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雷米·里埃菲尔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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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是什么——新实践·新特质·新影响试读：
导言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伴侣、作为我们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尖兵，传媒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已经像其他的家庭用具和物件一样密不可分而不可或缺。我们遭遇日报头版大量的消息、广播电台的新闻快讯以及电视新闻传递的讯息，浸没在充满着信息、声音和图像多少有些不协调的氛围之中，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意味着技术和社会的变动，正将我们一步步地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即传媒化的时代。事实上，没有一天我们可以不需要阅读或翻阅杂志，没有一天我们可以不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来了解时事——更简单而言——来放松或消遣。同样，没有一天或几乎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不通过电话甚或互联网和别人联系，没有一天我们可以不用随身听来欣赏音乐，可以不打开电脑。联接普遍化的必要性似乎就这样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
因而，我们不再惊奇自己有权随时就传媒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发表见解，我们也不再惊奇我们常常被动地就传媒在当今生活的影响发表一些观点，每每还是决定性的观点。因为，传媒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本身不仅具有不同的用途，而且还强烈地投入情感和偏见。任何情况下，传媒都不会无动于衷。对于传媒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日益敏感的僭越，我们想到了什么？从传媒在公共生活中越来越明显的参与，换言之，从其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作用，从其对国际关系以及对富国与穷国交往的影响，我们又想到了什么？众多的问题自然引出众多截然不同的答案。
最近出版的一本相关话题不太厚的论文集，证实了我们同胞中还是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对上述问题有着鲜明的看法。我们先来举一个政治家米歇尔·罗卡尔的例子，在他看来：“传媒太过于追求煽情而偏离了本义上的新闻。传媒满足于复制不同的反应而不将它们复原，也不将它们对诸现实……社会现实和政治博弈与传媒制造的简单性之间的差距令人可怕。”玛尔蒂娜·奥伯雷也认为：“传媒化改变了一切，它强化了急迫感和对逸闻的喜好，并改变了从事政治的方式。”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有关论断。雅克·德里达表示：“伴随着频道的增多、广告的竞争、公营台和私营台既共存又互相嫉妒的历史，法国电视将解说词和画面强行叠加在一起（错误的做法!），以求中等水准，也就是说法国公民的平庸的水准……构筑法国公共空间的传媒负责人将智慧驱赶得一干二净。”在马塞尔·戈歇看来：“在传媒的早期阶段，一些大传媒，特别是广播作为极权主义的传媒，在动员方面的能力令人惧怕，然而大众传媒的发展却走到了截然相反的方向。传媒，尤其是电视，在我们社会的政治层面，以及更深的公民层面，制造了出乎意料的消沉。”雅克·布弗雷斯则认为：“传媒在文化领域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实是一种僭越。它越来越像其他商品，只求让人买得最多、卖得最好，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可以为文化本身带来重大贡献的名义下进行的。”
来自传媒从业人员本身，即记者的看法是否温和些呢？让一弗朗索瓦·卡恩表示：“坦率地说，我认为单一思想（pensée unique）并不存在。但要说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传媒话语，却肯定存在!例如在移民问题上，《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的观点有着某些严重的分歧，不能说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对于人们而言，传媒首先是广播和电视。在这个领域，人们认为相关话语是一致的。”
我们姑且暂停批评与指责，但诊断得出的结论似乎却是无可挽回的：即传媒而今已获得真正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害的。因而，传媒被怀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操控舆论；而记者则被怀疑已成为刻板思想的虔诚奴仆。在政治领域中，他们鼓励简单化和讽刺，玩弄煽情和逸闻，曲解公共争论，诱发国民消沉。在文化领域中，他们引发庸俗为上，并在虚伪地自扮成文化保护使者的同时，支持单一思想。如此的形象似乎代表了时下对传媒广为流行的看法：传媒不是在促进向世界开放，不是在加强多元主义以及知识和见解的多样性，而是在缩小我们的视野、在阻碍思考、丝毫不为民主的良性运作而努力。
大家对上述指控有何感想？人们锲而不舍地指控所谓的传媒权力，难道以准确的方式，摒弃先入为主，摒弃偏见而对其进行评估是难以想象的吗？难道稍微客观一点来争论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吗？我们无意为所有问题找出答案，本书只是想从新的角度重新思考问题，还原本义，并对当代传媒领域中已知和未知的方面作一番梳理。太多的略估和讥讽环绕这一主题，太多的仓促见解与事实背道而驰，以致于我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现象的准确维度。
说老实话，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传媒极为喜欢的典型的记者式问题本身，还涉及非常含糊而晦涩的主题，问题本身与此主题一同驱走了幻象式再现，它刺激最为多样化的各种社会信仰，促成了一种真正的神话。“传媒权力”这一说法的启发性和联想的力量，在于常常使人有理由——就像前面言及的那样——给出负面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舆论给予传媒无限权力，却怀疑记者缺乏应有的客观性，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多年来相关专题的研究和调查，又得出了许多彼此迥异的结论。舆论和学者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足为奇，因为它只是简单地见证了一个事实，即某种理念的成功与否通常与其是否科学无关。由此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区分信仰和确信、如何区分异想天开的论调和已被证实的假设？在我们当代人的思想中通常已与“第四种权力”混为一谈的“传媒权力”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在传统的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事实上似乎还存在着第四种权力，即超越所有控管的传媒机构的权力，因为其唯一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主的一项基本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
为了搞清这一现象的真正内涵，让我们抽丝剥茧，先除去“传媒权力”的外形，使这一概念尽量清晰。第一个困难涉及与之相关的“分析层面”。我们是要在社会层面上分析传媒权力吗？如是，由于问题的普遍性极强，对此的评判将既有风险也很敏感。不然的话，我们是否应将重点放在某些社会群体（选民、青年、妇女、政治阶层等等）或是某些个人的层面上来分析传媒权力？若然，对此的认识将会根据相应的观点以及动用的观察类型而变化多端。
接下来的困难会因可能的“分析类型”（registred’analyse）极度的多样性而加剧。假如“传媒权力”真的就是指印刷媒介和视听媒介对工作和休闲行为的影响的话，那它就属于个人态度和个人行为的研究范畴。假如“传媒权力”被认为有可能引起投票意向的改变或对这一、那一事件看法的改变，那它又属于舆论研究范畴。假如“传媒权力”引起了现行社会规范的转变，那它则属于价值与信仰研究范畴。态度、舆论、价值依次都有可能受到传媒权力的影响，因此必须明确地区分这多种范畴。
第三个困难不仅在于讯息的接收，还在于讯息的内容。事实上，人们给予传媒的这一权力时而依赖于传媒传送的词语和图像，时而依赖于传媒承载的再现方式。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侧重于言语和图像（照片、图画、漫画）分析；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则朝向诠释某些电视剧、某些电台节目甚或报刊的某些文章造成的社会想象。相关努力是最复杂且最不易的。
最后一个困难与我们谈论的传媒讯息的载体、制作者和发送者的类型有关，换言之，与传媒机构以及行使这一权力的角色有关。言及传媒权力时，人们的脑海里浮现的是报刊的权力或是视听传媒权力？或者仅仅是电视的权力？人们是否愿意去理会记者、电视制片人和主持人的权力，或者说得更广泛些，那些利用传媒介入公共讨论的政界、商界、文化界领袖的权力？讨论“传媒权力”常常成为误会之源：理想的状态最好是区别问题媒体，并避免将一些对电视的看法带至报业、避免将记者行业的某些特点套用在传媒全体从业人员身上。“传媒权力”概念的所有这些特点表明，这一表述具有极强的多义性和外延性。人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使用这一概念时，处在研究的哪一层面以及它涵盖的准确意义。人们不禁要问，这一随处可见的表述是否真正有用、是否真正符合人们对所意识到的现象的理解。现在让我们来廓清一下吧。
权力的概念，有着严格的界定，特指稳操胜券和能够凭借实力或战略调动资源。它是某种将权威、统治和服从的方式强加给别人的能力。传媒符合这一定义吗？他们真的能够强迫我们接受一定数量的行为和想法吗？在我们的民主理念中，如果除却一些相对例外的情况，不再有什么是不甚肯定的。“传媒权力”这一表述的确被滥用了。也许用“传媒影响力”来取代“传媒权力”更为合适，因为影响并不建立在强迫或强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说服、劝诱和建议的基础上。
作为行为标准或思维标准之迫力的“传媒权力”从来就不存在。但是，如果将之同化为对团体或个人的影响力，便无疑义。此外，我们还将发现在谈论“传媒权力”（直到迈入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才在法国出现）之前，还依次出现过“群众权力”或“大众权力”（19世纪末）、“报业和舆论权力”（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众传播方式或大众传媒权力”（尤其流行于20世纪的50－60年代）等概念，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术语随着相关时代不断完善的技术进步以及政治和社会特点的变化而变动的趋势。
对于传媒效果的认知的确不是很稳定的：时势的因素对“传媒权力”的再现方式影响甚大。我们惊异地发现，在整个20世纪中，对此的看法是前后矛盾的，也是摇摆不定的，认为传媒所起操控作用的观点和认为传媒所起解放思想作用的观点，会随着阶段的不同而互占上风。起初，人们指责传媒拥有的宣传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理性地认为传媒效果有限，而到了80年代，再次回归到传媒效果强大的观点上。相关看法的沿革，与每个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紧密相联。
与传媒影响力有关的论述的转变，事实上总是围绕着权力－民主－极权这个三角关系，并总是给出两种解释。人们或者认为，传媒促进不同观点的讨论以及信息的流通，参与民主的建立；或者认为，传媒鼓励操控的企图，成为构筑思想单一化的工具。不论何时，我们都身处这两种看法的争论之中，而这两种看法之争至今仍在继续。
如果说，政治行情和意识形态行情是决定性的因素，那经济行情和社会行情亦然。在更好地了解传媒影响力的愿望上，社会的愿望常常不如这一专题研究的资助者们和学者们的强烈：军队、行政部门、政客和商界（广告客户和广告公司）不停地表明希望了解劝服技巧的效果和不同媒介对受众行为的影响。业界人士和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纵横交错，带来了相关主题思考的另一特点。事实上，对传媒力的认识来自于两方面的成果：一方面是受到新闻传播实践者和专业人士（记者、主持人、公关负责人、民意调查者和广告人）的“忽悠”而流行于社会上的不同注解和观点；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几十年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符号学家）的工作。毫无疑问，不同认识的混合与叠加成为评判传媒影响力最主要的困难之一。
概念的轮廓是明晰的，而有待于确认的是，传媒作为传播工具、特别是作为对它的使用者产生“效果”的始作俑者，其研究结果到底是否可信。这项研究的角度，从传媒对受众产生的作用表现为线性和传播过程的垂直性（自上而下）出发，但与现今科学界的最新观念毫不相符。从这层意义上而言，这一见解属于某种不成问题的问题（faux problème）。倘若说得严重些，试图定位传媒的效果，并将此归纳成它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众多现象产生的唯一作用，或者是它对一群个人（暴力行为、选举行为）产生的唯一效果的同时，考量“传媒权力”就必须强调语境和接收情况的多样性，否则没有意义。换言之，必须调修正看问题的角度，或以另一种方式重构问题，即必须考虑到诸多的对现象“重置语境化”（recontextualiser）和使现象“复杂化”（complexifier）的技术、经济、文化因素。
先来谈谈“重置语境化”问题。只有不再将传媒从其所处的环境中抽象出来、不再将其所起的作用独立考虑，对传媒权力的评判才有可能令人信服地被接受。传媒既不能简化为一个技术装置，也不能简化为一个黑匣子，而是存在于同一些因素相关的某种整体的外在性之中，这些因素包括环绕传媒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那些对传媒产生影响的个人以及那些组织、发展并带有些许善意和效率利用传媒的社会群体，都对传媒负有责任。我们应当避免将“传媒权力”的问题，简述成仅仅是记者的权力问题或是电视的影响!它实际上可以称之为“传媒构型”（configuration médiatique）而必须考虑技术、机构、角色、讯息、受众诸因素，尤其应在分析时考虑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思路亦须以横向而不再以垂直展开，因为传媒权力是技术、信息和个人，以及新闻、信仰和舆论之间复杂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再将现行经济、工业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的（口头、书面、图形和视听）语言及其表述方式，各种舆论和现存的价值观，以及可能的接受行为之复杂性彼此孤立。
再来谈谈“复杂化”问题。如果“传媒权力”存在的话，那它不是一种既定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传媒播发的新闻有可能改变我们的认识，而且也可能改变我们的倾向性；有可能产生认知效果，也可能产生劝服效果。惟有将这些现象视作演进与变革的（带有时间性，并包括从信息的生产、传输到种种接收在内的）传媒过程的表现，分析才有可能认真展开。这种生产与接收之间的时空连续性，是界定和描述“传媒权力”内涵的必要条件。因而，有必要将多种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符号学、政治学等的前沿交叉起来，形成人们称谓的新闻与传播学。
仅以“传媒为中心”、仅将视角单独聚焦在传媒上的态度，很有可能会带来导致失望。传媒只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包含了传播领域（从传统媒介到信息和传通技术，从微机到光盘、互联网、移动电话、甚至到录像机和随身听）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的成功触及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关系的转型、舆论传播的方式、公关讨论的构建以及远程传媒化交流特性等等不同的问题。
如果考虑到传媒构型（configuration）的整体性，从总体上确定信息的生产、产品和接收，并放眼超越传播的领域，挑战就有可能是十分大胆的，或许还是过分大胆的。我们应限定研究的范畴，并作出一个选择，即限于传统的传媒（主要是报刊、广播、电视但不真正涉及电影和书籍），将之与传播新网络的技术环境（信息传播技术在此不是主要的，但有关系）相联。此外，我们可以从表面看来平常的问题（现今传媒的权力是什么？）出发，来拓展广义上传媒构型的前景，同时除却许多不甚明了的问题，廓清一些难点。我们还可以思考复杂性问题，因为对传媒权力的评价——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矛盾的问题。
最后，我们以两个研究方向为侧重点，来回答以上问题：其一、是广义上的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二，传媒与文化的关系。这两个研究方向不仅排除了其他的思路，同时也为试图认清“传媒权力”涵盖的准确内容，提供了两个特别丰富的路径。伴随这一具有方法论和理论意义选择的是，整合微观和宏观研究，增多观察视角、变化焦距。它首先要求从传媒的侧面研究社会关系、现实世界、集体逻辑和个人逻辑依次连接的方式。可取的姿态不应是刻板地责难传媒所谓的权力，而应是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既不将传媒妖魔化，亦不将其天使化。
我们还想补充一点，“传媒权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不甚确定的，尽管这么说可能会使某些期待落空。事实上，要想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确实的肯定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某些问题是无法给出定义的（例如，言及我们的行为，如何来定义传媒相对于其他社会机体，如国家、家庭和学校等的自身权益？），同时也因为其他人现时刚刚开始研究或已得出许多不同的评判。不过，为某些确定的观点倒是可以增添一些令人信服的答案，并且消除那些可以避免尖刻评论的明显倾向。
这是我们为何侧重于具体的事例和确定的研究之理由。尤其是在传媒领域，必必须要避免诗意般的发挥和泛泛而谈，二者通常是展现当今颇为时髦的信息与传播社会发展的巨幅画卷，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必须努力通过经验的事实和证实的事实来支持我们的断言。一个理论或一种普遍的看法假如不比照现实、不被确凿的事实所证明及核实，那只能是胡言乱语。与评论家们和社会预言家们的自选动作相反，我们所取的是有条不紊和严谨的分析所规定的动作。
我们与其期待从传媒世界的深处得出最终的结论，不如期待得到一系列认真的结果以及研究的假设和暂时的领先。“传媒对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公众被记者操控”的简单化图解与观点，已被近来大量的研究工作证明是不合时宜的。这两种简单化的观点更多地是精细了解传媒现象的羁绊，而非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传媒权力”不能因此简化成传媒走向公众的单一关系，而应是传媒及其产品与公众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而又多变的关系，或者说，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是一种状态，其特征为随环境和时局演进的一系列的作用与反作用、一个限制与自由的整体。
第一部分 新的语境
第一章 “大众传媒”而今还存在吗？
法文中“传媒”一词颇为迷惑人，它于1973年从英文的“大众传媒”移植，而概念本身则是在50年代引进法国的，它适合于多重词义和诠释，以致于所有试图给其统一定义的努力都成为徒劳。而今，它已进入流行语言而不计其诸多的词义。人人都认为自己明白其内涵，尽管其含义和外延因时代和使用的不同而变化多端，诚如伊夫·拉夫瓦钠在研究了词语史及其语义沿革后指出的那样。政界的期望、传媒本身的表白以及大众的认识都预制了对传媒的种种描述，从而也给这一术语带来了模糊性。
传媒既指技术（如报刊付梓、微波传送等等），亦指企业或机构[如法国的电视四台、《世界报》、《法国西部报》（Ouest-France）等），根据法国《小拉鲁斯辞典》的解释，在当今时代，传媒意即“信息的所有传播手段（包括广播、电视、印刷报刊、书籍、电脑、录像、通讯卫星等），它既是表达的方式，也是向某一群体传送讯息的中介。”近几十年来，这一术语在词义学上的飘忽不定，证实人们时而将其当作手段或传送渠道，时而将其视作意义的生产者与使用者。
有两个例证可以阐明这种状况，第一个例子是弗朗西斯·巴勒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媒介首先是一种手段，即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或一种中介，它能让人表达，并将表达的内容与他人传通，而无论其对象与形式。但媒介也可定义为使用，而指既定的作用或功能及其发挥的最佳方式。”他的观点既侧重于表达的传播者及其许可的方式，同时也侧重于使用。第二个例子是多米尼克·沃尔敦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媒介的生存总是离不开一个族群的存在，离不开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视角，离不开各阶层公众的描述。”他的观点强调了传媒所必须承载的传播现象的价值观、倾向性和观念。
传媒的定义应该分为两层，第一层的含义应是借助于某一渠道、某一方式（新闻纸、微波、电缆等），向一个终端（如接收器、屏幕）生产和传送信息的技术总体，同时也是这种技术自身的产品（如报纸、书籍、节目）；第二层的含义应是某个（有其自身运作方式和诸多社会作用的）经济、社会和象征性的组织，承担上述信息的处理，并提供给各种各样的使用者。因而，传媒包括技术（设备）和社会（再现方式）两个层面，根据时间、空间和所服务的社会群体而发展。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传媒还具体体现了社会和民主的某种观念，以及新闻、教化、娱乐的功用（对于最后一项功用，人们是不会忽略的，否则就是不了解它是传媒特质的一个基本方面）。
在本书的导言中，我们曾有机会明确这一观点，在这里我们将优先把重点放在传统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上，但会不时地借用一些捷径，将我们引向其他传播工具如互联网，不过逻辑上，互联网更多地属于联接而非传送的概念。我们还是保留时下“传媒”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广泛的工具含义和并不具有同质性的企业含义。然而，传媒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爆裂的。这里我们想指出，这个无关痛痒的流行词事实上掩盖了工具、公众定位方式上的明显区别、合法性内部严重的不平等以及业界极大的异质性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泛泛而谈“传媒”只是语言上的简便，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对象和情形的多样性。
卖方市场日益细分
表征传媒行业多样性极强的第一项指数是：报纸和节目提供的选择日益细分。认为传媒卖方市场的总体相对统一，并可以用共同的名称重新组合的概念是经不起分析推敲的。泛泛而谈传媒不仅会低估不同的（印刷或视听）新闻手段的特殊性，而且还导致无视同类的媒介内部“目标”受众的区别。最近几年，尤其是在法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卖方市场的分割和分化，使综合性传媒不断减少。必须仔细查验每种媒介的变化，特别是期刊的变化，才能明了这一现象的程度。
杂志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里不包括日报，因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其针对目标读者的“电视”、“女性”、“娱乐”等副刊激增）。在贝特朗·拉巴斯看来，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重点不是出版周期（日报或期刊），而是报业综合化或专题化的程度。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综合性新闻报刊的销售总体下降15%，而专题化报刊的销售增加了15%”。新闻的分众化是最近几十年来报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相当数量的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一状况。
期刊业看来是极为丰富多样的，法国时下约有3600种期刊。新闻的某些领域经历了巨变。以业内最繁荣的女性杂志为例，当一些以家庭、孩子、健康、厨艺和美容等为主题的杂志大行其道之时，另一些综合性的期刊（如《当代女性（Femme actuelle）》、《Prima》、《嘉人（Marie Claire）》、《ELLE》、《Marie France》等）则遭受侵蚀。1981年至2001年期间，“综合性女性期刊”的发行总量从2.1亿份跌至1.72亿份，减少了18%。同一时期内，“女性时尚期刊”增加了68%（从4500万份增至7300万份），“女性健康期刊”增加了三倍（从500万份增至1500万份）。这一发展伴随着读者以年龄、文化程度和社会阶层而细分的现象。
与此同时，一些被称为“兴趣极”的期刊（包括汽车、消遣与旅行、休闲、体育、宠物与自然、科学、文化艺术、家居园艺等各种期刊子集）近年来也发展很快。由于担心跟不上与法国人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许多报社面对日益分众的市场增发了不少新刊。只要举一个例子便能说明问题：目前法国期刊市场上至少有15种汽车杂志。对被称为“休闲类”的期刊（摄影、旅游等）而言，极度专题化倾向也十分明显。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报业家族中的期刊增加了近134%，然而，其发行量却未能同步，因为虽然期刊越来越多，专题日益细分，而分享的蛋糕却只有一块。换言之，报业需要越来越多地面对读者群细化而提供相对分众化的全方位选择性。
借用销售策略方面的行话，这种“特定用户群”政策也几近有效应用在视听产业领域。调频音乐电台数量激增极大地改变了收听习惯，并让私营电台将了公营电台一军。法国传媒计量中心（Médiamétrie）面向13岁及以上的听众定期所作的收听调查表明，一些综合性电台，如法国国内电台（France Inter） 、蓝色法国电台（France Bleu）、卢森堡电台（RTL）、欧洲一号电台Europe1等）累计收听率只有40%至45%，而专题音乐电台如新青年电台（NRJ）、天空摇滚电台（Skyrock）、怀旧电台（Nostalgie）、听迷电台（Fun Radio）等和其他一些台，则成功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听众。
电视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法国电视界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纪约姆·杜朗证实说：“的确存在着分众化的现象。政治倾向中偏右的观众收视法国电视一台的节目；中偏左的观众收视法国电视二台；右倾的有钱人看法国新闻频道（LCI）；左倾的有钱人则看数字新闻频道（i－Télévision）。我们在年轻人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节目必须紧贴需求。不这样做的话，连呼吸都会感到困难。”有线电视和卫视上专题频道数量的日益增多，慢慢改变了电视节目的供应条件，并引发了电视消费的新形式。所有的调查都证实，无线频道的收视率正慢慢地被以套餐服务为形式的有线电视和卫视的蚕食。专题频道如卢森堡电视台9频道（RTL9）、青少频道（Canal J）、欧洲体育卫视（Eurosport）、新闻频道（LCI）等的订户总数从1995年的160万增至2002年510万。专题频道的收视率在青少年中也明显提升（在4岁－14岁的观众群中提升了45.3%，在15岁－24岁的观众群中提升了35.9%），成年观众群的收视率提升也不容忽视（在25岁－34岁的观众群中提升了35.1%，在35岁－49岁的观众群中提升了32.4%，在50岁及以上的观众群中提升了27.1%）。
当然，事情未必像卡桑德拉预言的那样，综合频道并没有垮台，而且还坚持下来了，大部分法国人至今仍只收视现存的6个无线综合频道。尽管正在推广的地面数字电视可以收视30余个频道的节目，但他们兴趣的转变却是缓慢的。这证明节目选择的细化恰如电视消费之逐渐分众。事实上，不稳定的收视习惯、日益增多并普及的跳台现象、个人影碟收藏的形成以及从网上下载音乐等情形，都表征了消费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它完全可以用有意逃避从众文化来解释。这一现象还可以与使用非常个性化的随身听和高保真音响、以及手机使用者剧增联系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性越来越多，接触文化产品的途径日益多样，电视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近来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和上述情况相似。毫无疑问，互联网是意味着向世界开放的美妙工具，扮演着负有世界性使命的传媒的角色。然而，当每个电脑使用者拥有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网站的可能性而感兴趣的事物面也越来越窄的时候，超级专业化也有可能被强化，网民的行为也就有可能日益个人化。人们的确可以借助电子邮件和网上论坛，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激情和愤怒，互联网增强了私人间的交往，并促成了意气相投的讨论群体。在较大程度上将大家关心的问题共同化，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它也许没有我们认为的那样的常见。
与传统的媒介（报刊、广播或公营综合电视频道）相反，互联网（还有私营电视台和专业媒介）有利于买方市场，而不利于卖方市场。诚如多米尼克·沃尔敦所强调的那样，新技术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功，是因为新技术建立在自主、掌控和速度的理念之上。但有关人人都有进入路径的说法是极易产生错觉的，因为“这与其说是民主化的努力，不如说是按不同阶层的支付能力的信息专门化。”根据经济和社会标准的不同，内容的这种分众化再一次表明，互联网并不与带有类似卖方市场（应捍卫的价值观）之特别意向性一道，构建既定的民众再现方式，因为这里的民众概念是不定的；也是无限的，因为它分散在世界各地。
言及综合性媒介的生存，人们不禁会问：专业性媒介的增多和卖方市场的分众化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综合性媒介的衰落？有人预言其衰落，有人则持较为谨慎的相反意见，因为传媒的应用越来越灵活、机动。根据个人的心境和喜好来选择综合性媒介或专业性传媒，已成为日益流行而且毫不矛盾的做法。一俟热情和欣快感逝去，过多的选择导致受众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像蝴蝶般的飞来飞去，自然而然地锁定某些频道或某些倾心的频道。可以举个例子：专业电台数量的增加并没有给综合电台的成功打上句号。一切都是相对的。因此，卖方市场的分众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它确认了传媒使用的多相性。分众化并不能排除作为卖方市场的综合性传媒的继续存在。
各种各样的话语身份
只要观察各家媒体管理自我身份的方式以及以此和受众沟通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媒体之间的第二项分众化指数。在符号学家看来，所有的传媒活动都处于某种特殊传播的某种特殊契约之中，即处于某种既定的环境之中，它要求遵守某些规则和程序。一俟违背这些规则，张冠李戴和阐释错误便会接踵而至。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奥森·威尔士，1938年，他在电台上广播了火星人的入侵，引起了许多美国听众的恐慌，他们按字面的意义接收了这条新闻，而没有想到电台只是在搞笑，这些美国人成为误解传媒讯息的受害者。因而，每种媒介，无论是报刊，还是电台或电视，都对各自的受众承担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建立在以新闻（传递消息）和教化（吸引潜在公众）为目的的基础上，并且还需预知接收情况、至少要同步了解读者、听众或观众重迭的期待。传媒话语基本上是复调的，而非一律的。每种媒介的运作都不是中性的，它通过文字、图像和声音发送的信息都会产生不同形式和不同时间性的选择。任何一家报社、电台或电视台都有自己的特质以及始终能被使用者辨认的风格。赢得受众的三大指向性原则是可信度、景观性与亲和力。
所有的传媒企业首先应该让公众相信，其发布的新闻是严肃的、可信的，它因此就不断地通过各种符号（标明消息来源或记者的姓名、在画面上标出“直播”的字样等）来证实。读者基本上能够区别《费加罗报》、《盛会》（Gala）周刊和《法兰西周日报》（France Dimanche）刊载的新闻之不同。此外，各家媒体都多多少少地以“头条”或富有震撼力的画面的形式，将新闻故事化和戏剧化，《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和《玛丽雅娜》（Mariane）周刊与《法国西部报》和《观点》（Le Point）周刊的笔调是不一样的；法德文化电视台（Arte）和法国电视一台的新闻分类肯定不同。最后一点，各家媒体透过某些选题、透过留给某些主题的版面或时段、或透过受人喜爱的风格，与读者或听/观众之间达成一些默契和同谋关系，例如出言不逊是法国电视四台（Canal +）著名主持人卡尔·泽罗的幽默节目《真实新闻》（Vrai Journal）的风格，而法国电视一台每天20时的晚间新闻则侧重一致性，《Elle》杂志以前卫著名，而《Prima》的风格则相对传统。
传媒应用的话语策略因此也变化多端，个中的原由也正如埃里塞奥·维隆指出的那样，假定两家报纸面向同类读者，假定他们报道同样的消息，但由于他们与各自读者的契约关系、新闻的分类和叙述事实方式的不同，两家报纸是有区别的。每位读者其实都被报纸某种特别的笔调、原始素材的处理和独特的叙事方式所牢牢抓住。
因此，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再现方式。符号学家将此称为“话语身份”（identité discursive）。它是某种承诺的同义词，当有人去买《公众》（Public）杂志时，他很明白自己读的杂志的内容主要与人物有关；当他去买《绑鸭报》（Le Canard encha né）时，他也很明白自己手上拿的是一份讽刺性报纸，他将由此获知政界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话语身份是各媒介象征性资本的货币形式，也是区别于卖方市场其他传媒的标志。它提供了自我形象、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并在时间（一期接着一期、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和空间（同一版面或同一次摄制）规定了新闻写作风格。
根据让－皮埃尔·埃斯克那兹提出的分类标准，物质现实暨想象实体建立在三个不同空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检索性空间，它由寻找新闻的记者、实地调查编织的联系和新闻提供者与记者间的特殊会合等构成。这种特性主要基于对实际情况的描述方式和对事实报道。其次是第二种特性——评价性空间，它涉及观察到的现实、环境以及与新闻有关的人和物。这种特性取决于诠释方式、理性说明和叙事，而不再取决于事实的真实性。最后是指向性空间，这种特性再现各媒介建立的与公众关系的方式，关乎新闻编排的次序。
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以便理解上述特性。各媒介希冀在同时使用以上三个空间，或只用其中之一的过程中，找到某种平衡。如果侧重消息（由媒介报道的事实），那就突出了检索性，例如，像《这是》（Voici）杂志，刊物特色在于其获取明星私密照片的能力；或如《绑鸭报》，它将同谋关系与其不同的消息来源相联。如果媒介将重点置于事件（透过一般性的阐释体系，或透过根据某种意识形态来解读某一现象的特殊方法，使内容变得明白易懂，从而将新闻串连在一起），那就强调了评价性，例如《世界报》的形象即着意突出其分析能力和解读模式。如果偏重工具性本身（即对时事的整理和报道的具体又形而上的安排，换言之，对报刊而言，就是标题的制作、照片的选用、稿件的不同处理等；对电视而言，则是演播厅的景别、机位和主持人的态度等），那就会侧重于指向性，例如法国电视一台每天13时的午间新闻节目，就以营造与公众的亲和力与贴近性为首要。
某些传媒勉强完成了各类可能的功效，既发挥了传媒的调查功效（报道），又发挥了传媒的诠释功效（解释）和交往功效（编导）。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话语身份只是建立在与公众创立了共谋关系的那类功效上。公众将其习惯阅读、收听或收视的媒体视为伙伴，并将特独特的个性和自我认同的社会境遇赋予这一媒体。仅仅通过传统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标准（年龄、性别、社会职业阶层等），是无法确定谁是《巴黎人报》 （Parisien）、《广播影视周刊》（Télérama）或《法兰西晚报》（France Soir）的读者的，确定他们还需要通过其经过时间考验的与报刊的亲和度。
我们不妨举个传媒策略和惯例极为多样的例证：当言及“帕特里克－普瓦伏尔·达沃尔的新闻节目”或者言及“《解放报》的笔调”时，人们会以某种方式联想到造成媒体之间不同的个性，并且暗示这二者与时事的关系非同寻常。在媒体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世界”，即某种独特的默契和属于媒体的特性。人们因而也可以更深入地分辨每一类媒体的特征。
就报业而言，每一份报纸既是独立的实体，又是整个序列中的一个变量。其拼版就是通过开张大小、排字的特殊方式、标题制作、视觉元素（照片、插图、图表）、变化的叙述技巧（叙事、描述、举例、语调等）、体裁（人物特写、专题报道、专访、社评等）以及新栏目等将空间格式化。对报刊语言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一种针对读者的新的修辞方法（如《税收：等待您的那些……》）以及标题的超值化（标题变得比文章的内容更能吸引人）发展较快。伊夫·拉夫瓦纳认为，“二十多年来，建构意义的方式不断变化，并预先假设报纸的范畴更多的是叙述某种与世界的关系，而非强制性阅览。事实上，下列观念已比较广泛地为人接受：读者不但不是被征服的，而且还是不停地征服别人的，他所建构的意义建立在部分随机阅读的基础之上。”
就一家广播电台而言，其特点不仅由其节目样式（音乐、新闻等），而且还由其特色[主持人的声音和风格、“节目头子”jingle、新闻编辑方针等]以及与听众的关系模式（通常它比报刊更融合）来决定的。透过节目参与者的音色、强度、口音和音调，罗兰·巴特曾经言及的极端重要的“语言的种子”得以体现。喧闹声、各种声响和音乐声都是区分不同电台广播的答案。例如，法国文化电台很容易被其听众辨认出来，因为其声音的处理是特别地深化和讲究。建立在迅时性和播出的连续性基础上的声音空间，越来越有利于同听众对话的新形式，而这里的听众同时被视作交谈者和见证者。调频电台的话语色身份和声响特性也很容易被听众定位：尽管音乐节目相对的一致性（关于这一点，稍后我们还将论述），但风格和音调的不同还是相当多的。听众一下子就能发现粉丝电台与怀旧电台，或者新青年电台与天空摇滚电台之间的反差。
至于电视台，它和电台完全一样，也将讯息的接收者置于与事件相联的“共时性”（co-temporalité）关系之中，给人以共同的现场感，同时借助于充当名副其实的认同工具的个性化主持人，创建与电视观众紧密关系。频道的包装、音调的使用、设备的配置以及某些节目的规律性都构成其身份“价值”，都为吸引电视观众，甚至让电视观众产生依赖推波助澜。从人们称之为“古电视”（以教化和节目明晰等级为基础）到“新电视”（以不断寻求与电视观众的接触、将新闻同娱乐混为一体为基础），这一过渡完全印证了伴随私营电视的发展而出现的变化，即每家电视台从此都十分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与其视觉和话语身份不一致的做法。万一某家电视台编排了一个与其身份不一致的节目（比方说，法德文化台播出了真人秀节目），那就有可能影响观众的对它的忠实度。法国的电视观众轻易就能将法国电视六台（M6）与法国国家电视二台、法国电视一台与法国国家电视三台、法国电视四台与法德文化台区别开来，即使某些节目具有相对的类似性，各台的身份也无法遮蔽。从另一方面来说，“传媒”这一笼统的说法，隐匿了新闻和娱乐市场分享的多种媒体之间的细微差别和不同。
传媒间的隐形等级
传媒世界固有的多样性的第三项指数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内部等级。法国的传媒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以职业、经济和社会等一系列差异性来结构，以等级化的特殊原则为特点。法国传媒从未是一致和同质的行业，各种各样的情形及正统性跃入那些费力而认真地关注传媒现状者的眼帘。
影响传媒行业的第一种差异性，存在于那些已经立足，并享有高度的社会认同的媒体与那些不甚正统，通常是新近创办、受众威信不太高的媒体之间。在日报行业，《世界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Libération）的份量显然要比《今日报》（Aujourd’ hui） 、《法兰西晚报》（France Soir）和《十字架报》（La Croix）重得多。有关这一点，只需例举电台报摘节目中提及和引用前者的数量就能令人信服。此外，前者还拥有一大批著名记者和专家，其新闻来源及其一些特殊的关系编织成网，他们的读者中大部分属于社会的中层或上层的代表。在公共讨论中，他们的影响与其同行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是由他们来定调，并引导优先话题的选择。在其他领域，如期刊行业，这种现象同样明显（《Biba》周刊的份量根本无法同《Elle》杂志相比；《快报》周刊的影响力远远大于《玛丽雅娜》周刊）。但由于期刊的更新比起日报来更为迅速，因此，对于那些不属于综合新闻类的期刊，他们之间的区别也不甚明显。
在电视领域，法国电视一台、法国国家电视二台或法国国家电视三台播出的新闻，所产生的影响比起法国电视六台、法国电视四台、法国新闻频道或法德文化台来要显著得多。进一步而言，创办最早、地位最稳定的电视台的知名度和可信度也造成与众不同之处（正如每年收视调查证实的那样，法国人对电视的信任排名榜上，法国电视一台远远高居首位，法国国家电视二台位居其次，之后是法国国家电视三台、法德文化台和法国电视六台）。
在传媒行业内部的的确确存在着正统性等级，它不仅对每家报刊或电视台的影响产生作用，也对记者的工作产生作用。当人们在研究传媒的权力时，这一隐含的等级通常被忘却，以其历史和收视率计，某些媒体无可争议地拥有比其他媒体更大的影响力。
第二种差异性基于媒体内部不同部门和栏目各自的份量。一家媒体的确很像一个多子女家庭的结构，成员包括企业、部门和栏目，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各有各的等级，并在某些对口行业具有优势。自19世纪以来，负责国内要闻或国际新闻的记者，通常被认为是业界的佼佼者，或至少被认为是在新闻界最尊贵的部门工作的人。拥有最高学历的记者（通常师出名门或来自于名校）优先走向这些部门。他们具有精神权威的地位，尤其是在编务导向上，他们享有对事实的简述进行分析和评论的特权。属于国内要闻部的编辑记者经常有可能优先获得头版的版面，而文化或体育新闻则常常被安排在报纸最后几个版面。
然而近年来，这一分级有些动摇，因为在某些情形下，在人们称谓的大报上，政治新闻的地位被经济新闻或财金新闻、甚或（长期以来被报业边缘化的）社会新闻所取代，而对于更大众化的报纸，趣闻轶事和社会新闻则继续占据大版面的重要栏位。有时，部门之间为争抢某一个时事题材的报道，竟会在编辑部内掀起狂澜，一条诸如阿莱戈尔-博迪斯事件这样的社会新闻，“社会新闻部”和“国内要闻部”居然都试图独揽报道权。各部门和栏目之间份量的不均衡现象，在不同的媒体或不同的国度自然大相径庭（某些日报如英国的《太阳报》和德国的《图片报》（《Bild》）只在意社会新闻，而法国的全国性日报则兼收并蓄），这种现象以其自己的方式表现出行业内部的不均匀性和业界的混成式特点，关于这一点，稍后我们会展开论述。
第三种差异性对于理解传媒的运作至关重要，因为有的传媒以新闻为先，有的则以市场为轴心。前者发扬光大的是建立在严格的职业道德（与内部章程并举）以及规范的目的性（报道新闻和完成传媒职能）基础上的新闻业务概念。而后者则更多地被商业理性和新闻的管理模式所浸淫，首要的追求目标是效益和效率，即扩大销量或提高收视率。当然，这种区分在现实中并不那么截然鲜明，但认识其存在并非难事，例如有些杂志迎合目标读者群，发表的文章完全是“市场化的”，其中广告的作用甚大（老年人阅读的报刊的广告收入很难企及营业额的20%，但是新闻报刊却能达到40%，一些女性期刊如《嘉人》甚至高达60%，新闻回应的对象是早已被市场调查的结果确定的。将《广播影视周刊》（《Télérama》）同《电视7日周刊》（《Télé7Jours》）作一比较的话，上述观点清晰可鉴，不仅二刊的读者极为不同，就连与电视节目有关的新闻报道观亦全然对立。前者侧重分析批评或发掘诸如《特派记者》（Envoyé spécial）或《海洋》（Thalassa））之类电视节目的意义，而后者则大报特报真人秀节目的明星以及《名人农庄》（La Ferme））之类的节目。这些例子都印证了传统的新闻实践和市场化的新闻实践完全是两码事，尽管后一种情况而今日益成为令专业精神褪色的时尚。
从法国传媒界的上述差异性中有不少教训可以汲取。首先，这一行业被几个强于他者的数极磁化，而且行业的磁场并非一律。必须经常在思想上和形象上关注其他产业领域，传媒世界被实力对比和统领关系所结构，实在不能不假思索地将它简化为过于现成的术语“大众传媒”，因为这一术语抹煞了媒体之间的区别，遮蔽了媒体间不平等。其次，法国的例子或许不是唯一的，人们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家也许可以找到极其相似的传媒等级现象。
业界内部极强的多相性（hétérogénéité）
传媒的多样性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媒体、传播渠道和内容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传媒从业人员自身。我们暂停以电视为例，因为正是它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引发了最多的议论。
与表面现象和热情洋溢的辞藻相反的是，传媒界业者们并没有真正组成一个“大家庭”。通过在各行各业招贤纳能，各家电视台实际上聚集了许多符合职业理念和代表电视功用（尽管每每是矛盾的）的人才，并试图大致将通常是互相抵触的兴趣统一起来。节目部门的负责人、制片人、导演、编剧、主持人、技术人员和记者构成了职业极为丰富的色彩，构成了多少带有行会性质或个人主义色彩的职业环境。遗憾的是，有关不同职业的最新研究极为罕见，而现有的调查表明，传媒行业并不是真正统一的，电视媒介就常常是一个残酷的、到处内讧的领域。两个不同的电视理念相互对峙：一边是坚持电视信使说的理念，持这个理念者认为，任何讯息（不管是新闻性的或是娱乐性的）都被导演，以期传送讯息，交付发放知识，并激发电视观众的好奇心；另一边是电视关系说的理念，其支持者认为，电视在记录激情和感情方面发挥作用，电视寻求与观众建立关系、营造亲切感。
由于就业市场的转型和节目制作的不断工业化，不管怎样，电视领域近年来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某些职业的演变即是见证。例如，节目主持人本来大都有自己的制作公司，他们在十分苛刻地与电视台商谈自己的合同、精心打理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同时，成了电视台里的强势人物。而导演正好与此相反，他们失去了不少70年代以来曾经拥有的辉煌和权力。至于编剧，如今他们已成为模糊而多相的群体，经历着一代又一代的冲突和职业竞争：其作用的贬值、无法真正地被认可（他们受到演员的排挤）、不确定的东西甚多、（沉浸在“程式化”电视之中的）年轻人与（信奉精品电视的）的长者之间对职业理念的不同理解等，都成为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及行业不团结的因素。最后还有技术人员（摄像师、剪辑师），他们对新的数字技术的适应有限，也为不安情绪所累。录像技术的发展使得图像的处理越来越轻易而简便，先前剪辑师那种完整的作业过程被肢解，因为不少记者学会了使用数字摄像机，并积极参与到剪辑工作中。可以说，电视界的从业人员正经受着纠葛和对峙之苦，而这些苦楚丝毫无助于不同观点的协调与一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电视业者构建了一个多相的、并常常是冲突的环境。
就记者职业而言，它将所有的目光和疑虑集中在自身。半个世纪以来，法国记者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955年的6836名职业记者，到1975年13635名，到1995年的28471名，再到今天的36000多名。因其历史及其内部的发展规律，他们自然有某种统一性，但是与流行的描述相反，记者职业远没有成为同质的行业团体。模糊的专业身份可以说是这一职业的特点。
最近二十多年来，法国对记者职业的许多研究工作都趋同于一个共识，即由于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的原因，记者行业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的状态。所谓历史原因，是指记者工作常常属于开放的职业，易受外界（作家、政客、律师和知识分子等）影响，记者常被视为集艺术家和专家形象于一身的业者（属于“拿薪水的游手好闲者”一类）。所谓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则是指记者作为确立的职业团体，不停地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同时管理着就业市场，这一市场由于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业界某些既定的无形知识以及职业记者证制度等原因所致，而从来就是封闭的领地。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领地的界限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而机动。这种表面的职业封闭的象征性大于现实性，想象大于实际，因为它不仅导致了随技术和职业发展而进行不断的调整，还支持了德尼·鲁埃朗称之为“行业性模糊”的说法，而这一说法被人自觉自愿地保持下来。
如果职业身份真的如此脆弱，业界的同质性也真的如此贫乏，那也是因为在许多基本点上缺乏共识，例如记者的培养（没有医学或法学那样的课程），又如对新闻实践的双轨控管（业界缺少调节机制），再如职业道德（没有完全一致的行为规范）。《公共财产消息报》（Le Bien public）的一名地方通讯员与20时全国电视晚间新闻主持人之间有何可比性？《当代女性》杂志的一名编辑与《新观察家》（Nouvelle Observateur）周刊的著名社评家之间有可比性吗？的确无甚可言。记者行业分裂成若干子群，这些子群又分成著名记者与无名记者、巴黎记者与外省记者、（在编辑部的）“坐”记者与（跑实地采访的）“站”记者、以及正式签约的记者与通讯员等等。
如今，人们将新闻从业人员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业界精英的那些人，他们为领导阶层和广大公众所认可，享有相当的地位和令人羡慕的薪酬，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派。第二类是大部分的记者和编辑，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甚少改变，最不为广大公众所知，但却是新闻部队的中坚力量。第三类是边缘化人员：收入不定的通讯员、地位不稳的派驻地方的记者以及新闻辅助工，他们是廉价劳动力。这些分成三类的新闻从业人员总体上呈现出一幅行业活动的拼图，其团结一致只是表面，其成员之间共同点之少超乎人们的想象。
必须认识到记者职业是多种多样而非单一化的，唯有这样才能阐述这一行业的经济和社会实况。人们一再强调，今天的这一行业天体已由五大独特的星系组成，每个星系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作规律。
诚如人们所言，最古老而长期以来又是最辉煌的星系，当属报道国内要闻和综合消息的报刊记者，他们一方面被认为起着批评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常常被指责为与政界串通一气，或为共谋。这批记者（约占专业人口的13%）成为电视竞争和传播领域扩展的受害者，他们在业内的权威性和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正在丧失。
第二个重要的星系是广播电视记者，他们分别占法国职业记者总数的8.5%和12.4%，他们始终一帆风顺，尤其是供职小小荧屏的专业人士。他们总是处于紧急的工作状态和竞争普遍化的体制中，在其同行看来，以电视在当今社会的轴心地位论，广播电视记者拥有某种正统性。
第三个全然不同的星系，是地区性传媒的记者（占业者总数的23%），他们深深植根于地方新闻，以同读者的贴近性以及与当地的联系为生命力。对其的描述虽然往往有欠公允，但他们仍不失为年轻人入行时一所谦卑的好学校。
专业期刊（针对广大读者的刊物及技术或专业刊物）的记者正形成迅速膨胀的行业天地，因为他们占到当今记者总数的41%。他们的能力所及范围极为不同（从教育到汽车、从农业到“长者”期刊），他们的工作条件通常取决于严格的市场理念，与财源和广告商多少有些紧密的关系，造就了新闻从业人员，其报道内容的选择上，服务信息甚于公民信息（information citoyenne）。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星系，是通讯社的记者（占记者总数的6.1%），尽管论之甚少，但他们却在新闻业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他们担负着向所有印刷和视听媒介供稿的任务。虽然被迫匿名、又限制极严，但他们产发消息稿的方式却是简明而密集。
这种分布虽然是行业活动的特性造成的，但不应忘记绝大部分记者是在报业工作，根据1964年的统计（有案可稽的最早数字），81.5%的记者供职于报业；据1999年的统计，这一数字仍达72.8%。尽管人数比例略降，却仍然是业内占主导的吸引力所在地带。平心而论，这一行业被就业市场的迅速转型搞得日益混乱，日益暴露在造成不稳定的狂风之中。这种狂风现象首先表现为职业的不稳定化（近19%的记者如今只是通讯员），其次表现为年轻记者专业化或多元价值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集中化、职业实践的多样化及外在化将来都有可能继续下去，因为就业市场竞争的强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许多并存的亚市场范围内的记者就业市场的竞争）只会愈演愈烈。
从环顾法国传媒界的首度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存在于不同媒介之间、不同编辑部们之间的某些身份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差异性所描述的业界景色，远比第一眼快速浏览留下的想象更有反差。前面言及的法国传媒业的方方面面，印证了不同媒体的等级中卖方市场的分众化和巨大的不平等，以及业内相对的多相性。这些因素都促使人们在使用“大众传媒”这一词汇的同时，将这些本位主义的影响保存在头脑中。但是总的说来，并不存在大而统的传媒（les médias），而只有真实性和可信度以及时间性的状态不同的个别传媒（des médias）。
第二章 新闻世界化：一律还是多样？
我们正在亲历的世界化，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今日传媒发展的环境。新闻市场巨大的拓展，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某些看法。人们已无法再去评价传媒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在满足于涉及报业或视听传媒内部转型的描述的同时，人们为了理会各种博弈，不仅应该考虑技术的革新，以期明确当前的范畴，还必须考虑近几十年来国际范围内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并将传媒世界同正在影响全球各地区国家的整体变动联在一起。新闻早已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线，令许多经济或文化的屏障爆裂，并将局限于地区或国家观点的相关研究带入窘境。传媒空间越来越像无边界而多层次的空间，镶嵌在更广大的传播空间内，而且其外延和分支似无穷尽。
新闻世界化所取的形式，亦即传播世界化的形式，值得认真确定。这一提法曾有过先例，假如我们赞同阿尔芒·马特拉使用的“国际化”一词，那这个在20世纪初打造而成的词，本身就意味着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被技术进步所孕育的民族独立，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的文化一体化。（法文中）“世界化”一词似乎脱胎于英文的“全球化”（有时法文也照译成“全球化”），这个词最初是美国从事管理工作的专家在80年代率先使用的，它被界定为地球上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全球化”一词与企业管理的某种模式相联，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各种能力，同时也反照出经济现实（市场和技术的全球化）综合而单一的概念。这种看法试图将世界构想成一个单独而巨大的唯一市场，与此市场相伴的是，凭借技术革新的成果，消费者的行为趋于同质化。
至于“全球化”这个术语本身，原则上只与这一进程中的地理维度或地缘政治维度的概念有关，其他一些学者如马尼埃尔·卡斯泰尔则认为，“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某种形式的更新，它将各个国家的社会转变为更加宽泛而有效的信息系统。应用在传播领域，“世界化”的概念事实上承载着世界的再现方式，它建立在交流的顺畅和非物质流的密集化之形象上，而传播网络的扩展出色地将此具体化。现代传播工具（卫星、卫视接收天线、互联网等）造成的世界宽广的网状结构给人的感觉是，当年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著名的“地球村”终于实现了。80年代起，“全球化”电视频道（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迪斯尼频道或其他一些频道）借助于有线电视网和卫视，将其节目覆盖到许许多多国家。
这一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变化（部分原因是个人间互联的普遍化以及信息流通速度的提高），助长了某种成见——全球同质化的成见。这种成见的确存在吗？我们真的正在亲历全球化社会的崛起以及透过市场和传媒的世界化而建立的单色调的环球文化吗？在现实中，世界化的双重影响似乎表现为：一方面，促进了产品和交换的相对统一化，以及内容上明显的的标准化；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市场的分众化、世界的日益碎片化、以及文化财富流通的抵御形式和地方性的重新化为己有（réappropriation）。这方面问题的探讨结果并不是陈词滥调和异想天开，因为探讨这方面问题的另一个理由无非是想在一律和多样的悖论中看的更清楚些。
真是一座“地球村”吗？
行业的国际化和工业化
世界化的形式首先是传播活动的国际化。直到90年代，言及视听产业的世界化主要还是指组建大型国际集团；到了90年代末，视听产业世界化则涉及电信业和信息技术业催生的新型竞争者，它们将传播载体与内容、传播渠道与节目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难知祸福。人们对报刊、广播电视或电信领域的重购、兼并、整合或联盟已不再感兴趣。报刊、影片、书籍、碟片、节目等的生产者而今已是真正的跨国传播集团，他们将彼此独立的行业组合在一起，并致力于为征服新的市场而进行的激烈争斗。
这场由卖方控制市场的竞争的特点是垂直和水平两个运动方向的企业集中化，其造成的后果是内容的创新、制作和播出日益紧密相联。人们称谓的广播电视、信息技术和电信之间的聚合活力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既无阻隔，同时还是全球性的市场中，技术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主要的，但是信息和文化也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一聚合还远远谈不上成功，现在正依据不同的节奏和模式继续进行。若想认清其影响，最好是详细分析一下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者，即大型传播集团和电信运营商的不同战略，以及某些国家（例如世界八国首脑峰会、欧盟等）的战略，他们都实行了私有化的政策，其重要程度显而易见。现在我们仅来确立几个参照标杆，以期辨别当前的大趋势。
近年来，相当多的大型跨媒体集团主宰了世界新闻与传播市场，掌握了面向报业、出版、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的全部或几近全部的供给源。这些传播业钜子的发展利用了数字技术革命和业界政策失衡，区区十几家集团就能在技术设备、内容和网络上占有80%到90%的世界传媒市场份额。无需详述，我们还是来看看三大聚合先锋的情形。首先是时代华纳（Time Warner）集团，这是集报业、音乐出版和电影制作为一身的钜子，它在与美国在线（AOL）的合并失败后，损失惨重；其次是德国的贝塔斯曼（Bertelsmann）集团，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团也在电视、报业和互联网领域投资；最后是威望迪环球（Vivendi Universal）集团，其受挫以及之后2002年的解体，众所周知。
面对这些失败，其他一些集团更多地倾向于加固自身地盘，避免风险甚高的联盟，坚守自己的主打业务，这方面的例子有沃特·迪士尼（主业为电影和电视）、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罗伯特·默多克的报业与电视帝国）和维亚康母（Viacom，主营电视和电影制作），其业绩明显不同。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业界大部分企业曾受此持续打击）之后，传媒钜子们时下优先考虑的是财政平衡，美国的四大传媒钜子时代华纳、新闻集团、华特·迪士尼和维亚康母似乎已经走出雷雨区。这些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前往欧洲和亚洲市场，展现出新的活力。在灌溉其各类制作田野的同时，他们仿佛某种国际电视文化，好莱坞节目和美国商业模式正是这种文化的基础。在一些分析家看来，这些钜子们拥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并致力于为世界上互相交流的大部分节目打造一个公共模板。在此意义上，世界的同质化似乎顺理成章。
如果人们再留意一下新闻报道和电视新闻之具体事例的话，那就会更多地意识到上述情况。只要我们审视一下世界各国处理新闻的方式，就会发现各国从本位处罚的现象似乎的确日趋消失。新闻供给的标准化成为特色，因为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各国新闻的内容相差无几，而且完全听命于市场规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项名为“欧洲传媒晴雨表”的研究中得到印证，这项研究比较了2003年欧洲五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英国）以及美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日报和电视新闻节目的时事视野。这项调研的结果颇有教益：来自少数国家的国际新闻（美国和西欧的通讯社及电视台）不仅统领消息和图像市场，将西方对世界的看法送达各处，而且这类本来应该很丰富的新闻毫无多样化可言。
首先，播报的消息在数量上十分有限，其中有些与国际政治、国内要闻沾边，社会新闻、体育新闻以及日常生活消息甚多，而经济、医学和文化方面的消息甚少。其次，国际事件的报道与评论，也都已经是电视台筛选过的，通常还是根据国家或地方利益筛选出来的。事实上，传媒提供的视角是自我限定在其优先报道范围内的，例如日本发生的地震，只有在有法国人遇难的情况下，法国媒体才会长时间关注；一支西班牙或英国足球队的比赛结果，法国媒体是不会大量评述的，除非队中有一位（或几位）法国球员。与此同理，意大利电视台不会报道伊拉克战争的细节，除非有意大利人阵亡；美国电视对来自外国的某些政治或文化事件一无所知。浮现在新闻的表面丰富背后的是，时事的看法已经非常格式化，以致于某些地理区域被遮蔽，相关报道少之又少（例如非洲和南美洲报道就被缩减到较为勉强的比例），由此可见对世界的认识是十分本国化的。洛朗·热尔维罗认为，“‘单一视角’（regard unique）问题也许还不在于以相同的方式来认识每一国际事件，而在于电视新闻面对世界时表现出的狭隘性以及难以置信的筛选性（西班牙电视新闻是难能可贵的例外），各台的电视新闻都从自己的、由少数人制造的同类影像的有限库存中寻找主题。”
与稍前提及的传播国际化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个极大的演变，即以传播领域日益工业化为形式的经济重组。这一领域已然重组为三个工业门类，按其特点通常分为硬件产业（电脑技术）、内容产业（节目）和网络产业（电信）。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目击了这一领域的重心向内容和节目产业的转移，得到电信公司和网络运营商支持的内容与节目产业正十分有效地向世界各地拓展。正如贝尔钠·米埃杰所强调的那样，一边是信息产业，另一边是视听传媒和传播网络，二者的关系已日益紧密，因为后者对电影、电视电影、教育产品以及信息服务的需求很大。这种信息和文化产品（唱碟、影碟等）的工业化，因此也体现在节目供应商的主导地位上，并导致了信息生产和发送条件的相当多的改变。
我们可以从其中选出若干事例，如信息流通速度提升、表达形式和载体（文字、图像、声音）拓展、按接收行为付费和订视的做法刺激了专家们称之为“计时器经济”，从而使节目的接收不断个人化。在所有这些变动中，还必须言及娱乐节目的大发展，这类节目实际上是由美国式的电视系列节目或真人秀配制而成。虽然世界视听节目市场被美国消化了大部分，但其他一些国家毕竟还有其参与性。这里只需例举法国电影工业极为良好的现状，便能令人信服，法国电影业一直在对抗美国的挑战，近年来出品了一些大获成功的影片（如《天使爱美丽》、《放牛班的春天》等）。
概括而言，两个主要的现象摆在眼前：其一是多彩多姿的传播活动国际化的加剧；其二是商品及工业化环境的发展。这二者参与了世界各地信息交换的加速和增多。北美和欧洲的受益者们均属社会的上层和中层，常常是些学历较高、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而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和新兴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现有的社会差距则继续将新技术工具和文化或信息产品的拥有和使用，限制在少数及特权阶层。
在全球与本土之间
我们有可能深入地评估新闻和传播这一领域世界化的后果吗？这一领域真的被拖入规格和产品的统一化，或者与此相反，这一领域确实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吗？我们是处在行为方式同质化的途中或是行进在受众碎片化的路上？换言之，我们最终已屈从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或是依然憧憬着新型的文化多样性？这些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传播世界化过程终极意义的思考，由此引发的许多争论热情而激烈。
应该提醒的是，世界化进程本身完全不是新鲜事物。历史学家们（例如费尔南·布罗戴尔就曾提出过“世界经济”（économie-monde）的概念）告诉我们，历史上有些地理区域曾获得经济自主权，并借助于其维持的紧密交往而获得繁荣。他们还使我们意识到，在国际同质化阶段，爆裂流（mouvement d’éclatement）和溃散流（mouvement de dispersion）常常接踵而至，因为在各社会的历史上离心力和向心力总是同时作用。传播思想论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告诉我们，当今大量应用的传播网络象征意义毫无独特性可言，早在19世已经出现（当年的电报引发的愿景如同今日之互联网，只不过现时的技术配置比以前更完善、更迅捷而已）。假如人们相信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所言，那世界化早在19世纪时已成现实，它比起今天来范围更广，对人的影响也更大，因为当时的人们常常是完全地背井离乡。科恩解释说，现而今世界化更多的是对商品的影响，换句话说，相对于“这是电视里的事，或来自富国的旅游者在度假的几周内遇见了其他的民族”之类的说法，今日的世界化显得更加虚拟而静止。也许应该将世界再现方式的新特点，相对地视为一个越来越集成的领域的新特点。
即使世界化的进程是不容置疑的，那也没有人们所说的那般同质和普遍。诚如我们向一些研究者建议的那样，探讨（一定数量产品的）全球同质化与本地多相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或许更有意义。
从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相信多年来媒体对一些事件作出的反应的话，“世界文化”（culture-monde）（源自19世纪后期开始大发展的大众文化）似乎全然是在构建之中。全球直播人类踏上月球的第一步（1969年）、柏林墙的倒塌——仍是直播（1989年）、即时目击对纽约的恐怖袭击（2001年）、教皇让－保罗二世的葬礼（2005年），还有世界杯足球赛决赛期的转播，仿佛都证明了我们通过画面中介分享同样的悲痛和喜悦，证明了我们以某种方式浸没在共同的传媒空间。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许多突出的现象使人细究这一状况，尤其是细究电视节目流量新的地理分布图以及根深蒂固的地区或共同体观念的增强。近几十年来极有象征意义的现象之一，就是世界视听节目出口的多极化，与之相伴的则是交往的密集化。就像特里斯坦·马特拉解释的那样，长期以来人们都把电视节目流通的结构，认作是建立在一个统领中心基础上的系统，也就是说，是美国在向周边，即向大部分其他国家输出电影和电视节目。但是在80年代，日本、加拿大、巴西、香港和埃及等国出现了电视节目制作和出口的新地带，对于内容单向流通的看法应略作修正和细究。流通新地理已然形成，它不仅关乎南北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关乎南南国家之间的交流。
专家们一致认为，而今存在着相对多元的外国影响力，虽然以美国制片业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言，这种影响力一直都是分等级的，但是它也有点缓和了不平等的交往现状。例如巴西电视连续剧（telenovelas）的成功，便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有能力部分地摆脱美国霸主地位的佐证，也是其有能力征服拉美观众的佐证。如果说这种流通的新地图而今得到认可的话，但有关其演变的深层意义却仍在于不同声音争论的主题。我们暂且同意，有关文化一统的看法，尚有待于根据新近的变化而重新考虑。
此外，还有一个新现象出现：视听节目流通虽是国际的，但也变得愈来愈是跨国的。事实上，得益于使用者拥有的新的截收和接收技术手段（卫视天线锅），节目和视听产品避开了传统的边界。正因如此，有些超越边界的国际广播电台针对某些国家，一直起着，而且将继续起着多方面的功能（时而是颠覆性的，时而是更保守的）。这曾是东欧的情况，在那里，“自由电台”或“自由欧洲电台”支持苏联阵营内的民间反抗力量；在黑非洲，当地民众认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有些电视台覆盖的地区也越来越广，如美国有线新闻网在许多国家被收视，再如意大利电视一台（RAI Uno）覆盖了突尼斯。至于泛阿拉伯电视台，如摩洛哥广播电视公司（MBC）或半岛电视台，不仅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也在一些西方国家拥有观众和强大的影响力。
世界上由卫视带来的电视频道数量增加现象，无可争议地改变了许多国家民众同新闻的关系以及同娱乐的关系，这一现象时而鼓励精神解放，时而强化独立意识。有关这方面情况的看法实属折衷。假如人们相信，在某些情形下，跨国视听传媒在动摇某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推波助澜的话，但它同时也证实了其节目也常常被当政的专制政府利用为巩固地位的工具。我们还知道，特别是由于受众的碎片化和公众某些形式的抵御，一些文化和新闻产品的标准化并不会自动引发传播活动的同质化。
实际上，有的时候，传媒使用者重新适应传媒的大量活动，构成了传播活动的世界化和各类文化产品（电视系列剧、影片、国际知名品牌的广告等）几近全球的传输。人们渐渐意识到，“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能够引发来自全球一些地区的特殊反应。传播业和休闲业的跨国战略、文化和娱乐企业领导人的操作，常常与某些地区性市场的适应战略发生冲突。某些地理区域间因此通过文化和语言联系彼此联合，并构成与全球层面独有的关系方式，这些地缘－语言市场催生了泛阿拉伯、泛拉美或泛亚电视频道。
更主要的是，跨国流通与本土理念之间互动的复杂性，有时表现为大大出乎意料的文化杂交形式（有人将之称为“克里奥尔化”或“土著化”）。金融流、文化流、迁徙流和传播流的交迭，共同描绘了一幅由视频和卫星支撑的电视流通分布图。这是世界各地华裔族群的成员为何热衷于设在香港的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之原因，也是旅英或旅美的印度裔族群成员为何对祖籍国电视节目感兴趣的原因。他们由此分享了故土弘扬的文化价值和居住国传媒推崇的文化价值。这一前所未闻的情势限制了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不断中庸，同时也催生了一种新颖的混合文化。
尽管传播领域不平等的交往以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关系或国际实力对比关系持之以恒，但是我们曾言及的阿语半岛电视台的成功，可以说象征着抵御形态渐渐已见天日。这次重新洗牌既不会就此令美国的生活方式黯然失色，也不会减弱存在于不同的文化财富生产中心之间的等级状态，但会再次对文化一统化的现状提出抨击。世界化并不一定就是同质化或西方化的同义词。而生活和消费方式明显的美国化，也不是必然意味着完完全全地赞同美国人的文化及其价值观。
换句话说，就像雷雨云的效果一样，交往的商品化并不会自动引发文化和传播的商品化。现有的文化身份有时是抵御外来传播的天然屏障，全球层面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无法摧毁原有的精神向往和信仰。他们只是重新整治一番或以其他的方式重新展现。这正是印度人类学家阿尔均·阿帕杜雷试图证明的，他有关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以往基于一个中心与其周边交流原则的传统分析模式已摇摇欲坠，应该用传播流的分离和重迭的概念来进行思考。借用他的术语“全球新文化经济”，电子传媒已在很大的范围内传播，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观众而今已能进入印刷品、图像、屏幕和叙事互联的宝库，个中，信息世界和商品世界交错在一起。然而，阿帕杜雷证实，这些观众也分为“迷恋”和“反感”两类，以致于“当今全球文化的特点，是以强调相互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成为拆分彼此的界线”。因此，各种本土主义的观念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新闻和传播世界化效果是一幅画作，明暗对比效果即为其色调。
从技术和经济的视角出发，世界或许已经成为地球村，但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却未必如此。世界化带来的挑战，从一开始便是承认文化相异性的挑战，便是不同文化必然共处的挑战。近年来，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的上升、文化特性自省的强化和恐怖主义话题的增多，都令人们不得不承认即使物理距离消除了，但文化距离依然会长期存在。多米尼克·沃尔敦指出，世界文化工业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世界文化并不存在，传播信息量的增加与对世界的认识之间并无直接联系。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的事件便是这一看法的悲情脚注。
尽管当今传播技术总体上相差无几、某些文化产品的内容惊人地相同，但全球各地人们对其的使用却不一致。供人接收的新闻都以“世界是分享而价值是共同的”理念为前提。因而，南方国家的许多观众如今纷纷拒绝西方电视台传播的新闻，意识到需要确认自己语言身份和文化身份。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和平共处？如何协调多元主义与世界主义，同时维持地球上不同民族之间起码的一致？如何在明白精英们大都倾向世界主义，而老百姓大都倾向民族主义的同时，又能鼓励相互理解、减少世界化的某些负面效果？这方面的问题具有政治意义。
法国传媒市场的转型
我们认为，新闻和传播的世界化是一个多形式的过程。它以工业集中化、撤销管制、国家垄断结束和传播活动的金融控制为特征。现在该来考量这一现象对于法国传媒业的影响了。人们是否能从中再度发现本书较前曾论及的某些趋势，即传媒的极度集中化、普遍化的竞争体系、美国视听节目的主宰地位等？我们当然没必要在此对传播领域作一穷尽的分析，至多是将重点置于那些显著的、有益于记忆的趋势，以便理解政治和文化日益传媒化的博弈，有关这点稍后会展开论述。
传媒市场的主要角色
法国传播市场的第一个特点：自威望迪环球的结盟破裂以后，法国只剩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传媒集团——拉加代尔传媒集团（Lagadère Médias，一译华世传媒集团），其2004年的营业额达85.94亿欧元。它是以航空和国防为主营业务的华世集团旗下一家重要的子集团，由几家子企业组成，主要的业务有：世界第一大杂志出版商桦榭菲利帕契传媒集团（Hachette Filipaccchi Médias）经营的报刊业（包括《Elle》、《巴黎竞赛画报》、《电视7日》和《首映Première》等）；“阿歇特发行服务”（Hachette Distribution Service）经营的报纸和图书发行业（占有巴黎报刊发行系统（NMPP）49%的股份，并拥有名为“驿站”的书报亭网络和大型文化超市如维京）；拉加代尔活力（Lagadère Active，又译“华世活力”）经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电台方面有欧洲一号电台（Europ 1），欧洲二号电台（Europe 2） ，法国音乐台（RFM）；电视方面则拥有9家专业频道，并在卫视（Canalsat ）及众专业付费频道（MultiThématiques）占有股份，同时还有17家视听制作公司）；而“阿歇特图书”（Hachette Livre）则是时下法国最大的图书出版集团。拉加代尔传媒集团自我打造成传播巨擘，活跃在传播的各个行业，统领法国的传媒天地，并强力朝向国际发展。需要提请注意的是，《Elle》杂志作为集团的珍品之一，已出版了32种外语版，而华世传媒集团营业额的半数以上获益于国际市场。
在这个大集团之外，法国传媒业的其他行为者的规模就相对较小，尤其是与其欧洲邻国如德国、英国或意大利相比，更是如此。法国在报业方面，市场由两大集团统领，一是刚刚提及的桦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团，仅其一家就出版了245种报刊杂志，二是新近被塞尔日·达索收购的沙克（Socpresse）报业集团（达索还收购了法国最享有盛名的全国性日报之一的《费加罗报》和多家地区性日报，以及像《快报》（L’Express）、《拓展》（L’Expansion）和《大学生》（L’Etudiant）等著名周刊）。排在这两家后面的，另有一些中型的企业，如《世界报》、《法国西部报》、《阿莫里书报》（Amaury）出版集团和巴亚（Bayard）书报出版集团等，还有一些来自外国的集团如Prisma Presse和Emap等（本书稍后还会论及）。
在广播方面，三大私营电台与公营的法国广播公司在市场上平分秋色。尽管一些专家在公营广播电视垄断结束时（1982年），曾寄希望于众多独立电台的飞跃发展、寄希望于样式和节目的多样化，但与他们乐观的预测相反，这个行业还是屈从于极度的集中化和几大广播网的统领地位，这些大型广播网包括卢森堡广播电台RTL（卢森堡广播电视集团的子公司）、欧洲一号电台（华世活力旗下）和新青年电台（新青年电台集团旗下）等，它们不仅占据了领导地位，而且还在向欧洲许多国家输出无形知识的同时，坚实地实现了国际化。而在电视方面，谁都知道在法国电视集团旗下的公营频道与私营的法国电视一台、法国电视六台和四台（暂且只论无线电视）之间的竞争中，法国电视一台占据了优势。相对于世界上大部分的私营电视台都融入强大的多媒体集团的情形，法国电视一台在这方面是个异数，其国际化程度较低。
法国传播市场的第二个特点：法国传媒市场也遭遇了外国集团的竞争，甚至还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事实上，尤其是在报刊领域，外国的竞争日益显现。自1990年代以来，德国古纳亚尔集团的子公司Prisma Presse已在法国期刊市场占据了优势地位。《Prima》、《地理》（Géographie）、《盛会》、《资本》（Capita）l周刊以及一些双周刊如《电视两周刊》（Télé 2 Semaines）、《电视著名频道》（TV Grandes Cha？nes）（这两份期刊是于2004年问世的，当时的市场似乎已经饱和）在商业上的成功，印证了Prisma Presse在版式、内容编辑的改革以及在吸引众多读者方面体现的效率。同样，英国的Emap出版集团也牢牢地植根于法国行业市场，成功地推出了《袖珍电视节目指南》（Télé Poche）、《电视明星》（Télé Star）、《完满一生》（Pleine vie）和《顶级健康》（Top Santé）等。这些都足以证明法国传媒市场上，外国资本活力透出的国际化。
法国传播市场的第三个特点：一些原先与传播领域毫无关系的工业集团在传媒市场非常活跃。这类例子包括建筑和公共工程承包商（布依格集团）投资法国电视一台、军火和飞机制造商（达索集团）投资《费加罗报》、《快报》周刊和《扩展》，奢华品制造商（贝尔钠·阿尔诺的LVMH集团）投资《论坛报》（Le Tribune） 和《投资》（Investir）周刊、大型零售商（PPR集团，即比诺－春天－棱堡集团）投资《观点》周刊等。此外，法国的一些巨富家族也在报业和广播电视行业表示出兴趣。除了上面言及的贝尔钠·阿尔诺、弗朗索瓦·比诺、塞尔日·达索之外，还有阿尔诺·拉加代尔、热罗姆·塞杜、菲利普·阿莫利和让－保罗·博德库等巨富。法国大型传媒集团通常是世袭的王朝，父辈将领导权传给自己的继承人。
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报刊因集中化，而落入大型工业集团和个别巨富家族之手。同样令人担忧的问题还有行业外股东的参与、尤其是他们在全国日报业的参与已有时日，且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全国性日报寻求外来资本，为了继续生存而依靠工业或银行集团（例如爱德华·德·罗特希尔德之于《解放报》、塞尔日·达索之于《费加罗报》等）。地区性报业也未能幸免。这方面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能说明问
题：那些完全独立的省报（即完全不属于诸如沙克报业集团、法国西部报集团、法国西南报集团或阿歇特集团等），在地区性报纸发行市场上只占11.7%的份额。
因而，在某些广播电视集团或报业集团供职的记者，他们的多元理念和独立性能否受到尊重的问题每每被人提及。他们想报道什么就能报道什么吗？他们是否有某种自我检束？对舆论的多样化表达有影响吗？答案是十分现实的，记者当然不会听命于报刊的股东们，因为每个编辑部都有自己的历史、风格和文化，但是现实对媒体自主性和前途的威胁却是毫无疑问的。一些报刊主管抱怨现行制度的不正常，如《玛丽雅娜》周刊的总编辑让－弗朗索瓦·卡恩最近就表示，“与多种经济体制的冲突相比，唯一的经济体制更容易导向思想一律（pensée unique）。”2005年的法国传媒经济形势反差鲜明：如果说视听传媒的健康状况尚令人满意的话，报业、特别是日报却处于衰竭的状态。
至于视听业的现状则令人充满希望。电视的前途寄希望于宽带互联网（ADSL）和地面数字电视（TNT）等新技术的开发。尽管目前仅有三分之一的法国家庭收看卫星电视，但是在未来几年中，频道的选择性非常可能大为增加，并改变现今电视领域行为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然而，令人更为担忧的是报业的形势，报业而今正在渡过一场极为严重的危机，它预示着这一领域即将到来的深刻动荡。日报业发行所经历的令人不安的跌落已有时日，《世界报》、《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都失去的不少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留住读者变得日益困难，因为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已经改变。所有的调查都表明，经常性购买全国或地区报纸的法国人越来越少，视听传媒和多媒体吸引了受众，但这里言及的不是本义上的印刷媒体的情况（因为期刊业总体繁荣），这里所指的是日报的阅读人数减少。这一现象不仅只是发生在法国，欧盟范围内日报的销售量，最近8年来减少了700万份，而全球付费报纸的销售量平均每年下跌2%。日报业还遭遇免费报纸的挑战，免费报纸不仅赢得了市场，而且还成功地吸引了新的读者。除此之外，日报业还经历了零售网点的持续消失、广告收入的减少，当然还有互联网和在线报纸的飞速扩展。不过近两年来，期刊业本身也开始经受反弹，卫视套餐的出现、移动电话的使用日益增加、多媒体以及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多等，都对期刊业产生影响。
从其他方面来看，今天人们获知新闻的途径已日益借助于视听传媒和互联网，借助于屏幕文化，随之而来的担忧是，这种方式渐渐鼓励人们放弃阅读报刊（特别是日报），而报刊恰恰是以有助深刻理解时事和前瞻形势而见长的。当“法国人与传媒”的调查定期开展以来，广播一直是法国人眼中可信度最高的媒介，而电视（如果对近两年的数字忽略不计的话）却具有取代报纸的趋势。2004年对法国读者阅读日报或综合新闻或时事期刊的理由所做的调查表明，有61%的受调查者的答案是“出于及时了解当天的时事”；32%“出于获得对一确定事件的解释”；17%“出于更好地理解一个深刻的主题”；同样还有17%“出于了解不同的观点”；11%“出于阅读的愉悦”；10%“出于获得可信的新闻”。由此可见，报刊是如何地让人日益担心由及时获得新闻的工具，缩减为实用工具。不管怎么说，传媒的影响开始悄然改变：报刊不再占据首要地位，而由视听传媒取而代之。
商业和视听传媒理念至上
商业理念至上是新闻和传播行业的另一大特征。这一现象已经被充分认识和评论，我们在此只消简单加强一下即可。法国报业和私营广播电视企业的大部分现任的领导人工业和商业巨头，他们根据成本/利润法则进行思考，从不考虑情感因素，诚如法国电视一台总裁帕特里克·勒莱最近直截了当地声称的那样，他的电视台从事的就是“帮助可口可乐推销其产品。而我们卖给可口可乐的，是人脑空闲的时间”。
在法国，伴随着视听业的发展，私营和商营电视逐渐超越了公营电视，转型成传媒的市场运作模式。1980年代初开始的私有化、开放电台频率、以及并发的广告市场爆炸、节目交流的世界化、数字新技术以及卫视和有线电视的出现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加剧了频道之间的竞争，明显地改变了节目内容。传媒行业发展固有的商品意识强化不仅在新闻节目制作和播出上，而且还在娱乐节目的创意上（人们很快就能想到），引发了一系列变化。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就能概括法国电视界发生的主要变化：收视率和争夺观众至上、追求独家和轰动效应新闻、感情因素调动。人们公认，美国电视的模式传染给了大部分法国电视频道。例如众所周知的，大部分电视台的电视新闻播出形式大同小异：所有电视台都会有一个全球式景观（spectacle）的主持人暨说项者出现、都坐在一张办公桌的后面、背景是将其和世界相联的众多屏幕、都会连线驻外记者和现场的特派记者、都迅速将一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话题一一展示在电视观众面前。这些话题必须简短，以免引起厌倦和疲乏，预防可能出现的跳台行为。新闻则按广告的原理来组织，并且剧本化（洛朗·热韦罗称之为“广告式新闻”（info-pub）），即提供一景观，这台戏将新闻按短片和精采提示排列起来，留给观众的，只是在社会新闻或诉讼案、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或政治悲情事件之间的选择。
来看一个例子，在2002年的最后四个月内，法国电视一台总共660次提及气候问题，而当时的国际新闻报道面通常限于自然灾害、社会新闻和日常生活。另外还有一个例子，1998年，法国电视二台20时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文化题材占10%，但是到了2002年末和2003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4%以下。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有关的时事话题常常是在节目的中间，只叙事实、不加评论的报道日益超越分析报道。相关新闻的意义，被认为是由电视新闻的主持方式、新闻内容的编排、过多的主题（这是法国电视的特点之一）来决定的，尽管涉及的主题不甚协调。
观众的专横令所有的电视频道去吸纳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灵验的节目“概念”。脱口秀和真人秀节目的成功即为这方面的耀眼注脚。围绕诱人的节目，在尽可能多地吸引广告商以获取尽量多的广告收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联盟观众。有许多常用秘诀可赢得利益。第一个秘诀是触动观众敏感的神经，不少娱乐节目就是这样创作的，它们以戏剧化和轰动的形式，作用于电视观众的情感（法国电视一台的《百万富翁》节目中，有名的提问方式“这是您最终的决定吗？”，辅之一段令人焦虑的音乐；或者是名为《事实胜于雄辩》（Y a que la vérité qui compte）的节目中，以偷窥和悬念为运作原则）。第二个秘诀是将新闻和娱乐混为一体，大部分的脱口秀节目将不同的节目种类混合在一起，同时将赌注押在诸如金钱、疾病、爱情或家庭等吸引人的主题上（例如《这值多少钱？》（Combien a co？te）、《凡事有商量》（a se discute）之类的节目）。第三个秘诀是增加拍摄日常生活经验的镜头，借用当事人的情感，以使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如《单身绅士》（Bachelor， le gentleman célibataire）、《夏瓦那的寄宿学校》（Le pensionnat de Chavannes）等）。用弗朗索瓦·若斯特的话来说，即“视听欺骗”（feintise）将当事人的举止赋予播出节目，同时也给他蒙上见证者的外表。电视用一种通常的方式，将重点置于类型（registre），不仅是图像类型，而且也是、并尤其是话语类型。
此外，对电视台节目部的主管们而言，真人秀节目（如《藏酷故事》（Loft Story）、《大众明星》（Popstars）、《明星学院》（Star Academy）等）商业模式的发展无疑是一张颇有份量的王牌，他们很快意识到这类节目在经济上是极有效益的。自此，电视开始利用衍生产品实现丰沃的利润，这些衍生产品包括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发送手机短信、出版少儿期刊和发行音像制品等。这类节目还促进了某些制作公司（如安德莫Endemol，Expand 等）打响品牌并取得商业成功，掌握这些制作公司的主持人－制片人无论在私营或是公营电视台都能呼风唤雨。
现状很是明晰：商品和商业的意识、广告的绝对意义比以往更能主宰电视台的运作，刺激电视台应用已获成功的节目样式和效益模式。新的栏目、新的娱乐节目都是在精确研究市场、完全了解电视观众作为潜在消费者的期待之后才推出。由于收视率决定广告价格，因此要想吸引目标观众群——著名的“50岁以下的家庭主妇”，就必须在制定节目编排策略时，有所取舍，最常见的是将纪录片、文化节目和电影这些艰涩的节目安排在很晚的时段。
上述商业运作策略将重点置于情感和轰动效果上（私营电台也借用了同样的商业效率和强度）已渐渐影响报业。围绕电视对待时事的方式，新闻的传媒偏振效应对某些报刊报道突发事件的方法产生影响。时而，日报和期刊以不同于电视的方式，来编发他们认为重要的消息，从而保证了消息的广度和分析的深度。时而，尤其是在国际局势出现紧张之时，他们又不敢与电视台拉开太大的距离，因为他们发现提出不同的观点实在太难了。
这也正是前面已经提及的研究——“欧洲传媒晴雨表”调查所揭示的，报刊肯定能扩大新闻的报道面，但也日益受到电视观念的污染。报业不仅要在开张形式和文章的版式上面对严酷的竞争，而且还不能摆脱游戏规则，根据游戏规则，报纸的头版的标题必须越来越诱人瞩目。这一招数对报业而言并非新鲜（从大发行量的报纸诞生之日起，业界就一直用这种手段吸引读者），问题是它日益蔓延到所谓的高品位报刊。全国性的日报因此也出现了以下趋势：做大标题时模仿电视语言、为引起读者注意而追求独家报道，以及突出尚未核实的消息而回避谨慎且讲究细节的原则。甚至像《世界报》这样有名的报纸，近年来也时常采取一些诸如在头版报道灾难新闻以及制作有冲击力的标题等手段，从而导致了其“打擦边球”的现象。争做永远第一的意愿和制造一些事件的意愿，回应了市场排名策略，但这种策略扰乱了新闻的可信度，同时还证实了不同报刊之间的区别（假如还存在的话）越来越在于形式美感和排版方式。
统领报业的商业和技术理念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例子来说明。作为小结，我们强调指出，期刊（包括周刊、月刊或其他出版周期的刊物）本身也运用这一理念，它们在诸多方面如制作、透过报业集团的市场营销部门取舍题材、为探测读者群的期待和希冀而进行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等方面，大量依赖外加工。如今的报刊经营已越来越合理化，最常见的是传媒界的企业家们在负责管理报刊。
以上这些指向无不表明法国传媒市场新出现的转型，它们似乎也肯定了对传媒工业化和市场理念的确切分析。它们至少令人相信，如果不考虑属于传媒的经济环境（可能还有法律环境——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人们就无法研究报刊、广播和电视对我们社会中的影响。它们还引导人们注意新闻与传播世界化的后果，人们已经发现这种后果是把双刃剑。然而，尽管法国传媒业屈从于技术和金钱的绝对压力，但我们仍不能得出这种机制对所有人都是同样有效的结论。无论如何，这种机制不但使得多少有点幸运地达成妥协的记者不断进行调整，同时也使得公众有能力，根据不同的程度，并以自己的方式来协调其接收的信息。我们还有回归本原的机会。
新闻流量加速
如果说对新闻和传播的世界化的看法如此不同，那是否会有另一种为传媒一统化辩护的观点呢？我们由此想到了传媒所维系的时间与全球新闻流惊人地加速之间的新型关系。传媒的确也越来越朝向新闻即时播报的相同理念，它对新闻工作的时效性提出苛求。这一现象本身并无新意（“与世界同步化”的说法可以上溯到19世纪的下半叶），但这一现象得益于有线和卫星技术方面的最新进步，其范围之广与人们以前的认识是无法同日而语的。世界各大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大部分媒体的编辑部门都是其订户，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消息发到记者的电脑屏幕上，它使得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在特别短的时间内获悉哪怕是最小的事件。全天播出的电视新闻频道（如法国的LCI电视新闻频道、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频道BBC World、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天空新闻Sky News等）近年来发展迅速，参与了这场时效性的角逐，向电视观众倾泻大量的不断更新的消息。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地球仿佛缩小成一个村落——建立在普遍存在原则和遍布世界各地消息提供者网络基础上的地球村。一些传媒的常驻记者、活跃在事件一线的特派记者，都印证了传媒负责人有意覆盖全球所有热点区域的愿望。而电视观众的感觉则是总被联接在现实上，与一个装置永远相联，在这个装置上主持人的面孔无所不在。演播厅既像转盘又像分拣中心，将无所不在的新闻世界具体化。完整的技术设备俨然已成为新闻真实性的同义词，只需观看和显示就可以距现实最近。今天的新闻只有在可见时、换言之，也就是只有在有画面时，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情形下，某些重要事件就因为没有画面就很容易会被遗忘或低估。
时事节目的增多、重大事件时特别节目的激增都将我们拖入无尽的旋涡之中。泛滥的消息和无穷的新闻快讯，对听众或观众而言显然大有过量之虞。接受了超量新闻的公民，如果面对无尽的现场报道和见证而没有留出思考的余地的话，是完全没有能力来区别哪些新闻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难道连续24小时的现场直播不会导致判断标准的丢失，而最终使得对现实的看法残缺不全？过多的新闻是否真的会扼杀新闻？此外，由于过度消费，人们将无法意识到当真正需要了解某种形势或冲突的风险时缺少新闻，因为重要的事实已被淹没在过量的消息之中。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实时新闻的飞速发展、强调现场感以及“什么都是新闻”（tout-info）与连续播报新闻等现象，给人以错觉，让人误以为可以掌控与时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提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满足于听广播、看电视的法国人能否正确地获取有关拉美、非洲乃至东南亚的新闻？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假如他们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就必须去阅读一些报刊（这些报刊常常不像《纽约时报》或德国的《世界报Die Welt》那样的外国日报，充斥着新闻）。就互联网而言，它也强化了时间限制减小之感：我们拥有立即进入大量新闻的路径，我们以某种方式生活在压缩或压碎的时间之中。人类时间断断续续，而互联网时间却均匀而平滑。总之，传媒时间似乎也具有一统性和同质性的感觉，束缚我们视、听时事。
这种新闻泛滥和报道的即时性对记者本身又造成何种后果呢？答案是：其后果不仅是利用亲情和情感因素成为一种日益明显的倾向——戴安娜王妃之死可以印证这一点，简单化也成为一种日益明显的倾向。核实与分析的时间减少了，记者们发现很难尽快地分析一个事件，常常无法留出思考的余地以明了新闻含义，从而作出决定，对于国际事件尤为如此。他们根本不可能以事实的诠释者身份来行事，而只能提供简单的即时评论，这样做的风险是，只能播发轻率而脆弱的假设。当编辑部门有意缩减常驻国外的记者人数，而更愿意往发生冲突的地区派出对当地政治或经济环境了解甚少的记者时，敏锐性就成为问题。对事件的前瞻需要综合而细微的感觉，新闻制作的紧张节奏常常会妨碍真正的深度分析。
现场报道的影响足以使记者成为事实的简单见证者（这也是传统的定义），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评说一场战争、一场谈判或一次示威游行的进展情况。记者满足于扮演局势记录者的角色，而不再拿出必要的时间来概括事件。我们认为，新闻不应减缩为简单的传送，而应建立在中介的基础上，即分析和诠释的基础上。现场报道产生的是轰动和煽情效应，信息含量却十分贫乏。它将听众或观众带入事件的同时性，似乎为人们提供了迅速进入现实的路径，但却抹去了一个事实，即符号并不等于内容，这也正是达尼埃尔·布格努所用的术语“符号学断裂”的含义。报道新闻，意味着将事实分级并作出评估。记者必须避免在其描述的现象中成为介入者，美国几大新闻网的记者“卷入”在伊拉克地面作战的军队，他们还能符合新闻取舍原则吗？新闻的取舍难道不应以录制与核实，即表现事件为前提，而仅以身在现场为前提？
置身正在生成的历史之中的想法，丝毫没有错。事件的意义只有在事后才得到验证，因为我们能够与其保持距离而流出思考的余地。换句话而言，只有当事件终结后轮廓才能清晰，只有过了一段时间才能诠释。然而，传媒的时间感却给电视观众实时亲临历史之感。乔斯里纳·阿康布尔－莫罗解释说，“公众就这样被投射到历史上，好像他们并不关心事件的当代诠释和未来诠释之间的差别”。现场报道加快了下列事件的发展：柏林墙的倒塌、马德里恐怖炸案、伊拉克战争等，如此大量的事实与图像，似乎用来表明一个断裂的、用来构建将我们带向参与未来的框架，然而一个历史事件则正好相反，它以回顾其产生的事实为基础。历史时间的指向与传媒时间的指向是截然相反的。
电视因此促进了千里之外身临其境之感，参与了即时记忆的支配，助长了阻碍我们真正去深刻理解世界的实时专制，保罗·维里利欧提醒我们，没有了中转，也就没有了立体感，“量不再代表事情的现实性，现实性淹没在千人一面之中”。保罗·维里利欧指出，传媒现实性厚度之缺失，令我们生活在今日的紧张中。这一机制以越来越短暂、越来越健忘的方式运行，时事报道没有连续性和后续性（例如水灾的受害者后来怎么样了？有关这件事的处理进展到哪一步了？等等）全然印证了这场无止境追逐即时性报道的负面效果。对叙事规律的驾驭堕落为用血腥的社会新闻、悲惨的独家消息和多少有点刺眼的秘闻等来诱惑、捕获公众的程式。
然而，是否应该强迫所有的媒体，尤其是所有的法国媒体，都服从于新闻报道的急迫性和时效性？将各类传播手段都冠以同样的坏名声是否过于草率、指控记者集体同化为瞬时历史学家或是同化为伊格那奇欧·拉莫奈所谓的“瞬时性学者”（instantanéiste）是否过于匆忙？的确，电视日益确定新闻标准，逐渐影响报业，尤其是日报业。的确，遍传并被媒体负责人内在化的格言，已日益被简化为“眼见为实”，并被电视观众在自己的荧屏前证实。新闻播报的周期性对游戏规则依然有些改变。人们不可能把一家全国性或地区性日报、一家周刊或月刊，办成全天式的电视新闻频道。那些为《快报》、《观点》和《新观察家》之类的综合性新闻周刊或《世界报外交副刊》之类的月刊工作的记者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核实新闻、来根据新闻所处的环境进行分析、来针对时事热点及即时性提出更加仔细的分析观点。不同的工作节奏、进行更准确的核实的可能性，将记者们从日常工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外，新闻制作的时间（直播或录播）以及收视消费时间（即时消费或在不同时间消费）并不一定自动成为所有人的同样的和相等的时间。
新闻流的加速和内容的同质化，在今天似乎已成现实。但是，人们重复的还不够，新闻的“世界化”从定义上而言还是模糊的现象。达尼埃尔·科恩重申，“假如将两个似乎是矛盾的术语（植根本土和根绝全球）固定为一体的话，世界化这一术语就太容易理解了。”如果仅仅从其对传媒界的影响的观点出发，毋庸置疑，世界化非但平整了不同，一统了市场，同时也将抵制的方式多样化，将反应碎片化。这种矛盾，或更准确地说这两种对立倾向性之间的紧张，使得对传媒权力的评估格外困难，尤其需要谨慎。传媒运作理念将行为主体、用武之地和体制的多元性，放在了一种从未事先完全起作用的关系之中。在不断触及两种面孔——在我们看来是这种紧张最有代表性的同时，人们当下希冀明了的，首先是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其次是传媒对文化的影响。
研究院出版社，1986年版。
第二部分 政治功用
第三章 传媒：国际冲突的当事方？
对评估传媒在各国社会中的作用而言，武装冲突无疑是绝好的研究专题。自报业诞生之日起，武装冲突就是报纸吸引读者眼球，进而刺激发行量大增的机会，因为战争挑起仇恨或怜悯、煽动激烈情绪、激发民族意识、呼唤人类情感。公众渴望了解战事的发展，而且为其政治和经济风险担忧，好奇其可能的解决方案。公众牵挂士兵的命运和阵亡的人数，孜孜不倦地跟踪军队推进情况，日复一日。军事行动报道、前线官兵特写以及政治人物访谈都表明，这些新闻都被报业用作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发行，进而产生影响力的手段，报业成为冲突的主要博弈。
历史学家们注意到，早在旧制度时代，1631年由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创办的）《消息报》（La Gazette） 就曾因七年战争（1756－1763）而发行量大增至12000份，战后则回落到7000份。此后，美国的独立战争、殖民远征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无不证实公众对报刊发表的文章的欢迎程度。事件的重要性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20世纪的画报，由于发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战事照片而获得的成功。其后果是，战争成为传媒最丰富的事实来源，有关国内和国外冲突的图片和文字改变了新闻报道的性质，从而引发了政治和军事权力部门经常性掌控报纸、广播和电视内容的意愿。
我们不想在此重提操控传媒的话题，它可以成为对法国战地记者在二战以及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表现的研究课题——有太多的例子可举：透过控制消息来源、审查报道内容、对记者施压等手段，来引导报道的事再流行不过了。阿那斯塔西的剪刀延伸到所有的军事新闻、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报道，以致于影响官方的看法，并令军队和民众的思想受到戕害。在战时，舆论的支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能影响对事件的主流看法。这就是政治权力部门和军队统帅部门之所以努力保守秘密，只播报仔细过滤后的新闻以及努力赢得新闻战的理由。“冷战”时期结束后，柏林墙的倒坍作为前苏联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象征，毫无疑问表征了当代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开启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但是国家之间的危机及冲突并未因此消失，而是大都处在另外一种地缘政治环境中，传媒在其中起着新区划的作用。西方国家的关注点渐渐移至外部安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关注促进人道主义干预和资助。由于传媒之间的商业竞争和新技术发明的双重压力，时事追踪报道以及战时新闻的制作，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电视台之间的竞争加剧也导致了“新闻性”通膨。这一通膨现象令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传统说教不再可信，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拥有掌控新闻的特权，这一通膨现象激活了舆论的敏感性。现代技术环境（电信网络、直播卫星、数字摄影机等）改变了记者的现场报道条件，为了直接传送画面和最大限度地提供最新消息，记者们投身于一场无度的战斗中。战争从此直接或几近直接地在荧屏前变得真实，远方也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近处。
诚如米歇尔·马蒂昂强调的，所谓的防务新闻及/或外部安全新闻，原先属于由政治权力部门掌控的领域，现已进入普通新闻范畴，与经济报道、社会报道、健康报道和科学报道相提并论。两种矛盾的理念产生了冲突，一种是建立在“开放”社会制度的价值体系上的理念：新闻是公民的一种权力；另一种是建立在“封闭”社会制度的价值体系上的理念：注意力被必须“有结果”所驱使，集中在一直处于准备行动的状态。这种现象本身无甚新意，但发生改变的是，传播技术之规模及尖端化被当局用来吸引记者之类的新闻专业人士。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十分在意制订精良的传播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是细心制订的“危机传播”策略的框架和迅速膨胀的操控与麻醉民众的愿望，目的在于避免在场的记者扰乱军事行动、避免记者像自由电子似的行事。
在此，有必要提出一些问题：传媒的权力在战时是否还起作用，还是说它被操控技巧及宣传技巧所钳制？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记者在工作中是否还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还是说他们受当政者和军人的控制？传媒是否能够影响国内、国际舆论，是否能够影响对事件的认识，真是这样的话，传媒又是以何种方式影响？换句话说，传媒到底是冲突的工具还是冲突的当事方？我们试图借鉴同样的思路，希冀借助众多的专题研究来回答这些疑问，这是唯一可以直接为非常复杂的问题找到贴切明晰答案的途径。
最初的拐点——越战
大众操控技巧在整个20世纪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尤其得益于现代传播手段的运用，许多当政者将这些手段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谈到这个话题，无需追溯太远，仅以越南战争为例，它作为最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现在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那时，由权力承载的关于冲突的理想化表现，并不能抵御传媒的猛击。当年美国传媒提供的战争画面，相当忠实地反映了美国民意的演变，报纸以及为数不多的电台电视台在赞扬了军事干预和支持了在位政府之后，逐渐转向，以更为批评的姿态，看待美国军队作为世界警察在当地采取的行动。传媒起初只是官方表态的简单传声筒，后来却参与了对美国介入越战的重新审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事件的认识。
在有关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中，大家将会记住美国学者丹·哈林所做的研究工作，他对传媒有关越战的报道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认真考察了美国电视在那场冲突的两个不同时期提供的战争画面。从1965年7月到1968年发动“新年攻势”期间，美国电视忠实地报道了美国政治家们有关在东南亚反对“共产主义侵略”和保护自由世界的安全之论调。当时美国三大电视网（ABC、NBC、CBS）的报道中，战争被作为同仇敌忾来描述，这种努力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美国传统（特别是二战传统）的组成部分。它象征着阳刚、顽强和专业精神。NBC的一位记者在报道时解释说：“这就是海军士兵，他们非常勇敢也深知这一点。每次登陆、每场战役对他们而言，都是新的一次良机，以此证明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军队。”战争的画面就是建立在这种英勇神话之上，并以冷战的名义，使作战动机更显高尚。作战的胜利一方亦总是美国军队：在电视新闻中，美国军队胜利的消息占62%，而敌对阵营的胜利消息只有28%。在越战的头三年里，电视一直在再现政府的意识形态，并满足于毫无保留地散布官方新闻。
在“新年攻势”之后以及随后几年的时间里（1968－1973），政治精英们和美国民意在战争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电视台并不明确反战，记者们对战争的批评也十分审慎，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相信美国是在为正义事业而采取行动。但是怀疑毕竟还是产生了，报道的语调开始变化。在谈到战争的代价和人员的损失时，军事行动的阳刚说逐渐消失。以前报道中的阵亡者都是匿名的，后来也开始透露真实姓名。也不再提美国的军事胜利，所有美国人都一致认为国家应逐步撤出越南。
哈林解释说，士兵们成了电视报道的主角，战争似乎越来越像徒劳与荒诞之举。报道战事胜利的比例降至44%，失利的报道比例则降至24%。宛如这一状况的公开征兆，CBS的新闻报道用语在1968年10月已发生变化：“（美国）特种部队与敌人的战斗毫无结果。除了救治伤员和准备另一天的战斗，无所事事。”在庆祝了一场胜利和理性的战争之后，电视对越战的看法已不那么正面了。画面的震撼力不但逐渐使华盛顿政权失去舆论的一致支持，并施展压力，敦促美国撤军。此外，美国的大报和著名期刊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在发表的文章里，从美国民意出发，以自己的方式质疑这场军事干预合法性，以致于1968年入主白宫的里查德·尼克松允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
人们从中能够得到的教训是清晰的，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令传媒的工具化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它与画面的表现力发生了冲突，画面上的尸体、伤残的躯体、毁坏的场面以及屠杀的镜头（如米莱村的例子），显然都会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美联社记者拍摄的那张小女孩赤裸着身子，在凝固汽油弹轰炸后浓烟滚滚的公路上，恐惧地大喊大叫的照片，传遍全世界，并将永远成为这场残酷战争的象征。历史学家马克·费罗提醒说，越南是第一场天天受到关注，而且受到广泛关注的战争，“这场战争赋予传媒介入历史的能力，传媒不但是作为拍摄事态的记者，而且还作为参战人员介入。然而，否认这点也好，坚持这点也好，甚或辩驳也罢，传媒在结束这场战争方面扮演了一个角色。”传媒从单纯的冲突见证者过渡到当事者，游戏规则有了重大改变。
基于这个惨痛的教训，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代表们意识到，传媒对越战的报道既令美国民意气馁，还促成了撤军。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今后必须加强控制战时新闻，必须尽量掌控画面的流通，不惜代价地避免传播战斗场面、阵亡者照片或棺木运回国等造成的毁灭性效果。总而言之，迅速从中汲取教训，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得给人以战争可以是“干干净净的”而无其他损坏之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越战再现了当代战争概念的界分：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向公众展现战争的另一面。换言之，与以往相比，传媒的工具化更加成为参战各方优先考虑的问题。
传媒本身的工具化意愿
操控企图
再次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要时刻是1989年的12月，这个日期因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伪造的埋尸坑而可悲地出了名，重新提起这个日期，只是因为它形象地记录了传媒曾误入偏好视觉新闻和盲目追求独家消息的歧途。当时的情形众人皆知：从一座公墓挖出来的尸体成为大手笔导演的对象，绝大多数在场的、用现代技术设备武装的西方记者在那里只看到了火光，却将这一事件诠释为当地政治体制有计划地折磨和屠杀“起义者”的证据。深信自己身处事件中心的记者－见证者，事实上成为随之而来的新闻冲动的俘虏，他不再有时间来进行必要的验证，在毫无知觉地情况下，参与了谣言和虚假新闻的散布。这些假消息传播速度有多快，人们听信及轻信这些假消息的速度就有多快。
历史学家马克·布劳什早已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早在1921年他就写道：“一条假消息往往诞生于集体再现方式，这种方式先在于诞生而已存在；表面上它是偶然的，或更准确地说，所有那些偶然性绝对只是随机的初始事件，它们带动了想象力，但这种带动只有在想象力做好了准备，并暗中发酵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他补充说，“假消息是面镜子，‘集体意识’从中凝视自己的相貌”。这起在罗马尼亚发生的对西方媒体的操控事件，在记者和编辑部负责人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迹。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要想解密某些事件的博弈和意义，就必须了解局势的政治、种族、宗教背景。传媒本身也被市场法则和技术理念工具化，从而被迫进入无休止的竞争。
此外，罗马尼亚事件还揭示了而今对操控传媒具有决定意义的原理和机制的两个不同层面。在参战者层面，通过巧妙设计的传播策略，筛选有意传输给公众的画面，根据目标受众决定讯息导向，而将传媒置于控制之下是绝对必要；而在新闻市场层面，消息传播的速度是战胜竞争对手的首要条件。政治干涉主义和商业理念极大地冲击了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流通的原则。
显然，这类新闻不但是被画面，而且还是被话语加工过的。菲利普·布雷东在其《被操控的话语》一书中指出，操控的基础是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原则。首先，操控表现为（心理或认知范畴的）激烈行为的限制性，剥夺属于个人的自由。其次，操控基于精心制订的策略，以欺骗和使人相信名不副实的的事情，因为发送的讯息通常都是谎言。最后，操控的过程会遭遇抵御，至少是遭遇不立即接受其讯息的情况，因为它是“精心编织的谎言、对听者自由的剥夺、击败抵御的工具”。通过传媒来操控公众，显然需要一些今天已为人熟知的特殊技巧，或在影响情感和意识的同时，作用于讯息的形式；或在利用推论和讯息的认知维度的同时，影响深度。宣传和不实新闻（désinformation）是所有武装冲突的共同手段，人们深知这两种传播方法之间的界线似乎是非常微妙的。
最近有一个在冲突中不实新闻肆行以及严格审查新闻的事例：俄国政府从1994年对车臣发动战争以来，就严格控制在其领土上播发的新闻，限制那些希冀实地进行深度调查的外国记者。在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之后，官方坚持将反对现行制度的抵抗力量定性为“恐怖主义者”如同西方大国对当地发生的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如同西方传媒很少触及这一话题，生怕引起受众厌烦，相关的图片和电视报道十分鲜见，国际舆论尽管受到警示，依然相对消极。画面的匮乏显然无助于很好地了解事实。
冲突在传媒上的曝光度很不平等，有的冲突被忽视，有的则相反，被过度报道。海湾战争就是这样的例子，它像由电视转播的大量画面组成的一出活剧，其中还不乏不实新闻。它甚至达到了传媒被政治和军事当局工具化的顶峰。从上面控制消息来源的方法向来特别有效。
战争景观化
传媒对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年8月－1991年2月）的报道，不仅向全球表明了一家全天播报新闻的美国电视台（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优势、同时还表明了传媒为追逐独家新闻而将事件变成了景观、以及盟军统帅部对新闻的钳制。当时，新闻处理速度的造成了电视节目收视率上升和报刊发行量的增加：法国电视一台和法国电视五台拿出了新闻节目将近一半的时间来报道战事；1991年头三个月法国全国性日报的零售增长24%。这或许是法国首次直播冲突，它令电视观众着迷，令其渴望了解冲突的最后结局。法国军队意识到了掌控新闻播报的重要性，让所有现场记者都签署了一份个人保证书，禁止注明确切的地点、禁止透露死伤人数。严格核定参加战地集体采访记者的组成，从而保证了由西方盟国军队掌控画面的意愿。
就法国方面而言，当时的传媒之战分为四个阶段。1990年8月至12月为第一阶段，传媒通过报道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的内容和进展，通过一些特别的行动如法国电视一台的帕特里克－普瓦夫尔·达尔沃前往巴格达采访萨达姆·侯赛因等，让法国民众做好战争即将开打的心理准备。从1991年1月至2月中旬为第二阶段，这时被景观式新闻笼罩，空战画面（战机起飞、爱国者导弹刺破夜空等）反复播放，报刊众多的民意调查仔细地扫描舆论，这些都图释了战争现场。第三阶段非常短暂（1991年2月20日至26日），契合地面进攻时间，日益被军方操控新闻所激怒的记者们开始公开尥蹶子，指责军方和政界的新闻审查制度。此时在法国电视记者中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高达84%的记者“感到从海湾战争一开始就受到了操纵”。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在西方阶段的胜利之后，新闻报道着重以战后的意义为目标。
大约1300名西方记者理应说是首次能够报道冲突的双方，并提供战事真相的中性画面。当人们根据经验得知，有如？？帕尔玛修道院？？一书中法布利斯在滑铁卢的情节，人们明白了这是纯粹的幻象；当人们回想起战争伊始，只有一家电视台——还是美国的电视台，获准在伊拉克首都播报新闻时，人们明白了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获赠礼品的。法国的记者们在倍受军方的新闻审查和大西洋彼岸同行们独家报道理念的折磨后，完全就被美国的新闻牵着鼻子走了。巴黎的媒体自此完全依赖通讯社的电讯稿、自己的特派记者和军事顾问，来对付着评析战事的进展。
海湾战争的直播说到底，突出的是一个悖论性现象：即介于报道战事的特别节目之大量增加与真正具有独特见解的新闻之匮乏两者之间的矛盾。传播渠道的增加并不会自动扩展节目的多样性，借用杰拉尔·阿尔布瓦的话来说，就是冲突的超级传媒化非但简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影像化电台转播”，而且令人尤感信息不足，换言之，可信度高的新闻、特别是冲突期间完全无法接触到的前线画面的匮乏，变得更加明显。冲突的超级传媒化促进了多余信息（redondance）和新闻的一统化，并导致了被迫随大流的现象。
大部分视听传媒和许多的报刊既健忘，又不留出思考余地，只好朝向情感报道或煽情报道，而无法深入冲突，无法通过比较历史来前瞻事态。在许多新闻手段成功的表面现象背后，事实上隐藏着传媒的失败：距离事件最近的感觉（贴近性原则），并不表示事件的真相；直播冲突画面的做法（即时性原则），也不等于阐明冲突的现实意义。不惜代价追求透明度（即不停地看、不停地展示，为眼球提供一切）的理想，被当作新闻的理想，结果落入了景观式新闻的神话中，只生活在再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轰动效应领先理解，同情超越真正的博弈。
就美国媒体而言，与越南战争相比，他们的海湾战争报道有其不同之处。爱国主义主题在报道中有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对男子汉英雄气概的表现有了另外一种形式，即他们似乎更加贴近家庭生活，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物？？杂志刊登了施瓦兹科普夫将军和妻子在一起的照片，并配发“亲爱的，我回来了”标题。但真正的新意却在其他方面：媒体请来一些军事专家，发表一些技术而抽象的评论（如“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附带的损失”等），只谈瞄准和击中的目标，而很少言及阵亡的官兵和受伤的平民。因为美国军方有效的传播策略，已经成功地将战争的技术点评置于优先地位，所以在报道中相对较少地提到死伤者的情况。如果说越南战争的当事人是士兵的话，那海湾战争的当事人却是军事评论家和先进武器。从今往后，要想有好的战争新闻报道，就得由武器，而非仅仅由人来主导。因而，传媒对数月冲突的报道特色就是新闻的净化。
既然我们涉及的主要是电视，那现在就来谈谈它：电视拥有制造事件、至少是突出事件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却是有欺骗性的，因为它将对直播新闻的处理与新闻的构建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一个只满足于展现而不考虑展望，另一个却希望过滤画面从而赋予其意义。然而，真正的新闻通常是现实的重构，是以事实和观点为基础的选择和阐释。犹如战争大戏典礼的主宰，电视新闻主持人自以为，通过不停地连线在事件相关大城市的特派记者或常驻记者，就能掌握事件，就能让电视观众相信他有能力理会力量对比现状，有能力预测冲突发展的未来走势。
正如马克·费罗证实的那样，法国的电视机构在冲突的再现以及思考这场战争有何可为的方面发挥了作用，它一方面无意让在埃及（尽管它是冲突地区的主要强国）的常驻记者介入，而只间接提供现场力量真实对比的画面；另一方面，它又针对英国军队，播发更有利于法国军队（尽管前者的数量是后者的两倍）的报道，英军的作用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低估了。难道人们无权确认有关海湾战争的电视报道是否向电视观众提供了——有时甚至是向电视观众强加了——根据意识形态对事件作出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仅导致了对冲突相对同质化的架构，而且也导致了以纯净的观点看待战事？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于新闻制作的特殊情况（例如军方对传播的控制、新闻来源单一、某些在现场的记者缺乏经验、对中东历史的无知、直播的绝对性等）以及通用的商业理念，稍后我们还有机会再来谈科索沃冲突的例子。
同样，难道人们不能质问记者在战争期间作出大量缺乏条理的评论和提供过分的新闻时，其本身的责任感何在？比照三项议程：事实议程、传媒议程和传闻议程，多米尼克·沃尔敦以具体事例为依据指出，三种议程之间的差别始终是不容置疑的。新闻的指数增长孳生了传闻和不实新闻，以及被人所谓的“神秘新闻”（information-mystère），以致于当人们以为接近真实性时，它却溜走了。记者们全都唾弃新闻审查制度，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一直在传播许多模棱两可的或不甚准确的新闻。认真分析法国和美国报刊的内容，就能发现一系列的矛盾信息，回过头来看看，其不容置疑和确定性的口吻实在令人吃惊。法国传媒界众多专业人士的批评精神和谦逊态度之缺乏，带来的后果是业界形象持续受到玷污，以及公众心理对传媒可信度的怀疑。
技术的进步令现代战争转型，虽然它颠覆了战争实施的步骤，但它丝毫未能改变依托于战略空间、技术空间和象征空间等三个不同空间的信赖机制。在令电视观众逐渐弄懂了战争及其受害者的越战之后，在令电视观众明白了一场战争可以没有受害者的伊拉克战争之后，科索沃战争又提供了新的拐点：一场战争可以只见受害者，而永远看不见前线在哪儿。
战时的新闻制作环境
伊拉克冲突不但有助于人们意识到战争过度传媒化带来的反作用，它还开启了其他的一些思路。科索沃战争即为典型的例子，因为战争期间，传媒既受到军方的影响，也受到其他专家和其他消息来源的影响。
应该强调的是传媒提供的有关事件的解读，并不单单只受到各参战方施加的压力以及而今已十分出名的新闻审查和不实新闻等方法的影响，传媒的解读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场记者的新闻采集与制作，取决于编辑部门的环境。记者们对冲突和战争的看法，是专家们称之为“诠释性架构”（cadrage interprétatif）的结果，也即我们感知世界的示意图，它依赖于人们的社会经验、阅历以及个人将事件定性和分类的能力。人们为了给事件赋予意义，而从价值体系、原则、象征符号和活动画面的总和出发，构建的一大堆的涵义和再现是这种架构方式的基础。传媒对事件架构的方式来源于许多的因素，并属于与其他相关主因（消息来源、竞争对手、编辑部门等）互动的复杂网络，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完全掌控局势。对一些事件的报道完全服从于相互依赖的理念，正是我们面对的传媒形态。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有两位女研究者从比较英美报刊和法国报刊的角度出发，尝试将这种比较分析方法用于科索沃冲突的研究。她们研究的课题是英国报刊和法国报刊有关科索沃解放军（UCK）的报道中，不同架构产生的原因：为什么法国报刊比英国报刊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报道更具批评性？得出的结论是原因很多，而且互为交叉，它们导致了对科索沃解放军相对负面和同质的架构。
科索沃的报道一直紧紧围绕冲突的国际性。1997年11月至1999年3月期间，法国报刊对于科索沃解放军的性质、组织和目的毫无兴趣。报道和对时事追踪的方式完全是常规性的。只有到了1999年3月，北约组织干预后，科索沃问题成为国际关心的热点，报道方式才发生变化，一些报刊才采取特殊的参与方式来进行报道。前往现场的特派记者人数骤增，有关科索沃解放军的报道也日见频繁。这个现象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在这种确定的情形下，法国报刊完全受政治热点的摆布，两位研究者认为，法国报刊处于一种对法国外交部和总统府的依赖关系之中。
此外，法国记者报道科索沃解放军时极受限制的环境，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并影响了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对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怀有敌意的记者，要比同情科索沃解放军的同行更容易获得入境签证。总的来说，战争期间，记者的行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能在北约组织“污迹”所到的地盘进行集体采访。科索沃解放军对来自巴黎的记者一直持不信任的态度，法国记者常常以同情塞族人闻名，而英美记者则被认为要温和善良些。由于缺乏科索沃解放军的合作，至少是缺乏其真正的信任，加之当地困难的工作环境和进入某些消息源的难度，这些因素通常不仅对法国媒体的架构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致于在报道军事行动进行时，往往侧重其神秘的特点，并且还加重了笼罩记者心头的阴影。许多缺乏经验的特派记者对科索沃历史一知半解，也加剧了这种不理解。
报道和分析中产生的所有这些不同因素的结合，都使得法国报刊（除了《人道报》，偶尔还有《世界报》，是难能可贵的例外）采取根据意识形态来解读的方法（grille de lecture），换句话说，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描述性架构（cadrage descriptif）在总体上是否定的。从1998年6、7月间塞族攻势和1999年头几个月冲突国际化开始，《费加罗报》、《解放报》和《世界报》由于可信度欠佳的报道，彼此之间原本不同的编辑倾向变得界限模糊起来。科索沃解放军在这些报纸上被描述成极端顽固分子的军队、一支由杂七杂八的民兵组成的队伍、一个资金来源可疑且无甚可信度的组织。事实上，就是同一家媒体内部，记者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一点十分明显，即在当地采访的记者的态度比起在巴黎编辑部工作的同事来，要宽容厚道得多。
这也就是说，“新闻构建中的位置以及与消息源的关系决定架构方式”。虽然根据意识形态来解读的做法，架构了对国际关系的独特视野，但远离消息源以及缺少一个有可能给科索沃解放军带来更加正面形象的正式的政治行为主体，都或多或少地会制约这种做法。它是由彼此加强的多重的实践理念造成的，而不能认为在新闻专业人士身上，事先已存在着一种主导的、正统的思想。法国记者被动地接受同一分析角度，被动地消失在一种预先架构的、却不是他们刻意寻求的一致性之中。传媒将世界分割成众多的感知范畴，这似乎肯定了那些认为新闻业有时更多地是根据自身的规律，而非根据外部的操作或策略行事的看法。传媒被政界和军界工具化的现象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但传媒的自主程度却极大地取决于它们打造新闻时所处的形态和形势。
传媒：冲突的新主角
我们在稍前曾提及，传媒经受了来自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众多压力。它们常常被迫与不实新闻的增多展开激烈的斗争，因为它们就是不实新闻的目标。然而在某种情形下，传媒也可以摆脱这些压力，并对事件产生影响。国际关系和冲突的传媒化无疑是20世纪的后半叶明显的标志，随着半导体时代的到来（以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7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日战争），越战期间电视画面的震撼力，加之一些民意的不满，使得当政者的态度有所改变。此外，美国有线新闻网在海湾战争中的份量似乎也加强了人们对电视作用的思考。而今，可以颠覆国际形势的却是互联网。一些国家的政府从中得出教训：即为了防止民意反弹过度强烈，最好避免播发战事画面。这也正是苏联在1979年至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以及英国在马岛之战（1982年）中采取的策略，其收效不等。
新闻的即时性、记者要求传媒透明化的愿望、国内外舆情的压力等都明显地改变了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人类已经从两极世界，即“铁幕”或两大阵营的冲突的世界，过渡到更不稳定、且不甚明晰的多极世界，传媒积极参与其间。人们的问题是传媒是否只是一些国际危机的信使，还是已经成为冲突的当事方。传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吗？它们是和平与安全的工具，还是不安与不稳定的工具？人们能够真正评估其影响力吗？
对于这些问题，既无简便的答案，亦无肯定的答案。因为相关的表现形式太多，所以确切的答案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其实，由于时代、当地政治体制和国际主导体系的不同，传媒在国际冲突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传媒的效果既可以是促进稳定的，也可以是不利于稳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随着国际关系的传媒化，一切都不同于过去，但是专家们还是无法肯定能否准确评估传媒的能力。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认真的研究，避免仓促地作出普遍性的结论。
传媒有时的确能够加速某一体制的解体或去稳定的过程，例如人们所知道的1989年至1991年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塌；传媒能够通过卫视或互联网传布的新闻，将表面上看来足以严防外来干涉的边界，变得渐渐是可以渗透的；传媒也能够在动乱和自然灾害发生时加强国际团结；传媒还能够帮助一个政权渡过严重的危机，如1991年莫斯科的政变，如此等等。各种形势之间千差万别，因此不要以为会有一个既成的传媒影响类型可以套用。
我们赞同达尼埃尔·科拉尔的观点：“客观地说，传媒的影响力、画面的份量突出了自由民主体制的特点，削弱了极权和专制制度。”毫无疑问，传媒的干预能够影响参战方或叛乱者的行为，也能够影响军事行动的指挥和公众的精神状态。下面我们愿意透过一些典型的事件来厘清现状，但并不奢望能最终解答问题。
政权的去稳定化
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体制的解体，是传媒具有去稳定作用的极有说服力的例证。事实上，在政治体制变革之时，西方媒体，特别是西德的电视台ARD和ZDF，透过其报道和评论，使东德公民能够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在加速变革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当然，并非传媒本身独自引发了动荡，其他的内因和外因，诸如东德经济生活的持续下滑、米哈依·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态度、苏联阵营另外一些国家（匈牙利、波兰）的政治事件等，也都为东德体制的摇摇欲坠推波助澜。只有当传媒同一些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相关的其他变量结合在一起时，我们才可以说，传媒在这此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
更确切地说，西方媒体（电视和广播）播发的内容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仅帮助东德居民意识到两国（东德和西德）之间存在的非常明显的不平等，以及在自由表达方面的差异，而且还逐渐滋生了诱发当地政治体制倒塌的条件。瓜熟而蒂落：1989年的事件只不过是先前长期颠覆活动的逻辑延续而已。
1976年至1988年期间在东德所做的一系列调查都表明，东德的电视观众日益倾向于收视西德播报的政治新闻，这些新闻为东德观众提供了与本国媒体极其不同的视野。任何围墙或铁丝网都不能完全阻隔广播和电视，一向奉行掩饰和不实新闻的东德媒体事实上被大部分东德人所抛弃。东德民众看到了西方消费社会的场景与自己日常生活巨大的反差，以及对比之下本国供给的匮乏。与西德生活方式的比较是令人震惊的。
西方媒体还调动了德国人的共同归属感。从1989年夏季开始，西方媒体展现的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画面、以及匈牙利东部边境开放的画面，刺激并加速了迁徙潮。同年10与和11月，西方媒体报道了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示威活动及其所遭受的甚为严厉的镇压，西方媒体同时还鼓励更多的东德民众走上街头。在长期研究这一现象的库尔特·赫斯看来，西德的电视频道通过不间断地详细报道了东德发生的事件之时，还加快了巨变的进程，打消了人们的恐惧感，并鼓励人们建立反对党。一段时间之后，东德的媒体本身也下了决心，愉快地投身现行的政治变革之中。
传媒具有去稳定化作用的另一个例子，是互联网和新技术在上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在展开论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得理解相对于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新的冲突的特点是什么。2003年由美国人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媒体报道尤为关注的目标，报道是在前所未闻的背景下（既没有联合国的决议，也没有得到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是在略有不同的竞争中展开的。当年曾经在巴格达得到独家画面的美国有线新闻网，这次却遭遇了一家阿拉伯语的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竞争，它与美国电视播出的画面相抗衡，并对阿拉伯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的民意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此外，这次还有另一新特点，即一些记者（绝大部分是美国的和英国的记者）在特殊条件下报道战事。这些记者被“嵌入”美军或英军的作战单位，可以实时报道盟军部队的推进，但同时也可能因此失去了思考的余地，而只能提供对事件非常片面的、非常单方面的看法，而且永远处于军方的控管之下。说实在话，这种在军中接待记者的做法并不完全是新鲜事物，大家都记得美国军队在二战期间就曾在部队嵌入过记者（罗伯特·卡帕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拍摄的那些照片，一直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相对于以前政界和军界在海湾战争中完全限制媒体的传播策略，这次是个大转弯。
传媒再一次被这种“嵌入”方式所操控并被工具化了吗？英国一些学者最近所作的有关英国媒体冲突报道的质量分析，正是围绕这个问题，他们希望确定独立记者是否比其嵌入的同行们能更好地将消息报道给公众，并希望确定相对于官方人士的话语，独立记者的报道是否更有自主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却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嵌入”记者在总体上比其他战地记者更为客观，或至少是在报道方面更为平衡。相对于独立记者的报道（通常突出许多危险），“驻军”报道不像军方吹风惯用的手法非此即彼。
事实上，这项调查的研究者认为，“驻军”记者和独立记者之间的反差不如新闻主持人和战地记者（无论“驻军”与否）之间的反差大（在有关冲突的电视报道的数量上，新闻主持人的报道独占48%，而“驻军”记者的只占9%，常驻巴格达的记者的占6%，参加军方吹风会的记者仅为4%，编辑和台里的分析占19%）。在台里工作的记者比实地采访的记者更容易受英国政府立场的影响，他们向电视公众提供的对事件的架构更接近于官方的说法。这项调查还表明，英国“驻军”记者的报道总体上要比美国记者的报道公正，在这场战争中，美国记者的爱国主义和缺乏报道所需思考余地的现象非常突出。顺便说一下，人们还注意到美国一家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美国全国性媒体有55%的记者认为，2004年第一季度对布什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批评少之又少，而《纽约时报》却在此时就其发表的错误消息及其跟踪导致冲突发生的事件时缺乏的严谨性而认错。
平心而论，西方电视台的确有优先报道行动、愿意讲述战争、偏好连续叙述事实的倾向，其结果是缩减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如战争的起因及其国际背景和经济目的等）。尽管有一些值得称赞之举，但片面看法的增多并不能使电视观众对事态的发展作出准确的推断。至于法国电视台，它们在独立性方面是十分欠缺的，相对于外国电视台，法国电视的画面主要依赖于英美，所以无法拥有完全自主的见解。战争的某些决定性的阶段因此成为盲点（例如，无人知晓巴格达机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于这些原因，相对其在海湾战争期间的报道，法国媒体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方式都比较审慎的，态度低调而慎重，媒体比较在意战地记者的多元组成。参战方的论点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都被引用，可能是因为法国没有过深地卷入这场冲突，所以对电视记者的压力也不是很大。但这未能避免判断上的失误，尤其是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中出现的失误，而这些失误恰恰是由一些记者揭露的。公众似乎第一次有话要说，而且是在电台表态。事实上，听众可以在电台的直播节目中发言，参与节目，与专家对话，交换观点，而不落智者（所谓的“专家”）和愚者（专家以外的其他人）之间纯表面的交流之窠臼。
对于想了解传媒权力的人而言，更根本的是，伊拉克战争提出了效率问题，即为军事人员和记者所拥有的日益尖端和日益完善的技术手段（移动电话、网络摄像头、互联网等）的效率问题。而作为反冲，伊拉克战争同样也提出了这些技术手段对公众感知事件的影响问题。互联网的应用凭什么在改变了战时信息流通的速度之后，还改变了政界和军方、甚至公众本身的行为方式，因而改变了冲突的再现方式？
这些新型传播工具的基本意义正在于此。2004年4月至5月间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的传布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数码照片的存在和电子信件的应用使这一事件完全跳开了美国当局。美国军队犯下的丑恶行径立即引起了国际舆情的警示，华盛顿当局也因此而极度不安。这就是在特定情形下电子传媒真正行使权力的例证，它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迅速找到一种对付这些（未能否认的）画面的方法，这些画面极有可能是美军士兵拍摄，并通过光盘和电子邮件传给他们在美国的家人的。
技术革命越来越渗透到战场上军人的个人日常生活。士兵们都拥有数码相机，看电影的光碟播放器，以及可以上网、可以和家庭成员通信、可以传送照片的个人电脑。正是这些亲友最先收到了虐待、侮辱伊拉克战俘的照片，而五角大楼此时却毫不知情。当局遭遇的这一跳闸颠覆了军队的计划，并给其在美国公众心目中、而且尤其是在阿拉伯国家的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某种形式的新闻报道变得令政权无法控制，信息屏障在网络使用者的猛击下崩塌。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些照片还见证了其他一项事实，即另一闸口——自我检束的闸口蹦开了。士兵们毫不犹豫地拿起摄影机或照相机，去拍那些与淫秽不相上下的侮辱敌手的场面，并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当作战争“纪念品”转发给别人，从而显示出生命只有当其被体现时才有价值。这种行为非常奇怪地令人联想到时下当红的真人秀节目，人们将其私生活展示出来，并将最细微的情感也十分夸张地编成了剧作。
这一插曲也表明记者失却了原先享有的新闻垄断。当然，如果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客》或《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这些照片，引起的反响肯定不同，可是从人人都可以创办自己的博客（可以将某些信息公之于众。可以评点时事的个人网站）那一时刻起，记者的报道显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新闻来源了。当年越战轰炸时小姑娘惊骇的照片是由专业记者拍摄，并通过飞机传送给美国媒体的；而那张美国士兵在走廊里牵着伊拉克战俘脖绳的照片却是业余人士拍摄的。但它随后被放在网上，即刻传遍了全世界。
记者从此不再享有新闻的独家性，并受到整个数码系统的挑战，主要是博客们的挑战，而博客中充溢着个人笔记、充溢着看似多少有点可信的东西。伊拉克战争给这种新型的新闻事业带来了高超的文字，这种古怪的新闻事业开裂了军事传播的藩篱，将强行缄口的企图化作乌有，并且动摇了专业新闻机构核实的新闻与网上流传的或多或少真实的新闻之间的界线。它留下了一个有待回答的严酷问题：专业记者的前途何在？
构建现实
在国际方面，传媒最明确的效果，在于它和民意及当政者构筑的三角形中建立的关系。传媒播散的有关冲突的观点凭什么能够督促政治负责人，能够通过国际舆论影响参战各方的认识？1990年代波黑冲突提供了一个实例，即传媒可以成为完全独立的当事方，可以影响现实的构建。在此我们可以假设，报刊、广播、特别是电视透过悲情和呼唤的言辞播发的新闻，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发动一场人道主义干涉，导致了舆论严重关切这一问题。只要没有（尤其是法国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来分析电视观众所看、所记、所理解的东西，要想判断传媒对个人的影响力，显然总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有一部分我们可能了解，前提是需致力于弄清电视台报道、拍摄波黑事件的方式。
在此，符号话语分析对破译电视处理冲突的方法以及更好地认识捕获电视观众的策略十分有用。它既不对新闻的制作，也不对新闻的接收感兴趣，而只是对实际播出的话语和画面感兴趣。它先验地对记者工作的方式及其来源，或是电视观众感觉、解读电视新闻报道的事件毫无兴趣，但它有助于更好地评估“传媒话语”如何借助于视觉、言语、声音得以实现，及其如何产生意义效果。
由帕特里克·夏洛多领导的小组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显得极有教益。这项研究工作在5年（1990－1994）时间内，同时对（法国电视一台、法国电视二台和法国电视三台的）电视新闻主题构建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专家称之为“将事件置于话语场景”（对当事方的描写、事实的记叙、解释性评论和视觉编辑）进行了定性分析，这项研究为通过传媒处理某些时事的方式来了解影响机制，带来了可贵的经验。但愿法国电视的话语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肯定。
这项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大致对应的是1991年，这一时期内，法国电视对斯洛文尼亚边境近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紧张状态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法国电视一台和法国电视二台）有关南斯拉夫题材的报道从1990年的49条骤增至1991年1300条。但法国电视台还较难确认敌对双方的性质，而只是将他们简单地分成有组织、有纪律的南斯拉夫联盟军为一方，相对无组织、不稳定的民兵武装为另一方，如此一来，前者先就已然是正面形象，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主权国家（Etat de droit），而后者则被刻划成闹独立分子或分裂主义分子。活跃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人士身份大都不甚清晰，因为记者对其知之甚少，伤亡者成为众多报道的主题，但死伤者的身份也都不甚明了，仅限于冷静的数字统计。记者报道事件的稿件的笔调带有的严重不安，任人想象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威胁，因为冲突离我们很近（“离巴黎仅有两小时的路程”）。借用这项调查的研究者的话来说，法国电视台在“初生态恐慌（angoisse naissante）与隔岸思考”之间摇摆。至于冲突起因的分析，则一直是相当谨慎的，通常都是些陈词滥调。在冲突的第一阶段，电视观众处于隔岸观火的境地。
到了1992年，一切都变了：欧盟和美国在年初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的独立。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拒绝了欧洲人提出的地区冲突解决方案，占据了萨拉热窝这座后来成为象征殉难的城市。1992年6月，法国电视对波黑冲突这次有了新的看法，它非常明显地将交战双方分为侵略者（塞族）和被侵略者（波斯尼亚族），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后者一边。死伤者也都不再身份不明，但却都是平民和无辜者，电视拍摄了尸体、流血、医院，采访了居民，他们在镜头前表示了自己的痛苦和恐慌。
这种日常的编导使电视观众直接看到了悲剧的现场，意识到战争暴行。战争的这种报道方式更接近于越战，而非海湾战争的报道方式，因为在海湾战争的报道中，近战画面是不存在的。西方活动家们（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外交头目等）从此也都一一被验明正身。报道的总的方式是同情、遥遥地分担痛苦，还有就是无能为力，因为记者争相指责西方政治家们的狡猾和拖延，同时还让他们为这场悲剧承责。若以捕获为目的（吸引尽可能多的电视观众）的话，报道会侧重同情受害者，而以可信度为目的（让人知晓，并说出真相）的话，报道会侧重唾弃战争。一般说来，电视不能够真正解释似乎没有历史感的事件，但它能让观众见证发生在波斯尼亚的事件。
从1992年8月开始，有关塞族设立了关押穆斯林的监禁所的新闻，在法国电视上引发了谴责野蛮行径的话语，将审慎（蒂米什瓦拉综合征情节）和悲剧化（奥斯威辛综合征情节）之间的矛盾和摇摆展示在人们面前。传媒前所未有地批评国际外交事务的主要当事方，亦即联合国、北约组织、美国和欧洲，谴责他们的保守主义行径。1993年10月当联合国蓝盔部队驻扎在波斯尼亚的全部领土之后，有关冲突的报道明显减少，以防电视观众厌倦。然而，（1994年2月）萨拉热窝集市被炸后，随之而来的对平民的屠杀，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感，导致了北约组织向塞族武装下达了最后通谍。记者们清晰地展现了北约军队和塞族武装的对垒，发展了以屠杀的语义场（champ sémantique）为主的话语，辨认并判定冲突的当事方、尤其是当时的高层政治人物。记者所讲述的未必真正与武装冲突有关，但是关乎外交行动。
电视持续其对国际组织及负责人谴责并对强烈的情感负荷产生影响，同时也在电视观众的脑子里植入了惩罚是必要的之观念。尽管电视不是构建舆论的唯一元素，但它借滚雪球效应，并巧借知识分子和名人揭露罪魁祸首、谴责无动于衷的公共立场，为法国舆论的加工、形成及其脱颖而出做出了贡献。视听传媒维持了最后通谍和军事干涉威胁的悬念，同时将事件重新化为己有。他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迫害者（塞族人），或可诱发某种情感净化（catharsis），这种情感净化不仅要向受害者表示出同情之心，而且还要向拯救者（联合国）表示出赞同之意。如同这项历经5年的研究的主持者真正揭示的那样，传媒话语的出场经历了从焦虑到同情，然后到反感，最后到唾弃的过程。从1992年6月开始，电视台已开始同情受害者，谴责迫害者了。
帕特里克·夏洛多提醒说，传媒承载着深深扎根于记忆中的想象力和社会再现方式，传媒利用和滥用类比方式。他们不停地需要编导冲突，将参战方个性化，同时还调动情感因素。在波黑冲突中，电视采取了从悲剧化到问题化的话语策略（既然必须有干预，就必然会有死伤）。不同于海湾战争在电视观众眼中抽象而技术的形象，这次冲突更多地是一次展示屠杀和激发情感的机会。这一次，法国的传媒非但没有被工具化，而且还学会了如何面对政治和军事权力机构来体现自主性。他们还承担了社会镜子的作用，传媒在这方面表明的架构引发回馈效应，而反过来回馈效应又超越了传媒给出的架构。这也正是当政者、传媒和民意互动的例证。
地区冲突国际化
传媒似乎还拥有另一种能力，即有助于扩展认知的能力。上面已提及的1998－1999年间的科索沃冲突，具体体现了一场地区性冲突国际化的特殊案例，地区冲突加强了国际团结，令人权得以尊重。1998年，尽管北约组织试图调停，但阿尔巴尼亚独立分子和南斯拉夫军队之间的对垒仍无休无止，1991年，阿尔巴尼亚村民又惨遭屠杀，在这两件事情之后，国际舆论开始变得敏感起来。多亏有了电视，镇压的画面进入了西方电视观众的家庭，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在处理波黑冲突的努力失败后，欧洲再也不能不作出反应了。
本来这是一件纯属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内部事务，结果在媒体的压力下变得国际化了，一方面贝尔格莱德当局控管所有的传播手段，并实行全面的不实新闻做法；另一方面，北约组织将常规性传播视作战争的有效武器，试图主宰西方媒体播发的新闻流量。一些有关冲突传媒化的研究让人窥见传媒在对待参战方的态度上的变化，以及传媒在事件认识上产生的真正影响力。
例如，1999年头几个月在北约第一次打击之前，法国和英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大报对危机采取了传统和常规的跟踪报道。对事实的介绍似乎也相对中性，因为对局势的描述尚未提前涉及要求西方国家军队的干预。记者更多地赞同当年2月初在朗布依埃市举行的协商。换句话说，这一时期，西方政治领导人通过其决定和声明来引导传媒的评论，控管事件议程及其报道。传媒界也满足于跟踪事件的自然发展，而无意预料后续情况。随着北约军队发动空中打击（1999年3月24日至4月19日），稿件的调门开始改变，这些大报放弃旁观态度，轻快地紧跟“盟军”的步伐。他们在处理冲突新闻时，将军事行动报道成一场正义的战争，而将塞族人妖魔化。借助于其发言人杰米·谢阿定期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传播策略似乎成果颇丰：北约组织成为传媒的消息第一来源。这种有意透明的传播很明显起到了将空中打击合法化的作用。
冲突的军事方面一直是被报纸大量关注的，而行动的合法性与不合法性、干预的责任（这是对抗结束后许多观察家提出的问题）则几乎被打入冷宫。难民蜂拥上路的画面总是在媒体报道的主要位置，而科索沃解放军的暴行或者是轰炸后塞族的受难者却无人知晓，或只是稍稍被报道。事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大量流传的有关死伤人员的数字是错误的和被夸大的。除了法国《世界报》主张采取外交行动，法国和英国的大部分有影响的大报在最初阶段，都赞同地面干预。尽管我们不能像海湾战争时那样，重提传媒的工具化，但法国和英国的全国大报似乎还是与政界和盟军方面保持了步调一致。
从冲突的下一阶段（4月中旬至6月）开始，传媒的紧张状态略有松缓，这一阶段正好契合冲突相对陷入困境，所有大报关于冲突的报道都在减少。然而，在不质疑干预合法性的前提下，报纸的批评开始增多：实际上北约组织的粗暴行为一直被人诟病，招致记者的很多批评。英国政府也毫不犹豫地抱怨某些媒体、抱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亲塞族报道，英国报纸，尤其是《卫报》，纷纷起来拒绝指责。很明显，独立记者在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多少改变了人们对事件的认知，使人有可能获得更为确切的信息。从1999年6月开始，冲突的结束已见端倪，自此，英国报纸主要侧重北约的胜利，而法国报纸则将重点访在重建和平上。
这份研究当然是非常及时的，尽管它只分析了几家大报，但不无教益。它有助于人们回想起战时传播机构从等级模式转为多元中心模式，用让－弗朗索瓦·比罗的话来说，就是公共话语不再仅仅为最高当局掌握，也为许多发送者掌握。问答式政治也转变为更常规性的供给政治，这种政治可能引发对传媒的反常效应（例如对透明性的错觉）。这份研究还揭示了传媒行为根据情势而波动的现象：首先是从中立立场变为支持干预，后来又从相对的宽厚变为批评。军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大约从1月到4月），对日程保持控制，但此后对事件的架构因受误炸平民的影响以及受在塞尔维亚的独立记者现场报道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从先前的经验中，人们还得出了其他一些教训，特别是之于电视的教训。战争一直在一些偏远和抽象的地点延续；对于看不见的盟军而言，战争必须长期存在。人们既看不见前线，也看不见敌人的尸体。画面是从卫星高度拍摄的，经过了北约高层的筛选，并被电视新闻重复使用。与此同时，法国电视台就像波黑冲突时那样，在报道中继续将大段时间留给难民说话、让他们作证、分享他们引发的情感（在这一方面，人们远离了海湾战争那些令人灵魂出窍的悲剧）。《巴黎竞赛画报》的资深记者雅克－玛丽·布尔热证实了同时存在于报纸和电视的这一状况，他表示：“对于科索沃冲突，唯顾客的报纸（journaux-clients）的要求是标定的，并且是独家的。在买家的脑子里，历史是如此精确地重复，以致于用一个‘图层’（claqu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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