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忠明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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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夜话：教育与人生问题对话试读：
序言
本书是《衡山夜话》、《东海夜话》的姊妹篇。世纪初“夜话”甫出，引发读者强烈兴趣，转眼又过了十六年。《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白驹即少壮的骏马，比喻太阳。日影驰过缝隙，人生何其快也！
孔子向老子请教何谓“至道”，老子认为：人的寿命极为短暂，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精神之道可永存人世。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边无际的知识是危险的，知识一旦呈现，即成陈旧之物。为了解它，又要深入地了解更多的知识，为新知而胶着于旧知，在新旧知识的丛林中来回穿梭。知道得越多，烦恼越多，反而离道越来越远。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路，念着另一条。”选择的困惑，求知的迷茫，莫过于此。《白驹夜话》由三人谈转为六人谈，乃因屡次相约，原对话者再聚首一处做长时晤谈颇为不易。安国兄退休后颐养天年，含饴弄孙，自得其乐；大汇兄在美探子，间或讲学，忙个不休；临近退休的我，诸事缠身，也成了忙人。当年丽娃河边徜徉漫步、衡山路咖啡馆把杯欢谈的景象，恍如昨日却再难浮现。而我与出版社有约在先，“夜话”三部曲少了一部似觉遗憾，遂将“中国教育热点与难点问题”的部分课程内容整理成册，庶几为之补上句号。
笔者开设的是研究生专业课程，涉及的内容却五花八门，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对话和问题的课堂教学难在何处？
一难是时间。大学虽无中小学课时的刚性刻板，却也更难把握。一节有质量的讨论课，课外所花的时间可达课内的数倍、数十倍。在推崇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代学校，即使老师肯花时间，学生乐意否？
二难是人数。大学扩招，研究生济济一堂，教授如何因材施教？美国哈佛教授一堂课听者动辄上千人，是由课后数十位助教分组研讨并辅导跟进的，而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助教安在哉！
三难是形式。“席明纳”（seminar）作为欧美大学专题讨论式的教学方式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乃至研究生班上为何几成绝迹？seminar可译为“研讨班”，而“席明纳”更能传达神韵：“席”乃席地而坐，“明”是明析事理，“纳”指广纳博采。大学有两种教学方法，一是“讲座”（lecture），先生居上，弟子坐下，空间设置为“二元格局”。教师高居讲坛，信口开河；学生井然有序，洗耳恭听。此谓“一言堂”，满堂灌。一是“席明纳”（seminar），师生混杂，双方平等，互相讨论，彼此切磋，是“群言堂”。“群言堂”中的教师兼有组织者、主持者、协调者、整合者及引领者等多种身份。而中国的高校只见“一言堂”，连诸多的学术讨论会都已不见“席明纳”风格，成为“大腕秀”、“排队秀”、“捧场秀”；至于大学的研究生班，几乎成了高中课堂的翻版。
四难是内容。老师事先备课，“万事兼备，独欠东风”，因为东风在各个学生手里，老师无奈。一旦学生提问，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叫老师如何应对？姑举一例：浙江海盐古有名“万宝”者，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又随父做生意，“游过三关六码头，到过嘉兴烟雨楼，卖过三年盐浸豆，贩过五年拷花绸”。如此这般见世面、开眼界，使万宝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晓。乡人遇疑题，常请问万宝，皆应答自如。也有存心刁难者，如剃头匠给万宝修面时问：“这脸为啥叫面孔？”万宝答：“脸面上有鼻、耳、口、眼共七孔，故叫面孔。”拳师敞开衣襟，拍着肚皮问：“这里为啥叫肚皮？”万宝答：“人身上这块皮最大，所以叫肚（海盐方言“大”、“肚”谐音）皮”。一刁嘴婆问：“天有多高？”万宝答：“天有两个屁股高！那天你儿子在街上屙屎，你给他揩屁股时说：‘小捣鬼，屁股翘得半天高！’你扳手指头算算，两个屁股加起来有多高？”乡人遂称他为“万宝全书”。某日，一顽童问：“河里格鱼没有脚，只有蹲在水里游；火赤练蛇没有脚，为啥能在路上走？”万宝竟被问住了，搜肠索肚，亦无言以对，脸一下红到颈根。事后，乡人戏谑道：“想不到‘万宝全书’万事通，竟被小囡问懵懂，真是‘万宝全书缺只角’！”“万宝全书”尚缺角，孔子也为“两小儿辩日”而犯愁。在无远弗届的搜索时代，移动智能终端从学生的拇指连接到虚拟世界的浩瀚星空，若采用问题和对话教学，老师怎么活？反之，在全世界图书馆和实验室微缩在学生手掌的时代，老师若照本宣科，学生怎么活？于是老师苦，学生更苦！
仅此“四难”，就让欲为人师者举足踟蹰，遑论教学重点把握、教学难点剖析、教书与育人统一、教学永远要体现教育性……难怪学界常有人抱怨：愈教书愈不会教书，欲探路却不知路在何方！
现在学界提倡“问题导向”和“对话意识”的课堂，但真要践行，谈何容易。我因课题研究之需，在大中小学听课不少。小学生童言无忌，问题最多；初中生心思日开，问题日少；高中生青春勃发，却哑然无问；大学生若无校规束缚或教授点名，则课堂基本无人。至于日趋本科化的研究生课堂，若非碍着教授的熟脸，恐怕也早就无人无问了。在基础教育界的“分数至上”和高等教育界的“科研至上”浪潮的席卷下，“学术泡沫、学生沉寂、教师迷茫、学堂空心”现象比比皆是，教育已然失却了真生命、真精神。
吾也有幸，在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今天，竟然还有三五学子愿意静心向学，读读古书，谈谈今人。一个师傅，五个弟子，借教室一隅，假课程之名，午后斜阳，或华灯初放，清茶一杯，随心散坐，上天入地，各抒胸臆。弟子是段越星、王丽丽、吴晓梅、王元义、付惠，师傅者鄙人也。前者文中代之以X、L、M、Y、H，后者谓“金”；前者以名之拼音字母代，后者以姓代。书中研讨题主要由我提出，兼收学员建议的话题。全书是以课堂录音为基础整理的文字稿，由各人先梳理自己的发言，最后由我统稿审定。
曾赴山东大学探讨儒学中心事宜，得便参观曲阜孔子研究院，入厅即“孔子与四子侍座实景”，再现“春风沂水”的胜境。窃意夫子当年因材施教，每每也就数人吧，不然，何以无孔子与七十二贤人群议场景呢？
不才如我，效法前贤，师生对谈，留下痕迹。敝帚自珍，贻笑大方焉。
是为序。金忠亮
1.人生到底几个字？
金忠明教授（以下用“金”代替）：教育问题的讨论课，我确定了几十个题目，也包括了你们提出的若干话题。每个题目标示了几个重点，表示讨论的向度，但也不必受此局限。本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用“头脑风暴”的方法，从“人生到底几个字”，到“对话意识和实践”，去展开讨论。“对话”既是上课的方法论，也是这门课的指导思想，更是当今时代须弘扬的一种精神。
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人生到底几个字？每个人都在演绎各自的人生，你们从小学一直到研究生阶段，想过这个问题吗？关于人生，包括生死、钱财、名利、自由、仁爱、和谐、民主、公正、诚信、成功、幸福等等，每个人总会遇到这些关键词语，怎么去看待它们？你们的人生有没有几个字在指导或主宰自己？
王丽丽（以下用“L”代替）：从您刚才提的词语：生死、钱财、名利等这些角度来看人生，我觉得幸福是最重要的，其他因素最终也可归入幸福，如：钱、名利、自由、民主。人为什么要追求它们？因获取后有一种幸福感、满足感。也有些人不去追求名利，这是因为名利可能对提升他的幸福感已无帮助了。我看最核心的还是幸福。
当然，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比如上了年纪的人，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比什么都重要。人活到最后，追求的是本真的东西，平平安安地活在世界上就很满足了。
金：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幸福”两个字了，其他都是手段。对幸福的理解在人生命的不同阶段，重点有些不一样，可能小时候的幸福是玩耍，老年的时候就是健康了。
段越星（以下用“X”代替）：我觉得这些关键词里，最重要的是“生死”。人生就是一生一死，生就是人活着，其他关键词，如金钱、名誉、幸福等都包括在“生”里面了。没有生，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哲学对人生的终极思考也是“生死”，回答“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问题。
L：你这个观点我不赞同。佛家不是说，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吗？信奉佛教的人，会觉得自己一生中虽然充满各种苦难，但只有经受了苦难，死后才能获得幸福。那就不是像你刚刚说的，幸福是以生为前提的，在他们的思想里，死亡反而成为走向幸福必不可少的因素了。现实中也会有人在生的过程中，还想着死后怎样升入天堂，他们觉得那才是一种幸福的归宿。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磨难，他们也就并不觉得生跟幸福是联系在一起的。
王元义（以下用“Y”代替）：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人生都是一些比较大众化的观点。我认为人生应该是自己的，重要的是自己怎么过。从出生到现在，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就是两个字，活着。人生不就是两个问题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哪里来，不用过多深究，我们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在国外时说是从中国来的，去外星时说是从地球来的；到哪里去的问题，就是人以什么样的状态活着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存在。我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死的个体。所以，人生最重要的还是活着。活着首先是第一步，而怎么活着却更有意义，后面的名利、自由、民主、仁爱、成功等，都是人在活着的时候选择的目标。有人会选择名利，也有人会选择普通的生活，他们可能也不会去想自由、民主、仁爱、成功，如果自己感觉活得还可以的话，也不会去讨论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人生还是“活着”两个字吧。
金：“活着就好”是吧？人生，人生，生是前提……
付惠（以下用“H”代替）：我首先想到的是“追求”二字。我活着，从小到大，在整个人生阶段，自己的追求是不断变化的。在老师提示的这些关键词中，我小时候追求的是“小写的人”吧，也就是更注重我自己的快乐。但是现在我会更多考虑到家庭、周围的人，工作了以后，可能考虑的范围会更大一些。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思考的不一样，追求也会不一样。比如，生死，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阶段中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但到了七八十岁，可能就会考虑生死。其他的词，比如自由，这些也是在特定的人生阶段会去追求的。但现在这个阶段，我可能想的就是成功以及幸福，这就是我理解的人生。
金：人生到底几个字？有的想到生死，有的是幸福，还有的是成功。不同的个体，选择的重点不一样。在个体生命的不同阶段，选择也有区别。小时候，可能不会想死的问题，到老年时，就会思考生命的长度。当下这个社会，年轻人想的就是成功、理想、幸福等关键词。
为什么要讨论“人生到底几个字”？这是追问生命的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去思考。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人如果不思考，生命就不存在，所以人的存在需要思考来证明，他强调的是思。我看见华东师大校园里的“名师名言”，有位教授把笛卡尔的话倒过来，“我在故我思”，即物质存在是前提，是人类思想的基础，他强调了马克思唯物论的思想。
这个问题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没有思考，如何印证生命的存在？反过来，人的肉体都不存在，哪里来的思考？这是常识，但你强调的侧面是什么？它有一个当下的语境，直面生存的压力和挑战时，哪有闲情逸致来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也许人类首要的命题是生存。但吃饭问题解决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就是思考。这是人免不了的生命倾向，它时不时会冒出来：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要怎样存在？每个生命是一个短暂的存在，终会消失，这个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关于生死，佛教与基督教的思想也不同。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是赎罪的，赎什么罪呢？思考的罪。人一思考，上帝就笑。上帝在伊甸园已给人类安排好了幸福生活，人为什么还要违背上帝的意愿去思考呢？
思考首先源于好奇，人好奇才会去探索。上帝说，伊甸园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智慧果不能吃。上帝很狡猾，如果他真对人类负责，本不该有智慧树。就如你放了一个钱包在桌上，又告诉孩子不能去偷，实际上你是在引诱孩子犯错。所以上帝造人就隐含着折磨人，这是人生的一个悖论。蛇为什么引诱夏娃吃智慧果？可能女人更经不起诱惑，然后通过女人去引诱男人，男人也犯错了。人类的始祖一犯错误，上帝就不高兴了，于是被逐出伊甸园，终身吃苦受罪。
生的意义是什么？基督教的解读就是赎罪。以戴罪之身，通过持续的忏悔、祷告、行善，赎清罪孽，就有可能重回天堂。这跟佛教的解说不一样。佛家另有一套话语，说现实世界是虚幻的，人的生命是苦难的，你不要去想幸福。人的一生就是吃苦受难，生、老、病、死，诞生之时哇哇哭，苦难就开始了……
X：老师，您讲的是基督教和佛教的人生观，那么中国儒家是如何看待生死的？
金：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是务实的，首先考虑生，不暇论死。怎么生？儒家有“乐生”的思想，“乐生”与“苦生”相反，与佛教和基督教的思想迥异。墨子也是强调受苦的，要成巨子，须先修炼，即吃苦。做墨家学徒，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墨家是古代的雷锋学派了，粉身碎骨，把一生献给百姓，这跟儒家不一样。
儒家强调乐生，《论语》中“乐”字反复出现，所以李泽厚说，中国有“乐”的文化。梁漱溟谈儒家文化，也指出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乐生。再如晏阳初，作为平民教育思想的代表，他在印度考察时，发现印度人总是愁眉苦脸的，中国的苦力（现在叫劳工），干的活很苦，但他看不到苦面孔。一旦有两三分钟的休息时间，苦力擦一下脸，就笑起来了。为什么干这么苦的活，还有笑脸？晏阳初认为中国人本性是乐天的，这与儒家思想有关。李泽厚则从中国文化特色的视野系统地阐述。
中国人不喜欢愁眉苦脸。西方的哲学，尤其苦行派哲学，或存在主义哲学，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对中国人影响不大。梁漱溟是个典型，他身体不好，从小体弱多病，又因父亲梁济自杀，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他自幼为人生问题困扰，去研究文学、哲学、佛学，觉得都不是出路，最终回到儒学。儒学为什么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发生深切的共鸣呢？这个问题还可想想。
Y：以老师60多年的人生经历，您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应该是哪几个字？
金：人在不同的阶段，对人生的看法各有不同。我读小学的时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想的就是为“革命理想”而奋斗。那时候不会追求个人幸福，所谓幸福也是人类的幸福，集体的幸福才是个人的幸福。从小接触的资讯，强大的社会氛围，使个人思想就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献身。人生的关键字眼，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革命少年”等，组成了我那时的精神底色，这是价值理性的层面。在日常感性的层面，就是要做个老师、父母眼里的好学生。
记得读小学一年级时，由于调皮，被老师罚站壁角。因是星期六，晚上要看电影，所以着急得很。妈妈找到学校来了，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老师说你自己回家跟妈妈解释，所以我在电影院一直担心回家怎么跟妈妈检讨。在2004年母校百年校庆时，看到小学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上前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鞠躬，说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学生某某某，谢谢您当年对我的栽培。她说教过这么多学生，你是谁我也记不住了。我就把当年的故事讲一遍，她说还有这回事啊，我说没这回事，我编个故事，逗您老人家高兴吗？她说那么刚才对我鞠躬，说谢谢老师的栽培，你是真心的吗？我说，讲实话，当年我是恨您的，还恨了好长时间，但刚才对您鞠躬说谢谢，真的发自内心。她问为什么？我说，老师是为学生好，让我明白小学生要遵循学校的游戏规则，违反规则的代价是差点看不成电影，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去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这样自己的人生可以顺畅些。我的第一堂启蒙课，您就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要感谢您！
当年感性的我，无非是要被老师肯定，被同学羡慕，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理性的我，立志奋斗，长大接革命的班，解放全人类。在感性和理性的中间，还有一个我，想当科学家，更想做个文学家，有作品传世，流芳百世。其实我的思想是很奇怪的，当年也有个人英雄主义，觉得当作家真好，写出的书有这么多人看。我的作家梦是很强烈的，小学毕业那年却遭遇了“文化大革命”，文学梦就破碎了。
我的中学是空白，经历“十年浩劫”，到恢复高考，1978年上大学，这时已经25岁，按理是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小学毕业生能混进大学，这要感恩母校，小学六年给我打了自学的基础。得知恢复高考仅几个月时间，我主攻数学，却只能考文科了，因为文科也要考数学。
读大学时，恰逢“拨乱反正”，感觉人生充满了希望，就想为国家作贡献，努力学本领。传统的主流意识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宏大的事业去奋斗，无论是为革命，为人类，还是为共产主义，为建设强大的国家，都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为个体考虑，与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我女儿认为，上辈人很怪、很傻，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搞不定，还成天想着为人类谋幸福。现在的年轻人是基于自我中心来考虑，很现实，生命的当下最重要。而我那一代的人，时空的坐标点不是定在自身，都是定到人类，定到祖国，或者未来这样的字眼。生命的兴奋点、中心点，靠几个抽象的概念来定。
随着年龄和时代的变迁，我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中是不是有不变的东西呢？总是想，有限的一生究竟如何安排才有意义。至今还苦恼，一辈子就这么过了？80年，还是100年，充其量120年吧，这是个体生命的极限了。你们现在二十多岁，我已经六十多了，当年入大学是25岁，至今已38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做了些什么事，到底有没有意义？还在想这个问题。
活一天就要做点事。现在就是看看书，教教书，或写写书，跟几个学生聊聊天，这是我生命的主要部分。这些事情有意义吗？什么是有意义？人生就是这么平淡。一个擦桌子的，扫地的，烧饭的，开车的，你说他的生命有意义吗？知识人总是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去思考问题，教书育人，在价值的链条上，处于高位，所谓百年树人的伟业。但没有扫地的，擦窗的，开车的，烧饭的，离开这些形而下的东西，你凭什么思考形而上的东西？年轻人觉得上辈人很傻很怪，又不是总理，总是在考虑总理的事。一个小老百姓啊，成天忧国忧民干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青年人好像很俗气，就是挣钱——有了钱，去做喜欢的事；没有钱，就考虑怎么挣钱。
年轻人最喜欢的，也许是周游世界了。看一看，逛一逛，找一些能刺激生命的事，如探险、蹦极、登山之类的，或驾驶游艇，体验不平常的生活，绝非一日三餐即可满足。民国时，年轻人为什么要去延安？去延安的人，一种是没饭吃的人，裤带上拴着脑袋。干革命随时可能掉脑袋，为什么还要去？与其饿死，不如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成功了，就有好日子了。另一种人是吃饱了饭，闲得无聊，如富贵人家的子弟，有吃有穿的，为什么也闹革命？人能像猪一样生活吗？光顾吃饱睡好？人生总要为个理想奋斗，所以跑延安闹革命去了。
西方青年也追求不平凡的岁月。去登山，去蹦极，去跳伞，这不是有生命危险吗？危险有什么关系？年轻人就是要冒险，无限风光在险峰。没有刺激，活着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中国孩子冒险精神不够。海外旅游，见小孩子和爸爸、妈妈发疯似地从高坡冲下，我觉得很恐怖，一不小心掉万丈深渊了。虽然这个概率很小，仅万分之一，因为毕竟有刹车，而且生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但一不小心，生命就没有了。我不可能让女儿冒险的，为什么冒生命危险玩这类事？太不珍重自己的生命了！但外国人不这样想，父母和孩子从高处，呜——冲下来，生命在冲的过程中就张扬开了。外国孩子胆大，敢做事，他们从小就浸润于冒险的文化，生命的灵活性和自卫性也在冒险的行动中逐渐提升了。这种价值追求和文化背景，与中国的儒学文化传统确实不一样。我也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
存在主义哲学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但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所以人可以自由选择。面对荒谬的人生，死也许就是人的最好选择。反之，人只有对此有深刻的自我反思，才会有意义地安排余生。人只有在明白生命限度时，才会突破存在的荒谬，探寻出路。今天必须做什么？明天要考试了，今天必须要温课；过几年要死了，剩下几年怎么安排？不知死，也不解生，生死问题是紧密相依的。也有人说，根本不要去想这些玄而又玄、形而上的东西。像元义说的，活着多好，好死不如歹活，年轻时干嘛就思考死？岁数大了，你愿意思考就思考去。当然也有一种观念，首先要思考死亡，然后再安排余生。思考到最后，觉得反正都是要死的，那么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信奉存在主义哲学的人，也有思考到最终，发现人生都是虚无荒诞的。透彻地了解人生，最后是结束人生。选择结束生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最高表现吗？
谈到自杀现象，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到高端阶段的产物，也是物质丰富年代才会出现的严峻问题。物质贫乏的社会，这种现象倒不太严重，人没有时间去想人生意义的问题，没日没夜就是劳作谋生。富士康公司自杀的年轻人的父母，他们一个月挣一千元也不自杀，因为有希望在儿子身上。但儿子大学毕业，也只挣个两千、三千，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流水线生活，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了，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富士康自杀现象是血汗工厂的问题，我觉得还不是这回事。前一阵子翻译了《动物农庄》的孙仲旭也自杀了，只有四十多岁。他生前与儿子的对话文字留下来了。
H：听了老师的话，我觉得人生可能包括两方面：活着就是在做事，还要思考做事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思考和做事两方面吧。无论哪个方面，行动和思考都贯穿其中。比如说自杀，思考战胜了做事的欲望，想不通了，可能就会选择死亡。
吴晓梅（以下用“M”代替）：那个翻译家孙仲旭好像患有抑郁症，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者，挺年轻的，才41岁。
金：很年轻。他与儿子对话的文字渗透着忧郁情绪，抑郁症也是现代人易患的一种疾病。
L：孙仲旭是一个业余翻译家，他一直想从事专业翻译工作，但这个愿望很难实现，这与他罹患抑郁症是否有关？
金：业余翻译家不是更好吗？业余的，想做就做，不干拉倒。我估计靠翻译谋生特艰难，他钟爱这个职业，又觉得这份职业没有安全感。作为男人，他愧对家人，自己可以不计较清贫，像颜回，“箪食瓢饮”，但面对亲人，就会有压力。
H：我们的人生都被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老师刚才讲的自己的经历，受环境的影响特别大。
金：你们现在的兴奋点在哪里？你有什么理想？
H：我要实现的理想，就是当老师。
金：这是一个具体的阶段性目标，与职业有关，如果达成了，你的生活就是幸福的。
H：现在更多的就是小我的追求。
金：一个人的目标具体的话，应该是能够实现的。你要做老师，无论小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甚至无论在哪个区域，只要盯着这个目标想方设法去践行，应该不难，这个理想可以实现。
L：在现实社会中，找工作也有挺多无奈，您说做老师不难，但一个应聘者假设大学本科学了销售，毕业之后要想当老师，学校可能就不会考虑他。
金：做老师需要学科背景，要做什么样的老师，须学相关的专业。不同的学校，专业知识不一样。职业性学校，操作性比较强。比如说驾校，老师也很牛，你要学驾驶，就要拜他为师；销售知识也是学问，也可做老师甚至大师；如果你要做化学教师，就要去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了。如在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戴了博士帽，回国也能在大学谋职。要聚焦清楚。你现在的目标是比较模糊的；只想做老师，到底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的老师？比如说做语文老师，你又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就要想明白了：语文老师到底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和能力？赶快把它补起来。
我中学六年是空白，也进了大学，那是我确实补课了。首先我明白，文理科都要考数学，数学一定要过关。考文科还须补地理、历史知识。我就将信息集约化，用最快的速度浏览默记。这是敲门砖，先叩开大学的门。应聘职业也如此，自身优势在哪里，是吹牛还是真的具备了优势？一上课就知道了。校长如果是行家，问你几个问题就决定了；谨慎一点先试用，一年后你证明给校长看。
目标要聚焦清楚，再为之奋斗，对症下药是关键。就怕你目标不明确。现在上天摘星星都不难了，美国人把探测器送上火星了，中国要做这件事，肯定也行。上天很难，但定下目标就能做到。苏联曾先于美国上月球，美国明确了国家战略，高空技术后来居上。它想明白了，聚国家之力；你想明白了，聚个人之力。老师作为一个职业，你真想要，是没有问题的。
人生的选择有几个字呢？或许有共同处，比如幸福，再如生死。打开哲学书、历史书，古往今来有很多解释，可能比我们说得好。今天探讨的，学问家看来没意思，何必谈它。但我们还是要探讨，因为当下的生命就有困惑和问题，通过对话解决当下的困惑，就有意义。难道世界上有个爱因斯坦，人类都不要讨论物理学了？有了莎士比亚，都不要写诗了？有了李白、杜甫，人还要写诗，农民也要写诗。他写的诗也许不能存世，但当下对他有意义，创作过程释放了他生命的意义。我们谈论的这些，未必在教育史、哲学史、人类史上留下痕迹，但对当下的课堂就有独特的意义，你们对这个问题会有更深的思考，更多的体悟。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是行使人的权利——思考和感受的权利。人要在思考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但不要因为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去打击、阻碍他人的行动和思考，要抱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人家，对照自己。
我年轻时，思维比较机械，认定一个理，人生一条道，全世界的人都应像我这样。今天，我思想改变了，我没有那么牛，更不敢那么狂妄。年纪越大，越不敢说话。但做人的基本道理还是要坚守，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底线，至于“己欲达而达人”的话我不敢说，自以为是的“达人”，未免强奸儒学的本义。欧美人经常说，Can I help you？是否需要帮助，先搞清这个问题。我为你让个座，先要问是否可以为你让个座，这似乎搞笑，却蕴含以人为本、尊重人、体贴人的情怀。我能不能关心你？也许对方喜欢孤独，你不要烦他，你的好意，也许是人家的痛苦。所以，己欲达而达人，先把行动边界想明白，不要把自己的好意强加于人。这又回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之“己欲达而达人”，前者好像消极，后者似乎积极。其实不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为重要，它已涵盖了后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共通的人性，可能就是这几个字。
设想当你为人父为人母时，你的儿女跟你的价值取向不同，你能否不抱怨，能否用宽容的心去接纳？有个留学生在国外，他的妈妈很揪心，儿子怎么要读神学，神学能读吗？以后做教师，还是做牧师？都发不了财。这个儿子怎么越读越傻了？很痛苦啊。不曾想后来有个机会，儿子认识了来自泰国的女留学生，一谈恋爱，才知这个女孩的爸爸是富豪。女孩把男孩的价值观给扭转了，男孩就跟着女孩做生意去了。丈人也很喜欢这个女婿，还买了三套房，一套自住，两套给他经营业务。妈妈看到儿子的变化，很高兴，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逢人便说，妈妈改造不了儿子，老婆把他改造了，泰国女孩把他从神学拉回世俗生活了。但反过来，如果儿子真要研究神学，他妈妈能干涉吗？
西方的宗教影响为什么这么大？就是因为传教士。贵州的深山里，至今有教会小学的遗址。当年传教士跑到中国贵州的深山老林传教，三年只传了一个学生，八年来了三个学生，他有这种耐力啊。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八年来了三个学生，教学生英文，教学生足球，现在有的老太太还懂足球，就是当年传教士留下的影响。传教士一辈子就传了三五个人，种子播下了，你说他有意义吗？我在《东海夜话》里也提及，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读了儒家的经典文本，以孔家子弟自居，能践行价值，跑到非洲、北美洲、南美洲，传播儒家学问。就好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红军也是传播一种理念：马克思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红军是播种机，不畏艰难险阻，一路播种。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个人的选择能否为他人所包容，乃至欣赏，甚而支持？
其实，人最不能突破的是情，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当你面对亲情友情，譬如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乡邻，特别是你的家人，他们对你的影响很大，他们的价值取向会决定性地影响你，你也许会觉得委屈他们、对不起他们，这就形成内心巨大的压力。中国人的情感线很难突破，“亲人就是敌人”，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敌人你是不怕的，你会敢于、善于和真正的敌人斗；亲人不是敌人，你怎么敢于和亲人斗争呢？所以你总是觉得内疚，对不起他们。于是你就不敢放开，不敢思考，更不敢行动，亲人就变成了阻碍你发展的最大的敌人。
可见，人生问题确实是复杂的。你们不要把我的话信以为真，不敢说话。我想到哪说到哪，也是不得要领，你们也可以这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总结，不归纳。当然谁想总结、归纳一下也可以。
2.人越自由会越快乐吗？
金：讨论“自由”比较难，这个话题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若对其做一个梳理，那是几天都说不完的。我们今天要以另一种思路，从另一个层面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青年人关注这个话题？这证明我们现在还不太自由。提出这个问题本身，说明它还是稀缺资源。如果你感觉到自由的话，可能不会谈它。青年人现在为什么缺乏自由？
H：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什么呢？是什么都不用做，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还是从事着自己乐于从事的工作，有个温暖幸福的家庭？这些就是自由吗？
金：确实需要界定一下，自由到底是什么。
L：其实跟过去比，我们现在是很自由的了。尤其对女孩子来说，能够在社会上比较自由地展示自己了。我也在思考，人是不是越自由就越快乐呢？比如小孩子，没有人管束了，他们就真的会快乐吗？周保松博士认为，“自由”是分不同性质的，像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一种自由，而随地吐痰、任意闯红灯也是一种自由，只不过两者性质不同。他认为自由是一个人能免于束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状态，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由都值得追求。如随地吐痰和闯红灯，这类自由不应该追求。不能随地吐痰和闯红灯，看上去是一种限制或束缚，实际上对人是有好处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就一定要接受一些合理且必要的约束，不能不顾社会公德和生命安危，去追求“闯红灯”性质的自由。他指出，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是人生存的一种基本需求。比如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信仰自由，这些都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来便是一种政治动物，但如果长时间不参与公共事务，就会失去参与政治的能力。人没有思想自由，就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自由更多是指人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现代人都追求自己想走的路，都想活出自己的人生，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婚姻。虽然在选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犯一些错误，走一些弯路，但是我们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成长。他还提到如何追求自由，比如：“在政治上，我们应该追求人人平等，每个公民，不论男女、种族、肤色、信仰、贫富，都是国家的主人翁，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去参与和决定国家的未来。在教育上，我们应该致力培养学生成为有独立思考、有判断力和有主见的人。在经济上，我们应该尽可能透过资源再分配及社会福利，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充分的物质条件过上自主的生活。在文化上，我们应该致力创造和维持丰富开放的文化环境。”
自由的国家是要保障公民享有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基本自由，就这种基本自由的范围，可依据联合国人权宣言和某些国家的宪法归纳出一张“自由清单”。它“包括人身自由和免于任意拘禁虐待的自由、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集会结社和参与政治的自由，以及迁徙择业和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照此衡量，中国目前的生存状态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自由的。这张“清单”所提到的自由，我们大体拥有了。
金：说到自由的概念，真是三天三夜都谈不完。刚才丽丽说，现在的自由比之前多了，这也是事实。自由涉及的层面有：政治、法律、哲学、艺术、生活等等，从红绿灯设置到自由的基本原则，大家都可以讨论。
我要说的是，归根结底，自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没有时间，你怎么自由？自由就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造出来的概念。必要的最少劳动时间保证了你生命存在之外的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是一切自由的源泉。所谓的思想自由、创作自由、旅游自由等，即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自由，这一切的自由都是以闲暇时间为前提的。
为什么人没有自由的时间？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约100年的时间，不就是自己的时间吗？它们还真的不是你的时间，要保证生命的存在，你必须要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就是不自由的开始，所以你的自由的前提就是你的不自由。什么是不自由呢？就是为维系生命，你必须付出劳动。由于人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所以人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不自由的。一旦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劳动，让生命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我们就称之为自由。
如果对自由进行考辨的话，中国的自由，最早应该是庄子提出的自由意象。自由作为概念，大概是古希腊时开始流行的。古希腊有自由民和奴隶之分，奴隶最大的不自由是什么？他的生命不是由自己做主，他的时间也不是由自己做主，他的生命、他所有的时间都是由奴隶主控制的。奴隶主让他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他就得做。自由民是什么？就是我的时间我做主，我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生存需要的物质，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出卖劳动力的自主权在我自己手里。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生命，生命就是我的时间我做主，不管你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现在的年轻人，怎样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多的生命的闲暇时间？这是一道艺术难题。你去找一份工作，每天干八小时，一周休息两天，那么每天8小时必要劳动之外的时间，就是你自由的时间。中国人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且将这些时间支配得有点意义、有些价值，这个世界也就丰富多彩了，中国人也可能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果从哲学层面去梳理自由的内涵，恐怕一天都谈不完。今天讨论的重点，一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思考它？是觉得自由不够，也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够。所以对于当前中国学校的新课改，我主要的一个观点是，落实新课改的关键是“砍课”，让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多，让他有选择的余地，这是课改的最大意义。我经常说，“用时间换空间”。现在让你去旅游，你为什么不去，因为你没有时间。如果给你放假，你就能去了。所以没有时间就没有空间。讨论自由，首先就是时间，如果有时间，放你一年的假，你就能周游世界。一个人自由的时间越多，他的自由空间就越大。马克思说以往的社会都是不自由的，唯有共产主义社会让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极大涌现，我们用于必要劳动的时间大大减少，这也就保障了每个人的更多自由。
马克思所谓的“自由发展的人”，还不是中国教育界长期流行的“全面发展的人”。什么叫做全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空间概念。三百六十行，你行行都能做，就是全面发展吗？这是不可能的。所谓自由的发展，可能是全面的发展，也可能是片面的发展。一个人有时间了，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去尝试一下，浅尝辄止，这可以。如果一个人拼命地研究一门艺术，比如李宁一辈子就研究体操，他在体操方面发展得非常好，就是片面的发展，这也非常好。这不是别人勉强他去做，而是他天性喜欢。那就让他去做。他的一切时间都花在体操上，他也是自由的人。无论你作何选择，都没问题。前提是你的自由选择。教师引领学生，让他们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能培养出幸福、快乐的人。
人生到底几个字？如此看来，争取最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争取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个体生命呈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中小学生，都不自由。课时是固定安排的，你就要思考这是不是合理，是否需要一种弹性的安排，让我们更好地获得发展？如果你在学校任教，你就可以研究这些问题，虽然你不能大范围地改变现实，但至少在你可以改变的范围内，在你的班级，在你的课堂，通过你的设计和改造，既完成了必要的工作（学习）任务，同时缩短了时间，解放了学生，也解放了自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
Y：应给人以充分的自由时间，但如果一个人没有管理时间、运营时间的能力，可能他也不能享受时间带给他的自由。
金：这个值得分析：一个人不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个问题成年人可能不存在。有空闲时间，你不知道怎么用？我来教你怎么用？谁来定一个标准，告诉你时间如何使用，方有意义？是以成人的判断为标准吗？孩子有无辨识能力？一定要老师、父母、监护人来引导吗？未成年的孩子，他有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不是要给他必要的限制？谁来限制，是老师还是父母？
也有人不喜欢自由选择，认为过度自由对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使他不知道如何去享用自由的权利。比如你到超市去，你有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但在成千上万的商品中，却不知如何选择。那么，我不要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请人代我选择三样能维持生命的物品。但代你选择的人能否选择好？现在商品越来越多，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人们普遍面临选择的困惑。
我有时去旅游，导游说，这条线路很好，那条线路也不错，然后让我选。我通常都说，你是导游，这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你让我怎么选？我的选择可能是错的。你就站在第一次来的游客的角度，根据你的经验和专业背景来帮我作个判断，于是他就建议我选哪条线路。当然，让别人给你选，他付出了劳动时间，如果满意，就要给他报酬，譬如小费。
L：小孩子没有能力作选择，也会选错，所以需要划一个年龄限制；成年了，才赋予他选择的权利。可是如果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为他创造一些选择的机会，可能他长大了也不会选择。比如大学生毕业后都要选择工作单位，他们早已是成年人了，但还有部分人不会选择，完全听从父母的意见。虽然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空间，却失去自主选择的能力了。
金：这里有个方法论和标准。对于小孩子，监护人应该给他机会，锻炼选择的能力，但要把握一个尺度，即是否危及他生命存在的尺度。基本的底线不能突破，比如他要尝试跳下悬崖，你必须阻止，因为这危及生命的存在。他要杀个人体验一下，这也不可能任由他做，这个底线必须划出。就是危及自身生命的存在，或他人生命的存在，这两条底线绝对不能碰。
更靠得住的准则就是法律：法有所禁不可违，法无限定皆可为。如果他要唱歌，他要跳舞，或在地上涂鸦，你说这样不可以，谁给你阻止他的权利了？这是他的天性，就应该让他去尝试。你提供的空间要足够大，提供的选择机会要足够多，但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这里可能隐藏着一个初选的路径依赖，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初次的选择对他的一生发展至关重要。人的发展会自动产生一个路径，这条路径会封闭其他的可能性。但有什么办法呢？人有太多无奈啊。一个国家选择走哪条路，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烧成夹生饭，还能退回去吗？这是民族性和文化性的问题，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民族是这样，个人也如此。
比如我自己，今天为什么成这个模样，就是一系列的选择造成的。我为什么高考读了中文系，为什么听了教育方面的报告，考研选择了教育系呢？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当初我不考大学，或不考文科，考理科，我的人生会因此而不同。所以初始的选择特别重要，选择需要你自己去思考，也需要过来人给你一些参照、提示。人生有多种选择，比如说上学的选择、就业的选择、家庭的选择，但出生是没法选择的。这是人生重要的关口，谁都不能掉以轻心。虽然你可以离婚，家庭可以重组，学校可以退学，工作辞了可以再干，现在的选择空间是变大了，但是你前面的选择对后面的选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3.天·地·人为何成“两会”民生关键词？
金：今年“两会”（人大和政协全会）热议的一个关键词是“天”，因为连续数年，“两会”期间，从首都北京到各地方都是雾霾天。以前说“民以食为天”，吃饭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现在吃饭倒不成问题，吃空气变成头等大事了，老百姓连新鲜空气都吃不到。
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话还真说对了。中国的雾霾天，搞到看不清月亮的模样。前两天月全食，上海天气好，月亮从大大的圆慢慢变成橘黄的线圈，这是难得的赏月良机，因为阴历八月半时未能赏月，到了九月半恰逢这个百年奇观了。但是在深圳就无法欣赏，因为阴霾天。所以深圳人很苦恼，把电视机搬到户外。上海在直播，深圳再转播上海，这是直播的直播，给深圳老百姓看。
现在赏月亮、观星星都要掏钱，比如跑到新西兰，观察满天星。东华大学的摄影教授在新西兰自驾游，回来给我看照片，哎呀，原来星星是这样的，从天上瀑布般落地，铺天盖地，真乃“银河落九天”也。还记得小时候看月亮和星星，唱着“天上星，亮晶晶，青石板上钉银钉”，你给孩子唱这儿歌，他觉得莫名其妙，现在城市的满天星都是光污染。
雾霾天是个最大的问题，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与富人、贵人也是须臾难分。食品可以特供，但空气有特供吗？所以有人说，雾霾天好得很，可以促使当政者来思考、解决这个问题。达官贵人也要吃空气的，总不可能把空气也搞成特供吧？也可能特供，江苏的民营企业家陈光标就在开发空气罐头，但老百姓哪能消受这个呢？18元人民币一个空气罐头，古人说，清风明月，不用花钱买，现在要花钱，还成了个奢侈品啊！真成了笑话，比吃饭还贵！富人还可以暂时离开，出国度假旅游；或躲在家里，家里装有空气净化器，在家里打电话、上网办公。可老百姓每天要上下班啊。所以这是个“天”大的问题，必须重视。
还有一个“地”的问题。两会关于土地问题聚焦的是房价，居住权的问题。现在房价这么高，老百姓的安居房成了问题。这个地的问题不仅是住房，农村的土壤污染，目前比居住问题更严重。
第三个就是“人”的问题，指的是医疗、养老、就业等。年轻人是就业，生病的人是医疗，年纪大的人要养老，这都是人绕不过去的大问题。人的问题还涉及读书、教育。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人生四大问题。“两会”的天、地、人，这是人人关注的重要话题。从研究生的角度，你们也可谈谈看法，考量一下自己的智慧。给你民主，让你参政，你能讲什么，有真知灼见吗？如果你是未来的执政者，是公务员，你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想法？
L：这问题蛮难谈的，很多人都在谈……
金：声音响一点。你声音模模糊糊就是思维模模糊糊。
L：感觉挺难谈的。说到天气污染很严重，很多领导纷纷表态，“几年后污染程度会减轻多少……”既然能预测到多少年可解决问题，为什么不提前把它解决呢？是等待技术成熟？还是有别的考虑？为什么不能提前落实措施呢？
金：前不久某个会上，中央领导提出北京是首善之区，大气污染的整治是否应有个时间节点。北京市领导表态，大约三年如何。中央领导就说，如果三年以后做不到，你如何承担责任？这个很厉害，等于下了军令状。今年北京又在雾霾了，且又是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意见纷纷，有的委员发牢骚，说这时开会，无异于投放了数千“废气吸纳器”，我们都上北京为减少雾霾作贡献了。所以领导的压力特别大。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重点治理，空气质量很好，一些污染产业都迁走。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空气也不错。说明办法还是有的，当然代价也很大，限产、停工都有。我们也不能老用这样的方法让空气好，治本之策到底是什么？
M：为什么不提前想到应对措施呢？这可能与发展模式有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之前也经历过环境非常糟糕的时期。我们以前太穷了，急于发展，急于成功，走的可能也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现在强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但摊子已经铺得很大了，勒令工厂停产，或让街上的小汽车都消失，这也不大可能。这就警示我们要有远见。大城市已经遭遇了环境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它的发展模式应该怎样呢？不能只引进工厂，却把河水污染了，农田污染了，这样就没法住人了。挣钱了，环境却不好了。可见，决策者首先要有长远眼光。
H：但是你说的这个也不现实。一般政府官员在一个岗位上的任期也就几年，任期内，他可能就不会考虑这地方以后的发展，所以官员任期之内的考核要完善。
M：官员要接受民众监督，不能任期满了走了，把烂摊子留给后边的人。
金：这个问题就涉及滞后评价的制度设计。对于政治家，为官一方的人士，可能在其任期上的评价权重要放轻，他去职后，要加重这个评价，所谓“政声留于身后”，是吧？离开了这个岗位，再来评价，过一段时间，来个盖棺论定。“后设评价”是医治急功近利的良药。任上搞一点面子工程，然后就升官了，让继任者擦屁股，这不行。你签字的项目要终身负责。
桥梁设计专家茅以升，作为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之一的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顾问，这个设计施工图的安全，周总理说要把茅先生请来签字。作为设计安全组长，字一签，从此晚上睡不着觉，责任重大啊。虽然从设计理论上讲，人民大会堂可以抗八级以上地震，但真的能吗？后来唐山大地震，北京人民都睡不着觉，茅先生说从此以后安然入睡，人民大会堂经受了考验，他就放心了。一个科学家，签字以后，他有责任感，要负一辈子责任。当政者也应这样。用这来矫治短期行为。
X：说到天地人，这个问题背后，就是人应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而要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和谐共处。“天地人”可能蕴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与“文明和自然”的话题也有一定的关联度，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金：与这个问题是关联的。
X：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度。要以对环境最少的污染，来求得人自身最大的发展。而环境污染对人的生存会造成威胁，自然界也会报复人，但是人总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
金：讲天地人，天是雾霾天，地是住房困扰及土地污染，说到人呢，离不开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制度的巧妙安排。从教育，到养老，生命的终结，包括生命的中间过程，比如年轻人要就业、居住，要去取得物质资料让生命得以续存，这些都要向自然索取。在获取的过程中，人不断地和自然互动，可能人类的获取方式有问题，导致自然的报复。人的生命健康受威胁的问题就日益突出了，现代人面临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的双重压力。
人在榨取自然的过程中，需结成特定的团体，使人更有力量，更多地获取资源，这就导致自然与人形成紧张的关系。而人在组团合力开发自然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如何分配自然资源的问题，于是人与人、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人际关系也日趋紧张了。这是双重紧张：人与自然的紧张，人与人的紧张。
人还有第三重紧张，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两个“自我”在那里争斗：理性和感性的两个人，纠缠不清，内斗不已。如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过了度，就可能演变为“其苦无穷”，或再加上一个“与己奋斗，其苦无穷”。
可见，人的问题，才是天地人的关键所在，即本源问题。正本清源，可能还是要回到教育的视角来思考：这个人字到底怎么写，怎样走好一生的路？
马克思的理论是人不能脱离物质存在孤立地发展。但所谓的物质存在，本身是个弹性的概念。孔子的学生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人基本的生存需要，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传统社会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碰到灾荒，皇帝、富户都要开仓救助的，这是社会的底线，基本的良知。
吃饭问题，看来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然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人相食”的极端惨况，到了这样的乱世，这个朝代也将被推翻了。一般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传统专制社会，它都有一个底线，即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吃饭。当社会矛盾激化，老百姓吃不上饭，或者穷人每天仅一碗饭，还没咸菜萝卜干，富人却山珍海味，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就动荡不安了。
基本物质需求，这个问题从古至今都存在。怎么解决呢？马克思的理想是，获得个体的自由，人类的解放，人尽其所能，取其所需。这个理念是不错的，要真正践行是不容易的。社会主义时期“各尽所能”，你做得到吗？你能不能尽己所能？然后“各取所需”，这各取所需更复杂。按理说生命存在，像我这样就是每天三碗稀饭，也是各取所需，没花多少钱。但人家的各取所需呢？能够乘私人飞机、驾游艇，周游全世界。我难道没有这个需要吗？哦，我也有这个需要了。当你有飞机、游艇时，人家玩宇宙飞船了。美国的富人第一个上宇宙飞船去环球一周，花八千万美金。那是一般人玩得起的吗？如果全世界七十亿人口，都到地球外转一圈，可能吗？
你说，为什么不可能？经济、科技不断发展，总是有可能的。我总觉得不靠谱。为什么他的需求满足了，我的需求不能满足呢？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吗？“各取所需”这个概念似乎是对的，真正实践起来，你自己都没搞明白，你到底“需”什么？所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人首先要吃饭是对的，吃饭是维系生命的基本物质需求。健康的空气、清洁的水、基本的安全食品，这是人人需要的。至于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美国人喜欢吃面包，中国人乐在啃馒头，各得其宜。如果有人渴望每天享受山珍海味，如鲍鱼、猴脑，这是物欲，不是人类正常的物质需求。在我看来，个人的正常需求都满足了，就离共产主义不远了。而畸形的物欲，只会偏离人间正道，撕裂社会，最终也毁灭自我。
现在人类创造的的物质财富，保证全世界七十亿人口吃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非洲穷人的小孩，可能正濒临死亡，就是没有粮食吃，因为当地的或人类的制度安排都出了问题。社会制度应保证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在此基础上，各自更多的需求如何满足则当另议。也许人类应抑制无限的物质需求，去开发其他个性化的需求。所谓人各有志，像马克思讲的，上午钓鱼，下午绘画，傍晚散步，这样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对地球也没有大的损害。
人的需求问题，本质上是文化和教育的引领问题。人类的心态健康，或通过教育使心态健康起来，方可筹划未来的人生方向。天地人的问题，要说复杂，很复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一念之间，回归本源。问题是人造出来的，还得由人来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
L：上学期政治课上，授课老师说她曾去朝鲜旅游，见朝鲜人平时吃得艰苦，就是用豆腐下饭，各种做法的豆腐，如红烧豆腐、小葱拌豆腐，最好的一道菜是土豆炖牛肉。但他们吃饭很放心，食品肯定是纯天然的，不会有安全隐患。现在的朝鲜很像新中国初期。
金：“文革”期间。
L：对，类似“文革”。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看似什么东西都有了，老百姓也能吃上各种各样的蔬果了，肉类都非常丰富，但是食品安全真的成大问题了。前不久，北京还查出加了漂白剂的猪蹄。这些现象，是不是发展过程中必经的？包括空气污染，北京为缓解空气污染压力，实行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措施，但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比如英国。伦敦曾被称为“雾都”，污染也很严重，泰晤士河还曾被宣判过“死亡”。但现在英国的空气质量有很大的改善，泰晤士河也“死而复生”，其中有益的经验，我们如何借鉴？
金：你说到两个向度的问题。一个是怎么借助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以英国为例。英国是值得研究的，世界工业革命后，这个国家叫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沿海商贸发达地区开始，商队伴随船队，沿着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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