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心武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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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月当花——刘心武作品精读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夜月当花：刘心武作品精读／刘心武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7
ISBN 978-7-5473-1513-2
Ⅰ．①深… Ⅱ．①刘…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9824号深夜月当花——刘心武作品精读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mm×1240mm 1/32字 数：218千字印 张：8.625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513-2定 价：36.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021-62597596联系。01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导读寻找本真积淀思想《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这一辑的几篇散文既有刘心武先生对个人及其家庭经历的回忆和思考，更有对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坚守其志的知识分子，青岭、老罗等其他平民朋友——生命印记的关注，以各种极具代表性的形象鲜明地折射出社会上的生存万象以及人性百端，涵盖了亲情、友情、沟通、理解、感恩、传承、审美、励志、成长、成功等多个热点话题。细细品，慢慢读，掩卷之余，你自会对时代、社会、人生、命运、人性多一份领悟和感动……
个体在时代推进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坎坷，所体验到的幸福和满足，哪怕历经时间的冲击，也丝毫没有被稀释、淡忘。
这应该源于刘心武先生始终从生活细节和自我感受出发，关注着个人生命意识产生的根源，从祖父于乱世罹难到两代父子均有隔阂（《挣不脱的生命链环》），再到对父母之爱的感恩与思考（《父亲脊背上的痱子》《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进而在《换季诗》中感慨“人类生存的大义”的细节表现。在无所拘束的现实叙述中，刘心武先生细腻地感受着身边人日常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宏观理性地把握着对“人”的分析探究。他对“祖、父、子”三者间存在的“控制”与“挣脱”的较量的认知，既从个人经历又从时代的演变，告诉读者“链环”存在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这种由“冲突”到“和解”到“延续”的积极认知，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生活实践者在生活中渐次形成的大智慧。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心中充满一种莫可名状的大悲悯，为祖父、为父亲，并且为我自己”，“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大悲悯的情怀，就是懂得谁活得都不容易，对别人能有宽容胸襟”。所以，《父亲脊背上的痱子》《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换季诗》等文章就出现了很多的温情细节，让我们意识到“正如我与祖父、父亲是紧紧相衔的链环一样，儿子也是和我紧紧相衔的一个链环”，而且这链环应当在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不懈努力之下，能在更多的亲人之间延续下去的吧。
如果仅把亲情定义为父母不求回报的庇护，是极为片面的，当毅然决然的“放飞”水到渠成之际，才是“独立”之人格真正形成之时。刘心武先生将父母子女之间的细枝末节形诸笔端，也将长辈宏大深邃的育人智慧投诸读者心灵。这种思考折射着现实的社会问题，极具针对性。
而刘心武先生笔下的友情，无论面对文坛大拿还是结交贩夫走卒，均是坦荡自如，率真诚挚，散发着浓郁的人情味。质朴冷静的言辞中，流淌着深刻的思考，有关心、热爱、理解、同情……给人以启迪。
于是，冰心老人的亲厚随和里有了让刘心武先生觉得如沐春风的心灵照耀；王小波的睿智平和中有了使他感觉一见如故的伯牙子期式的默契；的哥青岭是那么的仗义，保有了中国人传统思想中让人钦佩的对生命的敬畏感；“亲朋”老罗的远离又不由得让人心生“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惆怅轻叹……多少温暖都是由友情唤起的，多少坎坷都是借友情渡过的。友情不是互相的算计，友情提供给我们安然栖息的理解之堤。我们唯有珍惜！
学者许子东提出过“从文学而言，救人却每每是须从自救开始的”的观点，这尽管说的是刘心武的小说，但反观本单元选择的散文，我们也应该能够看到作家以自身对亲情、友情的独特认知角度，娓娓道出生活的真谛，赋予文章以美学价值，更糅合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思考人生的切入口。“人生一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已为遗憾；三者缺二，实为可怜；三者皆缺，活而如亡！”刘心武先生如是说。确实，人生唯有体悟过亲情的深沉、感受过友情的广博、回味过爱情的纯粹后，才会慨叹良深。而刘心武先生还说“阅读是我们每个人要重视的人生功课”。那么，除了从思想内容，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读刘心武先生的散文作品，并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一些帮助呢？
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独创，要有绝活”，在创作过程中顺其自然，但必须“追求意义，无意义的文字我不写”。要把自己放在同读者平等的地位上，一同去看世界，认识生活，认识人。而且写作时如果“仅仅是有生活，而不对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形成对生活某一方面的独到的深刻的见解，那么写出的作品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深度”。但是思考也是讲究“准确性”的，所以，我们要“在自己的作品中逼视人的灵魂、解析人生的奥秘”，“挖掘自己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秘密，探究那些最本原的生命冲动；窥见芸芸众生的所作所为，生死歌哭，悲欢离合，以及隐蔽于深处的人性的涌动激荡；对着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探究看似紊乱无序的冲撞中所包含的深刻而本质的规律”。
我们不妨梳理这几个方面：一、寻找生活本真
合适的、能够与读者形成沟通途径的写作素材都是来自生活。刘心武先生抓住了与家人、朋友相处的细节，架构出或宏阔或精致的空间，以敏感细腻的描写把自己对亲情、友情的深刻体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我们也可以学着借助一双“慧眼”，开发生活中蕴蓄着真挚情感的写作资源——可以借助电视、网络等，还可以深入生活，从社会、校园、家庭的角度，从多个途径开阔视野，开拓素材空间。这是我们的写作可以落实的基本方法。二、积淀思想底蕴
聚焦时代生活，使文章呈现丰富的思想；审视生命，思考价值，激发强烈的生命意识；体味生活潜藏的丰富情感，感受文章震撼人心的力量；透过表象，捕捉哲理意蕴，凸显高远的志趣；更要善于观照历史文化，使文章具有厚实凝重的人文色彩。唯有融合真情、真理，才能写出动人的篇章。三、把握创作手法
托尔斯泰说：“艺术起于至微。”那些能够展现人情、人性之美的细节往往能达到“一瞬传情，一目传神”的境界。比如《换季诗》中妻子把我的被套“特意带到乡间书房，在爬满青藤的窗外，在柳树和柿子树之间系上绳子，迎着晚玉米大田的来风，晒出特殊风味来”；老伴在晾晒儿子的被套时，“一再地让我‘往南一点’，我开头不明白，后来一眼瞥见南边窗台上的那盆茉莉花，恍然大悟——她是想让那被套多吸收些茉莉的香气”。三言两语就把传神的细节特点和浓郁的情感气氛传递了出来，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也就跃然纸上。
当然，我们还需要把握如何把生活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把握叙述策略和伏笔设置等写作方面的技巧。我们不仅要会鉴赏这些温情又深邃的文字，还要借鉴吸收，以求自己也能在创作上作出新的尝试。上海民办兰生复旦中学 施颖雯挣不脱的链环
曾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晚霞》杂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上看到萧萸老人写的《难忘的记忆》一文。此文回忆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里的反蒋反汪人士，以及一些观点与他们相合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士，还有无党派人士，从武汉、四川流亡到上海，寻求一个落脚点。他们在上海遇到了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刘云门先生（又名刘正雅，笔名镏鱼山）。刘先生是四川安岳人（杂志上误为广安），清末最后一科举人，留学日本时进过两所大学，在东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与共产党人毕磊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任干事，北伐时以军医身份随军突进至武汉。在汪精卫宣布“分共”后逃至上海，著114句36韵长诗《哀江南》，痛诉“四一二”后的愤懑与悲怀。不仅抨击了蒋、汪，也对政治诡变中的各种屠夫、孱头、肖小，以及“卖人肉包子”的告密叛徒等鬼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讥讽批判。气势磅礴，正义凛然，艺术上也相当成功。曾用“唯物社”名义自印散发，后又有“神州国光社”的印本面世。他在上海利用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威望，找到招商局督办赵铁桥（亦是老同盟会成员），于是赵把招商公学交给他，由他出任校长，以专门收容各路因不与蒋、汪合流而衣食无着的知识界人士。萧萸老当时二十来岁，也被庇护于此。1929年萧萸等自发组织了一个共产党招商公学支部，刘云门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支部活动。1930年赵铁桥被刺身亡，南京派来的新督办下令关闭招商公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轰炸上海，刘云门牺牲于日寇炮火中，他的书稿《人类命运论》，同日亦与被炸的商务印书馆一起焚于敌焰。
萧萸老文章中写到的刘云门，便是我的祖父。
我在祖父罹难10年后方出生。虽然我父亲经常给我们子女讲述祖父的事迹，例如20世纪20年代祖父在北京时就专门收留四川来的各路暂时落魄或需隐蔽一时的豪杰，朱德在离国赴德前就住在我祖父家中，并且为了避人耳目，还干脆让朱德住进我父亲的卧室，等等。但我们都不大在意，尤其是我，祖父我见都没见过，他的荣辱功过，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呢？
后来我们子女更得知，祖父在世时，对父亲并不怎么满意，他们父子之间，有许多心灵上的隔阂与感情上的冲突。父亲对祖父，是又爱又怨，又尊又怪的。
回想我的少年时代，和父亲很有几次非常严重的冲突，我毫不留情地说了毫无根据的故意惹他伤心败他声誉的话，气得他浑身发抖，竟一反常态地挥手打起我来。结果我拼力反抗，他的手竟被震麻弄痛。这几次冲突都被母亲细致地记入她的日记，和那些年月她的家庭油盐柴米账记在一起。
如今我的父母也都故去了。我只是在年过半百之后，才在比如说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一个万籁俱静的清夜，忽然痛心疾首，忆及我竟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地伤害过父亲，并把伤痕一直延伸到母亲的心上。
我不知道父亲对我发怒时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在暴怒时一定视我为“弑父弑君”的大逆不道之徒。其实，仔细想来，我并不是真要妨碍他的继续存在，我只不过是想换一种跟他有区别的活法罢了。
当我翻看着母亲那已成为遗物的日记时，我才发现，其实这世上为我付出感情最多而且最浓又最持久以至能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那不止是亲子之爱，也不仅有“不成钢”之恨，还有许许多多超过语言文字表达限度的复杂因素。那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如今我憬悟，这是没有办法，而且用不着想办法，不该去想办法的事——我的身上，流着父亲传给我的血，当然，那也是我祖父通过他再传给我的。
我是祖父刘云门、父亲刘天演的一个天然遗传物。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经历了许多次有时是很激烈的代间冲突。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因为道德观，因为兴趣爱好分流，因为认识分歧，因为感情波动，因为性格的变异，因为无端的烦躁，因为单向或双向的误解，以及什么也不因为……有时是被时代、社会的大潮流所推动，有时迫于具体处境，有时完全是主动出击，有时似乎非常清醒，有时实在是浑浑噩噩，有时始于理性而终于非理性……代间的冲突酿成了一出出悲喜正闹的活剧。
我不是宗教徒。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觉得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之上，而我们都面对着他，因此要对他负责。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浸润，使大多数西方人觉得在人与人之上有一个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代间的差异冲突和个体生命与上帝的差异和冲突相比，因有质的不同，所以简直微不足道。人与人的关系是面对上帝的平行线。我们中国人，尤其汉族绝大多数人，人与人之间是亲族的链环关系，一个人，只是这链中的一环。比如我，我没有上帝，我只能这样来确定我的位置：我是我祖父祖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以及谁谁谁的朋友、谁谁谁的对头、谁谁谁的邻居，等等。我需对以上种种人际关系负责。现在我非常理解孔夫子提出的“仁”，这个字拆开了就是“二人”。是的，儒家学说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没有单独的个人价值，我们个人的价值是建筑在起码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上的。而在我们所置身的人际链环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谁的后代？我们是否令他们满意？
我不知道祖父如果看得到今日的我，他会有何观感。父亲没有等到我大踏步走入文坛，就过世了，他其实并不一定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想起来常常发愣，为什么父子间的冲突，即使在最亲和的家庭中，也往往不能避免？《红楼梦》里写到的贾政和贾宝玉的冲突，常被论家定性为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这诚然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辨析，但其实贾宝玉何尝有“弑父弑君”之想？他自己又何尝有明确的“反封建”理性？近年已有论家著文，说贾宝玉是个浪漫诗人，他要生活在诗境里，所以不断和现实发生矛盾。他与蒋玉菡交厚，与金钏儿调情，都并非是针对君、父的，他那“下流痴病”纵使发展到极端，也不至于去参加农民起义军，掀翻王朝和贵族府第。他的“不肖”，在偶然事态的引发下，使得贾政恨不能把他“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但时过境迁，虽然父子间的心灵取向仍然不同乃至愈加分歧，贾政也并不坚持“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十三回写了“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到第七十八回，却又有“老学士闲征姽婳词”：贾政要宝玉写一首诗歌颂抵御“流寇”的林四娘，宝玉不但遵从，还积极到主动写出“长篇一首”的地步，而贾政此时对宝玉的看法，已修正为：“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污了祖宗。”作为人际链环中直接相衔的两环，他们不管如何冲突，到头来，也还是“一荣俱荣，一损倶损”。按曹雪芹原来的构思，贾家遭劫，那贾政和贾宝玉是一起被“链拿”的，在那时，他们父子难道会互相“幸灾乐祸”吗？没有宗教，我们只能格外重视亲情。儒家学说有时被尊为“儒教”，但那其实不是宗教，因为那教义里没有上帝。孔夫子是“圣人”，不是神。“打倒孔老二”曾给予“五四”时的新青年们以革新乃至革命的激情，但中华古老的“族链”还是把中国人组织在了人际链环中。“单个的人”，还是难以存在，无论在哪样的阵营中。20世纪70年代的“批孔”是为了“批林”，都说“文革”是造神，其实它的效应仍是圣人崇拜。20世纪80年代就有“单个的人”在中国出现吗？我们看不清楚。20世纪90年代呢？我们看到了许多脱离链环的无序现象，同时感受到一种普遍存在的“清理修复链条”的社会性呼吁。其实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排斥混乱无序的，任何一种社会都不允许一盘散沙的状况长期存在，甚至短期的存在也不允许。无论哪儿的人类都需要良性共处的“游戏规则”，我不是根据理性而是凭着直觉，宣布中国人的社会到头来还是要用“理顺链环”来达到民族亲和，而第一步，可能就是祖、父、子三代间在冲突后的和解与妥协。
忽然想到王朔，不少人说他是“痞子作家”，没正形儿，把一切化为笑谈，可是他也写了《我是你爸爸》。这篇小说里有一种宿命的忧伤，我读的时候常常想到其作品以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谁是我爸爸，谁是我儿子、孙子，或反过来，我是谁爸爸，我是谁的儿孙，实在是太重要了！以王朔为主策划出的电视连续剧，里面充满对上一代、老规矩的揶揄，有时甚至达到刻薄的程度。可它那主题歌，却又高唱“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意识，只有汉字里的“人”才能引发这样的联想。我想这也未必是电视剧合作者们的“狡猾策略”，很可能恰是他们心灵深处无可逃逸的文化基因使然。又忽然想到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这是一部让许多中国人败兴的戏。有人就问：纽约既然是那么可怕的一个“战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去了那儿的人在“坚持战斗”？可见他们到头来还是舍不得什么。那究竟是什么？他们坚持战斗就能如数得到么？那些企图挣脱中国链环的中国人，他们到头来还是脱不掉，或他们自以为脱掉了，却并不能成为西式“平行线”，或终于成为“平行线”了，却又并不那么舒服。这种中西文化冲突往往构成个别人乃至一定群体的大悲剧。这类悲剧的底蕴恐怕是一个永远的谜。我没有猜谜的能力，但我却无端地由此想到那牵着我们中国一代代祖、父、孙的神秘之链。这不是一个什么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这里面有一种超出政治、经济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范畴的无形力量。
我读了萧萸老人忆念我祖父的文章，竟浮想联翩。心中充满一种莫可名状的大悲悯，为祖父、为父亲，并且为我自己。50岁前，我也曾充满“审父”的激情，我珍惜那份情怀，我并不是要为此忏悔。我现在面对着我的儿子，我努力去做他的朋友，但我经常不能容忍他的忤逆，我和他有过多次相当惊心动魄的冲突。我认为我对他的训斥乃至于暴怒，大体上都是对我，并且对他有益。我并不期待他年过半百时对我悲悯。但我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正如我与祖父、父亲是紧紧相衔的链环一样，儿子也是和我紧紧相衔的一个链环。这链环应当延续下去，链中一环——这是我们中国人无可回避也毋庸逃遁的命运。父亲脊背上的痱子
我5岁时，本已同父母分床而睡，可是那时我不仅已能做梦，而且还常做噩梦。梦的内容，往往醒时还记得，所以惊醒以后，便跳下床，光脚跑到父母的床上，硬挤在他们身边一起睡。开头几次，被我搅醒的父母不仅像赶小猫似的发出呵斥我的声响，父亲还叹着气把我抱回到我那张小床上。后来屡屡如此，父母实在疲乏得连呵斥的力气也没有了，便只好在半醒状态下很不高兴地翻个身，把我容纳下来。而我，虽挤到了父母的床上，却依然心中充满恐怖。于是我便常常把我的身子，尤其是我的小脸，紧贴到父亲的脊背上，在终于获得一种扎实的安全感以后，我才能昏沉入睡。
我做的是些什么样的噩梦？现在仍残留在我记忆里，大体是被“拍花子”拐走的一些场景。那时，母亲和来我家借东西兼拉家常的邻家妇人，她们所摆谈的内容，绝大部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她们所讲到的“拍花子”拐小孩的种种传闻，却总是仿佛忽然令我的耳朵打开了接收的闸门——尽管我本来可能是在玩胶泥，并在倾听院子里几只大鹅的叫声——她们讲到，“拍花子”会在像我这样的小孩不听大人的话，偷跑到院子外面去看热闹时，忽然走到小孩身边，用巴掌一拍小孩脑袋，小孩就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了。单只能听见“拍花子”说：“走，走，跟我走啊跟我走……”也单只能看见“拍花子”身后的窄窄的一条路，于是便傻呆呆地跟着那“拍花子”的走了。当然就再看不到爸爸妈妈，再回不到家了……这些话语嵌进我的小脑袋瓜，使我害怕得要命。特别是，每当这时我往妈妈她们那边一望，便会发现妈妈她们也正在望我。妈妈的眼光倒没什么，可那女邻居的一双眼睛，却让我觉得仿佛她已经看见“拍花子”在拍我了。我就往往歪嘴哭起来，用泥手抹眼泪，妈妈便急得赶快抓我的手……
我在关于“拍花子”拍我的种种梦境——一个比一个更离奇恐怖——中惊醒后，直奔父母那里，并习惯性地将脸和身子紧贴父亲的脊背，蜷成一团，很快使父亲的脊背上，捂出一大片痱子，并无望消失。开始，父亲只是在起床后烦躁地伸手去挠痒，但挠不到，于是便用“老头乐”使劲地抓挠。但那时父亲不过40来岁，还不老，更不以此为乐，他当然很快就发现了那片痱子的来源。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愤怒，更没有打我。只记得他对我有一个颇为滑稽的表情，说：“嘿嘿嘿，原来是你兴的怪！”母亲对此好像也并不怎么在意，记得还一边往爸爸脊背上扑痱子粉，一边忍俊不禁地说：“你看你看，他这么个细娃儿，他就发起梦铳来啦！”“发梦铳”就是因做梦而呈现古怪的表现，但母亲似乎从未问过我，究竟都做过些什么梦。
弗洛伊德，当然很了不起，但他那关于儿子多有“恋母情结”和“弑父情结”的潜意识等论述，于我的个人经验，实在是对不上号。尤其是对父亲的感情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在极端恐怖时，得到了他脊背的庇护，且给他长期造成了一片难息的痱子，他又并未因此给我以责罚。我感激还来不及，怎会生“弑父”之心？父亲的脊背，并不怎样宽阔雄厚，我现在回忆起来，也并无更丰富的联想，比如后来他又如何以“无形的脊背”，给我以呵护和力量，等等。而且，情形还恰恰相反，他年过半百之后，对我的亲子之情虽依旧，对我的学业、前程、着落等大事，竟懒得过问，甚至撒手不管。记得我上中学以后，班主任来找家长，他招呼一下，便自己看报，母亲跟班主任谈完后跟他说，老师要走了，他便站起来点头送客。这时老师话语中提及了我们学校的名字，他竟脱口而出地说：“怎么，心武是在二十一中上学吗？”我上到高中，换了学校，他还是闹不清，递给他成绩单，他草草拿眼一浏，好坏都不感兴趣。据说我大哥小的时候，常因成绩不佳，被他打屁股，打得很认真。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是因为管孩子“管伤了”（腻烦了），所以到我这老五，便听之由之，全权交由母亲来管教。1960年，父亲由贸易部调到一所部队院校任教，他和母亲去了张家口。当时哥哥都在外地，姐姐已出嫁，我还在上学，父亲却把北京的宿舍全部交出，让我去住校，不给我留房——那时贸易部是完全可以给家属留房的，另外同时调去的就给家里人留了房。但父亲觉得我应该过住校的生活，并完全独立，那时，我还未满18周岁。
父亲在73岁那年过世（母亲则是在84岁那年），他那曾被我捂出痱子的脊背，自然连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都化作了骨灰。父亲不是名人，一生不曾真正发达过，他的坎坷比起很多知识分子的遭遇来，也远不足以令人长太息，他的同辈友人，几乎也都谢世，现在能忆念的，也就是我们4个子女（大哥先他而逝）。而我对他的忆念，竟越来越集中在他那脊背因我而炸出的一片痱子上。在人类漫漫的历史中，在无数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世事中，这对我父亲脊背上那片赤红鼓凸的痱子的忆念，是否极卑微、极琐屑，而且过分地私密了？
不，我不这样看。在这静静的秋夜里，我回忆起父亲脊背上的那片痱子，我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就是父爱。我们对母爱倾泻的话语实在太多太多，甚至于把话说绝：“世上只有妈妈好！”其实，仅有妈妈的爱，人子的心性是绝不能健全的。世界、人类，一定要同时存在着与母爱同样浓酽的父爱，我指的是那种最本原的父爱，还暂不论及养和教，不论及熏陶和人格影响。
所谓“阴盛阳衰”，是时下人们对我们中国体育竞赛状况常有的叹息，其实，就母爱和父爱的外化状况、揄扬程度、研究探讨，特别是内在的自觉性和力度上，我们似乎也是“阴盛阳衰”。中国男人要提升阳刚度，浓酽其父爱，也应是必修课之一！
我自己现在已年过半百，比背上捂出一片痱子的父亲那时，还老许多。我的儿子，也已经很大，扪心自问，我对儿子，是有那最本原的父爱的。我常常意识到，不管怎么说，他和我，有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的链环关系——他是我一粒精子同他母亲一粒卵子的共同作品。他的基因里，有我的遗传，我不能不给予他一种特别的感情，并企盼这种感情能够穿越我们生命，穿越世事，并穿越我们的代间冲突（那是一定会有的），而熔铸于使整个人类得以延续下去的因果之中。
直到这个静静的秋夜，我还没有把父亲脊背上的痱子讲给儿子听，不讲了，既然写下了这篇文章。儿子现在不读我的文章，虽然他以我写文章而谋生暗暗自豪。儿子说过，不着急，我的书就在书架上，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坐下来，专门读我的书，我希望他会在这本书里发现这篇文章。那时，也许他已经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了，他心里会涌出一股柔情，想到：你看，父亲从爷爷那里得到过，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过，我还要给予我的孩子，那是很朴素很本原的东西，一种天然的情感磁场，而这连环般的连续“磁化”，也便永恒。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一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二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其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就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而他们的预约，却是在近3年前——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便来登记过的。1988年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5年内还精确到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放飞的手远去了，母亲，你是笼罩在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多么大的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修斯情结”（所谓“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了粤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此他对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做出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三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碑，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雾重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真切而深刻的记忆，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的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他去农村参加了一年土改，后来又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邻居们比，实在是毋乃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些见过大世面、吃过高级宴席的人——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卤肉、泡菜、水豆豉、赖汤圆、肉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斩鸡、樟茶鸭、扣肉、米粉肉……“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10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亲制作的这类美味佳肴，母亲总是让我“嘿起吃”（四川话，意即放开胃吃个够），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外不惮其烦地制作美味。有了解我家这一情况的人，老早就对我发出过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我那时懵懵懂懂，并不曾设想过“将来”。生活也许能就那么延续下去吧？“妈！我想吃豆瓣鱼！想喝腊肉豆瓣酸菜汤！”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会有这两样“也不过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我属于天经地义。附带说一句，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自己要钱买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粽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母亲在“饲养”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几乎是一致地指认为对我“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更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我家厨房里飘出的气味，以及母亲经常在厨房外晾晒自制腊肠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高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订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给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还有在南池子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一个剧目都看了。为什么我要把这方面的投资都算在母亲身上？因为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十二级，工资额算高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父亲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有一回我中学班主任来我家访问，他竟问人家我是在哪一所中学上学；母亲全权操办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身体很快地达于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我爱好文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文学青年”，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新苗”一类栏目投习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投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我家许多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天大的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四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时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往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量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乐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了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那时市面上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但到头来，人家北京有根，终究还是“叶落归根”了。那时，即使我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都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前往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五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在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入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投入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是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烈的家庭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来说，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放飞”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20世纪80年代以降，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不少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对20世纪90年代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六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以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的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次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比如说在父母离京时为我谋得“留房”），而是因为父母一致地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自己，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我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我们每一个子女，都这样对待。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有丝毫的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以物质上的支援。比如我1971年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僻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
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那是“口外”，其艰苦可想而知，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她随父亲到了塞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并非军校工作人员，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这样后来军校彻底“砸烂”时，一些教职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生活条件较为改善，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短暂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七
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疾风暴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5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驭熟之感。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只是“一点点”，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进入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底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道缝纫社去合成。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八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家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气，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母亲于1988年深秋，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她坚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九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了一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换季诗
夜深人静，在电脑上敲完一段文字，疲倦如同水浸般透过全身，于是去卧室睡觉。这才发现，被子已经换成厚的了。
睡在洁净温暖的被子里，只觉得一丝丝秋野的馨香，氤氲在鼻息中。
这才意识到，老伴又忙活了一天——进行换季的安排。清洗干净、晾晒完毕的薄衣，叠起放入衣柜深处，又将深秋冬季要穿的衣服，一一晒过，再挂在衣柜外层成为一排。还有鞋子的倒换，凉鞋一一擦拭干净，用报纸裹好，放到床底大抽屉里，换出那里面仲春时藏入的厚鞋，先放到阳台上过风。最麻烦的是床上用品的倒换，薄被子的被套要安排清洗、晾晒和保存，厚被子和薄被子的被瓤则都要晾晒一番后，薄收厚用；被子的被套呢，她晾晒最下工夫，她自己最喜欢阳光的气息，因此提前许多天，等秋阳最旺的时候，里外两面倒换着晒得透透的，她说在雪白的被窝里，满是阳光的气息，会有串串美丽的梦境。她知道我最喜欢田野的气息，所以我的被套，她是前些时特意带到乡间书房，在爬满青藤的窗外，在柳树和柿子树之间系上绳子，迎着晚玉米大田的来风，晒出特殊风味来的。
自己总觉得，作为一个退休金领取者，还能写作，还能出书，挺不错的。但往往也就在忙活自己那些个事情时，忽略了老伴的创造性劳动。
每年两次，她以多病瘦弱之躯，在我们家里，完成换季的劳作。虽然有保姆小杨的协助，但其中的大量工程，是她不舍得让别人代劳的。我知道，她是把那一系列琐碎的劳务，当作写诗来进行的。
而今年的换季诗，还没有写完。
第二天，我有意识暂且搁下自己的写作，问她，我能帮些什么忙？她笑了，表扬了我，命令说：你把那衣柜顶上的箱子搬下来吧！我脸上有些发热。那本应该是不待她说，我自己就该主动去做的。当然，我不去搬，她或许会求得小杨的帮助，但小杨其实已经不小，来时是个少女，现在已经是有丈夫儿子的少妇，发了福，登高取物已经不那么灵便。小杨闻声从厨房里跑出，抢着要搬那箱子，我和老伴都笑说我们自己也该动动，我搬下了那箱子，又主动擦拭掉那箱盖上的灰尘。
那是装儿子东西的箱子。儿子已经娶媳妇，买房买车另过。当然，我们这边还保留着儿子的床铺。还要给儿子的床铺实行换季安排。也还要略备几件儿子来时可供穿用的衣服。这是老伴最后的一首换季诗。儿子从小就喜欢熊。连小杨都笑说他是属熊的。厚被瓤早给儿子晒蓬松了，老伴找出有许多小熊图案的被套来，让我帮她拿到阳台上去晾晒。儿子在许多方面跟我不同，比如喝茶，我最喜欢喝绿茶，最不喜欢花茶的那股气息，儿子却只喜欢喝香片。我欠起脚协助老伴晾晒儿子的被套，她一再地让我“往南一点”，我开头不明白，后来一眼瞥见南边窗台上的那盆茉莉花，恍然大悟——她是想让那被套多吸收些茉莉的香气。
我在电脑上敲出了一些文字。谈论的是我自以为很重大的事情。老伴的换季诗，在这个有许多重大事物的世界里，是否太渺小、太卑微？
有点累，且小休息一下。见老伴在衣柜前，手里捧着儿子的几件衣服，望着里面，发愣呢。轻轻走到她身后，一下子明白了。她望着的那一格，原来是专放儿子衣服的，现在空旷了许多。老伴没有发现我，我却发现她眼角溢出了泪滴。我轻轻走开。
儿子儿媳妇很恩爱，小两口对我们很孝顺。老伴的换季诗里有色彩，有图案，有气息，有音韵，有浓酽的欣慰，却也有微妙的泪水……谁能说这样的诗句，在人类生存的大义之外呢？兔儿灯
冰心老前辈去秋90寿诞，前往她家祝贺的要人、闻人及亲朋好友不少。报纸上发表了消息还有照片，她女儿吴青曾来电话问我为何一整年都不去同老人家聊聊，我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晦气得很，去了怕对人瑞无益。吴青责我“孤拐脾气”。其实我是觉得冰心老前辈仿佛一株巨大的榕树，飞去朝仪瞻仰栖憩啜露的鸟儿甚多，我这一阵心脏正闹事，头发掉去不少，一只落翎的病鸟，在她一生结识接触的鸟群中该不占什么位置，所以从此不去也罢。
虽没有去看望冰心老前辈，却还是时常挂记着她。还常从同辈朋友那里听到她讲的一些妙语。所以今年元旦之前，我就寄了一张自绘的贺年卡给她，上面不过是“敬祝安康”的简单贺辞。没想到两天后便接到了她的短简，是用圆珠笔写的，笔锋依然刚劲有力，而且是一句逼近一句的六句话。
她的第一句话是：“心武：感谢你自己画的拜年片！”这倒平常。第二句是：“我很好，只是很想见你。”这自然令我感动。然而我的“孤拐”本性仍使我觉得“心领”也就够了。因为一天到晚跑上她家去见她的人依旧很多，拜在她门下自认干儿的我就知道好几个，我想光他们也就很可慰她寂寞（如果感到寂寞的话），我还是不必去添热闹。她短简上的第三句话是：“你是我的朋友中最年轻的一个。”这当然更使我受宠若惊。记得1984年的时候，我去看望冰心老前辈，那时候吴文藻老先生还健在，她问起我的年龄，我说42岁，吴青就说：“呀，娘正好大你一倍！”当时两位老前辈都笑了。不过如今我已年近半百，自我感觉是风过叶落，繁花满枝的青春期已翩然远去，所以纵使有冰心老前辈这句话，我也还不打算去见她，她要是见到心目中“最年轻”的那并不年轻的面目，该多扫兴啊！然而她短简上接下来的第四句话是：“我想和你面谈，可惜我不能去你那里。”这句话的冲击力就大了。本来我心里飘过了“给她老人家回封信吧”的念头，这句话一入眼，如同风扫残云，“孤拐”劲儿荡然无存了，必须郑重对待她老人家的约请。然而，我的优柔性格，决定了我并无迅即安排这项拜望的心理节奏。冰心老前辈料事如神，所以她下面紧跟着的第五句话是：“我的电话×××××××（未经她老人家允许，我不好在此直录号码，请读者诸君见谅）有空打电话约一个时间，如何？”其实她知道我有她的电话号码，但她不惮其烦地又写了一遍给我，你说我若再不给她拨电话，那不成了个悖情悖理的怪物了吗？短简的最后一句话才是“你过年好！”然后是签名和日期。
我拨了电话，吴青接的，约好隔一天的下午去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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