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扬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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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张明扬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7
ISBN 978-7-5473-1139-4
Ⅰ．①天… Ⅱ．①张… Ⅲ．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清后期 Ⅳ．①D6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1251号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张明扬 著统筹策划 彭毅文责任编辑 彭毅文书籍设计 typo_d责任印制 曹毅波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136千字印 张：8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139-4定 价：32.8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序 帝制的合法性迷思
周濂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走红之后，“有趣”就成了大众史学读物的标配，用小说的笔法写历史，以今人的视角断古人，固然常有别开生面的效果，但是类似的招数一旦用老，不但极易产生审美疲劳，而且也会因为脑洞开得过大开始满嘴跑火车。
但是我读明扬的作品却从不担心遇到此类“车祸现场”。他的史学文章能铺叙更长别裁，善因袭更会创作，有趣不油滑，戏说不胡说。就拿手头的这本《天命与剑》来说，如果单看小标题—“拥曹还是拥刘？”、“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曹丕”、“克隆人完颜亮”、“康熙给韦小宝上的一堂政治课”—你会误以为这是本卖弄小聪明的历史小读物，但综观全书，探讨的却是“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这样一个需要沐浴焚香的大问题。
所谓“合法性”，如果下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就是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千万不要小看“道德”的分量，只有愚蠢如载沣者才会口出狂言“怕什么？有兵在！”，有头脑的统治者除了敢于亮剑，更善于说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大道理，以求被统治者口服心也服。但是另一方面，也千万不要高估了“证成”的效力，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足以摧毁秦始皇的合法性，让无数黎民百姓揭竿而起。
正因为合法性既必要又脆弱，明扬才会说：“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
综观中华帝制两千年，从秦始皇的“五德终始说”，刘邦的“三尺剑斩白蛇”，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的“汉贼不两立”，曹丕的“王位禅让”，苻坚和北魏孝文帝的一手硬（组织南征完成大一统）和一手软（推行汉化政策争夺“文化正统”），直到欧阳修的“正统说”、康熙的“永不加赋”以及乾隆的“贬金拥宋”……历朝历代的合法性“军备竞赛”可谓是奇招迭出。而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既甄别了各种“合法性版本”的同中有异，更写出了各种“合法性焦虑”的相互影响，读后颇有打通任督二脉的畅快之感。
以《拥曹还是拥刘？》这篇短文为例，明扬告诉我们，西晋的陈寿“拥曹”，是因为“魏晋禅代”的继承关系，只有“魏”有了正统地位，晋才能自然继承正统。而江东之晋与南渡之宋“拥刘”，则是因为“偏安王朝”同病相怜，“手上唯一的政治底牌就是所谓的‘大义’”。最有趣的是，乾隆与反清复明的毛宗岗（《三国演义》的修订者）竟然也殊途同归，在“拥刘”问题上达成共识，那是因为“大清朝已经完成了‘中国正统王朝’的政治建设”，在制度与文化上充满底气的乾隆已不屑于用“拥曹”来为本朝背书，反倒是选择“拥刘”方才显得“大中至正没有私心”。把“是什么”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讲得头头是道，不仅有把树木放大成森林的大局意识，也有从森林聚焦到树木的深描能力，对于我这种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而言，这就是好文章的典范。
都说历史学讲求证据，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历史学的想象力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什么叫做想象力？就是在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还不止于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而且有着扎实的史料和自洽的逻辑，那它就会让你一边脑洞大开一边啧啧称是。
明扬的书就充满了想象力。孔子如果穿越到后世，他最喜欢的朝代会是哪一个？假如项羽战胜刘邦，大一统还会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吗？张无忌如果当了皇帝，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凡此种种，都是极为好玩的思想实验。比方说，孔子如果可以穿越，明扬认为他既不会青睐大一统的秦汉唐宋，也不钟意硝烟四起的五代十国，理由是孔子痛恨乱臣贼子但又热爱思想的自由市场，在他心中，“最好的时代一定是既有统一王权的合法性，又有分封制的百花齐放”，于是乎，中晚唐的藩镇时代就是他的不二选择。这样的回答可谓“寓褒贬于叙事”，说者有心，听者会意，不着痕迹，尽得风流。
回到合法性这个主题。在《神圣家族》这篇文章的末尾，明扬写道：“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统治人民的资格，而只有制造政治神话的人才能获得拥有天命的舆论认证，这就是刘邦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神秘主义逻辑 。”
作为解构之作，明扬此书拆解的正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合法性政治神话，意义重大。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的是他拆解政治神话的手法。梁启超当年批旧史学的“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今日观之，一个好的史学作者也许不应走到“四弊”的反题，而是要实现合题，即既知有朝廷也知有国家，既知有个人也知有群体，既知有陈迹也知有今务，既知有事实也知有理想。唯其如此，才能与历史产生“共情”与“理解”，既不因“温情”与“敬意”而走向伪饰与护短，也不会为了“批判”和“启蒙”而变得粗暴和简单。我最欣赏明扬的地方正在于此。他不是通过暴力强拆来破解政治神话，而是深入到历史的关节与机理、政治的逻辑与机制，以无厚入有间， “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其意自明，其理自现。
全书的压轴之作《清末的“晚明想象”》中写道，在清末的鼎革时刻，对于邹容这些反体制派而言，晚明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强调清军入关暴行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纪略》，正是用来消解清廷合法性的主要著述。从客观严谨的历史角度出发，《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对史实多有夸张，说是伪作亦不为过，但是恰恰因为乾隆禁书，大肆销毁追述明亡历史的各类史学著作，以至于百年之后，他的帝国继承人面临巨大的尴尬：“既然‘真相’成了禁忌，他们又怎能拿禁忌为自己辩白呢？难道要昭告天下，有些‘更严肃的禁书’写的才是真的，扬州的有关数据是8万人，而不是80万。”
对于处于“后真相时代”的现代人而言，这个来自于“无真相时代”的警世恒言格外的振聋发聩：“这可能是乾隆没有想到的，真相固然是大清的敌人，但也是《扬州十日记 》此类革命谣言的敌人。正是乾隆，尽管他预见了‘晚明历史记忆’这个帝国之敌，但也自我摧毁了作为反制工具的真相，让后世的爱新觉罗家族只能在谣言中束手就擒。”
多年以前我曾经对政治合法性问题下过一些功夫，但是坦白说，由于缺乏历史学的训练，留下了不少遗憾，尤其是对帝制时代的合法性几无涉及，明扬的这本书给我好好补了一次课。辛波斯卡说，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抛出了太多的问题，却给出了太少的答案，正因如此，哲学家要为对大问题作出小回答而道歉。相比之下，明扬的这本书不仅抛出了大问题，而且还给出了大回答，所以他无需为此道歉，而我们要为此鼓掌。01 每个王朝都在追求合法性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一
张之洞曾和摄政王载沣有过一段有名到烂俗的对话。1909年，载沣就一个重大人事任命问政于病中的张之洞，张之洞以“舆情不属，必激变乱”为由反对，谁料这位青年亲贵此时竟说出了一句惊世名言：“怕什么，有兵在！”大感意外的张之洞其后慨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因为这句大话，这位原本以窝囊胆小著称的摄政王，被当作负面典型讥讽了那么多年。但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问题：载沣的“有兵在”为何会被张之洞当作“亡国之言”？
在中国历史的某些维度上，“有兵在”可能真是一句大实话。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军权（军事实力）几乎是所有皇帝维持统治的必要条件，对于开国之君的重要性尤甚。在中央政权崩溃的割据时代，“有兵在”更是唯一的政治正确，五代十国的大军阀安重荣也曾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但是，精通儒学的张之洞不可能不知道，在帝制时代，任何政权任何皇帝除了依靠刀剑、依靠军力维持皇权之外，只有被普遍遵奉的政治文化规范（大多数时候是儒家式的）所支持，长期统治才得以维持，皇权才能被普遍接受。
简单地说，帝制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权都有争夺正统的诉求，用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来说，就是合法性。用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古代中国的皇权是一种把历史传统、军事权力以及思想、宗教、文化与精神上的权威叠加在一起的、复合式的‘普遍皇权’”。
至于载沣说的“有兵在”，对于自恃合法性在手的皇权而言，更像是生存于幕后的威慑性力量。第一，“有兵在”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构成合法性或正统的来源，就如西方君王喜欢自称“君权神授”一样，在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中，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统治人民的资格。
第二，从政治利益上而言，如果皇帝如载沣一样将“有兵在”作为自己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那么，任何一个像安重荣那样的“有兵者”，都有合法性来挑战皇权，这在很多儒家理论家看来是乱臣贼子前仆后继的根源。退一万步，即使皇帝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如果没有合法性的支持，他也将陷入军阀混战式的权力角斗之中，而无法安身立命。
第三，最致命的是，如果皇帝在某个时段缺乏军事实力支撑的话，为了维持统治，就更需要贬低“有兵在”的逐鹿式价值观，强调合法性和正统的重要性，才更有可能安然渡过政治危机。讽刺的是，载沣时代的大清朝偏偏就是军权旁落，却还不重视有关合法性的“舆情不属”，无兵者反而无脑地去强调“有兵在”，这不是“亡国之言”是什么？二
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
即使是如秦始皇这样穷兵黩武的超级武力爱好者，也有自己的合法性小九九，他的主要焦虑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如何向全天下特别是新近征服的东方六国民众树立自己受命于天的神圣形象。
为此，秦始皇做了三件足以垂范后世的大事。第一，秦始皇第一个实践了“五德终始说”。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发明了这个充满神秘主义的王朝更替学说，认为王朝德运以“土木金火水”为顺序进行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按照“周为火德”的顺序，秦帝国自然应该接过“水德”的旗帜，秦始皇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找了一个先祖出猎获得黑龙的理由，接上了水德；第二，秦始皇称帝第三年，又效法古代圣王的做法，去泰山封禅；第三，秦始皇东巡途中，在各地大搞刻石活动，在刻石上以“大圣自居”，宣扬自己的圣王功德，致力于在东方臣民中打造自己的圣人形象。用孙英刚先生在《神文时代》一书中的话说，秦始皇通过自我神圣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终结乱世的“救世主”。
到了汉代，刘邦又遇见一个新的合法性焦虑。与起源于“秦王”的秦始皇不一样，刘邦是一个严重缺乏政治背景与家族资源的“布衣”，如何才能说服天下人他刘邦一个亭长才是天命所归？刘邦的选择是制造政治神话，一方面声称自己是母亲与赤龙梦中出轨而生，一方面又打造了自己作为“赤帝子”“三尺剑斩白蛇”的神话，从而给自己穿上了天命所归的神圣外衣。
面对汉帝国内部“东西方”（山东与关中）文化冲突的局面，刘邦及之后的文帝、景帝一直执行着“郡国并行”的二元体制，以避免重蹈秦帝国因文化统合不力而翻车的覆辙；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了儒家版本的“大一统”学说，汉帝国以“独尊儒术”完成了东西方文化统合的终级目标。
顺带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进一步强化了汉武帝政权的天命色彩。
西汉末年，王莽登上历史舞台。从本质上来说，王莽篡汉正是迎合了汉帝国内部一种合法性焦虑：为何不能彻底告别秦政，复古（周制）走儒家原教旨主义之路。代表了汉代士大夫集团共同政治理想的王莽登基后展开了大规模托古改制，而后是乌托邦的覆灭。
在王莽时代，充满着怪力乱神的谶纬学说将儒学带上了神学化之路。在这股神学化的风潮之中，无论是王莽，还是之后的刘秀，都将谶纬作为自身争夺天下的合法性武器，展开了一场弥漫着魔幻色彩的天命之争，最终刘秀也以谶纬证明了汉室当复兴及天命在己的合法性。而很多历史证据也表明，刘秀很可能不是仅仅在“利用”谶纬，而是他自己的确也笃信这一套神学体系。
在三国时代，魏蜀吴各有着自己的合法性武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曹丕也以充满着“程序正义”的禅让仪式完成了代汉的王朝更替，为中古时代开辟了一条和平交替政权的“曹丕模式”，建立了新的合法性范本；在刘备一边，则主打“汉贼不两立”的正统观，刘备以“皇叔”的名义被包装为延续汉帝国统治的合法继承人；孙吴一边，也认为天命在己，在泰山位于魏国境内的情况下，孙吴在自己境内的“国山”也曾策划过一次煞有其事的封禅。更有趣的是，孙皓竟然因为象征皇权的“紫盖黄旗”现于东南，自觉受到天命垂青，准备北伐直捣洛阳，统一中国。
在南北朝时代，东晋及之后的南朝自居为“衣冠南渡”式的文化正统，即使是前秦的名臣王猛也承认“正统在晋”；而北朝反制的合法性武器则是占据了传统中原王朝的核心统治地区，而从苻坚到北魏孝文帝，一面通过推行汉化政策争夺“文化正统”，一边又积极组织南征，意图以消灭南朝完成大一统，确立最终的合法性。三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又陷入了全新却棘手的合法性焦虑。李世民的皇位经由玄武门之变得来，先是手足相残，继而逼父让权，权力的获得全无合法性可言。对此，李世民大约做了一明一暗两方面工作。从明里说，由李世民倾力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无论是内政方面的贞观之治，还是“天可汗”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强了李世民的“绩效合法性”，以绩效而言，李世民绝对是“千古一帝”；在暗里，李世民逼迫史官修改史书，不仅基本删去了玄武门之变的权力斗争色彩，并将之包装为李世民的顺天应人的被迫举兵，而且还对李建成、李元吉，甚至对父皇李渊都做了一些程度不一的“污名化”处理。
而宋代则面临着几乎与唐太宗相反的合法性挑战：燕云十六州的未能收复，以及长期的对辽弱势外交让赵官家们毫无武功可言。
但在内政上，宋代的知识分子政策却堪称史上之最，又是开放政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祖宗家法，让掌握了话语权的士大夫成了大宋朝合法性的忠实代言人。为了应对武功不盛的合法性挑战，宋代君臣们扛起了“华夷之辨”的大旗，你辽金再猛再能打，也还是“夷”，只有大宋朝才是正统政权。
有宋一代，读书人很流行自我吹捧的列举“本朝事胜前代”之事，这被杨联陞先生概括为“朝代间的竞赛”。最有趣的是，在各个版本的“本朝事胜前代”中，都有“不杀大臣”一条，在文人的屁股决定脑袋之下，这简直成了宋代的第一合法性。
也是在宋代，随着道学的兴起，传统合法性体系中如谶纬和五德终始说这样的神秘主义元素开始全面退潮。正如刘浦江先生在《“五德终始”说之终结》一文中所言，“经过宋代士人的解构和建构，最终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在宋代以后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五德终始说的时代结束了，经学与纬学彻底分家了，封禅大典不再举行，传国玺的神话也不再有人相信”。
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宋真宗和宋徽宗却成了两个反潮流之人。真宗为了洗刷澶渊之盟的合法性“污点”，自不量力去搞了一次原本只有圣君才配得上的“封禅”；徽宗则是太想超过父兄，树立自己在本朝的合法性地位，又是“制礼作乐”，又是自我神秘化为“道君皇帝”，最终到达了父祖从未到达的远方—在金人的囚禁中死于东北五国城。四
元代的情况比较特殊。或许是武功太盛，元朝君臣们对合法性相对没那么操心，只是在为宋辽金修史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和合法性焦虑。蒙古人更希望抬高辽金的历史地位，从而强化同为北方异族王朝的本朝正统地位；而以杨维桢为代表的汉臣集团则坚决“挺宋”，认为元朝的正统地位继承自宋而不是辽金。争论的结果是，帝国中央“和稀泥”，将宋与辽金视作平行的南北朝，最终决定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
有趣的是，尽管元代在传说中有苛待知识分子的名声，但元亡之际却有大量汉族士大夫为元朝殉难或者守节，他们将忠君观念视作高于夷夏之防的普遍性价值。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元帝国合法性建设的成就。
元帝国的合法性甚至得到了曾以“驱逐胡虏”为政治动员口号的朱元璋认可。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深情地缅怀前朝称，“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对于朱元璋而言，明朝的合法性一方面固然来自于“恢复中华”，同时也来自他不断强调自己参加起义军反抗朝廷是迫不得已，他建立大明朝不是“造反”。朱元璋的逻辑数百年后得到了民国历史大家孟森先生的站台，“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
明代历任皇帝中，面临最大合法性挑战的，可能就是通过靖难之役逼死侄子而后上台的朱棣了。而朱棣的应对方式也和唐太宗惊人地相似，无非是借助盛世产生的绩效合法性，以及修改史书罢了。
清帝国对合法性与正统观的迷恋可能超越上述所有朝代，为了对冲自身的外族王朝短板，无所不用其极的争夺与巩固合法性。正如姚念慈先生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中所言，“清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也不仅在于避免满族被汉人同化，更在于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
对于康雍乾这些盛世君主而言，一方面，由“永不加赋”的德政与开疆拓土的武功所构成的盛世，就是他们最强有力的“绩效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合法性的理论建设上也煞费苦心。
康熙热衷于大谈“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认为大清天下并非武力夺自合法政权明朝，而是在为明复仇征伐李自成的过程中，“顺天命”得之。
雍正时代的曾静案及《大义觉迷录》风波，从本质上说就是源自雍正的合法性焦虑，为此雍正还亲自编书论证大清朝的合法性，但言多必失，《大义觉迷录》却反而泄露了清帝国诸多不可示人的内心隐秘，最后在乾隆手中成为禁书。
乾隆自是个中高手，在私，与士大夫争夺儒家道统，将自己打造为道统治统合一的“内圣外王”（哲人王）；在公，为南明抗清殉难者重新评价乃至平反，借此宣扬忠君价值观，完成了从鼎革者到执政者的合法性转换。“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应该是所有王朝的共同呼声吧。延伸阅读：《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国史探微》杨联陞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姚念慈著，三联书店，2015年8月版《神文时代》孙英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何处是“江南”》杨念群著，三联书店，2010年7月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饶宗颐著，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版02 神圣家族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统治人民的资格，而只有制造政治神话的人才能获得拥有天命的舆论认证，这就是刘邦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神秘主义逻辑。
在某个夏日的午后，一位少妇在湖畔树荫下做了个很玄幻的春梦，梦中与一条赤龙出轨。梦醒之后，少妇怀孕了。
肚里的孩子叫刘邦。所以严格说来，刘邦的爸爸不是刘太公，而是那条龙。
这个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故事同时载于《史记》与《汉书》，是得到汉帝国官方与史学界双重认证的权威论述。
刘邦不是此类政治神话的发明者。在汉代以前，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神交”叙述模板：但凡帝王（圣人），都不是父亲亲生的，而是神明采取各种奇特方式与圣人之母发生关系的出轨结晶。尧和刘邦的出生剧情高度雷同，都是母亲与龙有染；禹是母亲看了流星后怀孕的；殷商的始祖叫契，是母亲吃了玄鸟蛋后所生；周人的始祖名弃，是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所生。
汉代之后，随着民众道德水平的“提升”，渲染“神交”大概有些不合时宜了，开国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流行叙述出生时的“神迹”，甚至是“畸形”。光武帝刘秀出生时“有赤光，室内皆明”，还放了颗农业大卫星，田间出现了“一茎九穗”神奇作物，再还有“凤凰来集”；隋文帝杨坚一出生就是一副小龙人的长相，头上有支角，身上有层鳞，母亲抱他时吓得将他扔到了地上；唐高祖李渊出生时长了三个乳头；宋太祖赵匡胤的出生神迹则拷贝了刘秀的满屋红光，生下来还遍体金黄色；明太祖朱元璋仍然是没有创意的满屋红光，只是多了一个邻居以为他家失火的桥段；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母亲怀孕13个月才出生的……
据孙广德先生在《我国正史中的政治神话》一文中的统计，中国的开国之君神话，自汉代始，算上王莽、曹丕、孙权、刘备，有23人，占了总人数的92%之多。
这儿有两个问题有待回答。第一，这些神话是真的嘛？答案可以很简单，假的。什么“神交”啊，满屋红光啊、头上有角啊，怀孕13个月啊，恐怕连沙俄妖僧拉斯普京也编不出吧。
但答案也可以很复杂。如孙广德所言，“神话的内容大概有些虚构，但神话的存在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的发生，必然有其原因，也必然有其功能”。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政治神话的“制造原因”比神话本身更有意义，这些神话在产生之后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了神话的主人公—皇帝的一种特殊政治资源。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接踵而至，皇帝（政权）为何要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制造此种政治神话？简单说来，每个王朝，特别是鼎革之际的开国皇帝，都特别需要政治神话来营造自身的“合法性”。
合法性自然是一个西方政治名词，在现代政治的范畴中特指统治需要人民的选票授权与认可。但“合法性”在中国的帝制时代适用么？
我的答案非常肯定。在此，或许需要澄清一个我们对中国帝制时代权力来源长久以来的误解。
在惯常的历史叙述中，帝制时代新王朝的产生以及维持似乎全然依靠于军事实力。这自然也没有什么错，没有军事力量，创立王朝就失去了最初始的条件。
但这并不等于一个王朝及开国皇帝仅仅依靠军事实力便可以巩固政权甚至开创政权。正如孙英刚先生在《神文时代》一书中所说，“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以武力维持统治不能持久，任何政权都有建立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的必要。这不但是中古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是任何时代的写照”。
武力难以构成合法性的来源，一个纯然依靠武力的政权，不仅在中国传统政治观中被鄙夷，也同样被民众视作“流寇”或军阀。
更现实地说，帝制时代的新政权或许是通过暴力上台，但新朝出于维持统治秩序的需要，决不可能鼓励一种“有力者逐之”的实力派价值观。“唯实力论”更像是一种军阀式的价值观，当开国皇帝和一个王朝完成了从“推翻者”到“执政者”的转变，就必然会寻找一种更具合法性和维稳功能的理论体系，来劝服民众归心，以及警示那些同样拥有实力的潜在政权竞争者“马放南山”，让他们相信自己代表的才是“神圣的力量、历史的趋势、正义的方向”。
对于中国的帝制时代而言，这一理论体系就是“天命”，开国君主就是需要通过对自身种种神迹的描述，阐释王朝立国及取代前朝的合法性。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观中，“民心”或许也同样构成合法性的来源，但从本质上来说，“民心”是“归心”于天命的。在政治实践中，“民心”往往容易被“天命”神话以及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所影响，而后完成对新创王朝的归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神话不仅被视作权威论述载于正史之中，而其本身更是亲身参与了历史。这些神话的编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没有神话的合法性助力，王朝不仅降低了长久执政的可能性，更有可能一开始就因先天不足而与建政无缘。
以刘邦为例，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沌乱世，作为一个严重缺乏政治背景与家族资源的“布衣”，他必须面对一个很严肃的挑战，在那个无比强调贵族门第的时代，他面对的政治竞争对手都是如项羽这样的六国旧贵族，甚至干脆就是六国王族的后裔，如何去说服天下人他刘邦一个亭长才是天命所归，如何以“非我莫属”的权威姿态去说服他的手下死心塌地为他打江山。
刘邦可以打的牌不多，他唯一的政治选择似乎只剩下通过制造政治神话，来营造“天命所归”的政治舆论导向。刘邦曾有一句名言，“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请注意，这句话除了“布衣”和“天命”这两个关键词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三尺剑”。
三尺剑是什么？这正是刘邦除了出生神话之外，另一重要政治神话“挥剑斩白蛇”中的那把剑。在这个斩白蛇的神话背后，刘邦被包装成“斩白帝子”的“赤帝子”，白帝子象征着秦帝国，那么，刘邦就是那个天注定要亲手灭了秦帝国的大人物。“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肇始于刘邦起兵初期，而这一神话显然是在对天下群雄的归心制造舆论基础。
更有趣的是，在“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这句话中，“三尺剑”在事实上作为“政治神话”的代名词出现，串联了“布衣”与“天命”这两个本应格格不入的名词。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是：只要有了政治神话，哪怕是布衣，也就有了“天命”。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强调，高祖刘邦作为布衣而能奇迹般地取天下反而更加说明了他有天命加持，“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
反过来说，没有政治神话，没有天命，刘邦拿什么和楚国显贵后代项羽争天下，即使在战场上打赢了一两场仗，又如何持续地动员民众来加入自己的阵营？又如何在政治上逐步瓦解项羽集团的忠诚度？又如何扼杀更多如“大丈夫当如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的草根造反理想。
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统治人民的资格，而只有制造政治神话的人才能获得拥有天命的舆论认证，这就是刘邦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神秘主义逻辑。延伸阅读：《何草不黄》鲁西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神文时代》孙英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汉代的谣言》吕宗力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03 『秦灭六国』这样重要的事，要做三遍『大一统』曾是秦始皇的政治狂想。曾如流星一般夭折，曾声名狼藉，曾以两朝数代帝王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才成为后世上千年的『理所当然』。
重要的事情要做三遍。公元前221年，当秦王嬴政扫平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大一统的体制之时，他不知道，“大一统”与大秦帝国一样脆弱的只有14年生命。
秦汉之际的中国精英们更无法想到，在几十年间，新旧两种制度文化（秦发明的“大一统”与战国式的“分封制”）又展开了两次殊死搏斗。将“秦灭六国”的剧本又重演了两遍，才最终将秦始皇的大一统从“超前”的政治发明变成了后世看来理所当然的政治常态。第一次：失败的文化统战
公元前209年，当大泽乡的狐狸叫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政治预言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处于一场“复古”运动中。
从一个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
仅延续了14年的“大一统”皇帝体制只是秦始皇拍脑袋想出来的，严重缺乏历史与理论资源的不靠谱政治狂想。
周朝确立了八百年的王国“分封制”（封建制）才是历史的常态与天道。而秦的统一，则可以看作一次短暂性的历史方向性错误，因此，抛弃郡县制“大一统”，回归战国分封体制也是一次必要的“纠偏”。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大一统与秦王朝的暴政被捆绑在了一起，在政治上处于名声扫地的窘境。在某种程度上，一如苏联解体后的斯大林模式，被天下视为此路不通的失败试验，避之唯恐不及。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则提出了更为宏大的解释。
在他看来，秦的覆亡之因未必是主流历史叙述中的“天下苦秦久矣”，也就是亡于暴政，更深刻的是秦的关中文化与六国东方文化的巨大隔阂。
无论是商鞅时代的“法治”及崇尚军功的“军国主义”价值观，还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的新玩意“大一统”，对于更加“自由散漫”的东方文化而言，皆是无法忍受的异质价值观。
秦始皇的所谓统一，只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统一，远未实现难度更大的“文化统一”。
在文化上，中国仍然处于“战国”局面。
在武力统合的铁幕之下，涌动的是关东六国蠢蠢欲动的反秦思潮。或者说，关东其实始终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六国利益集团”，他们与秦式大一统迟早必有一战。
对此，即使是自负的秦始皇也是有一些认识的。
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后汲汲于巡视东方六国，除了求仙之外，更现实的原因可能是向东方臣民宣示大一统的皇权，以高度仪式感的巡游进行“文化统战”。
秦始皇在巡游中处处以“圣人”自居，无非是借这个比新词“皇帝”更深入人心的词语，在东方臣民的心理中树立合法性。事实上，康乾数次下江南也有这层意思，针对江南文化威胁作出的统战与现场办公。
秦始皇无疑是失败了，短短14年的“文化殖民”又怎能填平数百年的价值观鸿沟。陈胜吴广首义之后，六国旧贵族甚至是旧王族纷纷在六国旧地大搞“复辟”，被秦始皇“人为”中断的“战国体制”又站回了历史的幕前。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就连秦中央政府也认可了六国的“复辟”。赵高在除掉秦二世之后，让继立的子婴去除帝号改称“秦王”，果断抛弃了“皇帝”这个历史包袱。
14年，宛如梦幻泡影，什么“大一统”，什么帝国，一场闹剧而已。历史正顽强地“重归正轨”，战国体制似乎才是一种“历史的终结”。第二次：“秦王”刘邦效法秦始皇
如果项羽战胜了刘邦，有一种可能性是，“大一统帝制”就将作为历史的流星转瞬即逝。或是，数百上千年之后，再重新“被发明”。总之，中国曾经有机会像西欧那样，长时间地“封建”下去。
项羽并无意于取法秦始皇的“皇帝”称号，他的自我历史定位是“楚霸王”。说白了，项羽很大程度上就是旧六国贵族利益集团的总代言人，对秦王朝“反攻倒算”后，自然不会再回到大一统，而是倒车回战国，做个春秋五霸式的诸侯之首。
而刘邦是秦始皇大一统事业的“继承人”，他通过击败“六国利益集团”代言人的项羽，挽救了岌岌可危、声名狼藉的大一统。正如田余庆先生在名文《说张楚》中所说，刘邦项羽之战“在一定程度上又似当年的秦灭六国”，“刘邦东向与诸侯盟主楚王项羽交锋之时，确实是不期而然地居于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的地位”。
但问题是，沛县人刘邦也是楚人，也曾是“六国利益集团”中一员，他怎么会背叛“（反秦）革命”，甚至摇身一变，成为秦国“大一统”利益集团的一员呢？
最直白的解释是，刘邦的政治标签悄然间已转换为了“秦王”。
反秦阵营中的诸侯曾有“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背后隐含的深意是，虽然要颠覆大一统的“秦王朝”，但不代表要彻底消灭“秦国”，只不过秦王不会再让曾破坏规则的嬴氏家族干了，谁先打进关中谁就是新“秦王”。
依照这个逻辑，先入关中的刘邦早就该当上秦王，之后虽然项羽毁约，刘邦被迫退出关中，在汉中成为“汉王”。但很快“暗度陈仓”消灭了项羽封的关中三国，占据了秦国旧地，在地域层面成了“秦王”。
对于秦人来说，楚人刘邦集团起初也属于“外来政权”，但秦人为何却很快与刘邦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成了日后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基本盘”？
先讲利益诉求。
对于秦人来说，嬴秦政权覆亡之后，秦人恐惧于六国利益集团的报复，本身就需要找到新的政治庇护者，甚或是未来东山再起的政治依靠。
对于刘邦而言，他虽为正宗楚人，但“楚”的正统代言人是出身于传统贵族家庭的项羽，仅有地方基层官僚背景的刘邦又哪里配“姓楚”。楚人与楚地不仅不可能成为刘邦争夺天下的政治基础，还是最大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说，秦人与刘邦是互相需要，是基于利益的结合。
再讲情感。
即使项羽更为强大，秦人与项羽也很难走到一起。
首先当然是项羽已有了“楚”这个政治基本盘，对于秦人的需求远没有两手空空的刘邦那么强烈，双方缺乏一拍即合的利益冲动。而更重要的是，正如李开元先生在《秦崩》中所说，坑杀二十万秦军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此战过后秦地可以说是家家缟素，视项羽为全民公敌，哪还有什么妥协的余地。
反观刘邦，一进关中就通过“约法三章”安定了关中父老的心，《史记》中甚至有“（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的说法。而萧何日后在关中的苦心经营，批判性地继承了秦国制度，这可以看作刘邦集团对秦文化的一种妥协，在秦人心目中确立了“秦王”刘邦的形象，汉不再被视作一个情感上疏离的外来政权，甚至在历史记忆中已部分替代了嬴氏家族。
在利益与复仇的双重驱动下，秦人与刘邦走到了一起。
在刘邦军队的构成中，创业时代自然是以楚人为主体的联军，但在占据秦地正式与项羽争霸之后，秦人开始源源不断地被征召，逐渐成为刘邦军队的绝对主力。这或许可以编成一个蹩脚的绕口令，刘邦先带着楚人灭了嬴氏之秦，再带着秦人灭了项羽之楚。
所谓“楚汉争霸”，难道不也是一种新版本的战国“秦楚争霸”么；所谓的统一全国，不就是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忠实拷贝秦始皇扫平关东诸国的过程么？
对于刘邦之汉与秦帝国的传承关系，《〈春秋〉与“汉道”》曾总结为“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
楚汉争霸的确在很多方面都与秦灭六国有共通之处。刘邦同样是以关中为基地，向关东采取攻势，而关中从未被关东势力威胁过；刘邦除了自己带领主力面对楚国之外，也让韩信带兵相继征服了魏、燕、赵、齐等国，在事实上重演了“扫平六国”的战争进程；楚国同样是六国中最强之敌。第三次：结束一国两制
在建立汉帝国的过程中，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各种政治遗产（包括负资产）。
一方面，刘邦是秦始皇大一统体制的精神继承人，“承秦之制”，步秦始皇的后尘，再造帝业。但同时，在刘邦时代，秦始皇时代的东西文化冲突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亲身经历了反秦战争全程的刘邦不可能不知道，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表层的“暴政”，更在于关中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秦开创的大一统体制与东方分封旧制的隔阂。因此，刘邦在汉帝国的国家架构上，采取了中庸之道，建立了“郡国并行”的二元体制。当然，以大一统郡县制为代表的秦制可能更是刘邦的长期国策，而保留分封制虽然可以看作刘邦对东方文化的一种妥协，但更可能仅仅是“权宜之计”，为日后的渐进文化统合留下缓冲期与过渡期。
在具体政治安排上，汉帝国的构成至少在形式上同战国时代有雷同之处。比如，汉中央政权的郡县直辖之地仍然主要是以关中为主体的秦国旧地，而执行分封制的区域主要是东方的旧六国之地，简单说就是一国两制，帝国的西半部实行郡县制，东半部实行分封制。
汉王朝尽管名义上为大一统的“帝国”，但在自我认知上也有“汉王国”的另一面，同战国时代有雷同之处。
东方诸侯不仅是其臣属，也是需要长期戒备的“敌国”。以刘邦建都长安为例，其中不无取法秦国，利用关中地理优势“东制诸侯”的苦心。此种态势下，汉初很容易让人有穿越至战国的恍惚感，仿佛只是秦换了个名号继续与六国对峙。
总的来看，刘邦出于对文化隔阂的担心，仅仅完成了秦始皇大一统体制的一半。他虽在楚汉争霸中扫平了“六国”，但又不得不在东方继续执行分封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逐步将东方的异姓诸侯国替换成同姓诸侯国。
在实质上就是，东方民众在文化与制度心理上，仍然未做好同西方的汉王朝“一国一制”的大一统准备，他们仅仅能接受在“分封”体制下的名义统一。
如果刘邦强行推行秦始皇式的武力征服，即使在短期内能够奏效，也很难保证不像秦末那样在东方出现复辟战国旧体制的反复。
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
从汉文帝开始，汉帝国的国策之一就是削弱东方各王国的权力与势力，并令王国全面遵行“汉法”，以期渐收文化统合之功。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统合并不是单向的，《〈春秋〉与“汉道”》一书曾以著名的“缇萦救父”为例，将此视作东方社会向汉政权“秦法”提出的抗议，而文帝此后的刑法改革则可以看作汉廷对东方文化的一种让步与妥协，缓和了文化统合中东西方的冲突。
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一种古老的学说在此时主动挤到了历史前台，向汉中央政权发出了“换我来吧”的政治信号。
儒家来了。
简单来说，儒家的复兴，凭借它的“礼治”基因，无疑部分消解了汉帝国法治文化的强度，让“文化统合”在理念上更易让东方文化接受。
更根本的看，儒学正是源自东方（山东）的一种学说。它的复兴或许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汉代出现了文化统合的难题时，特别是在关中文化迟迟难以同化东方文化时，东方社会提出的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统合方案。
而西方的汉中央政权为何又愿意“屈尊”接受这一方案呢？
或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交换，源于东方的儒家在反对西部“法治”的同时，通过自我理论更新升级，并不反对西部的“大一统”价值观。
反而，儒家在董仲舒时代提出了儒家版本的“大一统”学说，亮明“统派”的底色。以仁义礼乐积极主动地介入到文化统合的帝国战略中，从而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汉帝国中央的认可。
儒学的此种命运，真的有点类似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从被禁止到一跃为国教的大反转。
在同一时代，汉帝国在武力上也对东方诸侯国势力进行了最后一击。
在汉景帝时代平息了东方诸侯国的七国之乱，终结了东方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武力威胁，又在汉武帝时代出台“推恩令”，在制度上彻底清算了诸侯国的“强大”基因。
如果说汉景帝第三次完成了“秦灭六国”的历史任务，汉武帝则在父祖的基础上，以“独尊儒术”首次系统提出了东西方文化统合的终极方案，而这曾是秦始皇与汉高祖都无法完成的“伟业”。
大一统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它此后在中国政治文化上的压倒性优势又维持了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几乎遗忘了，“大一统”曾是秦始皇的政治狂想。曾如流星一般夭折，曾声名狼藉，曾一朝两制，曾以两朝数代帝王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才成为后世上千年的“理所当然”。延伸阅读：《〈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著，中华书局，2011年9月版《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著，中华书局，2011年6月版《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邢义田著，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两汉思想史》徐复观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雷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9月版04 谁杀死了项羽？秦楚争霸有三个回合，秦灭战国之楚：楚（张楚、项羽、刘邦）分三阶段灭秦，完成了亡秦必楚的预言；秦人秦军依托刘邦政权，作为主力军完成了对楚国（项羽）的最终复仇。
公元前202年，项羽自刎于乌江。
这本是历史定论，但最近读李开元先生的《秦崩》《楚亡》二书，却得到了一些新的答案。历史推理的尴尬
从秦亡到楚汉之争，这应算是国人烂熟于心的一段历史，也可以说是《史记》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由于史料的相对缺乏，除了依靠兵马俑这样的考古大发现，后世很难再有什么大的突破。比如，迄今为止，就连“阿房宫是否存在”尚存争议。
李开元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他的备受争议之处在于，他的治史方式基本上是“历史侦探式”的，依靠亲临历史现场的考察，考辨民间传说，以及在现有史料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复活”史料上不见载的史事空白。如他所说，“对历史上肯定有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究竟是沉默不语，用严谨和慎重将其束之高阁，还是打破沉默，用推测和想象将其构筑出来”？
李开元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推想”。这样的话自然是有些离经叛道的，毕竟，中国现代史学界是深受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及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这样的科学主义史学（或也有乾嘉传统）影响的。李开元式的“历史推理”在专业上遇见的尴尬也可想而知。
不过我可以担保，读李先生的书是非常有阅读快感的。他在很多“历史疑案”上的推想，至少与现有的史料并不矛盾，也符合常识与逻辑。或者这么说，尽管无法用史料“证实”他的历史推想，但我们可能也无法依据现有史料“证伪”他的说法。可以增添对李开元推想的信心的是，他治史尤为注重实地考察和访古，而这正也是《秦崩》和《楚亡》有别于一般历史读物的一大特色，尽管秦汉历史遗迹毁坏严重，但总有一些发现可以印证、补充甚至推翻史书中的传统说法。
所以，我的建议是，读李先生的书，很多问题可以像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样，搁置争议，靠下一代的智慧解决。谁知道将来在地下又会有一些什么大发现呢？亡楚者，秦人也
就项羽之死的考证与推理，我感觉，是李开元书中最为精彩的一段。
项羽当然是自刎而死的，这没有疑问，所谓“谁杀死了项羽”，关注的其实是，哪支军队的追杀逼项羽自刎。相信我，李开元的说法会让人大吃一惊。
对此，《史记》的说法很简单。大意是，项羽认出追兵中有他的旧友吕马童，自刎前便说：“我闻汉王悬有赏格，得我首级，赐千金，封邑万户，我今日就把这个人情送与你吧！”项羽自杀后，追兵抢夺项羽肢体，结果是，王翳取其头，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一块身体。
我们读《史记》看到这可能就算了，五个不知名的小将小兵罢了。但是，根据李开元的考证（不是推理），这五个人都出身于秦国的关中地区，都是旧秦军的将士。
李开元的推论是，不仅追杀项羽的军队主力是旧秦人，就连刘邦的汉军主力都是秦人。逻辑也很简单，项羽给刘邦封的是“汉中王”，而封地就是原属于秦国旧地的汉中与巴蜀地区。同时，刘邦暗渡陈仓之后，占领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秦国的核心—关中地区，至此，秦人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汉军，逐渐成为汉军的主力。
同时，尽管刘邦的封号是“汉中王”，但他在实质上来看就是“秦王”，理秦民、居秦都、治秦地、统秦军，不是秦王又是什么？事实上，如果不是项羽的阻扰，刘邦在鸿门宴前早就“先入关中者为王”了，这个王就是“秦王”。
总之，杀项羽者，甚至亡楚者，秦人也。秦人的复仇
秦人杀了项羽，那又怎么样？又能说明什么？
综合李开元的说法，这算是“秦人的复仇”。而这一切要追溯到秦亡之前。
秦亡的决定性战役是项羽的成名之战—巨鹿之战，数月之后，秦军主将章邯带领20万秦军降楚。我们所熟知的下一个历史事件是，项羽坑杀了这20万降卒。
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伦理层面上的残忍事件，李开元认为，坑杀20万秦军，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是项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失败的起点。
20万秦军被坑杀后，在老秦人的地区可以说是家家缟素，数百万秦国军民从此与项羽及楚军结下了“血不流干，死不休战”的深仇。因此，在楚汉战争中，老秦人死心塌地地跟随有恩于他们的刘邦（约法三章）与项羽鏖战，关中与秦人遂成为刘邦在军事与政治上最稳固的“基本盘”。
楚国被灭之后，沉浸于亡国之恨的旧楚人有“亡秦必楚”的说法，而以此时的秦地滔天的仇恨与战意而言，又何尝不是“亡楚必秦”呢？
你项羽再武勇天下无敌，再能以少胜多，又怎能敌得住关中秦人这股复仇情绪与源源不断送向前方的兵马钱粮。刘邦战败再多次，背后总是有关中这个根据地可以依靠，而项羽呢，只要大败一次，江东八千子弟兵一旦赔光，就连回江东东山再起的资本和勇气都没了。
按照李开元的历史推理逻辑，这种仇恨驱使秦人最后追击项羽一直到乌江边，将项羽分尸斩首，方报了当年坑杀20万关中子弟之深仇大恨。
与此相关的，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项羽弃关中而定都楚地的彭城，除了项羽个人的好恶之外，也与杀降有关。逻辑同样很符合常识，项羽在关中欠下了20万条人命，人心尽失，整个秦地关中的民众都与他宛如仇雠，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项羽又如何在此地定都立足？连都城人民都道路以目，这可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鲜见的。因此，项羽不离开混不下去的关中，还能怎样？
事实上，不仅是李开元，韩信也暧昧地表示过类似的意思。据《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在拜将前向刘邦阐述了项羽的诸多政治失误，其中至少有三大失误与此相关。第一，项羽不居关中而据彭城；第二，项羽所到之处，没有摧残不破灭的，“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第三，项羽坑杀降卒后，任命章邯等三名秦降将统治关中，而“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因此秦人“无不欲得大王（刘邦）王秦者”。看到没，秦人苦项久矣，刘邦就是他们心目中带领秦人复仇的“秦王”。
项羽之死，楚国之败，种种历史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项羽那一夜的杀降。秦楚相杀的循环
如果我们将李开元先生的这个精彩历史推理再继续下去，或会得出更多的历史发现。
李开元先生的业师是2014年底去世的田余庆先生，他在那篇写于1989年的著名历史论文《说张楚》中深入探讨了“亡秦必楚”的说法。
田余庆先生给我们构建了一个超越战国时代，更为宏大的“秦楚相争”的历史图景。“张楚之立，重新开始了秦楚之争；刘邦灭秦，完成了张楚之军西击强秦所未完成的任务。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
实际上，田余庆先生所定义的楚有四个，除了秦统一前被灭的那个楚国之外，陈胜之“张楚”，刘邦之“汉”，项羽之楚，都属于广义上那个“亡秦必楚”的楚。
在田先生看来，刘邦之汉，渊源于楚，是楚的一部分。的确，沛县人刘邦的前半生就是作为战国时代的楚国国民度过的，起兵时也是以张楚的名义。
按照田先生的这个历史逻辑，我们可以说，秦灭楚在先，楚亡秦在后。秦楚争霸至此打了一个平局。
不过，如果我们再引入他的弟子李开元的历史推想，这个秦楚争霸的历史逻辑将更洋溢着轮回感。
按照本文之前的说法，亡项羽之楚者，秦人也。那么，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秦楚争霸的最终结局是“亡楚必秦”。
秦楚争霸有三个回合，秦灭战国之楚；楚（张楚、项羽、刘邦）分三阶段灭秦，完成了亡秦必楚的预言；秦人秦军依托刘邦政权，作为主力军完成了对楚国的最终复仇，当然，复的并不是灭国之仇，而是坑杀20万子弟之仇。
秦灭楚，楚灭秦，大结局是秦再灭楚，在此种历史逻辑中，我们没有看到楚汉争霸，看到的是秦楚上百年争霸的大轮回、大循环。
而在更大视野的制度逻辑中，秦楚争霸的三次轮回可能更为深刻与显著。秦的帝国体制战胜了楚国代表的战国王国体制；张楚起兵之后，直至项羽之楚又颠覆了秦制，恢复了分封之制；刘邦之楚，击败项羽之后，又承袭秦制，重新回到了秦始皇开创的帝国体制，更准确地说，是夹杂着楚制的秦制，郡县和分封制混用的帝国体制。
秦制灭楚制，楚制灭秦制，秦制再灭楚制。秦楚争霸的历史头脑风暴到此为止。延伸阅读：《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李开元著，三联书店，2015年4月版《楚亡：从项羽到韩信》李开元著，三联书店，2015年4月版《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著，中华书局，2011年6月版05 帝王父子政见之争背后帝王父子的政见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虽然隐于幕后，但却始终跃动的政治身影：儒家。
在中国帝制时代，皇帝与皇储的关系多处于一种微妙的紧张感之中。考虑到最高权力的独占性与嗜血性，权力逻辑压倒父子关系也是此种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
不过，在皇帝与皇储的“斗争史”中，除了权力之争，也还有一种相对的小概率状况：政见不合。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在赤裸裸的权力关系之外，政治理念之争竟然可以成为一股清流式的存在。
作为中国最早的皇储，扶苏在政见上显然站在了秦始皇的对立面。面对父亲不惜民力与打压儒家的刚猛执政风格，扶苏多次谏言反对，“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犯颜直谏的后果是，扶苏被逐出京城，“发配”到北方与蒙恬一起守边疆。最终，远离权力核心不仅让扶苏丧失了接班的机会，还被赵高、胡亥矫诏赐死。
汉朝更是出现了两对政见不合的帝王父子。最具悲剧性的自然是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之间发生的“巫蛊之祸”。
与雄图大略却也穷兵黩武折腾成性的父亲相比，《资治通鉴》形容刘据“性仁恕温谨”，“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总之，用汉武帝自己说的话就是，刘据不类己，是“守文之主”。
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也就罢了，关键朝中大臣也围绕皇帝与太子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理念之争逐渐夹杂了更为凶险的权力之争。据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的分析，“帝党大臣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日后遭受的新君的打击，而要设法消灭太子党，也是情理之事”。
而后，“巫蛊之祸”爆发，遭帝党大臣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刘据兵败被杀，太子一边的“守文派”也几乎被一网打尽。
巫蛊之祸爆发时，刘据的孙子刘询刚出生。这位打小就进了监狱的苦孩子在十余年后，机缘巧合之下登基成了汉宣帝。但这位开创了“孝宣之治”的伟大君王显然不太像自己的祖父刘据，而是更接近曾祖父汉武帝，在政治路线上是一个理性版（低配版）的汉武帝。
汉宣帝与太子刘奭曾有过一次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话，据说还曾上过高考历史考卷。刘奭的政治光谱是“柔仁好儒”（《汉书·元帝纪》），看不惯父亲用法家那一套治国（“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以儒家代言人的身份谏言汉宣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勃然大怒，教训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宣帝的意思非常明白，本朝的执政理念是法家的法治（霸道）结合儒家的仁政（王道），且霸道在王道之前。而像太子这样颇具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气质，在政治生活中光玩儒家这一套是绝对不可行的。汉宣帝还给他认为被儒家洗脑的太子刘奭下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定性：“乱我家者，太子也。”
截至目前，这对父子政见之争的过程，都基本遵循了秦始皇父子之争与汉武帝父子之争的套路。汉宣帝也的确动了换太子的心思，毕竟，父子在政治理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对立。但最终刘奭的运气要比扶苏和刘据好得多，熬过了这一次政治危机，最终成了汉元帝。而个中原因多少显得有点无厘头，汉宣帝不想对不起刘奭的母亲许皇后。
到了元朝，又一次父子政见之争爆发了，这次轮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从政见上看，忽必烈比较像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只是这个霸道可能不是法家那一套，更多的是蒙古式的“马上治天下”，其中还夹杂了很多色目人式的“聚敛”理财观念。
而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则又是一颗儒家下的蛋。这个蒙古人已经高度汉化特别是儒化，对于儒家的痴迷与汉元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边则又像刘据一样团结了一大批汉人儒臣。
这场政见之争的结果虽未必血腥，但也充满悲剧色彩。真金那边的儒臣派心急之下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某位御史竟然上书要求年届七十的忽必烈禅位，“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对于权欲仍盛的忽必烈而言，这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故事的结果本应是光明的，忽必烈最后大度地决定对此事不了了之，但真金却在惊惧之下被吓死了。真金死后，他身边的儒臣派也随之势力大减，元帝国的汉化改革希望也由此破灭。
到了朱元璋时代，一个类似忽必烈父子的故事又发生了一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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