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威廉·鲍莫尔,[美] 罗伯特·利坦,[美] 卡尔·施拉姆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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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试读：
英文版序
很多书是以一个核心理念为出发点的。本书建立在两个观点之上。
第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只具有单一形态的经济体制，而是具有多种形态。就其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意义而言，这些形式有实质性的区别。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只具有单一形态的观点所赖以建立的隐含假定，即认为所有的资本主义本质上都相同的理念，反映了冷战时期流行的思维。当时，代表着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超级大国你争我夺，笼络人心。其中的一方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经济建立在财产的私有制基础上，另一方是经济基本上不存在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区别似乎就已经将这两种经济制度分割开来，至于资本主义存在更多形态的可能性，人们没有给予更多的思考。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预示着资本主义（以及民主形式的政府）的胜利。一些美国学者为此而欢庆，有人甚至认为，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尽头”。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使这一幻觉破灭了，至少是就政府形式而言，幻觉破灭了。但是，其实在那个悲剧性的日子之前，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事件已经开始对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只有一种运行方式的理念提出了质疑。
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可观的生产率增长和创新，这些增长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型新企业所带来的，而不是由那些此前已经主宰了美国经济的大型企业所带来的。某种新的东西已经在发生，对于我们三个作者中的一位，这种变化已经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值得提出一个特别的标签：“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不断产生激进想法以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家们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有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在那里，激进的企业家精神明显缺失，共同主宰经济的通常是得到它们政府“重点支持”的大型企业和那些小规模的零售店或“夫妻店”。
从这一简单的认识出发，我们意识到，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采取了其他的形态。在有些地方，国家似乎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指挥交通”，因此，我们称之为“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很多人曾经认为 ——而且可能仍然认为——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是使很多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飞跃式增长的关键所在。在另一些国家，政府也发挥着作用，但是，政府领导人以及那些支持他们（或是害怕他们的）少数权贵似乎并不在意增长，而是更在意从经济中为自己捞取好处。由于这些经济允许私有财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只是这些财产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这类经济特征的最恰当的概括是“寡头型”。
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主义的四种不同形态——企业家型、大企业型、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增长。我们相信，这些区别不仅具有重要的描述性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含义。显然，我们认为，有些资本主义形式是值得推广的，另一些则应当被拒绝和取消。我们在本书最后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便旨在实现这两个目标。
第二个认识或命题对于下面提出的观点至关重要。如果读者们从对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简单的概述出发便匆忙地得出结论认为，只有第一种资本主义形态——“企业家资本主义”，是“好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形式，也是可以原谅的。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着美国进入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并且在诸如爱尔兰、以色列、英国、印度、中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流行。但是，如我们其中的一位（鲍莫尔）曾阐述过的，为了使经济真正保持最佳运行，需要创新型的企业与建立已久的较大型企业的并存。少数的企业家也许会提出“下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是，如果新的产品、服务或生产方式不能够被加工到可以在市场上以大部分人或企业能够付得起的价格售出的地步，它们将极少能够变成市场的现实。正是这个关键性的认识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好的资本主义”的最佳形式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混合，尽管这种组合的确切结构因各国的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于文化和历史的特点，我们希望其他同仁以后能给予更清晰的说明。
如果仅仅有上面这些观点而没有来自其他机构或个人的帮助，也无法形成一本书。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最重要的考夫曼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一家致力于理解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世界领先的基金会。通过积极参与该基金会的管理（我们其中的两位是基金会官员，一位是特别顾问），以及与我们的同事们讨论本书中的很多观点，我们三人都获益匪浅。我们的这些同事不仅包括在基金会工作的同事（我们与他们有无数次得到实质收获的谈话），还包括很多由基金会资助的学术界同仁。特别是，因为我们有幸可以调动基金会的一些资源来推进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性质、原因、结果以及相关政策的经济学研究，我们获得了仅仅靠我们每个人自己所无法获得的世界性视角。那些由基金会支持的学者们以及其他很多在相关领域工作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给了我们诸多启发。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完成的。鲍莫尔的工作特别得到了纽约大学伯克利企业家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他是该中心的学术主任，该中心是得到基金会慷慨资助的学术组织之一。
如果没有诸多领域同行的出色协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我们对他们心怀感激。一批一流的研究者团队——里迪（E.J.Reedy）、马里萨·波尔里齐（Marisa Porzig）、戴恩·施坦格勒（Dane Stangler）、马克·多拉德（Mark Dollard），帮助我们寻找重要的信息，提出关键性的观点，在各个方面一直给予我们帮助。我们还必须对另外两个人表示特别的感谢：一位是阿丽思·弗雷利奇（Alyse Freilich），她不仅对研究性工作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完成了起草本书附录的出色工作，这个附录解释了在研究企业家问题上遇到的使研究工作复杂化的数据困难；另一位是丽莎·米歇尔（Lesa Mitchell），基金会的另一位官员，她从事着开拓性地致力于理解和帮助改变大学产生的创新之商业化（使之更好地被商业化）的工作，这种努力将逐渐得到其理所应当的普遍性的认可。
我们还要对基金会的格拉瑞·奥尔森（Glory Olson），苏·安·贝蒂·布莱格曼（Sue Ann Batey Blackman，鲍莫尔的老同事）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查尔兹（Eliza Childs）等的工作和编辑帮助表示感谢。对于本书的编辑们，麦克·欧马里（Michael O'Malley）和史迪夫·库卡（Steve Colca），我们也由衷地感激；他们仅仅基于一份简单的提纲便敦促我们撰写本书（这份提纲在事后来看，与完成的作品只有微小的相似）。对于本书设计精美的封面，我们也不敢贪功，这份荣誉属于麦勒迪·德林格（Melody Dellinger）。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在本书逐渐形成过程中来自佐尔坦·埃克茨（Zoltan Acts），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罗伯特·斯托姆（Robert Strom）和麦克·宋（Michael Song）对于本书的某些部分的评论和投入。
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分享我们的工作和在提出本书后面的那些想法时所经历的智力上的兴奋和激动。正如其他合作型作者所知，两位作者能够共同完成一本书并且依然是朋友已属罕见。本书则反映着三个人的独特的合作，每一个人为这本书带来不同领域的专业经验，并且随着合作的进展而加深了友谊。对于能够共同完成这一著作，我们彼此心存感激。第1章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关于过去两个多世纪中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所取得的非凡增长和创新，最令人惊诧的事情是这一切并未令我们惊诧。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预期寿命只有现在的一半或更少。过去，我们无法录音，因此，无人知道莎士比亚的声音如何，或者“生，还是死”（to be or not to be）是如何发音的；那些最大的城市的街道夜夜黑暗；没有人能比马在陆地上跑得更快；新奥尔良之战发生在《和平协议》在欧洲签署之后，因为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无法得知这一消息；在欧洲，每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大饥荒，大街小巷尸体横陈；每年冬天，美国人家里墨水瓶中的墨水总是结成冰。
今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绘画，将艺术作品发表在互联网上，并且可以很快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两个像玩具一般的车子在火星上旅行，分析其表层材料，传回水晶般清晰的彩色录像。但是，在最初的欢呼惊讶之后，这种持续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便只能作为简讯出现在我们的报纸内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对这些工作的最有道理的解释是，它们如同魔法。我们已经对这类技术创新的出现习以为常。
经济增长也同样令人惊诧。据估计，一个世纪以前，平均每个美国人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今天的1/10。片刻的思考就可以让你意识到，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假定我们已经习惯了按照今天一个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来生活，若其中的9/10被突然没收了，我们无法设想，我们的生活模式会是如何。对于那些近年来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国家也可以做类似的计算：包括过去二十多年里的印度、中国以及很多东南亚经济体，当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欧和日本。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公民们有幸目睹和享受的经济发展。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长期的经济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表现如何在最富有的国家中得以保持？它如何能够被移植到那些大部分人口还过着贫困生活的地方？为了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有必要探究那些已经取得了这些非凡成就的经济体到底有何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主题重新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声称已经有了某些答案（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出我们对他们工作的怀疑）。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假装我们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式的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是，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途径就是着眼于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结构，这样的总体结构可以对经济增长率差异给出部分的（或许是相当大部分的）解释。我们将特别关注这样一些规则和制度，它们产生的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家们不停地工作，来创造、运用和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实际上，我们将说明，这些激励机制使得不同经济体的重要行业中的企业家们无法故步自封，而是迫使他们甚至在现有的创新尚未终结时便开始计划下一轮的创新活动。
我们所谓的“企业家”指的是些什么人？通常这个名词指的是那些创办新企业的人。这个定义包括了众多的个体经营者和开办新企业的人，不管企业经营的业务是什么。在本书中，我们将比较狭义地——我们相信也是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这个名词，即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开发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或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任何新的或已有的实体。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已指出的，“并不是每一个新的小企业都是企业家型的或代表了企业家精神”（1965，第21页）。德鲁克（以及我们）更喜欢采用一个他认为来自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他说，这个名词“意在表明一种不同意见：企业家颠覆和打乱既有秩序”。约瑟夫·熊彼特（20世纪为企业家欢呼的伟大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破坏”说法来形容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正如德鲁克在诠释熊彼特的分析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健康经济的‘常态’是由创新的企业家所带来的动态非均衡，而不是均衡和最优化，这也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核心现实。”或者，德鲁克还有更为直接的说法：“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
我们承认，集中关注狭义的企业家——或许可以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意味着比较少地关注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处可见的“复制型”企业家——那些生产或销售一些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家。18世纪英国作家理查德·坎蒂隆曾经描述过那些“羊毛和玉米的批发商、面包师、屠夫以及各种制造商和商人们，他们从乡村买来产品，把它们加工之后再逐渐卖给那些有需要的居民们”。他所描述的这些人就是复制型企业家（尽管他当时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复制型企业家在大多数经济中当然很重要，因为其代表着一种摆脱贫困的道路，一种只需要极少资本、教育或经验就可以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真正重要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因此，我们在全书中将集中关注的也就是这种形式的企业家。换言之，企业家型企业——在我们所使用的意义上——不同于“小企业”以及很多新企业。
当然，我们认识到，没有哪种经济可以仅靠企业家而获得完全成功。很多这类的企业会因太小而无法达到规模经济。从企业家提出的一种激进的但有用的想法，到商业上有用的、足够便宜和可靠因而可以引来很多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这中间有很长的距离。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是那些创新型企业家与较大型的成熟企业相结合的经济，这些大型成熟企业（通常从其企业家的创业开始已经经历了两代甚至更长的时期）可以对企业家提出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大企业自己提出的）创新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并付诸规模化生产，从而将之引入市场。当我们在本书的不同场合提到“企业家型经济”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两类企业的混合。什么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有些对很多经济学著作并不太熟悉的读者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毕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依赖于新事物的产生——新产品和新服务。但是，任何一本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发明和使这些新东西商业化的企业家的论述都少得可怜，更不必说对他们进行分析了。在更为高级的教科书和文章中，人们可以找到大量的、通常是高度数学化的关于什么决定经济增长的讨论。但是，即使在这里，企业家以及相应的较大企业的必要作用也都[1]鲜被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说得很好：“经济学家们致力分析的那些决策主体尚未成为研究的主题，因而，缺乏任何实质性内容。消费者不是人，而是一组协调一致的偏好。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一个企业，如斯雷特所说，‘实际上就是一条成本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而理论也不过就是最优定价和投入组合的逻辑’。交换发生在没有任何界定的制度环境中。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以及没有市场的交换。”
与上述思路不同，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集中关注两种增长的源泉：（1）更多的投入（资本和劳动）；（2）创新、技术革新或用专业经济学术语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放在一起考虑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增长方式称为依靠“蛮力”的增长和“精明”的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Solow,1956,1957)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指出，创新或“精明的增长”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长期产出增加中起到了比蛮力（更多的投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很多学者证实了这一基本认识，并将这一认识传播至世界上的很多国家（Denison，1962，1967；Easterly and Levine，2001）。
但是，什么是创新？就是某种新东西吗？当我们（以及其他人）使用这个术语时，创新指的是一种结合：一方面是包含在一种发明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是这种发明成功地被引入市场。哪怕是最好的发明，如果其设计、营销、改进不足以使该发明在商业上能够生存，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就需要有人能够认识到创新（即使是看上去很小的突破性要素）所带来的商业机会——有时候这并非发明者自己有意识地追求的目的——然后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把这样的机会变成很多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或服务。这些任务天然就具有创新性质，这是我们在本书中将不断谈及的一种认识。
那么，是什么决定着创新？在索洛的模型中，创新就像来自天堂的甘露，是政策制定者们基本上无法控制的。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研究或者为研发提供激励对创新略加影响，但创新的步伐基本上被认为是既定的。这个假定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难以接受，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试图解释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些研究者采用了日益复杂的统计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创新的其他变量，其中有些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例如对外开放产品和投资市场、为研发提供资金、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有些是政府无法控制的（例如地理位置）。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这些努力。
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因为它们很多或绝大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能把社会应当实施的措施清单加以整合（或者称之为“经济化”，如果你愿意的话），则更为有用，途径就是将经济视为一些潜在的“增长机器”，这些增长机器需要燃料来运行，但同时也必须具有某些必要的核心零部件，使之能够和谐、共同地发挥作用，从而最有效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创新（及其推广）和增长。经济的“燃料”是一组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以及防止经济的下滑（或更为糟糕的金融危机）中断长期增长的进程。我们认识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远非易事。政治家们对经济政策所给予的关注大部分都集中于此。但是，经济增长按其定义就是一种长期现象，因而，更为重大得多的挑战在于设计和实施那些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
我们相信，对于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最为有用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相对简单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一份列着10条措施的清单，诸如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那样的改革清单，也不是我们第3章将讨论的更多的政策处方。长清单的危险在于它们很容易被忙碌的政策制定者们所忽略，这些人通常是在那些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工作，他们的精力和政治资本只允许他们一次集中解决少数几个主要问题。另一种极端，即寻求一种包医百病的解决增长问题的方案，也同样是危险的。经济制度是复杂的，任何单一政策的处方，即便是被字字照办的政策，都无法有效地保证快速可持续的长期增长。
我们试图通过集中于四个要素或条件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我们认为，这四个要素对促进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很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处于“技术前沿”的、其未来进步需要持续创新而不是仅靠复制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最为重要。我们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在这里先做一个简要的概述，从而使读者能够在继续阅读时记住这些内容。这些要素应当被看成是构成一架油料充足的增长机器的基本蓝图——一幅忙碌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考虑更为详尽的创意或计划时不会忘记的“大蓝图”。
此外，我们把注意力局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促进增长的条件，或是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财产私有制存在，并且对于那些服务于消费者需要的个人和企业予以奖励的经济。尽管我们在第5章才讨论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细节，并且将其中的一种，即“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提高到所有其他模式之上，但这些不同的模式只限于资本主义之内，而没有涉及世界很多地方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已然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不能够提供高质量和迅速改善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包括它。
关于一个燃料充足的经济增长机器，即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我们提出的四个要素是：
第一，也许是很显然的，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中，创办一个企业必须是相对容易的，没有那种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核制度。由此引申，放弃一个失败的企业（即宣布破产）也必须不那么困难，否则，那些本来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就会连起步都做不到。必须存在一种运转相对良好的金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使资金从储蓄者那里流向资金的使用者，特别是流向企业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如果企业家不能吸引到新的劳动力，他们就无法成长；如果劳动力规则过于严厉（特别是如果规则限制企业解雇那些表现不佳的雇员或解雇它们不再需要的雇员），企业家也会没有发展的意愿。
第二，制度必须在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企业家活动一出现时便要奖励它们，否则就不能指望个人会冒着失去自己的资金和时间的风险，投资于运气不济的冒险项目。这里，法治——特别是财产和合同权利——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的制度一定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经济蛋糕的行为。这类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非生产性（尽管在某个意义上也有些企业家精神）的活动，包括犯罪行为（例如，出售非法毒品）以及合法的“寻租”行为（例如，政治游说，或旨在将财富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的不负责任的法律诉讼行为）。
第四，在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中，政府制度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由企业家在某个较早时期创办的）大型成熟企业继续有持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否则，经济就会陷入停滞。虽然有效的反托拉斯法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我们更加强调贸易的开放性（它可以自动发挥作用，不需要反托拉斯执法无可避免的那种漫长的等待时间）。
我们怀疑，有些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没有这个、怎么没有那个呢？其他一些内容难道不应该包括在这个清单中吗？例如，一个明显的挑战来自诸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增长主要取决于文化：有些国家拥有勤劳和乐于创业的人民，有些国家则没有。那些拥有勤劳和乐于创业的文化的国家（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日本、亚洲的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增长很快，而那些没有这类文化的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增长就慢得多，或者根本不增长(Landes，1999)。
我们承认，文化的确发挥作用，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解释经济成功的唯一要素。如果它是的话，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移居国外的人，如印度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经济上如此成功，而那些留在自己国家的人却仍在为养活自己和家庭而挣扎？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我选择”，即移居到国外的人在其他地方更成功，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愿意冒风险离开自己的国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所离开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还在挣扎，是因为它们的制度阻碍了进步（即使在印度这个“信息技术外包”革命的发源地，很多规则仍然在制约着经济中的其他部分）。
或者，是不是应该包括地理条件的作用？有的观点认为，有些国家靠近赤道，天气太热使得人们无法勤奋工作，并且容易得病；有些内陆国家的运输成本过高，无法轻易地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杰弗里·萨克斯对于这些因素在决定或抑制增长中的影响给予了很大的重视（Sachs，2005）。如同文化论的观点一样，这种观点也有些道理。但是，反面的例子也存在。如果靠近赤道是一种经济的死亡之吻，那么，人们将如何解释新加坡极其不凡的经济成就，或是虽然稍显逊色但也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泰国的经济表现？如果身处内陆注定一个国家要落后，那如何解释瑞士可观的经济成就？这个国家完全被群山包围，以至于它过去不得不把自己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作为一种中立的象征。
还有，教育——或者经济学家们称为“人力资本”的东西——又怎么样呢？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可以说每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都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这个要素给以很大的分量。我们并不否认教育对增长的某种程度的重要性，但不主张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对创造企业家型社会或经济具有独特作用的因素，原因很简单：环境很重要。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甚至在倒塌后至今），那些属于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功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因所处命令和计划型政治与经济环境，恰好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敌（需要承认，在苏联，创新，特别是军事技术和空间探索的创新是存在的，但这些例外恰好证明了我们所说的规则）。
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当前面列出的那些要素存在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确实可以极大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更可能建立处于前沿的企业家型企业，特别是在一个日益高科技的世界中。此外，为了给企业家发展事业提供可供利用的人力资本，普及基础教育也至关重要。
最后，民主怎么样？它对增长难道不重要吗？或是如有人所说的，某种程度的独裁政治是保证某些国家达到某种特定的发展水平所必需的首要条件，而在此之后，民主制度就会或多或少成为不可避免？这是一些辩论激烈的问题，尽管还没有定论，但我们根据现有证据而得出的看法是，民主确实对增长有贡献，特别是在企业家型经济中更是如此；但它不是增长所必需的。关于这后一点，东南亚和近期中国的增长“奇迹”就是证明。另一方面，证据也不支持那种认为独裁政治是增长所必需的观点。事实上，即使在欠发达的国家中，民主国家的增长也要快于那些独裁统治的国家。
这个“某某因素如何”的单子肯定还可以继续开下去，但我们将不会用开篇的这一章来讨论所有可能的排列。现在我们只需要说明，当我们在第3章更详细地考察关于增长的不同理论和实证研究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的确需要甚至是迫切需要一些其他要素。我们认为，这些“其他要素”就是我们已经提出并将在后面详细论述的增长机器的四个要素。本书其余部分的计划
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详细探讨上面提出的观点以及其他问题。在第2章中，我们将首先讨论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各个国家，或它们的人民，应该在乎经济增长？这是一个看上去答案显而易见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如我们在本章中指出的，近些年来确实出现了一系列对增长的批评。我们将在第2章反驳它们以及更多类似的观点。
在第3章，我们将研究一个关键性问题：什么决定着经济增长？尽管本书的其余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并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而且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理由肯定自己已经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在第3章，我们会勾画出迄今为止对增长过程有兴趣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理论化和检验过的内容。如我们已经提出的，我们相信，对增长这个拼图，人们目前还远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
在第4章，我们首先就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提出一些非常不同的看法，以此来填补增长拼图的剩余部分。从柏林墙倒塌到中央计划经济转型（除少数几个国家例外）以来，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至少就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言，取得了意识形态“之战”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个观点中的还有这样一个假定，即资本主义是单一形态的，它的决定性特征就是财产和企业的私有制，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在第4章，我们提出并详细描述四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概念：国家导向型、寡头型、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这些类型的划分是很粗略的，任何一种类型都没有以其纯粹形态在任何国家获得主导地位。然而，不同社会的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往往会以这些类型中的某一种为主体。作为一种粗线条的、过于一般化的概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往往属于国家导向型或寡头型，发达经济的特征则或者完全属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或者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混合。第4章和此后章节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对那些逼近技术前沿和富有国家生活水平的经济体而言，保持这种地位的唯一出路是采取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某种混合形式。进而言之，对其他那些尚未达到这样经济水平的国家，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也有助于它们转向更快的增长。
在第5章，我们会简要论述我们提出的建立和保持我们认为的理想的混合型资本主义的四个关键要素。这四个前提条件的其中三个对于促进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第四个旨在保证企业家竞赛中的胜者保持不断创新。我们还将分析前面提到的那些“其他要素”的作用——文化、地理、金融、教育和民主等，以及考察其中每一个要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或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或理想情况下这两者的混合体所独有的。
对那些目前与技术前沿相距尚远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向我们所倡导的正确的混合型资本主义发展，应当采取什么步骤？这是我们在第6章要讨论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它需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正确结合。此外，发展中世界包含着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情况，这使得上述问题的答案进一步复杂化。
在第7章，我们考察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的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似乎要超过美国。美国人对此的确近乎恐惧，虽然美国人更为担心的是，它与这两个地区的巨额贸易赤字。事实上，那些赤字如同当前的贸易赤字一样，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经济中根本性的宏观经济不平衡，与不同国家的相对生活水平基本无关，与本书中包含的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无关，即那些地区的经济距离技术前沿有多近（人均收入是衡量这种距离的一种方式）。
无论如何，随着日本和西欧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美国，某些事情发生了。一方面是美国的生产率高速增长，从1973～1975年间的1.5%提高到1995～2000年间的2.5%，在此后的4年里增速更高，达到3.5%，与此同时，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却停滞了（日本比欧洲严重得多）。考虑到2001年的经济衰退，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后，很多人担心，贸易摩擦可能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以及“9·11”事件以后私人和公共安全开支的急剧增长，美国之后几年的生产率增长加速尤其可观。
对于美国经济为何会加速的辩论无疑将继续下去，但欧洲和日本之所以落后，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企业家精神在这两个地区没有达到健康的水平。自2000年以来，西欧的领导人已表示，他们希望采取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措施来弥补这一缺陷。他们能否成功，是我们第7章将讨论的主题。
最后，即便是已经具有强大的产业部门的经济体，如美国，也面临着保持企业家精神的挑战。毕竟，社会在变化。英国在领先世界之后，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退回到了大企业型和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才从昏睡中醒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向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靠近的趋势，有些经济学家为此而欢呼，例如约翰·加尔布雷斯。甚至企业家经济学之父熊彼特也为此欢呼，但这种欢呼被证明为时过早。美国战后强劲的生产率增长记录到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时戛然而止，如我们指出的，生产率增长在此后的大约20年里徘徊不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增长。
对于美国，核心的挑战是继续保持其生产率奇迹。我们相信，保持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正确混合是应对挑战的关键所在。如曼库尔·奥尔森(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按我们的看法，一位仍未得到其应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数十年前警告过的，利益集团可能会使经济僵化（Olson，1982）。除了战争，只有那种打乱现有秩序的技术变化才可能阻止这种僵化出现。但是，这种对现有秩序的打乱只有在冒险精神得到鼓励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现。在第8章，我们会分析一些使我们担忧的趋势，这些趋势如果不改变，就会打击冒险精神。如果美国这样一个领先的企业家型社会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目前担心）的原因，而是由于来自内部的原因而丧失了这种领先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将是一个悲剧。结论性看法
我们希望对我们提出的观点持谨慎态度。我们无意提出一种包治百病的增长理论，一种只用一个因素，如企业家精神，来解释不同经济增长水平的理论。如我们将展示的，我们提出的四种资本主义类型中的三种都已经并将继续带来增长。但是，我们主张，那些想在一个或很多行业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体必须逐渐采取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某种混合。
我们的观点来自逻辑、历史乃至经济理论（尽管它们不是用数学模型来表述的）。我们明确地承认，我们的观点尚未得到经济学家们采用的传统经验方法的检验，虽然近来某些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正在开始证明，企业家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作用的——可能有很大的作用（Audretsch等人，2006；Acs and Armington，2006）。标准的统计方法采用某种多元回归分析的形式，使研究者能够找出某些现象的原因，从而断定哪些因素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显著程度如何以及哪些因素不重要。
但是，政策制定者们不能也不应当等待更为正式的数学和更多的统计研究来告诉他们做什么。我们相信，已有的信息已经足以给繁忙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及那些关注他们并受他们行为影响的公民们提供指南。我们希望你，读者，同意这样的判断。
[1] 本书作者之一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非常多的思考。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文献(Baumol,2002）。第2章经济增长为何重要
我们对企业家精神感兴趣，是因为我们希望解释经济增长，并最终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所贡献。经济增长传统上是以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产出增加来衡量的（即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国内生产总值，或简称为GDP）。当我们三位作者接受经济学教育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被假定为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其中的一位在大萧条（1929～1933年）之后不久开始研修这个主题，当时这一领域的经济学教学的主旨就是[1]如何刺激增长，这是可以理解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当另外两位作者研修这一主题时，人们还普遍假定，给经济增长以优先地位是没有争议的，就像母亲与苹果派一样。一个经济体中产品和服务的较快增长意味着每个人获得的收入都更高一些（即便有些人的收入不可避免地比另一些人高）。较高的收入将有可能使更多的人在一生中购买、使用和享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人们何以会质疑较快经济增长的价值呢？最近这些年中，有些观察家所做的正是如此。现在，经济增长需要某种辩护（令人吃惊，至少对经济学家们是如此）。
大多数人——那些失业的、想找工作的人，那些担心会失去工作的人，那些希望较高增长给他们带来较多工资的穷人们——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存怀疑。但是，除了我们稍后将清晰地加以说明的原因外，仍有必要说服很多对增长的好处存有怀疑的人，因此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正是他们提出的批评。
在考虑他们的具体批评之前，有必要进行宏观的思考。首先，经济增长之所以至关重要，并非是由于人类的贪婪或者过分物质化，而是因为他们希望生活得更好。这是一种天然的向往，只有更多的经济产出，才可以使更多的人过上更享受和满意的生活。当然，经济增长并非是生活的唯一目标。正如经济学家首先会指出，权衡取舍总是存在的：更多的工作减少了闲暇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的产出通常伴随着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如污染。但是，到最后，社会越富有，它们就拥有越多的资源来解决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各种缩短生命或使生命质量下降的疾病。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就为什么持续的增长在本世纪以及今后对发展中和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给出更多的原因。增长有限度吗
对于增长的怀疑主义的观点之一来自一些个人和组织，他们担心，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持续，社会将会耗尽稀缺资源并使环境恶化。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批“罗马俱乐部”的人士表达了这样的担心，他们认为世界会逐渐地（相当快地）耗尽能源和某些产品，因而，增长不可能以现有的速度持续。今天，还有一批人因同样的原因而相信，增长不应当继续下去。
那些预言经济增长将停止的人错了。1975年以来，世界经济总[2]产出增加了7倍多。按人均计算，世界产出比30年前多了5倍。20世纪全世界人均产出的增长，以及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比过去1 000年[3]以来任何时期的增长都快得多（就那些可测量的内容而言）。人均产出还在继续增长，因为世界各地的企业继续更多地采用那些使工人们产出增加的机器和信息技术，因为技术本身在继续进步，使消费者可以使用新的产品和服务。有很好的理由希望，这样的过程将继续下去，尽管存在某种潜伏的危险，包括政府的一些愚蠢行为。
然而，增长应当继续下去吗？随着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被生产和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耗的能源的供给会如何？由此产生的污染会怎样？令人好奇的是，倾向于理性生活的经济学家们敦促那些担忧者要有信心——相信由市场激励而产生的持续的技术进步将缓解这些担忧。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学家们的信心是有其历史根源的。19世纪初期，托马斯·马尔萨斯做过很著名的预言，由于食物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世界人口将会遭受饥荒，或至少生活在一种最低生存水平上。自那以来的技术进步已证明，他是错的。通过更好的耕作技术、新的耕作设备的发明以及农业科学的持续进步（特别是由基因工程引领的“绿色革命”），食物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按照“真实价格”（进行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价格），今天的食物价格比200年前低很多，甚至比50年前也低很多。20世纪初曾占美国人口50%多的农业人口现在只有不到2%，与此同时，却能够生产更多的食物。
打破了马尔萨斯可怕预言的技术进步过程，同样也可以缓解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们对于能源枯竭的担忧，虽然，对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政府更为积极的参与很有必要。随着某些形式的能源（特别是化石燃料）被消耗，它们的价格会上升，从而触发一些新的发展，使经济免于停滞。首先，消费者至少会直接地（通过减少旅行、合用车，甚至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居住）减少他们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或者，通过购买节能的物品（如节能车、房子和电器）间接地减少这些需求。这种现象在1973年的战后第一次“能源危机”以后便出现过。美国的能源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下降了一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较高的结果，如果化石燃料的价格（进行通货膨胀调整之后）未来继续上升的话，这一比例还会继续下降。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化石燃料的价格增长，那些其他形式的替代能源（核能、地热、生物废料、太阳能以及其他可能的能源）的支持者们会有更强的动力完善其[4]技术，使之能够很快被使用。
至于全球变暖问题，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真实并且在发展着的问题。有些科学家还把2005年重创了美国墨西哥湾各州和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的飓风活动归咎于全球变暖造成的水温提高。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也逐渐一致地认为，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方式在于采用规则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也许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确定污染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合理限制的废气排放限额分配给生产者，并允许这些污染权进入市场交易。这样就可以既控制污染又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在全球实施这种对污染的“控制和交易”的思路，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成但未得以执行（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反对）的《京都议定书》的核心。虽然政治和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可能制约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控制和交易的思路，但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实行这种思路在政治方面和实际操作层面都是可行
[5]的。
那些怀疑如果将资源都用于解决污染问题经济增长还能否继续的人只需要看看美国的经历，今天美国的空气和水比30年前清洁了很[6]多，尽管生产的产品也多了很多。如果那些迄今为止用于“不增长”和“有限增长”运动的政治能量能够被用来劝说全世界的政府采取社会破坏性较低的方式，包括采取可交易的排放限额制度，则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对全球变暖的担心将得到很大的缓解。增长与全球化
对增长的第二种攻击（尽管不是直接的攻击）来自反全球化运动。那些对世界各国之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一体化持反对态度的人，那些在全球不同地方集会抗议以宣示其立场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即便这样的“全球化”过程有助于总体经济增长，它也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上升乃至贫困。有些对全球化的批评者遵循这一思路直至得出其逻辑一致的结论，即主张设立壁垒阻碍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从而使经济一体化逆转，并声称在此过程中可减少不平等和贫困，不论这样做会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
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对不平等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至少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如此。图1显示了2000年3组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情况（进行了国家间的价格水平差异和汇率调整之后的数字）：4个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4个中等收入国家和4个低收入国家。这3组国家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高收入国家的实际人均GDP大约是中等收入国家的5倍，相当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的25倍多。
然而，关于各国之间实际人均GDP的差异，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的40年里，这种差异一般情况下是扩大的，这意味着收入的不平等在加剧。这可以从图2得到说明，图2显示了这一时期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增长率都像图2表现得那么清楚，但还是可以看出一种独特的格局：平均来说，高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要快，且比低收入国家快得更多。换言之，3组国家之间的实际人均GDP或总体产出的水平是在离散而不是趋同。请注意，目前我们仅仅是陈述事实，并没有提出全球化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过程产生了影响，或如马丁·沃尔夫在2004年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述的那样，全球化事实上改善了这个过程。图1 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按1996年不变美元计算）资料来源：Alan Heston，Robert Summers，and Bettina Aten,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1,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ICUP），2002年12月。亦可见：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61_form.php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那些关于各国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向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趋近的持续的争论。但现在，区分各国之间公民的平均福利的差异与世界上所有人（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的收入差异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如果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占世界人口大约40%的国家的情况考虑在内，由于这两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在缩小的（Bhalla，2002）。
而且，对全球化辩论特别有意义的是，印度和中国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它们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越来越多，从那里吸引的投资越来越多。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对于促进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增长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论及。就现在来说，需要指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增长和减贫之间存在着一种携手共进的关系（Dollar and Kraay，2002）。确实，很难想出有哪个国家没有经济增长而减少了贫困。具体说来，从1978年到2000年，在世界人口增长了16亿的情况下，收入低于1美元1天（最低的贫困线）的人口减少了3亿多。图2 1996～2000年，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按1996年不变美元计算）资料来源：Alan Heston，Robert Summers，and Bettina Aten,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1,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ICUP），2002年12月。亦可见：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61_form.php
全球化确实使不平等问题加剧（在某些特定国家中会如此，因为它通常特别有利于受教育程度最好的那些人，他们拥有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出售的技能和产品），但若减缓或逆转经济一体化很明显会阻碍增长，并且很可能导致全世界范围内更低的收入水平和平均生活水平[7]的下降。一个很简单的头脑试验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设想美国50个州的居民只能与本州的居民做生意，在这样一个美利坚“不合众国”中，总产出以及收入都会低于其目前的情况，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重大疑问吗？现在的美国人可以自由地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进行产品和服务买卖，将钱汇进汇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没有只能在本州内活动的限制。个人和企业可以从事交易活动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增进繁荣，使个人和企业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活动，这是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提出的认识。[8]这对于美国是正确的，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一样。增长与幸福
对于持续增长的第三个批评来自那句时常被提及的格言——“金钱买不来幸福”。这一说法当然有诸多的正确之处。例如，宗教领袖们经常提醒我们，精神的健康比财富更为重要。在更为世俗的层次上讲，尽管现在的美国居民平均而言在资金上比以前要富裕很多，但其结果是，很多人还是感觉不幸福。一个明显的理由是：在很多家庭父母都工作的情况下，要干好工作并且与孩子一起度过“有质量的”（不是“有数量的”）时间，使得很多美国人觉得他们似乎是生活在跑步机上。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补充了另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尽管有了更多的收入但仍感觉不到更幸福。大多数“消费品”，如房子、车和衣服会使人感觉到暂时的快乐，但这种效应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当这些东西的“新鲜感”消失后，人们会把它们看成理所当然。而且，当人们环顾四周，发现别人也有和他们同样的或者更好的消费品时，他们会逐渐地变得不如从前幸福（Frank，2004）。显然，相对的财富或收入在某种意义上比绝对的财[9]富或收入更为重要（Graham and Pettinato，2002）。
尽管如此，经济增长可能还是比人们意识到的还要重要。人们在调查问卷中告诉采访者的答案并不一定包含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进步，但这些社会进步却在客观上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例如，考虑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即使在发展中[10]国家也一直在增长。这样一个重大的成果是由更多的食品和更好的保健供给所带来的，而这都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或者，考虑一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富裕国家过去几十年来在控制污染和加强各种产品（特别是那些危险品，如汽车）安全性能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如果不是收入的增长使得人们要求更清洁和更安全的环境并且有能力支付这一切，这些发展都将是不可能的。
当回答调查问卷的人们被要求立即提供答案时，他们也许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事实。的确，正如记者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已指出的，有一种“繁荣悖论”，就是富裕国家的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拥有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们相信，与其通过让个人比较他们的现在和过去来评价增长的好处，不如以预期的方式来提出问题，即，如果未来他们会有更多的收入，他们是否会更幸福，即使他们的邻居、所在的城市或国家的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收入增加（不管是按绝对额还是按百分比），我们怀疑，如果以这种方式提问，不会有很多人再对增长的好处提出质疑。我们尤其有信心相信，发展中世界大约20亿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人们会毫不费力地回答说，他们会感觉到生活变好。GDP就是一切吗
第四种观点（与增长和幸福有关）是，按传统方式定义的产出的增长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人类福利的增长。按照定义，GDP只计算在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如果这些产品和服务是由政府提供的，则只计算那些有价格的部分。GDP不计算未在市场上交易但提高或降低了我们的总福利的那些活动，包括家庭活动、人类健康、非营利组织的有些活动（特别是那些依赖志愿者劳动的活动）以及环境状况。由于只关注能够在市场上找得到的东西，因此，对于生活中什么真正重要，公民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眼界就过于狭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年的报告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度量总产出的各种指标没有考虑其在一个经济体的居民之间的分配（或收入平等与不平等的程度），也没计算闲暇时间的价值。于是，根据社会对收入平等和闲暇所赋予的价值的不同，欧洲有些国家“调整后”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可能比美国高（OECD，2006）。
我们同意GDP有它的局限性，正如经济学家们早就承认的。多年以前，两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2年就提出了一组与GDP不同的、包括各种非市场活动的计算指标，以得到一种他们称之为“经济福利度量”的涵盖面更广的度量指标。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小组建议联邦统计机构开发一组“卫星式指标”来度量各种非市场活动，以补充按现有GDP度量所提供的信息（Abraham and Mackie，2005）。
所有这些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市场的GDP增长因两个原因而仍然有其价值。首先，构成GDP的产品和服务对人们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得人们可以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其次，收入和产出与那些尚未包含在GDP中的非市场活动或结果很可能具有正的相关性。例如，如我们已指出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保健，有能力为改善环境而投资（而且，他们确实还会对这些非市场产品具有更多的需求）。
至于收入的平等或不平等，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都是主观的，因而，对于经过了这种收入分配“调整”的GDP，不应给予不恰当的分量。虽然如此，但无论哪个方向的极端情况都是不可取的。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拥有完全相同的收入，就不能产生增长的激励。相反，那些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又很容易发生政治不稳定和动荡，这也会对增长造成损害。幸福的中值点在什么地方？无人知道。就像对美的判断一样，这个点在哪里，全在自己的眼光。要害之点并不在于眼前的收入是如何分配的，而更多在于人们为了攀上更高的经济台阶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其容易程度如何。简而言之，机会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增长与社会和政治稳定都是如此。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对于美国因生产率提高而获得的收益的分配有些争论，特别是，工人作为整体是否获得了他们的历史份额（大约产出增长的2/3），还是其份额遭到侵蚀。这一争论来源于较快的生产率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明显差额。但是，工资收入本身并不能说明大多数美国工人的报酬所包含的全部收益，特别是医疗保险。考虑到这一点，总报酬增长速度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大致相同（Dew-Becker and Gordon，2005）。当然，即便是这样的事实也不能解释处于收入分配不同区间的美国工人之间逐渐扩大的（税前）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趋势。这一趋势众所周知，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供给）雇主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增加，导致教育的回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Lazear，2006）。增长是一种零和博弈吗
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是，经济增长不仅对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是好的，而且对于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只有通过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管现在处于什么水平）才能得到改善。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被人们广为接受。近年来，我们听到了很多美国政治家和意见领袖们日益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害怕其他国家的增长，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如印度和中国。
当然，这种恐惧通常并没有被如此直接地表述出来。相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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