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菡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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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榆隽永集(精)试读：
前言
王菡女士《魏榆隽永集》出版在即，忝为同道，幸先获读，欣佩之馀，感慨良多。古今才媛文章传世，取地名以入集名者颇不多见，以“隽永”题名者尤觉独特。览此书名，已足觇女士之清远绝俗。不揣浅陋，略述感言如次。“魏榆”者，今山西榆次县之旧名，晋中古邑，史迹斑斓，引入书名，著乡贯之所出，敬父祖之遗行也。女士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王永祥先生（孝鱼，1900—1981），早年求学于清华留美学校、南开大学，学涉中西而归于中国哲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即编撰《焦里堂三种》《船山学谱》行世。1949年后，历任北京蒙藏学院教师、中华书局编审等职，并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授课。孝鱼老人好读子部书，曾为中华书局点校《庄子集释》《叶适集》《二程遗书》《陈确集》《春秋繁露》《王廷相全集》等，又夙究心于船山学说，先后整理王夫之《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庄子通》《老子衍》诸作，用力专精，积累丰厚。女士少时曾随祖父生活，深受老人学行熏陶，好习中西文字。未几，动乱嚣然而至，老人饱经磨难，藏书荡然，被迫返晋，穷处乡里，犹力疾著书，遗稿满床。女士年未二十，亦下乡至山西五台县，学耕稼于陇亩，备尝艰辛。所幸天厌丧乱，斯文未绝，读书种子，历劫犹存。20世纪80年代，女士回归校园，90年代，又进入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下同此）任编辑，自此日亲图书，优游文史，承其家风，服务时代。光阴荏苒，至2006年，女士循例退休，遂于白石桥畔国图善本室，埋首整理藏园老人读书校记，成绩斐然。众师友方羡其摆脱事务，专心治学，足以继踪先人，益多贡献，不意二竖潜至，女士竟罹疾矣。手术之初，女士偕夫君钟铀先生，积极配合治疗，又恳商主治医生，请求保护脑部缓受损伤，以便争分夺秒，利用馀力完成祖父遗著整理。天从人愿，孝鱼老人遗著《周易外传选要译解》《老子衍疏证》两种，终于2014年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而女士病情渐深矣。亲友收集其历年论文，仍交中华书局出版，女士自定书名，首标“魏榆”，即以明学问之所从出，不忘告慰先人之情。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女士之尊祖敬贤、献身学术，岂非合于古人“纯孝”之说。
女士为人端凝诚挚，言行有方。其服膺传统文化，敬重学术前辈，非仅囿于亲情。以笔者闻见，其行事尚多可述者。女士自20世纪90年代，即与远在浙江嵊县（州）山乡之张秀民先生（1908—2006）开始通讯。张老寿跻百龄，20世纪30年代即服务北图，至70年代初退休南返，蛰处闾巷，研究不辍，年届耄耋，犹勤写作，所著《中国印刷史》《安南史》等要著，皆完成于乡间陋室。女士以其夙有之善良及细腻，既佩张老穷而弥坚之治学精神，又为老人索居山乡，祁寒酷暑，研究缺少资料、起居乏人照应而抱忧，遂致函张老，嘘寒问暖，春秋不辍，并远道邮寄写作用稿纸，及冬日取暖之手套、怀炉等。至2005年，女士趁至沪开会之机，特意前往浙江嵊州崇仁镇廿八都村，探望老人于张宅“成美堂”。十载神交，一握为笑，尊贤重道，再谱佳话。2006年国图举办“庆贺张秀民先生百岁诞辰——《中国印刷史》（修订版）首发式暨出版研讨会”时，曾展出女士与张老之往来书信，观者莫不为之动容。女士身居京城而能遥知张老，知张老而又能关怀备至、尽己力以助之，读集中《剡溪蕴秀异 欲罢不能忘》诸作，世于女士之为人，能不肃然以起敬。
女士任职国图出版社时，又与旅居北美之著名中国印刷史、图书馆学专家钱存训先生（1910—2015）建立联系，2003年借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会议之便，专程至芝加哥大学拜访钱老。钱老亦为20世纪30年代起投身图书馆事业之北图老馆员，毕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历史学、印刷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发表专著与论文逾百种，所著《书于竹帛》《纸和印刷》为驰名中外之经典专著，先后有英文、日文、韩文译本及中文等多种版本。钱老寿逾期颐，治学犹勤，读集中《在芝加哥大学拜访钱存训教授》一文，可知钱老之学行及其与女士交往之原委。钱老晚年结集之《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术论文集》，1999年初版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女士关注殷拳，决意引归大陆出版，随即奉书北美，致敬钱老。电邮往复，多经磋商，幸蒙钱老首肯，签约授权，乃以“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为名再版（国图出版社，2002），并引发钱老多种著作单行本于大陆先后出版。女士与钱老由通讯而相知，结为文字之交，2003年至芝加哥访问，钱老以九十高龄，仍拟亲自驾车至机场迎接，并周密安排其在芝加哥大学演讲等行程。读钱老“多年来在电脑中通信的‘王菡女士’，居然在二周前见面握手，亲自欢迎，感到十分高兴而荣幸。你这次访美，虽然短短一月，但走访了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重要城市和主要图书馆，一定收获丰富，为你高兴”之语，不难想见两代学人间之珍贵友情。
女士论文结集，又取“隽永”为题名，以明其著述旨趣。“隽永”之辞，溯源可至秦汉。《汉书·蒯通传》记“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唐颜师古注云“言其所论甘美，而义深长也”。后世评论诗文，多以“隽永”为标准。言有尽而意无穷，固然为世间诗文创作者所追求，女士从事文献研究，所撰学术论文仍以“隽永”为指归，令人既感其性情之温文尔雅，复窥其于文献学之深自矜重。女士娴习文史，先后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北京图书馆馆刊》及《文献》季刊主编，长期服务于国家图书馆，校书兰台，多读善本，又因编辑学刊，广结四方文友，谙熟学林动态，沉潜考索，融会贯通，学问见识，遂超迈群流，成为出身图书馆界之优秀文献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界专家迭出，女士则为学者型专家中之佼佼者。
图书馆为古典文献收藏之渊薮，其整理研究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基础，又涉及相关文献之内容，学无定界，人须通才。女士历年论文结集，编为宋史研究、版刻与版本研究、文献揭示、藏园校书研究、名家与书籍、目录学与目录研究、国图工作、书评、游记诸单元，载文五十六篇，涉及宋史、文献传播史、中国印刷史、中国藏书史、图书馆史、四库学等专题，范围颇广，内容甚富，而研讨深入，用力极勤，检点其成果，令人目不暇接，而其最称难能者，在文词洗练，风格沉稳，气定神闲，迥非率尔操觚所可及。女士研究视野虽广，所关注则仍在文献承传与阐释，其追求“隽永”之初志，又可以孜孜整理傅增湘校勘跋识为证。藏园老人毕生校书万馀卷，遗书归于国图等馆，其藏书题跋虽久已传世，读书校记及批识则散布各书，书则分藏南北各图书馆及博物院，查访检辑，机缘有待。幸遇有心人如女士，先取国图藏本细心迻录，往复比勘，铢积寸累，历时多载而辑为《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集中《感受“于青灯黄卷中”——藏园群书校勘跋识之文献意义刍议》，提纲挈领，胪述藏园老人于近代校勘学史上之卓越贡献，原本实践，悉中肯綮，堪称藏园老人之身后知己，故曾邀傅熹年先生激赏。笔者陋见所及，女士之礼敬昔贤，穷年用力于辑集傅氏批校题识之举，实可与王欣夫先生当年辑集清惠栋《松崖读书记》事相媲美。欣夫先生《松崖读书记》遗稿不全，刊布攸待，藏园遗书则未尽登录，题识校辑亦待赓续。世有以守先待后、文献华国为怀者，当知王菡女士其人其书矣。二○一七年初夏吴格谨记于复旦大学光华西楼—— 魏榆隽永集(精) ——宋史研究宋代武学武举制度考述
我国古代的武学武举制度可以溯源到汉代，甚至更早。但作为一项正规的、经常性的培养、录取武官的制度，是在宋代逐渐完善、确立的。兹就宋代武学和武举诸方面问题作一探讨。一武学（一）宋代武学的兴衰
武学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置于太公尚父庙内，其发达完善则在宋代。宋代科举制度盛行，对文化事业的推动，对选官制度的健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太学盛极一时，武学随着武举制度的逐步确立，也成为国子监中的主要组成之一，是宋代高级军事院校，在武官选拔制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代建武学之动议，在庆历三年间。庆历三年五月丁亥建武学于武成庙，以阮逸为教授。历时不久，同年八月罢武学。阮逸改兼国子监丞，“其有愿习兵书者，许于本监听读”。其间正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欧阳修任谏官，与韩琦、富弼等人一起改革吏治，对官吏选拔、取士有一些新规定，对加强防务也连上奏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武学自然顺理成章。但建立不久，有人议论说：“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岂尝专学《孙》《吴》。”故罢之。
再兴武学在熙宁五年。熙宁五年六月乙亥日，宋神宗诏于武成庙置武学。从六月到七月之间，逐渐健全了武学的各项制度，诸如规模、学制、课程、考试，及毕业后的职任。《宋史·选举志》曰：“生员以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陈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这次虽不是初立武学，但其制定的这些管理办法，却为以后几次再兴武学时所借鉴。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变“冗兵”之状。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复置武学，对培养素质较高的武官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武举中，武学生员的比重也在逐渐增加。
宋代国子监的生员在科举考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以太学为例，太学是国子学中最主要部分，神宗时分上内外三舍。刚入学的学生先入外舍学习，经过一系列的考试，逐渐升入内舍，以至上舍学习，上舍生数量很少。上舍生考试合格后，其中优等者可免解试，甚至可以直接释褐授官，并取得进士资格。武学生员的升迁，与太学大致相同。除国子武学的学生参加武举外，各路都监、文臣转运判官以上者均可举荐一人参加武举。据《长编》记载，武学“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人，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或弓八斗，矢五发中的，或别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者，并为优等，补上舍，以三十人为额”。《宋会要辑稿》熙宁六年八月，“命武举官龙图阁直学士张焘、权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同军器监官考试武举武艺，武举合格所取无过三十人”。总之，每次所取的三十人，是武学生员中欲升入上舍者，加上各地应举中的优等者之和。馀者按成绩入内舍或外舍，继续学习。
到了宋徽宗时期，情形有所改变，对州学和国子学格外重视。首都的太学以外，又设辟雍，实际上是扩大太学的影响。崇宁三年九月有诏令各州学“别为斋舍，教养材武之士，随人数多寡许令入学，并依进士法，其考选、校试、升补，取今武学条制，看详修定颁下”。当时提倡州学县学，州学中立武学。太学生员以三舍法取士，学生由县学升至州学，由州学选拔到辟雍。考试之后，再分为上舍、内舍、外舍的次第。武学生员分内外舍，内舍生被称为武俊生，外舍生被称为武选生。学校贡举，几乎代替了科举。这是蔡京当政以后在选官制上采取的新措施。一年多以后，因州学中武学生员不多，但仍需添置鞍马、马房、射圃，并设武艺教头，费用甚多，曾有诏令罢州武学，崇宁五年九月又议复置。宣和年间州武学已不存，宣和二年十月，“尚书省言，契勘州县武学已罢，内外愿入京武学人，乞依元丰法补试入学”。
立学校，逐级贡举，废罢科举，不利于吸引更多的庶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取士范围限制在学校生之内，而能够在官立的州县学及国子学中学习的生员，多是官员子弟。三舍法不利于庶族知识分子的提拔，引起甚多不满。宣和年间侍御史毛注就曾数次上言，希望徽宗能够“省边事、足财用、收士心、禁技巧”。其中“收士心”之谓，就包括恢复科举，他解释说：“今学校养士，盖有常额，额外之人，不复可预教养，岁贡之馀，略无可进之地。愿留贡籍三分，暂存科举，以待学外之士，使无失职。”宣和三年，恢复科举。
南宋之初，为适应国家的需要，迅速地擢用武艺及兵法谙熟者。由于对武官的需求迫切，恢复武举之议常见于大臣的奏议之中。如建炎三年起居郎胡寅上疏条陈七事，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提出“择强武者训习，且耕且战，文武臣中有明习营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其以主战为主导思想，主张任用文武臣中既能训练军队，又能屯田备粮的得力之人。绍兴五年进士王九龄进言五事，其二曰屯田，其三曰复武举。与此同时，亦殿试武进士，但规模较小。
绍兴十二年，各州学相继恢复。同年九月，秦桧等上《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小学敕令格式》二十五卷。绍兴十六年三月初一，诏有司建武学。从此迁延十年，武学萧条。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三省奏言太学生本二千人为额，现在学不足三百人。四月高宗到景灵宫，看到“武学颓弊，亦全无士人”，希望礼、兵部能迅速采取措施。十几天以后，诏武学以八十人为额，至七月份，增到百名。这一年八月份，任命周操为武学博士，从此，武学似乎有了重新振兴的希望。（二）宋代武学的管理
武学的规模从北宋到南宋，变化不大。武学隶属国子监，神宗立武学时，设武学教授一人，元丰后称博士，还设有学谕及正、录职任。博士讲授兵书、历代用兵成败之例。学谕、正、录负责安排考试，及管理学生诸事。
熙宁时，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南宋绍兴年间重振国子学时，曾以八十人为额。绍兴二十六年又增至百人之额。熙宁时，这百名生员，有“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同时又规定“科场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一人，听免试入学”。生员由低级武官、官员子弟及各路举荐者三部分组成。
武学生员入学时虽然已经过武艺考试，入学以后，私试、公试仍要求弓马武艺。熙宁、元丰年间，“强兵”之声甚高，对武艺亦甚为重视。国子司业朱服在元丰六年曾言“养士莫盛于太学，而士鲜能知射。今武学教场隶本监，欲听学生每遇假日习射”。太学生尚且需要习射，可想而知武学生对步骑射的重视了。
武学发展的几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管理条例。《宋史·选举志》中提到的几个条例，均是关于考试成绩定等，以及因此授官级别的规定。如熙宁年间的《武举试法》，元丰元年的《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崇宁年间科举改为三舍选贡，随之亦有《考选升贡法》。绍兴十六年，武学再兴，立《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格》，这个条例比较简单，绍兴二十六年，兵部参立新制，见于《宋史·选举志》。淳熙七年，朝廷采取鼓励武举出身者直接从军的做法，立有《武举绝伦并从军法》。
关于武学校规，元丰三年曾有《新修敕令格式》，绍兴十三年九月，秦桧领衔上《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小学敕令格式》二十五卷，这以后不久，武学、武举正式恢复，其具体的管理规定已难确知。不过，在《长编》中有这样—个诏令：“武学上舍生在学一年不犯第二等过，委主判同学官保明免解从上，毋过二人，内于贡举法自应免解，及已该免解，后更又在学二年以上无殿罚，免阁试。”这说明上舍生不仅要行为规范，无差池，即不犯第二等过，而且对考试成绩也十分重视。所谓“殿罚”，《宋史》曰：乾德元年，“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者殿五举，诸科初场十‘不’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不’殿三举，第一至第三场九‘不’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不”是指文理不通处，殿举次数，是指停止应考的次数。可见有无殿罚是学习成绩优劣的标志。《宋史·艺文志》中有贾昌朝的《庆历编敕律学、武学敕令》二卷。贾昌朝，庆历三年时任参知政事，不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本传中录其《上备边六事》。他所撰写的武学敕令，大约是宋代武学最早的条例了。《艺文志》中还著录有元丰年间《武学敕令格式》一卷，《绍圣续修武学敕令格式看详》并《净条》十八册。《文献通考》著录秦桧所上的《格式》。今皆不存。（三）宋代武学官员及教授
宋代的武学官员有学判、教授，元丰以后称教授为博士；还有学正、学录，后来又改为学谕。学录和学谕，是武学中的管理人员，有时由上舍生担任。兹将部分官员和教授行状钩沉如下。
阮逸，庆历三年建武学时任武学教授，是宋代第一任武学教授。字天逸，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景祐初因通乐律，曾与胡瑗一起校定钟律。庆历初迁太常丞。庆历三年建武学，阮逸为教授。不久，武学罢，改兼国子监丞。或曰《李卫公问对》一书，系出于阮逸家，《春渚纪闻》《后山谈丛》等书又以之为阮逸伪撰。《问对》一书今存；《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五代宋初人所撰。《宋史·艺文志》上还著录有阮逸《野言》一卷，今不存。
熙宁五年，韩缜、郭固先后判武学。韩缜，字玉汝，是韩亿第六个儿子。景祐二年时，韩亿知枢密院事，他认为，“时承平久，武备不戒。乃请二府各列上才任将帅者数十人，稍试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书禁不传，请纂其要授之。于是帝亲集《神武秘略》，以赐边臣”。韩缜曾除陕西转运副使，又知秦州。他著有《元丰清野备敌》一卷，《枢密院五房宣式》一卷，《论五府形胜万言书》一卷。郭固对用兵也知之甚深，他曾著《军机决胜立成图》一卷，《兵法攻守图术》三卷。熙宁时，宋神宗多次与臣僚讨论李靖兵法，深感兴趣。六年十一月，诏令郭固与贾逵撰写一部《教习比试队伍法》，来说明古代五人为伍与李靖三人为队的团力之法孰优孰劣。该书不见诸著录，故未知其详。
刘奉世，熙宁七年以枢密院兵房文字权同判武学。字仲冯，刘敞之子，亦谙熟汉史。《宋史》有传。《麟台故事》曰：“熙宁三年十月诏馆阁校勘王存、顾临、秘书省著作郎钱长卿、大理寺丞刘奉世同编《经武要略》。”《长编》熙宁八年五月戊子，“罢修《经武要略》”。《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经武略》二百九十卷，不著撰人，未知与《经武要略》是否一书。
杨伋，熙宁八年五月权武学教授。他研究李靖兵法，并有图议，《宋史·艺文志》上有杨伋《兵法图议》一卷，今不传。
程颢，元丰二年二月判武学。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宋史·程颢传》曰：颢“除判武学，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罢归故官”。《长编》记罢程颢武学判是因御史何正臣言“颢学术迂阔趋向僻异故也”。罢程颢后，顾临判武学。程颢判武学才八日。
顾临，元丰年间判武学。字子敦，会稽人。曾和刘奉世等受诏编《经武要略》。宋神宗曾召之问兵，对曰：“兵以仁义为本，动静之机，安危所系，不可轻也。”并条陈十事。不久，判武学。历任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读，为翰林学士。
何去非，元丰五年除武学教授。字正通，福建浦城人。先多次举进士不第，元丰五年时参加科举，考官曾巩奏有一人累试不第，其所论用兵之道非通儒硕学所能及。后以特奏名参加廷对，神宗问：“昔尝游边乎？”对曰：“臣生长闽粤，每恨未识边防制度。”又问：“何以知兵？”对曰：“臣闻文武一道，古之儒者未尝不知兵。”神宗很满意，除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并诏校兵法七书。元祐四年苏轼奏请为何去非换一文职，任太学教授，结果出为徐州教授。后来苏轼又奏乞除何去非一馆职，未果。苏轼的两篇荐状今存。苏轼推重何去非笔力雄健，识见高远，有秦汉间风力。何去非著有《备论》十四卷，皆为评论古人用兵之作，东坡荐状曰该书二十八篇，今存二十六篇。何去非还著有《三略讲义》和《司马法讲义》，今不传。
周操，绍兴二十六年为太学博士兼武学博士。字元持，吴兴人，绍兴五年进士。绍兴二十年先为国子学录，高宗因欲兴武学，询问于周操，周操便将本朝武学建置的优劣兴衰略述一番，因此兼武学博士。
赵应熊，绍兴二十九年八月为武学博士。他于绍兴二十七年三月武举考试第一名，弓马甚精，文字亦可采，遂以门祗候为江东安抚司准备将。绍兴二十九年被荐为武学博士，史家评之曰：“拔自武科，通于文艺，素高膂力，洞达兵机，故有是命。”
孙显祖，乾道七年为武学博士。隆兴元年应武举程文第一，武艺绝伦，依赵应熊例加官门祗候，殿司军中差遣。
高似孙，庆元年间为武学博士。字续古，淳熙十一年进士。曾官校书郎，以礼部郎守处州。著述甚丰，于地理学、目录学、诗词之属均有建树，今传世的有《剡录》《子略》《疏寮小集》等。（四）宋代武学与兵法七书
宋人重文，雅好论著，故今传世之文集、笔记、史志尤多。在兴武学、武举的过程中，朝廷降诏刊刻校勘古代兵书，有些官员公馀勤于笔耕，对古代兵法典籍的研究和整理，做出了贡献。
武举中要考试兵法，唐代已然。《唐会要·制科举》曰：“景云元年十二月制：其有能习三经、通大义者；……韬略学孙、吴、识天时人事者；畅于辞气，聪于受领、善敷奏吐纳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择焉。”特别提到了孙、吴韬略。宋代不仅要以兵法考试，还要在武学中讲授兵法。中国兵法首推《孙子》《吴子》，馀者还有《三略》《六韬》《孙膑兵法》《司马法》等等。《太平御览》中尚提到《李卫公兵法》。宋人对《六韬》是否原本、《李卫公问对》的真伪提出疑问，武学对此七种兵书曾加以校勘。
宋神宗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进行了著名的变法改革，成为北宋中期一个生气勃勃的阶段。宋神宗很重视兵法，但他并不一味崇古，推原《孙子》，而是对前代的李靖兵法深感兴趣。根据史书记载，宋神宗与王安石等大臣，曾数次讨论李靖的阵法、队法，及其兵法思想的渊源。熙宁六年十二月，神宗与王安石论司马、孙、吴和李靖的团力之法，甚善李靖的结队法，王安石因之曰：“后世无知兵者，靖能结三人为队，以当衰乱散斗之敌，宜其每胜，比之韩信则已不及。至于黄帝兵法，必非靖所能知。盖自黄帝以来即有伍法，岂容历代圣人智不及靖，而不能结三人为队也？”上曰：“韩信以数十万当项羽十万，靖以万人当颉利一国，靖未必不如信。”君臣之间对问甚长，兹不一一细举。熙宁七年九月，神宗与辅臣论战阵之法，并曰：“兵，阴事也，主杀尚右，而阳多者胜，如高者可以胜下，长者可以胜短是也。”朝廷重视强兵，讲求兵法，对朝野有较大的影响。
元丰六年十一月，国子司业朱服受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卫公问对》《三略》《六韬》六种兵法，因奏言曰：“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臣谓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朱服认为只出白文本即可，以免注文反碍正文。神宗诏曰：“《孙子》止用魏武帝注，馀不用。注《卫公对问》者，出阮逸家，盖逸仿杜氏所载靖兵法为之，非靖全书也。”该书出于阮逸家之说，不独神宗云云，何薳在《春渚纪闻》中追述其父何去非受诏校定兵法七书时亦曰：“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又陈师道《后山谈丛》、邵伯温《闻见后录》俱载阮逸伪撰之事，何相约太齐？因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都以该书为阮逸伪撰。《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确没有著录《李卫公问对》，但是宋初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中，不仅提到了兵法七书，也引用了《李卫公兵法》。《太平御览》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所引征的典籍大致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的状况，这个成书年代，比阮逸登进士第（天圣五年）要早四十馀年，比他任武学教授早六十年左右，该书独出于其家之说，似不当成立。又神宗熙宁八年时曾诏枢密院，“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中书吏房习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校正分类解释”，并要用李靖的营阵法训练步军和马军。这件事载入四朝国史，《文献通考》在《李卫公问对》的解题中转引。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该书出于五代宋初人的伪作。李靖的营阵法、结队法宋神宗最为欣赏，熙宁六年十一月曾诏令郭固与贾逵撰写《教习比试队伍法》，说明李靖三人为队，古人五人为伍的各自特点。熙宁八年，又有杨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
元丰元年，大名府元城县主簿吴璋注释《司马穰苴兵法》三卷，该书见诸《宋史·艺文志》，但宋代重要私家书目及《文献通考》上不见著录。
宋人注释《孙子》者数家，可见于《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目。兹不细举。
兵法七书，经过宋人的校勘整理，成为我们目前可见到的最早的传世善本之一，又因其在武学、武举中的重要地位，被奉为“武经”，这其中的发展过程如何呢？
前面引到的朱服因承诏校定兵法，而奏言神宗，从其奏言和神宗的诏令中可知：1，朱服受诏校的兵法共六种，比今传世之《武经七书》少《尉缭子》。2，他的校定本中《孙子》有曹操注，馀五种是白文本。《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朱服校定本共五种，比《长编》的记载还少《李卫公问对》。朝廷降诏校勘兵法不止一次，何薳云其父何去非受诏校正七书，其时间虽然和朱服相近，但内容却有差异。《春渚纪闻》曰：“先君为武学教授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据何薳回忆，何去非在对七书的校勘中，为《六韬》是否太公原作问题进行过考证。朱服与何去非为同时人，后人或以为二人所校兵书为同一件事。
熙宁间重建武学，元丰间降诏校兵法七书，但北宋的文献中并没有将这七种兵书称之为“武经”。在武举考试中，以《孙子》和《吴子》为重。《宋史·选举志》记载升补内舍生要达到“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五通补内舍生”。熙宁时再修《武举试法》时，“又以《六韬》本非全书，止以《孙》《吴》书为题”。元丰元年立《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其中要求第一等《孙》《吴》义十通七，第二等《孙》《吴》义十通五，第三等《孙》《吴》义十通三。元丰七年，“止试《孙》《吴》大义一场，第一等取四通，次二等三通，三等二通为中格”。北宋武举对兵法考试是趋于简化的，强调武艺，重视时务和边防的策论。
南宋更重文墨。建炎三年诏武举人要试《七书》义五道。绍兴二十六年，兵部讨论武学武选去留条例，规定武学生要学《七书》，凡外舍生补内舍，要先试武艺，中格者才允许试《七书》义一道。由于对兵法要求甚高，逐渐有太学生久不第者从武举，有臣议曰：“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做举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启其侥幸名爵之心。”衢本《郡斋读书志》中《六韬》题解曰：“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行武学，今习之，号《七书》云。”该语在袁本《郡斋读书志》中，置于《李卫公问对》的题解中。但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则以“武经”称之，曰：“今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陈振孙生活在宁宗、理宗之时，他于淳祐四年任国子司业，此间阅览了大量皇家藏书，他的《直斋书录解题》大约完成于此后。他对武学武举考试的记叙，反映了南宋，特别是南宋中期的情况。
总之，北宋时，对《六韬》《李卫公问对》等书的真伪尚存争议，且考试亦以《孙子》《吴子》为主，故不会遽称为“武经七书”。到了南宋，随着武举、武学中将“七书”视为一体，考试以“七书”为题，其权威性提高，方将之称为《武经七书》。二武举（一）宋代武举取士
武举，唐代已有。唐代武举科目名目不一，开元二十三年有智谋将帅科，建中元年有军谋越众科，贞元元年有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元和二年有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宝历元年有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等等。名将郭子仪就曾以武举高等任官。据《新唐书》记载，参加武举者，均为官员子弟，“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五代离乱，尽管科举尚存，武举则与频繁的战争合一了。
继五代之后，宋初定，尚不及武举。北宋开始武举，在真宗咸平三年。真宗曾诏两制馆阁详定武举武选入官的规则及前代的旧例，但未实行。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又下诏令：“三班使臣，诸色选人及虽未食禄、实有行止，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文武官子弟别无负犯者，如实有军谋武艺，并许于尚书兵部投状乞应上件科。先录所业军机策论五首，上本部。其未食禄人召命官三人委保行止。”由此可知，凡是三班使臣，即级别较低的武官和文武官员的子弟，及候补的官员，只要行为较严谨，有些谋略武艺的都可报名参加武举。取士的范围比唐代扩大，吸引了较多人应举，这和宋代扩大科举取士范围的精神相一致。
天圣七年始，武举之议不断，亦有少数官员中选。康定元年，曾有一次大规模的武艺校试。丁度等人受仁宗之命，“晓示使臣及诸军班将校兵士，如实有武艺精强，胆勇敢战，谋虑出众者，许经试验官自陈，当与拣择”。这道诏令是根据范仲淹的奏请而下。经丁度等人校试，武艺高低共分五等，中选者一百八十一人。这次考校不是武举及第的考试，所以没有兵法、策论之试。但这次校试为军队中武艺超众者的升阶开辟了道路，也是范仲淹、丁度等人力倡边务的重要措施之一。丁度曾著《庆历兵录》《赡边录》，并奉诏与曾公亮修《武经总要》四十卷。他曾对仁宗曰：“承平时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范仲淹在任参知政事前，曾守陕州，对西夏的进犯，防守甚严。康定元年三月曾有诏令：“试中武艺人并遣赴陕西任使，观其才用。”由于范、丁等人积极抵御西夏进犯，使材武中选者急赴前线，得以锻炼并发挥他们的才干。
熙宁五年立武学之后，武举考试分武艺、兵法、策论三部分。策论的内容以时务、边防为主，比较灵活，尤其是廷对，由皇帝亲自出题，有时问兵法，有时问战争的道义，有时请分析屯田中兵与农的关系。今存的几篇策问之一，就是分析战争道义问题的，乾道五年三月八日内出制策曰：“昔唐太宗与其臣李靖讲论兵法，至终篇发最深之问，靖则等而三之，一曰道，谓神武不杀也；二曰天地，谓天时地利也；三曰将法，谓任人利器也。太宗亦以不战而屈人兵为上，百战百胜为中，深池高垒为下。要使学者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其言是矣。然任人利器，深池高垒，此在我者，固可以自善其术，至若不杀之武，不战之功，虽我之本心，然有不可得而自必者。我欲待之以诚信，彼且复我以诈谋；我欲怀之以德义，彼且应我以强暴。若之何其使学者习而进于上乎？”孝宗此问，与当时金兵节节进逼，北方国土大片沦丧，孝宗又欲图强，有密切关系。
与南宋的武举考试相比，北宋更重武艺的选拔。熙宁时，王安石曾对枢密院先定的武举条例中“不能答策者止答兵书墨义”一条提出异议，曰：“今三路武艺入等、义勇第三等以上，皆已有旨录用，陛下又欲推府界保甲法于三路，即须每岁解发合试人赴阙录用，如此则录用武力之人已多，又广开武举一路，恐入官太冗。兼近方以学究，但知诵书，反更愚鲁不晓事废之。今又置武举墨义一科，其所习墨义又少于学究，所取武艺又不难及，则向时为学究者，乃更应武举，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补于事？……既所取在于勇力御侮而已，则令诵书答墨义复何为也？”王安石从务实出发，认为武臣就是要孔武有力，御侮外敌即可，不必拘泥于背诵兵法，书卷气太浓。再修武举条例时吸取了王安石的意见。
康定元年三月校试规模甚大，此后直到庆历三年初建武学，有过七次武举，每次取士从不及十人到五十馀人不等。大观四年追述熙宁武举法时曰：“旧来奏名三十人，武学三人许免省试一人，量材录用，每举以官者三十四人。”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记载，熙宁年间武举三次，都没有取够三十四人次，元丰年间曾一次中选三十九人，元祐年间两次武举，均不足二十人。后以三舍取士，一度增加了名额，武学上舍生曾多至百名，有冗滥的趋向，大观四年时诏以后，“诸路所贡武士试上舍以合格者取十人为上等，四十人为中等，五十人为下等，补武学内舍。逐等合格人不足者听阙。馀不入等并充武学外舍”。武学规模比熙宁时有所扩大。
靖康元年由于金兵南下，军事力量的需求骤然增加，特诏曰：“诸路州府军监有习武艺、知兵书人，仰知通不限数，保明解发赴阙，朕将亲策于廷，量材拔用。其筹策深远，艺能绝伦，赏不次升擢。在京武学士仰礼部择日考试，具等第以闻，不系在学人亦许自陈收试，策义弓马优异者与推恩。”这个诏令中需求材武之人的迫切溢于言表，既无名额限制，也不必是官员子弟，更无须州、县学贡举，只要切合实际需要就可以。一个月以后，有大臣奏请，只要武艺精熟，不知文的也可“别作一项解赴殿前司，按试艺能，使之前诣边陲收大功效，以称强边却敌之用”。然时过不久，终于没能抵挡得住金兵的攻势，北宋灭亡。
南宋武举、武学的兴衰，比如取人多少，差遣如何，都与当时国家的局势，特别是主战派与议和派哪方占上风关系重大。建炎之初，曾下诏令，靖康元年参加考试合格者仍予以承认，可到尚书省申名。又曾诏天下“采访寓居文武官有智谋及武艺精熟者，具名以闻，量材录用”。绍兴四年重开武举，几次御试武举人，取士不多。正式武举是绍兴十六年再建武学之后，几乎每三年考试一次，中选人数不断增加，淳熙二年一次中选七十九人，比北宋大为膨胀。其馀几次也是四十馀人到七十馀人不等。这和孝宗准备北伐，急于图治是分不开的，但是，积极主战的虞允文病故，太上皇赵构又时时掣肘，以及整个政治机构的腐朽，积重难返。尽管武举入选人数甚多，又制定了从军法，却并没有对北伐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二）宋代武举中选后的授官
宋代武举中选后，例分三等：成绩第一、第二，称之曰及第；成绩第三，称曰出身；成绩第四、五等，称之曰同出身。皇帝亲试后还有临轩唱名，及第是正奏名，出身是特奏名。以正奏名为最荣耀，例准赐较高官职。
武举殿试之后，将武艺、策论两部分的优劣结合起来，论等入官。“策、武艺俱优为右班殿直，武艺次优为三班奉职，又次借职，末等三班差使、减磨勘年。策入平等而武艺优者除奉职，次优借职，又次三班差使、减磨勘年，武艺末等者三班差使。”从《宋会要辑稿·选举》可知，策论优等与平等之间，官低一等，展磨勘二年三年。这就是熙宁年间制度的《武举试法》中关于授官的内容，南宋基本沿袭该出官级别。武官叙迁，从三班借职到节度使，是惯常途径。右班殿直、三班奉职、借职是其中较低官级。
元丰改制时文官定官阶二十四阶，但未及武官。政和年间将武官叙迁定为五十二阶，从下班祗应到太尉。旧日三班借职、奉职、右班殿直、左班殿直代之以承信郎、承节郎、保义郎、成忠郎。授以保义郎等官主要在南宋，相对应地，最优等授以保义郎，次之以承节郎和承信郎。也有例外，绍兴二十七年三月武举殿试时，赵应熊武艺绝伦，策论亦出色，高宗授之以门祗候，淳熙年间，曾给武举第一名授秉义郎，级别高于成忠郎。门祗候、秉义郎为从八品，成忠郎、保义郎为正九品。
武举授三班奉职、右班殿直之官，乃承自唐五代。《石林燕语》曰：“唐末五代武选有东西头供奉、左右侍禁殿直，本朝又添内殿承制崇班，皆禁廷奉至尊之名。”而门祗候则往往用为武举出身者之贴职。南宋时，赵应熊曾“以门祗候差江东安抚司准备将”，不久又以门祗候任武学教授。武举武学渐趋正规，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补官的资格，他们中选后所获官职变化不大，但差遣则依形势需要，有过较大区别。
庆历二年八月金景先等三十人武举授官，派往“京东捉贼”，治平四年十二月授延州李延夫（策论第一等，弓为第二等）以鄜延路指挥使。鄜延路辖延州、鄜州一带（今延安、洛川），是北宋西北边防重地之一。熙宁五年再建武学之后，对武学毕业者的差遣，曾做过如下规定：“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监押、寨主，白身试中，与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三年无遗阙与亲民巡检。如至大使臣，历任中无赃罪杖以上及私罪情理轻者，令两省或本路钤辖以上三人同保举，堪将领者并与兼诸卫将军。外任回，归环卫班阙。”武学的生员一部分源于三班使臣，一部分源于门荫、草泽人等未曾任过职者，毕业后待遇也稍有区别，但基本上都是边防或治安方面的职务，材武出身者的另一类差遣是沿边诸县的县尉。从外任回到京朝，所做之环卫官，《宋史·职官志》曰：“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并为环卫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典；大将军以下，又为武官责降散官。”富于戏剧色彩的“杯酒释兵权”中的王彦超，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后，就做过环卫官——右金吾卫上将军。
南宋直到绍兴十六年恢复武学后，武举才正式恢复，每三年举行一次考校，取士规模颇大，最多时一次取七十馀人。这么多材武之人，差遣又如何呢？绍兴二十六年武学博士周操奏言曰：“前此武举登科者，除第一人朝廷与巡检差遣外，其馀例处以管库窠阙，使一旦舍其平日所习，似非选练本意。自今乞下枢密院措置，高者籍记姓名，任满有绩，即加擢用；其次亦乞免充财谷之任，使各以才武自效。”可见武举中选者，真正得到武职的机会很少，多是管库、财谷之任。绍兴二十九年吏部又奏请曰：“今武举承信郎以上人，通注沿边亲民巡检、县尉及监当窠阙。”吏部奏请的武举中选的差遣，基本上援北宋熙宁年间之例。隆兴元年，殿中侍御史胡沂又奏言：“唐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国初，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又武举中选者，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或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请取近岁中选人数，量其材品、考任，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北宋对材武之人的差遣尚可用其所长，而南宋仅为一出身、资历而已。乾道二年，中书舍人蒋芾请以武举登第者悉处之军中，由于这道奏章，有诏“应武举出身人候关升亲民，实历一任，如有材能，许监司帅守荐举，取旨与将副差遣”。淳熙七年制定了《武举绝伦并从军法》。李心传述此《从军法》曰：“殿试第一名与御前同正将，三名以上同副将，五名以上及省试魁同准备将。”《文献通考》并有“第六名已下，并同准备将。从军以后，立军功及人才出众，特旨擢用”之语。《朝野杂记》《文献通考》和《宋史·选举志》对从军法中中选名次的称谓、不同等级差遣的记述，互有差异，因为李氏生活年代与所述事件最近，故暂取其说，容后详考之。前面提到绍兴二十七年赵应熊以武举第一任江东安抚司准备将，比较而言，淳熙七年《从军法》对武举中选者的差遣优于以往。
但是，武举出身不愿从军，求换文职者有，“太学诸生久不第者多去从武举，已乃锁其厅，应进士第”，以求一出身者亦有，武举失去其最初的意义，史家评之曰：“自淳熙以来，武举人亦未有卓然可称者。”三结语
宋代初立，鉴于五代的祸乱，谨防再成为那样的短命政权，对外进行统一战争，渐次伐平了中原和南方，对内则逐步强化集权统治。强化措施之一，就是防止藩镇割据的再兴。但是，北宋的疆域从没有恢复到唐的版图，比隋也小得多，北方一直面临异族入侵的危险。到了南宋，所辖疆土更只限于淮河流域以南，西边只到四川，战事威胁无日不存在。宋朝廷一方面要限制武臣用兵的权力，一方面战事无时不再需要智深骁勇的军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使宋代的武举、武学时兴时衰。
淳化年间，宋太宗曾论及将帅的使用，曰：“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防范武臣，不仅是赵匡胤的重要思想及手段，太宗亦如此，甚至一直影响到了南宋。
宋初曾起用懂韬略、愿习武的文臣担任武职。既然唐代已有武举在先，宋代武举的恢复和振兴，就是势在必行了。边境上时时抵御异族侵扰，国内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都需要精悍的官军去作战，自然也需要武艺出众，谙知兵法的武官。同时，武举、武学确立并兴盛于宋，与宋代整个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宋代科举发达有口皆碑，太祖开宝六年取进士二十六人，仁宗天圣八年取进士王拱辰等二百五十人，熙宁三年一次取士三百五十五人，建炎二年取进士四百五十一人。科举规模迅速胀大，促进了其他诸科的发展。武举在宋代形成制度，大致与科举相同，每三年考校一次，进士等级与科举类似。虽然名额比科举少得多，但其明确考试内容，扩大取士范围，都与科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武学的情况也是如此。熙宁四年太学规模成倍增长，从以前的六百名生员，增加到三舍生总数二千八百人，免费供给食宿及书籍。熙宁五年，重建武学，定额百人。逐渐地，武学成为国子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学博士的待遇也和太学博士相同，武学的管理体制，参照着太学，逐步确立完善起来，为宋代成批培养有勇识谋的文武双全的武职人员。
综观武举、武学比较兴盛的庆历、熙宁、绍兴、乾道时期，确实一些有识之士在提倡武备，积极御边，使武举、武选以及武学、兵书的校订刊行，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如方勺《泊宅编》记：“司业朱服……既以经术造士，恐其忘武备及不知法律，因令每旬休斋，轮五人过武学习射。”
但是防藩镇之患于未然，是北宋南宋一贯的思想。建炎之初，朝廷南迁，北方数十州为义军所把持，官军的力量单薄，不能顾及。对此既成之事实，范宗尹切言上书，曰：“今日救弊之道，当稍复藩镇之法，亦不尽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为之，少与之地，而专付以权，择人久任，以屏王室。”希望朝廷承认义军镇守北方的事实，以使义军有所归，共同维持抗金大局。朝廷采纳了范宗尹的建议，但并没有给北方义军以实际上的支持，反患其势力浸长，不久，北方数州失守。绍兴十一年，秦桧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岳飞含冤死去，韩世忠将所储军粮，尽献朝廷，并上疏言秦桧误国。而高宗曰：“唐藩镇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养成。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可见朝廷防将帅手中的兵权，甚于防金兵。
这种心理反映在武举制度上，便是武举中选者不能被任以军中差遣，而是去做榷酤、库筦之事，这种情形直到乾道、淳熙年间，宋孝宗积极抗金时才有所改观，制定了从军法，鼓励材武之人中选后到军队中任职，并许以一定的擢升方法。朝廷对武举中选者使用不当的做法，使有宋一代，武举、武学出身的著名武将甚为罕见。柳开、范仲淹、沈括，俱以文士守边，声威震于异邦。李纲、宗泽以进士第，提拔岳飞的张所，也是登进士第，后任河北招抚使。岳飞和韩世忠，俱因战功卓著被擢为宣抚使、招讨使等职，前面提到的赵应熊，曾因武艺、策试俱优差遣为江东安抚司准备将，但时隔两年，改任武学教授。
宋代一向被称著为重文轻武。在文化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史学、文学、书刊的传播、整理诸项的成绩，都足资后世羡慕不已。那么，是不是轻武呢？恐怕不能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武学的制度、规模确立于宋朝。比起唐代，宋代的武举更正规，规模更大，也可以说，武举取士到了宋代，才真正被确立为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这说明宋朝廷对武备相当重视。但是宋代重视文化，重视经义阐述的风气，又的确影响到武举考校和武学。在武举考校中，北宋熙宁年间仅要考孙、吴兵法，南宋时《兵法七书》都要考，以致洪迈认为武举中选者是“以文墨进”。不少武举出身的人耻为武职，欲换文资，故朝廷关于武职换文职，还有特别的规定。就连何去非进士出身做了武学教授，尚以为不够体面，苏轼遂为之奏请换太学教授。所以，我们认为，宋代并不是简单地“轻武”，而是要有效地控制“武”，控制武臣的擢升，防止军队的兵权长期固定在某些人手中，控制地方武装力量的强壮，这就造成了一方面需要和培养材武之人，一方面对武官时存戒备之心的状况。
自宋代确立了武举武学制度，对后世甚有影响。明代建武学较早，洪武、建文年间均曾设置，武科开得更早，朱元璋还是吴王时已立之，内容同宋代，策论、弓马各一场。武学、武举的生员、授官诸等，均有沿袭。特别是南宋将“七书”列入考试题目，奉为《武经七书》，明代武学亦将《武经七书》作为必读书。《明史·选举志》曰：“弘治中，从兵部尚书马文升言，刊《武经七书》分散两京武学及应袭舍人。”促进了后世对兵书的研究、整理工作，孙、吴的思想渊源、战术方法愈来愈广为人知，运用到军事活动中去。如名将戚继光，曾在海疆和北方蓟门一带的防卫中屡建奇功，并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俱为兵法新作，其中亦多受到孙、吴兵法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宋史书籍介绍之基本
以宋代刊刻的宋代史料为例，说明书籍的部分基本制度，以及原生态书籍的重要意义。一装帧与版式（一）装帧
书籍装帧是一个循序渐变的过程，与书籍逐渐形成、印刷术逐渐普及相关。早期出现的卷轴装，与秦汉时期的简册，与纸的逐渐普遍使用有关。书籍在宋代，基本上不多使用卷轴装，大量使用的是经折装、蝴蝶装。现在所能看到的多为后人改装的线装，但仍能看到一些留存下来的蝴蝶装。装帧，体现了中国古代典籍制度的一部分。纸发明以前，先秦至汉时期的竹简已有形制，王充《论衡》曰：“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又说：“二尺四寸，圣人之语。”郑玄在《论语序·勾命决》曰：“六经皆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论语》八寸书之。”出土的简册印证传世文献的纪录，相关研究，可以参考各种考古报告及早期书籍史研究论著。纸发明以后，用于书写，出现的装帧形式有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我们今天关注的主要对象，是比较常见的，与宋代关系密切的装帧形式。
经折装。多用于佛经的雕刊和抄写。经折装源于卷轴装，敦煌写本多用卷轴装。4至7世纪的古纸大约宽24厘米，与简牍的高度相仿佛。纸的长度，从41厘米到48.5厘米不等，约等于古制的二尺。这种长度可以印证当年荀勖用以抄写竹书的“二尺之纸”。纸的长度之所以基本一致，与当时造纸技术有关。纸逐张连接，长度可以无限。唐代末叶，卷轴形式被折叠形式所取代，出现经折装。将一幅长卷，依版面一反一正地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首末二叶用硬纸裱糊，类似今天的封面封底。这种形式完全脱离卷轴，近似后来的册页书籍，是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态。但是，这一形态在佛经印刷中经常使用，甚至线装书相当普及时，佛经装帧依旧使用经折装，比如清代的《龙藏》。自此以后，书籍的形式逐渐变化，经折装之后出现蝴蝶装、包背装及线装。在此期间，还有旋风装、梵夹装，甚至缝缋装，因与宋代史料关系不密切，故而略之。
蝴蝶装。宋代主要采用雕版印刷，印出的书籍采用何种装帧形式，此前已有的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是否沿用下去，是装裱工人自然而然要考虑的问题。于是，蝴蝶装出现了。这种装帧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折齐，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成为书脊，书脊处用糨糊或其他粘连剂使逐叶粘连在一起。再用一张比书叶稍长的硬厚整纸粘在抹好糨糊的书脊上，成为前后封皮，也叫书衣。然后把上下左三边馀幅裁齐，一部蝴蝶装的书便装订好了。这种装帧，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来，书叶似蝴蝶两翼张开，故有是称。蝴蝶装突出书版一版一叶的特点，文字朝里，版心集中于书脊，利于保护版框内的文字，即使版框外馀幅磨损了也不会影响版框内的文字。同时没有穿线针孔，易于重新装裱。这种装帧形式在宋元两代流行将近四百年，说明其优点显著。但因单面印刷，故翻叶时常有白叶，不甚方便。
线装。用线装订书籍，起源于何时，尚不清楚，但在敦煌和西夏的文献中，均可见到一些书册右边或上端打二、三或四个透眼，用线穿过书叶，横索书脊。其样式并不固定，比如西夏文献中的缝缋装，说明这种装帧形式尚在初级阶段，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成为装帧形式的主流。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曾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馀，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段话说明南宋人依旧认为缝缋不如粘叶。明代以后，书业更加发达，文化更加普及，蝴蝶装的不方便越来越明显，而线装书较之五代时的缝缋，有了很大改进，更加精整，至今仍然在使用。它与蝴蝶装的主要区别：1，书口移至左侧；2，每次翻动是一叶的前后面，与蝴蝶装时需翻一个空白面不一样。（二）版式
书的版式如同装帧，缘起很早，帛书写卷时就已经有界行之说。版刻印刷以后，版式有了相对固定的组成部分，一般包括：边栏界行、书口等等。南宋刻书的版式一般比较疏朗，不像有些明代福建的坊刻书，为了节约，行密字小，显得拥挤。今天我们看到的以浙江刻书为主。
边栏界行。大致可以分为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几种情况。几种不同形式反映了书籍雕刻的精细程度不同，宋刻本多为左右双边，即左右粗黑边栏内，再各镌一条细黑线，显得整肃古朴。有些明版书的边栏不是简单的直线，而在两道直线间雕饰花纹，如草纹、云龙纹等，即花栏。由于与宋代书籍关系不大，故从略。宋版书的行款不固定，半叶九行十行至十三四行的情况均存在，每行字数各书也不相同，所以不能单纯依靠行款判定是否宋版书。
书口。这是印刷书籍特有的版式组成部分，是指一版的中缝，也称版心、版口，为折叶之用。看见蝴蝶装的时候，可以理解版心和书口的关系了，他们本是同一事物。但书口有种种装饰性和实用性。书口有黑口白口之分。黑口又分粗黑口、细黑口。宋代刻书书口多为白口，白口是刻书精细的表现。南宋开始出现细黑口。元代《宋史》初刻本即细黑口，后来刻书不求精细，将细黑口扩大，成为粗黑口，明代前期依旧。嘉靖以后，文化又一次兴盛，刻书转而精细，又出现白口。
鱼尾。也是书口中的内容。这里本是版心，鱼尾本为折页整齐，后来成为版心的标示之一，鱼尾之黑白、方向、鱼尾上下的文字若何，都成为判断版本的途径。上下鱼尾之间常常镌刻简化书名、卷次、页码。下鱼尾下方常常镌刻刊工姓名，以便分清责任，按字数计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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