《狂医之言》。见《日本思想大系64洋学上》，岩波书店，1971年，第228—230页。显然，杉田的用意不仅要否定传统的华夷论（中华文明中心论），而且要把儒学中树立的圣人以及圣人之道相对化。

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复古国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力神化日本，贬低和排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采取了一种轻蔑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构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其基本说教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天照大神将天丛云剑、八尺琼曲玉、八咫镜三种神器委于其子孙天皇，使其万世一系统治天下。故日本既是“神国”，也是君权神授的“皇国”。不仅如此，日本因是“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

本居宣长语。见石川淳编《本居宣长全集》第8卷，筑摩书房，1972年，第311页。，而“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

平田笃胤语。见《新修平田笃胤全集》第6卷，名著出版，1977年。第543页。，进而为日本称霸世界、统治全人类制造根据。对此，本居宣长特别强调了天皇万世一系而中国王朝不断更替的差别，试图以此否定中国的正统性。他说：“皇祖天照大神所出之国，优于万国而著。……诸国无不受此大神之恩惠者。”“皇位随天地同在，早定于此。”

本居宣长：《直毘灵》。见《日本的名著21本居宣长》，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69页。相比之下，中国并无定主，“人心不善，习俗淫乱，但夺国权，贱者亦可升为君。”故中国的所谓“圣人”，不过是“灭君、夺国之祸首”。

同上书，第170页。本居宣称，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并据此呼吁日本人不要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洗净，坚守大和魂至为紧要。”

本居宣长：《宇比山踏》。见《日本的名著21本居宣长》，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35—36页。本居的弟子、皇国史观鼻祖平田笃胤，不仅鼓吹日本是神国，而且要把日本变成取代中国的“中华”。他讥讽中国对周边民族“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全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竟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

平田笃胤：《古道大意》。见《日本的名著24平田笃胤》，中央公论社，1988年，第152页。平田认为，既然蛮族统治下的清王朝失去了“中华”的资格，那么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异民族统治、天皇“万世一系”且继承了古来中华文明的日本，就有资格成为中华。幕末的吉田松阴则继承和发展了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竭力鼓吹对外扩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应主动出击攻略他国。“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硫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

吉田松阴：《幽囚录》。见《日本的名著31吉田松阴》，中央公论社，1989年，第227页。自不待言，幕末的日本自顾不暇，侵略中国尚属无稽之谈，但“海外雄飞论”不仅为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为日本对华观的逆转埋下了祸根。

上述史实表明，在晚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二百余年里，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政治上中日相互防范，没有建立邦交关系，两国的相互了解主要源于赴日往市的中国商人渠道。

第二，由于日本采取了严厉的指定开埠港口、限定贸易国对象及禁止国人出洋的锁国政策，中日民间往来基本局限在经贸、文化领域。即便如此，中日两国通过长崎窗口保持的民间交流，其重要作用不可低估。

第三，中日政治关系的疏离并未影响日本对“文化中国”的尊崇。德川幕府初期，出于加强内部统治的需要，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臻于鼎盛。而在德川中后期，慕华意识受到来自儒学内部及兰学、国学的严峻挑战而趋于弱化，疑华、蔑华思潮增长，传统中国观的“裂变”已经开始。尽管如此，对日本来说，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满清王朝的那张“窗户纸”被捅破之前，中国依然是个庞然大物，是可敬且可畏的存在。

上述考察分析，业已揭开中日古代关系的朦胧面纱，展现在眼前的“庐山真面目”，是无法用“友好”、“对立”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的。

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中日古代关系也不能脱离这一法则。古代日本经历了主动朝贡受封、主动朝贡请封、要求关系对等乃至自成一统断绝两国邦交的过程。换言之，为了实现学习和赶超中国的目标，古代日本在各个时期做出的不同选择，都是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亦然。

一般说来，文明发展程度及实力对比是约束中日两国关系样式的基础，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两国及东亚地区形势的变化及统治者的政治判断，往往又决定了事物并非一定按照直线发展。在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中日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

历史是面多棱镜，强调一面而忽视其他侧面，结果只能是“盲人摸象”、不得要领。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因此有关研究的意义，或许主要在于探明何种环境下双方如何应对，彼此的政策选择是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而不在于证明相互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因为那本来就是一部由“友好”、“和谐”或“平淡”、“对立”、“不愉快”等不同材料混同编就的历史，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沉下心来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揭示历史真相，不只是为了洞察对手，也是为了审视自我。若此，必将对今后构筑长期稳定而健康的中日关系大有益助。

中日古代关系中屡涉朝鲜问题，历史上朝鲜半岛发挥的中日交流桥梁与安全屏障作用值得思鉴。因此，今后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视域，必然会朝着东亚国际关系的更大范畴深化拓展。

第二章 从质疑到蔑视

1840—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与英国等列强签订《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从此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6—1860年，英法寻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战败并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更多领土和主权，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

鸦片战争致使中国发生了“数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相对平静和封闭的东亚社会由此进入了云谲波诡的剧变期，日本也“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

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由其民、周启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鸦片战争在日本的影响，还可参见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第一章为“鸦片战争与日本”，昆仑出版社，2005年）、小西四郎《鸦片战争对我国的影响》（《驹泽史学》创刊号，1953年1月）。，“中国殷鉴”成了这一转换的加速器。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殷鉴”论

在德川中后期，尽管日本的中国观已开始裂变，但其传统的慕华、畏华意识依然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这种意识的根本性改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意味着日本古来效仿之楷模的坍塌。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日本已进入德川末期，同样面临着如何应对西力东渐的问题。因此，英国迫使貌似强大的清政府屈服，对日本朝野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周公孔子之国”何以战败？日本何以应对才能避免覆辙？成了亟待回答的课题。以此为契机，日本的中国认识，也从以往主要靠书本或风闻的主观色彩浓重的“隔海想象”，开始向重视中西比较和实地检验的理性判断方向转变。1、日本朝野的鸦片战争观

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日本各界对战争的原因、是非曲直、结果及影响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古贺侗庵（1788—1847）是幕府时期的知名儒者，1813年著《殷鉴论》，对“唐人之失”进行了“裂眦骂詈”般的批判；1838年著《海防臆测》，纵论天下大势，“彼我情状，如秦镜照胆”。

阪谷素：《书海防臆测后》，见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出版人：日高诚实，1880年。，还发出了“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

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五十四）。的预言。

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时，古贺侗庵便根据所能掌握的信息，于1841年写成《鸦片酿变记》，“为幕末日本的鸦片战争观确立了方向”。

前田勉：《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东京：鹈鹕社，1996年，第427页。，其值得注意的看法有两点。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古贺驳斥了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英国出兵的说法，指出中国才是战争的正义一方。即：

同上书，第427—428页。所谓非理无道，即指清之禁鸦片之令也。然清一谕不悛，掷数百万金购之而后焚，绰乎有大国之风。洎其再带来，清直焚燔、斩戮之，颇流于武断。然惇谕再三，尹夷顽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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