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克里斯蒂安•迈耶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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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文化试读：
前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瑞士的巴塞尔我第一次见到了克里斯蒂安·迈耶。那时我还是个研究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正准备写论文。我一直对历史和古典文化很着迷，因此结合了二者的古代历史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的选择，但当时古代历史专业的教授职位已经空缺了好几年，因此当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学者被任命为教授时，我兴奋极了。这位教授让我肃然起敬：他是汉斯·舍费尔（Hans Schaefer）和赫尔曼·斯特拉斯布格（Hermann Strasburger）的学生，而这两位都是研究古希腊罗马史的著名学者；他编辑了德国古典学家马提亚斯·盖尔策尔（Matthias Gelzer）的论文，而后者是研究罗马共和国时期历史的权威。因此，我满心期待迈耶教授到巴塞尔来。按照习惯，他带我在城市附近的小山上散步，我们就论文的选题进行了讨论。最终，我们决定以凯撒大帝为题，而且我完全被这个伟大人物迷住了。我在写论文时成为迈耶教授在巴塞尔的助手，之后还跟着他在科隆待了一年，然后就去中学教历史了。不过，我仍然会拜访迈耶教授，我们在乡间漫步畅谈，一起品尝葡萄酒。正因如此，我最终做出了从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决定，这成为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继巴塞尔之后，迈耶教授陆续在科隆和波鸿任教，最后定居在慕尼黑。多年以来，他已经成为所在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取得的卓越成就无人企及。他是第一位担任德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古代史学家，他还担任了其他的学术领导职务，如德国语言和诗歌学会的会长。他得到了大量研究基金和拨款的资助，并获得了许多殊荣和奖励，这些都是对他研究工作和终身成就的表彰（包括德国格林兄弟文学奖、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十字勋章，以及哥廷根科学院的利希滕贝格奖章）。他还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挪威科学院以及雅典科学院的成员。
他的著作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更不要说编辑的书刊、撰写的文章以及书中的章节。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古希腊罗马史，现代德国的历史和政治，以及从学科和历史学家职责角度阐述历史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此列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题目。）在古希腊罗马领域，他的第一本著作《共和国的衰落：罗马共和国晚期宪法和历史的研究》（1966年，多次再版），还有《希腊人发现政治》出版于1980年（英文版1990年），《万能独裁者凯撒的无能：三部传记概要》（1980年）、《凯撒》（1982年，英文版1995年）、《政治和优雅》（1985年）、《希腊悲剧的政治艺术》（英文版1988年和1993年）、《雅典》（英文版1993年和1999年），以及现在出版的《自由的文化》（2009年）。
在其他两个领域，迈耶著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四十年》（1987年，修订大字版1990年）、《世界历史和史学家的领域》（1989年）、《德国统一是一种挑战：共和国的基础是什么？》（1990年）、《不想统一的国家》（1991年）、《议会民主制》（1999年）、《当代的消失：关于历史和政治》（2001年）、《从雅典到奥斯维辛：历史发展形势的反思》（2002年），以及《被遗忘的命令和不可缺少的记忆》（2010年）。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迈耶的生活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迈耶是一位非常多产的史学家，他在整个历史领域尤其是古代史研究方面，以及近现代史一些紧迫问题的公共话语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他从事古代史研究，但从不认为那段历史消失了或是陌生的，为此他特意将一篇文章的标题改为《最接近的陌生事》。换句话说，古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被理解，不需要经常做出解释，而且由于年代久远不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不会失去已有的特性；它能激发人们对当前的思忖，并由于当前面临的困惑而变得非常有趣和容易接近。这些足可以说明，迈耶恰好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见解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义务帮助他的国家和同胞接受糟糕的过去和迎接当前的挑战；他也向历史学家们表明，忽视历史责任就要自担风险，因为那是对他们的惩罚。他潜心学术研究，是为了丰富学生、学术机构和感兴趣的大众的认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一个真正受尊敬的人，尽管拥有无数的成就和荣誉，却依然保持谦虚（就像他在朋友和学生给他庆祝60岁生日时所做的），他看重的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功，而是学术事业上的不足，以及本应该承担的责任。他注重自己的每一个社会角色，无论作为丈夫、父亲，还是老师、朋友、同事和公民。他需要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通过研究古代世界以及与志趣相投者分享自己观点的方式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众所周知的先知没有在自己的国家被知晓不同，他的作品被读者广泛阅读：人们在倾听。
此外，还有一件事在亲历的学生中（和广大观众）广为流传，迈耶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伟大学者，他喜欢通过生动的讲述来激发他人的思考，他喜欢提问、跨越界限、寻求更深层次的答案、透过表面挖掘实质，在别人驻足的地方调查、试验、驳斥和重新开始。迈耶正在探索可以解释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想与读者一起分享，但这种探索不会是一片坦途，多半较为曲折，并随着研究方向的变化而变化。本书的读者不仅会学到许多知识，而且还能享受到发现和启示的乐趣。
再来说说学者的探索和发现之路。迈耶最初从事的是罗马史研究，他试图通过《共和国的衰落》（仍是一部权威性著作）一书来阐述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原因。可问题来了：为何一个最初非常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深陷危机，经过几十年的垂死挣扎，注定走向失败呢？迈耶认为，那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危机”。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人们再清楚不过的危机，但人们很难在垂死的制度内找到解决办法，也无法超越这个制度，因为所有能想到的备选方案都很难在思想上被接受。同样“中肯的表述”也出现在迈耶的其他作品中。
关于希腊史方面，迈耶近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一个问题的研究，但该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为何一些非常重要的现象恰好出现在一个小邦林立的土地贫瘠的国家，它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当时的强国都忽视了它们的存在，而在此出现的现象与之前的完全不同，并且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些问题的现象涉及许多方面，如政治价值和术语、政治或“政治的”、民主、政治思想、戏剧的政治作用、历史编纂学以及整个希腊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希腊人：世界历史的政治革命”是最具有表现力和令人难忘的一个题目。因此，《自由的文化》一书重点探索了希腊文化的起源，它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它在欧洲历史起源中所起的作用。
古希腊与近代欧洲的联系并不明显，但为何像本书这样一本关于希腊文化起源和特性的书，会在许多章节讨论欧洲历史的起源，以及古代世界尤其古希腊是否应被视为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当欧洲正在努力实现统一，重新界定范围、历史、传统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时，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它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欧洲的范围。现在经常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出现，一种强调现代文明的血统，尤其认为民主制源于古希腊，但这个观点经常遭到驳斥和谩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古代世界包括罗马在内，虽然最终涵盖了欧洲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但它的聚焦点始终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只有到了中世纪，历史才变成了“欧洲的”（政治上和文化上），这种情况使得“欧洲历史”有了更加确切的意义，因此中世纪而不是古代就成为了欧洲历史的开始。迈耶追溯这些讨论，承认它们的重要性，但后来他改变了关注的焦点：政治的真相不可能与文化史相同，原因有两个。一是，欧洲作为一个大陆，它拥有的独特的文化政治源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古希腊人。二是，虽然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现代欧洲，它们之间缺乏直接的政治延续性，而文化方面的延续也多数是间接地通过罗马和拜占庭传播的，但却广泛存在，这一点更为重要。此外，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受到君主权力的控制（无论宗教或世俗），但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文化的发展是由古代文化发展而来的，并且深受其影响。欧洲文化很可能源于古代文化，实质就是古希腊文化。至少从文化的角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研究古代世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欧洲史前史和早期历史的古希腊文明的起源，当然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欧洲的范畴。
本书第二部分（主要部分）涉及实际上处于“古风时期”的早期希腊（前750—前500年），迈耶主要研究了源自“黑暗时代”（前1200—前750年）的希腊城邦世界（通常很小，直接接触的公民集体）的形成。在辉煌的希腊青铜器文明（迈锡尼文明）毁灭，人口、地域、文化技能（尽管有多方面的连续性）大幅萎缩之后，希腊人又开创了新的生活和文化。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城邦不断发展和相互竞争，并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新城邦，以此扩大它们的世界，虽然它们与位于东部和南部（从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保持密切联系，却不受强国的直接掌控。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如此自由，不受他人的统治。此外，平等的竞争和多样化的城邦平衡体系使得一些有实力的大城邦（如斯巴达和雅典）出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邦不是以控制或统治他人为目标。城邦内部也是如此：出现了少数的短暂例外（“僭主”），尽管社会和经济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与日俱增，但显然没有出现高度集中的君主政权。城邦内部的自由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实现了自给自足。
迈耶认为，这一切产生于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之下，它们不仅是事实，而且也是希腊人想要接受并为之生活和奋斗的全部，他们一直保护着它们，直至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公元前5世纪早期他们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的最终对决。这种文化不是产生于君主意志，而是源于公民群体，受公民集体意志的驱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为希腊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公民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他们要寻找共同的生活方式，建立自我管理的机构和制度。迈耶说，为了征服这些挑战，他们需要自己的独特文化。他们要大范围地发展文化，从诗歌、政治思想、绘画以及雕塑和建筑的法则，最终到哲学以及地理和科学的起源，以此应对复杂的生活和任务，表达自己的想法，思考并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他们是这些做法的首创者，因为他们没有后来文化所享有的特权：没有希腊人可以模仿，并引导他们进行思考。虽然迈耶充分考虑到古代近东文明对希腊文化的影响和充实，但他也强调希腊文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与它们有很大不同。在构建公共领域和生活方面，希腊人发现近东文明对他们的帮助不大，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
本书的独特之处，不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将早期希腊社会和文化追溯到“古典的”伟大，这些工作已经有人做了。它的独特和魅力在于，通过构建的合成实现了所谓的“同感再现”：它将我们引入斗争、焦虑、痛苦和欢乐当中，这些都是希腊人被迫和主动应对巨大挑战时的经历。迈耶的思考不仅仅涉及希腊人取得的成就及原因，而且还牵扯到是什么问题导致了这一切的出现。最特别的是，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发展适合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群体形式和文化，这样无论是在自己的城邦还是整个城邦世界，他们都无须听命于他人，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和自我管理就可以了。本书不只是让我们了解这个过程，还要通过体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理解其重要意义，以及希腊人为了追求自由而让公民集体努力来发展一种文化的必要原因。
最后，本书是一个重要的三部曲的第三部。迈耶曾说，他想写三种类型的传记：重要人物传记、城市传记和文化传记。这个愿望的起因是对现有各种传记的不满，那怎样做才恰当呢，既能体现传记的意义，又要保证内容的趣味性。这一点在迈耶的《凯撒》一书中得到了体现。他认为，在展现凯撒这个伟大人物时，不能让读者觉得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是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解读。这就需要把历史上的角色以及决定他行为的文化纳入传记中，这里面不仅包括最基本的社会和事实背景，而且还蕴含着令人费解的复杂的特性。结构上的发展甚至分析成为传记的必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凯撒》一书，虽然遭到了一些传统史学家的批评，但却成为广大读者的文化盛宴，他们中既有学者和学生，也有对此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对细节的必要修改和内容的充实，所有这些都在迈耶的城市（雅典）和文化“传记”中得到体现。《自由的文化》是迄今为止第三本最具雄心的“传记”，它涵盖了整个文化，至少包括了文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书中最后的简短展望指出延续会走向何处。）它代表了一位研究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历史的杰出学者所付出的努力，他将自己之前的学术成果融入全面了解、描述、探索和解释希腊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独特现象中，从而展示出希腊通过自身以及与古代近东文化和地中海其他区域的联系，在与其他先进文化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从开始走向全盛。
从本书中，我们还领略到了迈耶所具备的作家品质。由于风格独特和内容深奥，《共和国的衰落》最初的受众只限于德语读者，作者至今也没打算翻译它。不过幸运的是，后来的书大部分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事实上，迈耶在写作风格上追求多样化，如优美的、创造性的、富于想象力和迷人的风格，因此他先是当选为德国语言和诗歌学会的会员，然后又做了会长，这一切绝非偶然。其实，早在他为赫尔穆特·西蒙（Helmut Simon）的译著——凯撒的《内战记》（1964年）所作的序言中，就突显了这方面的才能：他引导读者从当前危机的核心逐步挖掘到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形势上，也正是这个深层次原因导致了一场以捍卫个人荣誉为由的内战爆发。此外，《政治和优雅》一书也展示出迈耶优美的文学风格。这本小册子的封面是雅典娜女神，这个角色由尤塔·兰佩（Jutta Lampe）扮演，她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哈里逊河岸剧院（Schaubühne am HalleschenUfer）参加《奥瑞斯提亚》（Oresteia）的演出，她的表演非常出色，这就是当时的古代戏剧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出于对古代悲剧的意义及其表现的共同兴趣，让迈耶有机会接触到全体演员，他和演员们有过多次合作。他非常着迷于挑战，他对本书的创作，有部分原因是受到了这种经历的激励——转而说明他与所描写文化的接触。
尽管本书的翻译没能完全展示出迈耶的风格，但我相信读者仍可以从《自由的文化》中发现（并欣赏）其独有的特征和品质，还能看到它的多种用途：叙述并解释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进行探索、寻究和怀疑，以及帮助读者分享作者的研究成果，即发现正在研究的复杂问题的隐秘答案。库特·A. 拉夫劳伯普罗维登斯，罗得岛第一部分关于起源的问题序言
欧洲究竟发源于何地，到底存在过什么？任何存在都有自己的开端和开创者，以及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但没有所谓的“零时”。当研究者对显而易见的开端进行初步研究时，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随着探究的不断深入，迷雾被层层拨开。
不可否认，有些现象确实有非常明确的起始日期，如宪法、联盟、像欧洲共同体这样的实体，或是在特定时间成立的机构。然而，这些现象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它们出现的历史时刻恰好处于序幕和故事开始的分界点。
然而，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我们会发现最初关注的事情似乎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那要怎样判断观点、习俗、局势或行动的开始时间呢，在面对欧洲错综复杂的情况时，我们并不能肯定地说它是空间和时间的综合体。如果认为欧洲是一个分散的实体，那它必定联合了许多的不同部分，而各部分之间又经历了各种分离与联合。此外，认为欧洲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发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迅速增长才会推动它的持续发展，而这种增长非常奇特，充满了变化。通常来说，异质的推动力可以相互引发并增效，而欧洲人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反复消失。总之，这种状态下的欧洲虽然内部分分合合，但显然会经历一种持续的变化。
欧洲的某些特质究竟是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还是经历了某种变化呢？或者说欧洲确实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还是根本变革最终成就了欧洲呢？
许多难以估计和理解的现象相互交织融合，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有些被人们普遍遗忘的历史现象，又突然在某种情况下再次出现，并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这种历史进程既是一种必然，又是可以推测的，它们往往是在经历了发展、交汇和融合之后，又以不同的速度分离。这些历史进程中的道路经常被证实只是一些小胡同而已，后来的评论者必须要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然而，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和起因纷繁复杂，很难探究，我们能以纪年的方式推断出欧洲的起源吗？正如我们总是愿意相信的，如果能够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一些线索，就能找到研究的切入点。
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忍不住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那我们如何获得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并试图理解它呢？我们之所以最终认为这些历史现象始于某一点，并且将一切决定因素移至之前的时期，原因就在于此。虽然这种观点不免有些武断，但是非常接近于历史事实。当我们面对情况错综复杂的欧洲时，首先要弄清楚它是什么，或者它应该是怎样的。
虽然欧洲中西部的居民存在差异，但当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性时，是否就是我们应该将欧洲的起源和历史定位于此的时刻呢？欧洲人的归属意识已经在中世纪早期萌芽了吗，他们的归属感不同于阿瓦尔人（Avars）、匈奴人（Huns）、阿拉伯人（Arabs）和土耳其人（Turks），也不同于亚洲、非洲和新大陆，欧洲会作为世界的中心，被人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吗？
或许我们应该将其追溯到欧洲民族的形成时期，了解这些民族的共性、居住区域的地理环境，以及伴随早期欧洲发展而出现的习俗、思想和行为的典型模式，又或是古代的一些共同因素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是否就要寻找古代欧洲的起源，至少是形成强大欧洲的基督教的起源呢？其实，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居民更多地视自己为基督教徒，而不是欧洲人。但有人会将古罗马史甚至古希腊史纳入欧洲历史吗？
总之，从民族上无法界定欧洲的原因有许多。比如，他们面临怎样的渗透和挑战，是什么为他们提供了开辟如此广阔天地的可能性。又是什么使他们（或至少其中几个）从16世纪开始拥有或对整个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埃里克·莱昂内尔·琼斯（Eric Lionel Jones）曾提出“欧洲奇迹”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独特的欧洲文化。
虽然，我们不想低估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塑造力和竞争力，但欧洲文化显然受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如果没有古希腊罗马，欧洲文化将无法形成。然而，在公元3至5世纪的西罗马帝国，那些曾经对世世代代产生影响的创造力被削弱了，确切地说这些创造力就是基督教教会以及相关的知识、习俗和保存下来的大量《圣经》译本。不过，仍有一些留传至今，后世的人们专心致力于对它们的研究。当然，到了中世纪时期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从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开始，无论人们如何复兴古代的文化，都不足以修补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裂痕。这就是欧洲文化不断发展的独特进程。1 极不寻常的情况I：古代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第一批高度发展的文化出现之后，文化的发展通常借助于与先前文化的交融，但文化交融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学习外来文化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既可以学以致用，又不需要担心它的来源。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在面对这种文化时所产生的自卑感和责任感，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利用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将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区分开，也可以把希腊和阿拉伯世界区别开来。希腊人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了东方的知识和技术，主要包括表达形式、图案、神话、祭祀仪式和洞察力，后来则致力于对这些知识来源的研究。由于不满足于经由中间人和译者的文化交流方式，希腊人开始学习东方的语言，虽然不清楚他们学习的程度，但除了民间习俗外，他们翻译了所有的文学作品。
在9世纪早期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s），阿拉伯人翻译了大量的希腊文学作品，并且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据为己有，这些作品早先保存在巴格达的大型图书馆。由于学习古希腊语有困难，阿拉伯人没有发展文献学。他们对作品进行了筛选，重点挑选了感兴趣的学科，如医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还有透视法，它是古希腊学者为解决戏剧舞台布景设计而特意发明的。但阿拉伯人不喜欢古希腊的悲剧、历史、修辞和造型艺术，或许他们也不喜欢古希腊的抒情诗，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
近代欧洲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那时的欧洲增强了与古代的共生关系：拉丁语不仅是《圣经》、宗教仪式、法律、行政、外交和学术所用的语言，还是各民族通用的交际语言，人们收集、学习和保存能够找到的所有拉丁语和希腊语著作。起初，欧洲人最先看到的是希腊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后来他们把这些译本翻译为拉丁语，这样才看懂了希腊语原作。通过对古典作品的学习，他们接受了新的文化和科学的语言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被视为学习的经典之作，古代的艺术和建筑遗产也是如此。
在这期间，欧洲人对古希腊罗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个比方说，他们除了摘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果实，还非常关注结出果实的枝条和树木。归结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传播古希腊罗马作品的漫长过程中，只有最杰出的作品才能流传下来，这种情况鲜有例外。因此，希腊人和罗马人不仅是欧洲人的楷模和导师，而且还是他们学习的对象。欧洲人一直不断将自己与古代联系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效法罗马人，因为罗马人也是向希腊人学习的。
直至19和20世纪，欧洲人以各种语言创作的原创作品依然无法取代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而只能作为其补充。19世纪瑞士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因此得出结论：“除非我们再次成为野蛮人，否则我们将无法摆脱古代文化的影响。”
时代的发展证明，古代著作和艺术品是新颖、持久和现代的，它们甚至比现代人改编之后的作品还要现代，即便到了今日也是如此。新改编的作品总是因为时代的快速发展而显得过时，但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原作却由于从未被完全理解而持久，正因为如此它们成为经典。
后来的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在20世纪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罗马法依然有效，而欧洲各国的民法也源于罗马法。在欧洲大陆还有一种情况，欧洲的中上层阶层会让自己的孩子至少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一种，虽然这两种语言已经没人说了。人们仍习惯于学习和记忆大量拉丁语和希腊语诗歌。时至今日，我们谈及哲学就不能不提柏拉图，说到政治学就必须提亚里士多德，只要我们留心就会发现我们的语言、概念和思想都被打上了古代思想、人物和传说的烙印。
此外，古希腊罗马以看似矛盾的方式推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走向复兴和革命。维尔纳·达尔海姆（Werner Dahlheim）认为：“当人们发现新世界时，就会告别自己的世界，他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希望在那里发现这样的事实，即传统并不拥有任何力量。”但是，古代文化却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难道欧洲人不是拥有了古代文化，而是被古希腊罗马吞没了吗？
这对欧洲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只是证明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优越，以及无法被超越或者削弱——尤其是它激发了新的理解力吗？在基督教时代，人们需要利用古人的权威来抵制自己内心的需求和狂热，人们花时间接受古代遗产，不仅是因为古代文化的优越性，还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由于基督教在古代的传播，对于那些能够理解并接受基督教的人来说，古代遗产中总有些令人着迷的东西。无论如何，自由才是古代遗产的精髓，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东西。2 自由的挑战
文化是社会成员共同营造的复杂生活方式，人们必须发展、维护和巩固共同生活的文明方式，正确处理人类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机构，建立能够约束日常行为的政治实体，建立法律和秩序，发动战争，学习甚至垄断知识，这些都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当然，宗教、教育和榜样对社会的发展也很重要。人们学会了用恰当的言辞表达自己的心声，了解不同情况下的各种经历、观点、胜利、恐惧、见识和情感，当然也不会忘记宽慰、休闲和享乐，与经常被夸大的自我表现一样，这些就是令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的生命气息。
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人们通常会达成一致意见并制定大量规则，否则将错过行动和发展的有利时机。无论这些规则是源于强制还是适应，出于自律还是对时机的把握，它们都会在某些条件下走向融合，并保持长期稳定。
但某一时段很可能会出现多群体林立的局面，而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是由别人创建还是自发组建。无论人们接受了外界的何种规则，关键问题是什么力量（或者说哪种力量）会最终决定哪些规则被运用。这不只是群体的力量，还包括人们的处世态度、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在世界历史上，文化往往由统治者决定。统治者在位期间会或多或少地利用宗教势力来塑造社会，以及整个社会的思想和精神，甚至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不惜让社会出现混乱。统治者取得的大规模军事胜利或实施的有效统治，对于聚敛财富、积累知识、提高洞察力、革新技术，以及创作伟大的艺术、建筑和文学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它的根基就很难动摇了。社会不满与反叛的出现，不论是针对统治的合法化，还是统治目标及影响，其主要目的就是削弱超过正常限度的权力，重建公正的统治秩序。如果一个政权垮台了，会出现许多新的小政权。埃及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en）用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但他的继任者很快恢复了多神教。王朝和统治者可以交替变更，但社会和文化只要没有被完全毁灭，就会遵循相同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
贵族统治是维护贵族阶级利益的统治。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最先在罗马建立了强大的君主统治，但很快就被推翻了。虽然有几个微不足道的政治制度被保存下来，但是对罗马人的思想（可能还有他们的情感世界）、宗教和法制发展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贵族共和制。贵族阶级有权决定政治秩序、政治主张、战争和社会组织的形式，以及被征服领土的最终并入方式，正是由于社会关系和依存关系的特定形式，贵族们负责调停一切事务，因此也就变得越发不可或缺。反对力量的不断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治危机，也可以锻炼并增强贵族阶级的力量，从而促进政权的稳固。
古罗马的贵族共和政体维护了罗马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不仅使它保持了几百年不动摇，而且奠定了罗马帝国统治的基础。即使当罗马共和国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面临严峻的挑战，已经无法维持法律统治和国内和平时，也没有立即出现可以替代的统治方式。虽然奥古斯都建立了君主专制统治，消除了罗马的大部分危机，并且保留了罗马元老院和共和制的合法性，但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即早期的根深蒂固的贵族统治已经开始适应罗马帝国的疆域。
但古希腊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古希腊实行的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贵族制，而是由广大的自由公民组成的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出现在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中。不可否认，贵族作为上层阶级最初势力非常强大，但他们只关注和维护自身的自由和独立，却无意于征服。其实，贵族和其他财产拥有者之间并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平等的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
想要真正弄清楚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古希腊人认为，自由不是在一个国家中拥有君主的权力，也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其根本特征是维护众多公民的利益。自由能使人团结，但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自由需要人们的维护，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所说的古希腊文化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如果这些希腊人想要独立自主，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事事亲力亲为，那么从家庭、个人和集体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正确的。对于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完成的任务，就需要社会共识和规则的约束，而任务的完成也会对集体能力产生影响。当集体任务被委托给少数人负责时，不可避免的集权情况就出现了，而这完全违背了共同体利益的原则。
最初，这种共同体的生活可能在长期运行中取得了一定成功，甚至成为普遍规律。但当面临各种严峻对抗时，困难就出现了。随着城邦分化的日益严重，原来偶发的冲突开始变得愈发频繁和强烈，于是就导致一方面需求（和傲慢）增加，另一方面财富和痛苦也随之上升。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权威，因此必须在共同体成员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该如何调和党派斗争，并权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呢？随着应对措施的实行，调停者出现了。从当时的资料来看，调停者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们的出现绝非巧合。正义的理念是经过思考而得出的。我们看到处于其他文化高压下的人们无法表达个人情感，想象力和意愿也受到抑制，但古希腊的公民却获得了这些自由。由于希腊人从未成功消除或者控制人们的复仇愿望，因此仍有少数人公开宣称复仇。其实复仇也是完整人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使希腊人的人生经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不断发展的政治制度的作用下，以上问题引发的政治难题得到了部分缓解，但在面对掌权者日益膨胀的野心时，仍然显得无能为力。虽然许多党派已经在内部采取了措施，但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规章制度和独断专行在冲突、平衡、调和中共存。这些问题已经深入扩展至早期人们的语言、诗歌和艺术领域，并支配它们的发展，而未知的情况总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朝着正义和规则的方向发展。在那里，早期的无权无势者也能获得威望，如诗人、游吟诗人和其他专家都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借助生动的艺术形式，让大众了解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对局势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满足大众的需求。这些都是《伊利亚特》呈现给我们的内容。
那里的人们生活自由，而情况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寻求表达就成为合乎逻辑的做法，这些表达不仅能带来肯定、自信和哀伤，也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理解。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希腊古风时期的抒情诗，虽然形式简单，却充满了大胆和激情。
当城邦面临紧急情况和严重冲突时，为了避免独裁统治的出现，政治思想就变得非常有必要。这种思想旨在揭示社会活跃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它们相互影响的法则。城邦要想获得自由，必须实现内部的平衡。当城邦处于危急关头时，关于公共秩序的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政治方面，还要面向整个宇宙世界。此时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迎接哲学与科学的挑战，并通过思考来寻求答案，而这种方式只会出现在自由社会中。
当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但绝对权威尚未确立时，人们必须找到一些能支配事物运作和分类的客观标准，而这些涉及各个领域，不仅仅是城邦内部。这种想法可以运用于许多方面，如算术和音程、神庙建筑的正确比例、合理的城市规划、医学领域的平衡假说、历法和政治学，还有关于人体的准则。我们深刻认识到，正是这些智力探索激励并推动希腊社会竭尽所能地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
由于统治阶级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自由（经常采取专横的措施），最终激起了广大阶层的反对，其影响再次超出政治范畴。当雅典受特殊的影响，最终在反抗波斯帝国的斗争中变得强大时，结果国内出现了激进民主，而责任、知识和自我肯定等问题似乎变得无休无止。传统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自从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变得愈发清晰后，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悲剧是学者们的智力文化，作为一种新发明的艺术形式，学者们借此形式书写历史以记录这些经历。为了消除人们的成见和疑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学说，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城邦和人类。
无论贵族政权在不同时期和地点获得了多大的权力，都无法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因此，尽管出现了一些神秘的祭仪，但神学仍然属于神话的范畴和诗人的事情，是诗人观察或假设的世间神圣领域。可是，自从哲学家们相信世间万物皆有秩序以来，他们就迫使自己去寻找世上的神圣。无论是斯多葛派（Stoics）、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犬儒学派（Cynics）或其他哲学派别，所有希腊人对正义和价值的研究仍然属于哲学范畴，直至希腊哲学最终与基督教教义融合起来。
当时的希腊人是如何敢于冒险、经历挫折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在我们看来依然保留了些许神秘。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古希腊的任何地方，就会发现他们留下的许多印记，如自由的文化印记和生活经历的痕迹，这些都是在充满困难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为了实现这一切，希腊人必须做到两点，那就是既要实现它又要保护它，而且一切都要靠自己。正如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称其为“希腊奇迹”，这就意味着只有发生过的才是独特的。但与多数奇迹不同，希腊的许多奇迹是可以解释的。“崇高的人类”是罗马元老院议员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在公元100年对希腊人的盛赞。然而，从罗马上层阶级开始接受希腊人的见解、哲学、艺术和生活方式，以及允许希腊文化逐渐渗透到罗马人的世界，到小普利尼对希腊人的称赞，这其间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然而，罗马社会保持了由权力和统治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框架，那是特定法律的组成部分，而罗马最初建立的是共和政体。罗马的既定制度框架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对他人的各种从属关系和身份地位。在罗马社会的等级秩序中，每个罗马人都有自己的特定作用、固定位置和责任（除非以希腊人的方式完全或者部分退居山村生活）。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与希腊人的生活相比，这些希腊人中既有罗马人非常重视的早期希腊人，也有与之同时代的希腊人。
让我们来看看希腊人的典型特征：他们首先是人，不是皇帝、执政官或者元老院议员；他们拒绝接受阶级社会的统治；他们不习惯于分配任务，即使获得了权力（像许多罗马人一样），也会依靠他人和整个群体的力量，因此他们被指责过着一种趋于调和的生活。不管特定的个体是谁，希腊人或至少小普林尼认为的希腊上层阶级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很少对自己提要求，但所有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对待自己一样，他们对这个共同体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但通常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
即使在早些年代，满足生活中的各种要求也是希腊人的典型特征。凡是想要独立生活的人必须尽可能少地依赖他人（他们能完全控制的人除外）。尽管如此，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密切接融的小集体中，毫无政治或经济任务的压力，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一较高下，如在体育赛事方面。此外，如果政治权力中心无法保证社会的凝聚力，那么其他习俗如宗教节日就会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希腊人而言，音乐和艺术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特征，因此在希腊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样，希腊人经常在音乐和艺术领域进行竞争。希腊人不但要供养自己，还要能歌善舞，而且对和解规则的掌握绝不亚于对战争艺术的熟悉。于是最终成就了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没有沉迷于个性发展，而是成为物质、精神和心灵上的多面手。虽然有些理想化，但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希腊人。当社会的一切事务都集中在日常问题时，每个个体都被期望成为一个整体的人，这样就可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这恰是追求自由的希腊文化的内在吸引力，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希腊文化常常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并成为它们几百年来不断学习的典范。当然，无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在某些方面多么接近，但是它们之间依然横亘着明显的裂痕。此外，更多的事实表明，中世纪和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存在根本不同，它们之间的差距从一开始就不断扩大，尤其是那些人逐渐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欧洲。3 极不寻常的情况II：中世纪和近代文化形成的早期条件
中世纪和近代文化的形成显然受到截然不同的多元化力量的影响，这些影响要么同时存在，要么相继发生。这些力量不是掌权的君主或贵族，因为作为所处社会和世界的焦点，他们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绝没有例外。这些力量也不是广大独立的有产阶级，因为他们追求和保护的是一种几乎平等的生活方式。古希腊人以各种方式追求真正的自由，随着部分公民权利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希腊民主达到了顶峰。然而，这个过程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古希腊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从未受到质疑：作为唯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城邦概念、社会阶层的划分、奴隶制度、妇女权利的低下、轻视劳动、对科学理论的束缚、重视享乐，以及希腊公民群体的同质性。
这种选择性的长期缺失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日耳曼人在瓜分了罗马帝国之后，凭借强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实现了对发现或征服的广阔领土的完全控制。他们试图在被征服领土上发展一切重要力量，但没有成功。他们又想在那里建立错综的统治秩序，这样君主政体就成为整个制度的基石和保证——可以完全掌控臣民的思想和心理，但最终也没有成功。虽然中世纪欧洲长期以来只知道君主政体，而不知其他，但是君主政体的构成也不尽相同。国王们必须获得贵族的支持，但又不能通过妥协，简单地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中。欧洲的君主们曾多次发现，他们要在帝国和区域议会等独立机构中面对贵族，但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
跟市场和乡村一样，城市也获得了自己的重要权利，它们可以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城市可以起草自己的法律和条款，有时也会派代表参加议会和集会。城市中的无产者和技术专家可以获得与公民同等的地位，而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这些人有着明确的想法和态度，由于拥有特殊的品质，尤其是高价值的专业技术和劳动，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贵族阶级。于是，最初的共和政体出现了。
与世俗权力相对的是宗教权力，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变得相当紧张，甚至发生冲突，但它们之间仍保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教会内部，随着宗教仪式和信仰的发展，神的戒律和神职人员日常活动之间的矛盾随时会出现恶化。隐退的修道士们的决议引发了强烈的改革运动。教会的改革和分裂加剧了内部的斗争，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冲突也会产生一些新思想、新看法和新需求，反而有利于长远发展。
不只是类似君主制之间的权力会发生冲突，而冲突的结果也不是一方赢得另一方失去的东西。以下的几种关系之间常常会诉诸武力，如国王和贵族、封建领主和民众、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主教和公民群体、教皇和教会秩序之间。它们之间出现的创造性张力又会导致新自由的不断出现和扩张。在此时期，许多起义不是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就是改善了曾经的激励条件，甚至还获得了新的权利和法律地位。但失败常常为新的反叛打下基础。
总之，各种不同的潜在的反对势力拥有合法地位，他们坚持认为，在广袤的土地上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很难割裂，而且拉丁语是上层阶级的通用语言。即使在专制主义时代，君主实行的政治独裁也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他们的所作所为先是解除了对新知识的束缚，然后是社会势力。虽然，最终君主们被证明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所创造的一切，在共和政体中得到了延续。
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即欧洲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在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和现在那些高雅文化，这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无论是内部自创还是外部引进，每种文化在发展技术能力时都要具备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尤其是近代欧洲，科学技术发展所呈现出的强度和活力，使它们很快超越了任何先前被认为可能或者可以想象的事情。欧洲人开始了更加频繁和系统的实验，其程度远胜于古代。
大学出现并拥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权。借助《圣经》、教父和基督教创立以前的古代资料，以及与犹太人和穆斯林对话，神学和哲学在相互竞争中得以共同发展。基于对影响重大的权威《民法大全》（Corpus Iuris）的研究，法律专业获得了快速发展。
由于帝国和附属国之间斗争不断，要想控制这些差异性发展非常困难。实质上统治者过于软弱的话，形成中的世界也会因此发生改变。虽然审查制度可以在各地实行，但很难全面实施。任何人尤其是以开放态度对待变化的少数人，如犹太人，他们虽然可以通过移民国外的方式躲避镇压，但最终却成为施压者的损失。有些国家曾一度拒绝变革，但是整个欧洲大陆不会这样。由于不同区域的变革步伐不同，因而导致了区域之间的分化，并产生了不同的发展力量。
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各种力量时常表现得野心勃勃。虽然资源总是缺乏，但通过新途径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为了对抗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社会必须支持和鼓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如贸易、经济和科学等。人们不仅依赖创新，而且也能引领创新。从眼前或长远来看，有能力者因为不满意（尤其是现状）而被迫进行改革，而社会地位低下者不仅会起来反抗，而且还会为了新选择团结在一起。一支数量不断增长的庞大军队正准备推动全面的深刻变革。
我们不必将这种发展追溯到启蒙运动、法国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妇女解放运动等，可问题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出现了一种完全与古代无关的变化动力。由于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欧洲历史在民族大迁徙之后，长时间具有以下重要特征：看似结束或者完成的一切却蕴含着新的变化；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外，社会秩序或条件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由于未得到满足，人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恶毒要求，从而阻碍集体生存基础的重建。最终，纲领性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社会变革和新人类的创造方面（如果仅仅指其整体的功能形式的话）。因此，只有对当时当地史实的认知，才能理解这种全面变革。
德国政治学家彼得·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认为，欧洲是“政治权力分散”的。人们通常认为，这就是群体力量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文化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且从未真正完成，因而同时具有了确定和变化两种特性，并且逐渐包围了外部世界，直至最重要的变化动力被欧洲之外的力量取代（其实在欧洲内部大多都停滞不前了）。然而，欧洲人的所有其他品质，只有部分断断续续地呈现在欧洲历史中。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写道：“将我们全部的才智用于一点，将我们的整个人生汇聚成一种力量，推动这种力量，并引导它超越自然屏障。”这段语言生动描绘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可能性，它们出现在近代欧洲历史中，由于众多个人和群体对专业方法和能力的重视而形成。为了再次验证席勒的说法，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人们变成“自己事业、科学的印记，……代替人类本性的发展”。
难道中世纪欧洲不是全新的开始，它的文化没有与古代完全脱离吗？结构变化充其量是古希腊罗马短时期内的中心问题，但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解释，为了适应古代之后的形势和不断接受古代遗产，中世纪和近代欧洲表现出了异常强烈和持久的发展趋势吗？古代产生的推动力竟然有如此大的影响，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们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域吗？又或者这些推动力可以弥补所有变化，缓解时代的竞争和压力？从大小两方面而言，难道它们不是独立自主的源泉吗？源自基督教信仰的许多疑问和肯定成为世间人们的精神支柱，难道还需要更多的理由吗？
或许，古代和近代欧洲之间的连续性比最初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要多，如果真是如此，它不会像流动的河水那样消失太多，当然它可不是一条细流。起源于犹太加利利（Jewish Garlilee）的基督教继承并传播了许多古代遗产，它的圣约书用古希腊语写成，以拉丁语形式传播，它的翻译借助了古代哲学的概念。在罗马帝国时期尤其是自公元3和4世纪开始，当异教以及对世界的传统态度和解释已经不能令人满意时，基督教越来越多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而此时社会对哲学的强烈需求最终融合了神学的意义。最后，基督教教会以罗马模式组建，采用罗马法和罗马人的语言（尤其坚持拉丁语为圣经的官方语言）。其实，古代文化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中世纪欧洲的土壤中，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遗产被重新发现，成果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但各种因素如何相互影响，或者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什么，却很难阐述清楚。虽然各种说法并不互相排斥，但我们还是无法从中获得明确的理由，来确定古代欧洲的起源。
从一个具体方面而言，欧州似于始于希腊人。根据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记载，是希腊人“中断了”欧洲和亚洲的联系，其意义远远超过新的地理划分。4 欧洲大陆的构成
欧洲被视为一个大洲是基于历史，而不是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一词可能源于希腊人，而地球被划分为几大洲以及这种概念上的划分所具有的意义也出自希腊人之手。如果不是希腊人，欧亚大陆不会成为两个分离的大洲。
希腊人如何将其命名为欧洲和亚洲，我们无从得知。欧洲一词可能源于闪语，最初可能是对（遥远的）西部土地的对外称呼。但该词在希腊人看来并不是指“西方”，因为他们第一次使用欧洲一词是指希腊中北部这个小区域，后来才逐渐扩展为更广阔的地域。亚洲一词的情况相同，它最初指的是西安纳托利亚的一大片海岸线以及毗邻的内陆地区。
当更广大的区域被视为一个整体时，它们就被赋予了小区域的名称，因为小区域已经超越了紧邻的边界（或海洋），且长期为人们所熟知，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在历史上。通过这种方式，希腊人最终将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Anatolian Peninsula）称为亚洲，爱琴海（Aegean）以北的所有地区称为欧洲。他们把完整的已知世界分为两部分，如果非洲也算在内的话，那就是分成三个大洲。换句话说，他们将不同的且通常不相邻的国家融合为一个大洲。这种概念上的跳跃绝不是不言而喻的，那该如何解释呢？
希罗多德向我们提供的第一个证据是地图，在地图上我们看到地球被分为亚洲和欧洲两部分。希罗多德提到，许多人绘制了这样的地图，因而公元前5世纪中期就成为分界线。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来自米利都（Miletus），他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他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为希腊人绘制世界地图的人，他还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形势。此外，阿那克西曼德还将大陆归入了他划分的大洲中。这很有可能是他著作中的主要观点，但有一点我们并不清楚，那就是这些大洲的名字是否出自阿那克西曼德。据说，他的学生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绘制了更为精确的海岸线，并增添了河流，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地图。他对当时的世界有一个描述，即从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的赫拉克勒斯石柱（Pillars of Hercules）开始，先沿着地中海和黑海的北部海岸线，然后转向南部海岸线，最终折回直布罗陀海峡。他的著作分为两部分，可能出于现实原因，它们没有呈现在一张兽皮或一卷纸莎草上。后期留传到我们手上的资料把第一卷书称为“欧洲”，第二卷书称为“亚洲”。但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赫卡泰乌斯曾经用过这些词语。公元前4世纪图书管理员开始给这些书命名，因此我们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几个大洲的名字在两百年前就出现了。
欧亚两洲以爱琴海为界，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大陆之间的分界对当地居民似乎是合理的，但当我们审视现代地图和地球仪时，却对此产生了疑问。这种划分显然涉及了两边的大陆，然而我们的最早见证者希罗多德认为希腊诸岛之间是分离的（虽然他一度将萨摩斯归入亚洲）。因此，他认为神话中的欧罗巴公主（Princess Europa）不是骑牛直奔欧洲而来，她先是来到了克里特（Crete），然后从那里到了安纳托利亚的利西亚（Lycia）。由于希腊人的地理视野非常广阔，他们强烈渴望对区域进行划分、分类和发展概念性知识，以及绘制地图，于是几个大洲的分界线很快从爱琴海向西延伸至赫拉克勒斯石柱，向北延伸至黑海。这就是欧洲和亚洲的边界。
此外，还有两种可能。一种观点认为，发源于高加索（Gaucasus）的法西斯河（River Phasis，今天的里昂河），向西南流入黑海，然后向东延伸到古代的科尔基斯（Colchis）。顺便说一下，科尔基斯盛产雉鸡，但雉鸡最初出现在希腊的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从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开始成为人们的美味佳肴。另一观点认为，亚洲的边界始于亚速海（Azov Sea），欧洲则始于塔奈斯河（Tanais，今天的顿河）。然而，赫卡泰乌斯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至少他在两卷作品中提到的分界线与欧亚大陆的分界线相同。他在第一卷中提到的界线已经跨过了塔奈斯河，到了希帕尼斯河（River Hypanis，今天的库班河）附近的某个地方，希帕尼斯河注入黑海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Cimmeran Bosporus）。
在欧亚两洲分界线的主要划分标准中，关于连接黑海和大洋的河流是否环绕地球，学者们持不同观点。从法西斯河来看，答案是否定的。然而，波斯帝国的边界大概就是从这里延伸到里海（Caspian Sea）的。当近代欧洲的边界移至乌拉尔山时，顿河的发源地才为人们所熟知。
地中海南部地区可以看成是第三个洲。最早的证据是公元前474年品达（Pindar）的一首诗，那时已经有希腊人居住在该地区，后来该地区被称为利比亚（Libya）。希腊人绘制了利比亚与亚洲之间的边界，即沿着地中海和红海（Red Sea）之间的地峡或者尼罗河（Nile），但他们简单地把利比亚和亚洲合并起来，却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对希腊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欧亚两洲的区别，以及将世界一分为二。
人们可以把欧洲的边界划定在黑海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利比亚，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希腊学者从某一时刻开始对地球进行了细致划分，并且寻找客观的地理标准来证明相关边界的合理性。凭借经验希罗多德可能会嘲笑那些地图，因为地图上的结构示意图比例失真，结果使得几个大洲看上去大小差不多。当他不诠解地球为何应该分成三部分时，他仍然采用了人们熟悉的划分方法。即便如此，作为初步成果这种划分也不容小觑，因为希腊人在认识世界的不断探索中，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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