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埃尔-亨利·达冉松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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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精英:改革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丛书)试读：
引言
近年来，精英们遭到了激烈的抨击，这些抨击往往有理有据。人们把法国遭受的众多不幸都归咎于他们：一方面，人们指责他们某种程度上无力应对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人们指责他们故意疏远，甚至直接无视日常生活中同胞们的期待、憧憬、恐惧以及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法国社会极大不满情绪的直接体现，一旦忽略，将会非常危险，也十分不负责任。大家都希望对精英体系进行改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直至今天，对精英体系的各种改革方案仍然不起作用。
公众对法国的精英教育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经常见诸媒体，在过去的60年里呈现出鲜明却不足为奇的特点，即几乎总是围绕法国行政学院及其校友展开。法国人民对公共及政治事务的痴迷，以及对行政机关高级职位的关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本身就是法式精英教育的体现。在汇集了众多赞誉及批评的同时，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还成为了其他精英机构的屏障，这些机构包括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商业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大学及其他机构，它们各自朝前发展，追求实现自身的目标，并在公共舆论之外实实在在地进行改革。过去，如果出现争论，那么，争论主要围绕一个主题：生源选拔。这一问题总是饱受争议，往往被认为过于精英化，对弱势群体或弱势社会阶层不够开放。
对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集中思考和批评，表现为针对其改革产生了大量的官方报告，但除了掩盖在争议及宣传外衣下的一些只言片语，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报告可以自称得到了落实。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思考和批评强化了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改革计划的政治色彩：任何变动都可以视为对现有权力的再次质疑，因此，没有一届政府想要真正致力于改革。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如今仍居于法国精英的舞台中心。当盎格鲁－撒克逊人致力于描述我们的精英体系时，包括当他们努力描述私营部门管理文化时，依据的就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这个案例，以从中探索精英教育的特色。法国公共部门—私营部门这样的两分法，在这点上实际没有多大意义：法国私营部门的高管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高级公职部门具有同样的行事方式，难道这些高管敢夸耀自己不像高级公职人员那么古板吗？因此，高管们反而更愿意“五十步笑百步”地嘲弄国家行政学院与高级公职部门的缺点。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以夸张或者典型的方式反映了我们精英系统及精英文化的主要特征，而法国人的政见以及我们公共辩论的观点也都具备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由此表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精英的思考会优先（当然并非排他性地）针对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并以此表明，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捍卫的思想和原则涉及的是所有的精英。
对于这样一个仿佛已经成为各种研究及各种争论对象的机构，在以该机构为核心的成堆计划上，我们还希望再增加些什么内容呢？新思考以及新的改革计划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由于10多年来我们所见证的法兰西共和国精英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国家行政学院如今走到了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刻。这种变化表现为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们在权力中心地位的衰退，表现为由律师、地方政府重要民选官及企业家组成的新一代复合型人才（部分地）取代了他们。这种变化再自然不过了，它只是伴随着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重大经济变化（经济私有化）及政治变化（分权）而产生的。
然而，我们看到推动这种变化的是政治界对国家行政学院的遗弃以及漠不关心，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想要让国家行政学院丧失社会地位的隐晦或明确的意愿，这一点通过机构情况恶化得以达成（其中搬迁至斯特拉斯堡只是其中的灾难之一）；二是出于对从未能够真正改革这所学校的厌倦而造成的放弃，改革并不是像2006年进行的学制改革那样小打小闹。当然，有些人对这样的状况感到欢欣鼓舞，觉得看到了饱受羞辱的高级公职体制改革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并且很快将一败涂地。
一开始我们就做出如下回应：国家行政学院不会消失，而且法国冒的最大一个风险就是——法国自认为可以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前列，但却没有与此雄心壮志相匹配的高级公职群体。
国家行政学院不会消失，因为它一直存在，也就是说，法国的政权总是会产生一个精英的选拔、培训及培养体系。通过专设的机构，让法国的这些精英走向领导岗位。国家行政学院仅仅是公共精英选拔方式所赋予的现代形式，它是整个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永久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发现这存在于所有国家或类似的机构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拒绝以下这个问题的原因：想要知道是否必须取消国家行政学院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实际上仅是一种取巧，把辩论局限在东拉西扯且略带些政治色彩的曲学多辩中，恰恰满足了巴黎上流社会心照不宣、夸夸其谈的谈资需求。高级公职体制在过去的30年中显得困难重重，甚至愈发无力应对我们当今时代的重大挑战（公共债务、移民潮、全球化、经济私有化），这已经无可争辩，但凸显了以下问题：我们对精英们有何期待？我们想要赋予其何种使命？这才是思考和改革所应解决的问题。相反，要求撤销国家行政学院和要求消除贫困、财富或权利，都是一样徒劳无益的。我们既不否认也无须拒绝在撤销国家行政学院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论据，但我们应摒弃的是构成这些论据的价值观：一种价值观来自反国家主义及传统上反精英主义的拥护者；另一种来自激烈的批评者，他们经历精英体系，又将精英体系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或选举的交易。即便这些批评者反对精英体系，但是这通常不妨碍他们从高级公职岗位退休后享受种种待遇。
在此，我们捍卫国家级行政学院存在的延续性，而且我们捍卫其名称：既非“欧洲管理学院”（2005年以来它被滑稽地加上了这个别名），也非“公共服务学院”（如弗朗索瓦·贝鲁所希望的那样）。机构的力量既在于它的适应能力，也存在于它以相同的名称存续下去的能力，存在于获得光环及资历的能力，这赋予了它如今超越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及圣西尔军校的威望。国家行政学院并不是一所应时代而生的学校，它的存在将超越设立时的目的。1945年学院成立之时就是实施改革的良机，这种机会如同火箭发射窗口一般转瞬即逝；改革并非源于二战，它在战前就被勾勒好框架。如今，拿破仑·波拿巴创立的审计法院、省政府或最高行政法院依然存在，但没有人会以“时过境迁”为唯一借口，要求取消这些机构。
此外，法国想要加速自身衰亡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对高级公职培训漠不关心。高级行政部门的素质是国际舞台上能力的保证，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边忽略高级行政部门，一边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直至今天，精英的失败成为了理解法国走向1940年溃败的最为确切的历史解释，而且也是走向1870年失败的原因。在法国，无论是在旧王朝还是共和国时代，没有一次危机不是从改革公共精英制度进行突破，因为人们认为一国强盛或衰败的主要根源在于其精英制度，国家的力量取决于高级行政部门的垂范力——这也的确属实。另外，号召聘任更多来自私营部门以及社会企业的人员，觉得这样做就能让一个国家治理得更加高效，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他们只能满足局部的有针对性的岗位需求。如果法国仍然拥有影响未来世界并保留其自由权利的雄心壮志，那它就应该采取措施，而这应该从改革其公共精英体系开始。我们需要阻止精英体系的失败，而且由于一些糟糕的操作，我们正在让这一体系消耗殆尽。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行政学院应该恢复招收最佳学生，尤其是要培养他们的雄心壮志，这也是我们建议国家行政学院应当实施改革计划的意义所在。
国家的高级公仆是从国家行政学院还是从另外一个培养体系毕业，这已经不再重要了。在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对国家行政学院作为一所学院的辩护，而是在于高级公务员的培养。我们认为一所国家级的行政学院完全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不想再重新打造一股国家行政学院的势力，而是将人文、道德及职业上的卓越再次置于高级公务员培养的中心位置，以符合国家赋予的使命。
当然，摆脱针对国家行政学院的传统争论，这绝非易事，因为它们聚焦于这所学院的两个共同维度：一方面，这样的争论直指原有的权力体系，该体系将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委派到高级行政机构以及一部分经济部门的重要岗位任职（外部批评）；另一方面，这些争论对进入这一权力体系的途径进行了猛烈抨击，包括入学考试以及毕业后的排名（内部批评）。
剩下的批评则是“比较权威的”，也就是说，这些批评多次，甚至以咒语般的方式，指责所有以往毕业生的共同问题：学院里教导的因循守旧及一味模仿的精神、缺乏教学计划、评分的主观随意、学制过长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处理，但这些并不是疾病本身，这些只是病症的外在表现。
此外，对这些批评的习惯性重复仿佛达到了至少与批评对象本身一样的固化的程度，以至于假如对国家行政学院进行了真正的改革，反而会成为那些批评者的一种剧烈创伤，因为他们坚持批评的那些理由将不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递推逻辑，远没有为推动这种思考和改革做出贡献，相反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将国家行政学院改革，以及更广意义上对精英体制改革的思考局限在了一个熟悉的框定的领域，对于这一体系的支持者来说，最终也是尽可能让人放心的，非常保险的。如今，在对国家行政学院进行批评的过程中，仿佛在践行一种仪式，每个人都按照既定的角色发表自己的高见。
事实上，之所以说国家行政学院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要进行自我革新，是因为它已经非常迅速地与它所孕育的行政体系融为了一体，而不是与这个行政体系互相隔绝，或是至少保持了足够的距离。而且说到底是行政机构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期待尤其是自己的弊病，缔造了国家行政学院。该院的变迁也反映了整个高级公职部门甚至是普通公职部门的变迁。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我们总是提到，国家行政学院的成立最初应该伴随着对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但最后这样的改革并没有施行。于是国家行政学院保留了行政机构的特征，以至于最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没有改革行政机构之前是不可能改革国家行政学院的。
然而，最初的时候，如果戴高乐将军以及米歇尔·德布雷的想法得以实施，那国家行政学院就应该是行政机关的另一个圣西尔军校，是培养高级人才及实用人才的学校。但它很快脱离了设计者的初衷，成为了高级公务员选拔和排名的工具，他们从准备考试阶段开始就被吸纳进一个扼杀了所有智慧和个性特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能进入的体系，其功能就是致力于维持已有的架构和思维方式。它从国家行政学院变成了行政机构的全国性学院。
对国家行政学院改革的所有惯常反思，很快让这个学院走了样，因为这内化了国家行政学院与整个公职体制之间的联系。这些反思甚至都没有想到要对这样的联系提出质疑。对国家行政学院的改革表现为在国家行政学院框架内或是通过国家行政学院对行政机构的改革。这些改革因而注定要失败（但可能这也是改革发起者的秘密心愿？），因为这些改革将国家行政学院与整个高级公职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这些思考从来针对的只是入学考试、排名以及学制上多少具有的一些非专业性或是跨部委的特征，也就是说职业生涯及行政生涯中许多的环节，实际上对国家行政学院进行改革是毫无用处的，而且这些改革应该在公职部门取得更广泛的发展之后进行，而不是在此之前——这一思想就此确立。对国家行政学院最近的一次改革发生在2006年，我们在反思中也会更加详细地阐述，这次改革只是徒有其名，因为这次改革的目标只是让该院适应外部的某些变化，效果很不好，且只停留于表面。然而，一场真正的改革，所赋予的目标不仅仅是适应，即对外部的发展做出回应，尤其是在欧洲范围内及分权的情况下，改革更应该重新创造。也即，并不是说改改学制就是在对国家行政学院进行改革，只有赋予其新的计划才可以称之为改革。在此我们捍卫这样的理念：精英教育改革应该是公职改革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否则也就不会有公职改革。体制正是通过精英才得以自我革新，因为体制本身并不会对自身进行改革。
如今，国家行政学院遭受着何种弊病，使其无法全力培养能够应对我们国家当今面临重大问题的高级公职人员呢？
尽管2006年进行了改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高级公务员面对欧洲准备不充分，他们没有去了解欧洲真正但并不完美的运行方式，尤其缺乏从最基本的角度捍卫法国利益的目标；他们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却要去解决涉及千百万法国人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他们与国防及军事机构没有丝毫联系，却在军队与国家对立的问题上推波助澜；如同我们广大的精英一样，他们对整个世界维持了一种大学式的天真态度，而这种态度无法应对当今的威胁，而且这在很多方面构成了法国人对赋予他们使命的一种背叛；国家行政学院不再是它所宣称的那样的精英院校，因为它缺少名副其实的教育以及真正的精英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卓越与谦逊。如今的教学计划却完全没有道德教育，即最简单的人文教育，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以上表述的只是存在的部分问题。
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一个回应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案，这些问题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得以解决，而且可以非常确信地说，我们认为其中的部分问题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精英体系。在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一大堆批评意见，而是尽力去理解长期以来主导国家行政学院运行的负面选择的政治及哲学基础，以便为我们所捍卫的理念创造真正的机会。如今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国家行政学院最初的方案，即最初的两位缔造者——戴高乐将军，尤其是米歇尔·德布雷的思想及成立方案，以便重新为学院奠定得以重生的基础，我们让其走上改革的征程，考虑的是法兰西民族及国家的未来。
我们在此所建议的，主要是针对国家未来高级公务人员的崭新培训方案。首先我们想要通过这个方案，根据国家未来公务员与国家命运之间的永恒联系，提出针对他们品格、能力及道德品行的教学计划，以便他们更好地履行今后的使命。在以往所有对国家行政学院的改革方案中，没有哪个方案涉及了这一认真反思所引起的关键问题：我们想要培养何种类型的公职人员？对于法国，对于欧洲，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公职人员应该准备面对何种风险？我们如何启发他们去认识自己所肩负使命的意义和影响？我们想要教导他们哪些基本素质？我们想要给予他们何种道德教育？他们应该形成何种能力？通过哪些方法，我们能够保证这样的教育获得成功？在对国家行政学院教育体系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有些问题长期存在且不可避免，那就是与入学考试及毕业排名相关的问题。本书当然会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很重要，但这些问题都源于一个总的问题，即如何根据高级公务员培养的目的来确定国家行政学院的教学内容。这才是关键。
我们之所以采用了评论的形式，而不是采用被束之高阁的报告的形式，是因为我们始终有这样的信念——高级公务员的培养不仅仅关系到国家本身。它关系到每一个法国人，他们有权利去评判为他们服务的高级公务员的培养方式，国家并不能随意地固步自封，国家的这些精英将接受人民意志的委任，而这样的委任又是至关重要的。在人民与精英关系紧张的时代背景下，精英们更是应该牢记这一点。
我们试图通过有关国家行政学院以及超出该院范畴之外的内容，来回答这个可以引发更多问题的根本问题，而且我们希望这个根本问题会最大程度地引发我们深入思考，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想要为法国的今天和明天培养何种类型的精英？第一章高级公务员和欧洲“英国人，你们先开枪！……”——安泰罗什伯爵，丰特努瓦战役
欧洲对法国极其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是我们针对法国精英改革探索的切入点。事实上，在欧盟机构内部，如今做出的众多决策都关系到法国人的未来。然而，法国正在经历的是对欧盟的不适应，比如说我们在欧盟建设中越来越找不到应有的地位，这样的欧盟，我们越来越不熟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精英——知识、经济和政治精英，仍然对理想化的欧洲抱有真正的崇拜，而没有看到欧洲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精英，以及在法国负责欧盟政策的法国高级公务员，也必须对即将彻底远离我们的欧洲采用另外一个视角，是时候了。
在实现大有前途的共同理想之前，欧洲首先是个战场：正在布鲁塞尔如火如荼进行的影响力战争让参与方直接面对从根本上截然不同的利益，各方都希望从欧盟游戏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法国的高级公务员身处法国处理欧洲事务的第一线：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去战斗呢？因为这样的战斗结果将决定我们的国家在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集体冒险中的地位。他们是否准备好了面对真实的欧洲呢？他们应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政治性的，因为赋予欧盟体系中法国高级公务员使命的意义取决于我们看待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国的地位，这样的地位成为了意识形态分歧激烈讨论的对象。然而，我们的精英在处理欧洲事务过程中，只有采用清晰、实用的工作方法才能重新获得法国人民的信任。法国失去了欧洲
首先来看第一个事实：法国失去了对欧洲的控制。戴高乐将军的担忧完全有理有据：英国人成为了布鲁塞尔博弈的赢家。他们如今是欧盟委员会里游说、决策程序、政治、经济、司法及文化方面最能干、最精明的操盘手，还让他们的语言占据了欧盟机构的主导地位。20年来，他们孜孜不倦地按照他们的观点，从自己的经济状况出发，根据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塑造着欧洲。我们的成功只是源于他们做出的让步。如果说这个事实可能看起来有些扎眼，甚至有些过分，这是因为我们不敢公开承认，这种状况意味着法国外交的失败。
第二个事实就是：法国行政部门精英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认为失去对欧洲的控制是种失败，而是将此看作法国欧盟化的积极信号，这种欧盟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法国愿意向欧洲让步多少。布鲁塞尔越是听不到法国的声音，我们越是应该“欢欣鼓舞”，我们可不是有能力让欧洲利益超越我们自私的法国国家利益嘛。我们的精英中间实际上流行着一种真正的“欧洲至上主义”，他们认为欧盟委员会完美地体现了欧洲理念，并且他们把这种理念看作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前景，从中映射出我们正在沦丧的所有关于国家的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质疑欧盟带来的真正好处或是去质疑我们从中发挥影响的方式就变得政治不正确了，因为欧盟不仅有利于我们伟大的理念，也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就业、政治、司法和文化，以及我们的愿景，有利于所有这一切。
然而，媒体经常反映的法国影响力的丧失，不单单损害了法国政府的自尊：它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精英、欧盟理念和法国人民之间存(1)在越来越大的鸿沟，法国人在2005年5月29日的公投中投了反对票。如今我们熟悉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欧盟不只是颠覆了我们的某些理念，它还冲击了我们的直接利益——我们的经济、就业以及影响力。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没有做出过任何严肃客观的经济分析（这有过吗？），因为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结果事实上从政治上来说将是非常残酷的，真正的欧洲在日常生活中不像不断给我们做出承诺的理想中的欧洲那么好。“欧盟经济爱国主义”这个命题之所以首先在法国提出，那是因为开放的欧洲和欧盟统一市场更有利于英国所代表的服务业，而不是法国代表的工业和农业：我们有些欧盟合作伙伴对多米尼克·德维尔潘2006年提出的方案反应激烈，反映出这涉及的是经济利益问题。
这个事实中存在三种可能性：要么我们低下头，对法国体制的不适应、对融入全球化的必要性进行忏悔，（虚伪地）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贸易主义秩序；要么采用一种纯粹但毫无用处的防守态度，尝试着保留我们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和公共赤字。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点是没有任何意愿介入欧盟相关机构，仅仅是对其做出整体接受或拒绝；要么，我们有再接再厉的雄心，也就是说再次致力于掌控如今完全脱离我们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得欧盟的普遍利益同样也成为法国的利益。因为欧盟的普遍利益，并不是27个成员国通过友好的大型圆桌会议讨论而形成的一致同意的成果，而是由最强者强加而造成的妥协，但目前我们处于输的一方。培养欧洲的高级公务员：是的，但怎么做？
在这场欧盟范围的影响力大战中（要注意，英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大量渗透进我们位于布鲁塞尔的机构中了），高级公务员的培养和职业生涯成为了关键。而实际上，在法国，要想成为欧盟的高级公务员，只有两种方式：首先是有利于自身融入欧盟，也就是说，培养其作为欧盟高级公务员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是法国如今选择的路线，这也是法国最近推行国家行政学院改革的意义，这场改革伴随着它的院长在2005年推行的改名运动：国家行政学院从此有了个毫不做作但又非常奇怪的名字，“欧洲治理学院”（国家行政学院既不是欧洲的学院，也不是治理学院）。在既定框架内，为法国培养欧盟高级公务员的想法（也就是培养他们掌握决策工具）有着欧盟怀疑论的嫌疑，而且故意没有对“培养欧盟机构人才”的意义做出界定。这需要由每个学生来选择自己切入欧盟的角度，但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被明确要求去了解欧盟的复杂机构，为的是去对抗他们的英国同行，从而更好地捍卫法国利益。捍卫法国利益的角度，仿佛会将他们引向恐怖的民族主义反应，在这过程中，似乎忽略和牺牲法国利益足以推动欧盟朝前发展。总之，这就是目前的做法，我们可以证明，它不仅基于欧盟一体化过时和故意扭曲的研究角度，而且恐怕最终也会妨碍欧盟一体化进程。
在此，我们支持为欧盟培养高级公务员的第二种方式，要知道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都是法国未来的高级公务员，不管怎么说都被要求巧妙地捍卫法国在欧洲的立场和影响，并根据我们的雄心壮志去打造欧盟本身，以便走出这种防守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从长期来看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益处。总之，这里说的并不是一种反欧盟的观点，或是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而是现实主义的观点，基于对欧盟当前一体化进程的赞同，认可其当前的运作方式，而不是理想中希望的那种运作方式——只是希望从长远来看保证欧盟一体化的延续性。
随后我们来看看英国体制的几个关键词：英国高级公务员是通过快速升迁制度招募的，这种快速升迁包括内部渠道和外部渠道两种方式。在入学考试后，学制由“实习期”来决定，事实上这更可以说是学徒期（学生在此过程中没有实习生身份，英国不承认这一身份，而只承认初级公务员），并由各部委按照与私营部门招聘类似的程序招录年轻公务员来实施，这和法国毕业排名的体制不同。
在快速升迁制度当中还存在着一个精英渠道，对此外交部紧握大权：这就是欧盟快速升迁制度，每年通过该制度选拔十几位高级公务员去布鲁塞尔任职（类似于我们的“国家调任专家”）。如果和国家行政学院做个对比，这就好比毕业生排名中的“佼佼者”不去最高行政法院或是金融监察部，而是选择去布鲁塞尔任职。因此，“欧洲治理学院”应向那些人学习在欧盟的经验教训，尽管法国精英主动把他们当作怀有欧洲怀疑论的坏人。
调任到欧盟机构任职的英国高级公务员“与他们在欧盟的常设代表处及原来所在的部委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这和法国的做法不同”，最高行政法院2006年做出的关于欧盟的报告羞羞答答地承认了
(2)这点。这份报告并没有肯定“这种紧密的工作关系”与我们欧盟事业白衣骑士的高尚理想精准吻合：这恰如其分地说的是英国人对欧盟委员会最有效的操纵和影响程序之一，这是公开接受的程序，而且能让他们直接巧妙地提出议案，至少是从上游环节了解欧盟众多的立法过程。这样的过程法国人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了解，而且法国人也只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加以修改（通常是我们这些糊涂虫专享的外交礼节的角度）。这听起来很悲哀吗？欢迎来到真实的欧洲。以真实的欧洲对抗神秘的欧洲
这个真实的欧洲，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精英通常止步于机构层面，如同我们可以在描述欧盟的官方文件中找到的那样：“欧盟委员会是欧洲整体利益的载体，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体现的是成员国的立场，欧洲议会代表的是各成员国人民的合法性，(3)欧洲法院确保遵守法律及实施各条约。”
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描述为正统观点，这样的观点将官方确定的角色赋予各个机构。但问题是，这样的描述通常是人云亦云，基于的是无知或是欧洲联邦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才是更接近现实的版本，很多人肯定了解，但往往被忽略：欧盟委员会是一个寻求将其重要性及职能最大化的政治机构，但非常容易受到成员国的竞争性影响；欧盟部长理事会及欧洲理事会体现的是各成员国人民的合法性，这和欧洲议会一样；欧洲议会则是一个针对欧盟各机构，寻求将其地位及职能最大化的政治机构；欧洲法院是表现出坚韧的司法行动主义的机构，目的是宣扬欧盟一体化的超国家主义理念。
让我们对真实的欧洲进行抽茧剥丝式的梳理，首先从欧盟委员会开始。欧盟委员的政治日程可以简要地划分为三部分：在欧盟内部征集最佳方案并且不断提出新的立法议案，以增强欧盟在内外部的影响及政治视野；审慎且妥当地捍卫其所在成员国的利益，尤其要确保其能荣耀故国；致力于扩大欧盟委员会凌驾于成员国的权限，然而，欧盟委员通常只是其所在公署的代言人（这是其工作中几乎无意识的部分）。欧盟委员会内的权力属于各大公署的署长，上一次2005年署长改选时，法国人毫无意外地被彻底排除在最重要的公署之外（他们只是赢得了农业公署署长的位置）。各大公署对较高复杂程度的内容可做出判定，它们可以将欧盟委员引导至它们所偏向的政治选项：由至少十几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质疑各个部门的导向作用，而且有很多文件会摆在欧盟委员的桌上，已经附上了结论，可以直接签署。欧盟委员及其公署之间的职责范围划分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各部门可以从实体上游离在委员会之外，而且欧盟委员与其公署之间的会见都是以相对非常庄重的方式进行，但频率不高。因此，对于成员国来说，提升影响力的关键并不主要在于欧盟委员的水平，而在于各个公署，英国人对此做了很好的理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欧盟委员会的公务员大部分都是在欧盟开展职业生涯的公务员，他们的晋升希望在于欧盟。他们顽固地拒绝所有的自我批评，发展出了一个被层层包围的堡垒群，并且把所有的欧盟委员会改革计划(4)当作成员国反对欧盟权力扩大的一种斗争工具。他们关于欧盟普遍利益的概念非常简单：所有允许扩大欧盟委员会权限且限制欧盟其他机构及成员国权限的立法就是欧盟普遍利益。我们必须认清欧盟委员会这种常规工作的基本要素：欧盟委员会不是通过下达文件或发出立法提案来扩大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权能。欧盟委员会体现的是代理行为：它与欧洲法院一起，往往还联合欧洲议会，主要致力于扩大其政治影响，尤其是对抗欧洲理事会。尽管如此，也不应将欧盟的政治游戏看成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的斗争，恰恰相反，由于欧盟委员会负责起草、建议法令，各成员国利用它进行斗争；真正的战斗在于掌控欧盟委员会。各成员国事实上是欧盟立法的首批“请求人”，它们往往以具有共同利益的成员国联盟的身份进行请求，而不是各个成员国在同一时间发起请求。欧盟委员会顺便从中获取最大利益，以收取“贡赋”的形式扩大其职权。苏珊·施密特很好地表现出欧盟委员会拥有利用时间（不受国家政治的束缚）和制度机构来推进自己的布局的能力：她首先确定有可能反对一项法案的成员国，然后（在欧洲法院的协助下）逐一进行确认，直到这些成员国同样地成为欧盟法案的申请(5)(6)者。苏珊·施密特给出的典型案例是机场服务自由化，7个成员国最初对此表示反对。欧盟委员会从1990年起，逐个打破了国家垄断，直到1995年大多数国家通过了欧盟立法，因为它们将从中获益，假如没有欧盟立法，那它们已进行的机场改革会使自身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法国在欧盟中影响力的下降是非常显著的：如果欧盟委员会是一个真正不受各个国家影响的机构，那我们不用对此担心。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如果说欧盟委员会在全世界表现为欧盟的政治机构，那它所建议的立法以及它所捍卫的政策，相对于成员国的利益而言并不是中立的。欧盟委员会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成员国和各种游说集团的影响，而且最狡猾最积极的那方总是能够主导实施建议的政策内容。此外，很多欧盟委员与他们原籍国的常驻代表处每天都联系。有些国家甚至直接利用欧盟委员会的公职人员作为施加影响或直接提议欧盟法案的切入点。因此，在一个原本对其并不有利的机构中再次站稳脚跟，这对于法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完全是因为它是永恒的影响力战场，而目前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输了，我们要看看这是为什么。
从代理行为的角度来看，欧洲议会的作用类似于欧盟委员会，相较于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的斗争，它在进行持续的战争以扩大自身的权限，而且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它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以至于欧洲议会如今成了很有实力的政治机构，但法国人同样忽略了它。
和惯常的论调所暗示的相反，欧盟理事会甚至比欧洲议会更具有各民族的合法性。一切和在其他机构一样，英国将自己人安排到了欧盟理事会最好的位置，尤其是对外代表欧盟的总秘书处最好的职位上。
欧洲法院远非中立公正的仲裁者，在那里让·莫内的朋友们组成的其乐融融的俱乐部童话是不存在的。它成了一个斗争的机构，是欧盟委员会通过侵蚀成员国权限进行欧盟一体化进程战斗的盟友对象。欧洲法院的行动主义以及其在欧盟一体化中的政治权限从此为各成员国公认，也成为众多研究（及各种紧张局势）的关注点。然而，针对这一战略性机构的研究方法仍然非常幼稚。
从表面上来看，成员国是欧盟体系最为矛盾的一方。通常来说，它们的战略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机构的成分，这决定了长期的方向（比如：小国依附于联邦式的欧洲，从而扩大这些国家的影响；“大西洋主义”国家依附于和美国的关系等）；局势的成分，这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将欧盟当作媒体推广的平台；将欧盟委员会当作某些招致民众不满的政策的替罪羊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员国是欧盟的首要行为体，但它们相互孤立，它们各自行为的汇总并没有考虑到欧盟的总体进程，而欧盟不仅仅是各种相互对立利益的共鸣箱。
最后，再谈谈这一体系最为积极且最为谨慎的因素：游说集团，地区性、商业、工业、宗教性质的利益集团，成员国和外国秘密机构，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等。很有可能这些才是欧盟的首要捍卫者，因为欧盟赋予了它们前所未有的巨大优势，而在每个单独的国家，游说集团不可能获取如此优势，因为各国有其政治传统，往往坚决抵制少数群体，对五花八门的外部施压表现出更多质疑。
通过对欧盟主要参与者的简短描绘，我们想要表现什么呢？我们仅仅想说明，欧盟机构并不是游客眼中折叠式画册上那些毫无灵魂的人物像，而是一个个寻求将自己的影响力、地位及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参与方，在任何场合下都是这样（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观察家和研究院对此做了大量的描写，而他们的政府懂得如何利用所有这些结果）。“理想欧洲”对欧盟建设的贡献应该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也就是说排在最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且这并不会让欧盟建设变得如此不受欢迎。这仅仅意味着，如果借助于一系列手段，身处欧洲的各个国家不能从加入欧盟这一举动中找到持久的利益，如果不能让每个参与方在同意做出的贡献和期待的好处之间达到平衡，去明确而又积极地追求利益，那就不会有一个永恒、强大和统一的欧洲，一个能够有效自我防卫的欧洲。不要忘记，欧盟已经实现其历史目标，也就是保证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如今，在倾向于将自身作为目的的时代，在往往过于虚假的咒语般的激情中，把欧盟建设与拥护联邦制的明确计划联系起来远没有如此一目了然：大众面对向世界开放的、几乎没有规定其边界和身份的巨大市场，他们的感情很快就使得自己拒绝加入欧盟。
从欧盟运行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概况中，法国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我们可以得出和最高行政法院相同的结论，我们不能去质疑这种欧洲怀疑论：“如果法国不用其雄心壮志的决策及建议去维持欧盟制度，那它在面对其所感觉到很难避免而又无法取胜的计划(7)时，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完全防守的地位。”最高行政法院在这方面承认，如果法国只是含情脉脉地凝视着欧洲女神，就想让她给予各种好处，这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如果法国拒绝参与在布鲁塞尔如火如荼进行的影响力战争，而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规则仍然非常陌生或不熟悉，那欧洲就会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和挫折的危险，更何况传统上有利于法国施加影响力的政策（地区政策、农业）也会丧失其重要性。全民公投否决欧盟宪法，在这点上毫无疑问构成了深得人心的警告：未来把欧盟宣传为“文明的进步”来吸引更多成员国，是不够的。
其次，如果法国真的想要实现保留其所有价值的历史方案，把欧洲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欧洲，同时这又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那它就应该对此采取措施：欧洲应该捍卫欧洲利益的理念是源自法国的理念，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今成功地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斗争。欧洲应该在工商业领域捍卫欧洲的经济，也就是说，恢复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是必须的。这种理念同样也是英国人强烈反对的法国式理念，他们负(8)责贸易的欧盟代表彼得·曼德尔森尤其反对该理念。如今，英国人称之为欧洲利益的，只是他们对欧洲利益的理解，也就是说，纯粹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往往还有美国人的利益）。然而，还是应该大声疾呼：欧洲利益只是各种冲突利益之间的一种妥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所有关键在于确保不会产生太严重的不平衡，以致损害欧盟任何一个成员的利益。
再说开去：事实就是英国人并不想要产生一个欧洲利益，因为这个利益事实上在面对他们的美国大哥时会表现出来。弗洛朗斯·奥特(9)雷在《布鲁塞尔的美国》（2007年，瑟伊出版社）一书中很好地界定了欧洲在众多案例中让自身利益得以承认所面临的保留和困难（微(10)软、伽利略计划、欧盟REACH法规等）。在此，本书作者引用雷蒙·阿隆的话进行总结，他于1934年在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写道：“到德国人那里，不要号称捍卫自由，而是要说保卫自己的利益。”按照这一说法，也就意味着“只有在表达我们利益的同时，我们才能(11)在必要时候为保卫自由而奠定恰当的力量基础。”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装出道德主义的样子。这无论对于欧洲还是法国都是正当的。法国人如果都没有能力从中构建自己的影响力网络，那他们又希望通过何种方式让欧洲的利益得到承认呢？法国在欧洲的影响：极大衰退
回到欧盟机构及法国影响力衰退缘由这个话题上来：只有对高级公务员进行正确的评价，我们才能对我们的高级公务员培养提出恰当的措施。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衰退并不是最近的事情：从《阿(12)姆斯特丹条约》起草开始，就看到了这一迹象。
首先，这种衰退存在于数量和机构两个维度，一方面表现为欧盟机构中法语使用下降，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国近年来丢了一些重要岗位。过去的研究通常止步于这一事实，并没有将这两个数据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两种方法来衡量法语使用的衰退：在欧盟各机构会议中作为工作语言使用的比例，以及法语用作欧盟法律文本最初起草语言的比例。考虑到英语在国际关系中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这一趋势及其重要性的提高，法语用作欧盟机构间交流语言的范围在逐年缩小，不幸的是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与法语的边缘化现象努力地做斗争，尽管这一事实并不能直接归因于法国高级公务员的培养。相反，法律文本起草的问题反映了法语在欧盟体制内衰退的一个原因：缺少对欧盟行政机构内设职位任职及跟踪的投入，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职位被法国政府当成了次要职位。
无论是在欧盟机构还是在其他国际组织中，法国的传统做法都是努力让自己的国民担任具有重要政治和舆论前途的职位。那现在成什么样了呢？法国丢了欧盟机构中的一些重要岗位：法国欧盟委员雅克·巴罗获得了二流的职位（交通运输）；在欧盟委员办公室中影响不大(13)（25位欧盟委员中，法国只有一位办公室主任及两位副主任）；在上一届署长改选中失去了一些重要岗位。欧洲议会也未能幸免，议(14)员雅克·弗洛克的议会报告显示，欧洲议会的重要岗位几乎没有法国人担任，也就是说，在议会中的战略部门，尤其是涉及经济问题的部门以及协调人岗位，罕见法国人的身影。此外，与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相反，欧盟机构“下属”的法国公务员并没有成为影响力的传播驿站，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通过欧盟的选拔考试，独自进入欧盟机构的，他们中的第一代人在法国经历了“冷门选手”的遭遇，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没被大学校录取的一批人；第二是他们对法国外交完全不感兴趣（而且往往是鄙视），他们之间往往也只是保持着非常疏远的礼节性联系。然而，在欧盟机制中，所有的“小公务员”都有机会成为涉及4亿5 000万欧洲人日常生活的欧盟指令的起草者。
然而，即使法国重新在欧盟机构中占据了具有远大政治前景的职位，那对我们的国家而言又会有什么样的真正好处呢？无论是担任欧洲央行领导人的让－克洛德·特里谢，还是担任世界贸易组织领导人的帕斯卡尔·拉米，在经常成为时事新闻的那些与法国政府的冲突中，(15)并没有特别表现出照顾法国利益的倾向。当然，出镜率很高的职位对于开展影响力工作并不是最有利的，因为身居这些岗位的人必须(16)确保不能被人怀疑偏袒徇私。让－皮埃尔·罗班曾就法国人超比例地担任国际高级公职这一现象，勇敢地提出以下问题：“这真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事实上，他这样写道：“自1944年成立32年以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担任总裁的有法国人（皮埃尔－保罗·施魏策尔，雅克·德拉罗西埃，米歇尔·康德苏），但它仍然是一个英美文化的机构。包括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在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大量毕业于大西洋彼岸的大学。30位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目前没有一位是法国人。至于欧洲央行，它形成了英国传统：工作语言、领导秘书、相关的人事培训课程都是英国的，即使英国都还不属于欧元区……法国当然具备获得一流岗位的能力，但是法国倾向于忽略那些在等级制度中不那么显眼却在体制生活中最终更具决定作用的岗位。
我们的影响力网络在欧盟机构中面临大幅下降及式微的同时，还存在着解释我们无能为力的第二个因素，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文化无法适应布鲁塞尔的政治。这事实上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我们逐一加以描述：意识形态、机制层面、“立场主义”和媒体宣传。而英国外交则显得更加适应，表现出实用主义，具有全局观且与时俱进，而且……冷漠无情，手里握有掌控欧盟体系的王牌。
我们的外交没有脱离对务虚精神的偏好，因为许多法国人甚至很多精英都被务虚精神吸引。他们想让欧洲符合他们重要乃至专门的意识形态设想。对幻想化、理想化、集中了所有美德的欧盟统一进程的迷恋（其最终完成将标志着一种崭新的幸福秩序的到来）成为了如今法国在欧洲了无生气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努力影响欧盟机构等于承认欧盟机构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幸福的秩序，这确实属于冒犯。具体来说，法国外交更加“欧盟化”，而非欧洲化，也就是说，它把欧盟委员会看成欧洲行政机关的体现，公正无私，保障整体利益，超越各个党派：第三共和国的神话在欧盟委员会的身上被再次激活。虽然法国总是带着因这样或那样的蠢事而失望的一家之主的口吻批评欧盟委员会，并且经常批评，但从心底里被这位宠爱的儿子身上透出的优秀气质所折服。法国在欧盟常驻代表处的代表们面对欧盟委员会时表现得和法国议员面对政府时一样——急于批评，但在投票时却又中规中矩，爱之深，责之切。正是这一原则主导了我们对欧盟的批评，但心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现在欧盟委员会对我们很陌生，坦率地说甚至抱有敌意。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盲目，在巴黎政治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课堂上一直被传授，并由欧洲崇拜的众多传道者公开传播，如今成果显现——法国精英无法对欧洲事务产生一个清晰且实用主义的看法，尤其在欧盟东扩之后更是如此。总之，“我们曾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欧盟身上，我们梦想这样的欧盟是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但我们发现25位成员组成的联盟，总体上来说是大西洋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它在犹豫是(17)否信任我们，而且完全没有认真对待我们”。英国的榜样
且不谈在欧盟建设中涉及的意识形态先验原则，大家长期以来对英国实用主义外交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心知肚明，“让欧洲为己所用”的想法足以让这些英国人干劲十足。为此，英国针对欧盟问题的教育不同于法国进行的教育，有些方面可以进行比较：英国切入的角度主要是政治方面，也就是说它试图确定欧盟决策程序的权限，而在这一方面，法国教育保留的是更为中性和更为技术的方法，主要导向是宣传欧盟的意识形态。需要注意的是，据我们所了解，欧盟方面政治学的“《圣经》”——约瑟夫·威勒的《欧盟宪法》——尚未翻译成法
(18)语！英国人通过对欧盟体系的详尽推理来进行欧盟问题的教学，以下是从伦敦的一所大学推荐给学生的研讨主题列表中摘录出来的部分案例：机构
欧盟理事会是不是欧盟的政府机构？
欧盟理事会的组成是削弱了政策连贯性还是为其作出了贡献？
欧洲议会什么时候可以影响立法结果？
欧洲议会从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非正式”渠道和机制去影响立法结果？
欧盟委员会中的投票比重和投票规则有何含义？
如果可以，欧盟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政策制定者”？
如果成员国政府有动力将执行权力授权给欧盟委员会，那么它们为何还要成立“执行委员会”体系？
成员国为何将立法动议权交由欧盟委员会垄断？“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公共服务机构，而非政府。”请对此展开讨论。
欧盟委员会是政府、官僚机构还是监管机构？
欧盟委员会对欧盟的政策制定有多大的影响力？
欧盟委员会的组成是削弱了政策连贯性还是为其做出了贡献？“即使一项决策可以通过特定多数的方式来表决，欧盟理事会仍倾向于通过一致同意进行决策。”请对此展开讨论。“《阿姆斯特丹条约》中的共同决策程序改革是欧洲议会对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一次胜利。”请对此展开讨论。“在马斯特里赫特和阿姆斯特丹达成的增加欧洲议会权力的政府间协议解决的是减少民主逆差的需要。”请对此展开讨论。司法
欧洲法院在欧洲法律秩序宪法化进程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解释范根德·恩·洛斯案判例的事实和影响。您认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秩序应该拥有何种特质？
谁是范根德·恩·洛斯案的最大赢家？谁又是最大输家？
是否可以采用无等级的观点对待国家主权？如果是，那欧共体条约的权限是否必须得到正当限制？宪法和基本权利“最近朝着《欧盟权利法案》的努力标志着在欧盟法律秩序中终结了对基本权利认可有瑕疵的进程。”请对此展开讨论。
请思考《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对欧盟现有基本权利法律的影响。
有人曾说，在基本权利方面，欧洲法院从保守的态度转向了积极的态度，并借此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基本权利的独立而又激进的判例。请从以下方面考虑是否如此：
• 欧洲法院在发展基本法律原则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和解释方法。
• 欧洲法院认为应该受到基本法律原则制约的因素。法律和欧盟一体化
法律给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要素和决策程序？成员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自主的？
单纯从行为体－利益这个角度来看法律，是否正确？在“第戎黑醋栗酒”（Cassis de Dijon）这一传奇性案件中，欧共体法律如何重构了行为体－利益这一关系？
法律是不是“无价值导向”的工具？法律所植入的价值是否具有凝聚力？
我们是否应将欧共体法律视为法律及政治舞台上只具有利益的东西？
这样的推理让学生能够独自了解芒什海峡另一端在欧洲问题方面达到了何种政治认知度。我们也要清楚：在法国，只有当所有法国外交官及大部分高级公职人员在相关教育体系内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才会有机会重新在欧盟体系中立足。
法国外交的第二个特征是：机制层面，这意味着法国很难设想欧盟会按照与官方的组织机构图不一样的方式运行。法国对并行影响以及游说这套复杂游戏一无所知，因为法国的政治文化对游说游戏一向疑虑重重，因此反感在欧盟层面游说。然而，游说是欧盟机构政治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而且自这些机构诞生以来就是如此。在雅克·弗洛(19)克看来，“游说是日常生活中欧洲形形色色人等的交汇点”。弗洛朗斯·奥特雷指出，其原因在于，从美国开始的非欧盟国家立即认识到了参与的必要性，通过游说影响欧盟这个机器。有朝一日，欧盟将成为各国角逐经济利益的丛林，特别是面对经济上外国难以渗透的国家，欧盟层面的游说可能会奏效。此外，欧盟委员会天生容易受到游说行为的影响，这些行为给立法提案提供支持和源源不断的资源，而立法提案又会影响成员国的传统。游说的做法在国家范围内会遇到巨大困难，而在欧盟层面往往容易取得成功（所以有些人说，欧盟首先是冷门选手的舞台）。甚至国家也会采用这种方法，弗洛朗斯·奥特雷这样写道：“自1955年以来，安卡拉已经聘用了美国四大公共关系公司之一的伟达国际公关咨询公司以确保其游说效果（以便和欧盟签(20)署统一的海关协议）。”
但欧盟委员会的标准程序性质本身使得游说集团必不可少地在上游采取行动，面对来自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一个国家或是一小部分被孤立的国家从长期来说，总是无法承受正面拒绝的政治成本。而事实上，一旦欧盟委员会在内部通过了一项提案，并将该提案提交给了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那么修改该提案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现有的各项数据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因此，欧盟委员会起草提案的时候就必须一切协商妥当，这就把我们再次引向各个国家高级公务员的培训和职业跟踪这一关键问题上了。当欧盟委员会针对一个主题推出“绿皮书”（公开讨论的一般理念）时，未来相应的立法大纲已经逐渐成形。在推出“白皮书”（级别更高的提案）时，已经为时过晚了。正如最高行政法院报告记载的那样：“改革的这个准备阶段得到了部分成员国的特别关注，从这个阶段开始，甚至在提案尚未形成之前，它们会动用自己在欧盟委员会内部的所有网络进行干预，这样一来，(21)就使得法律提案最后是由欧盟委员集体通过的。”指出法国并不属于这类国家，这样做也是徒劳无益的……这和英国相反，我们将英国的外交文化形容为“整体外交”，也就是说这种外交会衡量各种可能施加影响的途径再综合考虑。当一份欧盟指令的法案到达欧盟委员团体层面时，就不可能对它进行深入修改，尽管这时法案尚未走出欧盟委员会。法国的不足在于，通常直到法案进入表面的机构流转流程时才对此做出反应：这和英国人全然不同，他们在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投入，以便用他们的理解来影响法案的提出。谁才是怀疑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人呢？
从这个时候起，法国参与欧盟机构的简单算术图，从数量上来说非常可观，但并没有考虑到其真正参与欧盟机构，也就是说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大幅下降的现实。弗洛朗斯·奥特雷因此断定，必须实施行政同化：“只要法国尚未皈依辩护术以及有些欧洲同伴擅长的灵活操控影响力，那么它让自己被聆听的能力以及考虑自己立场的能力就会(22)下降。”顺便提一下，法国企业长期以来也和法国的行政机关一样，不擅长游说。
法国外交的第三个方面：“立场主义”，这是制度认识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法国人通常不懂得去提前塑造或预先判断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标准，属于后知后觉。我们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拟定一个法国拥护的立场，并在红线范围内捍卫这个立场，而我们在一开始就天真地亮出了这些红线。这样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立场主义”。我们的对手对此非常熟悉，有时他们会对此进行嘲讽，但主要还是为此而发火，因为这往往会“以桌子上较手劲外交的形式”而结束，也就是，虽然，此时在秘密参加相关争议标准的参与者联盟内部已经达成非正式的一致意见，但法国还是想在最后时刻强行按自己的意见通过。不幸的是，在27个成员组成的欧盟当中，法国无法整体否决所有对其不利的政治力量，它最多只能对其中的某些提案稍作改动。而相对应的是，我们可以将英国外交形容为“与时俱进”：一方面，它的立场很少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尤其是它对潜在的易货贸易特别敏感，往往是这一领域的胜者；另一方面，英国经常按照自身的优势及观点在上游大量干涉提案的提出。
法国外交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它永恒的阿喀琉斯之踵——虚荣(23)。我们的外交注重媒体效应，它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成功，是媒体授衔仪式。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在担任欧盟主席国期间不惜任何代价促成签署《尼斯条约》，而这个条约对我们并不是非常有利。相反，英国担任主席国的任期结束于2005年12月，期间通过了对英国人非常有利的2007—2012年财政规划，尽管面临了媒体的负面压力，但他们坚持住了，由于他们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形象，从而完完全全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随着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欧盟机构内部，尤其是在欧盟委员会内部的渗透，最新的一个不利条件又让法国人雪上加霜：管理文化与等级制。这可能是陈词滥调，但值得重视，在欧盟机构内部，工作成绩首先是建立在已从事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上。付出决定成就。然而，法国人很难接受国家的等级制度（尤其是政府重要团体的等级制度）在欧盟机构中是无效的；这部分解释了相当少一部分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在欧盟委员会工作（20多人）。
总而言之，法国在欧洲影响力的下降处在这样一种背景当中：法国外交无法很好理解当代世界的重要问题，也无法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经历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法国一直以来都希望站在打造一个按照法国形象来塑造的政治欧洲的前沿，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它却在欧洲的几次重大危机当中落后了10年：德国统一、南斯拉夫问题、欧盟东扩。正如伊莎贝尔·拉塞尔和洛尔·曼德维尔所说，法国已经没有手段去实现其在国际政治中道德主义的雄(24)心，而且我们的信用每年都因此遭受更大的损坏。
我们并不想不惜任何代价来美化英国的外交，也不是想让人认为就需要全盘照抄。法国应该对我们的国家文化以及我们的制度进行改革。外国取得的成功那么耀眼，而我们的失败又是如此明显，所以假如我们不再思索改革并抛弃改革的想法，我们将犯下错误。
同样不应从我们的思考中推导出，我们没有能力去弘扬我们的某些理念，而事实上仅仅是因为我们缺少方法或缺少在欧盟决策过程中的投入。法国影响力下降的一部分原因纯粹可以从我们某些公共政策的落伍特征中找到答案，在对我们享有盛名的社会模式进行改革之前，我们不可能输出这一模式。同样，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像宣传的那样，那它早已被世界各地模仿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就根本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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