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智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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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来贺精神与刘庄村之路试读：
导言
滔滔黄河，流经高原峡谷，穿行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最终奔流入海。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当黄河流淌在华夏腹地时，见证了中原地区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和变革，见证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农民艰苦创业的岁月和奋勇拼搏的历史……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将永远铭记中原人民对中国农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记一个人和一个地方。这个人就是史来贺，这个地方就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的刘庄村。
史来贺以其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刘庄村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而载入史册。
黄河见证了这一切，历史也见证了这一切。
现在，让我们把广角镜头聚焦在“史来贺精神”和刘庄村之路。
刘庄村位于河南省新乡县（东经113°53′，北纬35°19′，海拔74米）的七里营镇境内，是该镇48个行政村之一，面积为1.5平方公里，地处中原豫北黄河故道，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紧靠107国道，距新乡市25公里。
历史上的刘庄村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相传有一排行老二的刘姓农民，从本县牛任旺村携家迁来此地，垦荒种田，故取名刘二庄，后改为刘庄。由于黄河多次改道，泛滥成灾，在这块1.5平方公里的地方留下了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和人称“耷拉头”“侧楞坡”“盐碱洼”“蛤蟆窝”的700多块高低不平的荒芜土地。新中国成立前，刘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土草房，糠菜半年粮。”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多年中，刘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这个最穷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中原地区最富有的村庄。全村物质生活富裕，生活质量优良，初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管理民主化。
老书记史来贺一直强调，既要把人带到富路上，更要把人带到正路上。多年来，刘庄党委始终坚持“让群众既富裕又幸福”的指导思想。在60多年的实践中，刘庄人形成了这样的幸福观：富裕不等于幸福，但是没有富裕作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幸福。刘庄人既要富裕，更要幸福！仅2006～2010年5年间，刘庄上缴国家税金就达5亿多元。2010年，全村固定资产达20多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刘庄注重公平分配，实行了人人享有的福利政策。现在，刘庄群众免费享受村集体统一建造的每户472平方米的新村别墅，还享有免费医疗、教育、旅游以及吃肉、用水、新鲜牛奶、婚丧嫁娶用车等50多项福利。2009年4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刘庄视察。在实地考察了刘庄的发展和村民的生活之后，动情地说：“刘庄人民的生活比蜜还甜啊！”
刘庄村之所以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史来贺同志这样的领路人，有了史来贺老书记为刘庄培养起来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是史来贺五十年如一日，始终率领农民群众，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道路的结果。
2012年，刘庄村有364户、1784人、1050亩耕地。村党组织为党委会，有9个党支部、191名党员；村民自治组织为村民委员会；经济组织是刘庄农工商总公司，下分农业、医药、造纸、机械、淀粉、车队、商业及宾馆等7个产业。
史来贺从1952年12月至2003年4月，任刘庄村党支部、党总支、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50年时间里，他始终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是广大农民群众最敬仰的领路人。2003年4月23日史来贺逝世。史世领2003年5月当选为刘庄党委书记；7月，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成为该村新的带头人，是史来贺和刘庄村老一辈创业者共同培养的接班人。
史来贺虽然已经辞世，但是“史来贺精神”永存。毛泽东曾经语[1]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史来贺正是一辈子做好事的人。史来贺一辈子做好事、做大事、创大业，走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之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献给了黄河边上这片广袤的土地。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史来贺精神”与刘庄村走过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历史是一面镜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神州大地上，“史来贺”这个普通但又响亮的名字逐渐为人们所熟悉。渐渐地，全国的共产党员都熟悉了这个人的名字，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熟悉了这个人的名字，全国的农民更是熟悉了这个人的名字。人们熟悉了史来贺这个名字，也逐渐熟悉了刘庄村。如今，刘庄村的村名也和史来贺的名字一样赫赫有名，享誉神州大地。
史来贺和刘庄村之所以能够载入史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60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走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之路。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拓者。刘庄60多年的实践表明，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一条紧系农民福祉和命运的社会主义光明之路，是带领农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康庄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
人们熟悉史来贺的名字，崇敬史来贺的光辉业绩，受到史来贺精神的鼓舞，来自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来自中央对史来贺的肯定和表彰。史来贺曾7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连续4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4次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连续4届获得“全国劳模”，获得过数不清的国家级荣誉；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执政党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史来贺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一起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199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长篇通讯《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记河南省新乡县刘庄党支部书记史来贺》，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史来贺“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是当之无愧的”。
2003年4月23日史来贺不幸病逝。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发来唁电。唁电高度评价说：“史来贺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著名农民企业家，河南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优秀带头人、农民的好儿子。史来贺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锐意改革，使昔日贫穷落后的村庄变成了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河南省农业战线高高飘扬的一面红旗。”2004年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河南视察，专程到刘庄村慰问史来贺同志的妻子和子女，赞誉史来贺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农民的典型代表，全国基层干部的一面旗帜”。
历史见证了这一切，人民共和国见证了这一切。
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显现着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显现着人民群众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显现着史来贺是怎样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等英雄模范人物一样，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的。从人民领袖到普通公民，每个人都要受到历史的检验，都会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显现无遗，都会接受历史的公允评价。（二）史来贺是一面镜子
半个世纪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只是短暂飞逝的时光，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对于每一个常人来说，却是其生命的大部分。一个对国家和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会用其一生中的每一个脚印所划出的轨迹，来诠释其生命的历程。
像史来贺这样的人，50年始终跟着共产党走，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始终带领村民走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崇高的精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绝不可能做到的。史来贺被誉为“五十年红旗不倒”的老书记，这是人们对他的最真实的评价和最高的褒奖。而在50年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史来贺精神”，不仅是河南刘庄村和中原大地农民宝贵的精神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来贺是一面镜子。这是一面光洁无尘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显现的是史来贺的无私、公正、清廉。在这面镜子里，人们既能够体验史来贺的崇高心灵，又能够反照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与英雄模范人物的差距，促使自己行动起来，从自我做起。（三）刘庄村是一面镜子
刘庄村60多年来是怎样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
新中国成立前，刘庄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长工村”。方圆十里，最穷数刘庄。新中国成立后，在史来贺的带领下，无论风云怎样变幻，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终于把刘庄村建设成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多年来，刘庄村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国家文明村”“全国文明乡镇企业”“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并分别被国家旅游局、农业部、河南省委确定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河南省干部教育现场培训基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亲临刘庄村视察并题词。[2]“社会主义好，刘庄是有说服力的。”现在，当我们课题组沿着史来贺的人生轨迹，去追溯和探寻他的思想历程，学习和研究他的精神，总结刘庄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心中升起了一种崇高的历史感。我们始终被史来贺的光辉业绩所震撼，始终被史来贺精神所激励，始终被刘庄村村民们所创造出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我们由衷地赞叹史来贺，他是我国农业战线最杰出的代表，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儿子，他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我们也由衷地赞叹在史来贺带领下的刘庄村全体村民，他们是最淳朴的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拓者，是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建设者，他们共同谱写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辉煌篇章，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列。他们的精神和业绩，是全国农民学习的榜样。
刘庄村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们看到的是中原农民的善良淳朴，看到的是中原农民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看到的是他们走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之路的创业精神。同时，人们也在对比中找出了自己与刘庄村的差距。刘庄村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
刘庄村这面镜子是明亮的、洁净的。这面镜子折射出农村历史的厚重和沧桑，印记着农村向前发展的时代步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千千万万的农村在这面镜子里，都会获得光明和净化，获得宝贵的启示，获得前进的动力。（四）继承和弘扬“史来贺精神”
岁月流逝，史来贺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虽然，史来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史来贺精神”永远在神州大地上闪烁光芒。“史来贺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来贺精神”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今天，学习和研究、继承和弘扬“史来贺精神”，不仅是河南刘庄村村民的迫切要求，也是全国农民的迫切要求；不仅是河南省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全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史来贺精神”对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然而，许多人对“史来贺精神”的真正内涵并不是很清楚，有些人对史来贺的业绩也不甚明了。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对史来贺同志能够“五十年红旗不倒”持怀疑态度，不认可刘庄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甚至有极个别人误解史来贺同志，否定刘庄村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
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史来贺精神”和刘庄村之路，是全党的财富、全国人民的财富。应该看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我们对史来贺同志和刘庄村的业绩作过许多宣传和介绍，但对“史来贺精神”和刘庄村之路的深入研究还很不够。我们认为，对史来贺同志的事迹和“史来贺精神”，应从一般的宣传和颂扬，提到理性认识与科学研究上来。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总结“史来贺精神”和刘庄村之路。这对于全党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总结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非常必要，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部分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先后8次赴刘庄，用3年时间完成的研究成果。课题组希望这一成果能够经得起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党委、全体党员和全体村民的检验，更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党和人民的检验，并得到各界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将始终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61页。
[2] 1991年2月6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来刘庄视察。史来贺向总书记汇报了刘庄的“集体家底”。江泽民拉着史来贺的手说：“我比你年长4岁，但要论起农业，你比我懂得多，说句心里话，社会主义好，刘庄是有说服力的。”第一章“史来贺精神”的形成和定位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史来贺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人为地塑造起来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史来贺精神”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自然产生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新时期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在中原大地的刘庄村这块热土上培育和铸就起来的。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史来贺精神”是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村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取得的伟大精神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思想财富。一“史来贺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轨迹“史来贺精神”是时代的产物。研究“史来贺精神”，离不开史来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离不开史来贺所处的时代，离不开史来贺生于斯和长于斯的刘庄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名英勇党员和几万名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3年又占领了热河省。1935年11月，河北省东部的22个县也都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建立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对内屠杀和镇压的政策，出卖华北主权，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围攻要求抗日的红军。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此后为了逼蒋抗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自此，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一）苦难的童年——抗战的烽火燃遍全国
1930年7月25日，史来贺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的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是在饥荒、战乱中度过的。4岁那年，他患了一场重病，死里逃生，从此落下说话声音沙哑的后遗症。从9岁起，他开始在本乡私塾读书，读了一年半，就因为家境贫困而辍学了。此后，他就给本村富农家放牛羊，当上了小长工。1942年，12岁的史来贺遇上了大灾荒，眼睁睁地看到二叔、堂妹和堂哥死于饥饿。这时，中原大地饿殍遍地，尸骨陈列，仅刘庄村就死了72口人。史来贺因饥病交加，昏睡了40多天，竟然大难不死，硬是活了下来。
少年时代，史来贺也和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孩子一样，渴望有饭吃、有衣穿，摆脱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早一天获得解放，过上好日子。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天灾人祸和世道苍凉，给史来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亲人和穷人兄弟的死亡，成为他心中的伤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44年，14岁的史来贺经表叔说合，与年长自己2岁的刘树珍结了婚。这是两家穷苦人子女的结合，史来贺从此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当脚力，拼死拼活，还是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
刘庄村也经受了岁月的煎熬和苦难的摧残。自1938年2月起，日寇占领了七里营镇。日军在这一带非常猖狂。史来贺的叔叔史传信被日军打死，刘庄村村民王廷贤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扎死，村民张克诚的父亲被日军打成残废，村里5名妇女被日军在光天化日下奸污……刘庄村的几十间房子被日军烧毁、炸毁……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二）奋争的青年——迎接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高潮到来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7～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白热化阶段。
国民党还乡团占据了七里营。伪保公所与土匪勾结，一次就给刘庄下了13张黑条，限期送粮送钱，过期就血洗这13家。结果，逼得这13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土地、房屋全部抵光，有的卖孩子，有的卖老婆……这一切，青年史来贺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他要寻找为亲人和乡亲报仇、翻身求解放的道路。
就在这时，处于“地下”的中共新乡县委派人进驻刘庄附近的几个村庄，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青年史来贺响应党的号召，联系几个年轻伙伴，成立了刘庄民兵自卫队。1948年1月，刘庄民兵武装正式成立，史来贺任队长。不久，他就担任了周围8个村民兵联防队的队长。1948年5月，刘庄一带解放。其间，史来贺带领民兵们经历了剿匪、反霸等斗争，屡次立功受奖。
1949年5月5日，新乡解放。8月6日，青年史来贺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在短短3年内就很快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从1953年开始执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同志就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紧接着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6年上半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同年9月15～27日党的八大召开，标志着我国开始从革命转入建设时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中国人民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到来了。
青年史来贺正逢新中国“一化、三改”的伟大变革时期，正逢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新高潮时期。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史来贺逐渐成长起来。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路子走得正，起点高，方向明。“史来贺精神”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孕育着，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培养、形成和发展着。点点滴滴，水滴石穿，千锤百炼，百炼成钢，这是史来贺在漫长岁月中成长的真实写照。
1951年，史来贺带头成立互助组，到1953年初，刘庄先后成立起了36个互助组，其中常年互助组20个，临时互助组16个。
1952年12月，史来贺当选刘庄党支部书记，成为刘庄的真正带头人，开始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
1953年春，史来贺带头建立了刘庄第一个初级社（简称一社）。此后，刘庄二社、三社相继建立。初级社成立后，土地统一使用，统一规划，统一种植，发动群众，提高了广大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1955年，刘庄粮食亩产达到177公斤，皮棉亩产21公斤。全村牲畜由100头发展到180头，购买了16部喷雾器，公共积累达4万元。
从1953年起，刘庄党支部带领全村群众打响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战斗。首先进行平地改土。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车推、肩挑、人抬，起岗填沟，拉沙压碱。经过20年艰苦奋斗，投工40多万个，动土200多万方，把700多块高低不平的土地改造成4块大方田。翻动的土方要是一方方接连摆起来，可以从北京排到广州。在平整土地的同时，刘庄又兴修水利，修桥建闸；打井架电，硬化渠道，使土地旱能浇、涝能排、旱涝保丰收。
1956年3月，上级指令管辖8个村的夏庄乡合并成为一个高级社。刘庄党支部认为，当时成立大社的条件不成熟，不如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社更符合实际。刘庄承受着压力单独成立了刘庄高级社。这一年，刘庄遭受多年不遇的涝灾，刚收进场的小麦发霉生芽了，秋作物种不上，群众心里着急，少数人想到外边打工谋生。党支部及时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大家团结抗灾：带领群众一方面改水排涝，抢救棉花和小秋作物，补种萝卜、蔓菁；另一方面搞副业生产，建起了豆腐坊、粉坊，磨豆腐，做粉条，织布卖布，烧砖瓦，搞运输，到黄河滩上割青草卖，换回钱安排群众生活。半年时间，刘庄给群众分了4次红，解决了大家买粮用钱的问题。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白面馍和饺子。大灾之年，刘庄党支部通过自力更生，没有让一个人挨饿，群众看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人们更加热爱共产党，人心更向集体，更向社会主义了。
1957年，刘庄成立了科研小组，史来贺兼任组长。史来贺和科研小组人员一道认真学习，钻研农业技术，搞小田试验，搞大田推广。当年，刘庄皮棉亩产达到53.5公斤，粮食亩产215公斤，成为全省、全国的先进单位。在全国棉花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勉励史来贺说：“我国棉花产量在国际上还很落后，你要为新中国争光。”“千亩棉田平均亩产百斤以上，你们带了头。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先进更先进，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贫困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史来贺牢记周总理的嘱托，带领刘庄人认真抓农业生产。
1958年以后，刘庄村和七里营公社棉田发生大面积毁灭性的棉花黄枯萎病，大片大片的棉花烂根、枯死。黄枯萎病是棉花的“癌症”。为了夺取棉花高产，史来贺带领刘庄科研小组向黄枯萎病宣战，先后培育出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刘庄1号”“刘庄2号”。接着，又以“刘庄1号”作为母本，以抗病品种“陕416”作为父本，杂交培育出抗病、优质、高产的优良品种“刘庄3号”，使刘庄棉田摆脱了黄枯萎病的威胁，年年获得丰收。“刘庄3号”新品种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先后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浙江等省推广，创造了可喜的社会效益。（三）创大业的中年——积极探索、实践走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新路
从20世纪60年代起，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史来贺率领刘庄的干部8次上虎头山参观学习。他们深为大寨人自力更生、改山造田的精神所感动。参观归来后，史来贺没有机械地照搬大寨经验，而是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按刘庄实际办事，走刘庄自己的路。刘庄制定了兴修水利、养猪积肥的规划，组织强壮劳力到100多华里远的太行山脚下拉石子，从1964年冬到1968年，共打机井7眼，架设高、低压线路5500米，兴修桥梁涵闸7座，改明渠为暗渠37条（总长13000米），铺设地下管道1000米，实现井渠双保险、旱涝保丰收。与此同时，刘庄大搞养猪积肥，广开肥源。翻新扩建了集体养猪场，群众家家养猪，家家有猪圈。这样，将粗肥变为优质肥料，既减少了肥料投资，降低了成本，又改良了土壤，为粮棉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史来贺带领刘庄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畜牧业，他用90元钱到新乡买回3头小奶牛，后来又从新疆买回27匹母马，从泌阳买回6头驴，经过精心饲养，自繁自养，牲畜头数迅速增加。刘庄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畜牧场，成为全村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此后，刘庄被扣上“生产党”的帽子，史来贺被扣上“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黑劳模”“走资派”的罪名。一些“造反派”到刘庄“串联”，煽风点火，想把刘庄搞乱。史来贺清醒地意识到，刘庄千万不能乱，如果乱了，将是一种长期的灾难。于是，他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村里的规定：“谁离开生产出外‘串联’不记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开支一分钱。”村党组织针对动乱情况加强正面教育，正气压倒了邪气，使本村的不安定因素得到了化解。在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刘庄的领导班子没有散，人心没有乱，一直在安定团结搞生产。
1974年，刘庄拖拉机上的小喇叭坏了，新的一时买不到。有两名司机拆下旧喇叭修理，居然修好两对。史来贺得知此情况，遂萌生生产小喇叭的念头。于是，他与机械厂职工一起，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研制小喇叭。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战，终于研制成功。小喇叭由日产1对、5对，发展到日产50对、100对，年产3万对，质量可与上海生产的小喇叭相媲美，畅销全国各地，为机械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6年，刘庄开始建设造纸厂。当时缺资金，少技术。他们从本县小冀造纸厂请来一名技术员教造纸技术，边训练，边建厂。厂房自己盖，机器自己装，除了锅炉、烘缸、电器外，其他设备都是自己制造的。造纸厂从筹建到投产，按计划需半年时间，为了缩短工期，史来贺带领工人们昼夜奋战，只用33天就使造纸厂建成投产。总投资比同类造纸厂降低一半，创下了建厂工期最短的纪录。
同年，刘庄开始建新村楼房。党支部带领群众，一不向国家伸手，二不靠外部支援，三不向群众摊派，而是依靠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党支部妥善安排劳力，白天种棉粮，夜间盖楼房，男女老少一齐上，每天晚上都有800多人加班盖房。缺少泥瓦匠，就从新乡请来一名瓦工师傅，边学边干；妇女登上脚手架。缺少木料，史来贺带头把自家的6棵大树交给集体。此前，有人愿出高价收购史来贺家的树木，他不卖；老伴要留一棵给将要出嫁的女儿做嫁妆，他不肯。在他带动下，群众纷纷把自家的树木交给集体。解决了木料问题。1976～1981年，男女老幼投入144万个义务工，拆除了全部旧房，建起了1400间单面双层向阳楼房，全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3.5平方米。
1978年，刘庄村总收入达到126万元，人均集体分配298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刘庄党支部组织党员群众学习中央文件精神，从本村实际出发，进行改革，保留了集体经济的优势，革除了生产上某些方面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同时吸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些好的做法，成立了刘庄农工商总公司，下分农业、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7个专业，36个生产经营承包单位，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形式，适合刘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刘庄经济的发展。
1980年，刘庄人均总收入达到1102.44美元（按当时美元价值计算），达到了小康水平。社员每人平均分配470元，比1978年增加172元。刘庄群众对共同富裕更加充满信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创大业，史来贺领导的刘庄村，集体经济巩固，经济实力雄厚，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四）再创辉煌的老年——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腾飞和全面发展
1985年，史来贺根据本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通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和科学分析，决定引进一项高技术生物工程，进行微生物生产，建起一座生产肌苷的药厂——河南新乡华星药厂。
开始建厂时，由于投资较大，史来贺带领全村人多方筹集资金，自力更生制造设备，自己动手搞安装。缺乏高技术人才，就派出人员到天津、无锡等地学习。厂长史世领承担起药厂设计任务，他把自己学到的机械设计和生物工程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边查阅资料，一边进行设计，苦战两个月，终于设计成功，为集体节省了100万元资金。
药厂投产后，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染菌问题，一染菌就提取不出肌苷。为攻克这道难关，史来贺深入工厂与技术人员一起加班加点，研究分析，想方设法。从菌种、设备到工人操作及外界空气等都进行严格的检查，终于找到了原因。于是，他立即组织工人对空气净化系统和发酵罐的管道、阀门等进行改造和更新，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测手段，从而有效地制伏了染菌，并且研究出防治染菌的新方法，使肌苷发酵单位和收率大大提高，达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刘庄党组织重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聘请了30多名专家、教授担任技术顾问，走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并举的道路。他们还走出厂门，与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进行技术合作，引进德国、日本等国的先进仪器设备，不断开发引进先进的工艺技术，取得了可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0年以后，华星药厂不断扩大规模，实现了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由建厂时生产一种药品，发展成拥有肌苷、青霉素钾盐、青霉素钠盐、抗生素粉针、红霉素、溶剂、热电联产等10个分厂，能生产几十种原料药和成品药的外向型企业。华星药厂不仅是我国肌苷生产的最大厂家之一，还是国内最大的青霉素原料药品生产基地之一，出口创汇在全国医药行业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近年来，为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华星药厂采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北京建设和刘庄产品相关联的集生产、科研为一体的研发基地。利用其人才、信息、科技等资源优势，加大科技含量，对传统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华星药厂快速健康发展，刘庄企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由以农副产品粗加工为主转向以高、精、尖技术为主，标志着刘庄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科学技术为刘庄工农业生产注入了活力。农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副业生产，副业生产为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工业发展了，以工养农、以工建农，为建设现代化农业提供了资金，又为刘庄的农业、工业注入了发展后劲。改革开放以来，刘庄每年都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农业，建设农业，购置农业机械，兴办水利，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刘庄的机械化车队有各类车辆100多台（部），有汽车、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机械，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自动喷灌和科学种田。在刘庄，只有19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占本村劳动力的2%；98%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遇旱时，4天可将耕地普灌1遍；夏收时，3天可将1000多亩小麦收打、入库，并种上秋作物。刘庄搞高科技，不仅为本村节约了劳力，还安排了6000多名周围村庄的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既为社会培养了人才，增加了收入，又保证了社会安定。
在史来贺的领导下，刘庄村党委把三个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以过硬的措施，把精神文明建设扎扎实实向前推进，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既把人带到了富路上，又带到了正路上。村党委下功夫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提高职工、村民的整体素质。他们紧紧抓住理想、信念教育，组织职工村民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职工、村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的觉悟，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史来贺的领导下，刘庄党委重视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和文明卫生活动。村里成立了篮球队、武术队、电影队，开展体育比赛、智力竞赛，演出文艺节目，每年组织300～500人到外地参观学习，使职工村民陶冶情操、焕发精神、增长知识。对街道、厂区、家庭院落进行绿化、美化、净化。现在，刘庄的大街小巷全部实现了路面硬化，并植树种花，做到路面清洁、院落干净、环境优美，为职工村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在史来贺的领导下，刘庄村努力提高职工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扎扎实实抓好基础教育，而且重视成人教育。刘庄采取请进来、送出去，聘请专家担任顾问，派出技术人员到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先进企业学习，请专家教授讲课等办法，让职工接受教育；专门设立科学成果、合理化等奖项，鼓励各类人才发明创造；联办大专班、中专班，提高职工的思想政治文化素质，培养科技人员；建立电视差转台、地面卫星接收站、图书室、阅览室、“青年民兵之家”，订阅科技报刊，组织青年上电大、函大，为职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全村已有150多人大中专毕业，160多人获得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工程师、会计师、药剂师以及一级、二级技术员职称。
2000年，刘庄党委开始规划建设刘庄第三代农民公寓（别墅）。新规划400套现代化、智能化、花园式农民公寓，每户4层，建筑面积为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包括8室、4厅、3卫、2厨、1库。别墅为全框架结构，抗震强度大于8级，配有中央空调、互联宽带网、现代化家具、闭路电视、电话、花园、集中供热供气等设施设备，功能齐全。第一期159户于2005年1月30日迁入，2009年1月11日第二批159户搬入新村别墅。按照规划刘庄还将建设一批别墅，分给刚刚结婚的年轻人居住。
2003年4月23日19时20分，史来贺因病不幸逝世。这一年，刘庄村固定资产已达到9.9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小于4%，出口创汇3478万美元，集体现金分配人均8000元，还享有住房、上学、医疗、用水、婚丧嫁娶用车等30多项福利。全村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丰富充实，基本走上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管理民主化的轨道。
这是史来贺留给刘庄村的宝贵财富。（五）思想轨迹与时代同步并走在前列
如前所述，史来贺历经苦难的童年——抗战的烽火燃遍全国、奋争的青年——迎接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高潮到来、创大业的中年——积极探索和实践走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新路、再创辉煌的老年——以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腾飞和全面发展。这基本上是对史来贺一生的诠释。
史来贺的童年时期，是在贫穷和苦难中度过的。少年史来贺心中埋藏着对剥削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渴望翻身得解放，为乡亲们复仇，渴望能够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艰难困苦的岁月，磨炼了史来贺的意志。
史来贺的青年时期，正逢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高潮的到来。所谓奋争的青年，是指他对剥削阶级的压迫进行奋争，为迎接新中国诞生奋争，为迎接社会主义农业高潮到来奋争。在初级社合并为大社时，青年史来贺坚持实事求是，奋争；在为提高棉花亩产的实验中，史来贺奋争。他牢记周恩来总理“我国棉花产量在国际上还很落后，你要为新中国争光”的嘱托，奋战在试验田里。史来贺所进行的奋争，使他的思想越来越向党靠拢，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入党以后，史来贺不久就担任了党支部书记。自此，他的思想越来越成熟，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信念越来越坚定，成为中原地区远近闻名的先进代表。
史来贺在中年时期创大业，积极探索与实践走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新路。这一时期，史来贺更加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艰难创业，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突破口，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壮大。改革开放以后，史来贺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因地制宜，继续走集体经济道路，把刘庄村的农工商经贸总公司越做越大、越做越强，为进一步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来贺在老年时期引领刘庄村村民勇攀科学高峰，坚持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腾飞和全面发展，再创辉煌。这一时期，史来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使刘庄村走上了科技致富之路，迈上了新的更高的台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二“史来贺精神”的实质和属性“史来贺精神”是在五十多年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史来贺精神”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是史来贺精神的实质和属性？我们认为：（一）“史来贺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史来贺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半个世纪中，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原大地上以史来贺同志为代表的先进农民共产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
什么是民族精神？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要把握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定义和内容，首先要认识到它们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断繁衍、发展的反映，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积淀和抽象出来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文献和现实发展中探寻这个过程。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探讨过精神范畴。例如，探讨人的形体和人的精神的“形与神”范畴，探讨精神和物质的“心与物”范畴。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和道家，都对精神范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出的许多范畴，都与精神范畴相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对心和物范畴的认识，有许多合理思想，作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孙中山先生把心和物范畴上升到精神和物质范畴上，深刻地把握了精神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精神”的概念。他认为：“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和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他说：“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我既为人，则当发扬我之精神，亦即所以发扬为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1]之所由产出也。”
在西方古代思想史上，哲学家和思想家对精神范畴的认识，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家的认识也很相近。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相信灵魂和精神不死。中国古代的精神与英文“spirit”、德文“Geist”有相近的含义，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指人的意识和人的内在力量。这种意识及其内在力量，是经过长时期积淀形成的。在西方古代语言对“spirit”“Geist”的解释中，幽灵和鬼魂占据较大的比重。近代以来，尽管还具有幽灵和鬼魂成分，但越来越指它们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意识、进步的意识，例如资本主义精神对于封建主义就是一种进步的意识。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对精神都有较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无论是孟德斯鸠、黑格尔，还是马克斯·韦伯等人，都对某一领域的精神问题有过深刻的专门论述。
从对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到对民族精神的进一步认识和阐发，是人类对世界文明进步反思的一般逻辑模式。什么是民族精神？这往往是人类世界各个民族在追求进步、谋求发展的进程中，反思和自省本民族历史后的一般追问。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是宇宙精神发展的特定阶段。当世界精神外化为自然，又从自然复归于自身，体现为精神，并从主观精神辩证地向客观精神发展时，宇宙精神就表现于民族精神、人民意识之中。民族精神体现在该民族的制度、法律、国家之中，该民族体现着宇宙精神，是宇宙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是宇宙精神向自己目的前进的特定的阶段。这样的民族就是“世界历史民族”。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不断更替的历史；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战胜和代替，不过是它的民族精神被另一个民族精神所代替，宇宙精神就在这个战胜和代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黑格尔指出，四种民族精神体现着宇宙精神由低向高发展的四个阶段：东方（中国、印度、波斯）的、古希腊的、古罗马的、日耳曼的民族精神。在他看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据和生命；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和体现，归根结底是宇宙精神合理的逻辑发展。黑格尔的上述思想，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把民族精神提升到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据来认识，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是，他把民族精神只看成宇宙精神发展的特定阶段，认为民族精神是最根本的，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只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和体现，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表述。而他把宇宙的四种民族精神分为高低不同的阶段，甚至把中国、印度的民族精神看成低级阶段的、被扬弃了的宇宙精神，这个观点则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能动的内核和根据。从结构来界定民族精神，它属于观念文化范畴，是深层的文化，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从功能来界定民族精神，是它对民族文化的整合作用。因此，伍雄武指出：“对于文化来说，民族精神是能动地整合民族特定文化（文化模式）的根据；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民族精神[2]是它凝聚和认同的精神。”
从五四运动开始，许多仁人志士出于对国家危亡的忧思，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开始讨论中华民族精神。他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比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梁启超、梁漱溟、李大钊等人都阐述过中华民族精神。鲁迅先生阐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深入地探索了中华民族精神。而他自己则度过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生，被后人称为“中国的脊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和积淀起来的伟大精神，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彩多姿。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方法论）是民族精神的内核和根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民族精神是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对于激发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维系民族团结，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联系“史来贺精神”，需要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什么。民族精神的脊梁就是压不弯、打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种“硬骨头精神”，正如毛泽东评价鲁迅先生具有“硬骨头精神”一样，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和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由千千万万英烈的鲜血和思想灌筑起来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其中无数英烈和千千万万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一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因为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史来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其一生的光辉实践，熔铸了“史来贺精神”。“史来贺精神”反映和表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物。史来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史来贺热爱我们伟大的国家，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这一现时代的伟大民族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二）“史来贺精神”折射着民族凝聚力“史来贺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折射，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展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发展，充分证明了她能够凝聚人民的力量，代表伟大的民族精神。如果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回眸中国近百年来演进的轨迹，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固然有不少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但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和历史走向的根本性转折，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1840～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耻辱进入20世纪的，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就是这一耻辱的历史见证。几经历史沧桑，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如何使人民摆脱封建主义专制的黑暗统治？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人民不再受欺辱？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思考的主要问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尽管有许多献身于国家和民族进步事业的先进人物，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境遇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落在了帝国主义所垂青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并没有改变，仍然极端落后和贫穷。这就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觉醒，认识到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沉沦。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3]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谋利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达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说：“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4]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5]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宗旨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优良的传统作风所决定的，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正因为如此，她也就代表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中华民族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是无所不在的。例如，表现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源于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歌中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进！”歌曲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这支歌唱出了民族的自信心，唱出了为理想不怕牺牲，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作为国歌，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它使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尽管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发展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要居安思危。这首歌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也始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抗日战争就展现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是展现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战争，是1840年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而兴的重要转折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被迫签署了一个又一个象征民族耻辱的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民族的耻辱，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展现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明，爱国主义是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力量，用爱国主义精神凝聚起来、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战争的胜利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人民迅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正确的作战原则。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组织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6]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论断，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继而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综合国力，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科学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精神孕育着民族凝聚力，增强着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丰富着中华民族精神，促进着中华民族精神。这种情形到了近代以后，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她也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光大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间，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始终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辉，照亮着前进的征途，引导着中华儿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史来贺同志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优秀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他从19岁入党那一天起，就坚定地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立下誓言：跟党走，挖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22岁担任党支部书记起，直到74岁去世，他始终是刘庄村党支部、党总支、党委的带头人，他率领刘庄村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之路。史来贺不仅凝聚了刘庄村的农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凝聚了中原地区千百万农民群众的力量，彰显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者的蓬勃战斗力，这也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三）“史来贺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什么是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时代的哲学反映，是从哲学上对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意识的抽象、反映和概括。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一般才会有哲学；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无论是怎样先验的东西，本质上也都是一种产物；思想是一种结果，是被产生出来的，思想同时是生命力、自身产生其自身的活力。黑格尔说：“哲学是这样一个形式：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实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这多方面的全体都反映在哲学里面，以哲学作为它们的单一的焦点，并作为全体认知其自身的概念。”他还明确指出：“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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