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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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红军历史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缅怀历史
红色中央秘迁瑞金始末
1927年4月12日，正当国共两党携手进行的北伐革命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了针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貌似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撕下伪装，下达了分共密令，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一人漏网”的鼓噪下，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中。曾因大量共产党人云集于此，国民政府中枢所在而被誉为“赤都”的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中国共产党被迫完全转入秘密地下活动。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擦干了心中的泪痕，从失败的血泊中奋勇起身，将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回了昔日的大本营——上海，继续领导和开展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
然而，历经了艰苦卓绝的4年地下斗争之后，由于熟知党内机密的高层领导顾顺章与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匿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其自身安全顿成累卵之势。同时，各类反动暗探、叛徒、工贼四处刺探钻营，撒开一张张无形的大网，妄图找到中共中央机关，彻底瓦解和破坏上海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首脑机关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从1931年起，陆续将中央机关秘密迁至江西苏区的瑞金。
红色中央被迫秘迁苏区瑞金
事情还得从1931年初说起。是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4月后由张闻天接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农民部长张闻天、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其中，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领导层中，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与身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的顾顺章，是在片面、单纯、教条地强调出身和经历的情况下进入领导上层的。也正是这二人几乎给上海的中央机关带来灭顶之灾。
3月下旬，掌管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受中央指派，护送张国焘、沈泽民到鄂豫皖根据地，并负责护送一批武器去江西瑞金。临行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千叮万嘱，要求顾顺章一定要胆大心细、严守党内地下斗争的纪律，任务完成后即刻返回。
可是，在武汉送走了张国焘、沈泽民二人，完成了武器交接之后，顾顺章就将周恩来的叮嘱抛之脑后。他不顾秘密工作的纪律，化名“化广其”，在汉口新世界游艺广场重操旧业，公开登台表演魔术，企图赚点外快一尽欢娱。4月24日，正在台上表演“枪击活人”的顾顺章被叛变邀功的王竹樵发现，当即被捕。
试玉3日，辨才7年。没有严刑拷打，仅是利害诱人，在特务们轻巧的利诱劝说下，谁也无法料到，大革命之初就投身革命，并且为党的隐蔽战线做过大量有益工作的顾顺章就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非比一般，由于多年掌控特科与交通，他的身上全是党的最高机密。尤其是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规律、方法、诸多领导的驻地、相互联络的手段及任务，他都了如指掌。直到多年后，负责抓捕和诱降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特务头子蔡孟坚，在他的垂暮之年还不无遗憾地谈到：“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打击。”
顾顺章叛变之后，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的前十几个小时，周恩来单线领导并安插在中统头子徐恩曾身边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并将解往南京的电报。他立刻跳上火车，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立刻采取断然措施，改变中直机关的秘密工作方法，更换各地与上海中央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将常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同志转移出上海。
这样，顾顺章与国民党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上海的党中央首脑机关避免了一次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
不过，顾顺章像一条疯狗一样，在上海街头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先后出卖了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和蔡和森。在随后不久的6月21日，他设计抓到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因出身工人的经历坐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虽然身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但那也只是名义上的，负责实际工作的还是周恩来。
向忠发也是个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与顾顺章的叛变如出一辙，向忠发还没有被上刑，就跪倒在了敌人面前，并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以及中共秘密机关业已变换的新地址。幸亏事前已得到消息，待向忠发带着大批特务赶去时，周恩来、瞿秋白等已经闻讯转移。
天道还报。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3天，尽管向敌人不停地摇尾乞怜，但由于供不出更多的党内机密，已经百无一用，被押上刑场处决了。顾顺章行尸走肉般地多活了4年，在1935年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内讧中，被对手愤然处死。
很快，在稍稍稳定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重新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由博古负总责。同时，鉴于上海的严峻现实，党中央已经很难立足并生存下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之后，临时中央首脑机关全部秘密迁至中央苏区的瑞金。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及命运的秘密大转移就此悄然拉开了帷幕。
周恩来三易装束过险关
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使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处于了一个最为危险的境地。由于长期在党内最高层工作，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起，周恩来就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不少人都熟悉他。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几年间，顾、向二人与周恩来同是特委负责人，平时相处甚多，彼此非常熟悉对方的生活规律、脾气与秉性。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务必尽速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借助暗夜的掩护，周恩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皮鞋，头戴鸭舌帽，看上去像广东方向的普通工人，在交通员黄平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直奔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为了保密与安全，邓颖超和母亲在狭小的阁楼间悄悄目送他快步离去。
到码头后，他们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此时，中央特科的神枪手，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平确信无异后上前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离开了码头。
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周恩来到中央苏区。
经过几天的颠簸，轮船抵达广东汕头。当地的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住进了“金陵旅社”。然而，就在周恩来二人踏入旅社后，他们却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那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集体合影照。飒爽英姿的周恩来引人注目地居于照片中央。
事不宜迟，周恩来果断起身，带着肖桂昌立刻离开“金陵旅社”。当地交通站大吃一惊，权衡再三，决定让周恩来二人立即搬迁到该市棉安街一间小旅店去住。
如果说头天的住店是有惊无险，那么次日赶火车的旅途上就着实让人捏了把汗。次日大早，周恩来与肖桂昌匆匆起身，周恩来第二次改易了装束。这次，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带上宣纸、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改扮成一个画匠。增加了交通员黄平相送。三人按照计划，准备坐火车到潮安，然后转往大埔。
三人原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3个人，太显眼了，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人多嘈杂的三等车厢。不料，就在三人汗流浃背地挤进三等车厢时，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那位忙碌的检票员认识周恩来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曾短暂地担任“东江行政公署”专员。眼前的这位检票员是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多次给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一惊，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一面连忙把帽舌拉低，转过脸望着窗外。肖桂昌大惊，他下意识地摸着腰间的短枪，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了周恩来。已经明白事态有些不对的黄平在与肖桂昌交换了一下眼神后，主动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车票，就用手指着二等车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黄平连连点头应承，等检票员走后仍坐着不动，这一次总算蒙了过去。
到潮安下车，吃过午饭便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他们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然后经由此地转往闽西苏区福建永定县。这一带是赤白交界的封锁线，土匪成群，经常拦路抢劫。国民党的队伍在龙冈寨一带修筑了碉堡，设置了关卡和哨所，封锁了去苏区的道路。
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第三次改换装束，这次他改扮成了当地“土豪”，头戴礼帽，身着对襟府绸长衫，活脱脱像个当地的土财主，那形象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当天深夜，在当地交通站6名武装队员的护送下，他们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陡峭的小路越过封锁线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村。永定交通站的负责人张发清和4个交通员接过护送任务两天后到达合溪（区苏维埃所在地）。恰巧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周恩来应邀在团代会上作了3小时的形势报告。这时，中共闽粤赣省委已派了两个精干的马夫带了两匹好马到永定接周恩来去长汀（旧称汀州）。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周恩来十分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12月22日，周恩来到达长汀，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周恩来在长汀停留了3天，便骑马向瑞金出发，于1931年12月底到达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同志。第二天，他电告临时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到1934年长征前，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刘少奇、聂荣臻、博古、陈云、林伯渠、项英、任弼时、邓发、瞿秋白、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从此，以红都瑞金为依托，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
缅怀关麟征将军
今年四月十八日是黄埔一期生抗日名将关麟征诞辰100周年。
关麟征、陕西户县人。1924年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南下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导一团少尉排长。
1925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在进攻淡水战斗中负伤。伤愈后任学生总队长严重的副官、并参加平定滇、桂军阀刘、杨的叛乱。
1926年3月至1932年8月、关先后任学生总队步兵六连连长；北伐后任宪兵团三营营长、副团长，直属补充七团团长，总司令部警卫二团团长；新编第五师副师长；在升任二师十一旅旅长时，率部进攻盘据在河北南宫县的夏子明旅，他用智轻取，仅用几个小时便全歼了夏旅；在担任独立旅长时作战有功。扩编为陆军二十五师，关麟征任师长，下辖七十三、七十五两个旅，杜聿明，张耀明分任旅长。
1933年初，日军向热河和长城一带进攻，关麟征率二十五师参加长城抗战。在古北口城斗中，他虽被敌人的枪榴弹炸伤五处，浑身是血。但他仍坚持指挥全师官兵继续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因对日作战有功，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1936年10月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三等宝鼎勋章。
抗日战争时期是关麟征一生戎马生涯的黄金时期。他曾说：“我的一生是打日本鬼子的一生。”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关麟征升任新组建的陆军第五十二军中将军长。参加平汉铁路北段的清河之战、漳河之战，抗击日军侵略。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3月关率五十二军转战河南、山东抗日战场，参加台儿庄会战取得了胜利。台儿庄大捷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关麟征因作战有功，升任三十三军团军团长，7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秋，升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兼任三十七军军长。9月率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指挥六个军，共20多万人，在湖南长沙以北地区，与约10万南犯之日军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歼敌甚众，取得了抗战史上有名的湘北大捷。当时震动全国，到处开民众大会欢呼。庆祝抗日胜利。关因战功正式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当时年仅37岁，是全国最年轻的总司令。1940年夏，日本侵略军控制越南。进逼滇桂，关奉命率十五集团军进入广西边境。后入云南，负责滇南防务。后改称第九集团军，关仍任总司令并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驻滇干训团教育长。
1944年初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下辖四个方面军，关麟征升任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率部守备滇南，直主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胜利后，关麟征因昆明“一二·一”惨案，自请处分调成都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中正辞各军事院校校长后）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当时全国的各黄埔军分校都奉命裁撤合并，在抗战末期放人黄埔军校的学生，约6000余名，集中在成都和西安两地，经重新文化甑别考试后，一律改称二十一期。
关麟征主持陆军军官学校期问、有不少的革新举措。首先，改总队制为督练区制，以大队为主体。在成都设北较场、皇城、南较场、西较场督练区。西安设新营房、皇甫村、曹村督练区，为提高学生素质，充实教学内容，延长教学时间全面进行通科教育故二十一期学生在校受训都在三年以上，是大陆黄埔，南京，成都三地时间最长学习内容较充实的一期学生。
关将军治校较严谨，在军事教育上，强调“学”与“练”的广泛结合。在原有的大、小教程基础上增设一部分美式教材，如武经、军制、战术兵器、地形、通信、交通、筑城、测绘大教程作业；操典，作战勤务令演练外，对快桥架设、通信架设、爆破实施、骑术、汽车驾驶等在基本教练，战斗教练，特别是射击教练狠下功夫。射击场上“稳”、“准”、“狠”三个大字时刻提醒射手的高度注意。学生在入伍生一年期中，要求体操、单扛、木马达标；劈刺教练除原有直刺、下刺、滑刺、防左、防右，防滑刺外，增设美式长刺、短刺、喉剌、托上、下，横击等。在攻防、追、退、遭的战斗教练演习前，放映美式军事演习电影。假设情况必结合实际地进行演习。在北较场设立战场心理实验场让学生从密集的枪炮声下匐伏前进以及超越各种障碍。由于关将军身经百战多次负伤，要求学生在演习中多流一身汗，就会在未来战场少流一滴血。关将军身体力行，常集中一个督练区的官佐属和学生，由他主讲《易径》和《实用战术》以及构建《子母堡》防击阵地等。
关麟征校长特别关心学生的品德修养，注意教学环境，他书赠全体同学两句话，“不满足就是进步，要努力才有前途”。要求学生不准进成都的娱乐场所和茶馆（因其背景复杂）（公园内茶馆除外），学生娱乐看电影采取督练区集体包场观看。《血花剧社》在学校新生社常有《话剧》、《京剧》、《川剧》演出。校方常派出军风纪巡视员，特别是假节日。检查学生在校内外的军风纪。关校长常以黄埔爱国革命的传统精神及《校训》教育学生，“踏着先烈的血，为革命而奋斗，做新时代的好军人”。
关麟征将军以为人正直、廉洁、爱憎分明。是我们的好师长，也是黄埔师生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解放战争数年始终没有率军同人民解放军作战。
1949年1月升任陆军总司令后，当年秋天便辞职退出军界，定居香港九龙，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过着“隐士”式的生活，直到1980年8月1日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逝世。
关将军逝世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了他的消息和简历。徐向前元帅向他的家属发去唁电：“噩耗传来，至为悲痛，黄埔同窗，怀念不已，特此致唁，谨希节哀”。
举殡之日，黄埔军校各期留港同学及亲友数百人执绋，新华社香港分社，全国政协，徐向前元帅等送了花圈。
关将军生前曾对其妹说：“我是炎黄子孙，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啊！”值此百年祭日。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忠于祖国的爱国革命精神，学习他高尚的道德品质！
第二章 黄埔名将
黄埔一期李之龙蒙难记
大革命时期广州市区的文德路，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之一。中共广东区委经常在这里活动。文德路上有一幢文德楼。文德楼虽以文命名，却与武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地位显赫的军职人员，特别是黄埔系高级军官，都曾在这里住过。
1926年的春天，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共产党员李之龙，偕新婚的妻子，住在文德楼的第二层。时势造英雄，这时他已是海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海军局长和中将军衔的海军最高首长。广州革命政府的海军既无舰队，也无司令，局长即是最高军事首领，直接指挥管辖各舰。
在黄埔军校，李之龙就尽显才华，很快成为同学中的风云人物，校内外的知名人士。他原是鲍罗廷英文翻译，受党的委派投考黄埔。以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入学考试就如同大学生演算算术题。他多才多艺，擅长书画，善于演说演戏。入学后，他与同学中的共产党员陈赓等，组织起一个演剧团体，取名“血花剧社”。“血花”的寓意是，以青春热血浇灌主义之花。李之龙被推选为社长。他们经常自编自导自演各种宣传革命的剧目，在黄埔岛乃至广州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埔的学制只有7个月。毕业后，周恩来把他留在政治部。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他又是骨干成员。
1925年2月的第一次东征，李之龙在黄埔学生军中出任营党代表，与营长王俊搭档。他的文韬武略第一次在实战中充分表现。奋勇抢王俊，是他的得意之笔。第一次东征最激烈的交战当数棉湖战役。3月12日，黄埔学生军两个团，与陈炯明麾下的猛将林虎率领的两万多人遭遇。从拂晓到下午，双方始终绞杀在一起，战线越拉越长，阵地反复易手，战况极为惨烈。林虎倚仗人多势众，反复发起集团冲锋。廖仲恺、蒋介石、苏联顾问加伦、周恩来等亲临火线督战。黄埔军浴血奋战，成班或成排倒在他们的老师面前。李之龙所在营依托高地，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击。混战中，营长王俊被一股敌人俘虏。李之龙见阵前100多米远的地方，十几个敌人掳着王俊离去，脑袋一热，大声呐喊“快，一起冲过去，把营长抢回来！”
在李之龙指挥下，官兵们猛虎般冲下山去，迅速追上那股敌人。“留下我们的人！"黄埔军齐声怒吼，硬把王俊抢了回来。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周恩来把智勇兼备的李之龙介绍到海军工作，再加上鲍罗廷向汪精卫推举，李之龙成为海军政治部少将主任，不久成为中将代理局长。
更令同学们眼热的是，李之龙交了桃花运，革命加恋爱，两全其美。
1926年元月某一日的广州晚报上登载：海军局长李之龙与潘慧勤女士在中山舰上正式订婚，即将举行婚礼，特此敬告亲友。婚礼是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办的，既热热闹闹，又简简单单，清茶糖果招待亲友同志。新郎新娘都擅长文艺，免不了表演几个节目。周恩来致祝贺词：“祝愿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结成一对终身不离的革命伴侣。”
3月20日凌晨3点，一对如漆似胶的新人还在温柔乡里。“嘭！嘭！嘭！”剧烈的叩门声惊醒了李之龙。“谁呀？”“是我，欧阳格校长的卫兵。”“什么事？”“对李局长有话说。”
欧阳格何许人也？海军学校的副校长。此人品行恶劣，与陈肇英狼狈为奸，干了不少坏事。因走私等问题，平时与李之龙多有积怨，深夜派人入宅，怕是来者不善。李之龙一惊，第一感觉是欧阳格派人行刺。无奈，女俑已将外门打开。两个卫兵都在楼下，万一有变，李之龙只有听天由命了。
六七个带驳壳枪的士兵闯进来，恶狠狠地说：“欧阳校长奉蒋校长命令捉你去。”话未说完，一顿拳脚紧跟上来。李之龙一边抵挡，一边说：“好！等我穿好衣服同你们去。”
不由分说，士兵们扭着还没来得及扣上外衣纽扣的李之龙，踉踉跄跄，走下楼去。室外，细雨霏霏，凉风习习，给黎明前的黑夜又添几分凉意。这时的李之龙，既没有感到风雨，也不知冷暖，只是感到自己被土匪绑票了。经过文德东路的拐角，昏暗的路灯下，一名警察正在执勤，李之龙大声呼喊：“我是海军局长，他们不是正式军队，没有命令乱抓人。救人呀！救人！”警察低头消失在雨幕中，而士兵们却昂首厉声喝斥：“不是军队是土匪？一枪打死你！”
经过监察院门口，一位李之龙熟悉的勤务兵告诉他：“他们是第二十师办事处的，你同去不要紧。”显然，派人雨夜拘捕李之龙，就是二十师师长王柏龄专程返回广州的“杰作”。
二十师办事处设在万福路的一幢楼房里。李之龙被押解上楼时，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已被先期“请来。”二人相见，问起为什么，同样莫名究竟。
欧阳格出现了。他故作姿态，向李之龙问话：“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
李之龙答：“没有起身，是你派人到我家中把我抓来的。”
欧阳格不再说话，示意押章臣桐下楼。接着，又让士兵押走李之龙。行前，欧阳格一个眼神，几个士兵七手八脚，剥下李之龙的外衣绑住双手，用一条毛巾蒙住他的双眼，又用两条手巾包着驳壳枪启子狠狠塞进他的口中。这时的李之龙，虎落平阳遭犬欺，只好任人摆布，心里却在想：为什么这样不正大光明，既是正式拿办人，为什么不经过审讯，死不足惜，只恐死得不明不白。他原以为就要被绑赴刑场了，全副精神集中起来，只等那一声枪响。
那一枪没有出现。李之龙被押解到第一军的经理处，来到处长徐桴办公室。“你是李之龙吧？”徐桴问。
李之龙用舌尖极力将手巾抵出，嘴角流着血，回答：“是，为什么捉我？”“有什么事对不起校长吗？”“没有。”“你想一想。”
李之龙想了一会儿，似乎想起了一件事，说道：“只有前几天把校长的坐船江固舰派到梧州去了，这是打电话向校长请示过，经他许可的。”
显然，李之龙回答的不是徐桴需要的。他又问：“中山舰是哪个派到黄埔去的？”“是校长的面谕，叫邓教育长演达打电话到办事处来要我派去的。”“是那个调回来的呢？徐桴拿腔拿调。因苏俄参观团于昨日午后二时参观舰队，曾用电话向校长请示，得其允许才调回。”“你能指挥那条船？”“用代理局长的名义，都可以指挥，用私人的名义，一条也不能指挥。”“中山舰上有些什么人？多少人枪？”“有舰长，有士兵，另有看守该舰的第二师兵力两个班，约130人，长短枪三四十支。”
片刻，徐桴又问：“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起来？”
李之龙一听，马上明白是欧阳格在造谣陷害他，于是回答：“并未起床，是欧阳格派人到我家中从梦里拿来的，你看衣履都不齐整，就知道了。”“报告的人说你深夜上船有举动。”“请处长报告校长，这是造谣。请校长务必把这个人扣留起来，以免逃逸。”“那好，我去对校长说。”
第一次审问这样结束了。几个士兵把李之龙带到另一个房间，取掉蒙眼的毛巾，另加几条粗绳子把他手脚捆住。
陈肇英进来了，对士兵说：“校长命令，把这个王八蛋再绑紧点。”一个士兵又拿一根绳子，竭力捆绑，直折磨得李之龙两臂红肿，痛入心骨。
约三刻钟，陈肇英进来，得意洋洋。“嘿，我们的李局长，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李之龙愤然痛斥：“想不到你们会这样阴险可恶，卑鄙可耻！”
逮捕李之龙，是蒋介石的决定。为了得到所需要的供词，20日这一天，蒋介石密令他的亲信马文车负责审讯。
第二次东征时，马文车是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兼军法处长。1925年底，东征结束。马文车由蒋介石举荐，当上了潮州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举家移住汕头。因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于广州、汕头间。时下，他正在广州。
马文车来到经理处，向徐桴出示蒋介石的手谕开庭提审李之龙。“中山舰近期生火露械，私开黄埔，为什么？”“该舰近期在船厂大修后，升火试验过烟筒，17日开到黄埔是奉命去的，人证物证俱在。”“有人报告，共产党阴谋暴动，要劫持蒋校长到苏联，中山舰就是为此开到黄埔的吧？”
李之龙连喊冤枉，指出：“这是欧阳格、陈肇英阴谋陷害共产党。”
再次提审，仍然一无所获。当晚，马文车向蒋介石报告：“李之龙坚决否认阴谋暴动、劫持校长之事。一再申明，中山舰开进黄埔，事先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朱一鸿来海军局传达过蒋校长的口头命令，说军校急需中山舰，着速开往黄埔候调。除此之外，再也审不出别的口供。”
蒋介石对马文车的报告非常不满，气愤地说：“那么你去将朱一鸿逮捕起来吧！”见蒋介石大为光火，马文车只得见风使舵，轻声说：“将此事看得太严重也不大好。”
蒋介石并不死心，沉默了一会，又说：“你一个人审问不了，加派第二军军法处长戴贞缵会审。”
21日，马文车与戴贞缵在经理处碰头了。见面后，照例要商议一下审讯的办法。“李之龙不肯承认，是刁滑。不给点厉害如何能行？”戴贞缵说。“你的意思是用刑？此案背景复杂，不能屈打成招。”马文车表示反对。
几次审讯下来，当然一无所得。马文车正式以书面报告向蒋介石复命：“李案叠经会审，仍无充分罪证，原报告是否完全属实，有待调查，拟先准保释。”
蒋介石看了报告，作了指示：“暂行看管，再侦察。”
以后，李之龙被押往二师六团住的造币厂，交由特务连“暂行看管”。
黄埔系“八大金刚”
民国年间，一批风云人物被冠上了外号，桂系三巨头，川军四巨头，唐生智手下哼哈二将，黄埔三杰四凶，黄埔系八大金刚等。
黄埔系八大金刚一般是指：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陈继承这八个将官。
八大金刚第一位的是何应钦，此君当之无愧，老同盟会员，黄埔军校总教官，长期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后来签定的《塘沽协定》，被指为卖国贼，亲日派，但依旧权柄在握，声势不改，直到到台湾后，才退出了决策层，安然过上了平淡生活。何应钦本人没怎么带过兵，一直在大本营主持，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国地区总受降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何与蒋中正的关系，可以用互相利用为形容，何两次对蒋中正生出异心，一是联桂让蒋第一次下野，二是西安事变准备武力讨伐，按常理蒋中正早就该清除异己，但蒋中正没有，因为何应钦手下有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实力，蒋不得不借助，这也是何一直身居高位的原因。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俊杰人物。也因此高寿，活到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第二位应该是陈诚，这个浙江人，炮兵出身，东征中三炮定敌，大得蒋中正的欢心，后来与谭祥结婚，和蒋中正成了干亲家，更的蒋中正的重视，主持十一师时，联合李默庵，肖乾等驱走师长，在讨唐和中原大战中表现优异，在其后的围剿红军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隐隐形成与何应钦抗衡的实力，这是出于蒋中正的默许，蒋中正也想在党内找一股实力牵制何，陈诚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也因此陈诚形成的土木系，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横跨军政的强大的力量，其十八军，也成为中央军五大王牌之一。陈诚日益得蒋的器重，庐山军官训练团一直担任副团长，抗战后指挥了四次武汉会战，之后长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重庆屏护。内战时主持东北，失败，去了台湾，数年经营，为蒋中正准备了良好的后路，也因此变为国民党二号人物，1965年陈诚去世，英雄早逝，举台湾悲。陈诚此人没有什么天赋，做事以勤稳著称，十分注重军人仪表，无论何时何地均精神不已，为人有胆识，曾在敌机轰炸时安然站立，历半小时之久。综观陈诚，实英雄也。
第三位是顾祝同，此人和何应钦有些相同，除了在北伐带兵，其后都在行营本部工作，西安事变后受蒋中正命瓦解张杨部队，完成的十分漂亮。抗战时主持第三战区，也有声有色，其间皖南事变的发生，从此为国人千夫所指。内战中主持国防部，负责蒋中正的军事进攻计划，深的蒋中正的信任，可惜手下有中共的地下党，因此失败连连。此后去了台湾，依旧是重要人物，1987年死，也是国民党的长寿者。顾为人小心谨慎，锋芒不外露，有军中圣人的称号。胸中有沟壑，是成大事的人，其一生好追花逐柳，可谓英雄仗剑，美人相依。
第四位是刘峙，刘峙的生平从他的外号即可看出，北伐时是福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是长腿将军，到了内战时，主持徐州，为蠢猪将军。公正的说，刘峙在早期的军事生涯是很辉煌的，不管运气如何好，但能把吴孙打的没了脾气还是有一点能耐的，不象现在所公认那么不堪，或许是年岁过长，没有了拼劲，因此在后来的作战中一败再败，总之说来，刘峙在八大金刚中，打仗的才能是排在倒数的。其实他内战的蠢猪将军并不合适，中原突围或许有判断失误，但淮海战役刘峙几乎没有指挥过部队，上有蒋中正、顾祝同，下有杜聿明，刘峙自知不是这块料，没有插手部队指挥，但后来也成了替罪羊，刘峙没有去台湾，流落印尼，当小学教师度日，后来回到台湾，已是物是人非，唏嘘而已。刘峙素有贪婪名声，敛财有方，后来的结局并不美满，看来为人莫贪为好。
第五位是张治中，这个著名的红色将军，能列入黄埔系的八大金刚实在是出人意料，但细观张的为人，就清楚这是为什么了，张是一个很传统的儒家人，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负责黄埔军校的组建，此后一直便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黄埔之初，与共产党关系很好，便是遵循了这三大政策，之所以张是唯一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人，也是因为他竭力逃避内战，认为有违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说白了，我认为张忠于的是孙中山先生，而不是什么蒋中正，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靠向大陆的根本原因。说起蒋中正和张的关系，蒋中正一直是很器重张的，对张的意见都要考虑，这固然是张自己本身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蒋中正对张的绝对信任，在中原大战时，张被委以重任，危局过后，便回到军校当教育长练兵，在后来的凇沪抗战，平定十九路军，凇沪会战的战役中莫不如此，不争兵权，也因此张在抗战开始后长伴在蒋中正的身边，担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后来任西北行营长官，救了一批被盛世才囚禁的共产党，他还促成了两次和谈，第二次和谈时留在了大陆。综观张的一生，不爱财，自律甚严，厌恶内战，爱国热情高昂，实在是个伟男子，真英雄！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毛周的保护下，没有受到大的伤害，随后逝世，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伟哉张治中！
第六位是钱大钧，此人的一生算是多姿多彩，带过很多次兵，也曾在大本营有过指挥全局的运筹帷幄时候，更有从政当上海市长的经历。钱大钧的军事生涯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早期的二次东征以六连士兵破陈炯明的四千之众算是绝唱。此后的北伐，中原大战，剿共俱有钱大钧的参与，没功劳也有苦劳，或许是看到了这一点，蒋中正把钱大钧调来身边当了侍从长，西安事变中一度受到蒋中正的猜忌，但钱大钧中的枪伤帮了他一把，反而连累曾扩情。后来任军政部次长，抗战结束后出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后来去了台湾。钱大钧亦长寿，八十九岁方死。钱大钧爱财，犹胜刘峙，时人根据他的名字取“钓大钱”，抗战后作为接收大员狠狠的捞了一笔。到台湾后，转向于体育事业，为台湾的体育做了杰出的贡献。
第七位是蒋鼎文，原来是元帅府的副官，后来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曾围剿红军，参加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解决福建事变，西安事变中传递信函，为蒋宋所感谢，抗战后任西北行营主任，后来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引咎辞职，此后虽然还在国民党中，但已经不再担任重要职位，转而经商，倒是颇有收获，去台湾后，衣食无缺，得以善终。蒋鼎文此人，贪花胜过顾祝同，尤其是中意“嫖”，感染性病，为民国一大笑话。
第八位是陈继承，此人受蒋中正的重用，参与了诸多事件，却没什么关键的地方。正是没有什么大功，也没有什么大过，不出彩，唯一著名的一次是镇压青年学生的“七五”惨案，后来也是去台，52年退役，到招商局担任顾问，善终。
综合看这八个人，他们都是蒋中正及黄埔系的第一批嫡系成员，他们或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毕业于各省速成学堂，在黄埔中都是教官一级的人物，在国民政府中央部队中，他们是第一批军长师长，长期活跃在民国，活跃在国民党内，他们也是黄埔系的元老，可以说，在国民革命军中，就是在这一群人的带领下成长壮大的，尽管后来的结局各异，但他们在民国这个舞台上的角色是不应该被人淡忘的。
名将吴克仁
吴克仁（1894-1937）字静山，满族，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出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三道湾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入乡塾受启蒙教育，民国成立后入县城高小和中学肄业。宁安地处国防前线的牡丹江流域，曾备受日、俄侵略者蹂躏之苦，吴克仁目击身受，壮怀激烈，遂立志弃文习武，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分派皖系边防军服役。直皖战后被张作霖收编，从此进入奉军。因吴学术优良，在一、二次直奉战中屡立战功，先后由排长、连长升至营长。1925年被选派赴日本入炮兵学校深造，翌年学成回国，任东北讲武堂炮兵研究班主任兼炮兵教导队上校队长。1928年夏，张作霖于返奉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炮兵教导队改为炮兵教导团，吴克仁任团长，后来改任为东北炮兵第十八团团长。1930年张学良为提高东北炮兵素质，又派吴克仁赴法国考察炮兵，回国后升任东北讲武堂炮兵研究班少将教育长。吴精心治学，将在国外学到的炮兵战术传授给学员，为国家培训了大批炮兵指挥人才。1933年春，日军侵略热河，吴克仁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七师副师长，编入以王以哲为军长的第六十七军，参加长城抗战。
1934年春，张学良自欧回国，因在意大利期间受法西斯主义影响，高唱“拥护领袖”口号，接受蒋介石所委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职，调东北军南下“剿共”。吴克仁时任一一七师师长，率该师自北平清河镇进驻河南光山，对红二十五军作战。是年9月，红二十五军自鄂豫皖西撤，进入陕南，张学良奉蒋介石令，派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开赴陕南追击。中央经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改委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督率王以哲等部进攻陕北，在榆林桥、直罗镇两次战斗中被红军歼灭了近三个师之众。张学良既遭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又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争取下，认识逐步转变，终于在1936年4月在洛川与周恩来会谈，达成东北军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协定。此时吴克仁已升任六十七军副军长，随王以哲进驻延安，与参谋长赵镇藩共同协助王以哲执行张学良与经军达成的协定，负责对陕北红军输送弹药物资，保护红军人员来往的安全。东北军虽然是支军阀部队，但通过和红军的频繁接触，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许多爱国军官和广大士兵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吴克仁痛感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为军人之耻，故1936年春即参加了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进步军官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以哲留西安协助张学良处理军政大计，吴克仁则率六十七军移驻陇东平凉地区，监视蒋军朱绍良部的行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被蒋扣留，东北军内部因此发生混乱，王以哲竟被孙铭久等少壮派所杀。六十七军官兵闻耗，极为愤激，纷纷要求进兵西安为王以哲报仇。吴克仁与王以哲友谊素笃，虽亦极悲痛，但为顾全大局，力予劝阻，使东北军避免了一场更大的自相残杀的灾难。
王以哲遇害后吴克仁经西安抗日联军总部委为六十七军军长。1937年2月，东北军被迫调离陕甘，东移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六十七军军部移驻界首，各部分驻阜阳、涡阳、沈丘等地。所辖五个师经过整编，合并为一零七、一零八两个乙种师。
六十七军整编完毕，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吴克仁当即率全军将士请缨。7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动员令，东北军刘多荃、吴克仁两面三刀军皆在动员之列。吴克仁接到动员令后，即集结全军经商丘、徐州开赴沧州，接替自平津南撤的二十九军正面阵地。8月下旬，六十七军又奉命驰赴大城，接替二十九军王长海部，堵击独流出动的日本侵略军。当时二十九军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六十七军开到大城后，即在左翼姚马渡扼守拒敌。
当年夏季，我国北方大雨为灾，平地水深没膝，六十七军辗转跋涉，行军备极艰苦。但自“一二九”救亡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即派刘景希（谷牧）、杨西光等一批共产党员在该军开展工作，官兵都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开到前方后，中共东北特委又派于毅夫等人以东北救亡总会名义前去慰问、鼓动，故全军上下斗志昂扬。
8月21日，日军向津浦线发动新的攻势。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对沿子牙河南下之日军中岛师团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因正面二十九军于9月11日向南撤退，六十七军亦不得不于16日放弃姚马渡，辗转经献县到达邯郸，拨归商震指挥，担任防守临名关的任务。10月15日，日军土肥原师团猛攻临名关，六十七军在敌军猛烈炮击下，死伤惨重，渐不能支，要求商震增援，商震拒不派援。16日，吴克仁被迫率军南撤，到达新乡休整。
吴克仁对河北前线各军将领保存实力、怠于作战，致被日军各个击破，非常痛心，前往南京向蒋介石陈述，要求调离北战场。这时上海战局吃紧，蒋正苦于无兵可调，遂将该军迅速运至安亭。
淞沪抗战自8月13日爆发后，南京统帅部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迫我作城下之盟的企图，提出了不惜任何牺牲守住大上海的口号，先后投入了八下五个师的兵力，在北起宝山，中经江湾、闸北，东迄浦东、川沙约一百公里的弧形陈地上，与日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搏斗。日军虽然投入了二十余万人，挟其优势的火力，历时两个多月，攻势迄开进展。但至10月下旬，淞沪战场形势开始逆转。10月31日，日军突破我左翼方面军大场防线，威胁中央方面军侧背。适于此时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开到战场，经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陈诚拨归右翼方面军张发奎指挥，作为右翼的总预备队，驻军青浦。
11月5日，日军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等三个师团及第五师团之国崎登旅团在金山卫登陆，获得滩头阵地后即直扑松江。张发奎当即命令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协同四十三军郭汝栋部及松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公（王与）死守松江三日，以掩护上海守军撤退。6日傍晚，吴克仁率六十七军赶到松江。当时郭汝栋所率四十三军仅存残部五六百人，武器又窳陋不堪，而六下七军则军容严整，装备齐全。吴克仁向王公（王与）了解敌情后，即命令一零八师师长张文清率部防堵城西之敌，一零七师师长金奎壁出新东门迎击北犯之敌。金师出击后，与日军谷寿夫师团先头部队遭遇，杀敌人五六百人，敌被迫后撤。该师三一九旅旅长吴骞负重伤，三二一旅旅长朱之荣光荣牺牲，团、营长亦伤亡多人。7日下午，敌谷寿夫师团大队开到，将金师击溃，直趋苏州河左岸。张文清率一零八师开出城外，敌人崎登旅团即已接近松江城垣，乃令三二二旅旅长刘启文率部占领松江城至石湖荡之线。7日中午，刘旅在三十号桥附近与敌遭遇，刘启文力战阵亡。敌军遂突进到松江城西关大桥附近，与夏树勋三二四旅展开激战。至8日下午，战况愈趋激烈，夏旅伤亡惨重。吴克仁以战况紧急，乃亲自出城督战。坚持到8日半夜，吴克仁以守城任务已经达成，遂与郭汝栋、王公（王与）商定突围，令六十七军向昆山撤退。9日黄昏，吴克仁在指挥部队渡河时不幸中弹牺牲。
第三章 名将录
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军
（一）于学忠，字孝侯，山东省蓬莱县徐家集乡于家庄人，1890年11月16日（光绪十六年阴历十月八日）生于旅顺。其父于文孚，在淮军宋庆、马三元部任下级军官，母亲刘氏、宝氏，共生兄弟姐妹8人。
淮军改编为毅军后归姜桂题统率，于文孚升充营副，米振标任连长。有一次，营长职出缺，按常规应以营副升任，而姜桂题却委其亲信米振标递升，于文孚愤而辞职。1908年于学忠在毅军随营学堂步兵科入伍，他自幼聪明向学，当时与徐永昌（民国以后任山西省主席）同学，每次术科考试，于均列第一名，徐名列第二。毕业后充当班长、排长，成为职业军官。（二）
辛亥革命时毅军将领黎天才率其第9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袁世凯，改编为第18混成旅，赵荣华升任旅长。赵自幼失怙，系于氏父母将其抚养成人，及其升任旅长后，乃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营长。
1914年米振标任热河林西镇守使时，以于父文孚旧谊关系，调任于学忠任使暑副官长，1918年8月调任第18混成旅炮兵营营长。1921年川军熊克武攻宜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战斗甚为激烈，卢、赵两部皆被川军击溃。吴佩孚急乘舰到宜昌重整战线，当视察第一线时，见只有于学忠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吴到前线，便急忙收容溃兵返回第一线，使败局转安。吴佩孚对赵荣华说：“叫于营长跟我去当团长！”赵急忙说：“于营长留在我旅吧！我这有团长缺，就叫他当团长。”于是赵将其第二团团长撤职，提升于学忠任团长。从此于学忠在吴佩孚印象中留下有胆有识的记忆，不断得到提拔。
1923年秋吴佩孚令第18混成旅长兼施、宜镇守使赵荣华派于学忠为援川支队长，率一个团配属炮兵一个连，援助川军袁祖铭、邓锡侯、杨森等打回四川。当时赵荣华骄傲蛮横，四川将领受其欺压，甚为气愤。打到重庆后，四川军官向吴佩孚控告赵荣华，吴即将赵撤职，命于学忠任第18混成旅旅长驻守宜昌、施南一带。当时该地区种植大烟，于学忠就地收取烟税，积资购买枪械，并请求改旅为师。1925年吴佩孚委于学忠任陆军第26师师长，该师辖三个旅，每旅两个团。同时，授将军府将军。
1926年吴佩孚任命于学忠为第8军军长，将第26师扩编为26，25两个师。同年春季与北伐军作战时，吴委于学忠为联军第9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辖第7师师长阎德胜部、第8师师长陈建斌部、第18师师长毛永息部，以及原属第25，26两师等。
同年7月吴佩孚的十四省联军为北伐军击败，穷途末路中，到河南邓县于学忠部，企图带于部入川。于对吴说：“大帅带重兵入川，川军将领为保其私人地盘，决不容纳外军人川，因其恐怕喧宾夺主。大帅如决定入川，只能带领卫队团，入川后尚能得到川军将领的欢迎和保护，在大帅入川后，我亦解甲归田，与大帅共进退。”吴佩孚以于言有理，乃决定只带卫队团进川。吴入川后，果然受到川军将领的优待。
吴佩孚入川后，蒋介石即派员送来委任状。委于学忠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于学忠对送委的官员说：“他委任我？我还想委任他呢！我这脑袋瓜上今生不戴他国民党的帽花！”当场将委任状撕碎，送委的官员灰溜溜离去。东北军张作霖亦派员拉拢于学忠，而于坚决下野，脱下军衣，骑着大马回蓬莱老家去了。
于学忠下野后，其部队为冯玉祥改编，当时第25师师长马廷福、26师师长杨殿云、第7师师长刘乃昌，生怕冯玉祥将他们“吃掉”，疑虑重重，乃藉调防之机联合一起脱离冯玉祥，将部队一齐拖到安徽蒙城一带，同时派员到蓬莱于学忠家，力请总司令出来统率这三个师。于学忠说：“我们坐船要坐大船，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我出山后，为长远计要归属东北军。”（三）
1927年夏，于学忠到北京见张作霖，张对于说：“你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咱们山东人没有孬种，我和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我们来一起合作，我的队伍待遇咋样，你的队伍待遇也咋样，你看好吧？”于说：“我不敢说合作，我的队伍归大帅统辖，凭大帅改编调用，我父命我代向大帅问好。”张说：“那好吧，咱们就这样办，你归张学良指挥。”张作霖给了于学忠十几万军费，于是于学忠赴蒙城就任。张作霖为什么说他和于学忠之父是老朋友呢？是因为于文孚在毅军当连长时，张作霖在东北畏罪逃跑，曾在于文孚连内当过马夫。
于学忠抵达部队后，将张氏所给的临时军费，按照三个师的总人数平均分配，官兵分的钱数一样多，其本人也不例外，官兵非常振奋。部队由蒙城开拔至蚌埠，乘火车转向河北。当时张学良驻河北省及平津一带，归还其指挥系统。当车抵徐州时，东北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山东督办张宗昌，请求于部帮助抗击冯玉祥部队由陇海路向徐州的进攻。当时冯军已攻占了徐州车站，于部亦难以通过，于学忠遂答应帮助攻打车站，只用了半天时间，即将冯军打退。战后，张宗昌曾向张作霖请求，留于学忠在山东归其指挥，由于张学良坚不同意，于部始得乘车到达邯郸。张学良对于甚为器重，称其为前辈老将。他曾对别人说：“于学忠能忠于吴佩孚，亦能忠于我，他是一员最忠勇的大将。”于学忠被任为东北军第20军军长。
1928年6月3日，东北军被北伐军打败，张作霖在退回关外行抵皇姑屯时，被日军预伏的地雷爆炸成重伤身亡后，张学良继其父统率了东北军政大权。这时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两部亦被北伐军压迫退到滦河一带，企图退往关外。张学良鉴于东北财政困难，无法容纳张、褚两部，遂派于学忠、胡毓坤两个军在山海关，秦皇岛之线阻击之，经过激烈战斗，张、褚军溃败，各自逃亡，直鲁联军遂被消灭。
张学良以其父新丧，又失去关内地盘，决心整顿东北军，把军、师番号撤销，将东北军各师缩编为旅。任命于学忠为临绥驻军司令，原第20军的第7、25、26三个师，合并缩编为213、217两个旅，仍归于学忠指挥，驻扎于山海关、绥中一带。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在津浦、京汉铁路两侧激战胜负难分之际，蒋曾派员到东北拉拢张学良助其打冯、阎；同时冯、阎亦派员说项，请其助彼等打蒋。对此举足轻重的张学良均未及时表态。同年夏，蒋乃私下拉拢于学忠部之213旅旅长马廷福，使其背叛于学忠，将该旅拖到天津打击阎、冯后方，并给马廷福大批款项，许诺其如攻占天津，出任天津警备司令。
马廷福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即与该旅参谋长李馨、640团团长安福魁、641团团长孟百孚、642团团长张砚田等，几次夜中密商企图胁迫于学忠下令各旅同时出兵攻取天津、北平。但642团团长张砚田不愿背叛于学忠，乃向于告密，于对此已有预防。某日午马廷福及其团长等到临绥司令部，要求于学忠背离张学良，出兵天津、北平援助蒋介石。于坚决不从，并对马、安、孟严加斥责。于是马廷福于次日晨私率安、孟两团开出山海关，向西奔去。于学忠闻讯，当即骑马追赶。因该旅营长以下军官，都是服从于学忠的，因而马、安、孟三人不得不俯首回防。于学忠当即将马、安、孟及蒋派来策动叛变官员一同关押，送交张学良惩处。当将马、安、孟及参谋长撤职后，于学忠自兼213旅旅长，令临绥司令部参谋处长牟中珩任该旅参谋长，代为办理旅内事务。从此，张学良对于学忠更加信任和器重。
1930年9月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成功，张学良表示拥护中央，旋即令于学忠筹备出兵平津，至9月20日进抵塘沽。当张、于计议出兵平、津时，张对于说：“这次请你率兵，入关进占平津，要干得漂亮些。”于说：“不放一枪。”张学良大喜说：“好呀！”。于学忠遂派其军械处长刘湛尘到北平购买燕窝、鱼翅等礼物，赠送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是阎锡山的谋士），使阎锡山主动撤出平津，我进彼退，一枪不放。因刘湛尘与徐永昌系原毅军随营学堂同学，因而能圆满完成任务。
于学忠于闲谈时对牟中珩说：“只有我这脑袋瓜的聪明，才能与少帅接上灵气，他一开口，我就明白他的心意，我一开口，他亦能知道我的心意。这次出兵关内，派我率兵入关，他只说一句话叫我‘干漂亮点’，我就明白他的心意不打硬仗、千是我就说了个‘不放一枪’，就正合他的心意。这样大事，我们二人各说了一句话就完成了。”
东北军进关时张学良把入关部队编成两个军，于学忠任第一军军长，王树常任第二军军长，每军辖三个旅。1931年1月于学忠令牟中珩先率213旅乘火车直抵北平，到北平车站下车后，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到车站迎接，因楚系牟中珩保定军校时的队长，感情甚好。到其司令部座谈时，他问牟中珩：“你们东北军究竟进至何地为止，是否要进到张家口？”牟中珩说：“我不知道。”楚说：“你们进到何地，我们就退出何地。”
当时第一军进驻北平，第二军进驻天津。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在天津任河北省主席。蒋介石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主动与张学良结为换帖兄弟，并将青岛港让给东北军的海军驻扎，令张学良保荐青岛市市长。张遂保荐其海军司令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以便海军与市政统一领导。
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时，在四川避居的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张学良每月给吴佩孚数千元作为生活费，于学忠亦常去吴家看望。1931年春，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番号，着213旅改为114旅，第217旅改为118旅。（四）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瓦解，所遗残部，蒋介石令张学良予以改编。1931年2月9日石友三部队尚有6个师、骑兵1个旅、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60000余人。张学良将其改编为第十三路军，先后发给协饷30万元，后请示国民政府照准每月发给60万元。驻防河北顺德一带。
石友三自沈阳回防地，途经天津与日本军方暗中勾结。5月间，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传闻委任石友三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由邹鲁汇寄50万元。从其来往电讯中，侦知石部确有不稳之意图。7月15日石友三将张学良派任的秘书长张云责活埋，又掐断北平至顺德的电话线路，并就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
这时张学良正在患病住院治疗，于学忠奉其旨意，担任第一集团军司令，负责平汉路作战；王树常任第二集团军司令，负责津浦路作战之责。兵力有8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石友三北犯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为先锋，沈克、唐邦植及石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后，兵力约56000余人。
于学忠主动放弃石家庄，诱敌深入。当石部渡过滹沱河，直犯保定、望都之线，遂展开激战，叛军溃败，拟向津浦方面后撤，又遭到第二集团军的压迫。同时顺德叛军留守部队亦被刘峙，胡宗南部缴械。最后石友三、唐邦植仅率3000余人逃赴山东，投靠韩复榘，平叛仅用半月时间即行结束。讨伐石部虽为时甚短，影响却很重大，因东北军在“老家”的主力部队，调入关内，武器弹药赶运往关内甚多，致使东北防务空虚，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件造成便利条件。
1931年夏季蒋介石发表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张学良对于说：“蒋介石叫你当河北省主席，怎么事先没有同我商议？我不知道这件事。”于学忠说：“那么咱就不干吧。”张学良说：“他给咱了，咱为什么不干呢！”由此可见蒋介石有心直接拉拢于学忠。
同年秋，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迫使十几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地撤退关内，把大好山河，拱手让给日本。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抗日宣言，全国人民纷起响应，强烈要求抗日，掀起救国运动高潮，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为气愤。
1932年春，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全国反对‘九一八’不抵抗的风浪甚高，现在我们二人好比坐在一只小木船上，在大风大浪中就要翻船，必须下去一个人，才能保住这船不翻，你看我二人谁下去好些呢？”张学良说：“那当然是我下去了！”于是蒋介石即把不抵抗罪名，完全推到张学良身上。令张学良下野出洋，赴欧美考察，蒋介石乘机将东北军改编。在北平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令何应钦任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出国前将东北军交于学忠指挥。
1933年张学良出洋之前，寄了一封影印的亲笔信给东北军团以上军官，信内大意说，因我年轻无经验，吃了人家的亏，在我出洋后，东北军要团结起来。张学良到美国后，先期到达美国的原参谋长杨毓珣，询问张：“你在出国前，对东北军都做过安置了吗？”张说：“安置啦！”杨又问：“你对于学忠安置了吗？”杨认为于学忠非东北军嫡系，恐怕靠不住。张学良忽然站起来说：“哎，你不要错看了于学忠，将来收拾东北军后事的人只有于学忠！”由此可见，张学良对于学忠极为信任。
张学良出洋之前，曾将其私用的及库存的贵重军械，分散给东北军高级将领使用。各将领争先恐后地争着要，惟于学忠不要，而张学良乃将大部分“家底”及贵重军械，都交给于学忠。
1933年蒋介石以将开始抗日为名，把东北军所有的旅，均改编为师。于学忠充当51军军长。该军辖113师，114师，118师三个师，驻扎天津、塘沽、大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于学忠同牟中珩闲谈中说：“张副司令出国后，东北军许多将领对张副司令左右的官员们都冷淡下来了，及张副司令回国来了，他们对张副司令左右的人，又亲热起来了。我与他们不同，我在张副司令出国后，对他左右的人仍然如旧地亲热，未曾冷淡过。现在张副司令回国后，我对他左右的人依然如旧，以前不冷，现在也用不着再热。”于学忠对张学良的忠诚始终如一。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继而入侵热河及长城各口，虽遇我军抵抗，但热河终于沦于日军魔掌。而蒋介石仍继续执行其“安内攘外”政策，并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同年5月蒋命黄郛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
塘沽协定后，蒋介石派黄郛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并任委员长。黄听从日本的摆布，在“非战区”内划为冀东特别区，以汉奸殷汝耕为该区专员（殷汝耕于1936年组成冀东22县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黄郛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组织两个警察纵队，驻扎“非战区”内。
于学忠在51军中抽调干部，购买枪械，委任张庆余为冀东特警第一纵队长、张砚田为特警第二纵队长（每纵队辖两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一个团的兵力），到非战区驻扎，归殷汝耕指挥。这两个纵队后又改编为冀东保安队，1937年7月28日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军日侨甚多，并抓获殷汝耕，拟汇合第29军进行抗日，这时第29军已撤出北平，保安队在西撤途中被日军冲散，大部分官兵回到51军加入抗日行列。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军后方。利用失意政客如白坚武、郝鹏等收买汉奸、流氓，组织“便衣队”，经常由日租界出动，扰乱津市治安，当被我保安队击溃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妄想游说使于学忠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
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着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在河北省政府（现金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甚至抢夺岗哨的枪，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于学忠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共同伙，窥视于学忠活动时间，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如买通于的厨师在饭菜里下毒药；买通于的副官欲在卧室内枪杀于学忠；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这些阴谋活动，均被于学忠预加侦知和防范，未能得逞。
1935年春季于学忠忍无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此后，日军在天津挑衅行为虽有所收敛，但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当时何应钦即在北平，向于学忠通电话：请于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不久，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协定》达成后，蒋介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所属的111师、113师、114师、1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
在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有一次在省府与牟中珩闲谈说：“都说共产党不孝顺父母，你看人家周恩来对父亲不是挺孝顺吗？”于学忠率51军到陕、甘后，1936年春在西安于对我说：“你看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没有一个好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共产党方面。当日吴大帅（指吴佩孚）如果不失败，由我们来管理国家大事，我们决不能搞得象他们这样糟糕。”
1936年冬，51军进驻甘肃，调归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朱系蒋的嫡系），朱绍良令第113师和118师在兰州以南岷县一带，令第114师到兰州以北百余里地带去截击北上抗日的红军；同时蒋介石密令于学忠派一个师堵截红军通过腊子口。因东北军各部队经过“九一八”事变后，均倾向联共抗日，于部派出的部队，在不打内战口号下，进至岷山一带后按兵不动。蒋介石又急电命令新第14师鲁大昌部去扼守岷县天险腊子口。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调东北军进军甘、陕以达消灭异己目的的阴谋，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联合抗日的问题，深得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
1936年2月初，蒋介石召张学良到南京，对围攻陕北红军作了新的部署。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同张学良、王以哲进行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并达成口头协议。4月6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等方面联合抗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同年9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又亲笔致函于学忠，内容如下：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侯，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情爱国，对抗日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即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要求蒋介石停止打共产党，一致抗日，并反映东北军官兵思乡心切，都想把日军赶出华北，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当时蒋对张说：“他们真想打回老家去吗？我不信，我要亲自问问他们，叫他们都来见见我，我问问他们。于是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师长以上的军官到西安见蒋，于学忠也率三位师长飞到西安。蒋介石即分批召见各将领谈话，于学忠率三个师长（第113师师长李振堂、114师师长牟中珩、118师师长周光烈）去见蒋，蒋当时严厉指责各师“剿共”不力，随后又面有愠色地询问每师“剿共”成绩如何，三位师长回答各师都有俘虏数十名。蒋怒色稍释，令各师努力“剿共”，谈话后还留他们吃饭。
隔了几天，张学良在西安召开所有东北军师长以上将领秘密会议，张叙述他向蒋反映东北军官一心想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心情很迫切，却被蒋大加申斥的情况。接着又说，因他向蒋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行动，蒋认为是倾共反蒋，蒋想把他扣押起来的情况。还说到，他与宋子文的密谈和与钱大钧的谈话，以及蒋的随从副官私下向他反映的各种情况，已证明蒋确有想把他扣押的意图等等。在会议结束前，张学良对全体将领说：“如果蒋介石把我扣押了，你们大家都归于总司令（于学忠）指挥，散会后你们要即行各回防地。”
行前，张学良召于学忠到其公馆谈话，大意说：已与杨主任（虎城）商定，明天拂晓向蒋实行兵谏。由总部卫队营孙铭九营长、105师唐君尧旅长、骑兵六师白凤翔师长负责；城内所有应办理者，由杨主任负责办理等语。于学忠问：“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杨、常怎么样？”（意思是说杨宇霆、常荫槐在东北势力那么大，照样把他们干掉了）于说：“那么，我们就干，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张答：“那是自然，非达到最后目的不可。”以上这些话是于学忠事后对属下师长说的。
1936年12月12日拂晓前，张学良派兵到临潼去捉蒋介石，在与蒋的卫队战斗时，蒋由睡眠中惊醒，连外衣都未穿仓惶逃往后山。捕捉的官兵摸着寝被犹温，判断蒋去不远，乃随踪搜山，发现蒋藏于山岩石下，遂将其逮捕。当时在蒋介石外衣口袋中发现一个小笔记本，记载着蒋的内心私话，内中有关于对于学忠的几句话：“于学忠两目炯炯，是一将才，可惜为张学良所用。”
当天，于学忠在兰州令第51军包围了甘肃绥靖公署，并将其卫队团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行缴械；该绥署集中营的守卫部队缴械后，集中营内的俘虏皆放出。
扣押蒋介石后，张学良、杨虎城会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提出解决国事的六项主张：（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常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救国办法。
以上六项主张，经过十几天的谈判，在蒋表示接受后，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毅然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亲自陪同蒋等由西安飞返南京。张学良临上飞机前，即在飞机旁用红铅笔写了一道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随即登机起飞。
到达南京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交军事法庭审判定罪，最后由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张学良实行长期软禁。之后，蒋对东北军个别将领进行拉拢、分化，致使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混乱。
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内部各将领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先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避免与中央对峙，从渭南前线撤军，而后要求释放张学良回来；以应德田、孙铭九等少壮派为首的中级军官，主张要求蒋介石先放回张学良，然后才撤军，否则不惜一战。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军人刺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后，局势更加恶化。当时在西安的各将领给兰州去电要求于学忠速到西安处理混乱局面。于学忠乘飞机到西安后，孙铭九跪着要求杀死驻兵西安的主和派何柱国。于说：“不能再杀啦，再杀打仗时没有人指挥啦！”这时何柱国已避居新城杨虎城的公馆内，在杨、于保护下未被杀害。
蒋介石电令于学忠说：“东北军干部训练团和110师的官兵是共产党分子，应以武力解决。于学忠复电说：“中央决不能武力解决，否则就会打草惊蛇，引起整个东北军起来抵抗，干训团可以解散，团内官兵各回原部队，第110师由于学忠负责改编，分散编入东北军内。”于学忠的坚决态度，往返电商数次。蒋不得不同意于的主张。随即解散干训团、第110师，分别编入于学忠、万福麟的两军内。
在孙铭九杀死王以哲军长后，王以哲的部属对孙等极为愤恨，欲由渭南驻地率师到西安杀死孙铭九等，为其军长复仇。于学忠为避免再次发生内乱乃令孙铭九等逃跑，防止互杀惨剧的发生。（五）
1937年2月25日杨虎城、于学忠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西安事变时的八项主张（即1936年12月13日张，杨关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被扣押后，曾寄信给东北军各将领，主要内容是：要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仇，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各将领：“我个人纵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还要保持个人友谊，于愿足矣。”
1937年春末，蒋介石令东北军退出西北，进驻平汉、津浦两铁路线上，准备整编。于学忠率51军开至蚌埠一带。蒋介石召见于学忠说：“甘肃省主席、江苏省主席尽你挑。”于说：“我今生不再当主席啦。”于学忠意识到蒋要以此拿下自己的兵权，故有此对答。于是蒋任命于为江苏省绥靖主任，绥署设于淮阴。原来张学良左右的一班人员，都安插在绥署内。原51军的三个师缩编成113师、114师两师。当时于学忠对我说：“江苏为首都所在地，还有什么绥靖可言呢？这是一个空门面而巳。”
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苏绥靖公署撤销，于学忠奉命率51军进驻青岛设防准备与日军作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令于学忠兼任该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复榘主动与于学忠结为金兰之好。1937年冬，日军进攻德州至济南，韩率部不战而退，致使山东大部沦陷。1938年初，韩复榘经军法审讯枪决后，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向蒋表示只愿接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不愿接受省主席职。蒋说：“你不愿作省主席，你可以保荐一人来干。”于说：“沈鸿烈亦是副总司令，可以叫沈鸿烈干。”蒋说：“好吧，你叫他来见我。”于学忠将此情况告诉沈鸿烈，沈见蒋后，遂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
这时李宗仁（桂系）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防徐州。徐州会战前夕，李宗仁竭力拉拢韩部两个军长曹福林、孙桐萱，企图拆散第三集团军，把曹、孙纳入桂系圈内。曹、孙原为西北军系，也不愿长期归于学忠指挥。因而于学忠接任总司令不久，遂由孙桐萱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改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六）
1938年1月1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炯俊六指挥8个师团沿津浦路向北进犯，西尾寿造率领8个师团沿津浦路南侵，企图夹击我战略重镇徐州，消灭我第五战区主力。自韩复榘不战而退，向日军敞开北大门，日军矶谷师团得以轻取邹县，长驱直入，企图与青岛登陆沿胶济路西侵之板垣师团会师台儿庄，侧击徐州，截断我战区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各部的后路。在南线敌第13师团侵入明光以南时，遭到第31军英勇狙击，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第51军所辖113师，114师，共4个旅，8个团及各军师直属部队共25000余人。于学忠在徐州开完军事会议后，下令部队在小蚌埠至淮河北岸布防，保障我军在北战场内线机动，伺机歼灭冒进之敌。牟中珩任114师师长，开战前牟中珩向于学忠请示说：“这次打仗我们拼不拼？”于说：“拼啊！我们在打内战中是出名的部队，现在打日军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吗，在中国还站得住吗？”牟中珩说：“拼个什么程度为止呢？”于说：“你拼个七八成，留个根，好补充。”2月2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战车掩护下，开始向我军发起进攻，企图强渡淮河，当即与我114师展开激战，这是我军守淮的第一仗。至4日113师赶到，立即加入战斗，双方争夺1余天。由于我军战线延长约百余里，纵深配备不足，而且军、师预备队极少，日军则采取集中兵力到一点突破，使我军受到极大压力，51军遂不得不转进沫河口、四铺一带继续抵抗。于学忠在此战况下，亲赴前线调整部署，振奋全军士气。在13日凌晨2时，乘敌渡河立足未稳之际，发起全线反击，军、师、旅长都到前沿指挥。到上午10时许，敌军开始动摇，不得不退回淮河南岸，部分仍在北岸坚守。51军遂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阵地。
这次战斗，毙敌2000余人，牟中珩师伤亡大半，终于阻止了敌军渡淮。这时牟中珩给于学忠在电话中报告说：“我师已伤亡十之七八，已经拚了。”于说：“好吧！由张自忠部队接替你的阵地。”在换防时，敌军亦向南撤退。于学忠率51军在宿县以南地区休整补充，不久又在固镇地区守备，与南路入侵日军长期胶着。使第五战区得以抽调原拟增援淮河防务的第59军张自忠部北上临沂，支援庞炳勋军团作战。这是徐州会战第一阶段的滕县、临沂保卫战。
日军妄图渡淮北进受阻，乃调运主力由北面进攻台儿庄，以期打通津浦线。第51军稍事补充，即奉令开赴台儿庄参加会战。于学忠在这次战役中，身先士卒在前线指挥，亲率敢死队百余人，夺得敌军大炮30余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颁奖给于学忠银盾两枚（后据于之外甥王敬镒谈，战后将银盾和奖给的部分银元，送往其妹于学志家中寄存，“文革”中被查抄）。
我军在台儿庄大捷，但敌军在枣庄、峄县、税郭、临城、韩庄一带，尚有万余人。4月18日晨，于学忠率部及川军孙震部攻克韩庄，惟韩庄车站仍被敌军占领，于学忠指挥炮兵摧毁敌军工事，114师一个团进攻，以手榴弹、大刀，攻破敌军三道防线，战至黄昏，仍未攻下。于学忠坚不撤下，遂派125师姚超伦团到多义沟附近破坏路轨十余里，阻止敌军增援，终于全部拿下韩庄。
4月26日，郯城以西敌我展开大混战已3日之久，日军迭次向左翼包围，二次猛扑均被我军击退。
4月29日于学忠率部克郯城。此战各级军官均亲临前线指挥，前后激战9日，致死伤旅长3人；团长7人；营长以下官兵数千人。给敌以重创，并阻止其主力南下，掩护战区大军集中。第五战区传谕嘉奖。
与此同时，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以消灭进入台儿庄以东、我袋形阵地之敌。以于学忠部向东，汤恩伯部向西，封锁袋口。第60军向北，合力歼灭侵占邢家楼、五圣堂、五窑路、蒲旺、辛庄地区之敌。
直至5月14日，51军与敌军第5、10、103、105、110等师团之各一部，相峙于台儿庄及其东西之一线。这时敌军主力由津浦铁路南北两段，向徐州大迂回。津浦北段敌之第14，第114两师团，由鲁西济宁向金乡、鱼台南犯；津浦南段敌之第102师团，107师团，119师团各一部，由蚌埠渡淝河，向固镇，宿县北犯；北段之敌窜至丰、沛，切断陇海路黄口车站，炸毁铁桥。南段日军渡过浍河，占领固镇，进逼宿县，并分兵陷蒙城、涡阳、永城。徐州已陷于敌人大包围之中。蒋介石见局势急转直下，乃下令鲁南各军于5月14日向西南撤退。
统帅部的作战原案，系以主力攻击永城之敌，掩护徐州左侧翼，维护陇海路交通，如不奏效，即行总退却。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运河南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到会的有白崇禧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林蔚次长、刘斐厅长、孙连仲、于学忠两总司令、汤恩伯、张自忠两军团长等，部署徐州总退却。5月17晚，就全线撤退了。台儿庄撤退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51军是台儿庄撤退的殿后部队，第113师的第337旅第673团为掩护团，并担任后卫警戒。
于学忠在徐州会战中，因屡立战功，多次受到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七）
于学忠率部由台儿庄奉命转进，在河南南阳、唐河、方城一带进行整补。1938年6月12日，奉命参加武汉会战。第114师进驻大别山北麓的叶家集、杨柳店及六安县；第113师开至顺街、麻埠、独山镇、清山铺一带，协同第71军（宋希濂部）之主力集结于商城、潢川，以一部推进至固始，对霍邱、三河尖方面进行严密警戒。
8月24日敌军第13师团之先头部队千余人，窜至六安县东三十里铺，与我51军114师342旅683团接火，激战约3个小时，当被51军击退。27日敌军增援一个加强团队，约共三四千人，以东、南、北三面对六安进行包围，威力搜索，准备攻城。同时，有千余敌军进侵六安以南之青山镇，向第71军阵地开始进攻。
8月28日晨，敌13师团主力万余人，在重炮、飞机掩护下，向六安县一带展开进攻，683团团长王鹏举率部英勇抗击，自晨至暮打退敌人三次冲击。迨黄昏，东南城角被炮火摧毁，敌步兵七八百人突入城内，随即展开巷战，直战到29日拂晓，奉白代长官（白崇禧）命“必要时扼守渒河左岸”，才向渒河以西撤退，六安遂陷敌手。这次战斗，牟中珩师伤亡连长以下官兵百余人，敌军在六安城内外遗尸枕藉，不下五六百人。苏家埠、韩摆渡（渒河右岸）之敌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渒河后，向独山镇的113师阵地猛烈进攻，战至薄暮始将敌人击退，双方死伤甚众。当晚，第三兵团代总司令于学忠在空隙间调整了51军、71军的战斗部署。
8月30日敌军第13师团，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向第113师独山镇阵地进攻。经一个上午的激战，113师被迫撤出独山镇，转移至石婆店继续抵抗。与此同时，敌3000余人向杨柳店114师342旅684团阵地亦展开进攻，战斗至下午，该团团长杭子祥率部转移至大固店继续抗击。是役双方均伤亡惨重。
至9月1日我第三兵团再次战线调整，以第113师占领麻埠、沙家湾之线阵地，第114师占领沙家湾（不含）、八里滩之线主阵地，并在开顺街占领前进阵地。
第71军以36师附炮兵第3营，占领石门口、富锦山亘经石桥之线主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史河左岸及右岸之叶家集、熊店；其第88师集结于顺河集，并派出前哨部队于史河左右岸的黎家集。第61师（欠361团）集结于武庙集东北地区，并派出警戒部队于史河沿岸，其第361团守备固始，分一个营守备南大桥（其时第87师尚末赶到）。
就在当天，敌第13师团主力万余人向白塔畈51军113师阵地及71军36师熊店阵地展开全线进攻。战至傍晚，熊店、白塔畈均被攻破；进攻开顺街之敌被击退，第36师驻守之乌龙庙阵地被敌第10师团攻破。9月2日凌晨，敌人向开顺街、叶家集发起总攻，51军被迫撤退至史河西岸，与敌隔河对峙；71军黎家集阵地也被敌攻陷。
9月3日拂晓，敌强渡史河，攻陷新集子阵地。总司令于学忠当即调整部署，集结兵力准备反攻。9月4日第51军114师向八里滩之敌猛烈反击，师长亲赴前线，士气大振。自晨至午，敌人虽几次增援，均被我击退，下午3时许我终于收复八里滩，迫使敌军退往开顺街。进攻富锦山之敌也被我第36师击退。是役敌方伤亡，据估计毙敌千余人，在阵地前遗尸200余具；51军第36师伤亡营长3人，连以下官兵1300余人。
富锦山、石门口、八里滩等地，是大别山北麓双方争夺的战略要点。因之，敌以两个师团兵力，配合飞机20多架和重炮40多门，势必争夺此处要冲，以便进攻商城、潢川、信阳而达会师武汉之目的。就51军作战方针来说，为保卫大武汉，以持久在外围抵抗，最大限度地消耗敌军，以空间换取时间，迟滞敌军行动。两军整整苦战九昼夜，51军尽量利用河川、山谷、隘路、堤道等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拉锯战。从9月3日争夺八里滩、新集子、富锦山起，至9月11日富锦山被攻陷止，51军共计伤亡团长以下官兵10000余名，其中114师阵亡团长一名，其余官兵五六千名，第113师约2000名，第71军的36师牺牲最为惨重，伤亡官兵不下5000余名。9月11日傍晚，第36师师长陈瑞河率领所余战斗兵员不足千人，挥泪撤离富锦山。
武汉会战自1938年6月12日至10月25日历时4个半月，战场在武汉外围及沿长江两岸展开。会战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联合实施。参加兵力为4个兵团，辖5个集团军，于学忠是第三兵团副总司令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哉，武汉失陥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八）
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并高级将领会议，当时宣布拟派一支军队到敌后山东省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并征询各将领谁愿意去，各将领无一应者，于学忠站起来说：“我是山东人，我去。”随后，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并指挥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的第89军部队。
1939年3月于学忠率51军由大别山开往阜阳，作为入鲁准备及补充。3月中即向鲁南突进，为分散敌军截击的目标，令全军以团为单位分路前进。为避免敌机侦察，均以夜行军为主。当时113师师长周毓英和114师师长牟中珩感到向敌突进困难甚大。于学忠对我们俩说：“在南昌会议中，蒋介石问各将领谁能去，各将领互相观望，无一应者。我们都是山东人，为了抗战，为了家乡，我们应当到沦陷区去担此重任。有困难也不可怕。我先带一个团突进去，你们师长、旅长也各带一个团突进去，就这么办吧！”随后，于学忠率一个团首先突进至沂蒙山区，同时各部亦分别进入鲁南。
出发前，于学忠将兼任的51军军长职务，交给副军长兼114师师长牟中珩担任。向鲁南山区挺进时，各师、旅、团均相隔两天的行程。经过阜阳、涡阳、蒙城，在宿县以南地段穿过津浦铁路后，又折向东北，由徐州以东，邳县以西地区越过陇海路，渡过运河，进入鲁南。
于总司令率第113师北进时，因出敌不意，沿途比较顺利，仅用10多天即安全到达目的地。军长牟中珩所率的第340旅，也仅在邳县以北地区遭到敌军千余人的阻击，经半天时间的战斗将敌击退。我第679团第一营营长单树柽不幸牺牲，伤亡官兵30余名。第340旅也比较顺利地进入鲁南山区。然而这一行动和意图却全部暴露了，敌军即迅速调动兵力，在宿县以南和徐州以东铁路沿线加强了阻截的部署。
第114师师长方叔洪所率的师部及342旅，在宿县南西寺坡车站以西地区，即遭遇敌约一个联队的阻击，先头的683团与敌经一整天的激战，至黄昏时才将敌人打退，我方伤亡200多人。我军其他部队乘机连夜越过津浦铁路，向东北方向挺进40余里。拂晓时分，日军追兵2000余人，并有飞机1架，坦克4辆和重炮数门助战，向我军后卫683团猛烈进攻。683团团长王鹏举率全团官兵在684团支援下，奋勇迎击，反复冲杀，战斗至下午4时许，始将敌人打退，毙敌50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683团团长王鹏举、副团长尹以琦先后为国捐躯。
为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当晚51军各部直向苏北睢宁方向急进。为迷惑敌人，他们忽东忽西迂回行进，经五六天的盘旋迂回，在徐州东的大许家车站附近穿过陇海铁路和不老河，并在津浦路韩庄车站以东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境内的峄枣山区。
当时沂蒙山区的沂水、蒙阴、莒县三个县并未沦陷，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其省属机关，就驻在沂水西北（三区）的东里店。于学忠率总部到达后，也驻东里店附近。第51军军部和第114师之340旅到达蒙阴东北鲁村附近时，博山之敌趁我立足未稳集结3000余众，发动突然袭击。340旅与敌经两天的战斗，毙敌五六百人，敌窜回博山，为第114师在鲁南山区站稳脚跟奠定基础。是役，团长何士宽不幸壮烈牺牲，679团也受到严重损失。第342旅及114师师部于3月末由抱犊崮山区推进至蒙阴城东20里大赵家庄驻扎。至此，第51军所属各部队全部到达鲁南。山区情况比较稳定，军民关系融洽，我军利用时机进行了整训。
鲁苏战区总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
一、战区总部及直属团队，驻沂水西北东里店附近。
二、第51军军部率直属部队驻沂蒙公路线上的朱位村。
三、第113师师部驻沂（水）青（青州）公路以东，安邱、沂水交界地区。
四、第114师师部及直属部队驻蒙阴以东的大赵家庄。
五、第57军军部及其第111师驻莒县西南和赣榆县以北地区。
六、第112师驻陇海路以南淮阴以北地区。
七、山东省政府驻沂水西北之东里店及其附近地区。
八、江苏省政府率第89军驻苏北淮阴地区。
鲁苏战区总部所属第51军、第57军到达鲁南山区之后，与中国共产党所属的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于总司令与徐向前、张经武两将军时有接触；各军、师与八路军之间也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前就主张不打内战，共同抗日，所以双方工作人员也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八路军的山东纵队也归战区总部指挥。
我军挺进鲁南。日军十分仇视和恐惧，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一根据地。5月上旬，日军在青岛、潍县、济南、兖卅、徐州和海州等地集结兵力，当时发现有4个师团大有包围鲁南我军之势。总部令各部与当地八路军密切配合，做好反“扫荡”的准备。总部决定的方针：在不放弃根据地原则下，化整为零，不打硬仗，以团为单位，避免决战，避实击虚，划定活动地区与敌人打游击战。
早在1939年3月底，于学忠总司冷在部署各军师军事整训之后，于4月初召开鲁苏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着手改编分散于各地的游击部队，共编成十几个游击纵队，每纵队兵力相当一个旅。其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张里元；
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厉文礼；
第三游击纵队司令员秦启荣；
第四游击纵队司令员王尚志；
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员丁绰庭；
第六游击纵队司令员秦玉堂；
第七游击纵队司令员蔡晋康；
第八游击纵队司令员周同（可能记错）；
第九游击纵队司令员王洪九；
第十游击纵队司令员申从周；
在会谈上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向与会人员散发了控告山东大特务头目秦启荣在太和惨杀八路军由胶东向鲁南开拔的干部数百人，称为“太和惨案”罪行的控诉书，并请于学忠处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再三要求扣押该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厉文礼，因厉所属的团长胡殿甲杀死省府鲁东办事处主任鲁滨，称之为鲁滨事件。于总司令当时说：“我第一次召开会议，就把来开会的人扣押起来，那以后再召集人开会时，人家谁还敢来呢？”沈当时纠缠不休，于学忠始终未扣押厉文礼。
1940年春，蒋介石下达“防止异党活动”的命令，禁止蒋军与八路军互通情报与相互往来。接着又命令鲁苏战区划分游击区，在游击区内，党政军三位一体，对共产党作“总体战”，以防止共产党在游击区内的一切活动。因此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游击队和省属保安团队，都公开反共。沈鸿烈随即公然指挥新四师吴化文部与日军在一个阵地上协同一起进攻在鲁村一带的八路军。
据此，于学忠将山东划为三个游击区：津浦铁路以西为鲁西游击区，指挥官沈鸿烈；津浦铁路以东，沂蒙公路东西之线阻南地区为鲁南游击区，指挥官缪澄流；津浦铁路以东，沂蒙公路东西之线以北地区，为鲁东游击区，指挥官牟中珩。当时鲁苏战区所指挥的军队有：第51军军长弁中珩，所属第113师师长周毓英，第1141师长方叔洪，方阵亡后为张福禄、黄德兴；第57军军长缪澄流，所属第111师长常恩多，常起义殉职后为孙焕彩；第112师师长霍守义。新编第四师顺长吴化文；暂编第12师师长赵葆原；新编第36师师长刘桂棠。
1939年冬，鲁苏战区总部政治部主任周复（是蒋介石派到山东的高级特务）派人给牟中珩送来蒋给我的电报，电文甚长，其大意是：查第51军第113师上校团长王协一，第114师参谋长解如川及两师中的中、少校、上尉、参谋、团副等某某共约十五六人，都是共产党分子，着就押交鲁苏战区总政治部主任周复处理。牟中珩以事关人命，遂往总部请示于总司令。于看了电报后说：“我们一个也不交给他，给他顶回去！你给蒋复电说，王协一调师部上校附员，留师部服务，解如川准其长假，令其自行他谋，其余中少校以下军官，均留原职服务，由军部保证他们不出他事。你就这样给他顶回去！因为这些军官大部分是东北人，自张副司令被扣押后，他们都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们对之要格外加以体贴。”少顷，于学忠又说：“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即不离！因为你和他太近了，他就把你溶化了，你若是离他太远了，他就用武力来解决你，只有用不即不离的办法来对付他才行！”牟中珩即按于总司令指示办理了。
周复是蒋介石派来的总政治部主任，当时听说蒋曾指示周到山东后联络沈鸿烈，监视于学忠与共产党的关系。周到职后与沈的来往甚为密切。张经武经常派人来总部汇报战况，每次于学忠在外室接见八路军来员时，周复在室内放下门帘窃听谈话内容，记录之后报告蒋介石。这样行为，不但于学忠甚为憎恨，就是部属对之也非常不满。1941年夏，于学忠对牟中珩说：“周复太欺负我啦！万毅在总部已扣押数月，蒋介石屡次来电催促，叫我枪毙万毅，我就是不枪毙！每次来电都被我顶回去，共产党不犯死罪！我是长官，我应该给他做主，周复天天以蒋的亲信身份，屡次逼我枪毙万毅。我和周复虽然住在一个村内，已有一个多月不相见面了，他以蒋介石旗号欺我太甚，太可恶了！”闻此，牟中珩亦非常气愤。
于学忠曾说：“我们在鲁苏战区采取的策略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立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
1941年春，第51军的第114师驻在沂蒙公路以北张庄一带，经常到沂蒙公路以南坦埠一带征购给养。初期，八路军亦派人协助征购，后来当地人民亦缺粮，八路军就不协助了。114师即派兵自行征购。该地系八路军活动区，八路军为保护人民利益，与征粮士兵发生矛盾，第114师先派一个排，后派一个连，与八路军发生战斗，但八路军均取守势，后该师增派一个营兵力，八路军则采取攻势将该营击退，并追击到沂蒙公路以北，占领了该地一个馒头山。当时牟中珩正患病，便由副军长兼113师师长周毓英，从诸城率一个团和两个营包围了馒头山，八路军则主动撤退，未发生战斗。数日后，于学忠指示说：“在抗日时期不要打内战，以后不要去找八路军打仗，如果八路军来找我们时，我们即予以严厉惩创，叫他们晓得我们的厉害，使其不敢再来。”此后征粮中未再发生战斗。那时在第51军军部暂驻的中央政府监察委员姚尔觉对牟中珩说：“在抗日时期不应打内战，我与八路军政委黎玉是小同乡，你派个代表一起去见黎玉，我给你们两军讲和。”牟中珩即派军部中校参谋王某随姚去八路军山东纵队见黎，黎政委说：“过去的事我们权当打个野外演习，今后要团结抗日。”自此以后，两军仍以友军相处，沈鸿烈以此向蒋介石控告姚尔觉，姚被撤职。
1941年夏季，沈鸿烈派刺客杀害于学忠。此事缘起于学忠1939年春到鲁南后，沈以为自己是山东省主席，不肯先去拜见于，而于亦未去省府谒沈。于是沈约定在第57军军部相会，于学忠率牟中珩、缪澄流两军长在缪军部与沈相见；沈令其参谋宁椿霖拿出地图，自己划定两军的布防要图，该图主要是为保护其省府及各专区而设计的，毫无战略意义。于学忠及两军长均不同意，沈仍强迫于学忠按其计划进行，于则坚不执行，沈对于说：“兄弟，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听我的。”于学忠仍不从，最后不欢而散。此后沈在省府欢迎于学忠会上致词中说：“我们欢迎于学忠司令率第51、57军来山东抗日，这不但山东添了生力军，我们省政府也添了生力军，我已电请中央，保荐于总司令兼省府委员，刻下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大家来拍手欢迎！”这时台下省府人员一齐鼓掌。沈这样讲，是想把于学忠置其指挥之下。于学忠对此甚感不快，在会后提出不兼省府委员。沈说：“为了军政配合，老弟必须兼任此职。”于仍力辞，沈不肯，两人争执不休，最后于对沈说：“你这等于侮辱我。”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是管辖两省，位在省主席之上。因此于、沈矛盾加深。
沈鸿烈一心想联合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一起成立所谓的“华北联邦”，与日军勾结，进行反共，而山东的八路军成为这种破坏抗战企图的障碍。于学忠不但不帮他反共，反而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沈为实现其梦想，必须先除掉于学忠才能为所欲为。
一次，于学忠在给战区干训班讲课途中，沈鸿烈派去的刺客投掷手榴弹，于旋即卧倒，手部受轻伤。刺客乘机逃向八路军驻地区内，妄图使人疑为八路军所派遣的，而八路军及时烛其奸谋，乃将该犯拿获交到鲁苏战区总司令部。该犯供认名韩子佳，系第57军334旅663团被撤职的营长（1940年9月20日，第333旅旅长万毅因第57军军长缪澄流通敌，令韩子佳去捉拿缪澄流，韩却私自保护缪逃走，因而被撤职），是沈鸿烈派其党部委员李子虔持沈之亲笔信令其充当刺客的。经检查沈的笔迹，证明确系沈的字迹，于是于学忠向蒋介石告发沈鸿烈及其通敌行为。蒋介石接电后，不但对沈鸿烈未加惩办，反而调任他为农林部部长，令于学忠兼任山东省主席，于复电不兼，蒋电令其保荐其部属二人，由蒋圈定一人出任。于乃保荐总部秘书长兼政分会主任周从政（号达夫）为第一人选，第51军军长牟中珩为第二人选。于意在周任省主席，并令周即赴重庆见蒋，请示改组省府事宜。
这时沈鸿烈闻讯后，亦匆匆赴渝见蒋。周从政先见到蒋，蒋对周态度很好，慰问在前方辛苦，并叙家常，商定省府改组事项。数日后，沈见蒋时说，周从政是共产党，不宜充当山东省主席，并控诉于学忠倾向共产党，不宜在山东。经此曲折，蒋介石令其嫡系第92军李仙洲部入鲁，意在俟李到达鲁南后，再令于学忠出鲁。周从政第二次见蒋时，蒋不但不见，反而将周抑留重庆，并暗加监视，把改组山东省政府事宜压了半年。直到1941年12月，蒋才发表牟中珩任山东省主席。周从政抑留重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央政府还都南京之时，才逃回东北原籍避居。
沈鸿烈在重庆屡次向其在山东省内的亲信将领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和省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去电，策动他们公开投敌，使彼等联合日军不断袭击于学忠所部，以期赶于部出鲁，给蒋调于离开山东创造藉口，1942年1O月沈给吴化文等一长文电报云：“该二师投敌，现已得蒋介石的默许。”当时吴化文洋洋得意地说：“将来日本人战胜了无问题，如果中国胜了，我就拿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吴、张二逆投敌后，协助日军进攻鲁苏战区及山东省府，约每两个月对我军进行一次“扫荡”。1943年夏，盘踞诸城一带的张步云师勾结日军向战区总部凶猛攻击，当总部转移时，敌伪跟踪追击，总部人员伤亡甚众，于学忠臂部受枪伤五处。
蒋介石以体贴于学忠身体安全为名，急电于学忠出鲁。于复电说：“为维护抗战局势，不宜出鲁。”来电复电拖延数月之久。这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即制造舆论，一方面欢迎李仙洲入鲁，一方面敦促于学忠出鲁。省党部委员范予遂向于学忠写了封长信托我转交，大意说：“于学忠在山东不反共，以致把山东大局弄坏了，应速遵照中央指示离开山东。”并在外边制造许多谣言，而当时留居山东的沈鸿烈省府的秘书长雷德章用电台向重庆宣传了这些谣言，并诬蔑说：“于学忠决不离鲁，他不投敌就投共！但此人甚孝，其父母尚在重庆居住，亦还不至于公开行动。”尤其是省党部委员兼省参议会秘书长和省府委员王立哉对于学忠的诬蔑最为猖狂，于学忠对其甚为愤恨，叫牟中珩撤了王立哉的山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
1943年9月蒋介石给于学忠电报说：“着即日出鲁，否则以军法论处！”于学忠在总部对牟中珩说：“蒋介石发来这封电报，再不出鲁不行啦！你山东省府亦很难单独留在鲁南，亦须随同出鲁。”他们决定一同率军出鲁，到达安徽阜阳，成为一个流亡省政府。
部队撤离前，于学忠说：“我们不等李仙洲部接防，就开始撤离。”事前于总司令与八路军罗荣桓司令员联系，并约定：于部撤离时，以烟火为号，八路军即去接防。又商定：于部撤离路线可以通过鲁中八路军根据地坦埠（位于沂水与蒙阴交界处）和旧寨（坦埠以西）两地。于部通过时，八路军发动群众筹备粮草，表示欢送。在第51军经过坦埠时，有些士兵不愿西去，八路军个别连队看到士兵携械而来，就收留了。罗荣桓司令员得知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要严厉批评这个连队，并立即将人枪送还。
还有一次是八路军鲁中军区作战科长李作鹏，有意去袭击路经其防区边沿的东北军的运输队，罗司令员不但立即制止，并严肃批评了李作鹏；同时根据中央指示给各军区领导发了电报说：“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军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军对于学忠应采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为妥。”这一指示的贯彻，给他们出鲁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李仙洲部队入鲁接防，行至滕县一带被八路军击溃，又退回阜阳。因此山东省内就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使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与巩固。
1943年9月底在阜阳召开追悼在鲁南抗战阵亡烈士大会，会上于学忠报告了鲁南抗战5年来军队伤亡惨重情景，其中将官就达12人之多，将官以下的伤亡之惨重就可想而知了。仅第51军就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伤亡官兵达10000多人。击毙敌寇也在万人以上，伪军不下数千人之多。在鲁南地区牵制日军4个师团的兵力，拉长了敌人的战线，分散了敌人正面进攻的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其他战场的战斗。（九）
于学忠率部进驻阜阳仅两个月之后，蒋介石即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撤销，调于学忠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于学忠从此失去军权，只任此闲散副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派其嫡系将领李延年到山东受降，于学忠时在南京对牟中珩说：“抗战八年是我在山东打的，日寇投降应当叫我到山东受降才对，为什么派李延年去呢？”我当时心想蒋介石阴险毒辣是没有正义感的。试看蒋介石对勾结敌人反共的沈鸿烈，不但不处分反而提升为农林部长，继而又当上了浙江省主席。浙江是蒋的故乡，只有亲信人物才能担任此职。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进攻解放区，改为重点进攻的策略。蒋介石叫于学忠去山东去打内战，于学忠不干，由牟中珩随壬耀武去山东省充当副主席。1948年9月牟中珩在济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蒙受中国共产党宽大，送他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改造。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他得以和于学忠取得联系。在通信中得知于学忠坚决不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于在信中叙说他对蒋介石、张学良、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包括“双十二”事变及抗日战争时期十数年的历史事实和他后半生的人生观。兹将其亲笔信附录于后。
荆汉弟惠鉴：
顷接来函，藉悉近况安善，至以为慰，诚实之言，恳挚之意，关怀之切，尤足使人增加无限感慨。革命意义之所在，正适合时代之精神，吾弟今已了然于胸中，将来定能走向光明之途境，此不待言而可预卜也。兄僻处乡间，原非避世自标清高，乃先有所觉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消极，是确不愿与党徒同流合污也。在蒋介石自渝去台之前，一再郑重表示，意在强迫飞台，幸而临时避免。迨解放军四野先头部队到来晤面之下，其各级层多属旧识。至军管会成立，二野熟人尤多，其大多数俱了解我的身份、立场与环境，并确认无反动性及政治性之活动、以故如昔之友谊态度。其所以然者皆在西安事变及鲁苏抗战公认有功于国家，并有功于革命事业者。而重新学习一节，原无不可，因解放后重庆方面前伪政府所遗之文武官吏将近万人，仅选精壮者二百余人加以训练，余则任其所之，未加过问。由侧面观察，似以我为退役之年，老年人不堪再造，且已成过去，自然的居于平民之列，但须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放弃个人自私主义，要为大众谋福利，要为国家谋生产，并首先要改造自己，自己求进步。为求达到国计民生之目的，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走上一新的途径，即工农阶级是也。回忆追随张汉卿先生在西安所倡之八大主张，彼时蒋介石已无异议，承认此一主张，终竟为之撕破矣。其略为：要求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容纳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共谋国是；改组政府，组织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军队国家化，一律平等待遇；经济财政公开；召开国民会议，制订宪法；革新政治等事项。与现在所实现者大略相同。迨汉公送蒋回南京后，即背信弃约，反对共军，力加讨伐，以待机消灭之。多利用党的名义处置党员办法，于是组织一类似临时法庭以丁维汾为主席，似审非审一种非法措置，其明白宣布者汉公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嗣后又私拟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暗中又公布管柬之期限为五年。对于杨虎城先生之处置，在表面上令其出国考察，而私拟永不许回国。对我以当时情势，兵权政权在握及中外舆论所不许，为安定军心并缓略省之不满空气，明则重用实则暗判以附和叛变之撤职留任处分。遂予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曾以代电致军事参议院文曰：“军事参议院李（济琛）院长鉴，查该院副院长于学忠二十六年一月于第51军军长任内附和叛变；曾经有撤职留任处分，现在原因终止，着即撤销处分，仰转知照”。由此观之，其所用心可想见矣。故在鲁苏抗战时曲毫用我，并竭力使我与日寇与共军对消。凡关军事政治，皆不予以充分支持，多施用种种破坏方法造谣离间，威胁暗杀，无所不用其极之卑劣手段，加诸我身，虽未全部消灭，而今已冰消云散，结果示[视]之惨矣。每感今后服务社会之机会颇少，故不得不听政府法令范围之内，努力从事生产事业，俾身心两安，时乡时城，开会必定参加，人来也必接谈，事必躬亲，生活简单，家庭中正练习手工业及增加农产副业。除于书报之中求新知识之外，兼习劳动。合间托庇平安，儿女辈在清华、南开等校读书，公私俱较前积极，以副我嘱。尚望时通音信，以免余念，专复并颂近佳。
于学忠
三月二十日
1956年春，牟中珩由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转到北京功德林改造时，于学忠曾去看望他，勉励牟中珩好好学习改造是会有前途的。这次见面竟成为牟中珩和于学忠的最后绝别。1964年，于学忠因患肝癌病逝的消息见诸报端，牟中珩极为震惊、悲痛。
于学忠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在历史上的作为，将永久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程潜
民国时主政湖南的四位湖南人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何键之间，有明显的前后提携嬗递的关系，只有程潜始终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他与上面所说的那几个人都有过交恶的历史，又都有过合作的阶段，却一直没能稳定地主宰过湖南的政局，直至民国即将成为历史时，他才得到了机会。然而程潜一旦当上了湖南省的省长，就成了在这个职位上任职最久的湖南人。他的境遇为什么与其他几位不同呢？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程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看上去城府很深，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既固执又有几分天真的人。他在真正该下狠手的时候往往会心软，于是总是被对手抢到先机而被人所制。可他的最后一击却成功了，于是总算得了善终，也算是命运给他的最后补偿吧。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他于辛亥革命谭延闿取代焦达峰任湖南都督后，经黄兴介绍回湖南当军事厅长。在谭延闿排除焦、陈余部，大肆裁撤湘军时，他是反对的。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举起“二次革命”义旗，各省相继独立，程潜趁反袁军兴之际，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团，使湘军的兵力达到了两个师。二次革命失败，谭延闿取消了湖南的独立，程潜被迫辞去军事厅长职务。后谭延闿仍不为袁世凯所原谅，被押解到北京判罪，此时程潜也受到入主湘政的汤芗铭的通缉而逃亡。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程潜从昆明向滇军借了一个营，经贵州入湘西，沿途收编湘西南的地方武装，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兵力迅速扩充到三旅之众，而当时的广西陆荣廷所部也进入湘西南，与程部一起进逼长沙。汤芗铭不得已也宣布湖南独立脱离袁大皇帝，弄得老袁好不郁闷，不久病死。而谭延闿却卷土重来，第二次主政湖南，他对非自己嫡系的程潜心存猜忌，在重建湘军时有意排挤程派，将程潜的部队裁撤一空，而一心一意培植赵恒惕，让赵当上了湘军第一师师长。程潜再次黯然离湘。可没多久谭延闿就又被段祺瑞给赶下了省长宝座，以段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之。接着段祺瑞废《临时约法》，引起“护法战争”，程潜受孙中山委派回湘运动，被拥护护法的湘军将领们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湖南护法军兵力单薄，与北军血战经月，眼看支持不住，此时广西陆荣廷的桂军上来增援了。程潜击退了北军，占领长沙，被各界公推为湖南省长，但他还没来得及宣布就职，就被随后赶到的广西军否认，说省长未得中央明令，不得自举，其实表现出桂系染指湘政的强烈野心。程潜为了不与桂系发生内讧，未就省长职，而是率军前往岳阳，展开了对北军的猛攻。北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湘桂联军抵挡不住，而桂军又不愿与北军死拼损伤自己实力，率先撤回广西，扔下程潜独立支撑。程潜据守湘南，总算未被北军消灭，但也种下了与桂系不和的种子。
北洋皖系的张敬尧督湘时，桂系欲重新入主湖南，但因为与程潜已经伤了感情，就转而支持谭延闿出来收拾湘局。谭延闿在赵恒惕的拥戴下进入湖南零陵就任湘军总司令，可这时程潜驻扎在郴州，也用的是湘军总司令的头衔，一时两个湘军总司令并存，自己的阵营里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谭延闿毕竟比程潜更会玩权术，又恰恰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把柄落到他的手上：皖系欲联合程潜打倒占领湖北的吴佩孚，派了一个说客携密信来见程，却被抓住，密信落在了谭派的手里。一时湘军中舆论汹汹，说程潜是“通敌有据”。程潜自己并不知道此事由来，但百口莫辩，只得辞职出走，部队全被赵恒惕接收。后来在赵恒惕督湘期间，虽没有程潜本人的直接参与，但隶属程派的军官们时而与赵联合，时而受赵排挤甚至杀害，到赵恒惕制定临时省宪法时，程派已经被清洗殆尽了。
程潜离湘后，与孙中山过从甚密。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另组民国政府，任命程潜为陆军部次长，实际主持军务。之后程潜曾任桂林大本营陆军总长。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程潜与之力战，又随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始终不离左右，当时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之誉。程潜以孙中山委任的“讨逆军总司令”身份，指挥全粤讨伐陈炯明的战争，重新肃清广州，迎孙中山返粤就任大元帅，自己被任命为军政部长。程潜还在孙中山授意下，首创“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这是早于黄埔军校的革命军官培养基地，只是在黄埔军校成立后，程潜才将其师生并入了黄埔，又因为他只将精力放在军政部长的事务上，没有将这个新兴的军校抓在自己手里，才有了蒋介石当校长造成整个一支黄埔系，进而控制全部国民革命军兵权的局面。程颂公若有远见，以军政部长之尊，抓住军校不放，恐怕民国后二十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1925年孙中山逝世于北京，程潜参加了东征之役，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前，程潜率领的东征第三纵队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程潜此时对国共合作态度真诚，第六军中下级军官共/产/党人几乎占三分之一。
占据湘南的唐生智倒向广州政府，他的原湘军第四师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因为谭延闿与程潜以前都与唐生智打过仗，为了释唐疑心，谭的第二军、程的第六军都未参加进攻湖北的战事，而是作为总预备队尾随前进，后向江西方向进攻，主攻南昌。程潜部攻下南昌后，孙传芳大为震惊，严令限时夺回。皖系军队猛烈反扑，程潜被迫后撤，但在南昌郊区遭到围困，程潜的军部在河港交错的地区被冲散，程潜身体太胖，差点逃不出去，是剪掉了胡须，换上便衣，驾着一辆牛车才夺路逃生的，后被白崇禧当面奚落，说他好比曹操潼关遇马超，“割须断袍”而逃。此役第六军损失过半，南昌得而复失，程潜落了个“贪功冒进”之名。后来第六军经休整后，程潜担任江右军总指挥，转攻南京。就在程潜部兵临南京城下，即将发动总攻之时，蒋介石发来命令，说南京敌军兵力雄厚，不可冒攻，令程潜停止待命，候蒋的嫡系第一军到达后再会攻南京。程潜明白老蒋是怕自己夺了头功，要让第一军上来拣便宜，于是不理睬这个命令，挥军猛攻，三日即拿下了南京。北伐军进入南京时，孙传芳的溃军发生抢劫，同时北伐军中贺耀祖部也焚烧了外国教堂和医院，还有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被杀。英美停泊在下关的军舰开炮报复，南京城有二千余中国军民死于军舰炮火之下。程潜也没客气，开炮还击，同时约束部属，将参与抢劫的人就地枪决，使局势稳定下来。
就在南京局势初定，程潜面临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选择：他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给他的俟机扣押蒋介石的命令。因为蒋介石在攻下南昌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入南昌，就提出国民政府应迁南昌，而不应迁武汉，其实是想将独掌党政军大权。老蒋还在南昌、九江、安庆连续制造多起攻击左翼人士的事件，使国民政府对其用心有了戒备之心。武汉方面扣押蒋介石的密令是谭延闿亲笔所写，并交给林伯渠的。林伯渠把密令缝进衣服里，赶往南京交给程潜。谭延闿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他写密令是奉中央之命，但他的为人一贯是两面讨好的，与此同时又向陈果夫透露了信息，使蒋介石有了警觉。蒋到南京时，不肯下军舰，而是把程潜召到军舰上谈话。这时林伯渠还没到南京，程潜还不知道有扣押蒋介石的密令，同时他也不同意强敌未灭先起内讧，向蒋表示愿意居中调停与武汉方面的矛盾。老蒋没上岸就坐军舰去了他的第一军控制的上海，然后林伯渠才赶到南京，将密令交给程潜。可是程潜读完密令后，当即烧掉，并且坚决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跑到武汉，真的为蒋介石去作解释去了。可蒋介石却早已将自己的亲信何应钦所部安排在南京各个关键要害地点，将程潜的部队控制在火力杀伤范围之内。
林伯渠与程潜的部下努力说服他俟机执行武汉政府命令，扣押老蒋，但程潜坚决不从，认为蒋既为北伐军总司令，就不能以下犯上，自乱阵脚。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自己动手，还向蒋介石本人查问过，为什么何应钦的部队要占领南京各要害地点？老蒋说那是为了防备武汉方面，绝不是对你程颂公不放心，谁要害你，就是害我，我若害你，乱箭穿心！老蒋还委任程潜当南京卫戌司令，想进一步释去他的疑心，但此时程潜从别人口中得知，老蒋已经决心发动政变与武汉决裂了。他竟又去了一趟武汉，还要作最后的努力，劝说双方避免分裂。
蒋介石出手了，将不愿听自己命令与武汉反目的第二、第六军逼出南京，还收买了程潜部下的不坚定份子，几乎活捉了程潜。程潜是乘小火轮逃离南京的，老蒋的人得到了消息，还派军舰追上来，登船搜寻。程潜化装藏在小火轮上，幸未被搜出来，才得以逃到武汉。接着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局面形成。程潜的第六军落入老蒋的手中，一部分缴械遣散，一部分编入了他的序列，只有驻九江的军参谋长唐蟒一部保存下来，程颂公几乎再次落了个光杆司令的下场。这就是蒋介石对他奔走呼吁不要分裂的报答。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宁汉合流，唐生智部进据安徽，对正在与孙传芳作战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形成了威胁，北伐军中的再一次内斗一触即发。程潜的第六军成为桂系争取的对象。他虽然对桂系没有好感，但因过去与唐生智的芥蒂，暂时与桂系联合，对唐的部属进行了策反。唐生智下野跑到日本去了，程潜又与白崇禧联合，攻入湖南解决唐的旧部。此时谭延闿给程潜写过一封信，劝他不要与桂系过于亲密，而对于湘军下手太狠，信中用了一句湖南土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希望程潜分清亲疏。但程潜的固执又表现出来了，他根本不听谭延闿的劝告，继续与桂系站在一边。其实唐生智的部队这时是受到蒋介石暗中收买，才与桂系为敌的，其中以何键为典型。而程潜被老蒋耍过，对他恨之入骨，相信桂系也是坚决不与老蒋为伍的，所以视桂系为盟友。他哪知道李宗仁、白崇禧明里反蒋，暗中却留了退路，不像他这样死硬不转弯。谭延闿提醒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可程潜死活听不进去。蒋介石正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军政要人们纷纷借机送礼，与老蒋拉关系。别人劝程潜也表示一下，可以缓和与蒋的关系。可程潜硬梆梆地说：“蒋宋结婚无耻，别人送礼，也是无耻，我们送礼，更是无耻之尤！”老蒋对这么个死硬反对派，岂能轻易饶过？
不久蒋介石就重新出山了，就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还让李宗仁当上了武汉政治分会的主任，顺手撤掉了程潜的“湘赣政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算是先给点小小的颜色看。接着成立第四集团军，谭延闿推荐程潜担任司令，老蒋对程不满，当然不同意此议，他转念一想，不如让李宗仁来干，这样定能使程潜与李宗仁之间发生龃龉，他可以坐观两个自己的对头二虎相争了。果然不出老蒋所料，程潜自认为威望远在李宗仁之上，凭什么要屈居桂系之下？就在武汉军政会议上力辞不就。没想到李宗仁趁机发作，拍桌子吼道：“你敢反抗中央，不服从命令吗？”他把程潜监禁起来，免去了他的本兼各职，而程的第六军则群龙无首，退往江西，落入蒋军的围困，被消灭殆尽。程颂公虽保住了性命，但手上的那点武力已经彻底丧失了。
程潜丧失兵权后，在上海蜗居了七年，直到1935年，才出山当了参谋总长。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与李宗仁联手反蒋，程潜亲赴两广调停，化解了矛盾。他之所以愿意为老蒋出面，实在是因为日寇逼迫日甚，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之间再互相削弱力量了。
抗战爆发后，程潜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平汉一带与日军作战。1938年他配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组织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顿挫了日寇凶焰。可不久后程潜奉蒋介石之命，干了一件贻害万千百姓的事：掘花园口黄河大堤。自此数年间华北几省人民深受“黄患”之苦，而日军却并未被滔滔的黄水阻滞多久，就兵临武汉了。之后，程潜历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辕主任、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直至日本投降，他陪同蒋介石乘敞篷汽车出现在重庆街头，与军民同庆抗战胜利。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真正原谅了程潜当年与自己作对，是抗战的大形势维持了蒋介石“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一个领袖”的局面，程潜不得不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奉蒋为元首，而老蒋也需要程这样的国民党元老装点团结对外的门面。说到底这也算是一种统战吧。
1946年内战暴发，程潜就任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主任，辖第六、第七绥靖区。但他其实没有一兵一卒真正归属于自己，所辖部队全是陈诚的嫡系，他不过是个摆设，根本指挥不动。1948年蒋介石“行宪国大”，为了抵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压力，力劝程潜参选副总统，后又在几个候选人票数相当的情况下，逼程潜退出竞选，将名下选票让与孙科。这时程颂公的犟脾气发作了，偏不听老蒋的指挥，反与自己的政坛宿敌李宗仁合作，助李竞选副总统成功，让老蒋十分恼火。老蒋面对实力强大的桂系，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可他觉得李宗仁、白崇禧两个人绝不能同时待在南京，必须调开一个。于是老蒋将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拉下来，派他去当华中剿总司令，驻在武汉。这下子白崇禧来武汉，程潜这个武汉行辕主任就得另外安排了，老蒋发表程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既降了他的职，又让他与桂系继续发生摩擦。
程潜此时颇为失意，手上一无地盘、二无军队、三缺钱财、四无派系，几十年宦海沉浮，最后还是落到个任人摆布的结果。但是能够回到老家湖南，当上当年苦争都到不了手的省主席，对他毕竟是一个难以抵制的诱惑，他走马上任了，随行的官员们虽大多是湖南人，但其实统统是老蒋的黄埔嫡系。程潜一到长沙，就在各界欢迎他的大会上大发反共论调，说：“……我程颂云今年六十有七了，但是我绝不惜任何牺牲，要与共匪拼命……我既然回来担任省主席，头一个月共军不会来，第二个月就不怕他来了，第三个月以后，就只怕他不来，来一个杀一个，一起丢到湘江河里去！”这些话到底是不是像他以后说的，是讲给蒋介石听的？恐怕也不那么单纯，他那时还在观望形势，为自己寻找一条最佳的退路，应该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可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中共方面已经在四十三名战犯的名单上，毫不客气地将程潜的大名列入其中了。
到1948年底，程潜实际上已经与中共湖南地下党有了接触，得到了承诺：只要脱离蒋政权，站到这一边来，不但不会算老账，而且还会受到相应的礼遇。程潜的心活动了。可这时长沙绥靖公署的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嫡系黄杰之手，程潜想有所动作，随时有可能泄露机密。程潜想出一个办法，设法说服白崇禧，将陈明仁调回湖南。
陈明仁是程潜的醴陵小同乡，但他出身于黄埔第一期，是不折不扣的老蒋嫡系。陈明仁在东北与林/彪血战四平，是出了大名的：四十多天的坚强防守，再加上十九昼夜的巷战拼杀，硬是迫使林/彪撤出了四平。四平战后，陈明仁成了“党国英雄”，老蒋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按说，以陈明仁与林/彪拼死作战的历史，谁也不会相信他对老蒋有二心。可实际上其中另有蹊跷：陈明仁守四平时，林/彪所部已攻破外围城防，情况最紧急时，陈部将美国援助的面粉和大米都垒上去当了工事使用，还想出一个绝招——在巷战中，把黄豆撒在冰冻的马路上，使共军冲锋时滑倒无数。正是这些办法才勉强保住了四平。可战后随陈诚到四平视察的美军顾问见到整包的美国援助的大米白面当作工事使用，立即向陈诚提出抗议，要求惩办肇事者。老蒋惹不起美国盟友，免掉了陈明仁的指挥权，让他当了个总统府中将参军的闲差。陈明仁立了功反被夺了兵权，一度心灰意冷，想称病不出了。后来是白崇禧想挖老蒋嫡系的墙脚，提出调陈明仁到武汉当自己的副手，而老蒋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亲信到武汉去监视桂系动静，两方一拍即合，陈明仁到武汉上任了。此时程潜在湖南搞和平运动的风声传到南京，蒋介石和白崇禧都对程潜不放心，想有个靠得住的人到湖南去看住他，恰逢程潜活动陈明仁调湘，几方面的力量综合到一块儿，陈明仁所部调防湖南速成定局。
陈明仁回到湖南后，很快与程潜达成了默契，加上中共地下党加紧做工作，打消程、陈二人对起义后能不能得到中共原谅的顾虑。毛润之先生对程潜发过专电，告诉他只要反蒋反桂，具体事宜可相机处理，敝方均可谅解。而陈明仁也接到了由章士钊传的话，说四平之战是各为其主，只要站过来，还将受到重用。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成功，程、陈领衔，共三十七位国军将领联名通电，宣布脱离蒋政权。解放军进城时，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仍全副武装，守卫着长沙各要害地点，据说他们仍头戴青天白日帽徽，新发的胸章上写的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这是表示他们只是反蒋，而不是叛党。当然后来陈明仁部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这些为了一时面子的虚文就已不复存在了。
程潜此后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他的湖南省省长一直当到1968年，虽在文革动乱中，此职仍由他担任。若从1948年他回湘担任省主席算起，他一连当了二十年省长，恐怕这个纪录是无人能够打破的了。当然，他这个省长并无多少实权，是不言而喻的。程颂公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还曾为周小舟叫屈，说：“好人挨整，真理何存？”可见他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相处是不错的。若不是程颂公这个身份，他那个脾气，怕也是躲不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冲击的。
八十年代初，我们拍电视剧曾借用程潜遗留下来的寓所作场景，那座小楼座落在湖南省委大院内的一角，上下两层，结构比较复杂，有院墙围绕。那时已经完全空置，网布尘封，只能让人想象主人当年如何度过寂寞的晚年……程颂公1968年病逝于北京。
二战十大名将录
话说二十世纪4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一方是以希魔为首的轴心国，另一方是以三巨头为核心的同盟国。双方争夺激烈，寸土必争，在进行着世界大战的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出色的军事家。今天在下列举出本人心目中的二战名将，还请各位多多批评。
1“胜利的象征”朱可夫
相信将朱可夫元帅列在第一位一定会受到许多人的赞同。幼时出身贫寒，却斗志未泯，凭借着良好的军事素养当上了苏军的陆军参谋长。诺门坎一战初露锋芒，令日军震惊，在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以出色的指挥成功的击退了德军，使这两座英雄般的城市得以保全。无论作为陆军参谋长还是在前线指挥战斗，朱可夫的预测几乎精确至极。在苏军总攻柏林时，朱可夫元帅使用了大功率的探照灯，在为自己部队照亮的同时也晃的敌军睁不开眼睛。运用“卡秋莎”导弹把驻守在柏林的德军杀得狼狈不堪，成为苏军攻克柏林的最大功臣。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朱可夫，哪里有朱可夫，哪里就有胜利。被苏联人民称为“战场上的救火队员”，被斯大林誉为“胜利的象征”，作为一位精明的战略家和出色的战术家，能够排在榜首可谓实至名归。
苏联将领朱可夫元帅是原苏联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军事活动家、卓越的战略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贡献，使他名垂青史，成为前苏联人民心中的英雄。
生平朱可夫（Zhukov,Georgy Konstantinovich），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俄文：Георг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Жуков，公历1896年12月1日（儒略历同年11月19日）——1974年6月18日），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是苏德战争中继斯大林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苏军统帅），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也因此成为仅有的四次荣膺苏联英雄荣誉称号的两人之一。他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民族英雄。
朱可夫生于卡卢加州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一贫苦家庭。朱可夫曾在莫斯科学徒，并于1915年应召进入沙俄军队骑兵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朱可夫曾因作战勇敢两次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并被提升为军士。十月革命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一次遭遇战中，他是100人对2000人并且坚守了阵地七个小时。得到斯大林的赏识。1918-1920年他参加了苏俄国内战争。1923年朱可夫成为团长。1930年升为旅长。他是新的装甲战争理论的热心支持者，并且他详细的作战计划和对纪律的严格要求也给他带来了名气。1937到1939年斯大林对军队进行了清洗，装甲战的倡导者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其他很多军事将领也入狱，朱可夫却幸运的逃过了的清洗，并且继续升职。关于这一情况，一般认为是朱可夫的骑兵背景帮助他逃过一劫，当时的苏联元帅中，骑兵出身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都受到重用，而其他三人均被清洗。
1938年日本军队在有苏联驻军的蒙古国和日本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边境制造摩擦，朱可夫被派往边境，组织对日军事部署。1939年5月诺门罕战役爆发，在朱可夫指挥下，苏联军队大量使用装甲兵，进行闪电战似的立体机动作战，最终合围日军，取得胜利。这一战役由于远离欧洲主战场，所以不被人注意，但是这一战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日本放弃了北进的意图，而将主要用兵方向定在东南亚，使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避免腹背受敌的局面。朱可夫因在这次战役中的杰出指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0年朱可夫被授予大将军衔，随后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
在总参谋长任上，朱可夫主要任务是提出防御德国攻击的计划。随着原苏联的秘密档案的解密，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朱可夫曾在1941年5月提出先发制人的进攻德国的方案，但是被斯大林否决了。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苏军溃败。朱可夫签署了要求苏联红军立即组织反击的命令，但没有效果。德军长驱直入后，重点进攻基辅。朱可夫经过判断，提出应该撤出基辅，避免被德军合围而引起更大损失。他的这一观点和直率的性格使他与斯大林发生冲突，被任命为预备军司令员，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总参谋长。以后的战争进程显示了朱可夫的洞见，如果当时斯大林采纳他的建议，就不会造成基辅战役中66万苏军被围歼的悲剧。
而朱可夫在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后，率领该方面军在叶尼亚地区成功实施了叶利尼亚反击战，粉碎了德军的先头部队。稳定了当地的战线。9月列宁格勒告急。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大本营代表，前往列宁格勒，从此开始了他各地协调指挥的序幕，也因此被称为“消防队长”。朱可夫到达列宁格勒之后，当即中止了正在研究撤退方案的会议，毫不留情地撤换了两个集团军司令，逮捕和处决了一些擅自撤退的军官，并迅速拟定了守城计划。通过自己坚强的意志带动下属，合理利用了有效的兵力进行重点防御与反击，稳定住了防线。10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朱可夫调回莫斯科代替铁木辛哥组织莫斯科保卫战。12月保卫战结束，德军退出莫斯科周边地区。
1942年夏季，斯大林、铁木辛哥不顾朱可夫反对，强行发起哈尔科夫进攻战役，结果损失惨重，约50官兵被俘，德军前出至顿河河曲和高加索山南麓；朱可夫因此出任最高副统帅，并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前线。一般认为他和华西列夫斯基共同策划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段时间朱可夫主要策划维亚济马方向的无果的攻击行动，而在他的回忆录中抢夺华西列夫斯基的功劳。1943年初，与伏罗希洛夫元帅一起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协调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战役胜利后，军衔晋升为苏联元帅；同年夏季，他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协调库尔斯克战役；而前线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则回忆说朱可夫并未参与库尔斯克战役的决策，他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1944年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协调组织了代号为“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罗斯战役。1945年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率军攻克柏林，于5月8日深夜主持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并代表苏联签字；同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大阅兵中担任检阅首长（罗科索夫斯基为受阅部队总指挥）。
战后，由于战功显赫和自身性格的缺点，朱可夫遭到斯大林的猜忌。1946年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他任驻德苏军司令，朱可夫就任苏联陆军总司令。1947年遭到斯大林指责，被派到远离莫斯科的敖德萨军区任司令员，后来又贬到战略位置更加次要的乌拉尔二级军区任司令员。1953年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但斯大林随即去世，所以无从证实朱可夫被召回的原因。1953年朱可夫参与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因此成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部长。1956年朱可夫负责制定了入侵匈牙利的计划。1957年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发生矛盾，后者在主席团会议上要求赫鲁晓夫辞职，赫鲁晓夫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体会议。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派军用飞机将所有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并做了有力的发言指责莫洛托夫等人参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从而巩固了赫鲁晓夫的位置。但朱可夫在帮助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因骄傲的表示：“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别想从原地移动。”赫鲁晓夫随之感觉朱可夫的威胁，趁朱可夫出访之机将他架空，在他回国后以“波拿巴主义者”的莫须有罪名——即图哈切夫斯基冤案同一名称的罪名——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赫鲁晓夫下台后，朱可夫才又重新被提起。闲居的朱可夫著有《回忆与思考》、《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库尔斯克突出部》、《在柏林方向上》等军事著作，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的许多著名战役，并阐述他的军事思想。1974年朱可夫去世，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朱可夫在从士兵到元帅的漫长军旅生涯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获得过四次苏联英雄称号（1939.8.29，1944.7.29，1945.6.1，1956.12.1），这在苏联历史上仅有两人（另一人是对勋章有执着狂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同时也是获得两次胜利勋章的三个人之一（其他两人是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除此之外，还获得列宁勋章6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图瓦共和国“共和国”勋章1枚，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1969），荣誉武器1件，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但他还获得了一个称号，那就是“粗暴长官”。2005年5月9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设立“朱可夫勋章”，嘉奖今后卫国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军事统帅。
年谱
1939年6月，任驻蒙苏军第1集团军司令，指挥苏蒙军队成功实施了围歼日军重兵集团的哈拉哈河战役，粉碎了日军北进的企图。
1940年6月，晋升为陆军大将，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1941年1月，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成为苏军的首脑人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次日，苏联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朱可夫成为7名成员之一。
1941年7月29日，朱可夫建议斯大林放弃基辅，全力保卫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同意，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斯大林解除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派他到前线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1941年9月，在德军包围列宁格勒，朱可夫受命于危难之际，率领列宁格勒方面军与波罗的海舰队协同作战，稳定住了防线。
1941年10月，调回莫斯科，全面负责莫斯科防御战的指挥，顶住了德军的正面强攻，最后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不得不改闪击战为持久战。
1942年8月，被任命为副最高统帅，赶赴斯大林格勒前线督战。参与策划斯大林格勒会战，歼灭德军第六集团军，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转折点。
1943年1月18日，指挥列宁格勒破围战，取得胜利，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同年夏季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指挥库尔斯克会战。
1945年4月16日，出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指挥所部于5月2日首先攻克柏林。5月9日，代表苏联在德国投降书上签字。6月22日奉命出任胜利大阅兵首长，于24日骑白马检阅受阅部队。
1953年3月，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2月，继布尔加宁任苏联国防部部长。
1956年苏共20大上进入党中央主席团。
1957年10月被解除本兼各职。
1964年恢复名誉。
1974年，在莫斯科逝世。
2“沙漠之狐”隆美尔“闪击战术显雄风，北非大漠枉称雄。隆帅威名震三军，可惜晚年落哀名。”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隆美尔一生有着卓越的功绩，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同时也遭到了希特勒的猜忌，最终以悲剧收场。隆帅一生战功卓越，在闪击法国时，其部队就获“魔鬼之师”的美誉。在北非大漠，隆美尔更是将自己的军事生涯置于了颠峰，屡次击败英国军队，多次创造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托卜鲁克一战俘虏了三万多名英军，使其名声大噪，在北非登陆战时更是突发奇想的将防空炮平放打击盟军坦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连盟军将士也对此赞叹不已。但仅仅拥有出众的指挥艺术而缺乏战略眼光也使其只能屈居次席。
艾尔温·隆美尔，1891年11月15日出生于德国一普通的中学校长之家。1910年从军，两年后获中尉军衔。一战时随部队开赴法国，后又在东线与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作战，在长达4年之久的厮杀中，作为下级军官的隆美尔作战悍勇、果敢机智，在战火中显露出了锋芒，获德皇威廉二世授予功勋奖章。一战结束后，他担任过步兵营长和陆军学院教官。1936年9月，他被任命为希特勒警卫部队指挥官。1937年，隆美尔出版了《步兵攻击》一书，记述他个人在一战中的战斗经历，书中贯穿了德国军事理论的进攻精神，提出“进攻，进攻，进攻！”强调了发扬火力的重要性。1938年，隆美尔升任元首大本营司令官，并获少将军衔。
1940年2月，他被任命为第7装甲师师长。在法国战役中，他率领第7装甲师该师横穿法国，直抵瑟堡，其攻击速度之快，挺进距离之远，使该师赢得了“魔鬼之师”的称号。
1941年1月，当意大利在北非的基业即将崩溃时，希特勒挑选隆美尔担任德国非洲军中将军长。他到达北非后，不到两个月内就扭转了北非战局，占领了除托卜鲁克外的整个昔兰尼加地区，在沙漠上扬起了隆美尔式的旋风。6月15日，英军对他发起代号为“战斧”行动的大规模进攻。隆美尔在机动作战中挫败了英军的锋芒，取得了胜利。此役后，隆美尔被希特勒晋升为上将。11月18日，丘吉尔向非洲增派了更多的部队，重新发起代号为“十字军远征”的进攻。在反击作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隆美尔亲率非洲军主力越过利埃边境向东挺进，企图切断英军的退路。隆美尔的这一着棋引起了英军的恐慌，第8集团军司令坎宁汉准备下令全线撤退，但在英中东军司令奥金莱克干预下，英军继续进攻。隆美尔后方吃紧，燃料又缺乏，不得不后撤。1942年1月，隆美尔有组织地将部队撤至卜雷加港。在得到补充后，隆美尔再度发起了进攻，并迅速突破了英军防御，占领了托卜鲁克，征服了昔兰尼加。1942年6月22日，隆美尔被擢升为德国陆军元帅，达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这一年，隆美尔年仅51岁。
接着，隆美尔挥军乘胜追击，不到10天，前进500多公里，直抵埃及境内的阿拉曼。然而隆美尔部队过长的战线增加了供给困难，他的疲劳至极的部队也失去了攻势，不得不暂停进攻。而英国人则加强了其在北非的兵力，大量的美国新式重型坦克也源源而来，从而使中东英军的面貌换然一新。与此同时，隆美尔自昔兰尼加会战大胜以来几乎没得到什么补充。1942年10月23日，英第8集团军新司令官蒙哥马利向窿美尔发起代号为“轻步”的进攻。隆美尔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不利形势。他弹药缺乏，坦克和车辆所剩的燃油也不多了。如果他的部队坚守在原地，一但英军突破防线，就会形成包围态势，德军必将彻底覆灭。因此，隆美尔不顾希特勒的死守命令，断然下令撤退。此时的隆美尔手中既无预备队，又缺乏燃料。然而，蒙哥马利没能及时察觉隆美尔的撤退行动，察觉后又用兵过于谨慎，没有抓住最有利的追击时机，使隆美尔的溃退之军摆脱了被全歼的恶运。11月9日，隆美尔终于带着德非洲军的部分部队撤出埃及，退回到利比和亚境内。
1943年11月，隆美尔出任B集团群军司令并奉命加强“大西洋壁垒”防御工事，他一再强调“必须在海岸击败敌人”的论点。在隆美尔的推动下，“大西洋壁垒”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全貌改观。在他认为可能登陆的任一滩头，架起了粗糙的登陆障碍物，另外在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埋设了500万枚地雷。在空旷地立尖杵使滑翔机无法着陆。尽管“大西洋壁垒”工事做得多完善，敌军仍可能夹带强势兵力与物资抢滩登陆，因此隆美尔主张把装甲部队部署于海岸不远处。以免盟军的空中力量切断预备队与战场的联系。但以西线统帅伦斯德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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