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宗强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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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思想史(全二册)--罗宗强文集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文学思想史／罗宗强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7（罗宗强文集）
ISBN 978-7-101-13704-0
Ⅰ. 明… Ⅱ. 罗… Ⅲ. 中国文学－文学思想史－明代 Ⅳ. 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4724号书 名 明代文学思想史（全二册）著 者 罗宗强丛书名 罗宗强文集责任编辑 李碧玉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版 次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201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印张27 3/4 插页4 字数620千字印 数 1-3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704-0定 价 98.00元出版说明
罗宗强先生生于1931年，广东揭阳人。南开大学教授，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中国明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李白研究会顾问、《文学遗产》杂志编委等。
罗宗强先生数十年致力于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研究，成就斐然。曾获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思勉原创奖。
他是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为该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他的一系列著作，代表了他所在研究领域内丰厚的成果，其中严谨之治学态度、科学之研究方法、深刻之理论内涵，为后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
此次推出的《罗宗强文集》，收录了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读文心雕龙手记》、《李杜论略》、《唐诗小史》等专著，并根据罗先生开列的目录，将其历年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序跋、讲演稿等整理成《因缘居别集》出版。中华书局编辑部2019年6月上 册引 言
明代是一个文学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各种各样的创作倾向，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分门立户，议论纷纷。明代也是一个文体多样的时期，传统的诗文创作寻求新出路，而戏剧、小说等文体则有了较为充足的发展。在同一个文学思潮之内，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甚至同一个理论范畴，不同文体也有不同的解读。文学思想丰富了，影响文学思潮发展的因素也多样了。政权、思潮、社会风尚，以至商业运作，都介入到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一开始就对思想领域进行严格的管制，以儒为主，兼取佛、道。而凡所取舍，均出于维护政权之明确目的。他制定了许多规则，给社会生活作了大量限制。他一方面重视人才，一方面又严刑峻法，给士人留出有限的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重政教之用的文学观成为文学思想主流，鲜明地反映在创作和批评中。代表主流文学思想的主要人物是宋濂和他的学生方孝孺。
在主流文学思想之外，也存在非主流的文学思想。一部分从元朝过来的文人，不同程度地存有元末文学思想潮流的影响，有的较为重视抒情；有的崇古拟古。它们的存在，是易代之际文学思潮交替的一种特有现象。
重视政教之用的文学思潮，到永乐朝达到高峰。永乐皇帝朱棣大力弘扬程朱理学，让臣下编纂《圣学心法》，以明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让重臣编纂《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以统一思想。编纂《永乐大典》，以加强文化建设。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掀起了台阁文学思潮。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台阁重臣。他们的创作，以赞颂国家的兴盛为内容。他们抒情时，以理约束情，使之达到“情之正”。提倡温厚、平和的文风。这一思潮伴随着国家的兴盛，历四十余年，直至正统年间才逐渐消退。
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文学思想倾向有了变化。原因有二，一是政治上的。景泰前一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皇帝朱祁镇在与瓦剌的战争中被瓦剌俘虏。这就是有名的“土木之变”。皇帝被俘的耻辱，对于朝野的信心是甚大之打击。鸣国家之盛已失去思想基础。一是台阁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已相继退出文坛。接替他们的另一批台阁重臣，台阁文学思想观念已经淡化。而在思想领域里，心学介入程朱理学一统的局面，由理入心，在创作倾向上主张回归本然之心，从鸣国家之盛转向写日常生活。在文学趣味上从追求温厚平和转向清新平淡。这时有影响的人物是陈献章。但是大的影响广泛的文学新思潮并未出现，从文学思想的发展说，这是一个过渡期。
这个文学思想的过渡期延续至弘治、正德间。弘治的短期中兴，到正德间朝政又混乱起来。这时的文学思想，既有台阁文学观的遗存，讲求为文的政教之用，且此一种之文学观，不唯反映在诗文中，也反映在戏曲创作里，出现了一批图解程朱理学，有着极端教化说作品，如《伍伦全备记》与《香囊记》。此一倾向的代表人物是丘濬。此时与教化说并存的，还有重自然、重真情的抒情说，将诗的自然抒情与诗的声律联系起来，提出了格调说。代表人物是李东阳。但是这些主张抒情的士人，也有学古的倾向，他们主张诗学盛唐。他们学古的主张，可以看作行将到来的文学复古思潮的先声。
与弘治间过渡期的文学思想交错，弘治后期萌发的文学复古思想，逐渐形成规模巨大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一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为首的文学复古思潮，延续至嘉靖初。这一复古思潮，从创作践履开始，逐渐形成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理论表述。他们在艺术上求质朴、重抒情、讲格调。但复古思潮内部，在复古的途径上存在尺寸古人成法与学古而不泥其法的分歧，并因此而有过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与复古文学思潮并存的，是重视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想在吴中地区的发展。吴中地区的一批文人，兼擅诗、书、画，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也承接吴中的文化传统。他们表现自我的真感受、实生活。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等。他们没有足以耸动视听的文学主张，但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完全摆脱了明道观念，疏离了与政权的关系，求自我的感情满足，且行为渐趋融入市民社会。这一发生于吴中的文学思潮，没有形成明确的团体，没有公推的领袖人物，只是由于趣味的相近而形成思潮。但是它影响广泛而深远。它的重个性、重自我的核心价值，在万历以后张扬个性、重抒情的性灵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正德后期至嘉靖末，出现了文学思想多元并存的局面。有杨慎兼容并包的文学思想；有被称为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有真情、浅俗的文学思想。真情、浅俗的文学思想反映到杂剧创作上来，就有徐渭戏剧理论“本色”说的提出。“本色”说要求作者在戏曲中表现真我、真性情，在语言上要求通俗，“越俗越家常”。真情、浅俗的文学思想，显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深刻影响。正德后期阳明心学的出现，影响了嘉靖以后直至晚明文学思想的走向。
嘉靖年间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与通俗小说《水浒传》得到广泛的传播。两书作年虽非嘉靖时期，但由刊刻而得以广泛传播则与嘉靖年间市民阅读的需求有关。忠奸观念、缘情泄愤、雅俗共赏的创作倾向，正适应市民社会的阅读需求。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复古思潮再起。此次复古思潮之再起，缘于对其时文风的不满，不满于第一次复古的追随者的模拟之弊，不满于宗宋文风的尚理，不满于吴中受六朝影响的尚丽。嘉靖三十一年，李攀龙首揭复古旗帜。此一次之复古，方向仍然是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而重点实在于修辞；且带有炒作之意味。
就在第二次复古思潮鼎盛的嘉靖末、万历初，复古派的追随者，模拟成风，文章写得诘屈聱牙。这时有一批文人出来，反复古，提倡言情、言真，表现欲望与性灵。自此以后，这一重自我的文学思潮蓬勃发展，直至明朝末年。
阳明心学重自我、主张七情自是人心合有的，“情顺万事而无情”的思想，对主张表现人性之真的士人有深刻的影响。阳明心学与禅宗、净土、道教修炼的思想互相渗透，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士人与民间被普遍认可。士商互动，市民社会的审美趣味影响士人，也推动着重自我、重情的文学思潮的发展。
嘉靖末和万历前期，王稚登、屠隆、冯梦祯、沈懋学等一大批士人，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诗文创作中，上承嘉靖前期江南文人祝允明、唐寅等前辈的余绪，在诗文创作中表现了自我的性灵之真。这种思想在戏曲中的表现，先是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屠隆的《四声猿》，他们在戏中含讽以泄情。到了汤显祖，南戏中的重情思想达到高峰。《牡丹亭记》一剧，把为情可以死，为情而死者能再生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剧而引发了戏曲理论上的重曲意还是重曲律、重意趣神色还是重音韵声律的论争。
万历中期李贽的出现，给了重个性、重情的文学思潮大力的推动。万历十八年《焚书》刊行，为个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张扬找到了理论的表述。接着是公安派性灵说作为理论范畴的明确提出，和我手写我口的文学趣味的追求，向着民间靠近。
这时最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是由重情走向纵欲的描写和对纵欲的反思。反映市民生活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现，从创作的题材、趣味到技法，都带来小说领域的巨大变革。
之后是以文为戏的娱情说和以文为教的情教说的出现。
重个性、重情的文学思潮，最后随着明王朝的走向衰亡而影响弱化。一部分忧国忧民的士人出来，在明王朝行将覆亡之时，尚望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在思想上重回程、朱道统，在文学上重提政教说，主张文以理为主。他们回归情之正的抒情观，重新给文学以理的约束。
从大的走向说，明代的文学思潮从政教功利说始，最后回到政教功利说。第一章 洪武、建文朝的文学思想走向
洪武朝的政治环境，对于此一时段、甚至整个明前期的文学思想的形成、文学思潮的走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政治环境，主要是指其时之政局与此种政局所形成之士人生存空间。
明朝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这与这个皇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有很大的关系。朱元璋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有历代开国皇帝所具有的雄才大略，有的史家甚至把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拟。他又是一位出身于贫苦底层的佃农，僧寺寄食，淮西流浪，深知民间疾苦，亦深知元末吏治之腐败，切身感受到元王朝之所以败亡的根由。他原本没有文化，征战与治国都离不开文化人的帮助；而其内心深处，又与文化人有着本能的距离。他既有开阔胸怀，善于接受新知识，从一个没有文化的佃农，到熟知历代兴革、熟知历代战例并能运用自如以指挥作战。他能诗能文，甚至能注《道德经》，知晓声韵。他又猜忌成性，不能容人。他杀功臣，人人自危。一个一无所有的佃农，经历十六年的征战，一旦夺得天下，那种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那种自是自傲、无所顾忌的气势，自在情理之中。而历经艰难，他又深知创业(1)之不易，于是他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面对他刚刚得到的天下。他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来建立他的王朝。
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他用很大的力量，搜罗人才，统一思想，建立制度。他以一种极严厉的手段，将经历近二十年动荡、战乱、破败不堪的社会，从新整顿起来；使一个失去有效管理的社会重新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他对思想领域的管制，为士人留出的生存空间，和他对文章的看法，影响着洪武一朝以至明前期文学思想的走向。第一节 朱元璋对思想领域的管制
朱元璋治道崇儒术，而兼取佛、道。他论三教，称三教各有用处：“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他所说的三教，是指儒、释、仙。他认为老子不应列入三教之内。他对于老子，给了极高评价。以(2)为老子之道，“乃有国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阙者是也”。洪武七年，他注《道德经》，在《序》中说他之所以重视老子之因由：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鉴。
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日试览群书，检间有《道德经》一册，因便但观，见数章中，尽皆明理……见本经
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
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
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减恐……朕虽菲
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3)
之术也。
他是把《道德经》当作君人南面之术来使用的。注完《道德经》，他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奢去甚去泰”，对儒臣说：“老子此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4)有助也。”对于佛教，他亦从治国之需要着眼。他是信鬼神之实有(5)的，他以为信鬼神有益于治道。“假处山薮之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谁(6)能知识。”信鬼神是使民有所畏惧，为善而无为恶。所以他说信鬼神“于国有补无亏”。他的三教论，并无多少理论之阐释，亦无理论之价值，完全从实用之目的出发，从治术之有用与否去理解三教。并且把此种之理解，变成自己的思想，随意加以发挥。
用《道德经》是用其君人南面之术，用释是用其制约人心，而日常治国，建立各种制度，推行教化，则主要是用儒。还在他取得政权之前，他就开始大批接纳儒士，寻求治国之道。元至正十八年，他征辟儒士范祖干、叶仪，询问治道之要领。祖干推荐《大学》一书，称：“不出此书。”他就召集儒士许元、胡翰、吴沉、戴良等十三人，听(7)祖干讲治道之要。范祖干是金华学派的重要学者。至正二十年三月，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应天，宋濂也是金华学派的重要传人。以后朱元璋一再征用儒士，与他们讨论治道。至正二十六年三月，他对刘基、王祎说：“天下兵争，民物伤残……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8)也。”立纲纪、明礼义、正人心，就是他开国之后首先要着手的工作。他之以儒治国，主要也在立纲纪与正人心。正人心，他一再提到《大学》的重要。洪武五年，他对礼部侍郎曾鲁说：“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其要在允执其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岂可舍此而(9)他求哉！”洪武十七年四月，他又对侍臣说：“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警醒。故令儒臣与太子诸王讲(10)说。”《大学衍义》的作者真德秀，释《大学》四大纲特别阐释正心诚意的重要意义。朱元璋重视《大学》，重要的一点，就是仁政、德治。洪武二十三年七月，他在谨身殿读《大学》，对侍臣说：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
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
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11)
家岂有不兴？
他强调修身，他自己常常以正心警惕自己。他尝对部臣说：“人心操舍无常，必有所警，而后无所放耳。”他命礼部铸一铜人，手执简书曰“斋戒三日”。“凡致斋之期，则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醒而不敢放也。”他又对李善长说：“人之一心，极难点检。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者？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理则，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点检。……盖防闲此身，使不妄动，则自信己能。若防闲此心，使不(12)妄动，尚难能也。”他论正心，不仅在治己，更重要的是治人。他多次与侍臣论及此一点。洪武十八年五月，他对朱善说：“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慤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13)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耳。”他在《拟问心》中，说心之运，有君子小人之别。若如君子之运心，则当世世为王侯、为巨富，即使贫穷，亦必无罪；若如小人之运心，则(14)必世世诛戮。他重视《大学》的另一点，是重其执中之道。《大学》讲执中之道，是讲无过与不及，而他对执中的理解，其实是指张弛并用。这在他立国以后的行事中，处处可以得到说明。他施政，有时严刑峻法，有时又宽容舒缓，都不是无过不及之本义。从此一点，我们亦可见朱元璋之崇尚儒术以治国，完全是按他对儒术的理解加以发挥。他之所取，主要是重忠孝，而不重仁，不重对君权的制约。此一点，我们后面将会谈到。
他一再提及尊崇孔子，多次提到孔子为万世帝王师。但他尊孔，主要在于建立严格的礼制，强化王权。制礼作乐，为洪武前期之主要工作，中心是严格制定尊卑等级。洪武元年，诏定乘舆冠服之制。洪武二年八月，诏儒臣修定礼书。三年八月，谕廷臣：“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制礼以明贵贱，明等威……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15)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于是省部会议，制定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之等差。规定庶民房舍不得过三间，不得用斗栱彩色，男女衣服不得用金绣锦纻丝绫罗，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连服饰的颜色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洪武五年，进一步规定，庶民妇(16)女袍衫不许用大红、雅青、黄色，带则只能以蓝绢布为之。洪武六年重申服色器用等第，而更加严格，连帽子的形制、酒器、伞、床榻、(17)帐幕、舟楫都有等级规定，违者给予治罪。洪武二十八年胡惟庸案之后，由于胡惟庸的罪名之一是僭越，于是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重加考定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编成《礼制集要》，颁布中外，申明禁制，(18)使各有遵守，敢有违者，必置之法。对于社会生活行为之此种规定，不仅以礼之名义强化行为的等级差别，而且以礼之名义强化尊卑贵贱之等级观念，使此一种极端之尊卑贵贱观念，成为强化王权之思想基础。
其实他尊儒，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安于逸乐，要对民施仁政；另一方面则是尊儒要有利于他强化王权，而且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凡是有碍于此一点的，无论是何种之思想，都必在他清除之列，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最能说明此一点的是他让侍臣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事件。洪武五年，有命罢祀孟子，因廷臣之谏诤而复祀，虽复祀，而对于孟子之反感并未消失。洪武二十七年，又命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中于他有干碍之部分言论，成《孟子节(19)文》一书。
据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编写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删除那些有碍君权的论说：引文王灵台之事，善矣；《汤誓》时日害丧之喻，岂不太甚
哉！雪宫之乐，谓贤者有此乐，宜矣；谓人不得即有非议其上之
心，又岂不太甚哉！其他或将朝而闻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
见报施以仇雠；或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或以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轻去就于时君。固其崇高节抗浮
云之素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
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
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则学非所学，用非(20)
所用矣。(21)根据此一编写原则，《节文》删去了《孟子》一书中的八十五章，并明言此删去之八十五章，“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容肇祖先生归纳所删为十一个不许说。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思想专制，是维持王权的绝对化。凡有触犯王权的绝对权威者，均在删去之列。略举其删去之数章，即可明此一点：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
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池台鸟兽，岂能独乐哉？（《梁惠
王》上）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
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闻诛一夫纣也，未
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公孙丑曰：“……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
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尽心》上）此数章，都是说君如不仁，则可诛可放的，这正是朱元璋之大忌。此下数章，则言君臣关系：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
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
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
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蔽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离娄》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
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下）在孟子的思想里，君臣之关系，是互为前提的。君如果不尽君道，则臣也可不尽臣道。君有道则仕，君无道则可以不忠。正是此一点，对朱元璋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删此数则与君臣关系有关之论说，似还有一更为深层之原因。何以洪武五年拟罢孟子配享，而至洪武二十七年才令刘三吾等删《孟子》？盖君臣关系实为朱明王朝建立以来长期困扰朱元璋之一大问题，至此必须从思想上给予一个严格规定。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案发。洪武十七年曹国公李文忠卒。王世贞据野史称李文忠多招纳士人门下，上大怒，尽杀其门客。钱谦益以为文忠之卒，淮安侯侍疾进药，“胡惟庸之毒诚意也，奉上命挟医而往；淮安之侍药，岂亦传上命耶？”他为此发为感慨：“若乃中山马肝之谤，开平杜邮之疑。汲冢之科斗，与孔壁而并传；隐桓之异辞，征宝书而(22)莫辨。悠悠百世，可为陨涕者也。”刘基是否为朱元璋假胡惟庸之手所毒杀，当然尚可讨论。而文忠与元璋，亲为甥舅，而又为大明之立国立下那样大的功劳，尚生疑似之二心。洪武二十三年，有国老太师李善长逆党案。洪武二十六年，有凉国公蓝玉谋反案。此数案诛杀者至四万余人。不断出现的臣下之不忠，对朱元璋当是极大之刺激。史家对朱元璋之诛杀功臣，甚有微辞。诛杀功臣，或有其家天下传至永久之一考虑。然防止臣下之反叛，当亦一极为重要之原因。从此一层面，理解何以洪武五年谋罢祀孟子，而至二十七年才下决心删《孟子》，君臣关系之考虑似为一重要之原因。从此一点理解，则删《孟子》之一重要目的，在于清除一切臣可以视君如寇仇之思想依据，而建立君权绝对之观念。删除之此下数则，属于行仁政与爱民的：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
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朱元璋从一个贫苦农民，登上帝位，他一方面深知民间疾苦；一方面他也深知载舟覆舟的道理。删去此一部分言论之目的，显然是要淡化民贵君轻之观念。从他的种种严格管制措施中可以看到他对于覆舟的高度警惕。他规定“今后天下内外城市乡村，凡我良民，无得交结官吏”，“僧尼、道士、女冠，敢有不务祖风，混同世俗，交结官吏，为人受寄生放，有乖释道训愚之理，若非本面家风，犯者弃市”（《大诰》）。对佛道二教进行严格管理，严禁秘密宗教。洪武十五年，他让礼部颁发学校禁例十二条，其中一条是“军国政事，生员无出位(23)妄言”。为了加强管制，洪武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先后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昭示全民，“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在颁发《大诰续编》时又明示：“今朕复出是诰，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罪罪之。”“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我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在《大诰三编》中再次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24)务要家藏人诵，以为戒鉴。”四编《大诰》，要做到户一本，刊刻规模之巨大，在中国印刷史上，虽非绝后，实为空前。第一次刊刻之后，有御史奏：有些地方的刊印本“字多讹舛，文不可读”。朱元璋认为是字太小，故容易差讹，遂命中书用大字重刻颁行。户户藏，人人读，学校作为课本，农人挂于牛角，劳作之间隙亦读。要使全国人民，人人以《大诰》为行为规范。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又诏礼部谕天下学校生员兼读《诰》、《律》。“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先是，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讲授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阅三岁，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25)视其所诵多寡，次第赏之。”这一年，赏民间诵《大诰》子弟十九(26)万三千四百余人。将皇帝一人的见解等同于法律，人人诵读，人人遵守，其普及之规模，自非绝后，亦实属空前。仅此一点，亦可看出朱元璋对思想行为的严格统制。第二节 朱元璋为士人留出之生存空间
影响洪武朝文学思想发展之又一因素，是其时士人之生存空间。朱元璋与士人之关系，甚为复杂。他的农民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从气质上、感情上与士人存在天然的距离。但是他南北征战以夺得天下，他看待事物，持的是实用的观点，他需要用人，需要士人的帮助。无论是立国之前还是立国之后，那种急切礼聘士人的心情，那礼聘士人的次数之多，都是前此的历朝皇帝所没有的。但是对于士人的是否对他忠心耿耿，他也常持猜疑的态度。这就造成他对待士人的行为的复杂性，既宽松，又严酷。宽松时爱护有加，严酷时轻易杀戮。
对士人宽松，特别是对青年人，他们犯错误以至犯罪，朱元璋常常给予宽恕，令其改过。洪武二十年，有国子生任陕西知县，受贿逮至刑部审问，朱元璋念其年少，原谅了他。对他说：“乃不能廉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27)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也是这一年，常州府宜兴县丞张福生犯法当死，朱元璋特宽恕他。“先是，上以进士、国学生皆朝廷培养人材，初入仕，有即丽于法者，虽欲改过，不可得，(28)遂命凡所犯虽死罪，三宥之。福生以国子生，故得宥。”在《大诰三编》中，他列出犯罪之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其中三犯四犯而致杀身者三人，二犯而诽谤致杀身者又三人，姑容载罪在职者三十人，一犯载罪者三百二十八人。对于这三百六十四人之处置，可从两方面说明问题：一方面严刑峻法，轻罪重判，三百多人中，大量的是贪污罪。有的贪污数量并不大，但也定死罪，如魏惟古，为水灾受钞一百贯并衣物，绞罪；田忠，为水灾受钞八十贯，绞罪；王恪，为水灾受钞八十贯，绞罪；陈迪，受粮长鹅酒，泄漏消息，斩罪；鲁望，为修船等事受钞一百贯，斩罪，等等。但另一方面，这些被轻罪重判的人又都没有执行，而令其载罪任职，给了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有的臣下，他关怀备至。朱元璋在无意间知道翰林修撰刘泰家有老母，就下了一道谕旨：“卿母年迈，云无他养，岂不动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29)意，若欲奉来就养，或弃职往侍，皆从所由勿拘。”对于敦厚的老年儒者，他特加尊重；对于年少人材，他越级提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生后，他更急迫的征用儒士。此年五月，征儒学教授吴源，召(30)儒士王本等。此年六月，召儒士李延龄、李干、杨良卿、王成寄、(31)石器、吕慎明、刘仲海、邹鲁狂、宋季子。洪武十四年正月，又下《求贤诏》。洪武十五年五月，又下《谕天下郡县敕》：“访求经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币聘之，遣送至京，共论治(32)(33)道，以安生民。”这年八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九月，吏(34)部以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入见。十月，朱元璋又越级(35)任用了不少秀才。他要士人为他办事，有时他也表现出对于士人的亲近感。他常常与士人吟诗作赋。宋濂文集中就记载着朱元璋曾多次与臣下吟诗作赋。洪武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张以宁奉命使安南，朱元(36)璋赋诗送行。《文宪集·翰苑前集》卷七《应制冬日诗序》称，洪武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宋濂、危素、詹同、王祎、魏观等人列坐左右，“上亲赋诗一章，复系小序于首，命各进诗”。洪武六年八月宋濂奉旨与詹同等编《日历》，九月开史馆于禁中，十一月十五日朱元璋召宋濂、刘基、詹同燕于乾清宫便阁。詹同被酒回宿处，成诗一首赠为《日历》缮写之黄昶。朱元璋亦和诗一首。宋濂记此事说：“其(37)俯和侍臣之诗，岂非乐育菁莪，以开万世太平之基者欤！”宋濂显然看到朱元璋的和诗对士人的影响了。洪武八年八月，朱元璋见秋水而有感，作《秋水赋》，命侍臣同赋。赋成赐宴。宋濂酒醉，朱元璋便命其自述一诗，并为之作《醉歌》二首，同时命朱善等亦作《醉学士歌》。诗成之后，命朱右书写赠宋濂，说：“卿藏之，以示子孙，(38)非惟见朕宠爱卿，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这话语里所透露的赋诗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反映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意。宋濂文集中尚有《恭跋御制诗后》记遣使天宁寺僧祖阐赴日，天界寺(39)禅师宗泐有诗送行，朱元璋和诗一首十八韵。又有《恭题〈赐和文(40)学傅藻纪行诗〉后》，记朱元璋和傅藻诗四首。现存《明太祖文集》(41)中与人和、赠诗有三十三首之多。他的诗其实写得并不好，举其送宋濂诗即可见一斑。宋濂致仕，他有《翰林承旨宋濂归休诗》并序，诗：闻卿归去乐天然，静轩应当仿老禅。不语久之知贯道，以心
详著觉还便。从前事业功尤著，向后文章迹必传。千古仲尼名不(42)
息，休官终老尔惟全。诗含意清楚，要宋濂回家之后什么事也不要吭声。宋濂筑有斗室名静轩，朱元璋要他独守斗室，今后庶几能保全性命。就诗艺而言，实不类诗，仿如顺口溜。但是他的和诗与赠诗之意不在此，而是要表明他亲近儒士。这是他与士人关系的一个方面。
他与士人关系的另一面，是对士人严刑峻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叶伯巨疏：“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43)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他举了一串名字：宋濂、苏伯衡、郭奎、张孟兼、傅恕、高启、魏观、张羽、徐贲、孙贲、王蒙、张宣、杨基、乌斯道。这些人有的死，有的贬。他说：“当时以文学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成化间陆容在他的《菽园杂记》中，引用永乐年间曾参与修《永乐大典》的僧惠暕的话：“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44)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谈迁说：“上虽亲儒生，(45)于单辞只语俱肊摩而悬度之，其后功臣多诛绝，早见端于此矣。”朱元璋猜疑心甚重，他用儒士，既依靠他们，又不信任他们，时时提防着、监视着。吏部尚书吴琳致仕回乡，朱元璋还派人去监视，看他有没有可疑的行为。监视的人回来说，吴琳就像一个老农，在地里劳(46)动。他才放心。有次宋濂在家请客，他也派人去监视。次日早朝，他就问宋濂请客都有些什么菜，要考察宋濂是否忠诚。宋濂一一如实说出，他才放心。士人对他稍有触忤，立被刑罚。洪武中求精于朱熹学说的儒者。李仕鲁入见，朱元璋大喜，说：“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仕鲁后来被任命为大理寺卿。他见朱元璋宠遇僧人，而僧人在外多不法，就上疏谏诤。朱元璋不听，他就要辞官回家。朱元璋“大(47)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大理寺少卿陈汶辉亦为朱元璋之宠遇僧、道上疏谏诤，结果也忤旨惧祸，在金水桥上投河自尽。左都(48)御史杨靖，因了替同乡修改诉冤状，就被朱元璋处死。左佥都御史(49)严德珉因病请求回乡，朱元璋也大怒，“黥其面，谪戍南丹”。曾参与修《元史》，为朱元璋撰写诏令、封册、歌颂、碑志的陶凯，因自号耐久道人，朱元璋厌恶他这个号，就借故他在接待高丽使者时误(50)用符验，把他杀了。苏州太守魏观，曾是朱元璋信任的一位有才干的士人，因在张士诚旧宫扩建府治官舍，被人诬称要兴张士诚的“既(51)灭之基”，也被朱元璋杀了。为此事同时被杀的还有王彝和高启。善画山水、北郭十友之一的徐贲，在河南左布政使任上，因大军出征(52)过其境，犒劳不及时，下狱瘐死。张孟兼、苏伯衡等因小事而被杀，史家早有所论，此处不赘。赵翼《廿二史札记》提及明初文字狱，据(53)《朝野异闻录》列出因表章有忌讳字眼遭诛杀者十二人。郁鲁珍因《松石诗》而下狱，死狱中。他与凌云翰、瞿佑都有交往。瞿佑《归(54)田诗话》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二均记有此事。甚至曾为朱元璋立过大功的士人，后来也多不得善终，如刘基、宋濂。为他所用者，生杀予夺既如此。而不愿为他所用，则也没有好结果。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吴人秦裕伯不愿应他的征聘，他便下了一道谕旨：“海滨之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起，恐有后悔”(55)。秦裕伯经不起他的威吓，只好入仕。《明史·刑法志》：“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56)为他所用的他猜疑；不为他所用的他不放心，处处提防，他给士人留出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士人只能在这有限的空间中生存。
思想的管制与士人有限的生存空间，为明初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文学观念的形成规范了主要的方向。第三节 朱元璋的文章观
朱元璋的思想管制、他留给士人的生存空间，构成了明初文学发展的环境。而他对文的看法，则直接导引着明初文学思想的走向。他不是文化人。他对文的看法，完全从他的治国目的出发。他原本没有(57)文化，但在征战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极善于学习。史称其对经书、史书，对历史上的有名战例，都甚为熟识。他常灵活引用经、子、史书(58)的知识于打仗与治国。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也学会写诗作文。从他的诗文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文章观念。
朱元璋的文章观，极简略地说，是尊典谟，重实用；去华饰，求平实。
洪武二年三月，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命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
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
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
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
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59)
明世务者，无得浮藻。此一段话主要是就章表奏疏等应用文体说的。此一标准，亦用于取士。洪武四年七月，中书奏科举定制，朱元璋提出了一条非常明确的标准：(60)“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可知文风问题在当时事实上当作朝政中的一件大事看待。洪武六年九月，朱元璋为改变文风，命翰林侍臣选择唐、宋名家章表可为法式者，以为今后章表奏疏之楷模。臣下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和韩愈《贺雨表》进呈。他便颁布此二表为天下章表奏疏之法式，下旨谕群臣：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
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
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
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
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61)
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这一谕旨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晋宋以降的文章发展状况的看法，表达了他反对骈丽浮文，尊崇典谟的复古主张。
洪武九年十二月，又颁建言格式。事由刑部主事茹太素之上书所引发。太素上书建言五事，文长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诵读，读至六千三百七十字，仍未言及主题。朱元璋便大怒，下令将茹太素痛打一顿。第二天夜里，他又命人读此疏，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处，才入题，而入题处，仅五百字而已。此五百字，建言五事，其中四事可行。朱元璋便命中书行此四事，同时命中书制定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浮文。为此事，他发为感慨：“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62)家。彼浮辞者，徒乱听耳。”他再一次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浮文，求实用的思想。
他提倡实用、平实文风的努力，至此没有结束，此后还反复多次出现。洪武十五年十月，刑部尚书开济奏：“钦惟圣明治在复古，凡事务从简要。今日内外诸司议刑奏札动辄千万言，泛滥无纪，失其本情。况至尊一日万机，似此繁琐，何以悉究？”朱元璋回答说：“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日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63)于是命刑科会诸司官定议成式，榜示中外。直至洪武二十九年，此一问题再次提出。这年五月，又因诸司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丽。朱元璋命学士刘三吾、右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写庆贺谢恩表笺成式，(64)颁下天下诸司，令凡遇庆贺谢恩，则如式录进。一再对朝廷中的应用文体颁示格式，可看出他以行政之力推行平实文风的决心与努力。
要求应用文体求实用，求平实，有益于世用。这是纯粹从朝政的需要着眼的。与此相联系，对诗乐与戏剧也都有类似的要求。
朱元璋极重视礼乐的作用。早在他登极之前的吴元年，他就说过：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
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
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
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哓淫(65)
亵之乐悉屏去之。(66)
洪武七年，他命翰林院侍臣撰回銮乐歌，应寓讽谏之意。前引这段话他反对流俗的“喧哓淫亵之乐”，而主张恢复和平广大的古乐。这是他尊崇典雅的诗乐观的最初表述。洪武十七年年六月，他对礼部侍臣再次表达了他复古乐、尊崇典雅的诗乐观：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示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
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
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
之气；后之律吕，出人为巧智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
音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离而不合，陵犯而
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而为(67)
二，而欲以格天地，感鬼神，岂不难哉！他的这一论述，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一是他主张复古，而此种之主张，实成为明代复古文学观念之政治基础。一是他主张诗乐应该诚。所谓手与心合，口与志合，就是要出自内心。他之所以极赞诸葛亮之《出师表》，亦因其真诚，与他对诗乐的看法一致。一是他主张诗应该和而正，这是他雅正文学观之一表现，也是明初主流文学观念回归雅正之一主要导向。
尊典谟、重实用、反俗乐的思想，也反映在他对绘画和戏剧的限制上。洪武三年八月，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也不得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旧有者，限百日(68)内销毁。《明太祖实录》记洪武六年二月，诏礼部申禁戏剧内容之事：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
违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圣贤衣冠为伶人笑侮之饰(69)
以侑燕乐，甚为渎慢，故命禁之。此一禁令不仅涉及宫廷戏剧，而且涉及民间演戏。此一戏剧题材之限制，自其政治目的言，是维护王权之绝对尊严。自其审美趣味言，是回归雅正。
朱元璋尊典谟，重实用，去华饰，求平实的文章观念，决定了他对文学的艺术特征、对文学的表现技巧、对文学的抒情功能的不理解。他常常说出一些从文学的视角看来不可理喻的话。韩愈有一篇《伯夷颂》，其中写到伯夷之忠义，称：“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朱元璋就写了一篇《驳韩愈颂伯夷文》，说：“且伯夷之忠义，止可明并乎日月，久同乎天地，旌褒之尚无过于此，何乃云‘日月不足为明’、‘天地不足为容’也。是何言(70)哉！”韩愈是一种夸张的写法，而朱元璋不解此一夸张之写法，意在极表赞美之意，而以求实衡量之，谓：“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月……若言道理，伯夷过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诬耶？妄耶？”他以为天地是至大无外的，天地之外更无别物，说“天地不足容”，就是违反了事实。他看到生员读柳宗元的《马退山茅亭记》，就写了一篇《谕幼儒敕》，说柳宗元之兄不勤于政务，构亭于马退山之巅，柳宗元赞美之，此其所以无益：柳子之文，略不规谏其兄，使问民瘼之何如，却乃咏亭之美，
乃曰，因山之高为基，无雕椽斫栋，五彩图梁，以青山为屏障。
斯虽无益，文尚有实。其于‘白云为藩篱’，此果虚耶实耶？纵
使山之势突然而倚天……果真仙之幻化，衣紫云之衣，着赤霞之
裳，超出尘外，不过一身而已，又于民何有之哉？何利之哉？其(71)
于柳子之文见马退山之茅亭，是为无益也。对于借茅亭以抒情，他不理解；对用藩篱比白云，以寄托向往自然之心绪，他也不理解，全用写实去要求。对文学艺术特质之此种不理解，当然与他的出身、与他的文化素养有关，本无足怪。但是此一种之观念，却亦隐约影响着明初主流的文章观。第四节 主流文学思想之形成
从朱元璋对思想领域的管制，从他给士人留出的生存空间，我们已能感觉到洪武朝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所能展现的环境氛围。从他的文章观，我们亦可感知他对文学创作、文学思想观念有意无意的引导。洪武朝大量作者，从元末动乱的环境中走过来，他们的思想观念与创作习惯，当然与元末的文学创作倾向、文学思想观念有承接的关系。但是，从动乱的环境走向大一统，动荡不安的生活逐渐的恢复安定，创作也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入仕新朝，且受到重视，这部分士人，随着生活境况的变化，创作倾向也就随之而变化。另外的一些人，依然在野，或者虽入仕新朝而仍处下位。他们的创作倾向与文学观念，则较为复杂。有的较多的保存了元末的文学追求，有的虽有新变，但与文学思想主流保存着一定的距离。一
颂美创作倾向的形成。自入仕新朝且受到重视的这部分士人言，他们的创作倾向与文学观念的变化至为明显。他们的创作倾向与文学观念，适应其时的政治思想环境，逐渐成为洪武朝文学思想的主流。这里的所谓主流，并非自创作倾向之普遍性言，亦非自持有此一倾向之人数多寡言，而是指一种与朝廷之取向相同、适应新朝需要之文学思想倾向。
这个时候，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一种颂美的倾向。在颂美的诗中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气象。此种诗风，首先在入仕新朝的一部分士人(72)中出现。杨基洪武二年应诏到京，写了几首诗，就有此一种之气象。《到京》：郁葱王气古金陵，泰运重新感盛明。臣庶梯航趋上国，江山
龙虎卫高城。六街尘掠秦淮过，万户钟声魏阙鸣。白发到京期少(73)
补，敢将词赋重声名。“泰运”、“盛明”，流露着他对新朝的颂美之意。“六街尘掠”、“万户钟声”，状京城之繁华。其实，战乱刚过的南京，尚在凋敝之中。繁华之感，更多的是表现一种喜悦的心境。尾联表达自信。洪武六年，他被授为兵部员外郎，朝廷的环境氛围给了他熏染，他的雍容典雅的诗风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奉天殿早朝》二首：双阙翚飞紫盖高，日华云影映松涛。万年青拥连枝橘，千叶
红开并蒂桃。仗似玉龙衔宝玦，珮将金兕错银刀。乍晴风日忻妍
美，阖殿齐穿御赐袍。貂珰绣帽列金挝，玉节龙旂拱翠华。甘露欺霜凝紫液，庆云
如盖结丹霞。莺声近隔宫中柳，骏骑遥穿仗外花。圣主直教恩泽(74)
遍，香罗先到小臣家。紫盖、日华云影、万年青、千叶红、玉龙、金兕、玉节、龙旂、翠华、紫液、丹霞、莺声、骏骑、香罗，词语华美，境界高雅庄重，加上颂美之情，一派台阁气象。他此一时期的诗作，多有此种气象，如《新春左掖简方员外》：鸡筹送晓日初长，粉署微薰应漏香。草色才回半痕绿，柳条
初染一分黄。玉壶冰解春无迹，罗幕风来澹有光。自愧才疏非画
诺，敢随鸣凤集朝阳。《新正试笔》：寒随残腊去匆匆，又见年光入眼浓。恨不发如春草绿，笑曾
花似面颜红。门无贺客酬佳节，座有痴儿寿老翁。已许承恩趋凤(75)
阙，珮声齐到日华东。类似的诗还有《感春》：“花有底忙冲蝶过，鸟能多慧学莺啼。闲身准拟看山色，又复朝参逐马蹄。”《春日出郊》：“除却凤林佳丽地，更于何处乐升平！”杨基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诗的写作技巧亦甚(76)为纯熟，他的律诗感情细腻，用词美丽。王世贞论其诗，谓其“如(77)西湖柳枝，绰约近人，情至之语，风雅扫地”。有不少诗，写法近于词。清人朱彝尊看到此一点，举了他许多佳句，而后称：此一些佳(78)句，“试填入《浣溪沙》，皆绝妙好词也”。所以朱彝尊又说他“犹未洗元人之习，故铁厓亟称之”。其实，杨维桢虽然称赞杨基，杨基诗与他的诗风并不相同。维桢诗主要学韩孟一派，而杨基歌行主要受李白影响。杨基入朝之后，诗风之所以起了变化，出现了高华典雅气象，当然与所处环境有关。他所面对的是朝廷生活环境，是朱元璋所营造的那种气氛。此一种诗风之产生，最为直接的关系，是朱元璋与臣下的诗赋唱和。除了本章第二节中提及的洪武二年、六年、八年多次与臣下唱和之外，在《明太祖文集》中还保存有与吴沉、戴安、禄与权、吴伯宗、刘仲质、周衡、吴喆、马从、宋璲、朱孟辨、桂慎、马懿、易毅、卢均泰、裴植、韩文辉、李睿、曹文寿、张翼等人的唱和诗。朱元璋诗虽没有多少文化底蕴，但有一种典雅宏大气势。洪武九年久旱之后霖雨，他赋《夏日雨晴诗》：“皇皇后土兮，德溥何量。山泽通气兮，天雨落而至滂。三旬阴霭兮过美，又将有伤兮或殃。俄云敛而天霁兮，民歌乐康。老农讴歌兮，陆种而水秧。朕握乾符兮(79)何祥，但时和岁丰兮世道为良……”《题范宽雪山行旅图并诗》：遥岑凝雪酷寒时，乔木阴森尽赤枝。知是范宽能运意，乾坤(80)
秀气更无私。两诗之视野最后都着落在天地之间，都蕴含有对上天的颂美之意，而情思格调则雅正宏大。洪武八年八月七日他有《又赐醉赞善大夫宋濂歌》，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宋濂来朝，他也有《又赐宋承旨越中来歌》。这些诗也都有典雅宏大气象。朱元璋的这种诗风，影响着臣下的审美追求。从他们的和诗中可以看到此种影响的痕迹。僧宗泐有(81)《钦和御制暑月民劳律诗》等多首。他有一首《回朝次韵》：日华初转万年枝，西武楼前赐坐时。独荷圣情亲有问，敢言
吾道合无为。宝炉嫋嫋天香细，紫阁沉沉画漏迟。归路钟山才咫(82)
尺，晚凉松下赋新诗。宗泐为天界寺住持，洪武十一年曾奉命往西域求遗经，十五年得经回朝，授僧录司左善世。此诗当为其还朝之作，完全没有僧诗常有之清冷寂寞气象。宝炉、天香、紫阁、画漏，选择此一类物象入诗，在于表达回朝时的一种庄严心境，感情基调平和雅正。此时之应制诗，大体皆是此一类之风貌。这可举出许多例子，如刘基《侍宴钟山应制（时兰州方奏捷）》：清和天气雨晴时，翠麦黄花夹路岐。万里玉关驰露布，九霄
金阙绚云旗。龙文騕褭骖鸾辂，马乳蒲萄入羽卮。衰老自惭无补(83)
报，叨陪仪凤侍瑶池。魏观《紫阁侍宴诗》有序，谓：二年十一月和暖如春，上游观上苑，召侍臣危素、宋濂、詹同、吴琳及观等赐宴于奉天门东紫阁，蒙御制一序赐之，曰：‘卿等各赋一诗，以述今日之乐。’观诗云：深冬晴暖动逾旬，内苑游观诏侍臣。五色庆云开凤尾，九重
丽日绕龙鳞。和鸾喜奉彤车御，式燕惭叨紫阁宾。淑气已从天上(84)
转，人间无地不阳春。刘诗颂美国家之强盛；魏诗更是极尽颂美之意，“五色庆云”、“九重丽日”、“和鸾”、“淑气”，用这些华丽词语都是为了表现朝廷宴集的盛大与皇上的尊贵气象。吴伯宗也有数量相当大的此类诗。他此类诗可以作为宫廷提唱风雅的代表，充分表现出雍容华贵的审美趣味。从他与朱元璋的联句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典雅诗风的风貌，亦可见此一种之风貌，与朱元璋的关系。《夏日武英殿君臣联句》：御制暑渐阳刚济以风，柳丝袅袅水溶溶。彤墀翠殿微风爽，伯宗
绣户朱帘霁景融。心定不烦挥巨扇，神清且复抚焦桐。高槐御制
枝上新蝉噪，曲径堤边舞蝶从。紫燕归巢帷幕静，金鳞跃浪
藻芹丰。茶烹石鼎松涛沸，酒泛金瓯琥珀浓。宝篆香浮时作凤，
彩笺毫染画成龙。新诗不减南阳调，沛泽能滋大化功。笋箨出林伯
风外绿，桃花映日水边红。赓歌永继虞廷治，千载明良此日逢(85)
宗。
君臣所表现的都是升平景象。伯宗将此种景象比为虞舜之治。“明良”者，谓君明臣良。在这首联句诗里，君臣的愿望与情思、审美趣味，都表现得十分和谐。从此一联句诗看，吴伯宗之雍容典雅诗风，显然与朱元璋有意无意的导引有关。伯宗的大量应制诗，亦充分表现着此一种之风貌。他的应制诗，有二十九首之多（七言二十六首，五言三首）。如《南京诗应制》：龙虎山河御气通，遥瞻帝阙五云中。英雄尽入江东籍，将帅
多收蓟北功。礼乐日跻三代盛，梯航岁贡万方同。都将盛德熙文(86)
治，殊俗全还太古风。应制诗如此，他的其他诗亦如此：虎踞龙盘十二门，王侯第宅若云屯。百蛮入贡天威重，四海(87)
朝元国势尊。凤凰城阙压金汤，龙虎旌旂护未央。万国衣冠朝玉陛，百蛮
歌舞进瑶觞。花迎宫扇红霞晓，日落天袍翠雾光。江海小臣无以(88)
报，空将诗句美成康。《早朝口号》：晓钟初动午门开，文武分班接上台。盛睹衣冠严禁卫，恍疑
身世到蓬莱。玉炉风定香烟直，金阙天高御气回。鹄立臣僚呼万(89)
岁，九重春色紫霞杯。四库馆臣论伯宗，谓：“其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90)台阁之体，胚胎于此。”此论极确。此一种之诗风，实为其时朝廷所倡导之创作倾向。自洪武一朝诗歌创作之数量言，此一种风貌之诗歌虽不占主要地位，但自朝廷之认可而言，则此一种之诗歌风貌，确实反映了“开国之规模”，反映出大明王朝的开国气象。它代表的正是朝廷希望发展的诗歌审美倾向的主流。把它看作后来台阁体之先导，是很有眼力的。事实上当时来自不同地域的作者中，都有过此一种风貌的诗。上引诗杨基来自吴中，吴伯宗来自江西，刘基、僧宗泐来自浙江。我们从其他人之诗作中，亦可证明此一点。也是来自吴中的史谨有《奉天殿早朝》：隔花初扣景阳钟，济济千官谒汉宫。春动椒兰浮仗外，身随
鹓鹭入班中。采霞渐出瀛洲曙，玉珮齐鸣上苑风。同祝君王千万(91)
寿，声回嵩祝接层空。他的《御柳》、《早朝》、《驾幸朝天宫次韵》、《述怀次金文鼎韵》、《晓出金陵怀朝中诸友》等诗，都是此一种之风貌。练子宁也有此类诗，《洪武庚午元日试笔》：扶桑日转晓曈曈，千树梅花雪未融。酌酒吟春瞻北极，升堂
贺岁遇东风。天垂华盖青云近，地接仙源玉圃通。二顷石田今废(92)
尽，独持书剑望年丰。他的《早朝和友徐子权韵》、《罢直图》、《送大将出征》、《大一统诗》也都是此类风格。来自金华的童冀也有此类诗，如《早朝遇雨次公叙韵》：阊阖晨开扇影分，风飘仙乐静中闻。九天雨露垂恩泽，五色
旌旗绚彩云。犀象效琛来绝域，衣冠赐宴总元勋。陋儒拟笔图王(93)
会，昭代于今政用文。闽中十才子之一的林鸿，入京后亦有此类诗作，《春日游东苑应制》：长乐钟鸣玉殿开，千官步辇出蓬莱。已教旭日催龙驭，更借
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莺唤起，宫花乍落鸟衔来。宸游好把箫韶
奏，京国于今有凤台。《寄右讲经春日早朝》二首，其一：王气匆匆曙色开，钟声隐隐九天来。钟山半压金鳌上，淮水
新从玉涧回。花拥千官瞻衮冕，雪消三殿隔蓬莱。小臣曾奏中和(94)
曲，散作阳春遍九垓。他的《春日陪车驾幸蒋山应制》四首、《早朝》、《金门待漏送别》二首、《和张考功春日早朝遇雪》等诗，亦此类风貌。在朝时所作之此类诗，与他乡居所作，迥然不同。他有一首《将之镡城留别冶城诸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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