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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琴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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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章未尽才试读：

学人剪影

感谢他们为历史留下见证

恰逢2009年年初，近代史所举行一年一度的老干部团拜会，与会者欢声笑语，济济一堂。似这般例会，年年举办，年年相似，今年大不一样。过去一年本所的科研成果固然令人鼓舞，然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有两本著作一出版就获得社会的好评，而这两本著作都是由近代史所的退休研究员自由选题，独立完成，按社科院学术管理的惯例，实属体制外的个人著作，没有领导的青睐，也没有任何资助，又都是大部头，冷主题，照例不为市场注意，可是好书不怕巷子深，一经读者阅读，就得到热烈的反响。

一本是由陈铁健整理的《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出版不久，就有多家报刊发出摘要。更有报纸刊载，读者评出2008年度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十大著作，这本书荣列其中。传主李新在七十多年前是川东学联的主席，算得上旧时代的一名愤青，他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组织一批青年，徒步来到延安，奔向革命，历任县委书记、吴玉章的秘书、近代史所副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主编多卷本的《民国史》和《中国革命史》，是海内外著名的现代史和党史专家。他一生奋斗在文化战线，风风雨雨，整过他人也被人整过，到晚年大彻大悟，畅开心扉，由衷地说：“是手段绑架了理想！”以忏悔之心道出他的经历、内疚和遗憾。所以这部回忆录展现的是一段已消逝的岁月，一度被涂饰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困惑，如今又深深地打动了21世纪新一代的读者。时代的差距没有妨碍两代人的沟通，反而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现实本是历史的发展，而历史感悟本身就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在后世赢得不绝的回响。

再一本著作，是由周良宵、顾菊英夫妇合作编写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系列，百万字的《文化革命大事记》和五百万字的光盘资料，这是他们历经26年广搜博采、求实存真、精心打磨的力作。当我捧着这样一部厚重的大部头，心中非常感动，要知道，周良宵是著名的元史专家，顾菊英是资深的近代史编辑，他们毕生从事的研究是远离时事的历史专业，在他们的既往论著中，从没有评说现实的议论，也从来不过问政治。可以说，他们是两个深坐书斋、与青灯黄卷为伴的书生，无党无派，似是桃花源中人，为什么到晚年风貌顿改，放弃熟悉的专长，以老弱病痛之躯投入“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周良宵身患癌症，顾菊英要忍受脑瘤开刀后遗症的痛苦。这是一个常人也不敢轻易触动的敏感问题，他们并非不知道可能会遭遇到的风险，却苦苦耕耘二十多年！以致这部著作蓦然面世，引得同事们惊讶不已，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走出书斋，面对严峻的现实，秉笔直书？是道义和良知！这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道德操守，最值得大写特写的优良传统，它们都在这呕心沥血的皇皇巨著中，一览无余，在当今浊浪滔滔之天下，竟有此等作者驱浊扬清，怎不令人敬重！

十年“文化大革命”，论时间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六分之一，而这十年是中华民族最疯狂、最惨痛、最堕落的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堪称空前的劫难。我们不应该忘记，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改革的起点，三十多年来改革的成就证明，这是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轨的伟大决策。正是对这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扭转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拯救了国家，拯救了党。无可置疑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是改革开放获得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前提，忘记这场浩劫，就是对改革的背叛！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批判“文化大革命”都将伴随改革的业绩而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记忆。如今当十年浩劫逐渐被淡忘的时候，这一著作以翔实、严谨的资料，历历可考的事实，重现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和民众的斑斑血泪。虽然这一著作目前还不可能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但读者会记住它，有朝一日当十年“文化大革命”再次被送上审判台，它，就是最有力的见证。

目前“文化大革命”档案尚未公开，在重重保密的限制下，这部著作也许并不完备，甚或有讹漏，后续的作者一定会超过他们。然而棘地荆天踽踽独行者，是党外的一介平民。这部书是国内目前所见分量最重、规模最大的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当代史学著作，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共产党员们汗颜。古人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空话、大话说千遍、万遍，不如一句大实话！我深信会有更多的后来人尾随其后，完成这一时代的使命。

这两部著作的传主和作者，一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战士，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是从家门进校门，再进研究门的党外知识分子，三门干部。他们有不同的出身、经历和人生体验，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却很少交往，如今已是阴阳两隔。当初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笔，直面历史，又同在2008年年末出版而不期而遇，殊途同归，冥冥之中是什么力量吸引他们从不同方位书写历史的见证，是道义和良知！

这使我想起一个年轻人对我说的话：“刘老师，你未完成的课题和专业，将来我们都可以完成，但你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感受，不写下来，后人永远不知道。”这是令我非常动情的一句话。可不是嘛！我们不幸生在波谲云诡的年代，有多少人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至献身亡命；又庆幸经受了这千年难遇的风暴，大风大浪促使多少人从梦中惊醒，顿悟昨日之是是非非，重新找回自我，不亲身经历又哪能理解我们这一代的追求、迷惘和幻灭的痛苦。这句话代表的，是整整年青一代对我们殷切的企盼！

当团拜会快要终场时，我举首望着在座的同人们，都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参加团拜之人，也是一年少于一年了，想到这里不由得一阵悲凉，是这两部著作又升起一个亮点。也许他们并未预想到，一辈子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最有感召力的著作，不在他们的盛年，而是晚年的直抒胸臆。他们的独立思考，有智有勇的抉择，再次印证了《吕氏春秋·去宥》的一句话：“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岁月的冲刷不可避免地使身衰体弱，却磨炼了意志，增加了智慧，洞达天命而渐入观察世态之佳境，这是我辈的信心和力量。

我们都是快要谢幕之人，在人生舞台上最后一个亮相，一定要对得起后代！对得起明日的祖国！只要有这一份情怀，那展现在我们前面的，将是：“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这才是史家最好的归宿。

特立独行朱维铮

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特立独行，遭受非议；也少有人像他那样治学，备受称赞，连论敌也不乏褒奖之词。

非议的是他的坏脾气。他桀骜不驯，盛气凌人，遇有不合意的，立即拉下脸来开骂，不管不顾，有的学术会议甚至不敢请他参加，就是怕他弄得人下不了台。称赞的是他的功力非凡。他师从经学大师周予同，专治经学史，这是一门头绪纷繁而又古奥艰深的学问，他凭借严密的思维，流畅的表达，条分缕析，把一团乱麻整理得井井有条，且多有独到的见解。经他编注的古人文选，以准确精当、明白晓畅，受到读者的喜爱。

学业成就了他的声名，也毁了他个人的幸福。他治学之勤奋，实属少见，白天教学，夜间工作，经年累月彻夜不寐，直至早晨才合上眼，休息半日。他自述做学问是自讨苦吃，每有兴会，又兴奋不已，深夜空腹也要自斟自饮，甚至酗酒无度，贬之者视为酒鬼，褒之者誉为酒仙，日积月累伤害了身体。

他的前妻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也是学业有成的数学家，可是强强联合，难免会针尖对麦芒。在居家生活中，两人都忙于学业，不及他顾，总要吃饭吧？谁也不愿起身动手，结果呢，谁耐得住饥饿，谁就是胜利者！这样的婚姻又怎能不走到尽头？在大学时他们本是一对身材高挑、面目姣好的金童玉女，是人见人羡的绝配，婚后又有两个可爱的儿女，那该多么美满！然而爱情终于被岁月消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前妻出国深造，两人感情已有裂痕，他让我买一条火腿托人捎给她，为了这火腿，一再嘱咐，品牌、规格、包装等等，叮咛复叮咛，大大咧咧的他，竟然也会这样婆婆妈妈！这使我意外，也由此感受到他对妻子的款款情意，如此佳偶又何以不能相守白头？难道沉醉于学问的人，是如此不通人事？对此我只有叹息！后来他终于找到现在的妻子，使家庭生活变得圆满，这是他的幸运。

他的骂人有时是怪怪的，使人不可捉摸。一次他对王元化说：“你当上海宣传部部长三年，一事无成。”这是指责吗？是，也不是。他接着又说，一上任，便遭遇反对精神污染，连自己都差点成了反面教材，怎能再有建树？不过有一件事没做——没有主动整过一个知识分子。还有一次他和我一见面，劈头来一句：“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我一怔，才明白这是指我写了些散文。这句话是对我批评还是表扬？不明白。他就是这样好话当作坏话说，坏话更要向坏处说。

他的骂人，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不仅使他到处树敌，有人还扬言要控告他。这是因为他说孔子是私生子，孔子家系自东汉孔融之后就已混乱，孔子后世七十多代，到底有多少孔子的血缘？早就断档了！这引起孔子后裔的不满，有五十多人联名写信要告他侮辱先圣。对孔子血脉一说，虽不中听，可也没有什么不妥。据新华社2010年2月7日报道，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族已与其他民族融合，经现代生物学的检测，汉族已不再具备专有的DNA。连当今中国人都已不再有纯汉族的血统，现代孔子后裔怎能拥有两千多年前孔子的真血脉？要说是后人也只能是指文化传承，那也不限于孔子一系。当初他说这话并不知道后来这一结论，与孔子后裔也无怨无仇，为什么要干犯众怒，出此言说，为的是坚持真知，这就是他治学的风骨。

当然，他的骂人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尤其对国学和国学院，用语之尖刻，出言之不逊，使人难以承受。国学不是“学”吗？既为之学，不妨多元多议，岂能以骂压人？有时他骂得太出格了，被骂的也就一笑置之，这才是高人之态，相比之下，他反而显得褊狭。

他这样的不近人情，有时也对着自己。他是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成果迭出，可很少能申请到国内社会科学基金的补助。因为凡是申请者都需要填写一叠申请表，说明课题的主题、内容、价值和意义等等，申请人往往为此费尽心机，有的还组成团队反复论证，以期获得通过。而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大笔一挥，写出的竟是“无用”两字！在实用主义横行的今朝，这又怎么能通过！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后果，为什么还要顶风而上？是因为他的信念！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民族的记忆，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上有价值的并非都能有用于今天，这是专家学者心知肚明的事，然而掌控基金大权的学官们，有几人能坚持这一道理？他又是这样不配合、不识相，基金哪有他的份！

他的骂人和不识时务，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文化渊源。当他口出狂言时，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出自一个白面书生、江南才子之口，细察之下，方知这是魏晋狂徒之遗风。在治学中，他自称最喜欢的是庄子，可他不书一言；着力写的是他疑惑的东西，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虑，并晓之于众。质疑、解惑、求知，这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可谓真正的科学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创造性的研究。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副对联：“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治学风格。其实，他的为人与做学问如出一辙，他把学问当作人生，若痴若迷，以致学问与人生混沌不分。做学问不妨处处质疑，但为人处世哪能与人为难，否则就难以与人合作共事。然而这就是他！性格使然。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思想一律的时代，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观天看人，将人看成一种模式，这已成为思维定式。殊不知，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换星移，最为丰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在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你能找出两个面目一模一样的人吗？13亿人就有13亿模样，岂能以有限的个性模式来评论最复杂的人！古往今来，凡是有识之士往往伴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怪癖，庄子的狂放、嵇康的怪异、李贽的反叛、袁枚的荒诞，直至民国的章太炎、辜鸿铭等等，种种毛病可以找出一箩筐，可都不妨碍他们在学术上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样的人也许就在你的身前身后，请理解这样的性格，像谅解前人一样，宽容身边的人吧。

虽然他常有出口伤人之语，但为人还是有底线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是上海写作组“罗思鼎”的成员，我也被借调到中宣部参加拟定“二月提纲”的工作。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阵地，被视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次他来到我家，一进门就煞有介事地宣告：“现在我们可是对手了！”我说：“这有关系吗？”他呵呵一笑：“当然，没关系。”我们避开彼此的工作，相谈一如既往。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号角，在全国掀起打倒一切的风暴，北京的“二月提纲”被认为是包庇吴晗，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任凭社会上暴风骤雨，我和他之间风平浪静，他更没有落井下石。在儿子打倒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人人发狂的年代，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如今他已驾鹤西去，对他缅怀最深的除了亲人就是他的学生。他有独立的思想，出色的口才，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拥有众多的粉丝。经他教诲的学生，几乎众口一词称赞他这样的老师。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出了名的严厉，他能将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从不手软。对学生他注重的是基础训练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他曾拟出一百道文史试题，让学生任意挑选一道，写出1000字的文章，再依据文章逐个对学生面试，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对学生精心培育。在他癌症晚期，仍然坚持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亲自为学生授课。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已承诺的书稿尚未完成。他就是这样一个为学业而生，为学业而狂，为学业而死的人。学术界有了他多了一分热闹，少了他有了一分寂寞。

他的离去给朋友留下不尽的思念。与他唇枪舌剑对阵多年的王春瑜也称赞他的学问功底，在他病危时多次想与他通话，以表白对他的关切，又对我说：“他目空一切，骂了许多人，可对你却是很好的。”是的，他对我不错，不过也只是没有骂我而已。其实，他对女学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你若与他同行，同进一道门，他必定停顿一下让你先行，彬彬有礼。如今他已走出人世，走进天国，再也回不来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啊！他有传统士大夫的倨傲，又有西方绅士的风貌，这两者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另类，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朱维铮！

童心不泯蔡尚思

蔡尚思先生，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从中年到老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样。我是他的学生，身为晚辈的我无缘认识青年时代的蔡尚思，可从他的遗著中，却见识了一个活泼泼、火辣辣的他。

早在八十多年前，他正当二十岁血气方刚的年华，独自一人骑着毛驴走出福建农家，赶往北京清华园拜师求学。五年后以一部名为《伦理革命》的论著，提出“地球一家，无地非家；人类十亲，无人非亲”的大伦理，猛烈抨击儒家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观，虽然这不免有空想主义色彩，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启蒙运动中，“伦理革命”是最有力的反封建旗号，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都不免有道德乌托邦的成分，这是一代人追求道德救世的社会理想，问题不在于可行不可行，重要的是提倡人格独立，反对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呼唤人文思想的新觉醒，这是走向人的现代化不可超越的过程。毫无疑问，蔡尚思先生在这社会思潮中，是一匹呼啸而出的黑马。

蔡尚思先生早年最出名的著作是《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顾名思义，这是系统批判儒家思想的力作，因此有人认为他批孔“过于激进”，由此也可说蔡先生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名“愤青”，然而他不是非理性主义者，这部著作也不是囿于一时的愤激之作。他自述：“我爱孔子，我更爱真理。”这是他经过深刻思考的肺腑之言。为追求真理上下求索，不计众议，提出独立的见解，这是学者的本色，而对儒家是褒多贬少，还是贬多褒少，乃是学术观点的不同见解，并非学问的精粗高下。他锋芒毕露，执拗地坚持不同意见的争鸣，正如他所说：“没有争鸣就没有创新！”

他自幼熟读经书，好学深思，以墨子的苦干精神自励，二十九岁在南京图书馆，每天读书十六七个小时，抄录资料数百万字，视图书馆为他的“太上研究院”，声称：“我想读完历代文集，不读完就不回去。”顾颉刚因此撰文称赞他：“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他广搜博采、孜孜以求的精神，终身不渝，退休后仍以九十多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赶往数十里外的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有人问他，何时才能小休，他借元曲中的一句话回答说：“死后休！”

蔡先生一生著书立说，从16岁发表作品到97岁，八十年来发表文章230篇，撰写编著作品40种，104岁仙逝。复旦大学的同人们以蔡先生为复旦大学教授中写作时间最长、著书出版最多、寿命最长的三个“最”而自豪。

然而还有一“最”，在我心中长存，就是他独有的性格，永远的童心。

这种记忆从我学生时代就已开始。听蔡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一登讲坛，神采焕发，讲到兴奋处，眉飞色舞，令人踔厉风发；讲到感愤处，勃然作色，令人热血奔涌。兴之所至，波澜起伏，哪顾得上讲稿，有时他根本没有讲稿，当然这种课是很难记笔记了。这与周谷城先生的课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周谷城每讲必定手捧一份讲稿，慢言细语，温存敦厚，一句一顿，清晰明白，听他的课最好记笔记，也可陶情怡性。听蔡先生的课，那就跟着先生的思路去天马行空吧，丝毫不敢懈怠。这一紧一松，一张一弛，是学生听课最好的调剂。我更喜欢蔡先生的课，听来振聋发聩，思不暇接，有种遨游古今、激扬文字的快意。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第一届中国文化史研讨会，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礼的探析”。会后朱维铮教授对我说：“蔡先生听了你的发言，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先生从来就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为中心，一听有人研究礼就兴奋不已。使我感兴趣的，不是与蔡先生有相似的观点，而是他的“手舞足蹈”，以八十岁的高龄，德高望重之身，偶尔听到后生有相近的观点，居然这样喜不自胜，率真、烂漫的个性，真是表现得酣畅淋漓。

此后不久在洛阳召开中国近代文化讨论会，蔡先生莅临会议，会后兴致勃勃地要到古都开封逛一逛，我们研究室派了一个年轻人全程陪同。归来后这位年青人直喊累，说蔡先生健步如飞，陪同者一路小跑才能跟上，遇到难行的路，想扶他一下，他一概不受，只顾自己大步流星向前迈，陪同者怕他出事，一路小心翼翼，身累，心也累。弄得后来再有会议，组织者不敢轻易邀请他，为的是他这样不服老，组织者怕出事，不敢担责任。

先生百岁寿诞之时，复旦大学为他召开祝寿会，亲朋、故旧、学生济济一堂。在这隆重的庆典中，他的家人为他准备了西服、胸花，要他脱下病服换新装，他断然拒绝，大声嚷嚷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换？我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没有任何矫饰的我，是真我！本我！这是中国哲人的至高境界。

无独有偶，明末著名启蒙思想家李贽，因为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风动一时，其理论的基点是“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认为世间万物只存于“真心”，一念之本心，可以包融万物，由此反对程朱理学。四百年后的蔡尚思对“童心说”不啻身体力行，不仅在学术上紧随先贤的后尘，更以真我的心态，展现李贽的风采，这才是蔡先生的百年心声。

人文学者长寿的并不罕见，而能在百岁之年，一如既往地率真坦荡，童心不泯，真正难得。蔡先生就是我心仪的榜样。

农民本色丁守和

学术界出身农民之家的学者有很多，由农民变身为专家的也不乏人，但从农民成为专家而终身保持农民本色的却极其罕见，丁守和先生就是一位。

初次认识丁先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时他正当盛年，穿着一身中山装，外罩一件大衣，气宇轩昂，阔步进入会场，风度翩翩直逼乔冠华，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帅哥，谁见了他都会眼睛一亮。可有时见他在家里，身穿一件河北农村短短的黑布小棉袄，捧起一碗面片，呼哧呼哧地边吃边说，活脱脱是一位农民。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是农民，务农、做小木匠、当公务员，自学成才，可这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名闻全国的现代史专家。

60年代他在近代史所主持《历史研究》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就撑起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学术刊物的班底。有次我去访问他，在一间幽暗的平房里，堆满凌乱的书本杂志，连来客都难以插脚，他几乎是从书堆中挤出来与我见面的。很难想象在这样简陋的办公室中，推出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名篇，这在现代学人是难于理解的，可他埋头苦干了许多年。

他在青年学者中最受好评的，是爱惜人才。著名右派沈元的成名作《〈急就篇〉研究》就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中。当时沈元问题引起诸多非议和质难，上级派人来调查，他从不讳言对沈元的赏识，情不自禁地说：“沈元这人就是聪明，你看他的脑袋都比别人大。你不服气，写篇文章拿来看看。”

丁先生研究的领域是现代史，这是禁忌最多、最敏感的领域，可他并不墨守成规，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支持为陈独秀、瞿秋白、胡适翻案，在学术界广有影响。80年代文化热，他是始创者之一。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学和文化学被取消，文化史的研究在大陆已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前，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没有一个文化研究所（室）的设置，也没有一门综合文化史的课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文化史研究室，他是研究室第一届主任，研究室在1983年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届文化史研讨会，丁先生主编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领域第一部刊物——《中国文化研究》。丁先生对推动文化史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并未远去，可在当今追述80年代文化研究的论著中，有人已把丁先生遗忘，这固然是作者掌握资料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但也与丁先生不善张扬不无关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会上会下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电视剧《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有时一说再说，似乎近于噜苏，但一细想这才是他的农民本色。在贪渎横行的世风中，农民最盼望的是官员的清廉，他对贪官的深恶痛绝，使他下意识地偏爱上这句话，这是他出自内心深处为民请命的自然流露。

他从一个默默耕作的农民，到享有盛名的学者，靠的是他的自学。在人才荟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脱颖而出，非有过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不足以成就他的声名。他粗茶淡饭，生活俭朴，日用器物朴素无华，他甚至不修边幅。而他孜孜以求的是笔耕不辍，到晚年又致力于新的领域，编纂治国理政的经史语录，凭他旺盛的精力和见识，一路攀登，在学术园地耕耘，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他年事已高退休后，所里不再有他的办公室和座位，可每到上班时日，他仍然准时到所，没有地方待，就轮流在这一办公室、那一办公室转一转，年复一年，年年月月如此。我每逢看到他拎着小包到所里转悠，就涌起一分感动。近代史所有一批老专家，长年埋首书案，以所为家，已故樊百川、何重仁吃住在所，一年一度的春节也常不回家。有时一人独处，办公室门口还贴上条子：“非要事请勿入内”，足不出户，专心致志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虽然这未必是做学问的最佳选择，但在利欲横流的浊浪中，他们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学业的精进，真是可圈可叹！蔡美彪先生每日步行四站路到所里办公，风雨无阻，几十年不辍，这不是出自所里的要求，也不是家无读书之地，而是对研究所相依为命的一份情怀。从出校门到研究所，长于斯，成名于斯，终老于斯，一生的喜怒哀乐，进退荣辱，莫不与研究所声息相连，命运与共。在他们的心目中，研究工作不是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信念、操守和生活方式，虽到颐养天年的岁月，仍然老而弥笃，视其为第二生命，在学海中忘情地跋涉，直到最后一息。研究所能否为这样壮心不已的老人留下一席座位，使他们的身心有所栖息哩？

丁先生晚年患有老年性痴呆，外单位请他赴会，对很熟悉的地方他也常常跑错，有时直到会议终了才摸进门，弄得人们再也不敢请他出席。可我观察他到所里来，却从未走错地方，可见这是烙在他心灵深处的一方乐土，刻骨铭心。

看着这一代人日渐凋零，我有一股为他们留下背影的冲动，也许后世不再听到他们的声息，但能让后人重睹前人的追求和风采，也是我由衷的心愿。

哀哉，吴廷嘉！

她走了。

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医院宣布她的绝症，家人多次作了处理后事的准备，她却奇迹般地多活了十多年，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写下百万字的著作。

这是上帝对她的不公！这样一个如牛负重的赤子，不论成家立业，著书立说，甚或在公益活动中，都历经坎坷，饱尝艰辛，直到撒手人寰。

这是我骤闻噩耗后的第一感觉。

这种感觉是揪心还是解脱，是沉重还是松一口气，说不清道不明，只是直觉地感到，她正当如日中天的年华，有千万个理由活下去；但看到她辗转病榻的痛苦和治疗的无望，宁愿她少受些折磨，因为她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只能祈求上帝赐给她最后的安宁。

这第一感觉中的矛盾，竟然与我初次见到她时的复杂心情，相近相似，难解难分，也许只有仰天长叹才能排遣我心中的追思。

对于她，我是未见其人，先识其文。

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后起之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年青女性崭露头角，她就是一个佼佼者。在行文中她那新颖的见解，透辟的分析，流畅的文采，洋溢着泼辣辣的阳刚之气，在我面前展现的该是一个潇洒倜傥、英姿飒爽的女才子。可是蓦然一见竟令我惊讶得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她那焦黄的肤色，瘦弱的身躯，满面的风霜，憔悴得像是一个老妇人。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在这里却无影无踪。

自那以后，每逢有什么学术研讨会，只要她一出场，就令人肃目而视，听到她连珠炮般的发言，富有鼓动性的口才，怎么也难以设想这是发自形同枯槁的抱病之身，而且还不得不为她犀利的谈锋、严谨的逻辑而折服。当她雄辩滔滔的时候，我有时不忍卒看，唯恐她一番慷慨陈词后，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可这时我又最爱睁大眼睛观察她的声色，唯有在论辩中的她，神采飞扬，目光炯炯，直逼听众的心窝，使我顿悟这才是她的本色。

她是一个为学问而钟情、陶醉、献身的性情中人。她常常彻夜不眠，笔耕不辍，次日清晨又忙着为三个孩子准备早餐。她就是在这样繁重的家务和多种疾病的折磨中写出一本本专著，本本掷地有声。为她这样超常的负荷，超常的成绩，她在研究所年年被评为先进或优秀党员，直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她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就在她不得不依靠输氧、输血维持生存，靠抽去胸腹积水减轻痛苦的时候，她仍然匍匐在病榻上写作。对于事业和疾病，她有永远不断进击的意志，即使在病入膏肓之际，依然那样乐观自信，谈笑自若。人们都惊异她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连医生都叹为观止。所以在我眼中她是当今学术界的奇女子。

她成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的不修边幅在我辈中是罕见的，有时几近蓬首垢面，使人几乎忘却她是一个女性。可我永远忘不了她穿上旗袍、戴上项链、流盼四顾的样子。那是我和她夫妇出差广州的时候，她刚刚得了一笔稿费，这对她沉重的家室负担不过是杯水车薪，为了这一小笔稿费怎样支出，夫妇俩争议不休。第二天她爱人倾其所有买了漂亮的旗袍和项链送给她。我以为过惯苦日子的她，怎能接受这种奢侈品，说不定会发火吵架。岂知她竟然爱不释手，喜不自胜地穿戴好，在镜子面前端详流连，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也有一副苗条的身材，这使我恍然大悟，她和我一样是个有情有欲的小女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从未看到她穿着这一件时装出入公共场合。

她就是这样生就一副儿女心态，丈夫气概。风风火火，毛毛躁躁，绝顶聪明又傻得可爱。她会把一个塑料片当作玉坠子珍藏多年，送给我做永久的纪念，我不忍拂她的好意，从未言明这是连孩子也能识别的赝品。她文思喷涌，挥挥洒洒，倚马千言，看她的手稿，满纸烟霞，句句珠玑，但那错字、漏字也着实令人又气又恼。她急公好义，疾恶如仇，论人评事，不乏偏颇，遭人物议。她忧国忧民，激情满怀，又有点理想主义，难免不合时宜。她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却用生命熬油，燃尽了最后的光焰。

上帝造就了她，又何必那样摧残她？！

哀哉，吴廷嘉！

何处觅清高？

要说“清”字，中国人对此情有独钟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许多美好的称誉，往往是“清”字当头：卓越的才能是清才，志行高洁的士人称清士，儒雅的文章称清文，廉洁奉公的官员称清官，纯洁的友情为清交，还有清秀、清名、清醇等等，凡属令人敬重的人品、举止、物性、事理，几乎都要冠上一个“清”字。“清”字再加上“高”字当属顶量级的称誉吧，不然，它曾是压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重负。

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界就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从50年代初批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肇始，就把知识分子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由此揭开知识分子改造的序幕，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温良恭俭让的性情、温文儒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市的、不轻言附众的、不太随和的、不耻奉承的等等具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清高”进行自我批判。很显然，这“清高”在社会舆论中已是贬词，与褒词早已绝缘。然而贬是贬，却又是臭豆腐一块，虽臭亦香，因为这清高与政治立场错误相比，是轻量级的，不会伤筋动骨，检讨之后容易过关，因此不论是真清高，假清高，一旦要做思想检查莫不以“清高”自谴自责，运动过后倘若以“清高”做结论，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又不免在自怨自艾中沾沾自喜。这“清高”在知识分子情感中纠集的喜怒哀乐，真是一言难尽。

虽说这“清高”已经异化，但毕竟是淡泊明志的操守，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敬重，即使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那些耿直放达之士也多以清高自重，在心灵深处葆有这一方净土。

可悲的是，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清高”已难有容身之地。且不说那粗制滥造、泡沫泛起的学风败坏学术研究的声誉，就是那学术腐败的丑闻也是不绝于耳，为了争名争利争评奖争职称，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送红包，甚至雇人代笔，假文凭、假学历屡见不鲜。这种“学术蝗祸”，打而不绝，浊浪滔滔，何处言清高？

在这一团乌烟瘴气日益弥漫之际，一位老学者的清风劲节，仿佛一缕春风吹向学人的心田，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清高归来兮！

这是2002年参加“史学前沿理论研讨会”得到的感受。这次会议，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召开的祝贺何兆武教授八十寿辰的纪念会，只是因为何先生坚持谢绝，才改为理论研讨会。何先生自当是会议的上宾，殊不知，会议的当天，何先生突然“失踪”，引起与会者的惊叹。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临阵脱逃，但何先生一生埋头书案，不计功利，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要一位谦和、淳朴、视荣华如浮云的老书生当众接受花环，听颂歌，也是太难为他了，对此我也甚为理解。何先生在史学界从来就有德艺双馨的美誉，改革开放之后，他最先系统地引进国外的史学理论，他翻译的史学名著其信、达、雅，在同行中有口皆碑，有的译文成为经典性的名句，被广泛引用。作为高龄的著名学者，他笔耕不辍，近年来出版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洋洋百万言著作，其渊博的中外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学术见解，使他无愧为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可他长期甘当人梯，无怨无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行内行外有学术问题相求的，他必尽心尽力，无私付出，对年青人更是爱护有加。这样一位忠厚长者面对应得的荣誉，却坚辞不受，怎不使人动情。葛兆光教授说：“像他这样的学者，恐怕再也难找了。”的确，他惠予学术同人的不仅是学问见地，更有当前最为宝贵的学德和学风。

诚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正在发生变化，清高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以清高品评何兆武教授的治学为人，也不尽恰当。但他言行操守中的高风亮节正如《孔丛子》所说：“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当今学风不正，学德败坏，甚或利欲横行泯灭良知，对此倡导一下“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的清高品格，永远不会过时。

清高归来兮！

生命如歌

淑凡是我的同事，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论姿色也许算不上出色，论年纪更是徐娘半老，可那文静的举止，娴雅的神韵，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向周围散发。不知男同事们感觉如何，我这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见着她，常常有一种如沫甘泉般的清爽。

说来也奇怪，同是女性，年青的反而被年长的吸引，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五六十年代的姑娘，能说、能唱、能劳动，就是不太爱打扮，白、黑、蓝、灰的服装，颜色和样式就那么几种，男女老少都一样，难得夏天穿上“布拉吉”，还是从苏联传来的连衣裙，有苏联老大哥做榜样，就不怕被人说三道四，似乎只有这一季节女性的着装才显出与男性的差别。淑凡是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穿着自不能特殊，在穿件花衣服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代，哪能反其道而行哩。可同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与别人就不一样，剪裁合体自不用说，她款款的步态，轻轻一掠的披肩发，温馨的话语，真是一个淑女，这是我对她最初的印象。

可这淑女，也有令我吃惊的时候。据说她在“反右”运动中，居然堂而皇之地扬言，闹革命就是为了要过上好日子，因此还受到处分。她在少女时代就参了军，论资历也算得上是“红小鬼”，难道连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人人皆念的“经”还不明白，非要与众不同。又听说她四个孩子的名字是以和平安宁排行，仅此一点就够她受了。可不，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胆敢扭着干，标榜什么和平安宁，为此她没少被明敲侧击，到“文化大革命”时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状。尽管如此，她仍然言不改志，行不更名，直到和、平、安、宁长大成人。有一件事一度使我迷惘而感动，她的属下有一名少妇，有了婚外情，丈夫远在外地而她有了孕，在当时这可是了不得的丑闻，按惯例，大会小会检查、处分、批判、弄得不好会被开除、劳教，身败名裂，遇到运动更会成为活靶子，千人踩、万人踏，不饶不恕，一辈子也翻不了身，这种残酷性，想起来也令人不寒而栗。淑凡是党支部书记，这件事落在她手里会怎样处理哩？我怎样也猜不透。结果，她不露声色，悄悄地帮属下堕了胎，把她接到家里，帮她养好身体，解决夫妻的两地分居问题，还要知情人保密，当然也不乏严肃的批评。当事人满面泪水地向我诉说对她的感激之情和忏悔时，我才明白挽救犯错误的年青人，有理有情的批评比无情打击更见成效。当时这样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要顶住多大的压力！仅此一点就使我感受到了她的淑而不凡。

由于工作调动，我与她一别多年，当我再想起探询她的时候，她已阖然长逝。这样我就去了她的家。在她的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册相片簿。打开相册又见到她温文尔雅的风貌，所不同的是有了病容，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变换着各种服装和姿态，照了那么多的相。这时我才知道，当她得知自己不久人世后，她选购了十多套时装，轮番地穿着，留下最后的倩影。这要有多么旺盛的生活热情，才能拥有这样美好的情怀。生命对她像一首歌，一首情怀隽永的歌，伴随她飞离了人间。

在天国安享桃李的芬芳

多年来我就想找到吴校长。他是不会记住我的，或许他就没有认识过我，作为一校之长，谁会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记住一名低年级的学生？何况他任职不长，又从来没有教过我。可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这样渴望为的是表达母亲的遗愿。

三十年了，这已是遥远的记忆。我守着弥留的母亲，度过人生最难诀别的时刻，又不得不克制悲痛，抚慰母亲对人世最后的眷恋，有多少舍不下的情怀，割不断的牵挂？！不意，母亲对我最后的嘱告是：“代我谢谢吴校长……”这轻轻的一句话，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可不是，吴校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任镇江中学校长时，我刚刚跨进中学。失业的母亲抚育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子女，实在是太艰难了，我是长女，不能不分挑生活的重担，寻找生计，虽然我那么渴望求学。就在这关键时刻，老师传来了吴校长的决定——给我最高的助学金，介绍我母亲就业，尽一切办法帮助我复学。喜讯来得那么突然，当我重新走向学校时，好像是走进梦中。就这样我顺利地读完中学，上了大学。母亲总是念念不忘吴校长，虽然她从未见过他。吴校长哩，早已调任了。对于向个人道谢，我又不太放在心上，那时候的思想方法就这样，把一切关心和爱护都归于党的恩惠，用这最高的抽象，涵盖个人所作的一切努力，那自然也容易把个人淡忘。事过多年了，母亲久久不能释怀，终于成为终生的遗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次对我嘱告，又怎能不使我刻骨铭心哩！吴校长，你在哪里？风云变幻的年代，几经周折的调动，又在哪里留下你的踪影？我苦苦寻求而不得，时间已使我从青年进入中年。

70年代末拨乱反正后，史学界第一次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出人意料的是，在与会者的名单上我发现“吴静渊”三个字，是他？！难道是他？！江苏师范学院的教授，当年的校长，如今是我的同行？不管是与不是，我立即循着房号找去。一脚跨进了门，看到屋内坐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大约是由于我这不速之客的莽撞，其中一位蓦然回首，清瘦的面庞和我打了个照面，这不是吴校长吗？正是他！我奔上去，一把抓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吴校长，我母亲谢谢你。”当我说明来由后，他依稀记起，他说：“你姓刘，是个好学生，对好学生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上学。”就为了这简简单单的一个信念，亲爱的老师，你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处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谢谢你，吴校长！”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抬起头时，看到站在一旁的赵俪生教授眼中闪着泪花。

在这以后没几年，吴校长谢世。在哀痛之余我又不禁轻轻地嘘了口气，上天给了我不期而遇的机缘，终于让我在他生前表达了铭谢的心迹。如今我也渐入老境，回首往事，吴校长在我心目中是一座圣洁的灵碑，在天国永享桃李的芬芳！

难忘少年师

伏妈妈早在四十五年前就是我的语文老师。人们都以为被称做妈妈的一定是女性吧，事实正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然这不是指他的外表。他慢声细语的讲话、慈眉善目的微笑、温文儒雅的风度，从他那里你能感受到慈母般的温存，这对一批乳臭未干的少年有着磁性般的吸引力，再淘气不过的孩子一经他的点化也会温顺下来。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外号：伏妈妈。

最能感受伏妈妈凌厉威力的可能是我，这是我埋在心中的一个秘密。从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在班上就是数一数二的，不时地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少年的心态往往就这样，在并不追求表扬的时候，一切都能顺乎自然，也能得到最佳发挥，可一旦被表扬而且不止一次，就唯恐失去这桂冠，临下笔时战战兢兢，行文造句，刻意雕琢，矫揉造作，以词害意都来了，尤其糟糕的是看了一些酸不溜湫的文人作品，也模仿那种无痛呻吟、故作深沉的姿态，这是最有害的，可我还不自悟。有次作文自由命题，我写了《小桥闲眺》，弄成一篇哀怨而又无奈的伤感文，自以为高人一筹，洋洋自得。殊不料作文簿一发下来，伏妈妈在文末打了个大大的“？”号，我已感不妙，接着他就找我谈话，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可了不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改造的对象，人们都以此为耻，谁敢沾这个边啊！然而伏妈妈的批评是那么有理有节，使我不容置辩地为他对我的谆谆教导而信服。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正当朝气蓬勃的年华却去感伤什么风花雪月，显然与时代前进的步伐格格不入。尽管这种批评现在看来有点简单，但在50年代却是人所共认的生活至理，一切有悖于革命氛围的言谈情绪，都可目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可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哩，弄得不好要遭受批判，那种急风暴雨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少年的我真不知天高地厚。其实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并不在此，更重要的是及时拨正我成长的航向，使我以积极、健康的情怀对待生活。这次批评并未声张，这又有保护的性质。当我有所进步时，伏妈妈仍然是那样热忱，好像一切都未发生一样。这次批评成为我写作的转折点，直到步入老年，朋友们说我为人行文积极开朗，富有激情，如果这不是过誉而我确有这一特点的话，那就可以追溯到伏妈妈对我的这次批评。这对伏妈妈来说，也许是一件早已忘却了的小事，可作为学子的我却铭记了一辈子，并在近半个世纪中始终保持了这份清醒。

伏妈妈，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叔叔上海“刘季来班主任奖教金”命名者刘季来的恩师，他就是镇江著名的特级教师、前镇江市政协主席伏镇钧老先生。

不是谢幕，是序幕

李慎之先生自病重之后，他的生命安危就牵动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海内外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问讯，纷至沓来，许多人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房外，有的还特地从外地赶来探望、守护……。

他是一个无权无势、早已退休的老人，是什么力量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关注？他没有长篇巨著，却作为一代思想家留名青史；他不算鸿儒硕学，却以透辟的见解、过人的胆识在学术界赢得崇高的声誉；他从来没有带过学生，却有许多知名不知名的年轻人慕名追随，为聆听他的一夕教诲而庆幸。官居高位者经常有宾客盈门的情况，一旦离开权力中心，马上门可罗雀。而李慎之先生恰恰是在失去权力后，出现了如此崇高的声望，即使在他身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时也未必有此荣耀。

他在我个人的印象中也是如此。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一员，我自当是他的属下，可当他在任时只不过远远一瞥，从未在意他的言说。1999年，他的一篇“国庆夜独语”横空出世，对我如醍醐灌顶，使我受到强烈的震撼，这就是那名满天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且不说那激情的告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就在那文章传出不久后，我在一家小店复印文章，一个中年人见到我的复印件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字样，立即注视着我说：“你是社科院的，了不起呀，你们那里有个李慎之！”“是吗？”我下意识地问道：“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商贸公司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们都看了，真好，看了觉都睡不着啊。”这篇文章在非学术专业的普通职员中竟然激起那么大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那在我同行中哩？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说的话：“李慎之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圣人！”圣人？！这是一个久违的词语，这一评价的分量是如此之重，重得使我不得不为之久久思索。《风雨苍黄五十年》最使人动情的，是李慎之先生那敢于直言的勇气和精神。要知道，讲真话，在中国是一大难题，否则历史上何以有秉笔直书的史官屡屡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仔细一看，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讲了真话。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人们大约不会忘记，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化界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写真实”，写真实、说真话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潮，那不真实、讲假话俨然能为“无产阶级思想”？而这种谎言、假话，一度在中国满天飞，流毒遍及各行各业，肇至“大跃进”后大饥荒，明明是人祸，却推给天灾；“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濒于崩溃，充耳依然是莺歌燕舞。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

拨乱反正之后，最值得学术界思考的是如何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史学界召回求真实的良知。过去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政治、政策服务，实际上是为个人意志服务，任意阉割、篡改、随心所欲地涂抹，使得历史不成其为历史，甚至发生误导。就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热门的课题太平天国研究来说，累计发表论文3000多篇，居史学专业论文之首。那么多的文章，为什么对其拆散家庭、吃大锅饭、将男女老少分隔在男女两大“阵营”的教训没有认真地吸取和研究，眼见“大跃进”中又再次出现那种毁炉灶、吃食堂的狂热；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红色高棉实施强行拆散家庭的暴政！虽然这不是史学问题，更不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但诸如此类一次又一次重犯早被历史唾弃的错误，史学研究的行家不会不知道，可是又有谁能把这失败的教训坦诚相告，以真知建言，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不能不为此感到汗颜。

想到这里我理解了那位资深教授为何给李先生“圣人”的评价，因为敢于直言是上下求索而难得的史学之魂，这一点在李先生的万言书中得到充分地体现，怎能不令人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

人们都说李先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其实，李先生更是铁骨铮铮的民族脊梁。他历经五十年的风雨坎坷，披肝沥胆地向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在他之前彭德怀、顾准的悲惨境遇，他不是不知道，而他以剜肉还母的赤诚，再次以鸡蛋撞石头。这一次石头倒没有砸他，没有给他戴帽子、打棍子，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却给他以无情的精神封杀，使他的文章言论无处发表，尤其是在天子足下他任职的社科院，更无发表文章的余地。然而，在信息时代要想封杀一粒火种，只会风助火威，愈炽愈旺。李先生的文章不胫而走，风动海内外，与这封杀成正比地加速发展，真不知道出此对策的人是聪明，还是愚蠢？！

李先生真正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人品在同僚中也是卓尔不群的。常见的是，在社科院身居院级领导的，不管他过去是否从事学术研究，一旦拥有权力，往往掌握一笔资金，组织人马著书立说，自己稳坐主编，甚至成为博导。而李先生早在四五十年前就是新华社著名的才子，长期为国家领导人起草报告，翻译主编大参考，他就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连一个研究员的职称也没有；作为副部级的领导，却没有配备秘书，甚至退休后，要想复印文章，发传真，还得请朋友帮忙；他身为高干，四个子女没有一个从政从商，都是普通的职工。我得知他分到房子后，曾经劝他，老人适应能力差，不宜改变熟悉的环境，最好不要搬家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儿子是工人。”这一下我全明白了，他以工薪收入扶养多名子女，生活并不宽裕，后来成为右派，复起又遭贬谪，这给他的家人带来多么大的伤痛，作为人父又怎能不内疚。去日无多了，还能给孩子留下什么？若有大一点的房子留给子女，是否可能抚慰这颗受伤的心？我想这才是他搬家的真正原因。

李先生并不是旧式的清官诤臣，他有深厚的西方文化修养和广博的国学知识，在他行文立论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精辟透析的论理能力，不知折服了多少专家学者。他受到传统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身跨两个时代，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他原是性情中人，年高八十，童心犹在。每年元旦前后，他都要把收到的贺年片用线串连在一起，纵横交叉地挂在客厅中，姹紫嫣红，摇摇拂拂，像是闪动的五彩旗，又像是起合不定的帘幕。看着他拄着拐杖，在帘下蹒跚地走动，兴奋地谈论他要做一个公民教员的理想，我忽地觉得这是一位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简单、澄明而又坚强！

如今，他带着壮志未酬的理想谢幕了。

他谢幕在那场SARS横行中国之际。这是一个多事之春！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场飞来横祸却使政府惩治了习以为常的假话和官话，撤掉了渎职的高官，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在这以前往往只有因为路线斗争才罢官，作为高官的失职者有时还出现异地提升的情况。这一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拥戴，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人们翘首盼望以此为契机，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往日建言达不到的结果，意外地受到天灾的推动而达成，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无奈而被动的选择。然而李先生孜孜以求的不就是发挥主动性，以最小的代价，一步一步从体制内部实施宪政的理想吗？

谢幕其时，何尝不是序幕的开场哩！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沈元，这位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学者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两代人之遥，现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认识他的人也极少谈到他。有谁知道这被遗忘三十年的人，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掀起一阵风潮。

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与他也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风波起自1962年《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在国学、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和新颖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特色，无论从国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倍加称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青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尽管这是人们的妄加揣测，更是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却表明一些人把当右派看成可以赢得时间读书的机会，而对自己疲于运动、没有时间读书的经历非常感慨，甚至为此愤愤不平。

在大学或研究所没有时间读书！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这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试看，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间断地下乡下厂劳动，热火朝天；1959年的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接踵而来，人人如坐针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连毕业论文也免了，就这样都毕了业。五年大学真正埋头读书的时间又能有几何？研究所也不例外，虽说这里以写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著作，个人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拖至七八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了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历史研究》第1期又发表了他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说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无异是说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发议论连连。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

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内容是他们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人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与调查工作的成员，大家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又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就是有关领导在审阅调查报告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未能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沈元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沉默寡言、循规蹈矩的书生，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做他一份应职的工作。一些知识分子也与他无仇无怨，又何以这样咄咄逼人，置人于绝路？！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份尚属圆满的报告是由范楚玉执笔起草的，“文化大革命”前她已调离。当风暴来临之际，我担心这份报告会给许多人惹祸，就私自销毁了，尔后在翻江倒海的查抄中，再也没有了它的踪影，但这记忆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事实上，“沈元道路”，也就是当右派才有时间读书的道路，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伪问题。沈元骄人的成绩，是他的才华和努力的结果，作为右派成为另类，有可能被某些运动排除在外，省下参加运动的时间，但代之而来的是惩罚性的劳动和精神折磨，同样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沈元道路”，并非赢得读书时间的出路，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厌倦不满而又无奈的臆想，长年被剥夺研究时间的抑郁，无法作出研究成果而又无处诉说的痛楚，都借助“沈元道路”的发挥，一吐为快，这是知识分子被扭曲的心态。而这强加给沈元的声名，谁又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加重了沈元多少灾难？！“文化大革命”到了，为沈元问题多少人遭受折磨！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可想而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他们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们，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可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她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招至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将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己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发，在两国交诟中，这被认为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件，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素材。“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件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实则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岁。“文化大革命”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文化大革命”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镇，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连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黎澍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当初对处死沈元没有异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发表《让青春发出光辉》一文，列举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贡献的事例，鼓励年青人及早成才。就是这样一篇好评如潮、与沈元并无关系的短文，也被斥责为沈元张目，对年轻人的热情期望被无情地践踏，有何天理可言！沈元之死他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则何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是他，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要知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关“叛国”，谁又胆敢染指这一重大案件！有幸的是，刘导生已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黎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机缘巧合啊！是他俩赏识沈元，把他引进学术界，成就了沈元的声名。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招惹是非，身遭劫难，为避难而引颈就擒，如今也是他俩在努力，力图放松沈元颈上的绳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作出罪不当死的结论，给予平反，了却这一冤案。他的妻子呢？在他遭受灾难时走进他的生活、与他同舟共济的姑娘，在他被捕时毅然表示要等，哪怕等他七八年也无怨无悔，谁知等来的是却是一纸枪决的通知书，她当场晕倒。平反后给予1000元的抚恤，再也找不到她了。

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人，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化大革命”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信。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与他有相似经历、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爱国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错划右派，导致傅聪的出逃，而傅聪的出逃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父子之间恶性牵连，祸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这是傅雷抑或傅聪之过？都不是。在叶永烈的《傅聪缘何避走海外》一文中，傅聪袒露出逃的心情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汉堡大学著名教授关愚谦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中他化装成日本人避难西方，殃及妻儿亲友，被视为十恶不赦，可他也有一颗爱吾中华的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为德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为当初的行为负有深深的自责，可都以赤诚之心努力补救遗憾，续写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失为一名爱国者，为此也获得国家的谅解。1978年邓小平批示：“傅（聪）探亲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关愚谦的归来也得到高层领导的同意，并受到国家的礼遇。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韪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长留人间。原载《炎黄春秋》，2006（5）

千古文章未尽才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担任了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长，如今已经离世40年了。40年足有两代人之遥，也许他那忠厚长者的风采已经被人淡忘，但“吴晗”这一名字却永远铭刻在中国现代史上，见证了新中国的兴盛和悲哀。从清华大学的一名历史系教授，一跃而为任职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长，并非他的初衷。他早在西南联大投身民主运动时，就与闻一多约定，待到民主政治实现，立刻退回书斋，专心著书立说。可他这一夙愿终身未能实现，虽然他一次再次辞官，向往重返校园，又一次再次服从工作需要，听从党的安排，勉为其难而又尽责尽力，喜耶？悲耶？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情怀。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虽然事与愿违，当了高官，紧跟党的步伐，兢兢业业，但不变的是学术良知。毛泽东几度批评他的《朱元璋传》贬低农民战争领袖，明确要他把朱元璋的晚年“写得好点”。他诚惶诚恐努力修改，始终不能使毛泽东满意，为此他遍寻史籍，搜阙补遗，但修改的结果几乎依然故我。这不是不听从毛泽东的教导，而是一位史学家坚持从史实出发的本能，是这一道德底线使他没有屈从政治需要、随意篡改历史，保持了史料的本来面目。现实与史实的冲撞，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苦恼所在。

这样一名严谨的学者成为高官，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误会。但作为一方官员，他始终听从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包括他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整过人，也被人整过。1959年当毛泽东点名要他撰写直言敢谏的历史人物海瑞时，他兴致勃勃地一连写下《论海瑞》、《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等学术文章。岂知到1965年风云突变，这些奉命之作顿时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作为学者的他也许永远不明白，这是毛泽东有心从北京市委入手、打倒刘少奇、进行路线斗争的突破口。吴晗就此成为引爆线，在中国燃起一场熊熊大火，几乎将中国毁于一旦！

人们若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和挫折，认识十年浩劫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吴晗就是最重要的见证人！《吴晗全集》的出版为当代人和后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难得的是，他的书信和几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具体而翔实地展现了一名民主战士、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一名才华横溢的学者，一生的梦想和追求最终被毁灭的轨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最沉重的一笔文化遗存，珍藏这段记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说起吴晗，几乎立刻令人与《中国历史小丛书》联系在一起。吴晗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不是因为副市长的头衔，而是因为亲自操办为民众普及历史知识的实事。

这套小丛书出版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论时间是介于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与21世纪初传媒史学之间。由此兴起的史学通俗化浪潮，上承新史学的遗风，下启当代讲史人的智慧，承前启后，在现代史学发展中留下光辉的一页。尤其是小丛书融汇大众性、趣味性与学术性于一体，使人们在轻松阅读中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深入思考，对读者具有永远的魅力。它对历史题材的选择、编辑的方针都足以对当今的史学时尚补正纠偏。回顾这一历程，不能不追思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先行者的足迹。

20世纪初新史学揭橥，是史学思想的大变革。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的同时，提出历史要让国民知道他们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政治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史学的视线与读者的群落从上层转移到下层，这对中国传统的旧史学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誉。

这一创举在学术界得到热烈反响，吕思勉率先推出白话史学《中国简史》，顾颉刚评论这是“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一时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陈衡哲的《西洋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等，都以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文风，得到读者的好评。在通俗史学中，佳作甚多，规模最大的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写得最为生动有趣的当数陈穉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然而这一通俗史学尚未充分展开，就因民族革命战争无暇顾及而自然搁浅。

真正使史学走向通俗化的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这是由吴晗领衔的动员各路专家撰写小丛书的大动作。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然而由于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成阶级斗争史，强烈的政治性和观念性冲淡了史学的平民色彩。写作的程式化和千篇一律的说教，使历史读物成为枯燥无味的政治教科书，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为改变这一局面，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发出呼吁：“为了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士兵，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有权力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并强调这“是一件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

吴晗不仅著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这套丛书从1958年开始累计出版近300种，印数多达1000多万册。与此相应问世的，还有陈翰笙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两套大型通俗历史读物都设有专门的助编机构，聘请著名的历史学家执笔，开创了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新风气。每本书二三万字不等，题材多样，短小精致，通俗简练，每册至少发行10多万册。当人们津津乐道今日流行口袋书时，殊不知，这可追溯到五十年前这两套小丛书。它们所具有的多样性、通俗性和权威性，是当今很多时尚读物无法比拟的。

吴晗本人就是撰写通俗史学的高手，他的《廷杖》、《论贪污》、《谈三字经》、《海瑞骂皇帝》、《古人的坐、跪、拜》、《历史上对君权的限制》等等，以及结集出版的《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等历史随笔，都以明晰流畅的笔法，睿智深刻的思想，准确无误的历史知识，引人入胜，非常畅销。明史专家王天有教授评价说，吴晗的历史随笔是他最闪光的亮点，每篇文章举重若轻，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命题。

在吴晗和小丛书的推动下，一本本深入浅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联翩而出。出版社纷纷推出通俗读物。最受欢迎的是语言学家林汉达撰写的春秋战国故事新编系列，它的篇幅虽不算庞大，但难度不同寻常。要知道先秦的《春秋》乃是编年体，事无大小，逐年、逐月、逐日加以记载，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就达2500多人，战国时期人物更多，因此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故事可能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春秋时期就有300年之久，这对史学研究来说是实录，对阅读者来说，可就凌乱不堪，要将这样高度分散的人物、事件连贯起来，加以综合描述，那可不是朝夕之功。这部故事新编出自语言学家之手，文字清新，故事凝练，情节跌宕，可谓通俗史学的范本，所以一版再版，至今有关春秋战国的一些影视作品仍多以这一系列为参照。假如在传媒时代，林汉达一定拥有众多的粉丝，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明星！前传媒时代没有给学者们炫目的称号，然而正是他们以开路先锋的魄力和胆识，在现代史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吴晗早在青年时代就以精辟的学术论著奠定了他在明史学界的地位，论他的才华和努力，前途无可限量。可悲的是，从政后他再也不能专心致力于明史研究，虽然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最大的努力。假如当初他辞官成功返回书斋哩？学术界必将增加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也会像季羡林、任继愈一样长寿、善终，安卧在鲜花丛中受人们瞻仰。可他却在痛苦的呻吟中孤独地离去，一家四口，死的死，疯的疯，仅剩的一位也已远渡重洋。政治风暴无情地摧毁了他的理想，摧残了他的一家。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如今，他的不幸得到人们的追思，这种追思也会在后代绵延而传至永远。只要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写，吴晗就是值得大写的一章。《吴晗全集》的价值已超越个人的文集，而是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实录！对此我是望之弥高，而又深为痛惜，只得掩卷太息：

千古文章未尽才，悲哉吴晗！……

沙漠玫瑰——凭吊敦煌保护神常书鸿墓地

我来到了敦煌！

走出飞机，一片耀眼的阳光，1100多米的海拔使我置身在高原上，仿佛离天更近了一步，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感觉，就是太阳璀璨辉煌，四周亮得几乎使人睁不开眼。小小的机场，空旷旷的，只有一架飞机在起落，虽说是旅游的旺季，但与内地的城市相比，还是一个寂寞的地方。走出机场一路驱车直达敦煌艺术研究院。令人想不到的是，莫高窟宾馆的设施远比预料的要好得多。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低矮的小平房，如今已有现代化的设施；研究所刚建立时只有十多人，现在已发展到四百多人；昔日罕有人迹的石窟，如今游客络绎不绝；黄沙漫漫的土地上也有了树丛和花圃。不能不说这是换了人间。

可这里恶劣的地理环境依然如故，或者说换了人间却连累自然环境更为恶化。有关报道说，河西走廊地区的降雨量远远低于蒸发量，唯一的水源祁连山冰川已经缩小，雪线上升，大量地表植被因干旱而死亡。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也面临着厄运，一汪细细的泉水早已不堪养活人和植被的重负，沿着石窟的一条浅浅的河床，已是沙碱满目。在河床边散步，一脚一个坑，那无根的沙，随时使小坑滑动，走过去休想再找回原来的路。紧挨着绿地的就是漫漫的沙丘，起伏不定的黄沙从眼前延伸出去，一眼望不到头。一千多年前这里不会是这样，否则哪来丝路的繁荣？一千年后的这片土地又会怎样，黄沙会不会淹没它？我在这里五天没有见过一只麻雀，一只蚊子，一滴露水。每当午夜醒来聆听夜声，除了自己的呼吸，没有一点声响可捕捉，一片死寂。这一切都是因为缺水，没有水就没有生灵，没有生灵就没有声息；这里的一切又都盼望水，当你不小心把一杯水洒在地上，顷刻间无影无踪，焦渴的黄沙一举吞噬，连一点水的印迹也留不下。

这里也有与干旱拼搏的生长，骆驼刺就是一种。它矮矮的，一小株、一小株，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沙丘上，虽是同类并不结伴，株与株之间相距甚远，大约是地下的水汽太少了，如果丛生在一起谁也活不了，只能拉开彼此的距离，孤零零的，各自埋下自己的根须，向大地深处吮吸。这小小的混身长刺的植物，把叶片养得厚厚的，捏下去居然是湿润润的。也许正因为它蓄积了些许水分，才吸引骆驼前来寻食，这才有了骆驼刺的美名。

有一次在公路边散步，沥青路面光溜溜的，不意脚下却咯噔咯噔的，像是踩在石子上，真奇怪，地面上冒起一个个的小坨！仔细一瞧，那小坨的顶端冒出了数茎草叶，原来是这小草顶破了敦实的沥青路，探出头来。这长不过寸许的小草，要有多大的耐力才能捅破高压在它身上的沥青？它只长在路边而不在路中央，不是因为怕过往行人车辆的踩压——你今天踩扁了它，明天它又能挺起来——它所以生长在路边是因为路旁有细细的渠水，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凡是路边有水渠的地方，就有小草冒尖，原来“亲水”才是它的原动力。水能驱使它掀翻比它强大千万倍的重压，这不由得使人肃然起敬。在这里拼搏生长的小草比内地的小草要粗壮得多，环境愈恶劣，愈要使自己茁壮，这就是沙漠生灵的硬气。这种硬气几乎随处可见。人们早就称颂沙漠中的胡杨能活三千年，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朽，这样的生死是何等的气派！这样的气派唯有沙漠中的生灵才拥有。

这种硬气在大漠天地间流布，连太阳也如此，只要它一露面，就热烘烘的像一团火，烤在肌肤上让人发疼，一旦人躲开它的锋芒，到阴凉处站一站，立时感觉凉嗖嗖。如果走在街面上，最好走成“S”形，一会在太阳下，一会到背阴处，否则不是热坏就是凉坏。俗话说背靠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这景象。在阳光下几乎找不到温煦、柔和的感觉，只有火辣辣的一股咄咄逼人的硬气。

这里的生活也有一种硬朗朗的风貌。早餐有道炸油饼，看起来酥酥的，炸得很透，吃起来非要使劲咬，愈嚼愈有味。最受欢迎的是面片，坚韧、结实、有劲道，如果加一点辣椒，那种只长在这里的、带有香气的辣椒，那嚼头和味道，山珍海味也比不了。人们都熟悉美国的西部牛仔，可你知道中国西部的骆驼客吗？放骆驼比放马更要有勇气和毅力，马能生存的地方，骆驼也能生存，可骆驼生存的地方，马却不能生存，骆驼发起威来，比马跑得还要快。一个牧人背起行囊，赶着一群骆驼，在那鸟儿也不飞的地方，一走就是一年半载。风尘仆仆归来的男子汉们，裸露着黝黑的胸膛，戴着卷边的草帽，像移动的铁塔，飒爽豪气，满面风霜。真应该为这样的人建一座塑像，一座青铜铸就的中国西部牛仔像！

敦煌的发展是与莫高窟的开发连在一起的，莫高窟的保护又与它的第一代研究者常书鸿连在一起。40年前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使世人认识了常书鸿，这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旅居法国的油画家，当他得知莫高山石窟遭到遗弃和破坏时，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一个颇有贵族气质的艺术家，告别海外的优裕生活，来到这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公路的荒漠，这连生存也难以维持的地方，对壁画、雕塑进行保护和研究。为筹措资金保护石窟，他奔走呼号，而政府部门却置若罔闻。没有经费，他花净了自己的积蓄，没有人力，他自己做小工。要知道在有电、有现代化设施的今天，临摹一个洞窟的壁画尚且要花三四年的时间，他凭借一盏孤灯，在黑黑的洞窟中常年工作不息，不时还要面对沙暴、野狼与土匪的威胁，原本与他怀有同样理想的妻子，熬不住这样的艰难，终于弃他而去，在这毁灭性的打击中，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用生命点燃了艺术之光，直到耗尽了灯油。

是什么力量使他经受这非人的磨难而不改初衷？他初到敦煌时有一段独白：“在这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前，我深深内疚的是，自己漂洋过海，旅欧时期，只认这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顶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艺术却一无所知。今天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当时，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震动世界而今空无所有的藏经洞的洪造像坐坛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程度的保护和珍视。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做去金沟淘金沙的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煮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无人管理，无人修路，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着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忽然，呯然一声巨响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原来是三层上面第444窟五代造的危檐下崩落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艰巨沉重！”

这真是一名爱国者的呐喊！在那战乱的中国，又有谁来扶持这荒芜的石窟？是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护着它，直到1944年才有十多人组成简陋的研究所。如今他已去世多年了，可他的音容宛在，就在这莫高窟山门的正前方一个高高的沙丘上，一抔黄土，一座石碑，那就是他的安息之地。与莫高窟前绿树红花相映照的是这里的戈壁滩，没有树木，没有花草，只有一株干枯的胡杨树，孤零零地挺立在荒原上。这与普通坟墓无异的一抔黄土和一座石碑，却有一个顶天立地的碑铭：“敦煌保护神”！是的，他用一生的心血和精力保护了敦煌的石窟艺术，死后仍然守卫在它身旁，沙漠就是它永远的监护之地。人们到这里凭吊，想献上一束花吧，不成，鲜花在这里很快就要枯死。有人放了仙人掌的盆花，这是最能抗旱的植物了，也不成，干枯的躯干早已萎缩。能在这里长存的只有石块，因此在坟前就多了些五彩石，这是人们所能留下的最好的祭奠。与常书鸿坟墓毗邻的还有十七座坟墓，葬的全都是他的同事，这里也就成了敦煌艺术研究院的墓地。世界上有哪个单位早早为职工备好墓地的？只有敦煌艺术研究院！试想一下，当一个风华正茂的小青年刚踏进研究院就已见到他的墓地，那是什么感觉？这意味着一生一世都要固守在这荒漠，作出终身的奉献！

站在沙丘上向远处眺望，在那高高的沙山上，对着莫高窟的斜坡，有一个偌大的“心”字，那是用石块圈出的一个心形大字，“心”中又用石块堆成“陈”、“王”两个字，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对恋人抒写的同心结。自古以来，就有山盟海誓一说，那是对着高山、大海的盟誓，又有谁对着浩浩黄沙起誓？史书上没有，文学作品中也没有，莫高山有！黄沙作底，石头作证，天苍苍、野茫茫，唯有两情共久长。生活在沙漠中的人自有一股壮丽而浪漫的情怀。

漫漫黄沙在这天地之间，不断地塑造出神奇而绮丽的景象，月牙泉是敦煌最负盛名的一景。在黄沙包围的峡谷，有一汪弯弯的泉水，潾潾水波，清澈可掬。四面是高达七八十米的沙山，人们蜂拥到这沙山上跋涉，走到最高处，用滑板滑下。每年每月每日，这山上的沙不停地下泻，可为什么山的高度却不见降低？原来，每到深夜，这里就起风，从西面沙山的缺口吹进来，当这股风吹到泉边就盘旋而上，那白天滑下的沙又随风上扬到高处，所以尽管这沙山在白天留下千千万万个脚印，一到清晨，一切又都恢复如初。独特的地形和气流，是这沙山永不没落的秘密。在中国唯有这里的沙山得天独厚，这是大自然对敦煌的恩赐。

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有时会突然出现一串串、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沙包，有的圆得像球，一个紧挨一个，延伸几百米、几千米，阳光下金灿灿的，像是大地铸成的金项链；有的扁扁的，一叠叠相连，鳞光闪闪，延长再延长，犹如大地布下的长蛇阵；有的又结成条状，俨然是大地伸出的千万条臂膀，臂臂相接，黑黝黝的，结成钢铁般的长城。乍一看是那样的威武雄壮，不是人工哪能构造得那样整齐？可这荒漠又何来这样的工程？再琢磨，那原是大自然的杰作，风，就是那雕刀。那无形无影的风竟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真使人叹为观止。

当怀着这惊世之叹走进雅丹地貌公园时，方才知道那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这里才是真正的大手笔。从戈壁滩上凸起的座座山峦，千奇百怪，有的酷似狮身人面像，匍匐在天地之间，虎虎地雄视前方；有的像横空出世的巨舰，正在率领舰队，疾速航行；有的又像硕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有的又像纤纤天鹅，振翅欲飞。这些似真似假、若虚若幻的千姿百态，无一例外都是砾石山。这可不是惯常的崇山峻岭，而是互不相连的断层绝壁，是那无所不能的风，用变幻莫测的刀笔，为它们刻下缕缕印记。怪不得电影《英雄》要选这里为外景地，只有这样磅礴的气势才能烘托出盖世的英豪。

在山脚下，如果有幸，还能拣到“沙漠玫瑰”。这是又小又薄的砾石片连缀成的花形，从花心中伸展出一层层的花瓣，灰黄的色质夹着闪闪的亮点，在阳光照射下，光彩灿灿，不是玫瑰胜似玫瑰，漫漫黄沙也有此钟灵毓秀？从一块巨石变成小小的玲珑剔透的花形，那是要经过千万年、万万年的磨炼。又是风，是那南来北往、飘忽不定、无形无影的风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沙漠玫瑰，这与天地共久长的玫瑰！我终于找到了献给敦煌人常书鸿的玫瑰！

思想者不老——记老专家群体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刘大年先生化作云烟。我没有去送行，为的是不忍心看到一位曾经神采奕奕的老学者，永远闭上了双目。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深到不经意会在耳畔响起他的湖南音，这不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慕名读了他的著作，也不是因为进入研究所后，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而是因为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授予名誉博士的会上，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社科院给外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授衔，这还是第一次。会场不大但布置得很隆重，主持人讲话是念发言稿，不疾不徐，稳稳当当，听来大都是耳熟的套话。是由于会议涉外所以弄得这样拘谨？还是作为一方主管的人讲话离不开事先拟好的讲稿？这本该是启人心智的会议，一开场却那么平庸。正在我默默思忖之际，突然听到一个充满激情的声音，那是刘大年的发言。他是井上清的老朋友，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和切磋，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约是老朋友的业绩拨动了他的心弦，他的讲话如山泉出谷，滔滔奔流，他娓娓动人地叙说这一代日本学者的成就和风范。话语的流畅，思路的清晰，论理的严密，像是一挥而就的雄文华章，可圈可点。他以八十岁的高龄，作出这样虎虎有生气的即席演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他没有老！这也使我油然想起60年代的他，曾经以一篇《论康熙》在史学界引起震动。不论对其观点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都不否认在那万马齐喑、八股成风的年代，这篇文章激起了对历史人物品评的新风。那时他还年青。岁月如驰，黑发人已成了白发人，是什么原因使垂垂老人葆有这样的青春风采？听说他在临终前夕，卧倒在病床上仍然笔耕不辍，医生不得不给他用药，使他活跃的思绪停滞下来，不这样就不能使他得到休息。弥留之际竟然用人工麻木停止思维活动，是医学制胜了生命，还是生命使医学无奈？

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开动思考就如开动机器一样，运动起来的惯性不可逆转，生命不止，思索不已，连痴呆症的患者也不例外。已故考古学界的老前辈徐旭生先生是我的邻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连冷了穿衣服、热了脱衣服都要人招呼，你不叫他吃饭，他也许再也不会想到肚子饿，可他每天不言不语地端坐在书案旁，两眼直瞪瞪地瞅着书不动，有时还能往下翻页。我好奇地问他的家人，他还能看得进书吗？回答是看不进了。但他每天都要在书城中危坐，像是老僧入定，不这样，就会烦躁不安。在他痴呆得失去自我意识的时候，书，仍然使他牵肠挂肚，有了书似乎就有了他的天堂。难道在行将就木的身躯中，还有一息思想的细胞潜藏在无意识中盈盈欲动？

真正促使我想为老学者们写文章的，是86岁高龄的孙思白教授。他已退休多年了，一天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来到所里，一见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把文章送给我看呀，我喜欢看你的文章。”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随手把刚刚发表在1999年第1期《史学理论》上的一篇《青史有待垦天荒》递给了他，对这件事也未在意。谁知过了一周，我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是找到人事处才知道我的电话变了，否则早就要与我通话了。他在赞许了这篇文章后，话锋一转，连连谴责自己：“我这十年白活了！”我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了。他说这十年疾病缠身，身上疼痛，手发颤，没有写东西。原来他说的“白活”就是指没有再出科研成果。我连忙问他今年高寿，他说，85岁了。啊！这年纪早该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却因为从75岁以后，不能继续著书立说而于心不安。这样一位视科研工作如生命的老人，胸中要涌动多少蓬勃的思想活力，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慨！

但有科研不言老，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心态，也正是对科研工作的不息追求，成就了他们学术事业的高峰。季羡林老先生自述，在他的论著中有三分之二是在进入老年后写成的，他那优美、清新的散文，在年青人中拥有大量的读者，一个老人的作品，博得老少共赏，是因为融进了生活乐趣和知识芬芳，吸引了年青人的心。

人们都知道杨向奎老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可他还写过一篇物理学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权威杂志《中国科学》上，引起了自然科学界的兴趣。史学界同行评论他在70多岁出版的专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是他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一传世之作是他长年在白天也要开灯的黑书房中完成的。为此，我曾为他的住房条件鸣过不平。他在给我的信中自述这是特意的安排，他不无风趣地说：“且谈‘玄学’，‘玄’的本意是暗淡，也是安静，‘安静’不仅来自无声，也来自无光，无声而暗淡，才能安静，我最讨厌杂音之污染，所以造就一个‘玄静的环境’。”又说：“在安静的环境中思考，是人生最乐处。如果我读书有所得，都是在‘玄’的环境中思考出来的。秋冬之际，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大半时间在思考，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思考人类的将来。”诚如其言，人生、宇宙和人类的未来，是他毕生思考和探索的课题。先生以渊博的学问出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游刃有余、成就卓著，每天还坚持游泳不断，鹤发童颜，生气勃勃，这哪像耄耋之年的老人！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成长的特点，与自然科学人才并不一样，学业的精进要靠长年的积累，往往是年龄愈大，积累愈丰厚，学术研究愈趋向成熟。

积累和思考使得老一代的学者永远燃烧学业的青春。

因为，思想者不老！

独领风骚——记女性专家群体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论经济还只是刚刚起飞，可是中国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世界上却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从一连串的统计中，可以得到最雄辩的证明。日本著名学者小野和子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揭示京都大学一起性骚扰事件中，列出一项足以使经济大国汗颜的数字，那就是在这所名牌大学中女教授只有4名，占总数的0.6％；包括助手在内的女教官有89人，占总数的3.4％；而在临时雇佣的1000名教工中99％是女性。这一绝对倾斜的数字，表现出在日本最高学府的权力结构中，男性居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女性沦落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就给某些不轨的男性提供了利用权力侵犯女性的条件，肇成被伤害的女性敢怒不敢言。最近被日本传媒多次报道的矢野由于性骚扰而辞职的风波，就不是偶发事件。小野和子指出，男女之间权力的不均衡才是滋生事件的土壤，真是一针见血。

知识女性在日本的社会地位是如此，在号称亚洲小龙的韩国，女性的地位也并不与其经济的发展相应见长。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文章记载，近三十年韩国经济的发展几乎全以男性为主角，女性的参与只限于低级劳动，知识女性不管怎样勤奋、能干，也很难进入社会，即使进入社会也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以最适宜发挥女性专长的银行工作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不足4％，可见女性人才成长之艰难。

中国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不仅远超日本、韩国，也比美国优越。据国务院颁布的1993年的统计，中国女性科技人员有近810万，占总数的35％，美国只占12.2％。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4年统计，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有345人，占总数的21.9％，全院女职工1563人，占总数的35.65％。从中国和日、韩、美横向比较的反差中，可以发现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新课题，那就是现代化的经济和女性解放并不都成正比例发展。如果说在一百多年前，早期现代化推进到哪里，哪里就有女性解放运动，现代化成为女权运动的前导或与之同时起步，那么在一百多年后，现代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女性解放却不能与现代化的经济同步前进，这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

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傅立叶早在19世纪就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也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事实证明这不愧是至理名言。在现代化建设的潮流中，人们都已习惯把现代化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然而人类的解放并不就是以现代化为唯一的尺度。姑且不论某些发达国家并没有解决工业高度发展中人的异化问题，就是当今女性解放与现代化不能同步发展的事实，也再一次说明现代化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却不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标准。在这里，傅立叶和马克思都把女性解放问题提升为衡量社会解放和进步的天然标准，这是对社会发展战略的远见卓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在能力本是现代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压抑人类潜力的思潮和制度，最终又会使现代化受到巨大的损害。女性在人类中占有半数，又肩负着抚育下一代的天职，是社会延续、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说女性是“半边天”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一半人类潜力的发挥又岂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呢？

但是，由于社会的、生理的原因，女性又几乎在各个国家都有幽禁家庭的经历，致使她们的聪明才智淹没在家务劳动和教育后代中，在社会上的贡献比男性有所逊色。在旧中国，女性身受君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压迫，负重尤深。但值得自豪的是，历史上又从不间断地出现女才子、女英雄、女政治家：卓文君、李清照的文采风流；梁红玉、秋瑾的叱咤风云；冼夫人、武则天的雄谋韬略。多少女中豪杰，为中华民族增色生辉！但是终其数千年的历史，从不见女性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中国。据国际上有关统计，著名的女专家、学者与男专家、学者相比，在文学艺术方面多于男性，在科学技术上就比男性少得多，而在哲学思想方面几乎不占比例，近乎零。因此有女性长于形象思维、短于逻辑思维之说，似乎这已成为常规之见。

女性在不同学科中表现的差别，虽然已被中外古今的调查所证明，然而当代女性人才成长的趋势很有可能打破这种格局，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明显地露出端倪。

最雄辩的证据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科学工作队伍中，涌现了一批年青有为的后起之秀，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女性人才的崭露头角。最先引进科学技术和方法论的成果开拓古老课题、打开史学研究新途径的有女性；率先走出校门、设计课题、追踪调查、复兴社会学研究的有女性；埋首青灯黄卷、询问质疑、整理累累古籍的也有女性；不囿于成见、富有创新意识的女性论著遍及哲、经、文、史的各个领域。她们共同的特色是：都具有开放性的思路、新颖的论理和驾驭事物的统摄能力，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哲学智慧。这是五六十年代所没有的新动向。

变革的时代，本是召唤人才、造就灿烂群星的时代。孔子、孟子生在春秋战国的社会递变时期；黄宗羲、王夫之成长在明清鼎革之际；康有为、梁启超活跃在剧烈变动的近代中国。他们都在新旧文化的激荡、传统观念的变革中脱颖而出，以出众的才华、深邃的思考、过人的胆识，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不朽的丰碑。遗憾的是，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还没有女性留下与其媲美的足迹。

如今已远非昔比。当代中国不仅有一批较之五四时期毫不逊色的女文学家、女政治家，还有那时不能出现的女科学家、女企业家、女劳模、女体育家，以及一批很有见地的女性社会科学研究者。她们比五四的女性，更多地承担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如果说，五四的新女性以冲破家庭牢笼作为反封建的起步，常以脱离家庭为其特点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女性恰恰不是脱离家庭，而是肩负家庭的重担，投身社会变革，在事业上奋斗不息。她们往往都有繁重的家务劳动，这既是女性在事业上最受拖累的地方，却又是女性事业成功最值得自豪之处。

当代中国人才成长的信息说明，事业和家庭这两副重担不仅没有使女性的事业成功率降低，反而更令女性以特有的才智表现出在社会科学中冒尖的趋势。这预兆着在中华大地上，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潮流，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出现一代女思想家，改变只由男性驰骋思想史的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揭开新的篇章。那在世界史上独领风骚的，将是中国。

请理解老一代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时间早已远去。我与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辈，只是因为他的言谈风貌光照后人，尤其是他的一篇“国庆夜独语”——《风雨苍黄五十年》感动过无数人。有一件事至今难忘，我想应该公示于众，以告慰崇敬他的读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做口述自传的想法，但这要有一些花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一个两袖清风的老者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开支。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有李先生的一位崇拜者愿意提供资助，不要任何报偿。这个朋友50年前在新华社工作时，曾经奉命监督李先生劳动改造，虽然并没有为难李先生，但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总想有所报偿，因此就此机会引来了邹先生。

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从广州出差来的邹先生来到我家，丢下一万元托我转交李先生。我说：“李先生住处不远，我带你去见见他。”他说不用了。我说：“那我代表李先生谢谢你。”他说：“不！你应该代我谢谢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就这样，他连地址也没有留下。其实闻讯要予以资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汤纲，多次提出可以资助李先生出书，都被李先生谢绝了。唯有这素昧平生的邹先生的资助，是我说服李先生收下的，因为他一句“谢谢李先生”，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五年前，李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不是谢幕，是序幕》。发表后收到一些年轻人的来信，我就其中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了回答。五年了，有些问题尚未过时，因此照录如下：丹冰：看到你的来信，就有一股想说些什么的冲动，可能在我心底早有与下一代人相互沟通的愿望。虽然我每周上班都与年轻人交谈和争论，但学术问题与两代人经历的体会并不一样。怎么说哩！我与李先生相比是晚辈，但比起你们来就是前辈。我是处在上下两代人的中间地带，中间也是中介，所以我很想在老一辈革命者与新生代之间做个媒介和桥梁。这是因为我看到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理解问题的差异，或者说我体会到老一代的苦闷、辛酸和无奈，这是不容易为年青人理解的。若能充分理解这种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批评“李慎之是圣人”的说法，在这以前也看到对周总理的责难，这些都不无道理，但这都是在当今环境中的质疑。殊不知，在社会大变革之际，隔代如隔山啊！有一则传闻说，李敖对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说：“我敢在总统府前骂李登辉，你敢在中南海门前骂毛泽东吗？”使他哑口无言的回答是：“我敢到台湾骂李登辉，你敢来北京骂毛泽东吗？”其实，毛泽东早已断言鲁迅若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不是下牢狱就是沉默，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鲁迅历来被认为最有硬骨头精神，连最有骨气的中国人也只能不成功即成仁，又有谁能超越其外哩？“圣人”是早已消逝的词汇，到21世纪又召回这一用语，只是用来表述此乃人中之杰。这样极品式的歌颂，只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敢于说真话。说真话算什么圣人？！这在哪国、哪代也只是普通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教徒都要以说真话为虔诚的起码原则，可在这里竟然成为圣人，又有谁能理解呢？是的，在中国说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不单单是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怕死的中国人也不少见，重要的是有各种理论，消解你说真话的愿望和信念，一种可怕的精神慑服，使你自我瓦解。人们往往从品节上评论中外人士的差别，比如说布鲁诺受到宗教裁判，宁死不屈，当他遭受火刑时，仍然高呼：“你们烧死我，地球仍然在旋转！”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像布鲁诺那样为追求知识而献身的勇士，但却可以找到很多为道义、民族而英勇就义的英雄豪杰。所以个人的品节不单是性格，更是一种信仰。一般来说，宗教和科学容易开发出个体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凌驾人类之上的力量，不受人间约束；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世界，它可能受到人类的干预，并不受人世的支配。自然规则远比社会规则更为深不可测，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可人们为什么又去孜孜以求？靠的是信念。信念是比生死存亡更高的意识，具有此种情怀，才有不畏死的行为。传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独立的科学精神。宗教是出世的，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被儒家化了，它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入世情结，为现实的人情世俗所左右。科学在古代中国主要表现在技术层面，靠的是经验积累，师徒传授，缺少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只有道义能超越生死，这道义是以伦理为本位，伦理又是以家、国、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家庭、国家和民族都是复数，是群体，个人只有附着家、国和民族，才是有价值的存在。个人附着群体，那群体就消解了个人的意识，以群体的价值为个人的价值。因此人与人的差异，除了背景、环境、生理不同外，大多是性格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不外乎儒、佛、道三家，佛、道很少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价值观主导中国数千年。持有这种人生信仰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为了说明地球绕太阳转而献身亡命的有志之士，这是古代中国不能产生布鲁诺的重要原因。关于这点我在《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一文中就中国人缺少个体意识的传统，作了初步的分析。在群体价值消解个体意识的土壤中，很容易滋长脱离实际和造假的作风，而且还以“义正词严”的姿态出现，包括撒谎者本人。有些不讲真话的人未必有品质问题，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撒谎，往往是受到党国利益的驱动，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理由诸如：顾全大局；个人事小，公家事大；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要只看一个指头，要看到九个指头云云。只要持有这种理由，说了弥天大谎，也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必受到良心谴责，这种状态中很难有个人的自悟，也没有诚信可言。所以在中国不讲诚信是群体道德的缺失，是在“正义”掩盖下的非正义行为，这是制度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个人责任。试想，当一个人的内心有这“道义”的驱使，周边有超强的压力诱导，其结果只能是彻里彻外的投降，而且还心甘情愿。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部《欧阳海之歌》，在中国发行三千万册。这是按真人真事写作的纪实小说。作者如实写出欧阳海出身贫困、哥哥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本人当过乞丐的经历，可在审查后，传出江青的指示说，怎么能写他哥被拉壮丁？这不成了反动军人的家属！乞丐也不行，这是游民不是贫农！小说写他临终时对生命的眷恋，也成了修正主义。接受这批示就不得不篡改历史，而且有理可据，振振有词。办雷锋展览也是如此，雷锋那件皮夹克，上了撤，撤了上，反反复复，不以事实为根据，一切按宣传需要而转移，为了表现他艰苦朴素，非撤不可。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大谎者不知有多少。从上到下提倡这种风气，弄虚作假怎能不弥漫全社会。说真话是什么后果，有时是祸患无穷啊！我有个品学兼优的同班同学，安徽人，“大跃进”中回家探亲，发现他一家活活饿死了五个人，只剩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但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复员军人，回校后并未声张，只向组织作了汇报，并私下向同学要了一些粮票。这些使他横遭批判，变成内控对象，毕业后被发配到边远地区。60年代近代史所有个出名的才子沈元，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因为翻译了赫鲁晓夫报告被打成右派开除，摘帽后因为一篇出色的论文被调到研究所，在那个年代他是唯一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学术论文的青年学者，名气很大。“文革大革命”期间遭了殃，被近代史所扫地出门，到街道又被赶走，投奔亲戚，没人敢收留，他无家可归，吃住无着，为了活命投奔苏联大使馆，被抓回，定成叛国罪。发回本所讨论，全所同人一致通过给他以极刑，包括当初赏识他的黎澍。后来我到所后，私下打听，发现有许多同情者，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话，可见许多人是违背良心的。这怪他们吗？不！“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信阳农村干校劳动，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这里饿死上百万人，有的全家死绝，甚至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令人惊诧的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事实并不如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极端的高压中，是无人反抗的。信阳也有不怕死的，至多也是准备到北京告状，但走不出县界，就被作为反革命处治。后来据说因为李先念回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错误才被纠正。据官方统计，在这时期全国饿死的有两千万人，民间统计有三千万，比八年抗战死的人还要多。暴政猛如虎时百姓是噤若寒蝉的，这是中国的民族性。我起先认为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并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李先生，他的一句话真可谓言简意赅，他认为，是制度造就民族性，这是很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怎能不成为道德的最高品节哩！这是中国的国情，不会为外国人理解，也不会为现代年轻人理解。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位年青作家当着许多学者的面指责说：“你们这一代人太没有骨气了，难道就不会辞职？”这句话问得我们哭笑不得。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可怕的是人的异化，其中最可怕的是自我异化。在1959年的“交心运动”中，人人都把最切己的隐私全部晾出来交给党，比天主教徒向神父忏悔还彻底，因为宗教并不要求你说自己没有的东西，可“交心运动”，要把自己说得最坏、最丑，还要公示于众，才是对党的最忠心。因此你说你自己坏，我说得比你还要坏；坏得还不够，那就再添油加醋。要知道这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是自己给自己贴小字报、大字报。就这样在年青的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践踏自己的竞赛，弄得人人面目全非，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有一个同事甚至编造出在朦胧中想谋害毛主席的一闪念，把自己妖魔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来显示忠诚，发疯一样地扭曲自己，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成为他专案组的成员，才弄清真相。自己坑害自己，人成为非人，后人又怎能理解这鞭入骨髓的精神戕害啊！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疯狂地践踏自己和同类，这也许是后人永远不理解的谜团。不进入这特定的历史情境，感同身受这一代人的苦难和精神残缺，又怎能找到答案？圣人不是天生的，李先生也一样。他本名李忠，参加革命时化名李慎之，名为心声，由此可见，他是以谨慎言行的自勉投奔共产党的，并没有天生的反骨。他也软弱过，被打成右派后，一度想自杀，有时他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恨不得一剪子把这惹祸的舌头剪掉。这样的苦痛、惶惑、动摇，是由于全身心地献身他信仰的事业，而又被他追求的信仰无情地抛弃。所谓的“错误”是他遵循党的教导说了一点真话的结果，那足以使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右派帽子也是他崇拜的毛主席一手钦定的，这怎能不使一颗赤子之心痛苦。众所周知，他再次被贬，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我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时正当国家用人之际，他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只要稍示悔意，完全可以再上青云。可他抛下这句话后就义无反顾，直至被封杀，依然为忧国忧民殚精竭虑，披肝沥胆。他从50年代的彷徨到90年代的坚定不移，经过了信仰的动摇、幻灭和重新组合，以近半个世纪的风霜刀剑，写就了这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传世之作，这充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一件事，你也许不知道，他曾经是那样坚决地表示“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此被罢了官。时过十年以后，有一次他对朋友表示，他对当局的断然措施也是有同情的，否则国家可能会大乱，改革也可能会被毁掉。这似乎不像他说的话，他也从未在这一个问题上作过检讨，但这确是他的心里话。在高压的情况下不曾屈服，为什么在疾风骤雨之后却作了这样的反思？其实李先生的做法并不为过。彭德怀是个硬汉子，可他向毛泽东作检查是诚心的；顾准是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但他多次表白自己拥戴社会主义，以致有“真假顾准”之说；张志新难能可贵，可她是以毛泽东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不少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死去活来，还口口声声拥护这是冲击灵魂的大革命。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党的兴亡盛衰已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不管当初有多么强烈的反叛精神，最终仍然以党的利益为重，党的利益一旦被高度抽象化，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最终也使党的利益异化。这种价值的悖论，经常被报以党性强、识大体、顾大局的表彰，消解有可能发生的疑问，最终连怀疑也无从产生。政治道义的言辞不管说得多么美妙，如果没有个体只有群体，那就有可能通向专制主义，所以忠于党的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时段上接受专制主义。自我往往就在这泛化的道义中萎缩而至泯灭，这是共产党员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因为从传统的公私观念到党的以大局为重，都是以公灭私，在这方面是一线相通。从这里可以理解不屈服于压力、不是共产党员的梁漱溟，晚年出的书却表示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必然导致的结果。民主制度是以个人为本位，但有群己界限，有公民教育和公德，并以法律为保障，首先保护每个人不受侵犯，也不侵犯别人，这就保护了社会的整体性。整体利益是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立私为公也为私，奉公不克私，得到公私两利。晚年李先生说他要为个人主义翻案，这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新体察。有人指责李先生说过，三十年后还要加入共产党，反对你那个“共产党”。其实这才是李慎之的本色，真正的党内改革派。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先生并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但可说是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是他首先在改革大潮中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之地，所以自由主义者就以李先生为领军人物，这是时代造就的错位。有的朋友对我的《思想者不老》颇有微词，认为刘大年学术思想是左的，也整过人，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主要是想写出老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虽到垂暮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在当前尤为可贵。要知道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你整我，我整他，他又整你，整得人们团团转，又有哪个人前不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整？“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一首顺口溜说：“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无奈。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留下多少创伤，他们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在一个求知世界里忘情地跋涉，这就值得为后世留下他们的剪影。至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和差异，这不该是评价的标准。即使有人整过人，只要不是品质问题，都应该给予宽容和谅解。其实，若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代，会发现人人都标榜自己是“左派”，不论是大左、小左，在主观上大多数也是真诚的。这是传统观念和党长期熏陶的结果，凡人常态又哪能超然物外。在那种大张旗鼓的整人运动中，过后也有人留下内心的不安，但这也是在环境变化后的心情。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检察院检察长关山复，“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第一把手。在干校中他对我们说过，土改时他是东北一方土改的负责人，杀了许多地主，现在想想，有的也不该杀，那时的情况就这样，抓到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一呼，该不该杀？大家喊杀，立即镇压，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像李自成起义一样。从他的言谈神色中我感受到他的隐隐内疚，类似这种心情的也不在少数。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件事，他对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不满，认为有些事不可原谅。可他听说，“文化大革命”中郭老的儿子被抓，郭夫人要求郭老向周总理说情，郭老没有听从，天天抄录他儿子的日记，直到他儿子被迫害至死，也没有说一句求情的话。李先生为此深有感触地说，郭老要用多大的毅力抄录儿子的日记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刻骨铭心的伤痛，由此他理解并原谅了郭沫若。对于郭老这种行为，你尽可以指责他愚昧、盲从、虚伪，可知道在他心目中有一个比他儿子更重要的党国利益压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胆小怕事所能解释的，所以李先生原谅了郭老。走近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想一想，还能选择什么路，也许可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们。其实刘大年的内心也不平静，我听他女儿说，晚年的他经常陷在矛盾和烦恼中，我想这可能是他追求的信仰与现实的冲突带来的痛苦。只不过中国没有忏悔的传统，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一名老干部擅自表态。一个人为了所谓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老革命、大才子都如此，一般人又能怎样！只有理解他们竭尽真诚的心，才能感受这刻骨的痛苦和无奈。我们有幸生在梦魇已逝的年代，但我们能理解这一代人旷古未有的悲哀吗？善待这无告而忠诚的一代人，这是我由衷的想法。刘志琴2003.6.15

六十年后的相会——在京51届同学聚会感言

1949年我们同时进入镇江山门口中学，到今年2009年相见，已过去了60年。这60年已有三代人之遥，如今我们都已是爷爷奶奶级的人物了。回首过去，少年时代的印象历历在目，这是人生最珍贵、最难忘的一页。

这60年最大的成功，是我们还健在。虽然有些人已经离去，为此我们有过伤感，但有幸的是绝大多数的少年朋友仍然健在，活着就是胜利！

谁活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历了大灾大难，大喜大悲，在座的九人中就有三人一度被阶级斗争整得失去生活勇气，在死亡边缘上徘徊，但终于顽强地活下来了。在京老同学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怎能不使我们动容！在这个时代，个人的不幸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辛酸，中国人的快乐和痛苦是与国家的盛衰进退密切相连的，个人的荣衰也是时代的荣衰。

我们都是跨世纪老人了，也是跨世纪的历史见证人，见证了我们共和国的诞生、兴旺，也见证了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浩劫。

我们都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入学。再过五天，4月23日就是镇江解放60周年的日子，我们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跳着秧歌舞迎来了共产党。郭凤鸣、谭林、赵真都是我扭秧歌的伙伴。那时一有什么兴奋的事就上街游行，中央有什么指示，搞什么运动，工农业有什么捷报，都要涌上街头表达人民的拥护，一有游行必有秧歌队出场。那真是我们的狂欢节，跳起来、唱起来，激情昂扬，整个世界好像都为我们乐开了花！我也因为积极地跳，忘情地跳，跳成个校学生会的文娱部长。那可不是组织的指定，是竞选上岗的，我记得，班级为了给我拉票，贴出的标语是：“请投跳舞大王刘志琴一票！”真让人哭笑不得。我最佳的跳舞搭档是莉莉，我们的“南泥湾”，几乎跳遍全镇江，这段“鲜花开满山，塞北好江南”的歌声久久在我心底回响，因为那是我们少年时代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后来知道南泥湾原来种过鸦片，我怎样也不愿相信，因为不忍心让美好的记忆，沾上一点尘埃。

记得在初中，我们班上演过一出独幕剧“小英是怎样堕落的”，说的是美帝国主义把一个少女拉下水，后来被共产党挽救的故事；还排过一出哑剧“拉壮丁”，是控诉国民政府的。那时在我们的认识中，旧社会都是万恶的，帝国主义都是烧杀掳掠的。我还根据“嗨哪拉”的歌词，编了群体表演舞，“嗨哪啦！嗨哪啦！帝国主义赶跑啦，我们要一边倒。跟着苏联老大哥呀，幸福就来到呀”。在我们的心目中，这苏联和美国，无异是天使和魔鬼，一提起美帝国主义，就竖眉怒目，咬牙切齿，连美国的童话、小说，都一股脑儿扔到九霄云外。国民党说成刮民党，共产党与之势不两立。要说我们是吃着狼奶长大的，一点不错，从新中国成立，接受的就是鄙美、蔑美、仇美；斗争、斗争、再斗争的教育，斗地主、斗富农、斗资本家、斗反革命、斗反党分子、斗自己，连小资情调也不放过。十三四岁的少年，从一开始认识世界就被教导，对敌人的恨就是对人民的爱，恨得愈深，爱得也愈深，这才是跟着共产党走的好榜样。这种教育把人们对国家民族、父母子女、兄弟朋友的人性之爱，统统引向一个攻击目标，以对异类的仇恨来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营造了一个既高尚又沉重的氛围，吸引了少年的心灵，有谁会自甘落后哩！一听说某人有反党之嫌，一概横眉冷对，群起而攻之，即使需要大义灭亲也毫不犹豫，真是做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斗到哪里，不辨东西南北。那时我们的思想就是那么简单、幼稚而又富有激情。

最早使我朦胧初开的，不是老师和学校教育，而是同学间的相互影响。记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慰问志愿军，大家一分钱一分钱地捐献，钱不多，但买什么东西才是最有意义的慰问品呢？班会讨论，七嘴八舌，炸开了锅，陈良建议买绳子送给最可爱的人，让他们捆俘虏，这太好了，不上前线就能抓俘虏，立即博得全班的掌声，我也使劲地鼓掌叫好。这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响起：“这不行！我们对俘虏的政策是教育分化，不能见着就打、就捆，那是虐待俘虏，不符合党的政策。应该送电筒，让志愿军永远照亮前进的路。”说这话的就是邱亮，这一席话说得全班哑口无言。真是醍醐灌顶，令人茅塞顿开呀，我暗暗思忖，我怎么就想不到这点哩！邱亮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简直是鹤立鸡群，在一帮浑浑噩噩的少年中，凸现一位思想家，真是望之弥高。

记得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尹克奎，他和我同岁，但他说的话在我心目中不亚于老师的分量，因为他比我成熟，那时的心态就这样，谁懂事多一点、成熟一点，谁就获得同学的敬重。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印象中已经淡化，而少年时代引我走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却铭记在心。

还有我少年的偶像谭林，他是我在初中唯一的异性朋友。算不算谈恋爱？好像似也不是，说似，因为我们喜欢两人在一起，逛过公园、散过步，朦胧中彼此有吸引；说不是，因为考上高中后，分在两地，再无联系，也无悲伤和思念，连手也没有握过，就分了手。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记忆都已模糊，唯一清晰的是，毕业时互相赠送了笔记本，扉页写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句名言在青少年中个个都能倒背如流，在中国影响了好几代人，是伴随我们成长的座右铭。历来对这本书的宣传是自传体小说，自传都是真实的，有个活生生的榜样，比小说更能打动人。书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他无限忠诚于布尔什维克，在战场上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瘫痪后，坚持写作，这可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如今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才知道，这本书完全是应政治需要而虚构的故事，真正的奥斯托洛夫斯基是个叛逆者，他曾拒绝向白军开枪，反对肃反运动，无奈中他向姐姐倾诉：“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个样。”为此他痛苦、彷徨。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知、能明辨是非、抵制错误的真正革命者，可是最后在强大的压力下妥协了，由上级组织派人以与他合作的名义，把他的自传改造成党所需要的教本，不惜把他的初恋情人——革命者冬妮娅歪曲成资产阶级小姐，以拔高保尔的形象，这就是我们崇拜的一个虚假的保尔。这一真一假是两个保尔，假保尔完美无缺，是好几代人效仿的榜样，可我还是喜欢真保尔，尽管他不完美，但他活得真实、有思想。可这真实的、有思想的人，也不免屈服于政治压力，为什么他在战争中能顶着压力，逆流而上，反对内战，拒绝向白军开枪？在铺天盖地的肃反运动中，不随波逐流？而在这纯属私人领域的写作中，却违心地接受别人的操纵！说是权力的压迫，不尽然，迫使他接受的可能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包装在权力外表的国家利害，唯有这看似民族大义的说教，才能征服一颗高傲的心。我们又何尝不是按国家利益选择人生哩？任何党派，都会说成全国全民利益的代表者，一步步引你落入窠臼，这至高无上的利益，逐渐取代了个人意志。所以一个人的选择，原因不在自己，大势所趋，再高明的个人也会消融其中，那你经受的苦难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薛伯寅无辜被整了十多年。1964年你去机关找我，那是毕业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使我惊愕的是，当初虎虎有生气的你，已不复存在，你是那样沮丧、憔悴，几乎是苦苦哀求我帮你回忆在初中时是怎样打击团员的，因为我是团员，又与你在同一城市，你首先想到的是找我帮忙提供交代材料。天下哪有这等事呵！你那时身材高大，坐在教室最后排，而我是小个儿，坐在最前排，男女同学很少交往，座位又相隔那么远，在校时有没有与你说过话，说些什么，一无印象，又何从留下记忆。可你那时的眼神真令人心酸，说我若能提供一两件打击进步同学的事，你就有了交代材料，有交代才能过关，得救。这是什么话！哪能这样去哀求人诋毁自己。后来你单位找我外调，我实在编不出来，只能从实相告。

这件使我大惑不解的事，直到你平反后，我才得知真相。原来你被整，不是你有什么错误，而是你表现优秀，你所在的单位要提拔、重用你。按人事惯例，提升职务要发函到家乡外调，岂知这一函调，在家乡派出所，意外发现在你的档案中，有一封无头的揭发材料，那是我们的同学薛某人在肃反中被整，说他在校读书时组织小集团反共，他被逼无奈，胡乱地交出几个初中同学的名单，没有实证，也无旁证，既没有任何调查，也没有任何批示，就这一纸空文，不明不白地搁在派出所的档案中。外调时意外发现这一材料，从派出所到你单位，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谁也不敢抹杀这一纸材料的存在，有谁能担这个责？谁也不敢说你不该被整肃，就这样你莫名其妙地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一整十多年，这是从青年走向中年的大好年华，而你却在惶惶终日中度过。最使我同情的是你那妹妹，她自幼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长大后成为未婚夫，他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正要准备结婚时，你妹妹被发现哥哥在政治上是个被怀疑分子，按军队规定，要查三代，三代中有任何问题都不能飞上天，更何况是未婚妻的亲哥哥，为此他们不得不分手。多少年过去了，你也平反、恢复职务了，可她终身未嫁，为一个莫须有的原因，牺牲了终身幸福。这无形无影的株连，无声无息的杀手，就此毁了她的一生，这是多么残酷！“文化大革命”中的谢祖福，我也忘不了你的诉说。在那黑暗的地下室中，你被关了一年多，看似时间不算长，也没有对你动刑，可只准你屈身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终日、终月、终年不准站起来，到释放时，不能站，更不能走，只能用担架抬出来。你说过在那无边黑暗中的恐惧，而支持你活下来的，是那几十元的工资，因为你想到，反革命的身份给妻子和三个孩子带来多少灾难，能有什么补偿吗？不结案还能让家属领到你的工资，因此每当活不下去时，就想再熬一个月吧，再给妻儿留几十元吧，就这样你熬着一天、再熬一天，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你比同事算是幸运了。你的同事与你一样关在地下室，在没有窗户、没有亮光的黑牢中，给一块穿了许多孔的硬字板，让被关的人终日用线穿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拼命睁大了眼睛穿针眼，这不动刑、不流血的，是什么刑罚？长久在黑暗中生存，一见阳光，眼睛就瞎了。谁也想不到的是，一朝迎来了释放，却永远失去了光明。人啊！为什么那么凶残地祸害同类？刘诗昆是钢琴家，造反派就专打他的手，让他再无弹琴的可能。盖叫天是武生，就打断他的腿，让他再也不能上舞台。这就是我的同胞，中国人！为什么就那么疯狂？狠毒？

赵诚，你是出类拔萃的军人，只是在部队跟了林彪，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其实，你跟的是宪法批准的副统帅，作为军人服从副统帅天经地义，所以这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上层的斗争，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们常说，成则为王败为寇，在我们这里，是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下地狱，究竟是谁的对错，不是人民的裁决。你一定会有出头之日。

我们这一代在红旗下成长，是最忠诚的一代，也是受伤害最深的一代。

这是一场噩梦，一切都已过去了。噩梦过去是清晨！现在的我们虽然都已老态龙钟了，但我们这一代有特殊遭遇的人，不应计算生理年龄，应该算的是心理年龄，解放了的我们，才迎来人生的早晨。试想，我们在学生时代，受理想的鼓舞，为党为国生活，青年时代成了家，为了子女生活，从没有计较过自我。现在子女们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我们是上无老、下无小，一身轻松，到了该为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了，应该充分享受本应享受的东西，为自己，快乐地生活。

这本来是快乐的见面，我却说些不愉快的回忆，为的是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人老了什么都可以放弃，唯一不能放弃的是见证历史的权利！这是我们，不是前人，也不是后人的亲身经历，是留给后代永远的教训，也是为了防范未来灾难复发的一份责任！

留得那一份难得的清净——记台湾佛光会及其女僧

此行去台湾，最大的收获是在佛光会的金光明寺、福山寺和佛光寺住了四天，这三座寺庙的客房一个比一个高级，而且不论是住房、大殿还是过厅、走廊，都一尘不染。后两晚住的佛光寺，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而服务之周到，饮食之精良，比五星级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味佳肴是素斋，令人惊愕的是服务者多是义工。其实这方面的舒适不过是物质条件，此种食宿在他乡并不缺乏，真正使人叹为观止的，是佛教经过人间化和现代化，使佛性深入心灵的感染力，非比寻常。

对大雄宝殿大陆人并不陌生，经常见的是那高大而昏暗的殿堂，四大金刚，哼哈二将，令人生畏的威武形象，可望而不可即。可这里不一样，那巍峨的大殿，十分宽敞，高悬的莲花灯，非常明亮，如来大佛端坐在中央，俯视众生，偌大的佛堂可容纳2000人同时朝拜，周边的佛像已不再是老模样，个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挺立在四壁，用各种手语，作出接引世人状。当晨钟暮鼓响起，闲走在佛堂，庄严肃穆中自有一种亲近感，油然间拉近了人与佛的距离，这是现代佛堂建筑艺术的一大功效。

要说佛殿处处都已现代化，并不过分，大至佛像的造型，小至跪拜的蒲团，都不失传统而有现代的意趣。唯有两样东西，传之千年而一成不变，那就是供奉在佛像前的油灯和鲜花。回想大陆的许多寺庙，早已将油灯改成电灯，鲜花改成塑料花，就不禁骨鲠在喉。那电灯只是停滞的呆光，哪有油灯火焰的闪烁跃动！僵硬的塑料花又哪有这鲜花的水灵和香气！这一举之差，就显出是死气沉沉还是生意盎然。在这出家人的地方感受的不再是出世的寂灭，而是活泼泼的生活气息，这才是提倡人间佛教的真谛。

到达福山寺才知道，辉煌的佛殿是来自信徒捐赠，捐赠的方式别具一格，是由信众拣垃圾十年，用回收资源的方式积累的资金所修建，因此人们称它为环保寺。人间佛教的开创者星云大师提出佛家环保的理念是：护生、惜福和净化。所谓护生即是珍惜世间万物；惜福为爱惜时间和感情；净化是要求语言净化、行为净化和内心净化，将佛教教义与现代环保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设想一下，当人们在拣垃圾时，心中怀想的是，这举手之劳就可以缔造一座圣殿，那是什么感觉！又怎能不尽心尽力！顿然而起的神圣感，使信徒们从自然环保和心灵环保两方面都得到陶冶，这是很高明的佛家理论。

佛光寺的历史并不悠久，它在荒山野岭中开发，不足40年已是花果满山。以佛光寺为主体成立的国际佛光会，在全世界拥有200所分院、20余所图书馆、9所美术馆、12所佛学院、4所大学，以及许多报刊，信徒遍布一百多个国家，佛光寺本身也成为世界著名的佛教胜地。它的迅速发展，得力于佛光山的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贴近现代人的社会需求。它的教风是“给人信心、给人喜欢、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给人以莫大的心灵慰藉和精神援助。无怪乎，上得山来不论是僧侣、信众还是游客，萍水相逢，一见面就合十相揖，沿途都有义工为你服务和提供免费的茶水，一片祥和，这里俨然成为方外的一片净土。

这样庞大的机构，经费全靠信徒捐赠和文化事业，它商业化了吗？不！虽然也有义卖，但在哪个寺院从没见到出售所谓开过光的高价小玩意儿？更没有像少林寺以开光名义拍出8万元的手机号，用神圣的开光之举进行商业炒作。信徒的捐赠从捐一瓶油到上万元，都不分贫富同榜公示，真正做到众生平等。寺院的管理已实施民主化，住持每四年选举一次，连选连任。经费的使用，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寺庙提出“让生活书香化”的口号，号召信徒“读做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经常开办各种读书会、夏令营以及免费提供食宿的体验丛林生活的学习班，多次大举进行赈灾救济活动，在大陆捐赠的希望小学就有上百所。我之所以有幸住进寺庙，是因为应邀参加大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台湾辅仁大学、南华大学、东吴大学和中国哲学会联合举办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四次会议”。寺庙以免费食宿提供了资助，一如既往致力于文化事业不求回报，佛光寺甚至并未在会议上留名。正因为热心公益活动，它已成为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不仅在这里超度亡灵，祈福免灾，也乐意在这里操办婚事。从见到的图像看来，佛堂婚礼并不亚于教堂婚礼，具有神圣感而又令人赏心悦目。

我是一个与佛教绝缘的俗人，乍进寺庙见到的大多是年华正茂的女僧，据说不少是学士、硕士，还有博士，不免好奇，冒昧地问了一位大学毕业的女法师：“你为什么出家？”她说，星云大师出家时是一英俊少年，人们劝他：“何必想不开去出家？”回答是：“正是想开了才出家！”她自己从中学时代就喜欢佛教，因为从这里她得到心灵的快乐。又说，寺庙办有报刊、网络、出版、卫视、编纂，以及表演宗教艺术团等文化事业，可以充分发挥才能。与世人不同的是，没有报酬，都是自愿的奉献。她的一席话使我感悟到，出家有各种动机，更重要的是一种信仰。信仰所至，无所不达，我服了。

俗人自有俗人的想法，此生难得住进寺庙，总要体验一下僧侣的生活，因此我参加了过堂。“过堂”是进斋饭的佛家语。可容4000人同时进餐的大斋堂，无一根梁柱，一眼望去，一排排浅绿色的长条桌凳，明洁光亮，整齐有序，坐在这里进餐，该是心旷神怡吧。不然，它的戒规，使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饭桌前放置碗、碟、筷的次序不能颠倒，正襟危坐在桌旁，等待义工分发饭菜，小心翼翼地捧起饭碗，不论好吃与否，都不能有贪心、嗔心，要全部吃光。姿势要吉祥，持碗如“龙含珠”，使筷如“凤点头”，饭前要作揖，饭后要观想。用餐前先唱诵供养咒，法师宣讲，希望世人三餐温饱，远离饥饿。进餐时要存感恩心、惜福心、惭愧心、精进心。吃完，再唱结斋偈，祈愿施主合家平安，心想事成。然后再结队，鱼贯而行，退出斋堂，这些都好办。难办的是不出声，上千人同时进餐，竟然鸦雀无声，这种功夫太难得了。从小到大，从没想过吃饭要不要出声的问题，更没有感恩、惜福的联想，这是很随意的事，如今却为戒规。可无论怎么用心不出声，还是有声响，不得已只能连吞带咽。吃饭吃了七十年，从没有感到吃饭是这样的神圣。明代思想家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想不到的是，这一古训在佛光寺的斋饭中得到了体认。

我自信是无神论者，从没有向神佛下过跪，但我离开佛光寺时，情不自禁地深深一拜。我拜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现代化中那种高尚的人文精神，给人间留下一份难得的清净！

爱的圣徒

健太，一个俊朗、健壮、豪爽的日本青年，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他与我外甥女惠惠的姻缘。

惠惠，我那可爱的惠惠，在我身边长大。她那圆圆的小脸，滴溜溜的眼睛，人见人爱，吸引了多少来往过客，大家都说她比洋娃娃还可爱，因为她是中国式的洋娃娃，中西合璧的儿童体态和美貌，尤其是那丰富的表情，时时流转的喜怒哀乐，一笑一嗔，都能深深地感染大人。她真是一个全身都能说话的小精灵！

我太喜欢她了，不想做她的姨，要做她的妈，所以从她小时候就教她叫我“亲妈妈”，意思是亲如妈妈。她在爱意融融的家庭中长大，一帆风顺，在日本留学8年，获得硕士学位。不论是学业或打工都获得优异的成绩和好人缘。她在毕业前夕结识了健太，这样一对天造地设的恋人，赢得多少人的羡慕，上帝真是太眷爱她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就在她学成归来、初展抱负之际，噩运从天而降，她患了乳腺癌，是中晚期。这对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无异是当头一棒，全家为之震懔。震醒之余，她首先办的一件事就是把病情如实告诉健太，并决意分手，祈望他再找幸福。岂料第二天，健太即从日本赶来，一下飞机直奔医院，手捧99朵玫瑰，当众向惠惠求婚，为表示义无反顾，毅然决然辞去日本中学教师的职位。当他知道惠惠化疗会掉头发，自己先剃了光头，与惠惠配对。他睡在走廊，吃在走廊，衣带不解，日夜侍候，使得惠惠欲罢不能，终允婚事。这件事感动得医生、护士、病友奔走相告，在中日友好医院一时传为佳话。

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令人艳羡的事，可健太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医生嘱告，为维持疗效，惠惠不能生育，健太毫不迟疑地同意。要知道他也是父母钟爱的独生子，这可是断了子孙相传的常情呀，可贵的是他的父母，不仅表示尊重健太的选择，并给惠惠写了这样一封深情的信：“……惠惠，你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般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真想替你分担。但是身体的疼痛只能一个人去承受，对这种不能由别人分担的痛楚，我们完全可以百分之一百的理解。当你有所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健太、你的父母和我们两人。不管什么时候，几点钟，只要你想跟我们说话，就请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聊天，跟你一起寻找信心，让我们一家人同心协力走出这个困境。我们已在东光寺为你请了一个护身符，每天为你祈祷。”又向健太表示为了照顾惠惠他可以留居中国，他们老了自行进养老院，不用操心。这是多么可敬的一对老人啊！为了成全儿子的心愿，如此深明大义。后来小两口到日本补行了婚礼，在教堂神圣的乐声中，分别播放了记录惠惠和健太从小到大成长的录像，两人宣读了致对方父母的感恩信。人们都为这一对恋人的深情与父母的厚爱，流下喜悦的泪。

继续治疗需要大量的费用，尽管惠惠父母有能力支付，可健太以为这不能靠父母，他有责任承担，因此到一家日本公司就职。不久惠惠病情反复，他要照顾惠惠，又不能违反严格的上班制度，两者难以兼顾，他断然放弃即将晋升的机会，辞职回家。为了自谋生计，在SOHO地段开始经营名为“云飞象”的日式小吃店。可他初来异国他乡不了解中国国情，经营并不得法，善于管理的惠惠不得不亲临坐镇。为此他担心影响惠惠养病，又关店歇业，当了一名自由职业者，给日本儿童当家庭教师，这样既可挣钱，又赢得自由的时间。在这期间，健太对惠惠无微不至的照顾，真是可圈可点。他日常节衣缩食，为了一两元也会盘算盘算，可她为惠惠出手大方，一掷千金，从无迟疑。只要惠惠需求，即便是深夜，他也会开车走遍北京，不买来决不罢休。他认为妻子能花他的钱是他的福气。去年的结婚纪念日，他送给惠惠一只茶杯，花费一千多元，买的是英国皇家的瓷器，即使这并不实用，但能给惠惠，他就兴高采烈。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惠惠生活了七年，这是晚期癌症再次复发最长的生存时间，是上帝给健太苦心的报偿。每当惠惠因疼痛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是健太陪她到天明，日夜不息地为她按摩、逗她说笑，以减轻她的痛苦，一日复一日，无怨无悔。她一度大小便失禁，满床污秽，健太不让惠惠的母亲和护工插手，非要自己动手清理，他说，只有他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惠惠舒服一些。弥留之际到了，他抱着她不停地诉说，因为说的是日语，人们听不懂，但明明白白地看到，已经不省人事的惠惠眼旁亮出了泪花，这是奇迹，奇迹！是人间至情感动了上帝，给了他最后的回应！健太苦苦地哀求大夫，给她留一口气，一个气息，哪怕成为植物人，也要守护她一辈子。

天不从人愿啊！惠惠终于合了眼。健太紧紧抱着她的遗体，亲吻着她的脸颊，不肯撒手，是那样的撕心裂肺！医生感动得连连对陪同的家属说：“你们要关心健太！关心健太！”

当我见到憔悴的健太时，心有不忍地对他说：“这七年苦了你了。”他猛然大声地回了我一句：“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七年！”这句话说得我热泪盈眶。

是呀！谁说七年是夫妇情感的衰退期，由此而有婚姻之殇一说，健太七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初恋的激情，钟爱、呵护着患了绝症的妻子！

惠惠走了，健太唯一的要求是在西山选一座墓地，留给他一个墓穴，上面书写了“詹松惠冈崎健太之家”，这是他给自己预留的一个归宿。汉白玉的墓碑上刻有“我在天国祝福你”七个大字，这是惠惠临终对健太的遗愿。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叩问苍天：在当今浊浪滔滔的世嚣中，有谁能像健太那样爱得这样痴情、纯真、忘我、执著？茫茫天宇，谁能给我回答？！

当我沉浸在冥想中，似乎从天宇飘来一句话在我耳畔回响：“健太，你是爱的圣徒！”

爱的圣徒！是的，健太！我终于找到与你相配的称誉。

大爱在人间

惠惠走了有24天了，自《爱的圣徒》（载《北京晚报》，2011-06-12）发表以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仅从阿毛博客、微博所见，有关回应、跟帖、转载的就有上万条。在这期间数家电视台和报刊要求采访，都被一一谢绝了，为的是不想打扰她的家人。然而面对网友的声声留言，我又怎能无动于衷？！“读了很多次，每次都潸然泪下。”“一早在电车中看完这篇文章，感动得泪流满面，幸好有口罩遮面。”“看完这篇文章，很心疼他们的遭遇；同时也很羡慕惠惠身边有位勇敢、坚强又有肩膀的好男人深爱着她！陪伴、守护着她走完最后的人生！”“真爱不一定能挽留生命，却能使这短暂的一生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三十年与一百年，从更远的尺度上看，其实没有任何区别，而多少人，穷其一生，也没有真正投入过一次感动、祝福，这就是生活的童话，对于他们，彼此就是对方的世界。”“真爱永远没有阻隔，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一切都那么美好。”“爱，超越国籍和种族，就让它单纯为爱，以爱来感受生命中短暂而恒久的美好与感动。”“真爱如山，大爱无疆，为日本有这样的好男孩而感动。”“看了《爱的圣徒》，仿佛看见一束天堂的光芒，绚烂恒久。”“她不枉此生！这份爱将永远流传。”“谢谢你们，让我们相信爱情是这样美好。”

这是真情的告白！是爱的呼唤！惠惠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使得健太对她那样痴情、纯真、忘我、执著？七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初恋的激情，钟爱、呵护着患了绝症的她！

惠惠在温馨的家庭中长大，自小就爱小动物，小鸟、小龟、小松鼠、小兔子，甚至人见人怕的蛇，都会成为她的朋友，她熟悉它们的习性。我有时取笑她，快成为小小生物家了。她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次路遇一只被车撞伤的猫，她立即抱着它飞奔到医院，要求医生对它抢救，医生检查后说：“这可是要在头部做手术，费用很高，还是给它安乐死吧。”她一听流出了眼泪，情急间冒出了一句中国话：“我一定要救活它！”医生一愣：“你是中国人？”也许是这异国姑娘救助日本猫的行为打动了他，他当即决定只收手术费6万元，免去住院和护理的费用。这6万日元可是她打工一个月的工资呀。后来有人问她：“你一个月的工都白打了，救一只猫值不值？”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太值了，治好后，我送它走时，它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哩！”

在这些方面她与健太真是心心相印，他们都喜欢养宠物，不仅是自己的，即便是无主的，一样悉心照顾。一次深更半夜，两人双双到街上去找白天遇见的一只残废狗，为的是怕它被人夜间杀了吃掉，找到后把它领回家，给它洗澡、喂食、打防疫针，本想留养它，可遭到他们家Taiger的妒忌，Taiger不容它的同类，闹个不休，他们不得已，又为它另找了一个温暖的家。

他们对小动物尚且如此，对朋友或者哪怕是陌生人，更是以爱心相待。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们遇到潍坊来的山东姑娘海海，新婚不久，患了与惠惠相同的病。她出身工人之家，为筹措医疗费，全家负债累累，进京是想得到最后的挽救。惠惠了解她家的困难后，当即与健太商量决定，让出自己的房子，搬到父母家居住，这两居室无偿地借给海海家人住了10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惠惠到处帮海海寻找救援，她们相互鼓励、安慰，度过一次又一次化疗的痛苦。然而，人力终究难以挽救海海的生命，她最后的时刻来到了！惠惠与健太出资邀请海海夫妇到北京郊区意大利庄园小住两日，为的是庆祝海海的生日，他们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蛋糕、唱歌，相互祝福。海海感动地说，这是她一生中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可这也是她在人世的最后一个生日，此后海海回到家乡逝世，临终时托她的丈夫转告惠惠说，她这一生最幸运的是认识了惠惠这样一位朋友。

惠惠是个阳光女孩，即使癌症多次复发，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在治疗的间隙，她成为北京最大的日语培训学校千之叶的名牌教师，以一口纯正的东京口音和勤勉的教学，赢得学生的爱戴。在患病的七年中，她还学了法文、刺绣、古筝、钢琴。每当悠扬的琴声从她的屋中响起，也正是她向病魔宣战之时。听她的琴音，是那么优雅、欢快，人们决不会相信这是出于一名重危病人之手，而那操琴的手已被化疗摧残得十指发黑，指甲全都剥落。日复一日，她就是这样顽强地与病痛拼搏，即使她有揪心的疼痛，对亲人和病友也都是笑脸相迎。住院时同室和不同室的病友们都喜欢同她聊天，因为她都以款款温情给人以慰藉和希望，那种景自天成的关怀和良善，深深感染着每一个人，她因此被癌症病人推举为他们的明星。

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只有发自内心的爱，才能催动爱天下人的情怀。在惠惠短暂的一生中，处处洋溢着亲人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土之恋，事事都焕发着情感的力量，她始终沐浴在崇高而纯真的人性之爱中。她对健太更是一往情深，他们俩以爱相互吸引和激励，进入美好的循环。

他们的爱情滋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辗转病榻的生活中也能找到乐趣，有时出其不意，常有奇思妙想。情人节到了，今年健太送给惠惠的礼物，是他亲手缝绣的装钥匙的荷包。这从来没有拿过针线的大男人，为了给惠惠一个惊喜，低着头，弯着腰，细细地、密密地，一针、一针、又一针，缝来缝去，有时手不听使唤，针扎在手上，鲜血淋漓。等荷包绣好了，他的手上也布满了血疤。惠惠心疼他责备他不该做这事，而他却憨然一笑。这只带血的荷包，按健太的意愿，随着惠惠安葬到墓地。

我有时想，在他们内心深处，必定有一块情感的圣地，不受任何时事的干扰和人世的污染，超越一切，高踞人性之巅，是那么纯净、诚挚，这才使他们得到爱的大自在。

这就是惠惠与健太！一对爱的天使！附一 惠惠（詹松惠）悼爱犬阿福文送给你的信呦，阿福：我亲爱的阿福，你现在在天堂过得好吗？虽然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只有短短的不到三个月，可是你却已经走完了你的人生旅程。从你出生的那个家到我的身边，你被买卖了几回呀？他们都对你好吗？你一定很想妈妈吧！你知道我当时是多么期待着你的到来吗？从那天在那里（狗市）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给你起名阿福，是希望你能生活得幸福。可是却没想到我们在一起就只待了一个月，而你真正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也只有三天而已。还记得那天把你抱回家，放在地上，你就开始好奇地四处张望，可是由于家里的木地板太光，使得你总是滑跟头，连坐着也不停地往后退，你那个样子呀实在太可爱了。我们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我们都小心着不要踩到你，因为你不叫，跑得又快，又那么瘦小，所以我们都怕踩坏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把尿尿到地毯上，我们骂了你，你害怕地避开了我的眼神，歪着头，那样子真叫人不忍心教训呀。可是想到以后的日子，现在就一定要教你。如果我知道你才刚学会就要走了的话，我决不会那么严厉地骂你的。你知道吗？阿福，你好喜欢吃饭，喂你多少你都没够，可是吃多了又怕你消化不了。想喂你吃别的，可你来了三天就病了，我们就更不敢叫你多吃了。那天送你去做安乐死的早上，你还吃得那么高兴，我为什么不多喂你一些呢？让你吃个够。还记得你跟我玩球吗？只有两次，我把球扔过去，你为我叼了回来，你真的好聪明呀！真的，我们都为你骄傲。可是后来你病了，就再也没有开心地玩过，甚至你最喜欢的玩具也不再碰了。不知多少次，我和健太看见别人在遛自己的狗，我们都会笑着说，等到春天来了，你的病好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玩了，我还要和你一起跑步呢。可是马上就要到春天了，你却先走了，你好可怜呀，你连这个世界的春天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在草坪上跑过，没有闻过花香，也没有听过鸟叫，你怎么就走了呢？我们以后的生活计划里全都算了你一份的呀，可是你却理也不理我们地走了。前几天下了一场雪，我和健太想着你一定很喜欢，可你现在太虚弱，不能受寒。那天在医院门口，我们抱着你想让你最后再看一眼这里的天空和树木，可是树没有叶子，花也没开，连雪都是脏脏的、黑黑的，你一定觉得这不是很美吧。小臭臭，对不起，我们不得不这样称呼你，你住过五天医院，因为又拉又吐，弄得身上臭臭的，连你那一身漂亮的金色的毛都僵硬地打了卷儿。可是你知道我能多么细化你的气味儿吗？它能让我深刻地感觉到你的存在，现在我每天抱你的那件还残留着一些你的味道的衣服，我闻着它，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好想再把你抱在我的怀中。前天你有些不一样，我感觉到了，你原来都不怎么看我的，可你前天却用尽了所有的时间和力气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那时已经夜深了呀，你也不想闭上眼睛，你是想记住我们吗？就像我们牢牢地记住了你一样。对不起，阿福，我没有能够治好你，我为你选择了安乐死，因为我不想你那么痛苦。你从来都不叫的，可是前天晚上开始却因为神经抽搐而不停地尖叫，你的每一声尖叫都深深地刺在了我们的心里。原谅我，我不能把你带回家，因为我无法忍受看着你一步步走向死亡。原谅我的自私吧，阿福！我可爱的阿福，你是一个小魔鬼呢，还是小天使？你对我下了一个怎样的符咒呢？使得我会这样深深地爱上了你。健太说你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天使，去引领其他的小狗狗们上天堂。你这项工作能做好吗？你可不要带错路，把它们都带到咱们家里来呀！可爱的阿福，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了呢？我还有很多很多事要跟你一起做呀，希望你下次转世能投身为一个健康的小宝宝，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成一个帅帅的小伙子或是一位迷人的小姐。好想看看你长大了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坚信你一定会是最漂亮的小帅哥。最后，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来人世走一遭，谢谢你来到了我的身边，谢谢你身染重病却努力地坚持到最后的一刻，谢谢你……爱你的惠惠2006年2月附二 赞悼犬文一首昔有黛玉葬花词，今有松惠悼犬文。情真意切催人泪，字字句句动人心。阿福本是小宠物，魅力胜过万物灵。小犬天堂若有知，不枉人间匆匆行。（二姨父写于2006年2月）

艺海冲浪

尽现女性文采风流

从古到今，小小的妆匣富集了多少女性的喜怒哀乐！其中最动人的故事是明代的传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说的是江南名妓杜十娘，为了争得人身自由，在皮肉生涯中，悄悄储存珠宝首饰，觅得如意郎君赎身、出嫁，岂知在起航归家的途中，被见利忘义的丈夫转手出卖给富商做小妾，把她再次推入火炕。多年来被侮辱、被欺凌的命运，积蓄起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苦心的等待，一朝全被负心汉击得粉粉碎碎，悲愤至极的她，端出妆匣，站在船头，把价值连城的珠宝，一一抛入河中，随后纵身跳下，被滔滔的浊流吞没。这故事就起于妆匣、终于妆匣。

这妆匣究竟装的是什么？《妆匣遗珍》在两千多件收藏品中，精选了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女性的传统银饰，摄成精美的图片，给读者充分地玩味、欣赏。

这是一种令人遐想联翩的收藏物，因为它已成为历史，属于已经过去的时日，在现实中很难再度出现；可它又有太多的历史遗迹可追忆，仿佛能够重新将已消失的历史踪影在世人眼前复活。

人们收藏最多的是簪和钗，这是古人用以束发的装饰物。汉族女性喜好梳辫盘结的发型。长长的头发挽在头上，用一根或几根簪钗固定，发髻的盘法和簪钗的多样性，带来多姿多彩的装饰效果，令人赏心悦目。这长长短短的簪钗，以金、银、玉、骨、木质为原料，用精细的镌刻，镶嵌各式珠宝。从皇亲贵戚到农家妇女，贵贱不等，都拥有自己的一套簪钗，价值昂贵的也是财富的储存和身份地位的显耀。

簪钗不仅是装饰品，还与古人一生的命运相连。这簪又名为“笄”，女子十五岁成年，如果许婚，要结发上笄，称为“上头”，行过“笄礼”的，就是待嫁之人，因此称“及笄”。男子年二十行“冠礼”，这成年的仪式，是在头顶盘结、戴冠，冠的左右两侧预留两个小孔，用簪横穿发髻，加以固定。男的要经“冠礼”，女的要经“笄礼”，方可论婚嫁，开始人生的重要转折。未成年的女子不用插簪钗，通常是将头发集束在头部的两侧，梳成树丫或兽角状。古人之所以称童年为“总角”，女孩称“丫头”，其名称就来源于幼年的发型和发饰。如今人们常用“与君偕老”来表示恩爱夫妻，白头到老，其典故出自《诗经》：“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这“副”是盖头饰，“珈”则是指发笄下的金玉垂饰，所以“君子偕老”的后一句是“副笄六珈”，用来形容贵妇人盛妆的头饰。女性天生是簪钗的爱好者，不论尊卑贵贱，常以“裙钗”自谓，即以裙子和簪钗代表自己。《红楼梦》中的十二名女主角，世人称之为“金陵十二钗”。由此可见，古代的男男女女从童年、成年、婚嫁，到老年，各阶段的称谓与祝愿，都与小小的簪钗有关。家家都有、人人可持的发型、首饰，与中国人的生息如此紧密相关，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属少见。

这簪钗还能衬托女性婀娜多姿的步态。有一种簪子下垂珠链，用一根细丝状的金银或骨棍相连，颤幽幽地插在盘髻上，走起来路来一步一摇，称为“步摇”，生动地表现出款款而来的淑女形象。“裙钗”中自有巾帼丈夫。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是四千年前商代的妇好。在安阳殷墟博物馆有一座妇好全身戎装的塑像，那威镇四方、雄视天下的气概，足以表现她指挥千军万马的威势。可出乎意料的是，在她的墓葬中，竟然发现精美的玉笄二十多件，雕花骨笄多至四百九十余件，一个多大的妆匣！想不到在她的战盔下，也有美丽的发髻和簪钗。这使人想起从军的花木兰也有“对镜贴花黄”的故事。原来中国女人并非“不爱红装爱武装”，在妇好的随葬品中簪钗多于战刀，恰恰说明，巾帼英雄爱武装更爱红装。

盘髻本是头发的美容，由于头发位于人首之端最显要的位置，从而又最能显示人体的文采风流，所以高髻往往是高贵身份的体现，这在中外都一样。也许18世纪的欧洲女性，以那高高的发髻，细细的纤腰，罩钟式的大桶裙，令我们心仪。很少有人知道，再上溯300年，15世纪欧洲女性的发髻，竟然是布局巧妙的盘景，顶在头上的是狩猎、磨坊、要塞、军舰的造型，甚至构造出牛羊成群的牧场。要做成这样的发式，需要两磅发蜡、三磅粉、十多米薄纱、几百支发插。这可不是个别人的作秀，而是社会的流行时尚，伯爵夫人、闺阁娇娃、小家碧玉，相互攀比，那发髻就愈塑愈高。这真是匪夷所思！头上如此负重超载，还能不能安稳入睡？原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处，想不到中国古人的高髻也不示弱。在敦煌莫高窟第61窟供养人的壁画中，就有一位五代时期的妇女，头上的发髻做成巨型的凤凰，发髻的高度比脸长出两倍有余。不过中国人并不用发蜡，而是用刨花水，这是将特种木条刨得薄如纸张浸水而制成的黏液，再用各式簪钗固定，就能使得巨凤安然地坐落在头顶。刨花是水剂，簪钗可随插随拔，远比堆满头上的发蜡、粉和纱易清洗、好卸装，这样地轻松上装和下装，正是中国女性聪明的创造。

到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发髻种类更多，真是美不胜收，诸如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堕马髻、苏州厥、平三套、连环髻、双盘髻、圆髻、巴巴头、双飞髻等等，每一种发髻都有造型各异的簪钗，并且经过模压、锤锻、堑刻、镂空、累丝、镀金、点翠等各种工艺，塑造出花卉果木、祥禽瑞兽、人物神仙、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山水云彩等花纹。满族妇女还有一种扁平长方形的固发饰物称为“扁方”，刻有吉祥文字，把发丝横绕在扁方置于头顶，这就是两把头，上面再罩以花冠就成了大拉翅。

其实，妆匣中的首饰并不限于梳妆用的簪钗，还有璎珞、别针、项圈、项链、手镯、坠链、领扣、耳环、戒指、玉佩等等，琳琅满目，身体的多个部位都有相应的装饰品。为什么只言“首饰”不言他饰，即是以首之饰为代称，这与中国装饰品的发展有关。中国古人的审美观念认为重在头部和脸部，其他部分都被宽大的服装遮掩，胸部还被束胸压得扁扁的，可欣赏的都集中在人体的上部，其中头发最能随心所欲地梳妆，塑造发型的簪钗就特别受到女性的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审美观念的变化，装饰的重点也在改变。现代女性很少盘发髻，那簪钗自然没有了用武之地；脖颈露出来了，项链的装饰效果也就突出了；腿部裸露了，脚链时兴了；露脐装流行了，肚脐的装饰品也畅销了。但是不管千变万化，首饰——这来自古人审美意识的称谓，却风采依旧，不然何至于项链、脚链，这装饰颈部、腿部的装饰品也称“首饰”呢？

由于收藏所限，《妆匣遗珍》没有金钗只有银簪，金钗比银簪更贵重，更精致，因此银簪稍逊于金钗。惟其如此，它才属于平民阶层所有，这是最大量的女性群体，由此具体生动地表现平民女子的梳妆打扮，是书本难以代替的印象。

时代发展到今天，现代女性可能享有比古代更丰富、更花哨的装饰制品。但别忘了，手工制作始终独树一帜，因为那不是模式化的机械生产，而是人见人殊的个体创造，每支银簪都因制作者的不同风格、不同手法，展现出不同的个性，罕有雷同。手工打造的优越性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妆匣遗珍》是一个宝盒，为现代人打开了古人装饰的美景，值得欣赏。遗憾的是，文字部分偏少，只是简单地说明，研究的功力尚有不足。值得称道的是，以资料收集、整理为研究的出发点，这点作者是做到了。

女性与探险

女性与探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莎士比亚一句“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数百年来流传在世界各地，似乎成为女性是弱者的印记。这种印记在旧时代不仅为社会所公认，还为女性所标榜，只要看一看18世纪的贵妇人是怎样以柔弱为美，甚至故作晕倒以示弱；《红楼梦》中多愁善感、弱不禁风的林黛玉惹得多少世人垂怜，就可知道这句名言又是怎样敏锐地揭示了女性自身的脆弱心理。当然，怀着这样的定论与心理要同强者的运动——探险结缘，似乎是异想天开。

然而女性与探险又有必然的联系，这必然不是出于逻辑推理，而是女性在新一代的旅游探险活动中，向世人刷新了女性参与旅游探险的新纪录。这不仅表现在女科学家们多次参加上天入地的科学考察活动，更使人惊叹不已的是女性在历险活动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

去年国际飞行队驾机穿越天门洞的表演就是突出的一例。天门洞是在张家界崇山峻岭中经过亿万年风化形成的空洞，高高矗立在悬崖峭壁的顶端，傲立苍穹，令人不可仰攀。洞深近300米，洞口最窄处才28.03米，要驾飞机穿越这人迹罕到之地，这有多大的危险！在浩瀚的天空中，驾驰高速的飞机，穿越这一小洞，稍有偏差，机毁人亡，临近洞口只有刹那去抉择，而又必须在高速飞行中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难中之难可想而知。进洞后气流的翻滚冲击，又可能使飞机震颤、颠簸，难于为人控制。驾驰技术要求百分之百的精良，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要有超常的心理承受能力，非有临阵不慌的大将风度不可，任何犹豫，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粉身碎骨。首先飞越的是匈牙利的飞行员，他在空中盘旋多次，突然把飞机倒转过来，腹部向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白烟，嗖的一声一穿而过，他就此成为世界上驾机穿越自然山洞的第一人，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有的选手令人意外地连续从反面、正面穿越数次，又在空中停机不动，一副“千山万岭只等闲”的气概。最令人惊异的是俄罗斯的卡帕尼娜，一出场就把人给震了，因为出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苗条婀娜的身材，温文尔雅的谈吐，雍容华贵的风度，天生一个窈窕淑女，真不敢相信她能驾机与男性争雄。更为不凡的是，她驾机飞上蓝天，像是一只轻盈的小鸟，盘桓在洞口，突然穿进洞，出人意料地在洞内急速旋转五次再出来，真把人惊呆了！事后她对记者说临到洞口的感觉是：“这洞太小了，飞机太大了。”这“太大的”穿进“太小的”，无异是骆驼穿针眼，居然还在针眼里翻五个跟头，真令人大开眼界。

女性参与这样危险的运动已不是初次。前年就有一名西方中年女性徒步穿越大沙漠。不久又有报道说，一名美国妇女独自驾船横穿大西洋获得成功。她们都是纤纤女性，进行高难度的探险，已属不凡之举，历经惊险从容不迫，向极限挑战，要有多么坚强的心理承受力。与这些国外妇女相比，中国妇女冒险的事例少些，但这不是中国女性不勇敢，而是缺少现代化的装备和训练。中国女性在社会领域中表现的勇敢精神甚至使一些男性相形见绌。

其实，女性得以跻身强者运动的行列，要有女性解放运动的前提和高科技的精良装备，这是现代社会赋予女性的机遇和权利。在前工业社会，没有这必要的前提，女性普遍处于卑微怯弱的地位是世界现象，所以在古代旅游探险史中几乎没有女性的身影，中外概莫能外。

然而，这并不说明女性就没有好奇、探险和求知的理想，就在东方和西方女性普遍锢守在家门的时代，中国却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以她惊世骇俗的远见卓识，造就了一代奇男子——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

徐霞客是17世纪中国一颗耀眼的巨星，他以封建士大夫前所未有的两大特点名彪青史：一是自古以来中国虽不乏探险旅游的外交家、宗教家和历史学家，但他们大都身负特殊使命，并不以旅游为目的。而徐霞客是中国第一个专门旅行家，他以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睹青天而攀白日”的气概，跋山涉水，探幽访奇，考察名山大川，走笔为记，其艰苦卓绝的经历，令人叹为观止。二是中国文人治学擅长人文、社会、历史知识，对于自然科学鲜有涉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轻视、排斥工艺、技巧的倾向，导致一代文人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古希腊的泰勒斯、亚里士多德，意大利的达·芬奇等文化巨人纵横驰骋各个领域，在自然史和社会史上都留下不朽的贡献。中国的大文学家和大哲学家很少身兼自然科学家，徐霞客是一个例外，他以清新、奇伟、跌宕的文才写作的《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中国游记的高峰之作，又是一部地貌、水文、生物、自然生态的考察实录，开创了寓文学情趣于科学报告的新文体，充分表明他是集自然科学和文学造诣于一身的文化巨匠，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难得的。

徐霞客的母亲更是中国女性中少有的佼佼者，她在家道中落之际，主办织坊，率领女工纺纱织布，振兴家业，以精巧的手艺，优良的产品，在市场上受到顾客的欢迎，产品常常供不应求，人们称赞她的纺织品“轻弱如蝉翼”。这些堪称“女企业家”和“女工程师”的事迹，为同时代的女性望尘莫及。她不仅持家有方，经营有道，而且为人胸襟豁达，志行高远，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社会舆论中，她力排众议，不随流俗，她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她藐视男子做笼中鸡、辕下马，勉励儿子走出家门，“远游，得异书，见异人”，还亲自制作“远游冠”为儿子壮行色，这在女性足不出户的封建社会，无异是惊世之举。以这样的高才秀质，特立不挠的品格，哪有不成为探险家之理？可惜生不逢时，社会不能给这奇女子提供一显身手的机遇和环境，她就用自己的人生理想造就了一个奇男儿。要说现代女性的探险是向身体和意志的极限挑战，而她在三百多年前的言行身教，是向全社会和数千年的传统所能允许的极限挑战。

现代女探险家的挑战赢得当今社会的广泛支持，而她在三百多年前却是孤军奋战，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史书只能称她为“王氏”。这是女性的悲哀，也是探险史的悲哀。

你说，女性与探险能不无缘？

女性，重新认识你自己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两则有趣的报道。一则说，科学研究证明，男性的大脑比女性萎缩得快，也就是说女性的脑机能比男性发挥的时间更长久。在这以前大家都知道，社会学调查表明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这两项科学研究和调查的最新成果说明，女性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比男性更优越，这是女性天生的优势，也是大自然造就的自然生态。试看公鸡和母鸡，公狮和母狮，谁漂亮，谁是公的，就是传说中最美丽的凤，也是雄性的，那是雄性要向雌性献媚，选择了花枝招展的体态，而雌性无须任何包装就能赢得雄性的追逐。人类社会也一样，母系社会的存在说明人类在原生状态下也是以女性为中心，所以大自然赋予女性的身份是强者并非是弱者。

然而，在现实中一提起女性，又往往与弱势群体相联系。即以打扮来说，“女为悦己者容”，几乎成为定评，进入文明社会后两性之间谁招谁，来个大颠倒。与此同时，女性地位大滑坡，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究其原因，这是私有财产、私有制形成后尊卑贵贱分化的产物，是经济因素迫使女性屈服于男性，并被家庭所禁锢。从这方面可以说，文明社会的诞生是以牺牲女性的地位为代价的。所以女性社会地位的失落，从强者转化为弱者，是后天的、人为的，并非命该如此。

另一则是《参考消息》的报道，《只身扬帆环游全球，乡村女孩技惊世界》。说的是英国一名女帆船手经过94天航行4万公里，创下环球航行最快的纪录。在这以前孤身穿越大沙漠、飞行穿越天门洞，连男性都视为畏途的冒险纪录不断被女性刷新。与这些国外妇女相比，中国妇女冒险的事例少些，但这不是中国女性不勇敢，而是缺少现代化的装备和训练。

古代中国就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以她的远见卓识，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她不仅持家有方，经营有道，而且为人胸襟豁达，志行高远，在“父母在，不远游”的社会舆论中，她力排众议，不随流俗，藐视男子做笼中鸡、辕下马，勉励儿子走出家门，“远游，得异书，见异人”，还亲自制作“远游冠”为儿子壮行色，这在女性足不出户的封建社会，无异是惊世之举。以这样的高才秀质，特立不挠的品格，哪有不成为探险家之理？可惜生不逢时，社会不能给这奇女子提供一显身手的机遇和环境，她就用自己的人生理想造就了一个奇男儿。要说现代女性的探险是向身体和意志的极限挑战，而她在三百多年前的言行身教，是向全社会和数千年的传统伦理挑战，这在世界妇女史中也不多见。

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还表现在革命活动中，走出家门投身社会事业的发展非常迅猛。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女子北伐队、女子敢死队、女子军团已经遍地开花，她们或是参战、随军救护，或是募饷、进行宣传，种种事迹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他盛赞她们是“最高尚纯洁者”、“最灵活美妙者”、“最强固坚韧者”。万里长征中一代女杰的艰苦卓绝更是举世瞩目。

如果说这是战争时期的英雄行为，那在和平生活中女性的表现也不乏令人赞叹的事例。最近《报刊文摘》报道，湖州一名抢劫犯从去年3月到9月共抢劫9次，前8次抢劫对象都是男子，他屡屡得手，8名男子汉没有一个反抗，最后他却在一个女性的反抗中落网。体育竞技活动更是突出的一例，根据国家体委在90年代提供的数字表明，中国体育三分之二的成绩功归巾帼。所以在中国“女强人”、“阴盛阳衰”、“女人不是月亮”等等说法成为时尚，这些流行语的广泛传扬，充分反映出中国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虽然不能走向另一极端，说强者的名字是女人，但却可以说女性也能够展现强者的形象，和男性共有一方蓝天。

很有意思的是，在社会转型中女性观念的变化常有惊世骇俗之举，身先士卒的往往抹杀性别的区分以向男性挑战。五四时期涌现了一批女作家，那时出版社要组织“女作家专号”，向丁玲约稿，被她拒之门外，原因是她认为作家就是作家，干吗要加一个“女”字，断然否定女性文学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最崇尚的思潮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列宁装、红卫兵服风行一时。从“男女都一样”到不分性别地工作、着装，表现了中国妇女翻身空前未有的力度，甚至超越男女不同性别的分工。所以淡化性别意识向传统观念冲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缺憾。

正是因为这样，改革开放又召回女性意识的觉醒，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不仅有一批较之五四时期毫不逊色的女作家，还有那时不可能出现的女科学家、女企业家、女运动员、女劳模、女探险家，以及一批很有见地的女社会科学家。如果说，五四的新女性以冲破家庭牢笼作为反封建的起步，常以脱离家庭为其特点的话，现代女性恰恰不是脱离家庭，而是肩负家庭的重担，在事业上奋斗不息，在生活中又不失女性的魅力。在女性事业上最受拖累的家务劳动，又是女性事业成功最引以为豪之处。

目前引人注意的是女性该不该回归家庭的问题。应该说在多种选择中，相夫教子纯属个人的选择，现在与五四时期的社会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家庭功能的弱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自由职业的兴起，信息化技术使办公家庭化成为可能等新的成就，正在改变家庭的面貌。作为一个全职太太，只要成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并为社会体制和法律所认可，使家务劳动具有公益性和创造财富的价值，不再作为丈夫的附属品，回归家庭有何不可？关键的是女性自身要有独立的人格。

复杂的是，当社会向更高文明形态演进的时候，女性的自我意识并非直线上扬。当初被丁玲不屑冠以“女”的女性作品，现在作者不仅以“小女人”自称，还以“美女”招揽，用所谓“美女作家”加以包装，作家本当以作品取胜，又何以用美女作推销，这样的女性意识是前进还是后退？更有甚者，提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问题，梦想找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作为人生的归宿。难以预料的是，这也可能是一厢情愿，女性如果丧失自我，依附丈夫，一旦被抛弃岂不有更大的失落？在社会转型之际，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光明与黑暗的矛盾在女性问题上有敏锐的反映，女性意识只有与社会角色相结合，才能体现自己的自尊和自重。

21世纪科学的迅速发展拓展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包括对女性潜能的认识。女性，要重新认识自己，作出自己的选择。

东海渔家女

定海是座古城，它的历史和中原一样古老。早在五千年前，这里就有我们祖先的活动，设为王城也有三千年的历史，在这里发掘的东周和战国遗址，证实了那曾有的辉煌。

定海又是名城，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有许多壮怀激烈的故事，其中最能鼓舞人心、威震全国的是发生在166年前的定海保卫战。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一战，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正面冲突，5800名战士经过六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壮烈牺牲，谱写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篇。

定海也是座小城，在中国成百上千座城市中，它占有的比重并不大，可它出色在于它是海中城，它拥有875平方公里的海域，40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是内地成百上千座城市远远不及的优势。提起小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小城之春》、《小城春秋》等小说、电影和歌曲。艺术创造为什么垂青小城而不是大城？这是因为小城比大都市更适宜人们居住，是众所瞩目的宜居城市。在布满了高楼大厦、水泥森林的大都市中，车水马龙，行色匆匆，哪有小城的温煦和人情风貌。定海更不一般，它被群岛环抱，海域辽阔，城虽小却拥有大海的景观和气势，这天时地利，都使定海作为一座新型的旅游城市而前景无限。

这古城、名城、海中城，都是一座城市的外在特点，一座城市有什么样的魅力，更在于它的内涵，在于人！今年春天我有幸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到，与内地不一般的是这里的渔家女。

定海人多以捕鱼为业，这是充满风险的生涯，渔家的谣谚充满了令人心酸的诉说：“三寸板内娘怀里，三寸板外见阎王。”“（船）老大好做，崎头难过。”“大漠洋洋，忘记爹娘。”

渔家的传人，年年在海上奋斗，世世代代不退却，有的还漂洋过海，向海外拓展，长期的风吹浪打，练就了不畏艰苦、勇于拼博的开拓精神。人们讴歌渔家精神多以男性为代表，可你知道这里的女性吗？她们也和男性一样经受生活的雨露风霜，磨炼出了她们独特的生活风貌！

这里是渔家村，自古以来又是徽商经营外贸的出海口，但是在徽州触目可见的烈女节妇的贞节牌坊，这里见不到。与内地不同的是这里礼教相对宽松，例如寡妇再嫁，在内地被视为羞耻的事，可在定海的乡村，妇女尽可一嫁、再嫁、三嫁，还可带着原先公婆“坐门招夫”，甭担心被人耻笑。说明在礼教盛行的明清时代，这里的妇女却有较好的生存环境。又如内地女子出嫁往往苦于陪嫁不足，定海的妇女甭为此苦恼，只需略备衣服、用具，就可被明媒正娶。当地民俗中还有男女婚配女子可以称王三天的风气，在这期间家庭上下都听命于新媳妇，中国其他地区很难见到女子能拥有这样的特权。当然，作为渔家女，她们要承受丈夫外出打鱼时的孤苦无依，操持全家的辛劳，倚门盼郎归的心酸等等一般女子所难以承受的各种压力。

定海人重视夫妻情谊，形成不同于内地的风俗习惯。男子再娶，在行庙见礼时，要在床前设筵以祭前妻，并由新娘一人行拜，以表示对丈夫前妻的尊重。这种缅怀前妻的绵绵情意连现代人都不容易做到，这样优良的风俗可是定海古老的传统。

有位著名作家说过，看一个社会的开明程度，就看它对妇女的态度。按此标准衡量，定海自古以来思想就比较开明。此次来定海的途中，看到有“老太婆大酒楼”、“老板娘集团公司”，像这种招牌在中国大概只此一家，别无分处。从广告看老板娘商贸公司下属的各个分店还开到上海、天津。宁波是中国服装生产的重要基地，产品远销海内外，据说经营服装生意的大多也是妇女。浙东沿海的妇女所以能在生意场上大显身手，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与妇女在当地历史上的地位有关，是这特殊的地位，锤炼了定海妇女的能力。因此建议这里创办一个渔家女的民俗博物馆。要知道，在世界上女子地位比较高的国家如瑞典、瑞士都有专设的女子博物馆，颇受旅客的欢迎和学者的关注。在中国女子有半边天之誉，却没有一座女子博物馆，这应该由女子地位比较高的定海来首创，首先展示渔家女这一特定的女性群体的生存、发展状态。当前国际上最热门的人文学科有两门，一是大众文化；再一个就是性别史。如果能在这里有中国首座女性博物馆，这会吸引海内外学者和游客的关注。

人们都习惯称赞美国西部的开拓精神，却不知中国人民从古代就孕育了东南部的开拓意识。所不同的是美国西部的开拓，是男性做主角，以血与火的代价赢得美国的文明。中国东南沿海的开拓，是男女共进，更多的是表现为建设性的推进，这是中国开拓精神的特色。

定海的渔家女，是定海的，更是全国的，因为她们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和风俗习惯，在中国女性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一代“猴王”婚恋的社会风波

曾经有部电视剧《宦官小章子》，为观众叙述了百年前宫廷内部尔虞我诈的故事，其中引出了京剧演员杨小楼卷入皇室家奴之争的情节。这位在当时被誉为“猴王”的武生，以深厚的功底，高超的技艺，赢得慈禧太后的赞赏，因此屡屡遭受宦官小章子的嫉忌和暗伤，显然这是出于剧作者的虚构。但他出手不凡的表演，在宫廷内外深得观众的喜爱，成为京剧武生的泰斗，却是真实的写照。“猴王”就是观众给他的美誉，他也因此前程似锦，艺途坦荡。然而，这“猴王”的前辈、杨派表演艺术的开山祖师爷、他的父亲杨月楼（1848—1889）却无此幸运，这一代名优即连“猴王”的称号，也自嘲为被人做了猴耍。他是19世纪京剧界著名的云庆班班主，擅长武戏文唱，一身长靠短打的功夫，文武兼长的风采，并不在杨小楼之下，一出唱念做打色色俱全的“安天会”，红遍京华，从此得到“杨猴子”的称誉。人称“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可见红极一时。但他终未成就艺术的高峰，其原因是发生在杨月楼身上的一段哀婉悱恻、惨绝人寰的爱情悲剧，断送了他的前程。

这事要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上海说起。那还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当时正是京剧的黄金时代。上海租界的戏馆每逢上演京剧，经常爆满，当红的台柱武生杨月楼最受观众的欢迎。1873年的新春，杨月楼演出连台本戏《梵王宫》，那英俊潇洒的扮相，优美悠扬的唱腔，出神入化的武艺，倾倒了许多观众，其中有一位广东香山籍韦姓大商人的千金韦阿宝，若痴若迷，恋上了月楼。她年方十七，情窦初开，随同母亲连看三天杨月楼的演出后，竟然情不自禁，私下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送上自己的生辰八字，这是要求缔结婚约的庚帖，派贴身奶娘交给杨月楼，约其相会，表示下嫁的决心。

这一行为在当时要冒很大的风险。中国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规范，使得妇女多禁锢在家庭之内，很少涉足公共场所，戏馆、茶馆都是男人娱乐和社交的天地，女子不得随意入内，这在清代有明文规定。19世纪后期，随着沿海城市的开埠通商，社会交往扩大，这种情况也有所改变，妇女开始出入公共娱乐场所，但像韦家母女这样无所顾忌，公然在戏馆观摩三天，也不多见。戏曲艺人，当时称为伶人或倡优，社会地位如同妓女一样非常低贱。如今以一富家千金之贵，主动追求被社会瞧不起的艺人，写情书，私订终身，干冒礼教人情的大不韪，这要有多大的勇气！

然而少女的勇气并不能打消杨月楼的顾虑。在这以前有一类似的事件，使女方备受折磨。浙江有一已故盐商的女儿因为爱上了一位伶人，受到阻扰，不能结合，相思之苦使她缠绵病榻，濒临死亡，其母无奈，请求族长同意他们成婚，回答是：“家素清白，安能作此丑事。”为了保全家族的名声，把她们逐出家门，令其改名易姓，永远不得归宗，对外佯称其女业已死亡。良贱相恋之所以这样不能被接纳，是因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倡优属于贱民，有特别的户籍“乐户”固定身份，工商业者为良人，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更不许与良人通婚，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娶了良家妇女，要杖一百大板，雍正年间的伶人虽已入了民籍，但良贱不婚仍然是传统的习俗，在社会上广有影响。杨月楼正当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哪有不为少女的真挚、纯情动心的，然而他深知良贱结姻，门第不当得厉害，浙江少女的遭遇使他心有余悸，不忍心就此连累姑娘的一生，不敢践约，想就此斩断姑娘的情丝。谁知这阿宝相思成疾，一病不起，长期在外经商的父亲鞭长莫及，母亲救女心切，不得已顺从了女儿的心意，请人转告杨月楼，可以“延媒妁以求婚”，希望通过明媒正娶的办法，用合理合法的婚约以减少社会的阻力。这母女情真意切的用心，使月楼深为感动，因此下决心“倩媒妁，具婚书”，不顾自己的安危，筹备迎娶阿宝。谁知阿宝的叔父得知此事，大为震怒，扬言“惟退婚方不辱门户”。阿宝的母亲得知韦家要干预此事，认为事不宜迟，赶忙要月楼仿效上海民间的风俗，进行抢亲，拜天地成婚，使生米煮成熟饭。那韦家叔父在广东商界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为人专横跋扈，哪能就此罢休，遂联合广东香山籍的商绅，以族亲乡党的名义，状告杨月楼拐盗阿宝，起诉公堂。就在举行婚礼的当日，衙门派出差役拘捕了月楼和阿宝，并起获七大箱的陪嫁财物，作为拐骗的物证。审理此案的知县叶廷眷正巧也是香山人，受到同乡的嘱托，加重处罚，当堂严刑逼供，“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批掌女（阿宝）嘴二百”。要知道杨月楼是唱念做打的艺人，这样打胫骨，无异要使其致残，断了他的前程。面对这样残暴的迫害，杨月楼始终不悔，义正词严，申辩婚姻的正当理由；阿宝更是顽强，声言非杨不嫁，“嫁鸡遂鸡，决无异志”。

杨月楼是家喻户晓的名伶，此案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加之此案又有棘手之处：因为按照良贱不婚的习俗，此婚是不守本分之举，拘捕惩罚是维护礼法的行为，具有权威性，受到官府的支持；但是杨韦的婚姻本于家长同意和明媒正娶，乃是合法的行为；母亲为救女儿一命，做主婚配，也有合理之处；而乡党族亲和官府却以拐盗罪，对杨、韦重惩于公堂，此案究竟如何发落？引得“众论纷纷”，“街谈巷议”，甚至出现匿名的揭帖（小字报），发表议论，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

此案又不同于一般的自主择偶的纠纷，隐含在这婚事背后的是身份等级的偏见。固守传统的强调杨月楼出身低贱，说杨是“至微极贱之伶人耳”，“不列士农工贾，侪同皂隶娼优，良贱攸分，尊卑各别”。持这一看法的认为，杨月楼明知良贱不能通婚，公然违反礼法，即使有婚书为凭，也属“诡立”，“强婚良户，既拐其人，复骗其财”，“罪当千刀万剐”。韦女坦言自己主动求婚，与杨无关，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是却被状告者认为这是由于杨月楼“诱人闺阃”，受到杨的鼓惑，更要对杨罪加一等。韦女不守闺阁之教，主动请婚，则为“淫奔”，事发以后不思改悔，百般狡辩，必须受到惩办。乡党禀告于官，是维护礼教家法的义举，因此主张重惩不贷。这一纯属私人的婚事，引起那样强烈的社会争论，在现代人也许难于理解，关于这方面的争端，只要看一看《红楼梦》，贾宝玉只因与伶人交往，便受到贾政的痛打，连父子之情都容不得，就知道身份的偏见是何等的严酷。

然而19世纪末的上海，已不同于中世纪的旧式城镇，租界的设立，移民的涌入，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原有的等级关系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动。人们的身份地位受到金钱利益的驱动，也在发生改变。身份地位低微的由于拥有财富而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例，屡有发生。有钱的隶卒被奉为上宾，无钱的官绅自惭形秽，所谓“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这一被时人感叹为世风不古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人们的尊卑荣辱观念，已经突破身份的限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即以杨月楼来说，他的年收入比一般塾师高出十倍之多，他所以敢于接受韦女的婚约，也是因为经济地位的提高促使他渴望享有与良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争得与良人自由恋爱的权利。正是这种人权意识在婚恋观念上的觉醒，触犯了卫道士的忌讳，韦家的乡党族亲，对杨、韦的婚恋深恶痛绝，要求严加惩治，在社会上得到众多的呼应。附和者并不仅仅是为了韦家的荣辱，更多的是为了使“优伶党毋以效由猖獗，所谓以一儆百”，“庶几其余优人，稍知畏惧”。因此，鄙薄艺人的，厌恶自主择偶的，反对良贱通婚的，维护既定等级不能逾越的，在杨韦婚恋的风波中纷纷登场，所以这又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化过渡中，尊卑贵贱等级序列失控后，在保守势力中激起的回应。

毫无疑问，在身份地位已经淡化的市民中，对杨韦的婚事，持以同情的也大有人在。议论者认为：“孟子有言：食、色，性也。一优人耳，忽有配以美色之妇而不愿者，夫岂人情？一弱女耳，忽许配以合意之婿而不从者，夫岂人情？”“月楼身属微贱，有人肯嫁以女，岂有二三其德？试思贫士当困顿之时，忽有配以美色之女，断无不愿娶之理，况月楼乎？闺秀当怀春之候，忽令嫁得合意之婿，岂有不愿从之理，况阿宝乎？”因此主张“设身处地”观之，这是合情合理的事。韦女勇敢地在堂上抗辩，“不顾寒苦微贱，愿同生死”的爱情，更是博得人们的赞许。有的愤而指出：“窃玉偷香，士大夫、名闺秀，向有犯之者，而欲以发乎情、止于礼之道，望之于优人弱女，能乎不能？”然而韦姓家族与广东籍的商人是一官商纠集的势力集团，杨韦的婚事在他们看来，是辱没乡亲的丑闻，坚持要求“正风化，攘奸凶”，指控韦女的母亲无权为女儿论婚嫁。由此可见，这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在身份地位与人性观念上发生交锋。

这一案件还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上海知识分子与广东籍商人乡党相互对峙的局面，这就是以上海《申报》为首的同情派与广东籍商人乡党的重惩派之间的一场争论。

1873年在此案发生后，《申报》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杨韦的婚恋与公众的反映，起初多是附和传闻，虚虚实实，对杨韦也不乏贬责之词。随着案件的审理，严刑逼供被曝光，引起舆论大哗。按照清律规定，以良贱通婚罪论处，只该杖打一百板子释放，实际审讯的情况是：“杨月楼于问供之先，已将姆指吊悬几乎一夜，甚至膀肩两骨已为扭坏，后皆不能使动……又用架以困之，架口最狭，将胫骨紧压，几至不能呼息。”这样残酷地行刑逼供，是依法断案还是泄乡党的私愤？主张重惩的认为：“以乡谊同愤，况有亲叔主张，应得有罪者，何可情逭。”杨月楼“污我粤人”，不严惩，不能泄愤。对这样徇情枉法之论，《申报》主笔拍案而起，顺应民情，转变立场，以“持平子”、“不平父”的笔名发表一系列的评论，抨击说：“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责问县令以何根据施以这样的重刑。“上县既极刑以索供，至郡内又加刑以逼迫犯人不使翻其前供也。审人莫有不公于此，残忍之事从未闻有如此之甚也。”“中国县官其肆私以残民，私刑以随私意而索供，其可忍乎！”批评广东籍的乡党“代人为父”，公讼于官，是仗势欺凌弱小，“以合省正人而公讼一优伶、一奔女，何异以泰山之尊重而压一卵，以狮象之全力而搏一兔。”

这一案件的审理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议论最多的是在华的外国人，他们认为中国官吏“每于犯法之民，不论罪之轻重，动用非刑，毫无哀矜勿喜之心”。“（嘲）笑华人喜为非分之事，华官好用非法之刑。”《申报》鉴于官府的枉法行为有辱国家的尊严，特地发表《本馆复广东同人书》，严正地指出：“杨月楼不过一优人已矣，而所出案情实为当今之大事也。固不以杨月楼一人所干而论也，以兆民之得失、国家之尊严两者所关系而论之耳。此案也非上海一隅之人所共为称论者耳，实在中国十八省传扬已遍矣。非为中华一国内之人所谈论，经英京大新报名代默士（今译泰晤士）亦为传论，几天下士人无一人不知悉也。”

这样一件在国内和国际深有影响的冤案，发生在一个颇有名气的艺人身上，又受到权威报纸《申报》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只要官方还有一点理性和良知，也不能无视民情疾苦，草菅人命。然而，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发展到清朝末年，极度昏聩腐朽，官吏的贪赃枉法，乡党的结私舞弊，已经成为解不开的死结。这一案件终于以官府的权力压倒社会舆论而结束，其结果是：杨月楼按诱拐条律判处充军，韦阿宝被送到善堂（收容孤残、盲流，处理善后的社会组织）强制择配重新嫁人，《申报》也被迫停止了这项报道。

在中世纪的欧洲，罗密欧与朱丽叶因爱情受家族阻扰，双双殉情，生不能婚配，死却遂了心愿；在19世纪末的中国，一对苦苦相恋的纯情男女，熬过了多少社会偏见和严刑拷打，却挣脱不了封建家族的魔掌，至死也不得两情相守，从此天各一方。轰动一时的“杨月楼案”就此销声匿迹了，但却没有烟消云散。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这一月的《申报》所见，在主惩派和同情派论战的硝烟中，公众舆论终于在传媒中得到传播，市民中终于有了人权意识的萌芽，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事态。虽然这一变化以力量对比悬殊，没有得到胜利，但却捅开了封建体制腐烂的疮疤，埋下了渴望民主、公正的种子。正是有这点点星火的蓄积，才有了维新变革运动的兴起。

至于这一事件的主人公后事如何，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追踪报道。所能知道的是，一代名优只活到41岁，就已英年早逝。

回望尺牍文化

尺牍，本是古人书写的工具。在纸张发明之前，用竹、木或帛，制成尺把长的版面，用以书写记事，叙情表意，传递消息。因此有尺素、尺函、尺牍、尺鲤、尺笺、尺翰、尺书等多种称谓，其中以尺牍的使用最早也最多，因此它成为信件的代称。

尺牍这一历史形成的用语，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再使用，代之而起的是电传、伊妹儿，其方便快捷，已不可同日而语，任凭关山万里，顷刻而至，还有谁再回味那“经年尺鲤”、“家书到隔年”、“雁云高，问汉家尺帛，几时飞到”的期盼之情？不然，作为工具，它已消逝，但在尺牍中自由挥洒的性灵，进退揖让的礼貌用语，言简意赅、质朴精练的文风，是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说它是文学，并不尽然，这是私人信件，不是文学创作，没有虚构的故事，无须杜撰情节。不论是家书还是社交往来，件件都有明确的目的，或是铺陈情事，或是嘘寒问暖，或是酬应唱和，或是禀报上级、告慰部下，凡属人际交往中的叙旧、论事、铭谢、庆贺、吊慰、荐聘、馈赠、借贷等等事无不在尺牍之中明白表述，所以它是应用性的文体。因为应用，需要给对方以明白晓畅的意思，由此发展出一种通俗易懂的古代散文，它没有先秦古文的艰深古奥，却有古代文体的古朴典雅，正如古代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所说：情深不诡，风清不杂，事信不诞，义贞不回，体约不芜，文丽不淫。其行文叙情的风格在文学史上别创一番天地。

说它不是文学，又胜似文学。因为这是私人的信件，是人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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