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冠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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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耕雨读试读：

名言

冠生先生的新书《晴耕雨读》即将出版，邀请我为之作序，我稍有犹豫后答应了。说犹豫，因为我跟冠生先生算“君子之交”，平淡、至味，而其读写我并不算完全了解。我跟他交往不多，多限于在文化界的聚会中打个招呼，他是木讷之人，我也拙于言辞。但每次见面时都能感觉到他的欢喜、真诚，他对我的关心我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我有痛风病，去西藏的时候，为我带药回来。因我漂泊无定，一两年没有碰面，再见时他问清楚药效后才交给我。但我除了知道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和传记作者外，对他的读书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冠生先生出版了《纸年轮》一书，我才略知他的状态。网易要对他做采访，需要一位嘉宾，他向主办方推荐了我。我跟他一起去做节目，听他讲起我说过的一些话，写过的一些句子，我才知道他追踪过我的文章。他说从我的说法中受到启发，这是很让人愧不敢当的事。但他说得那么真诚，倒也使我郑重以待。我想，并非我让他受到教益，而是自由独立的精神思想本身的效用。我同时想到，他能在费老之外，明认有益于人心人生的思想资源，既说明他自己的心性之纯良，也说明思想确实需要代代传承、发扬。

我从此开始注意冠生先生。我出版了《非常道Ⅱ》，他邀请我去做讲座，我才知道他组织一些年轻朋友做读书会，经常一起读书。他的朋友办摄影展，我去看了，才知道他的交游和关怀。我还听说他是深圳读书界的朋友，90年代中期的深圳有“文化沙漠”之称，街上连一本《读书》杂志都买不到，冠生先生定期给深圳的朋友寄《读书》杂志，一时传为佳话；他后来是深圳读书月好书评选等多个活动的评委，但他坚称自己是“读者代表”。他还有个观点，希望《读书》多登“白居易式”的文章……我清楚他早已走出了费先生的范围，已经独立研读、思考、发言了。但当我邀请他参与“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写费孝通先生的传记时，他仍答应了。因为对传主极为熟悉，他写得又快又好，在今天人们多戴着有色眼镜看费先生时，他申明费的人格极有意义。

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洞若观火的费先生远比他的批评者更为丰富、更具关怀。在费先生晚年，他的关切既在“富民”“富而教之”，又在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更在他个人的精神谱系。他不断地回忆师友，不断地问自己存了“几块钱”，争得了多少分……即说明他的视野之阔大。至于时人的议论，他是无须萦怀的。因为他清楚，爱清议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他明言自己“看不大起”他们，他对朱学勤先生说，他们是“庸俗”的。他对冠生先生说，要混社会，混文化界，很简单，买了门票，有了敲门砖，混圈子就是。至于他自己，一生超前，所以只能清唱一生。

冠生先生一定对费先生的人生遭遇有着极深的了解、认同，所以才能够在人格意义上传递费先生的精神。他本来可以进圈子的，但他放弃了。在中国，混圈子的文化人很多，多得污染、败坏了我们的文化。虽然人们说，出来混，迟早要还，但混文化圈的文化人几乎很少需要偿还什么，这也是今天人们仍乐于混文化的原因之一。这几年，我们知识人的名声急剧下降，既有外部原因，也跟我们自身的作为相关。幸运的是，钟鼎山林，各有其性，有登场串场捞过界者，有自持自重自作元命者。冠生先生选择的也是“清唱”，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

冠生先生的“清唱”是与书做伴的。读《晴耕雨读》各篇什，我突然涌起一种感动，我甚至羡慕起冠生先生。《纸年轮》一书已经让我见识了他的阅读范围，这次更让我惊讶他的阅读量之大之多。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他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直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却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

知识界曾有“狼奶”一说，这种反思至今值得再三申述。我们知道，在一个管制和异化的时代，外界对人性的摧残、对人身心的荼毒是极为酷烈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生前指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展现的只是“后发劣势”。类似的关于现代化转型的反思多着眼于外部的批评，很少有人从人的身心内部展开梳理。要知道，人身人心都是脆弱的，在外界的污染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刑罚面前，不堪一击。从假冒伪劣的三聚氰胺、地沟油、毒大米，到伪书、垃圾书、垃圾影视等，轮番加刑于人的身心。我们今天的社会病了，人也病了，从“三高”、肥胖症患者到抑郁症、缺德者、失教者……尤其是伪劣书籍、垃圾书盛行，设计、炒作，以“大师”“经典”的面目出现，使读者成为阅读意义上的营养过度者、两脚书架者、缺心空心者……两百多年前，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两千多年前，庄子借楚国的狂人接舆之口说，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冠生先生能够与书相伴，寂寞地读写，正是“全身葆真”，首先是从扭曲的时代中救赎了自己。这正是中外先贤赞许的人生：人生没有绝路，在书中有强韧的生命力，有知己，有安慰；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最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寂寞而花开满目的道路。

我们看冠生先生的阅读，可知他跟流行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正表明他阅读的自立，在读书上的不趋时。我们知道，不从俗趋时的人不会得肥胖或“三高”一类的流行病，不会得“左成民粹”或“右成精英”的时代病。他的阅读是个人的、健康的，也有益于我们这些读者。

众所周知，给报刊写文史专栏极难。篇幅受限，时尚左右，使其很难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个体写作”。我见过不少朋友，在报刊写专栏，“为稻粱谋”，敷衍时文，后来都羞于结集，与时俱灭。但冠生先生的文章，我篇篇读来，仍饶有趣味。他的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我甚至一度去寻谬，我以为他的某个词语和人名误植，结果查证后发现他是对的。由此可见他的文字洁癖，他的文字尊严，这是我自愧不如的。

冠生先生的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风貌。确实，中国社会转型多年，市场经济多年，传媒给予文化人的机会多多，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能有小品文格调的作家作品仍是罕见，难以跟周作人们的小品时代相比，这再度坐实费先生的“看不大起”。而冠生先生的文字算得上一个例外，他文如其人，诚恳、简洁，为自己也为我们大家阅读，并写下一篇篇精彩的小文。寂寞花开，辛勤酿蜜，读者有福。冠生先生的努力也算是对费先生的一个回应。我想，费先生一定是满意的。自序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这本书，初版时，没想过能重印。重印后，没想过会出增订版。

初版，重印，增订，都是万千读者的热忱鼓励。

感恩之余，想：该怎样向读者致谢、致敬？

重读《晴耕雨读》世存兄序言，早有开示——“辛勤酿蜜”。

视读、写为酿蜜，本分，高明。

说本分，非有花粉不能酿蜜，非经转化不能成蜜，非经蒸发、浓缩蜜不能熟。一环环，容不得假，不能速成。

说高明，未闻蜜蜂造假、掺水、缩短工期。人间却出过无数轻薄文章。

酷寒中，蜜蜂皆抱团取暖。有资料说，外界最冷时，“蜂球内温度可维持在24℃左右”。读、写之事，也有严冬季节。届时，有人抱团，也有人离间。

感谢世存兄点化。耕读之道，无须远求，蜜蜂可作师表。

先学着找到好书，采得优质花粉。自己须有蜜囊，更须养成转化能力，用足时间，化粉为蜜。

成蜜后，不急不躁，蒸发水分，浓缩蜜体，直到完全成熟。

当今知识界，本分如蜜蜂者，还有，要找如此蜂群，不易。

化石资料证明，白垩纪晚期，显花植物繁茂。得此条件，蜜蜂在第三纪始新世地层中大量存在，迄今已几千万年。

几千万年，习性如此。是一直如此，还是有所进化？

无论怎样，都值得人类尊重、效法。

可怜人类，文字记录历史不足万年，勤勉、诚笃之类品行已难得充分尊重。

有数据说，一只蜜蜂集纳一囊花蜜，须采一千到一千五百朵花。

也有数据说，中国大陆目前每年出版新书二三十万种。

应该再有些数据，让读者知道，这些新书含蜜量几何，其中每囊花蜜采自多少朵花，浓缩期是多长时间，蒸发掉多少水分。

估计，若有真实数据发布，人类会比蜜蜂难看得多。

见贤思齐，该向蜜蜂学习，肯花笨功夫。采撷、转化、蒸发、浓缩、成熟，经历足够时间。白天不够，续以夜晚。

夜晚似乎是更宜于读、写的时分。

曼古埃尔写《夜晚的书斋》，记录了亲切的体验：“到了夜晚，书斋里灯火通明，外面的世界就消逝了……我从日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眼睛和手恣意在整齐的行列中漫游……一本书出乎意外地呼唤另一本书，跨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建立了亲密关系。”

又想起那行动人的文字——“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第一次读到，记得是在《读书》杂志的“阁楼人语”。懵懂之间，直接把“这行业”理解为编辑、出版。

脑际有个场景——暮色降临，稿子没有编完。窗一扇，灯一盏。灯影下的劳作，自黄昏续入黑夜。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甜酸苦辣，欲罢不能。

又一次读到，是在万圣书园店堂。下意识中，“这行业”扩展到了书店。

灯下，店主长年海量阅读，练就鹰隼般的眼光。从万千书目中选定待购书单，在成沓账单中盘算收支盈亏。

灯下，店员大包小包进货、搬书、登记、造册、拆包、分类、上架……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风霜雨雪，书恒在，灯长明。

一本书，从编辑定稿，到书店进货，其间发稿、设计、排版、校对、定版、印刷、装订、包装、入库、发行……哪个环节，没有灯盏烛照？

书进家门，点亮书房、客厅、床头的灯。书进图书馆，点亮验货、盖章、编目、登录、统计、检索、借阅、归还、除尘、消毒、修复……所需的灯。“这行业”所系，想到的，想不到的，还有多少盏标志长年劳作的灯？

一位作者，完成著述后，还有多少种类、多少环节的从业者接续其劳动？

一位读者，灯下开卷前，社会上曾亮起过多少盏为实现其阅读而发光发热的灯？

今晚，郑州松社书店讲座。台上华灯如昼，群书排山倒海。台下，读者一双双热诚向学的眼睛，不也是一盏盏暖人肺腑的心灯？“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是囊萤映雪那盏灯；

是凿壁偷光那盏灯；

是韦编三绝那盏灯；

是青灯黄卷那盏灯；

是查令十字街84号那盏灯；

是曼古埃尔写《阅读史》那盏灯；

是梁启超饮冰室那盏灯；

是邹韬奋生活书店那盏灯；

是相伴每位读者、编者、作者……阅读、思索、书写的那盏灯。

无数人，生命时光无尽流向无边书海，有灯为证。2016年12月20日于中原旅次上辑诗书丧，犹有舌顾颉刚聚书散书

作为一位教师，顾颉刚先生爱生如子。他在日记里回忆自己早年“撰文向不取稿费”的事，说当年《东方杂志》向他约稿，给的稿费很高。以千字论，一般作者可得两元，他则得五元。自己既不取，便用来帮助家境贫穷的学生。学生中的李晋华、黎光明、杨向奎等都很穷，顾先生就嘱咐他们写文章，署上“顾颉刚”的名字，投给《东方杂志》。黎光明写出《明末清初之四川》一文，顾先生帮他修改后“付《东方杂志》刊出”。

作为一代史家，顾先生爱书如命，既出于私愿，更源自公心。他在《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中说过自己的想法：

我从有知识起，处于一起巨变之中，就想搜集资料，保存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实。清朝末年，我在中学读书；民国初年，我在大学读书。每天散课后，走上街头，总爱在地摊上寻寻觅觅，得到些各地方、各政权、各党派、各事件的文件和书刊。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地摊上这类东西特别多，因为顾问的人稀少，价格便宜，往往十几枚铜元就可以买来一捆。在这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民教相仇、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官吏横暴、政党斗争、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史实。这些资料，经不起天天搜集，到我四十多岁时已占满了三间屋子……（抗战）后东归，收拾残剩，这类近代史料还有两万多册。那时因为我住在上海，房屋容不下，又自想年近六十，学术工作的战线应当缩短，所以就全部捐与合众图书馆。

更值得一说的是，顾先生捐出的这些书，都是这家图书馆所没有的。他很高兴为这些书找到了该去的地方——“皆彼馆所未备，喜得其所。”这是他写于1949年4月5日日记中的一句话。

此后顾先生聚书如旧，遇见心仪者会大量买进。1953年秋，苏州曹叔彦因病谢世。曹曾为一代经师，其大量藏书于身后不得合适去处。1954年春，顾先生邀朋友陈子展、胡厚宣等同道往曹家访问，并对诸友说：“曹先生家的书，你们要的我就不要，你们不要的统统归我。因为考虑到你们不要我再不要，这些书大概就要卖给造纸厂化浆去了。”顾先生估计自己此行可以买得五千册书。

一次就买下五千册书的顾先生，有时候一次仅买一本。也是在苏州，某回走进旧书店来春阁，见到一本《桐桥倚棹录》。他知道此书已“沉没百年”，不期而遇，足见缘分，当即买回家中。

这是顾先生聚书得意时，可偶尔也有窘时。一次潘家询到上海，晚间顾颉刚和郑振铎陪他出游，顺路到四马路的一家旧书铺——集成书局。进门后，顾先生看到一部《春秋左氏古经》，是两部《皇清经解》中没有收进的，便花两元多钱买下了。主人见他买此书，就问：“还有一部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要吗？”顾先生未打算多买，就搪塞道：“要买《春秋毛氏传》，不如买毛奇龄的全集好了。”他以为此全集是这个书铺不会有的。不料卖书人说：“这里有一部全集，可以看看。”这部书一向价高，北京市价百元，苏州图书馆刚进的一部是80元。顾氏买不起，就说：“我过一天来看吧。”意思是不准备买。主人说：“书就在这里，看看也好。”于是拿出给顾先生看。顾先生要脱身，又不想伤体面，就说：“我是不出价的，至多不过50元，你们不卖就算了。”他以为此全集绝不会有50元的价钱，正要走，只听一声“卖给你了”，犹如晴天霹雳。为了不失面子，顾先生只好买下。

如此搜罗，经年累月，顾先生家中的书又现叠床架屋之象。1954年7月下旬，他应中国科学院之聘，准备到北京工作。为此，他一边“各处辞行”，一边“整理书籍装箱”，以利与书同行。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予之书籍向无统计，兹合沪苏两方凡二百二十五箱……平均以四百册计，已九万册矣，如抗战时不损失，胜利后不捐赠，则十二万册矣。”

顾先生到京后，住在干面胡同。为安置图书，科学院特意为他安排了一所大屋子。钱穆著作作基石

钱穆先生1949年到香港创建新亚书院之初，有人称“桂林街时代”，校舍简陋得很，真正筚路蓝缕。后来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先是在九龙城嘉林边道租了第二校舍，后来选了土瓜湾农圃道一段地面，自建新校舍，为此曾举行隆重的奠基礼。

学校奠基，自有知识和文化特点，新校舍奠基礼上，一只铁函被放在了奠基石下。铁函里装进了一些书刊，如四书五经、《旧约》《新亚学报》《新亚概况》等，钱穆先生的著述《国史大纲》和《孔子与春秋》也放在里边。另有耶鲁的赠书，以及《中华民国全国地图》《香港地图》，还有一幅中华民国国旗。

搬到农圃道后，新亚书院开始有了独立的图书馆，买书经费也多了。钱穆请来好友沈雁谋当图书馆馆长。沈氏不负重托，为增购古籍，拓展书源，他联络了一些专门搜集大陆流入香港的线装书的书商。在大陆当时的极“左”思潮中，线装书属于封建、落后、腐朽、反动的书籍，大量清除，扫地出门。这种情势，成了沈氏搜求和购入古籍珍本的大好机会。

曾在新亚读书的苏庆彬在《七十杂忆：从香港沦陷到新亚书院的岁月》一书中回忆说：“今天新亚研究所藏有的珍贵的线装书，大都是沈先生经手购买的。据说，沈先生在大陆家里所藏的书籍，也流散到了香港，他还亲自看见过。新亚图书馆能获得那一批珍贵的线装古籍，沈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新亚教授牟润孙先生藏书不算多，却有些善本。牟先生去世后，其夫人因生活困难，有出售丈夫藏书之想，被苏庆彬劝住，并建议找人编出书目，日后或捐赠学校，或整体出售，都能保存得比较完整，以免星散。后来这批藏书到了美国，集中陈列于一间指定的图书室。

另一位新亚教授严耕望先生，因离世突然，对身后事未作安排，包括藏书。他的夫人做主，把其中一套《石刻史料丛书》送给了曾经替丈夫抄过书稿的女士，其他书则未管太多。严先生有儿女各一，男读理科，女读商科，都用不着其父的文史典籍。他们将父亲的藏书整体捐给了台湾中正大学，以资利用。

程兆熊先生也曾受邀到新亚书院，讲授《论语》《孟子》等书。1960年2月15日，他和唐君毅夫妇、谢幼伟教授同游九龙新界沙田净苑及元朗山归来，开始写《大学讲义》一书。经半月伏案，始得完稿。因待出版，遂写“前言”。此前言落笔于“程兆熊于香港九龙农圃道六号”，其中地点正是新亚书院院址。有趣的是，该书版权页上注明的“香港代售处”，即是“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询问处”。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2011年5月底，我因事到香港。公务之余，往旺角一带，到书店比较集中的地方寻访旧书。在奶路臣街的学津书店里，见到程兆熊先生的著述多种，《大学讲义》之外，还有《中庸讲义》《春秋讲义》《礼记讲义》《论语复讲》《孟子新讲》《庄子别讲》等，都是写于新亚书院。翻阅纸色泛黄的旧书，悬想钱穆先生创办新亚的艰辛，又在书的前言里读到了程先生对远方母亲的深长思念，内心滋味杂陈：自己站的这个地方，离当年为建新亚校舍举行奠基礼的地方不是很远。当年埋在基石下面铁函里的那些书，应该还在。如今手里捧着的这些书，应该和铁函里的书有丝丝缕缕的无形牵挂。它们共有文化生命的温热和传递，一方若呼唤，另一方应能响应，合成同一频率上的音律。

心里有个声音：把这些书带回家吧。家里书架上，厚厚的《新亚遗铎》已经站在那里多年。请这几本去和它团聚，不是件很相宜的事情吗？

一边交钱，一边指着版权页上“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几个字问书店老板：“您知道这个地方吗？离您这个店应该不远。”他的书店号称“专营文史哲书籍”，又说这个店已开了三十多年，有点历史了，总该多少知道点钱穆先生、知道点新亚书院吧。结果让人失望，他看了看，摇头苦笑，实在是不知道。

看着他脸上的歉意，还是表示了感谢。毕竟，在他的店里买到了曾属于新亚书院的书。梁启超痛责学界

梁启超为朋友出书作序，写出的序言篇幅太长，成了另一本书，这本书又回请那位朋友作序——这段学界佳话，早就耳闻，却只是耳闻。多年里，似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说也不确。严格讲，还是不知。直到得见该书，细读书首三篇序言，又顺着蒋方震的名字延伸出的线索去读《蒋百里传》，才算大体弄明白了这段掌故。

蒋方震，字百里，是民国初年的总统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有“现代兵学第一人”之称。蒋在军事理论上是高手，热心国防建设，文化上的兴趣也很浓，主编过《浙江潮》杂志，参加有文学社团，从事新文化运动。

1920年，蒋编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梁责无旁贷。这本书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蒋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龄论，梁长九岁，蒋视梁为“谊兼师友”。梁却不肯以师自居，呼蒋为“老朋友”。梁在北京办的《庸言报》及其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关于军事的论文，都是请蒋执笔。1918年底，梁组团出访欧洲，选各方专家同行，如外交的刘崇杰、工业的丁文江、政治的张君劢、军事的蒋百里、经济的徐新六等。

这次欧洲游历为期一年，他们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作竟夜谈。言语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反思过往，规划未来，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在后来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当晚的情景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巴黎期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大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逐一讲解，并嘱蒋作记录。后又嘱蒋把记录的资料整理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为“共学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蒋请梁作序的来由。

梁一向视自身所处的时期为“文化昂进之时代”，把清朝的学术发展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既为蒋著作序，“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梁荡开思路，纵其史笔，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历史流变。半月之间，写出洋洋洒洒三十三节文字。文中贯穿的一泻万里之势，让人想到“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的状态。

待序文收笔，梁发现自己写出的文字已经与蒋著的篇幅相当。他觉得“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本来约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写成了一本书。原定序文，只有另写。

梁原来就有写《中国学术史》的宏愿，打算分成五部来写：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这篇“宣告独立”的长序，从内容上看，应属于原设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学术史》。但在动笔之初，梁没有独立著书的想法，所以，虽可以成书，体例上却有诸多不惬意处。梁觉得史书不能如此简陋，却又懒得改动，因为这个缘故，出版时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封面的书名旁边加括号说明系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1921年2月，该书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序言由原来请梁作序的蒋百里作。蒋在序言中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接着，他提出了在“清学发达之历史中”看出的几个大问题。一是西方科学东来之势在康熙以后突然中断，二是致用之学后来转入经典考据，三是戴东原理欲之说倡导启蒙却遭当世冷落，等等。蒋由此直陈时弊，如“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呼吁“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

梁著成于蒋序之前，书中文字却响应了蒋的呼吁，足见志同道合。《清代学术概论》洋洋洒洒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指出了晚清学术的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何感想。陈寅恪清音独远“清音独远”，这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作者在书稿收笔时的浩叹，沉重到无以复加。该书初版封面封底全黑底色，也给人一种如铁似铅般的沉重感。

当年深圳读书月评选“30年30本书”，先是读者海选，然后圈出百本，继而业界复评，最后专家终审，《陈寅恪的最后20年》铅铸铁打，无以摇撼。终审现场几轮投票的气氛使人相信，即便只评出10本，也会留住这一本。

如此众望所归，该能给人些安慰。清音虽远，毕竟还能听到，还有人愿听。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始于1949年。当年和略早些时候，大陆学界名流各奔东西。远走美国者如胡适，去台湾者如傅斯年，到香港者如钱穆。陈先生不作美国之想，坚辞台湾之请，亦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于是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作寄身之所。

一介书生，所求不多，无非一张安静的书桌。为求安静，他看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优容雅量。也是为求安静，他放弃了到中国科学院当所长的机会。

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号称“新史学”的权威，陈寅恪则是“旧史学”的代表。新中国初建，新社会初始，郭沫若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陈寅恪则甘愿冷在岭南。“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1953年底，郭沫若写信邀请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几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赢得知识分子的由衷服膺。如果承认这方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则陈寅恪的主张应代表一份思想资源。

陈寅恪坚持的道理，本属常识，但在学习马列声势浩大的20世纪50年代初，在言必称马恩列斯的气候下，却显得惊世骇俗，很难被正确理解。顾准曾感叹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实在可怜”。太多政治因素非正常地介入学术研究时，连时代都可怜，何况学人？

视力正常的许多学者“闭着眼睛”，倒是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得清楚学术该怎么搞、学人当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马列主义”必被很多人视为离经叛道，不能见容于世，才想到请毛泽东或刘少奇以手谕表示恩准，作挡箭牌。

看得透历史，自有看现实的清醒与深入。明达如陈先生，何尝不知那一纸证明书绝难开出。“牌”未必要得来，“箭”却是要多少有多少，随时伺候。既如此，仍坚持，无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一以贯之，至死不渝。

联想到陈先生写过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会觉得其要求在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场时，或许更有一层深意，即要提醒“最高当局”注意，“现在政权”既已开出新中国，国中若仍能为学人留出学术研究的空间，则须遵从最基本的规律，允许乃至倡导学人保持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问题是：“我们这么多年里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原因或复杂，答案应简单。陈先生早就说过了。无奈清音独远，庙堂难得一闻，江湖上也不大听得见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使某些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段岁月成为观察、研究其人的一个特殊角度和时间单位，在出版选题上开了风气。十年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书系面世，诸如《周作人的最后22年》《傅雷的最后17年》《梁漱溟的最后32年》《陈独秀的最后15年》等等。可见此风仍有余绪，只是单纯跟风之作已无多可看。可叹如今，不仅大师清音独远，连能真切记录大师清音之作者也不容乐观。胡适的“不苟且”

胡适的宽厚能容是出了名的。他主张“宽容比自由还重要”，亦知亦行，一生如此。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守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立场，对欠缺证据的说法寸步不让，以维护心中的学术尊严。

罗尔纲是胡适的门生。1936年夏，罗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该文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作为论断依据。胡适读了该文，非常生气，即写信给罗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回忆过这件事，说他读了胡适这封信后，十分感激恩师如此严厉的督责，“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向他恳切表白我的感激，汇报我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生活的经过”。这封长信或是出于多年的心情，因为这并非胡适第一次批评罗。更早些时候，罗在《大公报·图书副刊》发表《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一文，恩师看到后，当面教训他：“你概括说的都要不得，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据罗回忆，那是恩师“第一次严切的教训”。此后，胡适坚持不放过学生的任何一次轻率。罗说：“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冯友兰是胡适的同辈。冯曾寄赠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给胡，胡适从中读出证据的不足，即致信冯说：

偶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此说更不能成立。……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怀疑老子，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钱穆是胡适当年专程往苏州拜访过的一位同辈。胡适读过钱穆写的《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曾在当天（1930年10月28日）日记里称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但当他读到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发现论证方法有问题，就写信给钱，表示对其证据的怀疑。胡适说：“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不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在此信中，胡适直接批评说：“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遂至“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

梁启超是胡适的前辈，也有“《老子》晚出”的主张。在胡适看来，梁用的是“摭拾一二个名词或术语来做考证年代的标准”。胡适直言这种方法会有“更多漏洞，更多危险”，并举出诸多有说服力的例子为证。他质疑冯、钱、梁的证据不足以服人，是希望他们能拿出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说得再明确不过——“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绝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不苟且”，是胡适对自己的一向要求。常见他说到这个话题。他给罗尔纲的信中说过：“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在给王重民的信中也说：“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宋云彬的爽直

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曾经很知名的民主人士。早年加入中共，后来是民盟成员。曾与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政治部，与夏衍等合编《野草》杂志，与叶圣陶同奉开明书店，与胡愈之共办桂林文化供应社。还曾为商务印书馆选注《资治通鉴》、为开明书店校订《辞通》（近300万字），有《东汉之宗教》《王阳明与理学》《明文学史》《中国近百年史》等著作行世。

宋氏著述亦有日记。由其《北京日记》可知，他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特别留意他人发言，并作评价，秉笔直书，留下颇有趣的记录。

1949年9月21日是第一次全体大会。听过周恩来报告代表人数、毛泽东致开幕词及各界代表讲话后，他写道：“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生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

次日，第二次大会举行。宋云彬日记中说：“今日作报告者，大都就拟定之报告书宣读一过，所费时间不多，独谭平山作口头报告，一口广东话，说来又不甚有条理，费时一点钟，令人生倦。”

9月24日，仍为全体会议。在22位发言者中，宋云彬评价说：“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虽然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先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梅兰芳善唱戏，但上台读演讲词可不成。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得全场掌声。许德珩之发言稿文字不通，念出来当然也不通，俨然以学者身份登台发言，殊令人齿冷也。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

9月25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有20人发言。宋云彬认为：“其中以陈明仁言辞最诚恳，大可钦佩。钱昌照根据事实发议论，颇不空泛。若马叙伦之流，大抵八股一套而已。”

9月27日下午，全体会。据宋云彬记录，在既定的25位发言者之外，“有自己要求发言者，如罗隆基、刘清扬等。尤其是刘清扬。余笑语邻座之吴茂孙：‘清扬如得不到这次的发言机会，将死不瞑目也。'”“讨论过程中，袁翰青忽起立发言，对于中央政府组织法有文字上之修改，遂引起辩论，好出风头者乘此时机纷纷要求发言。余有意见发表，起立两次报号数，均为他人抢先夺去，主席周恩来问余有何意见，余谓众说纷纭，漫无目标，余固有意见，但不愿发表矣。”

宋云彬的耿直，一向为其朋友公认，体现于其日记，对人臧否分明。1950年1月23日，他记录说：“昨日《人民日报》载有冯友兰《一年学习的总结》……冯君自认过去观点错误，语甚爽直。近来作此类文章者甚多，要以冯君为最能说老实话者……圣陶近日偕同金灿然、周建人访周作人。梁漱溟亦已到京，明日圣陶将偕彬然往访。余则谓‘行客访作客’，通例也。梁不来访余，余亦断断不往访。”

自己爽直、坦诚，往往讨厌周遭的隐晦、虚假、言不由衷。再加上厌恶官场陋习，宋云彬在日记中不仅记录，且予声讨。50年代初，他参加教育部与出版总署编审局联合组建的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某日，他在一个会议之后写出如下文字：

各处负责人作冗长之报告……凡历四小时而毕，殊可厌恶……彬然谓他所领导之第四处工作不够紧张，以视东北各工厂，有增加工作至每日十数小时者，颇感惭愧云云。呜呼，此果由衷之言邪？编辑工作万不能与体力劳动者比。每日七小时，并所谓学习一小时，谁不感疲惫者！他日彼如再发此种妄言，余必请其躬自一试，以作表率也。

即便对高层领导，宋云彬的笔也毫不客气。某次开明书店会议，“胡愈之以出版总署署长身份登台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钟头，噜哩噜苏，聆之欲睡。邵力子继胡讲话，亦少趣味”。闻一多的书桌

闻一多的诗集《死水》，依其新月书店初版版权页记录，是在1929年3月印行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则记在1928年1月）。1930年4月，沈从文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先生的诗集《死水》‘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沈从文评价《死水》的尺度，出自文学，而非政治。这一点，在当时重要，对后世更重要。

特殊的历史原因，加上极特殊的事件，很多后辈读者对闻一多的了解更多来自政治，而非文学。其形象定格于烈士，其壮烈根源于内战中的暗杀。这样一来，其学者本色就被遮蔽。本来，他生命中的多数时间是在书斋，埋头于书本，寄托于艺术、学术，安身立命于教职，是个博学、敦厚、正直的学者、诗人，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因政局混乱、政府腐败、民不聊生而关注政治，拍案而起，但他的一般形象却被凝定于横眉怒目的政治斗士。

立在五千年历史文化之前，五十年的政治毕竟过于短暂。如今，当年政争不再，后人对先贤的认知和解读，回归于其本色。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也会生成一种显示真实的力量，恢复本来面目。《死水》这样的书，又被人们记起，重返读者的视野。此时，人们对其中政治内容的敏感度会相应降低，对其中的文化价值会有更多关注。于是，这本书中的“一句话”“天安门”之类的诗篇，我们会觉得久远，乃至生出隔世之感；“闻一多先生的书桌”这样的文字，则更多更久地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闻先生这样写他的书桌：“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忽然间书桌上怨声沸腾，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字典喊雨水渍湿了它的背；信件忙叫道弯痛了它的腰；钢笔说烟灰闭塞了它的嘴，毛笔讲火柴烧秃了它的须，铅笔抱怨牙刷压了它的腿……”

诗人眼里的书桌是个家园，书桌上的笔墨纸砚各有情绪，他需要理顺各方情绪，形成安静的秩序，才能书写《庄子》论文、准备讲义、翻译情诗、刻章治印、设计校徽和书籍封面……这显然是个书生的世界。即便到后来的昆明时期，闻一多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一位知名教授。《云南晚报》报道学生“旁听之风极盛”的时候，举例说：“旁听者最多的课程，是张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闻一多教授的楚辞、傅恩霖教授的日文……”

华罗庚曾回忆说，民盟成立前后，闻一多正陶醉在古书的纸香中，写了一大堆“伏羲考”。1942年初，西南联大发生了“倒孔”运动，闻一多是个旁观者。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他有过合作，为地方行政干部培训班讲“神话及中国文化”。《闻一多年谱长编》记载，1942年底，闻一多与儿子谈蒋介石，认为“此人一生经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他甚至曾于1943年5月与朱自清商量加入国民党。直到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他才开始表示对其人其政的失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闻一多终究托命于文化，对文化的溃败有特殊敏感。

闻一多开始反思，觉得“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他写信给臧克家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此后，闻一多书桌上，新添了《联共（布）党史》《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之类的书籍。面对民主周刊社的朋友，他说：“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

1944年秋，闻一多经罗隆基、潘大逵（一说吴晗）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有人劝阻他，理由是“没有加入的必要”。闻一多说：“告诉你，中国人都有必要！”作此想的闻一多，自然不是要成为职业革命者。他只是为治中国文化病灶，暂时放下故纸。黄裳《故人书简》中，有一段吴晗回忆闻一多的话：“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前面，两个小杌子，两杯茶，两支烟，谈了许多事之后，你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来，却没有新东西补进来。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书，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童第周：荒地里的科学实验

童第周的科学天赋和实验才智，在其留学比利时期间得以初步显露。

他所在的实验室，有一项多年未能完成的实验，即剥除青蛙卵的卵膜。参加过实验的人，多是用镊子固定青蛙卵，然后尝试撕开卵膜。蛙卵直径约一毫米，圆而滑，不易夹住。用力稍过，蛙卵辄破，力量不足，蛙卵滑脱。童第周来到之前，数年里，这项实验重复了数十次，从未成功。

某日，主持实验室的达克教授忽然想到，童第周到来很长时间了，总是在默默地用功，埋头做实验，不妨让他试试这个难题。童第周却不觉得为难，他先在饱满的蛙卵上刺出微孔，释放其内压，让蛙卵从鼓胀状坍成扁圆状，再用两个尖头镊子夹住其上的卵膜，巧力向两边一扯，动作干净利索，卵膜随即脱落。

达克教授亲历此过程，且见其举重若轻，对童第周更加器重。当年暑期，童第周随着达克教授到法国海洋生物研究所访问、作研究，其中一项实验是剥除海鞘的卵膜。

这个研究所，当时世界著名，每年有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到此作研究。海鞘是一种海洋脊索动物，其卵大小只有青蛙卵的十分之一，而卵子本身与其围膜之间的空隙为百分之一毫米。云集一堂的国际同行想象不出，怎么能用手工剥除海鞘卵膜。

在他们的围观之下，童第周巧技重施。在显微镜下，他屏息凝神，轻轻动手，刺孔，减压，夹膜，剥离，驾轻就熟，手到擒来。国际同行交口称赞，童第周为中国科学家赢得了荣誉。

剥离卵膜的相关实验，使童第周留意到海鞘卵子受精后表面色素的流动变化。为显示其中的物质流动情况，童第周采用活体染色方法，清楚观察到了染色部分在发育过程中的趋向。据记载，李约瑟博士到这个研究所工作期间，对童第周的研究成果很有兴趣，埋下日后两人交往的伏笔。

抗日烽火中，四川宜宾的李庄，因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十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先后迁驻，成为一处大后方文化中心。著名学者李济、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等相继到李庄工作时，童第周接到了同济大学的教授聘书。

1941年冬，童第周到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并在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兼职。战乱中，研究条件严重匮乏，同济的实验室里甚至没有一架起码的显微镜。

旧货摊上，一台德国造解剖显微镜让童第周眼前一亮。摊主索价六万元，却让他心中一暗。那是他夫妇两年工资的总数。彼时，童家生活勉强能维持——“地瓜堆在一角，天天吃地瓜”。妻子叶毓芬懂得童第周的心思，她说通了几位理解科学研究工作的亲友，借到了足够的钱，买回那台显微镜。童第周得以继续进行两栖类动物的胚胎发育研究课题。

李庄那时没有电，显微镜下的观察需要足够光源。晴天里，他把显微镜搬到室外，以日光为光源。遇阴天下雨，就在室内靠煤气灯照明。这种灯光源比较散，亮度不稳定，要看清显微镜下的微小物体，只能和灯靠得尽量近。眼睛被近距离光源刺得发痛，头脑则被汽灯高温烤得发胀。童第周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着当时国际生物学界的前沿课题研究，并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此时，李约瑟到中国来了。他代表英国政府，考察中国的科研和教育实情，特别注意到童第周的战时研究比法国海洋生物研究所时期有新进展。

李约瑟在成为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之前，有过生物化学家、胚胎学家的经历，甚至被童第周的博士导师布拉舍称作“化学胚胎学之父”。他带着同行的热诚和尊敬，于1943年5月专程到李庄看望童第周。他亲眼看到了童第周在院子里、日光下用显微镜做实验的场景，惊叹这位中国科学家在“荒地里进行实验”，却“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简直不可思议”。他回国途经印度时，专门买了一台双目显微镜，托人转送给童第周，表达他对中国科学家的尊敬和对中国科学事业的支持。“细胞核移植”的概念，最早由一位德国科学家于1938年提出，导致一位美国科学家于1952年完成“蛙移植实验”，实现“同种克隆”，并引发克隆牛的设想。

童第周对遗传研究的国际进展动态了然于胸，借鉴克隆技术的思路和方法，推进他的细胞核、质关系研究，并落实在鱼类核移植的具体项目上，因此成为国际研究鱼类克隆技术第一人。

1961年，童第周实验小组开始细胞核的移植实验。两年后，金鱼和鳑鲏鱼的各自同种克隆成功。当年《动物学报》第15卷和《科学通报》第7期报道了他们的成果。中国因此成为英、美之后成功开展核移植研究的国家。

接着，童第周开始进行“异种克隆”研究和实验。鳑鲏鱼和金鱼的血缘关系很远，实验结果虽不理想，但可以证明生物性状的出现并不是完全受控于细胞核，细胞质也有影响。这一实验同时也使中国成为最早开展不同亚科间异种克隆实验的国家。《童第周》一书有这样一段文字——

童第周终于用实验证实了自己的理论假设，用充分的实验证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细胞质在遗传上不可或缺的作用，对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不仅成功地在鱼类身上重复了国外所作的两栖类同种克隆技术，而且开创了异种细胞核移植的研究先河，成了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先驱，而且他的成绩代表了当时国际同类工作的最高水平，因此他在克隆实验上的意义在后来甚至超过了他研究细胞核、质关系的初衷……成了他对生物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遗憾的是，由于“文革”内乱，童第周的贡献没能及时披露于国际学界。英国人继童第周之后所做的相似实验，则抢先发表。中国人站在世界克隆前沿的情况反而不为人知。李方桂的语言天才

作为一位语言学家，李方桂一生学了多少种语言，未见到完全统计。从《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可知，他读中学时学了英语，读清华大学时学了拉丁语和德语。读密执安大学时，由英语、法语扩展到整个日耳曼族语言。读芝加哥大学时，学了印欧语言中的古波斯语、袄教经典语、梵语、古斯拉夫语、立陶宛语、美洲印第安语，后来又学会了泰语、暹罗语……横向扩展的同时，他还作纵向延伸，如英语的古英语、中古英语，日耳曼语的最古老支系哥特语、中古高地德语、古挪威语，古意大利的奥斯肯语、翁布里亚语……李方桂说：“我努力在这些领域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

这种努力来自求学志向，来自求知志趣，也来自当时课程的自身魅力。李方桂特意强调：“在那些年代——1924年……语言学并不是今天的语言学……选择了那个领域，我的学习就是研读不同语言的各种经典作品。”

研读经典作品，无异于游历人类文化宝库。尤其芝加哥大学，那是当时美国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顶级学校之一。环境优裕，课程精彩，李方桂岂有不努力之理？他听该校语言学系主任勃克的“希腊拉丁比较语法”讲座，始终坚持做详细的笔记卡片。后来，勃克专著《希腊拉丁比较语法》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方桂说：“我看了看我的卡片，与那本书里的内容一点不差。太有意思啦！很显然，他当时快写完那部书，但还没有发表，所以他继续讲他的课。我碰巧把他所有的讲课内容都详详细细地记了下来，当我将笔记与他后来出版的书相比较时，内容丝毫不差。”

就读芝加哥大学期间，李方桂参加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在美国加州北部研究印第安语。研究计划之一，是把尚存的印第安人的全部语言记录下来。在当地的马佗里河沿岸，居住着马佗里印第安人。当时传说他们全都死光了，也有人说还有一两个活在世上。李方桂乘坐一辆邮政卡车抵达一个小镇后，徒步沿着马佗里河寻找马佗里印第安人。他找到了两个年迈的印第安人，其中一位已经失明。他们能说马佗里语。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为李方桂讲马佗里语，并获得适当报酬。李方桂把他们的发音和其他材料记录下来，成为“对那种语言研究的唯一成果”。他不仅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语言的第一个中国学者，也因这次研究而挽救了一门美洲印第安语言。他在口述中说：“我走之后，得知该部落的印第安人都已死去，所以我对那种语言的记录至今还是唯一的记录。”

1949年，李方桂打算回到中国，未料国内局势的巨大变化使他滞留在了西雅图，被华盛顿大学聘请为汉语教授，并一直在该校工作了二十年，直到退休。

1978年，经多方努力，李方桂获准入境归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曾计划接见这位著名语言学家，但他表示不希望有任何政治性的访谈，只想访问老家、学校和历史文物古迹，见见校友、同事、学生、老友和亲戚。为他开车的司机表示，不知道他说的任何一条街道。李方桂便做向导，指点嘀嘀咕咕的司机，如此这般行走，穿过一个胡同后，再对着一条更狭小的胡同开进去，顺利找到了表兄家。音信隔绝三十年的亲友喜出望外。

当年9月6日、7日，李方桂在京作了两场学术讲座，用中国语言讲中国语言学。据其夫人和女儿说，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学者在大陆所作的第一次学术演讲。最初仅限北大中文系和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老师听讲，后来由于要求听讲的人太多，不断增加，故先后两次中断，换到更大的场所，仍不能满足众人要求。最后只好在屋外安装扬声器，以便站在外面的人听到。

1983年，李方桂再次回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他和夫人回到了他们早年生活的大甜水井胡同旧居。从照片上看，空旷的院落里，李方桂和夫人一前一后，表情复杂，惊愕、失落、无奈，甚至有几丝仓皇……他们背后，房檐下悬挂着“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大字标语，“文革”遗绪未尽。那正是北京城开始大肆拆除四合院和胡同的时日。葛传槼：为原版牛津英语词典挑错

香港旺角一家旧书店里，有一本葛传槼著民国版《英文尺牍全书》。买下它，不是想学写英文信，只是作为纪念——当年，英格兰人H.W. Fowler（1858—1933）主编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King's English）传到中国大陆，葛传槼细读之下，挑出了其中几十处错误。他致信H.W. Fowler，逐一指出。H.W. Fowler见信，惊奇于英国之外居然有人如此精通英语惯用法，在回信中表示激赏，称葛传槼长信中的英语“完全无误”,“没有一处透露出来你的英语非母语”。沪上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闻讯，邀他向公众做英语演讲，葛传槼由此出名。

从学历看，H.W. Fowler是牛津出身，在英文词典编纂写作领域素有盛名，他编写的多种词典多在牛津出版。葛传槼则是电报局和印书馆学徒出身，全凭自学，居然学到能为牛津英语词典作者挑错的境界，实在难能可贵。由他来编写《英文尺牍全书》，应是上佳人选。

葛传槼的英文纯熟到母语般程度，而其真正母语则是汉语，自然能在这两种语言间自由来往。根据对两边语言习惯的深入了解，他特别提示同胞注意英美人写信的种种惯例，主张“我们中国人学写英文信，不但该注意英文的正确，还该注意英美人写信的种种习惯。要是不合习惯，尽管句句都是正确的英文，也会不像一封英文信的”。

例如，中国人历来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作为简明扼要的标志，但在英美人习惯中，“有话则短，无话则闭嘴”。葛传槼提示：“写英文信，切忌无故拉长。要说就说，说完便停。两句也不妨，一句也不妨。”他举了大量例子证明，仅有一句两句的英文信是很常见的。我国同胞不必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尤其关键的，是尽量避免“翻译式”写信。葛传槼以其对英文惯用法的熟知建议国人：“要合于英美人写信的习惯，我以为最要紧的是避免先用中文写好了信，然后逐句译成英文。一封十全十美的中文信，逐句译成了正确的英文，往往会不像英文信的。学写英文信，便该用英文写信，不该依赖中文。”

针对国人文化心理，葛传槼也有善意告诫——“我们中国人，似乎有人喜欢把请求的事放在再启里，故意做得像不重要似的。例如写催人讨债的信，竟把两三张八行笺写满不相干的话，却在信尾加上一句‘尊款乞即惠下’。”他建议不要对英美人用这一招。

著述之外，尚须教学。教学之余，更有日常生活。母语般的英语水准，使葛传槼的口头表述独具特色。课堂上，生活中，出口即有兴味。据陆谷孙回忆，一次，葛先生到其班上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讲过著名独白“to be,or not to be”之后，对学生说：“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

徐燕谋是其复旦同事，生性开朗，其“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但在“文革”期间，因受冲击迫害，徐氏笑声不再，话也极少。葛传槼便从英语谚语Silence is golden中化出“金”字，从此称徐燕谋为“金先生”。幽默和玩笑之间，或许也有葛传槼对他人的善意提示，为求自保，还是沉默为妥。

有人讲话语病多，数不清的“这个”垫衬在话中。葛传槼听过，便用英文this代表“这个”，称其名为“Mr. This”。如此称呼，已近戏谑，葛传槼仍意犹未尽，于是复由英文转回汉语，取音译法将this译作“集思”，再延伸为“集思广益”，最后略去“集思”，保留“广益”，确定称呼这位先生为“广益先生”。“文革”中造反派掌权时，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学校，管理和改造知识分子。他们要掌握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动向”，就千方百计诱导葛传槼和他的同事们提出问题。葛传槼实在受不了工宣队员“钓鱼”性质的语言骚扰，终于提出了典型的葛氏问题——“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it还是they?”一语既出，众人开心。

葛传槼先生1992年去世。这么有趣的人曾经很多，走一个少一个，如今难得一闻了。陈望道：《共产党宣言》全译第一人

陈望道出身于一个向善、向学、重文化、讲规矩的家庭。长到该启蒙的年龄，父亲送他进了村中一家私塾。陈望道由此开始接触“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

他曾在《自述》中说：“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学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

留学日本四年半时间，他进的学校有东亚预备学校、东京物理夜校、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先后攻读法律、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等学科，最后在中央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这段时间里，日本一些进步学者比较集中地向国内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望道因关注国运而被吸引，由此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结识了比较著名的日本学者如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参加相关的进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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