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玥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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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碎片：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护中的政治试读：
前言
北京是我的故乡。儿时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是清晨的天坛公园里遛早的人们、前门大街上鳞次栉比的老字号，还有骑自行车穿过的一条条狭窄僻静的胡同。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这座城市渐渐发生了变化，她变得越来越大、高楼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宽，许多记忆中的地方都消失了，不免让人有些伤感。
2002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每年寒暑假回国，都感叹于北京新的变化。其实，这些变化从未让我对这座城市感到陌生，我总是能在回来后的几天内迅速找到“北”——这大概是我们与故乡之间神奇的情感纽带。北京的很多变化着实令人惊艳，然而，也有一些变化，无论从一个市民还是从一个城市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都令我感到困惑甚至失望。
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我决心研究北京的城市保护：为什么这座古都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之前几个世纪都不曾有的巨变？城市空间形态变化背后的政治是什么？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北京，我选取了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城市与之进行比较。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有伟大的建筑。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载体，也是文化认同感的来源和城市性格的体现。如何处理好城市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每一座城市在传统与现代性的交锋中都不可回避的议题。我相信，将中国城市放置在世界城市发展的背景中，用历史的、全球性的视角来分析，更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如果说对北京的热爱、对城市的热爱为我的研究注入了无限的激情，并支撑我走完旷日持久、令人筋疲力尽的调研与写作之路，那么政治学的训练则赋予了我分析问题的工具和更宏大的理论视野。
城市政治学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城市化及二战后城市复兴过程中产生的城市政治问题激发了学术界对城市政治学、城市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并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很多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划时代的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挑战。作为一项立足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比较城市政治学研究，本书为长期以来以西方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政治学带来了理论创新。同时，我也希望书中的发现和跨国比较的视野对中国的城市研究及城市化进程有所裨益。
我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前辈、同仁和朋友的指教与帮助，请允许我在此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感谢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人士。这些热心人愿意与一个并不熟识的年轻人交谈，分享其经历与情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有些受访者还亲自带我去项目现场参观，使我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学术伦理的要求，我必须在本书中隐去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我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继续进行研究的动力。
本书英文版的初稿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论文。我要感谢我的导师Lynn White教授、Stanley Katz教授和Paul DiMaggio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六年时光里，他们给予我最好的学术支持和最有益的批评。同时，导师们向我展现了普林斯顿的宽容与学术自由，让我可以追随自己的兴趣，自由地探索城市政治学研究的不同方式，最终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品位。我同样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Michael Danielson教授、Jessica Trounstine教授、Ezra Suleiman教授、Susan Naquin教授和Gilbert Rozman教授，他们对我的学习和研究给予了悉心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本书英文版完成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政治学系任教期间。政治学系和其他院系的多位同事都对书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特别要感谢Dennis Judd教授、Anthony Orum教授、Robert Bruegmann教授、Dick Simpson教授和Andrew McFarland教授。作为一名城市研究学者，能够在芝加哥工作是一件幸运的事。作为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发源地，这里至今有着极其浓厚的城市研究氛围。来自芝加哥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城市研究学者每个月都会举办学术沙龙，我很荣幸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将芝加哥城市研究的薪火传承下来。
虽然本书英文版写作于我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时期，但对城市保护的兴趣则要追溯到我的本科时代。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许振洲教授、潘维教授、唐士其教授和关贵海教授，他们不仅带领我进入学术殿堂，也对我日后学术品位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许振洲教授，他广博的学识和煦煦春阳般的师教让我感受到何为名士风范。而许老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通与热爱更是最早激发了我对城市保护问题的兴趣。记得本科毕业那年的夏天，许老师带我们几个同学去位于旧鼓楼大街附近的竹园宾馆吃午饭，这个典雅幽静的小院历史悠久，以前是盛宣怀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在此居住。午饭后我们随许老师在胡同中漫步，听他讲述四合院的建筑沿革和对日渐消失的老北京城的惋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谢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老师，他的《城记》是关于北京的城市变迁最深刻和有力的作品之一。从开始这项研究至今，每次回国我都会和王军老师见面，与他的一次次长谈给了我太多灵感，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钻研也深深地激励着我。
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边兰春教授和刘健教授，他们从城市规划的视角分享的真知灼见为我理解城市保护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每次和两位老师交流都深受启发，我也对城市研究的跨学科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与李丹慧教授为我提供了苏联专家影响北京城市建设的资料。与两位老师结缘于在北大读书时所参与的“新中国口述外交史”项目。虽然读博士期间“改旗易帜”，专业方向由国际关系变为城市政治，但两位老师的风骨、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与对晚辈的关爱，给了我太多的启发与力量。
感谢我的高中班主任——北京四中的赵利剑老师，是他在生动的历史课教学中，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何为批判性思维与人文关怀，为我日后的学术之路埋下了种子。
本书中文版的顺利出版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魄力与厚爱，尤其是编辑徐少燕女士和梁路女士，她们的热忱、专业精神与在编辑工作中付出的巨大心血，令我深深感动。全书先用英文写成，在翻译过程中我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可能仍然有些不甚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达方式，在此向读者谨致歉意。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李凯宇、常欢、方若琳、丁亭亭同学提供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给予我无私的爱与支持。他们的智慧和眼界总是给我无尽的启迪与力量，让我可以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勇敢地去探索这个世界。作为一名独生女而常年不在父母身边，我深感愧疚，唯愿自己所做的，对得起他们的爱与付出。张玥2018年6月25日于芝加哥导论【xiii】城市保护的悖论
尽管城市不能讲述自己的过去，但它的历史像掌纹一样藏在掌心中。——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2005年夏天，北京启动了两项大型的城市保护工程。第一项是永定门城楼的复建。永定门始建于1553年，是北京外城的正门，位于旧城中轴线的最南端。20世纪50年代，永定门连同北京的城墙和其他十三座城门一起，在改造北京的浪潮中被拆除。复建工程的规划始于2003年，就在北京当选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之后。该项工程是北京《“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一部分。参与此项目的文物专家对档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以确保新建的永定门和已被拆除的旧城门一模一样。这项工程历时两年，耗资超过1900万元人民币。地方官员和新闻媒体对复建的永定门城楼予以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复建的永定门使得北京的中轴线即世界上最长的城市中轴线有了完整的格局，从而提升了北京的文化重要性。同时，奥林匹克公园恰好位于中轴线北部的延长线上，南端复建的永定门对于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有着特别的意义。当地的报纸这样写道：“复建后的永定门为老北京拥抱未来提供了新的起点。”
沿着中轴线向北，离复建的永定门城楼不远的地方，另一项城市保护项目正在老北京的商业中心——前门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xiv】这片地区的主要街道是前门大街，两旁商铺和餐馆林立。其中有些是享誉全国的百年老店，并且物美价廉，满足着工薪阶层消费者的需要。这项保护工程以20世纪初前门大街的老照片为蓝图，整修了沿街建筑立面，使其融合了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建筑风格。很多商铺和餐馆在改建工程完成后因为租金上涨而不得不离开前门大街。然而，当地官员并不为租户流失而担心，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吸引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要将前门大街变为另一条香榭丽舍大道”。与此同时，前门大街周边一大片有上百年历史的胡同四合院在推土机的隆隆作响中化为瓦砾。当地政府的计划是用二至六层、高端商住两用仿古建筑取代传统的四合院。而这个地区的老住户则将被迫搬迁。
在新世纪伊始，北京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城市保护的复杂性。面对复建的城门、翻修的商业街和崭新的仿古住宅，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城市保护？
在任何一本关于城市保护的历史或理论著作中，“城市保护”都有着严格的定义。它指一种旨在维护历史建筑或遗址的现有形态、完整性及其所用建筑材料的行为或过程（Murtagh 2006）。文物保护专业人士的基本信条是尽可能完整地保持文物古迹的原始形态。同时，历史告诉我们，城市保护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城市保护的举措最早可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历史建筑会被小心地保护起来，目的是给子孙后代提供一种与祖先的真实联系（Riegl 1982 ［1903］）。在工业化时代，当历史古城受到城市更新的威胁时，城市保护的范围从单体的历史建筑扩展到城区住宅，甚至是整个街区，这些保护对象也就是所谓的“城市肌理”（urban fabric）。城市保护范围的扩大使当地居民免于被迫迁到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居住，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现代化过程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
从理论上讲，城市保护的本质是保护建筑的完整性和城市社会【xv】维度的可持续性。然而，在现实中，城市保护已经涵盖了各种行为。其中有些行为与城市保护的本意相矛盾，从而向城市保护这一个概念中所包含的人文关怀的意涵提出了挑战。谈到城市保护实践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北京并非个例。在东西方城市当中，城市保护的实践都愈发复杂。本书试图解释现代城市保护实践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由此揭示城市保护中的政治。本书将具体解答如下问题：第一，为什么各地政府对于城市保护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为什么它们对于保护什么、如何保护持有截然不同的答案？第二，各地政府如何执行各种城市保护的动议？为什么有的动议更容易被执行下去？
本书通过比较北京、芝加哥和巴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城市保护实践，来探索城市保护中的政治。作为三座伟大的城市，它们在世界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领域地位非凡。同时，这些城市在不断遭受着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威胁。尽管城市保护在三座城市中都被视为重要的政策议题，但它们各自的保护实践大不相同。面对这三座城市保护实践中的差异性，本书指出，城市保护已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一种战略手段，被用来实现这些行为体的不同目标，这些目标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尽管保护动议的内容由不同行为体的利益与偏好决定，但这些动议的实施则受到城市中割据的权力结构的限制。政治割据（political fragmentation）就如同一个过滤器（filter），它既可以加速处于单一行政辖区内的城市保护动议的实施，也可以阻碍在多重辖区内的保护动议的执行。对于跨多重行政辖区的保护动议，不同类型的政治割据对应不同的政策过程，从而导致不同模式的城市保护。
三座城市的经历展示了政治机制如何与不同的利益及政策倾向交织在一起，从根本上塑造了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在北京，城市保护成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工具。在备战奥运的过程中，很多历史建筑都被作为文化地标而被保护和重建；然而，市政部门间的功能性割据（functional fragmentation）阻【xvi】碍了历史街区的有效保护。随着旧城的拆毁和新的仿古建筑的修建，北京的城市保护越来越流于形式，形成了符号式的保护。在芝加哥，城市保护以房地产增值和社区振兴为目标，而这些保护动机常常和种族不平等、绅士化（gentrification）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同时，以选区边界为界限的地域性割据（territorial fragmentation）使得城市保护成为市议员的特权，并阻碍了跨选区的保护动议的实施。因此，历史保护区大多位于单一选区内，城市保护呈现一种马赛克式的形态。在巴黎，城市保护给中央政府和市政府提供了争夺城市空间控制权的“舞台”。前者将文化遗产看作法兰西民族认同感的象征，并长期垄断城市保护的权力，而后者则在分权改革的过程中自主决策权不断扩大，并开始提出平衡城市保护和城市发展的新的政策目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层级性割据（intergovernmental fragmentation）催生出了一种不同级别政府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治理模式，促成了对于文化遗产的联合式保护。
城市保护对于每个城市而言都是重要的政策领域。尽管古建筑内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足以值得人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题目，但城市保护不仅限于针对个别建筑或区域的维护，它为我们探索更广阔的城市经济和社会议题提供了一扇窗。从刘易斯·芒福德（Mumford 1961）和简·雅各布斯（Jacobs 1961）的研究开始，城市研究学者已经认识到城市保护对于城市发展轨迹和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有重要的影响。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经历着空前规模的经济结构重组和空间建构重塑，因此，城市保护在营造健康的城市环境和加固社会文化根基方面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无论是从探索城市发展变化的研究兴趣出发，还是从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的真挚愿望出发，我们都应该给予城市保护问题更多的关注。鉴于城市保护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不仅包括社会科学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城市保护和城市规划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包括居住在城市中并关心城市的人们。
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和价值观。然而，政治学家却很少关注这一领域。虽然一些城市研究学者和城市保护的实践者已经认识到政治博弈在城市保护政策成败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几[1]乎没有就政治如何影响城市保护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本书将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与城市保护的研究相结合，揭示出城市保护中的政治博弈。它将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增进我们对于城市保护问题的理解。第一，通过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对现有的城市保护研究【xvii】提出挑战：为什么对于“什么是城市保护”这一问题存在多重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是怎样产生的，又是如何被利用成为政治博弈的一部分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揭示政府行为背后的政治根源。第二，政治割据理论从制度主义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城市保护的动议更容易被执行。通过展示不同的政治割据类型如何以可预测的方式影响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该理论可以被应用于本书三个城市以外的案例，它还为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第三，本书内容是基于对三座城市的大量实地考察。这三座城市分别位于亚洲、北美、欧洲大陆，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因此，书中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理论框架的论证与检验极为重要，同时还绘制了一幅关于不同城市在空间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丰富画卷。
这是一本关于城市保护的书，同时也是关于政策过程和空间治理的书。它揭示出各种政治行为体如何通过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运用大规模公共政策来改变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本书理论上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政策话语、政治机制以及政策过程之间的联系。它表明，要充分理解一个政策过程，我们必须同时了解政策动议的内容和机制。前者涉及政策动议的具体内容，以及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动议；后者解释这些政策动议是如何被实施的，以及执行成功与否的原因。以上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政策分析都是不完整的。本书第一章将通过对城市中割据的权力结构的具体分析，来讨论城市保护动议的机制。接下来，本章将通过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区城市保护背后的主要动机来探讨城市保护动议的内容。然后，我将简要回顾北京、芝加哥和巴黎在城市保护方面的具体实践。最后，我将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并概述其余章节的内容。城市保护：一项政策，多重目标
任何公共政策的本质都是政治上的论证（political reasoning）。这种论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表达个人观点和实现自己目标的语言（Stone 2002; Rochefort and Cobb 1994; Fischer and Forester 1993）。城市保护政策也不例外。以城市保护政策为博弈的平台，政治和社会【xviii】行为体有意识地为自己的观点选择有利的论述角度、为自己的政策选择进行辩护，并为自己所支持的执行方案做宣传。这些权力主体的多重动机使得他们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并导致不同的城市保护实践。其中一些做法假城市保护之名，却破坏了古建筑的完整性和城市的社会可持续性，与城市保护的初衷相冲突。城市保护的悖论揭示了“历史”的原始含义与它在社会中被作为政治博弈的工具之间的矛盾关系。接下来，本章将讨论城市保护的四种基本动机。通过对这些动机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城市保护的实践和城市保护的本意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城市规划为目标的保护
自二战结束以后，城市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面对城市更新的破坏性影响，政策制定者开始将城市保护作为一种规划工具来控制城市发展。1962年，随着法国《马尔罗法》的通过和罗马总体规划的产生，城市的整个街区和街道景观都可能被纳入历史街区的范畴并被加以保护。这些在今天依然有效的城市保护法令不仅使古建筑免遭拆毁，同时还对历史街区内的改建和新建加以限制。为了有效地控制新的建设，城市保护的法令经常与城市分区政策（zoning policies）结合在一起使用。在有些城市，保护和分区法律规定新的建筑不得高于周围的历史建筑，进而打消了开发商拆毁和重建的积极性（Tung 2001）。
当城市保护被作为控制城市过度发展的工具时，它从推土机下挽救了历史古城，也使得当地居民免于因拆迁而流离失所。然而，这样的政策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当城市发展由于保护政策的束缚而缺乏空间时，整个城市可能会慢慢变成一座博物馆。这样的政策会限制城市在建筑上和经济上的创新空间，从而削弱都市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很多欧洲城市的历史中心区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些城市中，30%—90%的人口，尤其是低收入人口，被迫搬到了郊区，因为城市中的居住空间有限且过于昂贵（Choay 2001; Boyer 1994）。除了可以为一小部分富人提供住房，这些城市越来越像一座座迎合游客需求的户外博物馆，而普通的市民则为看不到城市的【xix】未来而叹息。以推动城市发展为目标的保护
与控制城市发展的目标相反，城市保护可以用来吸引外来投资和推动城市更新与复兴。为实现这一目标，政策制定者往往将城市保护与税收优惠政策联系起来。战后，美国联邦政府迫于全国性的城市保护的舆论压力，开始颁布相关的保护法令。然而，联邦政府并没有放弃城市更新的议程，而是将保护和更新结合起来，并将原来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模式转变为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来实现社区复兴（Boyer 1994）。1976年和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以及1981年的《经济复兴法案》中规定，修复和翻新历史建筑的开发商和房产主可以获得税收减免（Frank 2002; Fitch 1982; Reichl 1997; Newman 2001）。这些税收法案旨在推动美国城市中基于历史街区保护的城市再发展。这样的措施并没有阻碍城市发展，反而使城市重新获得发展的活力。
尽管以保护为基础的城市再发展使得古建筑免遭破坏并使其通过修缮获得了新生，但这样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随着社区振兴计划加速推行，内城街区的房价不断攀升、税收增加、租金上涨、社区绅士化，导致这些区域的工薪阶层、少数族裔和租户不得不迁出，取而代之的是中产阶级、白人和拥有产权的业主（Zukin 1987）。莎伦·佐金（Zukin 2010）指出，很多新来的住户最初都是被这些社区里工薪阶层和少数族裔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所吸引。然而，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新来的住户对于原真性的街区生活的向往赶走了建立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的原住民。从很多城市的经验来看，当城市保护政策成为城市发展与复兴的工具，保护措施往往会迎合教育程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从而进一步加剧城市中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Freeman 2006；Smith 1996）。尽管城市研究学者已提出了社会保护（social preservation）的概念，以此来强调政府通过公共政策保护原住民利益的重要性，但政府官员似乎还不清楚如何将这一原则付诸实施。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为目标的保护【xx】城市保护的理念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在19世纪下半叶伊始，这一理念已被输出并应用于欧洲以外的广大区域（Choay 2001）。在各种国际组织的宣传号召下，城市保护已逐渐成为全球性机制，也是一个国家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途径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起的《世界遗产公约》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措施之一。该公约宣告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向成员国提出一系列要求，并建立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的选定需要通过一个复杂的标准体系，还要遵循在“资金、艺术、科学和技术”方面有“国际合作与协助”的标准。截至2012年9月，全世界已有190个国家签署了[2]该公约，962处古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城市保护，借此表达它们对这一全球性标准的认同和支持，进而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鉴于名录中文化遗产的数量体现着一国的国际声誉，申请将本国古迹列入名录已成为各国争相追逐的目标，尽管许多官员对于申报标准的解读并不准确（Choay 2001）。有些时候，官员所关心的并不是保护文化遗产本身，而是如何获得文化遗产的称号，这导致一些在列的文化遗产年久失修、缺乏保护。奥运会这样的全球盛会成为各国展示它们在城市保护方面成就的舞台，很多国家借此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例如，作为最近两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雅典和北京在申奥成功后都花费了大量资金修整和复原历史建筑，而这两座城市之前都因保护文物古迹不力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Long 2003; Wang 2003; Hadoulis 2004）。以开发旅游经济为目标的保护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城市保护已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策略。这一新功能是伴随着全球化和日益增长的跨国文化消费而产生的。对历史建筑的评价不仅要考量其历史和美学价值，还要看它是否具有吸引大批游客和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能力。在很多城市中，文物古迹，包括一些已消失多年的文物古迹，被看作一种文化景观【xxi】而得到修复或重建，目的是提升该地区的形象。同时，古老的街区被重新包装成“历史街区”，建筑物被重新装修成复古风格，人行道被铺成了旧式的石子路，包括露天咖啡馆、餐厅、手工艺纪念品商店和画廊在内的各种都市休闲娱乐场所一应俱全，这一切都是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
由于缺乏对城市的建筑历史或社会维度的敏感性，这些城市保护工程常常缺乏历史常识，看起来有些武断和荒唐。一些工程将古老的市中心和街区变成了“迪士尼乐园”，损害而非加强了城市的文化完整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例如，在加拿大魁北克，一个以弘扬民族主义、推动旅游业发展为目标的浩大工程将整个旧城中心区弄得面目全非，大片的古建筑被拆除，之后被按照18世纪的法式建筑风格重建（Boyer 1994）。同样，新加坡为了将旧城中心重塑为历史文化街区，拆除了大面积的传统住宅，还驱逐了当地居民和传统商铺（Kwok and Low 2002）。当城市保护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工具时，这些保护工程逐步将城市中的一些区域变成了“旅游泡沫”（tourist bubbles），即迎合大众品味的消费区域（Judd and Fainstein 1999; Clark 2003; While 2006; Trasforini 2002; Zukin 1993）。原有的城市风貌逐渐消失，而政策制定者对于旅游经济的过度开发则导致了当地居民生活品质的下降。
总而言之，个人、社会群体和政府部门赋予了城市保护多重含义，这反映了他们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与利益。以上讨论的内容反映了现代城市保护实践过程中的四类主要目标。这些目标并非只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国家，而是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普遍存在。然而，以上四类目标并不能涵盖所有以城市保护为名的政策行为。在不同的城市背景下，城市保护措施还会为其他特定的政策目标服务。例如，在美国城市，城市保护逐渐成为少数族裔强调其长期被忽略的历史、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策略（Saito 2009a; Boyd 2008）。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族裔成员可能更关心如何保护自身权利和改善种族不平等的状况，而不是保护当地房屋的建筑形态。因此，调查研究城市保护在特殊城市背景下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三城记
本书通过对北京、芝加哥和巴黎的城市保护实践的比较分析，【xxii】来探索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之所以选择这三座城市，是因为它们在制度结构方面差异巨大，而这些制度上的差别对于解释城市保护背后的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普遍认为这三座城市都由强有力的集权式政治体制所主导，但事实上它们的治理结构均呈现碎片化的割据形态。更重要的是，每一座城市都代表一种类型的政治割据：北京主要体现的是功能性割据，芝加哥是地域性割据，而巴黎是层级性割据。因此，这三座城市为研究体制结构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每一座城市，我都选择了单一管辖权和多重管辖权下进行的城市保护工程。这样的研究设计有助于细致地分析管辖权在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本书所选取的案例代表了这三座城市中近些年来最主要的关于城市保护的政策争议，因此可以为读者提供城市保护方面最新的信息。
在案例选择方面，有的读者可能会对三座城市的可比性提出质疑：这些城市分别处在城市保护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决策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工作重心，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城市保护的社会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三座城市中，巴黎在城市保护方面有着最长的历史，也对保护问题有着相对较高的公众意识。相比之下，北京还处在城市保护实践的初期，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公众才刚刚开始认识到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性。芝加哥介于两者之间，其城市保护运动始于战后城市更新的动荡时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的城市保护出现在急剧的经济扩张之后，因而，对城市景观的系统性保护就更加困难。
本书不否认“时间”在解释各个城市和国家保护实践差异上的重要性。然而，将这些差异性简单地归结于“时间”或者“历史”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保护措施更容易被执行下去。换句话说，尽管“时间”可以改变公众对于城市保护的认知和意识，但它不能决定整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尽管社会和政治的动态过程需要被放在当【xxiii】地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去揭示这些动态是如何发生的。这三座城市的政治体系分别呈现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割据，因此为解答以上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此同时，本书并没有舍弃“时间”的维度，而是将“时间”融入对各个城市保护政策的叙事与动机的讨论当中，由此提供了对不同城市背景下城市保护的工具性用途更广泛的理论分析。
对本书案例选择的另一个可能的质疑是，北京和巴黎都是首都，而芝加哥不是。的确，首都的地位对于城市而言相当重要，但是它不应被当作与城市政治系统的其他特征相隔离甚至相对立的因素。相反，首都的地位应该被看作城市整体制度结构的一部分。如果一座城市的首都地位增强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决策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可以通过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加以分析的，因此首都的地位这一因素就被融入城市的整体制度结构当中。相反，如果一座城市的首都地位在其地方政策过程中没有明显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寻找城市中其他更具影响力的制度结构特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首都的地位都不可能完全左右一座城市的政策过程。
这三座城市位于三个国家、三个大陆上，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背景和财产所有权制度。尽管这些城市的差异性反映了世界各地都市生活的复杂性，但我的案例选择具有以下共性：三座城市在本国和世界建筑与城市规划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些年来它们的城市景观都在不断地受到威胁，因此城市保护对三座城市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政策议题。尽管城市保护在三座城市的政策议程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这些城市在如何定义城市保护和如何执行保护动议的问题上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书的核心研究目标是解释为什么北京、芝加哥和巴黎有着不同的城市保护模式。三座城市都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伟大建筑遗产，但政府在城市建设领域施政情况不同，因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城市保护模式。更重要的是，尽管普遍认为三座城市都处于集权的治理【xxiv】模式下，但它们的权力结构却呈现不同形式的碎片化。对于三类割据状态的城市权力结构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有机会发展出一套更广泛的关于政治制度如何影响政策过程的理论。将城市作为分析单元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政策过程中的博弈，而本研究的理论有效性可以在更大或更小的政治实体中被加以验证。
本书运用了多种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比较历史分析、案例分析和过程追踪。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用于探索北京、芝加哥和巴黎城市保护的历史与政治体制的发展。这些分析从更全面的视角解释了为什么会形成对于城市保护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类型的政治割据是如何在三座城市中发展演变的。在三座城市比较研究的大框架下，我在每一座城市中分别进行了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细致地研究政治割据对城市保护政策过程的影响。每座城市的案例分析为解答假设的因果机制如何运作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信息。过程追踪使我可以结合历史著作、档案文件、采访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来追踪潜在的原因和观察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
本书中的主要资料来自于对北京、芝加哥和巴黎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从2003年到2010年，我前往这三座城市共9次、历时24个月。在田野调查中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漫步在城市中，观察街上发生了什么。从城市历史中心到内城街区，再到新兴的郊区，我努力将自己融入这丰富而复杂的城市肌理当中，像当地人一样，感受着城市中种种细微的变化。这种体验使我的直觉更加敏锐，也为我提供了大量当地居民与城市环境之间互动的细节。
我在三座城市中共进行了210次访谈，其中北京65次、芝加哥75次、巴黎70次。访谈对象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城市保护和规划专业人士、开发商、社区活动家以及居民。大部分访谈是一对一的形式，也有一些集体访谈。我结合了标准化问题和一些针对采访对象的特殊问题。采访为开放式的，没有具体的形式。在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我会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访谈持续30分钟到【xxv】4个小时不等，平均每个访谈时间在60—90分钟。这些采访为我提供了大量关于城市保护动议背后多元化的利益与价值以及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保护实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年来我和一些采访对象持续进行交流，这使我可以获取最新的资料，并构造出一幅关于三座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的动态图。
除了访谈之外，我还定期参加三座城市里市级、区级以及社区的各种会议，包括：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什刹海景区管理处组织的公开会议；老巴黎委员会（Commission du Vieux Paris）的例会、巴黎第七区和第十八区的听证会；芝加哥地标委员会（Commission on Chicago Landmarks）的听证会、皮尔森（Pilsen）和布朗兹维尔（Bronzeville）的社区会议，以及皮尔森联盟（Pilsen Alliance）与黑人大都会会议和旅游理事会（Black Metropolis Convention and Tourism Council）的例会。在每次会议中，我都保持旁观者的角色，但我会与会议组织者和其他参与者在会议前后进行广泛的交谈。这些会议为我提供了有关当前城市保护热点问题的详尽信息。
最后，我还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来辅助田野调查。文献包括：政府报告、社区会议与城市规划论坛的会议记录、简讯，城市和社区报纸，以及社区活动家个人收藏的资料。这些文献展示了几十年来城市保护实践的变化，以及政治决策对于城市空间与生活的影响。全书规划
第一章介绍本书主要的理论框架。我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割据的理论，并将该理论应用到分析北京、芝加哥和巴黎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中。在对政治割据的概念进行界定后，我指出了三类主要的政治割据形态，即功能性割据、地域性割据和层级性割据，并阐述了每种割据形态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基于这一理论，我在第二章【xxvi】到第四章的比较和历史分析中，详细阐释了政治机制和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章节讨论了关于政策过程，特别是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的其他理论解释，并将这些理论解释与本书所提出的政治割据理论的具体观点相比较。
第二章讨论北京地方官员追求城市增长和提高北京国际形象的目标，如何在功能性割据的滤网作用下，形成了一种符号式的城市保护模式。本章首先历史性地回顾了北京的建筑成就及它所经历的创造性破坏。北京的很多历史建筑在20世纪50、60年代因改造北京的需要而被拆除，大量的胡同、四合院则在9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市范围的危旧房改造中被夷为平地。接着，本章讨论了在新千年伊始北京申奥成功后，为什么市政府的政策目标从“拆”变为了保护。我的观点是，这些新的保护动议是为了给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的运作消除障碍，同时为北京在全球观众面前营造一个更好的形象。
尽管政府制订了各种城市保护计划，并命名了历史街区，但这些新的举措并未使这座历史名城得到真正的保护。市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功能性割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北京的城市保护越来越流于形式。这一章提供了三个案例研究来解释功能性割据是如何影响政策过程的。相对统一的行政管理结构有利于北京城墙的修复，而市政部门间的割据却阻碍了保护动议在前门和什刹海两个保护区的执行。具体而言，功能性割据导致了权力在事实上从市政府到区政府的下放，并造成了权力真空的出现，使得区政府拥有了实际决策权。在区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指导下，老前门大街及其周边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仿古建筑，而什刹海则被改造成了迎合游客需求的酒吧街。
相比北京以城市发展和形象提升为目标的城市保护，芝加哥的保护政策旨在提高房地产价格和振兴社区。第三章讨论了沿着选区边界产生的地域性割据如何分割当地社区，并导致了马赛克式的城市保护模式的出现。这一章开篇讨论了芝加哥二战后的城市更新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城市复兴，从而为更好地理解芝加哥【xxvii】城市保护的意义提供了历史背景。新一轮城市复兴给位于内城的少数族裔社区在空间和社会结构上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城市保护被这些社区的成员和地方官员当作一种应对危机和挑战的工具。
接着，这一章介绍了芝加哥政治代表制的形式及其对于城市保护政策过程的影响。在芝加哥由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主导的漫长时期，市议员特权（aldermanic prerogative）的传统赋予市议员极大的行政自主权，使得城市的各个选区成为议员们的独裁帝国。在这一章，地域性割据的影响是通过比较芝加哥的两个社区——皮尔森和布朗兹维尔的遗产命名过程来说明的。尽管这两个社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在芝加哥行政区划图上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其遗产命名的不同结果。皮尔森位于单一选区中，而布朗兹维尔则被三个选区分割开。在皮尔森，尽管社区成员担心遗产命名可能加速当地的绅士化而反对申报，然而这一命名可以为该选区的市议员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因此申报项目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很快被通过。相比而言，在布朗兹维尔，社区的文化遗产身份不会为这几位市议员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有可能削弱他们的行政自主权，因此，社区成员提出的遗产命名动议在联邦政府官员审核之前就被市议员拦截下来。
在北京和芝加哥，地方政府在城市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巴黎，文化遗产被看作法兰西民族认同的象征，因此，城市保护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的特权。第四章回顾了巴黎城市变迁的历史，讨论了中央政府是如何有效地执行一系列严格的分区和保护政策来限制战后城市更新对于古城巴黎的影响。我特别强调了专业化的技术官僚在法国集权式的城市保护体系中的作用。中央政府对这一政策领域的垄断限制了巴黎的城市创新，也威胁到了巴黎市政府的主权。在分权改革的影响下，市政府的权力日益增加，开始尝试扩大其对城市事务与土地的控制权。因此，城市保护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治博弈的战场，而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划分二者的管辖权边界。
我通过分析巴黎近年来三个主要的城市保护项目来探索层级性割据如何影响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巴黎市政府命名5607处市级建筑遗产的努力遭到了中央政府的反对，因为这一举措威胁到了中央政府定义和保护文化遗产的特权。这一争议被提交到了行政法院，最后两级政府彼此妥协，解决了争端。在重新开发巴黎大堂（Les Halles）这一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规模巨大的交通枢纽和购物中心【xxviii】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通过一家国有运输公司来间接影响该项目。最后，中央政府在改造红堡（Château Rouge）——一个位于城市北部边缘的少数族裔社区的工程中，给予了市政府完全的决策权。这三个案例共同表明了中央政府和市政府之间竞争、妥协、合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巴黎的城市保护逐渐由中央政府垄断变为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共治。
第五章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研究发现，同时讨论了本书对于城市保护、社会正义以及更广泛的城市变迁方面研究的意义。这一章还通过讨论政治割据理论在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应用，来展示该理论的解释力。尽管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政体和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政治割据作为一种制度约束，影响着这些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的政策过程。这一章还探讨了城市保护如何对城市的人文维度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城市中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最后，我对当前全球机制变化将如何影响城市和公共政策进行了反思。
[1]举例来说，菲奇（Fitch 1982）研究过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结构对于城市保护的法律体系的影响；弗兰克（Frank 2002）强调了地方政府在管理美国城市空间与建筑遗产中的作用；通（Tung 2001）讨论了18个世界主要城市中地方政治如何影响城市保护和拆除的决策。
[2]http://whc.unesco.org/en/list/.第一章【1】政治割据的逻辑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罗贯中：《三国演义》
本章将针对政治割据如何影响政策过程进行理论探讨。我认为有三类主要的政治割据，它们分别是：功能性割据、地域性割据与层级性割据。我将一一说明三类割据对政策过程的影响。通过第二、三、四章的比较历史分析，我会详细解释政治割据与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同时，作为比较的基础，我还会讨论对政策过程的其他替代性解释。
对政治割据的关注植根于对制度与政治决策模式二者关系的研究。政治制度自古就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而近些年关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为分析制度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创造力。历史制度主义者试图阐明政治博弈如何“被其所在的制度环境调节”（Ikenberry 1988, 222-23）。这种制度环境既包括正式的组织，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和程序（Hall 1986）。历史制度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制度之所以可以影响政治结果，是因为它们塑造了行为体的权力和策略，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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