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精神的践行者——追思孙殷望教授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蔡文鹏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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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精神的践行者——追思孙殷望教授文集试读：

孙殷望教授生平纪略

孙殷望，1937年9月19日生于安徽省南陵县。其父在抗战烽火中投身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他是烈士留下的唯一遗孤。坚强的母亲历经千辛万苦，将他抚养成人。他家境贫寒且自幼体弱，却勤奋好学，得到许多师长的鼓励与提携，于1949年7月以优异成绩读完了小学。后又免试进入南陵中学读初中，成为学校重点培养的对象，并在初三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1953年中考时，他从3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被历史名校芜湖一中录取。

1956年，孙殷望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成为南陵县丫山镇迄今为止唯一的清华学子。入学后，他得到党组织和众多师友的教育、培养和帮助，品学兼优，并在毕业前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实现了他从少年时代就立下的政治理想。

1961年年底，孙殷望毕业留校任教。他服从组织分配，弃工从文。1962年2月至1971年2月，任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教师。1971年3月至1991年12月，在学校机关担任文秘和行政管理工作。1985年任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学校文件的起草和内部刊物的编写工作，撰写了大量的报告、总结、简报等文稿。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总结和宣传清华大学教育改革和党建工作的经验，做出了积极贡献。

1992年孙殷望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兼副系主任，主管党建、思想教育、人事、财务、外事、行政等多项工作。在工作中，他注重加强党的建设，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教职员工的业务成长和生活困难；他全力支持与配合系主任的工作，为加速中文系的建设与发展、开创全系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受到师生好评。1993年起，孙殷望先后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顾全大局，扎实苦干，为清华文科的复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

在承担繁重的党政工作同时，孙殷望首次在全校开设应用写作、公文写作课，该课程体系严谨、扼要实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深受校内各院系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尤其是香港公务员的欢迎。

自1987年起，孙殷望兼任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积极参加并承担了多项高等教育研究任务；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德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探索教育改革规律等方面的著述水平较高的论文。1992年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杂志主编，为提高该刊的质量，扩大社会影响付出了很多心血。

2001年孙殷望退休以后，继续发挥余热。出于对母校的感恩和责任，2004年他接受了参与编撰清华大学校史的艰巨任务。在编写《清华大学史》第二卷的8年间，孙殷望不辞辛劳，尽心竭力，孜孜不倦，终于在2012年底按期完成了50余万字的《清华大学史》第二卷（初稿）。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清华人对母校的深厚感情。

2013年7月，孙殷望教授不幸罹患癌症。当他得知病情后，并没有消沉，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与病魔抗争。与此同时，他决定写一本人生自述来表达自己对母校、对亲朋好友的无限挚爱和深切怀念。但是天不遂人意，病情突然出现反复，致使他最终未能如愿，留下此生唯一未完成的书稿，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这个世界绵绵无尽的眷念，于2014年6月14日逝世。至此，他为祖国不懈地工作了53年。序(1)贺美英

2014年6月14日凌晨，孙殷望同志平静地走了。前几天他病危时，我去看他，他仍然打起精神与朋友们交谈。我和孙殷望都是56年考进电机系的，毕业以后留校共同工作几十年。对他的离去，深感悲痛和惋惜。

人文学院、中文系、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等单位决定联合编辑出版《清华精神的践行者——

追思孙殷望教授

首先，是学习和发扬孙殷望同志始终爱党、爱校、奉献的理想信念。他对党忠贞不渝，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为理想信念坚定，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的真正清华人。毕业留校后，他服从组织分配，弃工从文，改任政治课教师，之后又经历了四次大的工作变动，包括退休以后继续发挥余热，接受了参与编撰清华大学校史的艰巨任务等。53年里，多次工作调动均是服从组织和事业需要，从未听到他说过“屈才”、发过牢骚或对安排不满，而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每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并以其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做出成绩、完成任务。

殷望对清华有着无限深情，把自己的一辈子完全奉献给了母校，与母校心连心、共成长、共命运，诚如殷望在《自省后觉忆悟人生——我在清华58年》（未出版）序言中所言：“同众多相同经历的学友一样，我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把一辈子交给了母校。我学习于斯，成长于斯，工作于斯，成家于斯，立业于斯，以至终老于斯，从风华正茂到皓首苍颜，迄今已近一个甲子！可以说，我在清华的人生轨迹，与同一时期母校发展的历史轨迹紧密相连。”

其次，是学习和发扬孙殷望同志始终以追求卓越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才华横溢，是学校知名的笔杆子；首次在全校开设应用写作、公文写作课并成为别具特色的“名片课”；他撰写出50余万字的《清华大学史》第二卷（初稿）等。在多个工作岗位上，孙殷望同志总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留下了他脚踏实地前进的足迹，留下了他心血焕发的灿烂之花和丰硕之果，这源于他始终秉持厚积薄发、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高标准要求。

最后，学习和发扬孙殷望同志关心同志，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心胸宽广，性格开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情有义。他五十余年如一日，始终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体现出注重实干、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譬如他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时，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矛盾较多，思想分歧也较多。他提出了处理内部矛盾自勉的四句话：“有颗公仆心，多点人情味，弹好协奏曲，提倡和为贵。”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一批教授、青年教师、学生及职工保持着经常联系，赢得了众多师生同事的好评、信任和敬佩。在每个工作岗位中，他往往都能赢得工作业绩和队伍团结的“双丰收”。对不同思想观点的人，他同样给予尊重，平等对待，友好相处。

孙殷望同志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爱国奉献、追求完美’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精髓，也造就了清华人的强大凝聚力，只有认真学习、体验并身体力行这些优良传统和可贵精神，他们才能在清华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更大的作用。”孙殷望同志本人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清华精神，是我们同学中的优秀代表，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1) 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原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教授。追思孙殷望教授

领导篇

悼孙殷望同志

悼词

我在南京，追思会参加不了了。

殷望是我最可亲可敬可信可靠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与他共事十多年，只有与日俱增的友情，没有任何隔阂矛盾。他的善良、坦诚、淳朴、勤奋、敬业等优良品格，给我留下永远的记忆。我对他的过世无限痛惜。（任彦申）忠于信仰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一生——深切悼念孙殷望同志(2)张慕葏

孙殷望同志是我一位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可惜他过早去世了。我感到十分悲痛。我曾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文章里面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清华人，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把一辈子交给了母校，并在他的怀抱中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和半个世纪的苦乐年华。这是他生前描述自己的一段话。从我对孙殷望的了解来看，他真正把一辈子交给了清华，特别是交给了党。他一生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应该说是对党的事业精益求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就他的经历来讲，他中学毕业前入了党，实现了少年时立下的政治理想，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电机系，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优秀科学家，可是他响应党的号召，毕业留校改了行，弃工从文，改任政治课教师。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做政治课教师，他服从了党的需要。他做了政治课教师之后，不久，又调他到校机关工作，当时我们清华大学是有一批学工的老师，像林泰、朱育和、刘美珣等，他们弃工从文，投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事业当中去，这些人也非常有成就，成为知名的教授。可是孙殷望放弃了这些，又被调到校机关做党办的工作。党办工作是很具体、琐碎的文字工作，他坚决服从了，也做得非常出色，党委很多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成为我们党办之中非常出色的“笔杆子”。在党办机关工作了一些年之后，1992年，中文系复建之后的系主任张正权突然去世了，孙殷望又被调到中文系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副系主任的工作。后来又出任了人文学院副书记，党委书记的工作。从机关转为文科建设工作，他愉快地服从了，工作也非常出色。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在全校首次开设应用写作、公文写作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和好评。2001年退休后，他又参加清华大学校史的编写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因此，我觉得他的一生，就是服从党的事业需要，鞠躬尽瘁的一生。

我跟他有两次直接接触。第一次就是他到中文系工作这个时期。他做了中文系副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还做了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我参加了人文学院的文科建设，当时是人文学院的顾问，我们一起开会比较多。孙殷望同志在清华文科的复建、特别是在中文系的建设当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和徐葆耕的合作，他做了党支部书记后，他和徐葆耕的合作被称为“黄金搭档”“最佳搭档”，在他两人的配合之下，中文系得到快速发展。

他们的工作有两个特点，第一，继承、发扬了清华优秀的传统。大家知道，清华文科的建设，一直贯彻“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指导精神。他和徐葆耕两个同志，在中文系的建设当中就贯彻了这样的精神。我记得孙殷望到了中文系以后就提出，要把清华好的传统，特别是革命的传统，朱自清、闻一多等为代表的革命的传统，张正权等文科复建的精神，作为中文系建设的一个灵魂。在他和徐葆耕的努力之下，特别是在“文理渗透”方面有很多创新，当时他们设立了第二学士学位编辑出版学科方向，本科教学增加了计算机语言学方向，举办了中外文化综合班等；到了1995年，他们提出要形成一个“四条腿的桌子”，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形成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语言学，科技传播，对外汉语教学四大学科，很多方面都贯彻了“文理渗透”、人文与社科的结合，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干部，现在有不少毕业生在不同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那天参加孙殷望追悼告别仪式，碰到他的一个学生，现任人民日报政策评论方面的负责人，已经在国家建设相关岗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是贯彻“以人为本”，构建一个和谐单位。他在做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时提出了四句话：“有颗公朴心”“多点人情味”“弹好协奏曲”“提倡和为贵”。在他的努力下，中文系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群体，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成长。他和徐葆耕在一起工作，结合实际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密切联系群众，非常关注教工的生活、学习。张正权去世以后，为了纪念张正权，他们设立了专门的奖项，由系里设立了名为“张正权奖”，奖励学校机关10名工作突出的同志，感谢他们对系里工作的支持。他们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奖呢？原因一，以“张正权”命名，不要忘记前人的传统；原因二，之所以要支持校机关，是因为中文系的成立是与校机关支持分不开的，而且张正权、孙殷望他们都在校机关工作过。这个奖的反响特别好，特别是在校机关。这是在清华开创了由下属机构奖励上级机构先例的，而且体现了和谐共处、以人为本的精神。

因此，他在中文系的建设上和在继承和发扬清华的传统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贡献，是值得学习的。

孙殷望同志的一生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忘我工作的一生，包括他退休以后，仍然参与校史编写，搞了8年。

第二次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年以前，我们中国老教授协会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编了一本书叫《大师风范》，这本书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工作的60多位大师级学者、教授的为人、治学写出来，作为对青年教育的一个教材。我们清华有不少大师入选，其中包括教育家蒋南翔。刚开始收到的稿子也没有合适的，我就找了孙殷望。他说，我在校史中就是写蒋南翔校长的风范的，他答应了写稿，很快就拿出了稿子，我们有两三次讨论这个稿子，到底怎么改，怎样真正体现一个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风范，反复修改，最后写出来了。我认为它是现在所有写蒋南翔的文章中比较出色的，是体现蒋南翔真正的教育思想的一篇文章。后来写张光斗，本来是由王光伦来写，他和张光斗最熟悉，但他特别忙，结果厚厚的一摞资料交给了孙殷望，说请他写。孙殷望答应了，当时他和夫人在三亚休养，我把材料寄给他了。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他写了一篇关于张光斗的文章，写得也非常好。后来又有学生写的一篇关于刘仙洲的文章，写的不是太深。我又找孙殷望，让他帮着改一改，他又认真地作了修改。这都是他在三亚休养期间做的工作，可以说是体现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清华精神。

他病重期间，我有两次去看望他。这两次看望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情。其一，他念念不忘《大师风范》中这3篇文章。我第一次去看他，他就问我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够出版，我说大约7月份出版，他说出版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一本。后来第二次我又去看他，他又问出版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出版，他说出版之后一定要给他一本。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他所写的这3篇重要文章的正式出版。这本书出版之后，我一定会送给他的家属，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开设的“应用文写作”这门课。大家知道，他对这门课程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我跟他说，你这个“应用文写作”还是很有独创性的，这门课学生反映非常好啊，我问他现在谁在讲。他说现在这门课由另外一个学院的一位教师讲，但是这个教师一上课就要发牢骚、思想上消极，他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教师呢！这样的人怎么能来给学生讲应用文呢！可以看出，对于一个教师来讲孙殷望所重视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对学生的教育。他自己不能讲了感到很遗憾。

他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继承与创新：一个永恒的话题》。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清华原有老教师和新来教师怎么结合的问题。他专门讲到一点，“一大批引进人才大都有较深的学术功底、较强的发展潜力，又带了原单位各有特色的传统，为我校文科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有利于学科建设博采众长，发挥综合优势。但是，新来的教师初到清华，对清华传统作风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如何深入了解和传承清华所特有的优良传统就很迫切了。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爱国奉献、追求完美’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精髓，也造就了清华人的强大凝聚力，只有认真学习、体验并身体力行这些优良传统和可贵精神，他们才能在清华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他这段话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遗愿。

我觉得在孙殷望的身上体现了一个老清华人的精神，在他身上也继承了清华很多优良的传统。也希望这样好的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真正地把我们清华建设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具有中国特色和清华风格的社会主义大学。2014年7月5日张慕葏（前左二）在孙殷望教授追思会上发言学习殷望老师，继承他未了的事业(3)胡显章

孙殷望老师比我早一年入清华，是我敬重的学长，我和他有相似的经历。他1956年高考时因为对文有兴趣，本来是要考文科的。但是可以保送军事学院，就没有复习文科知识，后来因眼睛不好未入军事学院，改考工科，进了清华电机系。说明当时他的基础比较全面而且扎实。我也是中学文理比较均衡，最后选择了工科，于1957进清华精密仪器系。后来因清华向综合性回归，我与清华同转型，参与文科的恢复建设工作。殷望老师毕业后，因工作需要“弃工从文”。先是与一批品学兼优的同学一起留校当政治课老师，“在战斗中成长”，到北大听课，一边自学，一边教学。他们深入学生，与学生交朋友，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后来大多成为清华文科建设的骨干。1971年，他从政治课调到校机关做文秘和管理工作，在以后的20年里，写了百余万字的文章公文，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成为校机关的写作高手，不仅出色完成了各种写作任务，而且还在校机关给职员开起了写作课。

1992年，在张正权同志不幸因心脏病去世后，他被派到中文系接替正权老师出任中文系党支书兼副系主任，与后来的系主任徐葆耕搭档，一干就是10年，直到2001年退休，期间从1993年底人文社科学院成立到1998年底，他还担任院党委副书记和书记，是我的好搭档。他为中文系和清华文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文系他坚持“双肩挑”，根据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需要，以过硬的文秘基本功为基础，刻苦自学，为中文系并面向全校开出了“应用写作”课。实际上，当时中文系很重视写作教学，系主任徐葆耕不仅开出面向全校的“西方文学”课程，获北京市教学优秀一等奖，而且带头开“基础写作”课。可惜的是，在他们两位退休后，没有人开设面向全校的基础写作和应用写作课了。虽然格非老师开设了“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课程，但是满足不了量大面广的基本写作教学需求。

今天我们来纪念孙殷望老师，第一点是要学习他服从并主动适应事业的需求。在服从事业需求中求发展是许多清华人的共同特点。孙殷望在留校后，工作多次变动，他都是服从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出色地做好每份工作，包括并非组织安排而是自感重要的工作。他为了开好应用写作课，自己购买了大量与写作相关的书籍，刻苦自学，认真备课，教学效果甚好。在我参加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时，认识到学生普遍需要提高写作素养，一直在想怎样使殷望老师开拓的事业得以继承。在他病危我去探望时，向他提起此事，他就说，我有一批有关写作的书，还有一些教案，都可以交出来，供以后讲这门课的老师参考。当时他就嘱咐家属一定要帮助做好这件事。现在得到殷望老师家属的大力支持，将这批珍贵的资料捐赠给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这里我要向殷望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也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谢意！我们一定要好好珍存和利用这些资料，要努力想办法使孙殷望老师、徐葆耕老师等前辈所开拓的事业得到继承和发展。

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孙殷望同志，做一个与师生贴心、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的好老师、好党员、好干部。孙殷望同志在出任书记时讲的一席话特别值得我们体味和践行。他说，做好工作，一是“有颗公仆心”，要为群众服务，不能谋私利；二是“多点人情味”，要经常与群众在一起，将中文系建成温暖的大家庭；三是“弹好协奏曲”，党的工作要围绕中心工作的主旋律起好保障作用，做好党政协调配合；四是“提倡和为贵”，搞好党内、党内外以及干群的团结。他后来说，这在中文系、人文社科学院工作中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孙殷望同志既严于律己，又宽以待人，心中经常想着他人，显示出很好的亲和力，突出体现了厚德载物的精神。上面他谈的这些指导思想对当时建设和谐的中文系，使得中文系能够迅速进入主流，并以自身的特色影响主流，对学院建设和谐班子，提高队伍凝聚力，都发挥了积极保障作用。我想，对当今仍然有参照意义。

第三点，就是他作为一个清华人，对清华传统传承创新所体现的文化自觉，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中文系赵丽明教授在她的“女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中，组织学生开展撰写《清华口述史》工作，去年3月学生对孙殷望老师进行了访谈。其中就有“笃学践行，弘扬清华精神”的内容，他特别对学生强调，做人，既要像校训讲的那样，要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同时还要有宽广的胸怀，要善于和不同的人合作，还要有朱自清先生说的实干精神。继而他又结合清华的历史，强调要爱国奉献、追求卓越。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对清华精神的深切崇敬和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期望。

清华百年校庆前夕出版的《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一书中，有一篇孙殷望老师的文章：“伴随崛起忆当年——在中文系工作十年的断想”，在文章的结尾处他引用了在人文社科学院建院十周年时所撰写的纪念文章中的一段话：

在建院之初和随后几年，院系领导班子中，多数成员是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清华人”。我们比较熟悉清华的传统，比较适应清华的工作环境，也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我们这些人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毋庸讳言，学术功底不够深厚，对文科发展规律难以完全掌握，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近几年来，校领导花大力气从校外引进了一大批中青年优秀文科人才，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和后起之秀。现在其中的一些同志已进入院系领导班子，基本完成了新老交替。与前几年相比，院系领导班子和系所师资队伍的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且是可喜的变化。这一大批引进的人才，大都具有较深的学术功底和较强的发展潜力，又带来了原单位各有特色的传统，为我校文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有利于在学科建设上博采众长，发挥综合优势。但是，同样毋庸讳言，这些同志由于初到清华，对清华的传统和作风，还有一个逐步熟悉、感受和适应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对他们来说，如何深入了解和自觉传承清华所特有的优良传统，并尽快地融入其中就显得尤为迫切了。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爱国、奉献、追求完美”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精髓，也造就了“清华人”的强大凝聚力。只有认真学习体验并身体力行这些优良传统和可贵精神，他们才能在清华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段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本身就是践行清华精神的典范，同时又寄希望于后来者能够体认清华精神。联想到习近平同志近年来一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并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现在，清华正在为实现“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清华梦”而努力，同样要弘扬中国精神和清华精神，最大限度地凝聚各种力量。不仅仅非清华土生土长的引进人才需要为此做出努力，而且，对于土生土长的清华人，同样也有一个提升文化自觉，不断体认、弘扬和发展清华优秀传统的任务。我想做好这一点，将是对包括孙殷望老师在内的为清华文科的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过心血的前辈们最好的纪念。2014年7月5日，胡显章（前右二）在孙殷望教授追思会上发言用努力的工作纪念孙殷望老师(4)史宗恺

我和孙殷望老师在一起工作很久，他既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1988年，我由学校团委调出，来到工字厅，被安排在党办的资料组，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在孙老师等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资料组，这是延续了过去若干年的一个称呼。那时候，党办的徐心坦、陈秉中老师，还有孙殷望老师，既是我的领导，也都是我的前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与孙老师在一起，在那种更多的是师生之间交流的环境里，时常感受的欢乐气氛，接受前辈们对我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仍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脑海里也清晰地浮现出孙殷望老师的样子，坐在书与文件堆里，抽着烟，与我聊着清华的种种往事。那段时间里，工字厅里年轻人不多，我也因此有机会参与许多学校的重要会议，参与一些重要的工作，尽管有时候毛手毛脚。孙老师对我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也非常宽容。

有一次，我注意到图书馆在老馆的一楼办了一个出租书的摊点，学生们对此有意见。在孙老师的具体指导下，我请团委的学生去做了一个调研，做了一个内部简报，反映了同学们的意见，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孙老师亲自对简报做了认真的修改。在这之前，我们一般不太发这类反映问题的简报。简报出来以后，学校也很重视，图书馆也很重视，并迅速做了调整。事情虽然很小，但反映出孙殷望老师他们这一辈老师对年轻人的鼓励、支持，以及悉心的指导。

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有着共同特质。他们不功利，生活很简单，踏踏实实地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严谨、勤奋，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功利的想法和要求，我自己就是在这些老师耳提面命的过程中，在他们的教导下，慢慢地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给了我那么多的关心、帮助和指导，进一步教我学会做人，教我学会做好工作。孙老师去中文系工作之前，专门找我做了一次深入的交流，对我的工作提出许多建议，包括如何把简报、信息写好，怎么样写，同时还给我很高的期待。谈话的情形，犹如昨日。

几年前，孙老师写了一封信给我，今天我把这封信带来了。当时，孙老师从中文系退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信里所说的内容，是要我关注一位博士生，其中带着对学生深深的感情。他在信中说：“今天上午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我，才知道他现在做团委宣传部的辅导员，做《紫荆》报的主编。这个同学是我当年特招入校的，经由‘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被录取到中文系之后，又到哲学系去读书，明年将要毕业。这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很可贵的是为人诚实可靠，实干朴素，很有些清华人的优点，是可造之才。”所以他希望我能和他多交流，了解他未来择业的想法，给他帮助和支持。这个同学确实是在孙老师的关心之下成长起来的，他在清华博士毕业之后，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坚决选择去了新疆的南疆，现在新疆喀什一个县任县委常委兼一个镇的党委书记。我非常感动，孙老师退休那么久了，仍然会对同学有如此持续的关心和支持。那位同学每次从新疆回来的时候，都会去看望孙老师。孙老师也会听了他的工作汇报之后，也给他具体的建议。

在与孙老师共事的过程中，从大家谈到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孙老师他们这一代清华教师身上的宝贵精神。我几次在学校党委的会议上谈及我的切身体会，我认为，清华的离退休同志这个群体是清华的宝贵财富，他们身上渗透着清华人的一种精神，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我们这些现在在职的清华教师，应当要非常珍惜老同志身上的这种精神和品质，并且通过和他们的交流，通过向他们学习，能够把这种精神和品质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只是，我们现在还做得不够。清华现在大量从校外引进人才，但是他们确实少有和我们过去的清华老教师的深入交流。这种交流的缺少，使他们对清华的传统不能有深入客观的了解，因此也很难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所以，我觉得，学校和各院系的领导，应该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孙老师病重的时候，我几次去看他。孙老师告诉我，他在写他的自传。这个自传，其实也是作为那一个历史阶段的见证者的记录，对了解当时的清华有特别的意义。当时他已经从北医三院转回校医院了。我说，是不是找几个学生来给您聊一聊，顺便做一些录音。我想孙老师很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因为当年孙老师就是这么做的，抢救历史工作。当年为了把刘达老校长他们在清华的经历能够留下来，学校就做了这样的工作，把刘达校长接到甲所，请刘达校长讲他在清华的工作，讲很多具体的工作过程，把他讲的内容录下来，以后再做整理。我跟孙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一定也会觉得，我想做这类抢救历史工作。孙老师说，不用，我要等我出院之后自己写，因为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不亲自写，很难把许多情境还原下来。孙老师说这话时，一方面是拒绝了我说的“抢救工作”，另一方面，他对他的身体保持了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还特别希望能够继续关于校史的整理工作，以及他自己的写作。特别遗憾的是，孙老师没有来得及把他的工作做完。我也在想，我们应该重视这项工作，有计划地把那些老同志在清华工作的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并很好地整理出来，这是清华的财富。

昨天，我参加一场清华毕业生的活动，在与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我说，清华的历史和传统，就是通过那些无数清华人的故事沉淀，形成了传奇，最后成为清华历史和传统中的重要内容。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生活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成为这些故事当中的角色。我们要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让清华的老师和同学们领会其中的意义，身体力行地实践清华的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我而言，会记得孙殷望老师对我的教诲，记得他对我的要求和期待，我会把孙老师对我的要求和期待作为对我的鞭策，努力做好我的工作。

(1)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校友，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中央委员。

(2)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3) 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4)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员。同事篇悼念孙殷望同志

忠烈后代根子正，爱憎分明意志坚。

几度改行皆建树，耗尽余热心始甘。

关心同志多知己，人缘生辉众人夸。

妙手文章情真切，留住记忆在史篇。

满腔热血献清华，人们永远记心间。（原清华大学党办工作人员：徐心坦陈秉中钱锡康罗建北史宗恺周维臻关慧敏唐凤英王芹刘世弘敬挽）2014年7月5日徐心坦（前右一）在孙殷望教授追思会上发言一位好老师——怀念孙殷望老师(1)王芹

听到孙殷望老师走了的消息时，总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回想起2013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他的电话，得知他被查出患有结肠癌，并已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吃惊，因为在此之前看到孙老师时还很好，身体没有不舒服的状况，怎么会得了癌症？同时也为孙老师的豁达和乐观所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病人在刚得病后亲自告诉外人自己得了癌症。想到结肠癌是癌症里面比较好治疗的，加之孙老师的手术做得及时，我相信术后应该是很好的。尽管如此，心里还是很难过的，为他默默祈祷。随后，我马上陪贺美英老师去医院看望他，他精神状态很好，只是有点虚弱。以后得知他一次次化疗，除化疗带来身体不适外，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为此我们大家还聚会了一次，祝贺他战胜疾病，逐渐康复。但是不久，我就听说他情况不太好住进校医院。去校医院看望他时，他良好的精神状态、洪亮的声音，还有病床小桌上又堆起的报纸、书稿，使我心里感到宽慰，相信他能战胜病魔。但没想到，孙老师病情很快恶化，加之恰逢校医院维修改造需要所有住院病人转院，孙老师只好转到北京老年医院治疗。没想到刚转过去不到一周，孙老师就离开了我们，带着对母校的深情、带着对亲朋好友的眷恋走了！我为失去一位好老师而深感悲痛！

我与孙殷望老师相识已有30多年，其中曾经在校机关一起共事13年。虽然后来他调至中文系工作，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令我尊敬的、在工作和为人方面给予我很多帮助的好老师。

还记得1979年我刚到学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时，孙老师已在党办资料组工作。当办公室的老师将我介绍给大家时，孙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和气，好相处。后来在工作中与他接触，才知道他是清华知名的笔杆子，看到他写的一篇篇报告，发表的一篇篇文章，非常佩服他的笔下功力。

孙老师不但擅长写作，而且为人好，心地善良、重情义、热心肠，与人相处胸无城府，平易近人，因此他结交了众多朋友，里面有“笔友”“疗友”“棋友”“麻友”等，有和他同龄的同事朋友，有他做红娘介绍的年轻朋友，也有他的学生小朋友。大家有话愿意与他讲，有事愿意请他帮忙。就是在他担任领导工作后仍旧如此。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经常请他对自己写的文章、报告提意见，他总是热心相助，从不推脱。1992年他调到中文系工作后，仍然关心党办的同事，他知道校机关办公室工作忙，很少组织业余活动，于是，每逢中文系组织活动时，他就邀请我们参加，调剂调剂生活；我也继续请他帮助修改报告，当年申请职称的材料也请他提意见。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深深感到孙殷望老师是一个热爱学校、关心家人、惦念朋友的人。

孙老师退休后，依然关心和牵挂着老同事、老朋友。特别是当他们患病后，孙老师除了多次看望、送去慰问和真诚的祝福外，还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其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曲文新老师是孙老师在党办工作时的同事、好朋友，后来调到学校经管学院工作。虽然他们不在一起共事了，但一直保持着当年的友谊。当孙老师得知曲老师身患肺癌后，从做手术到治疗期间，他多次叫上我和党办的同事一同去看望曲老师，送去慰问和祝福。2010年7月曲文新老师不幸去世，孙老师对我说，在本年3月纪念《清华校友通讯》复刊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曲老师作为《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后的首任编辑，在发言中还畅谈了当时编辑出版工作的情况和体会，并对继续办好《通讯》提出了具体建议，当时看到曲老师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力充沛，根本不像一个身染沉疴（肺癌）已近8年的病者。而且他认为，曲老师既然已超过最长存活期（一般五年），按说可以带病生活更长时间。没想到7月就接到曲老师去世的消息，痛惜之余，孙老师写下了《又一只鸿雁飞向天国——悼念好友曲文新》一文，发表于《清华校友通讯》上，以表达他的哀思。曲文新老师的家人很感动，专门找我要那期《清华校友通讯》珍藏纪念。

李宝善老师也是孙老师的一位老同事，他们先是在党办共事，后又调到中文系一起工作。孙老师作为李老师的领导和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他都非常关心。我曾听孙老师讲起他为解决李老师的职称问题而多次奔走的情况。后来，李老师也不幸罹患肺癌，孙老师更是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在得知李老师病情恶化、上下楼困难的情况后，他通过人文学院和其他部门多方呼吁，给李宝善老师借到了低层的楼房，减少了他的痛苦，使他得以平静离去。另外，像中文系负责教务的姚金霄老师病重期间，孙老师在得知她上下楼困难后也是多方想办法，问题最后得到解决。我在每一次陪同他去看望生病的同志们时，他对朋友同事的关爱之情、关切之心都使我深受感动，因此，他每次提议探访，我都欣然陪同前往。

徐葆耕老师是孙老师在中文系时的老搭档和挚友，他们一个任系主任，一个任系书记，后两人又同时担任人文学院的领导职务，前后合作共事长达十年之久。2010年年初，徐葆耕老师突然查出身患胰腺癌，病情发展较快。孙老师在得知徐老师患病后每日来往于家和校医院之间打针有困难，便让我询问校医院能否到家中打针治疗，后因徐老师的病不能在家中治疗而作罢。徐老师去世后，孙老师接连写了两篇充满深情的文章悼念他，对徐老师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在文中列举的这几位老师，只是孙老师众多朋友同事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中有的是原党办的同事，有的是他在中文系的老朋友、老部下，有的已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当得知他们生病有困难时，孙老师都会竭尽全力去提供帮助，千方百计予以解决。这几位老师因都与我相识，所以我有幸陪同孙老师去看望他们，有幸为孙老师的呼吁助力，尽管我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的能力，但孙老师的热心让我感动不已。

孙老师在怀念曲文新老师的文章中提到：在《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号的卷首，有一篇徐葆耕老师撰写的题为《我们愿做一只鸿雁》的“编者的话”，代表了包括孙老师在内的当年所有编者的心声。孙老师说“古人云：‘人固有一死’，但总觉得他们离去得太早、太可惜！若干年后，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几只鸿雁，也会陆续离去，与他们在天国重逢，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愿届时我们仍然是一只只飞翔于天国、沟通天上与人间的鸿雁……”这段感人的文字既是孙老师对失去老朋友的痛惜之语，也是对他们之间永恒友谊的美好祝愿。其实，孙老师对于我们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因笔拙，写不出孙老师那样文采飞扬的文字，只能从一个小小的视角，写出孙老师众多美好品格中的一个方面，也想借用孙老师的这段话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思念。

孙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孙老师，我们怀念您！学习的楷模——怀念孙殷望老师(2)周茂林

为学校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者被老清华学人尊称为“永伴清华前行的人”。

2014年6月14日凌晨5：56分，又一位“永伴清华前行的人”，也是我的老师、老领导、老朋友孙殷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清华园，我也失去了一位可求教、可倚重的老师、老领导。

孙殷望老师是清华园里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大才子、笔杆子，他的离去是学院的损失，是清华的损失。从孙殷望老师开始查出患病，到手术、化疗，再到赴北京温泉老年医院临终告别，职责和情感要求自己一定要尽心尽力，而孙殷望老师自己却表现了对自然规律和病情的乐观态度，治疗期间在校园活动，还不时到学院办公室看看同志，聊聊学院的情况。没想到病情却发展得如此之快，上苍竟如此无情。病危前2个小时从李树勤老师那里得到消息，同胡显章老师以及魏珂庆匆匆赶到医院，因凌晨打车难，孙殷望老师已停止呼吸近一个小时，但神态却是那么安详，孙殷望老师也该休息了，他的清华情结，他的永不停歇、埋头苦干的工作精神，“一块砖”的工作经历，堪称清华的脊梁！去世前一周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还说有本自传手稿需要完成，我还劝他身体第一，别太累了，没想到竟成了我们之间的诀别。

孙殷望老师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孙殷望老师是理工科毕业生，奉命弃工从文、改做政治理论课教师，后又在校机关工作，1993年底，至1998年底孙殷望老师先后担任学院党委副书记和书记各一届。我在学校人事处工作时印象特别深，1985年学校复建中文系，孙殷望老师是复系时的几位元老之一，并一直担任院系主要负责人，没几年工夫，全校最小的系，在系财力、整体形象、凝聚力、学科建设、行政管理、与学校职能部门对接、对话等方面出现一派生机，影响很大，他们知道当时校机关人员挺辛劳清苦，给校机关设管理奖项。基层给上级机关设奖，不是钱的问题，重要的是一种沟通、互动，反映了孙殷望老师务实的工作作风。

我当时在校机关工作，先后两次聆听了孙殷望老师讲授的公文写作课程，他的口才、文笔、知识面令人受益匪浅，以至到学院工作，组织干部培训，专门多次请孙殷望老师给干部授课，干部们反响很好。我在人事处工作时，1990年校庆曾约孙殷望老师一起搞清华校史展，主题为清华师资队伍建设，经多次讨论，孙殷望老师执笔撰写的“济济师群，名家荟萃”十几页的手迹至今还在我手中珍藏。在我心目中，孙殷望老师堪称清华园里文采飞扬的写作高手、笔杆子，他的写作水平、能力、对问题的认识令人钦佩，文学修养超过其科技修养，文人气质胜过其干部气质，这不仅是他的天赋，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敬业，干起事来特别认真、拼命，是听话、出活的清华干部的典型。学院建院十周年时我又约孙殷望老师写文章，他写了“传承与创新——一个永恒的话题”。葆耕老师去世，孙殷望老师非让我做主编、出文集，他一下写了两篇纪念葆耕老师的文章，“一个永不消逝的紫色背影——痛悼亲如兄弟的搭档”“献上一束勿忘我——再悼葆耕”。细读起来，每篇纪念文章都是认认真真，改了又改，力求完美，字里行间映射出孙殷望老师的做人、做事风格。我本人也是一名非文科科班出身、奉命到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一员，初到学院工作时，确实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因当时孙殷望老师已退休，见面谈话、求教，多是生活琐事，谈起工作，孙殷望老师总是夸奖和鼓励，从不以老领导自居，更不会提他本人以往成功的业绩。

我至今铭记孙殷望老师的自勉格言——“有颗公仆心，多点人情味，弹好协奏曲，提倡和为贵”，这里的“公仆心”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不追逐名利；“人情味”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协奏曲”就是突出主旋律，同时把相关具体工作落实好；“和为贵”就是加强班子和老师们的团结，营造和谐的集体氛围。孙殷望老师的自勉格言也一直是自己工作的座右铭。

孙殷望老师永远离我们大家而去了，他走得是那样平静、平淡，但他对学校，特别是为文科建设铸造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清华文科人的心中！但愿孙殷望老师在天堂能与他亲如兄弟的老搭档葆耕老师相聚，继续共同探讨、总结、展望清华文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孙殷望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大家心中！送孙老师最后一程(3)王小宁

孙殷望老师是我的老领导、好老师、忘年交。作为领导，他曾为我评职称倾注极大关怀和全力帮助，也曾因我突然决定去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学位没有及时向他报告而对我进行过直率批评；作为老师，他曾对我写作论文给予悉心指导，也向我传授过宝贵的教学经验；他退休后，我们又成了相互信任、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在我的印象里，性格热情开朗、说话声音洪亮又经常面带真诚笑容的孙老师是一个顾全大局、宽容大度、重情重义的人。

2013年7月，孙老师不幸罹患结肠癌。在他人生的最后11个月里，我因帮他编辑书稿而更多感受和目睹了他的内心世界、情感、人格……病魔突袭，开写人生自述

2013年7月15日，我跟孙老师共进午餐——后来才知道这竟是最后一次。那天，他跟往常一样，头戴棒球帽，推着朋友送的永久牌坤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蓝色手提袋。我们一起来到万人大食堂三楼，他说：“今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我说：“吃点简单的就行。”他一边翻看着菜谱，一边说：“这次要点儿好的，你爱吃的。”孙老师点菜的习惯一是性价比高，二是下饭。点好了菜，他问了我近况以及他关心的事情，然后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新近的俄罗斯旅游见闻和感受。不一会儿，菜上来了，他却说：“今天你多吃点，我最近肠胃不大好，不能吃油腻的，也不能多吃，明天还要去北医三院做肠镜检查。”听到这儿，我不禁一怔，平时很少听孙老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尤其是吃饭，他从不忌口，每次胃口都不错，喜欢吃肉，喜欢吃带点辣味的菜下饭。但是他满面的红光和洪亮的嗓音，立刻就把我的担忧打消了，我说：“顶多就是点息肉，不会有大问题。”那天的菜剩了很多，孙老师说：“你打包带回家晚上吃吧，别浪费。”临别时我对他说：“明天检查完给我打个电话吧。”

肠镜做完了，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孙老师的结肠上长了一个肿瘤，已有鸡蛋大小。当我去北医三院看望他的时候，他给我看了左手腕上戴着的病人信息，写着Ca1562。天哪！“Ca”不就是癌症吗？我的心跳立刻加速，但是我竭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慌乱，安慰他说：“就是点息肉，切掉就好了，别瞎想，不会有事的。”其实，当时孙老师已经知道自己是结肠癌，他说：“没想到我这个平时身体很好、很少去医院的人，也会得这样的病！”

尽管病情出人意料，但是孙老师仍然一如既往地乐观、镇定，他开始调研治疗方法，同时也下决心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余下的有生之年，写一本人生自述之书。后来，孙老师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表明了他的写作衷曲：

我1956年19岁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被称作“土生土长的清华人”。同众多相同经历的学友一样，我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把一辈子交给了母校。我学习于斯，成长于斯，工作于斯，成家于斯，立业于斯，以至终老于斯，从风华正茂到皓首苍颜，迄今已近一个甲子！可以说，我在清华的人生轨迹，与同一时期母校发展的历史轨迹紧密相连。因此，我把这本书定名为《我在清华60年》，意在通过我这个“土生土长清华人”在母校的人生历程，作为一个具体的“个案”，来反映和印证同一时期母校的历史进程。

我的这本人生自述之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谈不上有多少史料价值，但它却袒露了一个真实的我。其中有我的成绩与进步、缺点与不足、体验与思考、领悟与困惑以及我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但愿我的这本人生自述，能给家人、亲友、同乡、同学、同事们一个交代，给逝去的父母和亲友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给培育我的祖国和人民、母校和师长一个交代。

虽然手术成功，结肠癌治愈者多，但我毕竟年届耄耋，未来的时日已屈指可数。因此，我想在人生的列车慢慢驶向终点之前，向我生长的这个世界抒发“最后的心声”，以表达一个垂暮老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当今社会与当代教育以及我们党的事业所作的思考，所存的忧虑和所抱的期待。这样，在有朝一日告别这个世界时，我就会心安无憾地挥手再见。

清华园，是孙老师的命，是他奉献一生的地方。他在这儿学习、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寄托着他的情感和希望。在身患绝症之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把自己对母校的无限眷念和深情回忆都用文字记载下来，让文字延续自己的思想情感。

由于孙老师对电脑不熟，他还是喜欢用传统的纸笔写作。为了减少他外出找人打字的麻烦，也为了避免他在公共场合感染病菌，我主动请求为他做文字录入。孙老师有些过意不去地说：“那太耽误你的时间了。”我说：“不耽误，我正好可以先睹为快。”就这样，他每写完一部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他家拿回录入打印出来之后再送给他校对、修改。每次我去拿稿子的时候，孙老师总要说一句：“你慢慢打，不着急，不要因此耽误其他事情。”孙老师就是这样，他为别人做的事情很多（以前中文系教师，无论是提职称，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鼎力支持或帮忙解决），但是，别人稍微为他做点什么，他就会表示特别的不安和感谢。

2013年9月初到2014年1月初，历经4个月，孙老师先后进行了8轮化疗，他的书稿大部分也是在此期间完成的。那时候，他就好像跟时间赛跑似的，马不停蹄，每轮化疗下来都能写近万字。每当看到厚厚书稿上他那苍劲有力的字体，想象着他面对病魔的折磨，强忍着化疗反应的痛苦，趴在病床的小饭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叙写他那些蕴藏在心里的故事——他的自省，他的感恩，他的勇气，他的希望……我都为之感动和钦佩。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和乐观、淡定的心态啊！病情恶化，留下最后嘱托

闯过8轮化疗大关之后，通过补充营养液，孙老师的身体明显好转，各项指标趋于正常，他的心情也显得较前轻松和愉快。2014年3月中旬他进行了复查，没有发现癌细胞。孙老师非常兴奋地将这一喜讯告诉了我。之后的半个多月，为了让他静心康复，我没有去看望他，也没有跟他电话联系。我为孙老师庆幸，觉得乌云过后迎来的是一片蓝天。

但是，严酷的事实有时让人无法承受。4月5日，孙老师病情突然恶化，浑身出现了黄疸。当我再次看见他时，他已跟半个多月前判若两人，除了那对浓黑的眉毛和洪亮的嗓音依旧之外，我简直都认不出了：他的脸色黑黄，眼白也变得黄而浑浊，原来基本合体的衣服看起来也松松垮垮了，显然，人瘦了一大圈。孙老师给我讲了那段时间身体状况的变化，并说已经约好了4月17日去北医三院做胆管支架手术以便排黄。4月20日我去北医三院探望，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书名可能要改一下，改成《自省自觉忆悟人生——我在清华58年》。”他把原书名中的“60年”改成了“58年”，少了两年！我的鼻子一阵发酸，含着眼泪说：“没那么悲观吧，休养休养过段时间就好了。”孙老师说：“看样子很难逆转了。”后来听他的夫人刘老师说，其实那时癌细胞已经大面积转移，淋巴、胆、胃、肝脏，以至大脑都已出现病灶，随时可能陷入昏迷。孙老师虽然对这些情况不是完全清楚，但他显然已经感到了病情的严重。

由于癌细胞大面积转移，不能再实施手术，4月21日，在清华各位领导全力安排协调下，孙老师转到清华校医院接受保守治疗。

刚到校医院的两个星期，每天去看望他的亲友同事络绎不绝，有送水果的，有送补品的，有的朋友为了给他解闷，还送去小半导体、音乐播放器，也有的知道孙老师喜欢看新闻，特意带去了报纸。他的几位挚友，几乎每天都去看望，有的一天竟然去两三次，还给他送饭。有众多亲朋好友的关心和鼓励，孙老师的状态似有好转，他能喝一些米汤、烂面条，也能吃一点水果。

5月6号，孙老师又写了一部分书稿交给我，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手写稿。这次，他特别交代我几件事，而且叮嘱得很细：（1）这本书肯定写不完了，但是希望把第三章最后两节写完，不写太遗憾了。这两节分别是“特殊工具，揭秘清华简报组”和“痛定思痛，反思与领悟”，前者请他在校史的助手刘惠莉老师根据当年简报组全体人员的检查材料从中选编一些，后者由他口授，我来录音整理成文。（2）虽然此书无法正式出版，但希望印制得漂亮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以作纪念。（3）让我抽空跟刘老师一起去家里找一些照片，插在书的前面和正文里。照片分5类：第一，老家安徽南陵县丫山的风景照；第二，与亲人的生活照，母亲照片，全家福；第三，多年来与同学同事朋友的合影；第四，讲课的工作照；第五，境外出访照。（4）列举了120多位亲朋好友同事的姓名，嘱咐书印好后一定要送给他们。

此后，孙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咳嗽、呕吐、打嗝、发烧，不能吃东西，连喝水都不行，完全靠营养液维持。渐渐地，他连拿东西的力气都没有，更不用说写书稿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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