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成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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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研究试读：

绪论

一、研究的对象

关于论题的说明。

在“韩国古典诗学批评”这个语题中，“韩国”指称的是分裂以前的整个朝鲜半岛，所谓“韩国古典诗学”即指朝鲜半岛古典诗学。之所以称“韩国”而不称“朝鲜”，无其他的考量，也别无其他的区分，只是考虑到韩国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语境中，更能以朝鲜半岛的文化身份向世界发出声音，在国际关系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更能为世界所接受，故此称之。“诗学”内涵的阐释。“诗学”一词是被东西方文学普遍使用的一个文学理论范畴，西方称poetics，东方称诗学。西方的poetics有三层含义：最广义的，和“理论”一词相当；次广义的，指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最狭义的，指有关诗歌的系统理论。蔡镇楚认为中国传统诗学的内涵，“大凡有二：一是‘《诗》学’，即‘《诗经》之学’……二是诗歌之类诗[1]学入门著作”。

杨义在此基础上，指出诗学的涵义还包括“诗的智慧与作诗的能

[2]力”。我们认为，诗学的含义应该是广义与狭义之分并存。广义的诗学，指一切的文艺理论；狭义的诗学，则专就诗歌这一文学样式而言。

在韩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以“诗学”为名而论诗者颇多，但多为狭义的诗学，其形式多以“诗话”呈现，大多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及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如：“今世诗学专尚晚唐，阁束苏诗”（权应仁《松溪漫录》）、“本朝诗学以苏黄为主，虽景濂大儒亦堕其窠臼”（许筠《鹤山樵谈》）、“盖东方诗学始于三国，盛于高丽，而极于我朝”（洪万宗《小华诗评》）、“吾东诗学之弊，以咏物强韵，试人才程，便成其例”（河谦镇《东诗话》），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在韩国古典诗学批评中，“诗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基本是指狭义的诗学。

在现代东方汉文化语境下，往往把诗学限定在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内，如乐黛云先生所言：“现代意义的诗学是指有关文学本身的、在抽象层面展开的理论研究。它与文学批评不同，并不诠释具体作品的成败得失；它与文学史不同，并不对作品进行历史评价。它所研究的是文学文本的模式和程式，以及文学意义如何通过这些模式和[3]程式而产生。”本文所研究的内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广义上）使用“诗学”一词的。

诗学的载体——诗话。

诗话是诗学的载体，是诗学理论的集中呈现。本文以韩国古典诗话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诗话所用批评方法、美学意义、个案诗家诗学批评、诗学批评的语言特色等为切入点，构架较为系统的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在论文主要内容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下诗话的范畴、分类、价值等问题。到底何谓诗话？中韩古代诗论家、现代诗话研究者对其各有见解。

诗话之称，源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其后引起历代诗论家对诗话概念的探讨。如宋代许《彦周诗话》：“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4]不取。”许氏指出，诗话的写作宗旨是，辨明诗体的句法特点，记述古今诗坛之事，描绘历代诗歌交流的盛况，载录诗坛奇闻轶事及掌故，对诗歌有关问题进行考证、辨别，而不应该讥诮古人，责备其过失，应该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清代钟廷瑛《全宋诗话》（小序）说：“诗话者，记本事，寓品评，赏名篇，标隽句；耆旧说法，时废金针；名流俳调，亦征惩戒；或有参定故实，辨证谬误：皆攻诗着所[5]不废也。”钟氏的论述，较许氏又有所进步，不仅说出了诗话所涉猎的内容，更指出了其风格特点。清代沈懋徳在为查为仁《莲坡诗话》所做的《跋》中指出诗话的两种类型：“诗话有两种：一是论作诗之法，引经据典，求是去非，开后学之法门，如《一瓢诗话》是也。

二是述作诗之人，彼短此长，花红玉白，为近来之谈薮，如《莲[6]坡诗话》是也。”沈氏的诗话类型说，具有一定的审美鉴赏力。

韩国古代诗家对诗话也有着一番见解。李朝洪万宗曰：“余闻无不求，得无不览。第于其间亦载朝野事迹、闾巷俚语，篇帙浩瀚难于记览。于是合诸家所著，而专取诗话辑成一编，名之曰《诗话丛林》。凡上下数百载骚人墨客山僧闺秀名章警句，备录无遗。其清丽雄豪各[7]臻意趣，品题考核无不的当。”洪氏的这段话是对《诗话丛林》编写动机的阐释，但间接地表达了他对诗话内容、特点的看法，认为诗话载录了诗坛轶事，包含了名章警句，风格多样，认识无疑是比较高明的。

李朝南文始《龟诗话》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了诗话的一些特征，他说：“大凡人必以所业者话：业于酒者，弹冠杏垆，相逢以酒话；业于农者，索绹松灯，相对以农话；业于技者，猎缨屠门，相与轩眉以话。莫不以己所业者，名话其话。业于诗者亦然，水楼朋罇，山寺僧榻，景物晴姘，更鼓迟迟，相与挥尘，尾碎壶口，屑于眉[8]睫，动以口吻，霏霏如玉屑者，无一话非诗也。”南氏认为诗话是一切关于诗歌的闲谈琐语，认识是比较宽泛的。

李朝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指出了诗话的重要意义：“诗[9]话者，诗之流亚，而作诗之楷模也。”

古人对诗话的认识，还是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的，但是其认识论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也为当代诗话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参考之处。如诗话研究泰斗郭绍虞先生指出：“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10]有关诗的理论著作。”张葆全教授的观点和郭氏的论述较为相似，他说：“诗话是一种漫话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谈论诗歌做法、[11]探讨诗歌源流的著作。”刘德重教授提出了界定诗话范畴的三个原[12]则，即主体性原则、约定俗成原则、历史存在原则。韩国诗话研究专家赵钟业教授认为：“‘诗话’者，诗人批评也。凡诗之批评，今人谓之‘诗论’，而古人则谓之‘诗话’……苟以广义概念之诗评言之，自诗之品第、诗格、诗法以至诗人解释、诗文故事等，莫不可以[13]在诗话范围之内。”赵氏的论述，是较为准确的。

当代著名诗话研究家蔡镇楚先生对诗话定义的界定，融合了前代的论述，更有自己的新见，他认为：“诗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诗话，按其内容来说，是诗歌之‘话’，就是关于诗歌的故事；按其体裁而言，就是关于诗的随笔体，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首创，以‘以资闲谈’为创作旨归。广义的诗话，乃是一种诗歌评论形式，凡属评论诗人、诗歌、诗派以及记述诗人议论、行事的著作，皆可名[14]之曰诗话。”蔡氏关于诗话的定义，不仅涉及内容，更兼顾了形式；不仅如此，蔡氏还论证了诗话所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古人书、记、跋、序中的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第二，必须属于一条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谈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有机结合，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只要符合这几条标准，具备这三大要素，欧阳修之后，不论是标名‘诗话’的，还是未标名‘诗话’的，都可以视为‘诗话’；同时，也[15]只有具备这三条标准者，才能称为‘诗话’.”定义与要素相结合，无疑为诗话的界定做了全面而准确的阐释。

诗话的范畴如是，诗话又该如何分类呢？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分诗话为“论诗及事”、“论诗及辞”两大类：“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触类旁通，启发实多。江河始于滥觞，后世诗话[16]家言，虽曰本于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

郭绍虞很认同章氏的分法：“论诗话，我常以为章实斋（学诚）说得最好。他把诗话分为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二例。这确可看出这种[17]情形。”他在《诗话丛话》中对“论诗及事”、“论诗及辞”两大类还做了细致的分析：

一、论诗及事类：1“通于史部之传记”者，如孟棨《本事诗》、计有功《唐诗纪事》之属；2“通于经部之小学”者，如蒋超伯《通斋诗话》等诠释名物、考证故实之作；3以阐扬名教为主旨者，如黄彻《巩溪诗话》之类；4“通于子部之杂家”者，如欧阳修《六一诗话》等泛述闻见、“以资闲谈”类著作。二、论诗及辞类：1“衡量作品之高下，以为作家之等第”者，如钟嵘《诗品》；2“以韵语体貌其妙境”者，如旧题司空图之《二十四诗品》；3“用象征的方法，以形容作家之所诣”者，如敖陶孙《诗评》；4“摘取佳语以资欣赏”者，如高似孙《选诗句图》；5“讨论作法，分别体格”者，如齐己《风骚旨格》；6“类聚诸家明其源流，选摘佳构以为例证”者，如张为《诗人主客图》；7“寻诟索瘢，好为诋诃文章，掎摭利疾”者，如严有翼《艺苑雌黄》；8“推究声律，勒为定谱”者，如王士禛《古诗平仄论》；9“不论其辞而论其题”者，如吴兢《乐府[18]古题要解》。

刘德重、张寅彭在郭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重在阐明诗[19]理’者，如严羽《沧浪诗话》”一条。

诗话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值得古代众多诗家争相创作？且看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的论述：“论其（诗话）材料与作用，却并非仅助茶余酒后之谈资。论其考核有据，阐明作诗之本事，或网罗散佚，吉光片羽，赖以仅存，则有裨于文学史的研究。论其上下古今，衡量名著，摘举胜语，时于其间流露一己之文学见解，则又有裨于文学批[20]评之研究。”“它（诗话的价值）是本末精粗无所不包的，所以诗话之滥不足为诗话病。何况诗话之著作虽滥，而既经昔人称引，则多少也有它可以保存的价值。因此，诗话虽滥，但有时足助异文之校勘。即品第中所载有异同，也可看出其惨淡经营之迹，有金针度人之功。[21]再有，或足以备注家之异闻，足以补集部之遗漏。”郭氏对诗话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诗话可以增加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可以有益于文学批评的研究，等等。

我们认为，诗话的首要价值在于，它探讨了许多根本性问题。如，何谓诗？即诗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诗话需要面对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清代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袁枚《随园诗话》，韩国李朝柳梦寅《於于野谈》、李晬光《芝峰类说》，等等，都认为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抒情、言志。“诗缘情”、“诗言志”等观点在中韩诗话中屡见不鲜。如宋代严羽《沧浪[22]诗话·诗辨》：“诗者，吟咏性情也。”朱庭珍《筱园诗话》：“诗所[23]以言志，又道性情之具也。”柳梦寅《於于野谈》：“诗者，出自性[24]情虚灵之俯，先识妖贱油然而发，不期然而然。”

诗话的价值还在于，它总结了诗歌的创作经验，包括诗歌的创作原则、创作规律、艺术构思、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等。如，“以意为主”，“意在笔先”，是历代诗话总结的重要的诗歌创作原则。所谓“意”者，即诗歌的主旨，诗歌的中心思想。刘攽《中山诗话》提出“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后，出现了王若虚“意主语役”说、王夫之“意帅语兵”论、韩国李奎报“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等等。诗话在诗歌创作方法上，更是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如对诗歌比兴、用事、对仗、声律、结构、脉络等的探索，为后世诗人的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诗话在记录诗歌发展历史上更做出了突出贡献。诗歌究竟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诗坛的盛衰情况如何？诗史的演进轨迹怎样？诗坛存在哪些流派？等等，都在诗话著作中可以找到记录。可以说，诗话是文学史的生动记录，是作家作品研究、诗歌流派研究等重要而丰富的资料宝库。如清代何文焕编辑的《历代诗话》，所辑录的27种诗话，涉及的历代诗人有一千多位；丁福保所辑《历代诗话续编》，收录诗话29种，涉及的诗人多达2800多人；李朝洪万宗编著的《诗话丛林》，收录诗话24种，涉及的韩国历代诗人近千人。【注释】[1] 蔡镇楚：《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2] 杨义：《说“诗学”》，《诗刊》，2007年第13期，卷首语。[3] 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页。[4] 张葆全主编：《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54页。[5] 殷晓燕：《诗话释义及其渊源探析》，《呼兰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第31页。[6] 赵永纪编：《古代诗话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43页。[7] 赵季、赵成植：《诗话丛林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8] [韩]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第270页。[9] 李岩、徐健顺：《朝鲜文学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22页。[10] 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1页。[11] 张葆全：《诗话和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12] 刘德重：《诗话范畴与诗话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32-37页。[13] [韩]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第42页。[14] 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0页。[15] 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2页。[16] 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5页。[17]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中华书局，1980年，第2页。[18] 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修订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22页。[19] 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修订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页。[20] 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序》，中华书局，1980年，第4页。[21] 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序》，中华书局，1980年，第5页。[22] 赵永纪编：《古代诗话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页。[23] 赵永纪编：《古代诗话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页。[24] [韩]任廉：《旸葩谈苑》，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第434页。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诗话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财产，它记录了大量有关古代诗人生平事迹、文学活动、诗友之间的交流，反映了诗人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并探讨了诗人的艺术成就、艺术风格、渊源流派等内容，更包括诗歌理论范畴、诗歌创作技巧，总结了诗歌的创作经验等，对于名篇佳句也给予了精彩的赏析，可谓研究诗歌批评不可或缺的材料。

诗话作为东方诗论的最有特色的载体，并且作为论诗的主要形式，在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且相当活跃的作用。韩国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发展的，同时又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和美学价值，自然会引起广大学者、专家的广泛兴趣，而孜孜以求地进行研究、探讨。

徐英先生首创“诗话学”之名，在《诗话学发凡》中说：“诗话之学，厥源远矣。披叶寻根，则肇始虞夏；沿澜观海，亦极乎明、清。原始要终，可得言焉。人禀七情，应物斯感。诗以言志，志有所之，持志而言，发言为诗。析义原理，明浅如话。《虞书》所陈，九序为[4]歌，其诗话之首基哉！”蔡镇楚先生提出“东方诗话学”这一概念：“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阐释中国诗话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地位，及其对中国古代诗歌评论和世界诗歌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以继承和发扬中国诗话这宗巨大而丰富的诗[5]歌理论和诗歌美学遗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诗话学”，并撰写《诗话学》这一力作。

对于东方诗话的研究，专家辈出，不仅仅有众多知名学者，博士生、硕士生等亦参与其中。1996年，一个专门以研究诗话为主要方向的学术团体——东方诗话学会应运而生。这是一个以东方诗话（包括中国诗话、韩国诗话、日本诗话、越南文论等）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学术团体。学会汇集了一大批中、韩、日等国知名的诗话研究专家，如中国大陆的蔡镇楚先生、刘德重先生、张葆全先生、蒋寅先生、任范松先生等，香港地区的邝健行先生，韩国的赵钟业先生、许世旭先生、全荧大先生、李炳汉先生等，日本的船津富彦先生，等等。这些学者学术底蕴深厚，所以关于诗话的研究成果丰硕。东方诗话学会出版会刊《诗话学》，为诗话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学会成立后，从1997年至2015年，举办了多届东方诗话学会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众多，发表的研究成果质量上乘，研究诗话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众多学者研究韩国诗话的著作、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中，大多数都集中在探讨韩国诗话所体现的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风格论、诗歌批评论等内容，如任范松、金东勋《朝鲜古典诗话研究》[6][7]、河红联《李愰文论研究》等；亦有探讨中韩古典诗论关联的研[8]究成果，如王国彪《朝鲜学者洪万宗诗论与中国诗论的关联》、张[9]振亭《韩国古典诗学的中国情结》、徐东日《李德懋诗学观与王士[10]祯诗学观之比较》，等等。纵观现有研究成果，还没有探讨韩国古典诗话在论诗时采用了何种批评方法，采用某种批评方法能给诗家的诗歌理论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变化，诗学批评蕴涵怎样的美学价值，有何语言特色，研究前景如何，等等。本论文将在此方面筚路蓝缕，搭桥铺路；这不仅丰富了韩国诗学研究的成果，更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注释】[1] 孙德彪：《中韩诗论研究的设想》，《东疆学刊》，2004年第3期，第57页。[2] 张葆全：《诗话和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页。[3]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中华书局，1962年，第11页。[4] 转引自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52页。[5]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页。[6] 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7] 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8]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9] 《理论观察》，2011年第5期。[10] 《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

三、研究现状

截至目前，汇编韩国诗话的出版物，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一）将数种或数十种甚至百种诗话著作汇编而成的诗话丛书，具有代表性[1]的，如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收录目前所能见到的自高丽王朝至现代的诗话共136部，总计820万字，是国内外最为全面的第一部全景式展现韩国诗话历史全貌的文献典集，是韩国诗学乃至东亚诗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韩]赵钟业教授整理的《韩国[2]诗话丛编》（共十七卷本），收录韩国古典诗话共129部，是现存收集韩国古典诗话比较完整的版本。蔡镇楚教授整理的《域外诗话珍品[3]丛书》，分为日本卷、朝韩卷两部分。在“朝韩卷”部分中，收录了《破闲集》、《补闲集》、《东人诗话》等诗话著作。赵季、赵成植[4]的《诗话丛林笺注》，是对韩国李朝时期洪万宗选编的《诗话丛林》的笺注，内容详实，是研究韩国诗话不可多得的素材。李朝任廉[5]的《晹苑谈葩》和洪万宗的《诗话丛林》的编著体例十分相似，包括洪万宗的《诗话丛林》等24部诗话著作，增加了洪万宗《小华诗评》、任廉《蟾泉漫录》等7部诗话著作。（二）从各诗话著作中分类选录的诗话集，如韩国学者李钟殷、[6]郑珉的《韩国历代诗话类编》，是对韩国诗话的分类编排，以摘录言论为主要形式，按作家类、诗论类、历代诗评论类、体制类、作法论、品评类、辨正类、论文类、杂记类加以分类。邝健行、陈永明、[7]吴淑钿选编《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这部著作是从韩国历代诗话对中国诗歌论述的内容而辑选成的，很有学术价值。

据韩国国会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首尔大学图书馆、高丽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的索引统计，韩国学者研究韩国古典诗话的专著、学位论文、期刊论文数量众多，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关于韩国诗家代表诗话著作的研究，属于对个案诗话著作的研究。这部分研究成果在韩国学界中最为丰硕、突出。如李在忠《‹稗官杂记›的诗话研究》（岭南大学校，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严眩湜《‹惺叟诗话›研究》（公州大学校，1995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秉旭《‹东人诗话›研究》（仁荷大学校，1993年硕士学位论文）、蔡焕钟《‹霁湖诗话›研究》（忠南大学校，1989年硕士学位论文）、朴守仁《‹壶谷诗话›的文学论》（《韩国汉诗研究》，2008年第8期）、朴守仁《‹慵斋诗话›的诗话批评》（《韩国汉诗研究》，2002年第10期）、贝赀训《梁庆遇和‹慵斋诗话›》（《韩国汉诗研究》，2002年第10期）、韩仁锡《徐居正文学研究：以‹东人诗话›为中心》（檀国大学校，198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第二种类型，关于某一时段韩国古典诗话的研究。代表成果如柳明淑《高丽时代诗话研究》（韩国教员大学校，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安大全《朝鲜后期诗话史研究》（国学资料院，1995年版）、成范重《韩国汉诗的意境设定方法和相关样相研究：以朝鲜时代诗话集所载诗的资料为中心》（首尔大学校，1993年博士学位论文）、赵隆熙《17世纪前期诗话集研究：惺叟诗话、芝峰类说、晴窗软谈、霁湖诗话》（西江大学校，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洪钟万《高丽诗话集的比较文学研究——李仁老、李奎报的中国文学受容为中心》（檀国大学校，1984年博士学位论文）、张鸿在《高丽朝诗话批评的叙述方法试考：以东国李相国集和四大诗话书为中心》（《崇实语文》，1986年第3辑）、张鸿在《高丽时代诗话批评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7年版），等等。

第三种类型，关于韩国古典诗话审美范畴、艺术特征等的研究。相关成果如曹乐铉《高丽诗话出现的用事、新意论研究》（首尔大学校，1977年硕士学位论文）、赵钟业《韩国诗话的特性》（《韩国汉文学研究》，1990年第13辑）、张鸿在《朝鲜初期诗话批评的气象论》（《崇实语文》，1987年第6辑）、李香培《韩国诗论对性理学的影响》（檀国大学校，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郑尧一《韩国汉诗理论之用事论和点化论研究》（西江大学校，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吴云锡《诗话和品格批评考察》（《语文研究》，1998年春第1号）、李炳汉《韩国古典诗论的民族文学论的性格分析》（《中国学报》，1989年第29辑）、郑时烈《韩国诗话的风格评语研究》（西江大学校，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第四种类型，关于韩国诗话的中国因素、与中国文论关联的研究。相关成果如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李致洙《中朝古典诗论的相关性研究》（《中国语文论丛》，2001年第21辑）、安炳鹤《朝鲜中期唐诗风和诗论的展开样相》（《韩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1号）、徐安琪《韩国古典诗话中的宋诗论》（《人民学研究》，2009年第9辑）、李钟虎《韩国诗话和司空图的‹诗品›》（《大东汉文学》，2000年第13辑）、李英洙《韩国诗话中的杜诗》（首尔大学校，2006年版）、柳晟俊《朝鲜朝后期诗话评王士祯等清人诗考》（《中国研究》，2005年第35卷）、全英兰《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对韩国文化及文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领域：韩国、朝鲜的政治、经济、历史、外交等）、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领域：朝鲜、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领域：韩国近现代政治、传统文学、思想、学术等）、东北师范大学朝鲜——韩国学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领域：朝鲜、韩国的政治、历史、经济、文教及周边国家关系）、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领域：韩国哲学、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社会）、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领域：韩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领域：朝鲜半岛国家政治、文化、经济及与周边关系）、中国人民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领域：朝鲜半岛、日本经济、政治、文化及国家关系）、中央民族大学朝鲜——韩国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领域：朝鲜、韩国的现当代文学及中韩比较文学）、延边大学东方诗话研究所（主要研[8]究方向、领域：朝鲜、韩国的古典文论，中朝文论比较），等等。

国内对于韩国古典诗话的研究，队伍庞大，研究成果非常可观。关于韩国诗话研究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有：任范松、金东勋著《朝鲜古典诗话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诗话的专著。该书不仅阐释了诗话的概念、韩国诗话的起源与演变、韩国诗话的基本特征等问题，还按时代的划分（高丽时期、李朝前期、李朝中期、李朝后期）来论述韩国诗话的主要内容（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等），虽然有颇多疏漏，但不能掩没它对韩国古典诗话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孙德彪《朝鲜诗家论唐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对韩国唐诗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研究视角独特，论述缜密。马金科《朝鲜诗学对江西诗派的接受——以高丽后期至李朝前期朝鲜诗话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首次对韩国诗学接受中国江西诗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诗话研究专家蔡镇楚先生对诗话的研究硕果丰盛。他撰写的《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比较诗话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两部著作，在涉及韩国古典诗话的部分内容中，系统地勾画了韩国诗话的发展历史、韩国诗话的基本特征，还把中国诗话和韩国诗话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中韩诗话的关联。邹志远《李晬光文学批评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对诗论家李晬光的研究，属于个案研究。作者主要分析了李晬光诗话中的文论范畴、文体及李晬光对中韩作家的批评等内容，颇多新见。

关于韩国古典诗话的研究，亦有大批硕、博士学位论文涌现，具有代表性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李成柱《徐居正文学思想研究》（延边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范洙《论“尊唐贬宋”背景下李晬光诗观的价值取向》（延边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黄贵花《韩国古典诗话中的“意”范畴研究》（延边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蒋肖云《宋代诗论对高丽诗话批评的影响》（延边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新苗《严羽与许筠诗论之比较》（延边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雪秋《韩国诗话中的李白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高嘉敏《比较视阈下杜甫及其杜诗研究——以中韩古代诗话为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具有代表性的博士学位论文有：聂垚《韩国诗话‹诗家点灯›唐宋诗举证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河红联《李愰文论研究》（延边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朴雪梅《柳得恭文学的文化批判》（延边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富天娇《朝鲜审美情感“恨”研究——兼与东亚美学视阈中的“怨”与“哀”比较》（延边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据中国知网（C NK I）、万方数据库等论文索引的不完全统计，研究韩国古典诗话的期刊论文数量众多，如：蔡镇楚《中国诗话和朝鲜诗话》（《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马金科《‹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蔡美花《朝鲜古代诗论的审美思维方式》（《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韩]琴知雅《朝鲜诗学上的“神韵”》〔《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邹志远《浅析李奎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审美风格论》（《东疆学刊》，2001年第2期）、孙德彪《严羽“妙悟”说与许筠“天机”之比较》（《东疆学刊》，2011年第2期）、李圣华《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第4期）、李春青《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王国彪《朝鲜学者洪万宗诗论的民族性》（《沧桑》，2009年第2期）、张振亭《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1年第5期）、左江《朝鲜文人许筠的诗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3期）、任范松《论朝鲜古典诗话理论的东方美学特征》〔《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王国彪《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孙德彪《朝鲜“文气说”对中国文气理论的接受》〔《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等。

除了这些专门对诗话研究的著作、硕博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之外，很多学者的专著、学位论文等的部分章节也论述了韩国古典诗歌理论，如：李岩、徐健顺等著《朝鲜文学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下册第十章《诗歌理论批评》，探讨了韩国诗歌理论的发展并着重分析了金昌协《农岩杂识》和洪万宗《小华诗评》的诗歌理论。韩国学者李家源《朝鲜文学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在很多章节都论述了韩国的古典诗话，如第九章的第十三节《批评文学的抬头》，对高丽诗话的“创新”、“体宜”、“思潮”、“用事”、“比较”、“总评”等进行了探讨；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的《诗话、批评、杂录》，介绍了《稗官杂记》、《清江诗话》、《五山说林》等诗话著作。王红梅《许筠论略》（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三章《许筠的诗歌理论批评》，探讨了许筠《鹤山樵谈》、《惺叟诗话》、《国朝诗删》中蕴含的“性情论”、“天机论”、“独创论”等诗歌理论，还论述了许筠对中国诗歌（包括古诗、唐诗、宋诗、明诗）和韩国诗歌的批评等内容，等等。

在中韩关于韩国古典诗话研究的专著、硕博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中，对韩国诗话采用了何种批评方法进行论诗的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有所涉猎。如孙德彪《朝鲜诗家论唐诗》第八章《唐诗摘句》第一节分析了摘句批评的来历，第二节有选择性地摘抄了韩国诗话中的唐诗诗句，第三节是关于摘句的美学分析。但仅仅局限于对韩国诗家对唐诗的摘句，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聂垚《韩国诗话‹诗家点灯›唐宋诗举证研究》第5章第2节《唐宋诗作摘句鉴赏类》，对李圭景《诗家点灯》“宋诗摘英”所涉及的宋代诗歌予以摘录，并分析了这些诗歌所呈现的六种诗风，即隽永活脱、沉郁悲壮、负奇尚气、质朴逸韵、感时伤逝、隽永雅致，不涉及韩国诗话用了何种批评方法。

截止目前，对于韩国诗话论诗时采用了何种批评方法，只有笔者的9篇拙作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韩国诗家对意象批评、比较批评、摘句批评的运用，论文分别是：《高丽诗话对摘句批评的承传》〔《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韩国高丽朝诗学对意象批评的承传》〔《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朝鲜诗家南龙翼对摘句批评的承传》〔《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朝鲜许筠诗学对摘句批评的运用》〔《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论朝鲜诗家曹伸对摘句批评的运用》（《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论朝鲜诗家徐居正对摘句批评的运用》（《毕节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朝鲜诗家李晬光对摘句批评的承传》〔《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朝鲜文人李晬光对比较批评之运用》（《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朝鲜南龙翼诗评中比较批评之运用》（《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笔者学术水平有限，所撰论文探究得不够深入，但为韩国古典诗话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角度。【注释】[1]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 [韩]太学社，1996年。[3]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5] [韩]亚细亚出版社，1981年。[6] [韩]亚细亚出版社，1988年。[7] 中华书局，2002年。[8] 参照聂垚：《韩国诗话‹诗家点灯›唐宋诗举证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四、写作思路及研究方法

诗歌理论批评，属于高层次的审美活动。在韩国古典文学史上，韩国诗家创作的古典汉文诗话蕴涵着丰富的诗歌理论。本文试图从诗歌理论批评这一视角，以韩国古典诗学批评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上编，主要探讨韩国古典诗学所运用的批评方法，拟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其一，韩国古典诗学创作概况。有诗歌的繁荣发展，才会产生对诗歌的审美批评，所以在研究韩国古典诗学采用了何种批评方法之前，探讨韩国古典诗学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十分必要的。中国诗学在论诗体式、诗歌创作论、批评对象、诗学观念等方面对韩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国诗学有自己的发展轨迹，高丽朝只有四部诗话著作，而到了李朝时期则产生了一百多部，且诗论质量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与深化。

其二，关于韩国古典诗学意象批评方法的研究。意象批评在中国古代诗学著作中被广泛采用，韩国高丽朝诗学、李朝诗学也采用了意象批评，如：有以意象论诗歌风格者，有以意象论诗歌创作者，有以意象论诗人诗作者，等等，呈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其三，关于韩国古典诗学比较批评方法的研究。中国古典诗学著作随处可见诗家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韩国诗学是中国诗学的衍生物，韩国诗家论诗时也承传了比较批评法，尤其体现在诗家李瀷诗学范畴比较批评和李晬光、南龙翼中韩作家作品比较批评等方面上。韩国古典诗学对文学史的千古公案“李杜优劣”也给予了域外的诗评观照，颇值得玩味。诗话史上一直充斥着唐宋诗的论争，韩国古典诗学对此也进行了论述。

其四，关于韩国古典诗学摘句批评方法的研究。摘句批评是古代文学传统的批评形式之一，被诗家们广泛运用。韩国高丽朝虽然只有四部诗话著作，但是每部诗学都采用了摘句批评法。摘句批评在韩国李朝得到了发展、深化，诗论家大量采用摘句批评法论诗，涉猎内容有诗歌的创作手法、诗歌的风格特点、诗人的艺术成就等。

下编，主要探讨韩国古典诗学的审美鉴赏批评，主要内容如下。其一，关于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的美学分析。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的美学色彩浓郁，其诗歌鉴赏、举证的价值，对韩国古典美学批评史的贡献，为韩国文学史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二，选取有代表性的韩国诗家做个案研究，充实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的宏观阐释。主要从李晬光《芝峰类说》征引严羽《沧浪诗话》、梁庆遇《霁湖诗话》论杜甫诗歌、李瀷《星湖僿说》论李白与韩愈诗、申钦对中韩诗歌的审美批评等角度展开。其三，关于韩国古典诗学的语言特色、研究意义的探讨。韩国古典诗学批评呈现出了鲜明的语言特色，如形象直观性的特点、多样比较性的特点、排比整饬性的特点等；韩国古典诗学批评方法在中韩文论关联中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对韩国古典诗学、中韩古典比较诗学的研究前景加以展望，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本论文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作为主要批评方法和原则。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审美作品，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产物，因而应当用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加以审视和评价，只有在美学的和历史的宏观视野下才可能达到应有的准确尺度，发挥批评应有的效能。

本论文以“知人论世”法贯穿全文。“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语出《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1]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

本论文始终保持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于东方汉文化圈。韩国古典诗学都是用汉语写成的，受到中国古典诗学批评的影响是必然的，所以本文始终保持比较研究的思维，力争深入挖掘韩国诗学批评的审美内涵、价值取向等，以中国诗家论诗方法为参照，探讨韩国诗学与中国诗学批评的关联。

某段时期的宏观研究与个案诗家论诗研究相结合是本论文所用研究方法的重点之一。韩国古典诗学有其特殊性，如高丽朝仅有四部诗话著作，均属于稗说性质，在诗论体系上还不成熟；而李朝时期则有100多部诗话著作，名家辈出，诗论体系较前代更为成熟。这就要求我们在论述时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方法，不能整齐划一。所以本文不仅从整体上进行叙述，更注重量化分析，充分解读个案诗家的诗学批评。只有整体分析与个案鉴赏相结合，才能更准确、更全面、更合理地展示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的全貌。

方法只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对文学作品还要做基础性研究，所以本论文始终依据文本，进行细致的梳理、缜密的分析。【注释】[1] 赵则诚、张连第、毕万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377页。上编批评方法论第一章韩国古典诗学创作概况

韩国古典文学是韩国自身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文化传播双重作用下的产物，韩国古典诗学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深远的。中国和韩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时间跨越几千年，韩国古代诗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也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也由此更加见证了中韩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传统友谊。第一节　高丽朝诗学生成的文化语境

据史书记载，周代初年箕子率众赴韩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韩国。武王闻之，因以韩[1]国封之。”对于箕子，韩国史书也有相应的记载，可与中国的记载互为补充、印证。金富轼《三国史记》：“海东有国家久矣。自箕子受封于周室，卫满僭号于汉初，年代绵邈，文字疏略，固莫得而久[2]矣。”

箕子的东迁，为中韩的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平台，大批移民涌入朝鲜。移民是促进中国和朝鲜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的政治制度、古代文化、艺术等因而传到朝鲜。“中、韩两国古代往来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汉书·朝鲜列传》、《三国志·东夷传》、《晋书·东夷列传》、《宋书·高句丽、百济列传》、《南齐书·高句丽、百济列传》、《梁书·高句丽、百济传、新罗列传》、《魏书·高句丽、百济传》、《周书·高丽、百济传》、《南史·高句丽、百济、新罗列传》、《北史·高丽、百济、新罗列传》、《隋书·高丽、百济、新罗列传》、《旧唐书·高丽、百济、新罗列传》、《新唐书·高丽、百济、新罗列传》、《旧五代史·高丽、新罗列传》、《宋史·高丽列传》、《辽史·高丽列传》、《金史·高丽列传》、《元史·高丽列传》、《明史·朝鲜列传》、《清史稿·朝鲜列传》等史书中有详细记载；韩国古代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3]事》、《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亦有相关的文字记录。”

很多学者认为《箜篌引》是现存韩国最早的汉文诗作品，如李岩教授认为：“查阅许多古代文献，可以认为《箜篌引》是至今留存的韩国最早的汉诗作品。中国和韩国的一些古文献，都对它做了较详细的记载。如中国后汉蔡邕的《琴操·九引》、西晋崔豹的《古今注》、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宋李昉等的《太平御览》、明冯惟讷的《古诗纪》、清杜文澜的《古谣谚》等和韩国车天辂的《五山说林》、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李德懋的《耳目口心[4]说》、韩致渊的《海东绎史》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其实准确地说，《箜篌引》是最早的韩国国语歌谣之汉译诗。《箜篌引》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坠河而死，当奈公[5]何。”这首诗被蔡邕《琴操·九引》和西晋崔豹《古今注》所载，《艺文类聚》卷四四引曰：“《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舡而濯，有一狂夫，被发提壶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坠河而死。乃号天嘘唏，鼓箜篌而歌，曲终投河而死。子高援琴，作其歌声，故曰《箜篌引》。”西晋崔豹《古今注》对这首诗的创作动机等做了阐释：“《箜篌引》，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擢。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坠河水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歌。声甚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

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掩泣焉。丽玉以其声传邻女丽容，名之曰《箜篌引》。”这首诗影响了很多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以其为题材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如曹植《箜篌引》，南朝梁刘孝威《公无渡河》、南朝陈张正见《公无渡河》，唐代李白《公无渡河》、王建《公无渡河》、李贺《箜篌引》、王睿《公无渡河》等。宫月认为“后人创作受到《公无渡河》（即《箜篌引》）原诗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本事和[6]情感两方面”。下面试举李贺《箜篌引》诗并简要分析，以便更好地透视中韩古典诗歌的交流情况：

公乎公乎！提壶将焉如？

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诚为愚。

公乎公乎！床有菅席盘有鱼。

北里有贤兄，东邻有小姑。

陇亩油油黍与葫，瓦甒浊醪蚁浮浮。

黍可食，醪可饮，公乎公乎其奈居。[7]

被发奔流竟何如？贤兄小姑哭呜呜。

李贺诗歌化用的是《箜篌引》诗歌的情感内核，劝告狂夫不要学习屈原、徐衍等自杀行为，不应该轻贱自己的生命，更不应该不顾周围人的感受。《黄鸟歌》是韩国现存最早的四言汉诗，诗曰：“翩翩黄鸟，雌[8]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此诗有的版本亦写作：“翩翩黄鸟，各有相依。念我之独，谁与同归？”这首诗的背景故事耐人品读。《三国史记》：“三年秋七月，作离宫于鹘川。冬十月，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继室。一曰禾姬，鹘川人之女也；一曰雉姬，汉人之女也。二女争宠，不相和。王于凉谷，造东西二宫，各置之。后，王田于箕山，七日不返。二女争斗，禾姬骂雉姬曰：‘汝汉家婢妾，何无礼之甚乎？’雉姬渐恨之，归。王闻之，策马追之。雉姬怒不还。王尝息[9]树下，见黄鸟飞集，及感而歌。”这首诗情真意切，古朴自然，“它把一位失恋青年的悲伤、失望和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与鄘风、[10]郑风有女等名篇比肩。其抒情之美颉颃诗三百篇”。《黄鸟歌》虽然仅四句话十六个字，却运用了兴之法。兴，主要用于一篇或者一章的开端，以引起后面的句子，与赋、比是《诗经》采用最多的表现手法。如《诗经·周南·关雎》用雎鸠鸟的和鸣起兴，引出对窈窕淑女的赞美。《黄鸟歌》在开篇则以自然之物黄鸟起兴，进而触及诗人的丧妻之痛，“借助景物来铺垫和暗示思想，通过看到黄鸟和睦的爱情触[11]景生情进而引起联想，于是以此起兴借题发挥，引譬连类”。

新罗时期曾有大批年轻求学之人奔赴唐长安，他们和唐代诗人唱和、酬答，中韩诗歌交流盛况空前。如新罗诗人崔致远在中国居住十六年，结交了很多当时诗坛的著名人物，如罗隐、顾云、张乔等。如他的《再经盱眙县寄李长官》：“孤蓬再此接恩辉，吟对秋风恨有违。门柳已凋新岁叶，旅人尤着去年衣。路过霄汉愁中老，家隔烟波梦里归。自笑身如春社燕，画梁高处又来飞。”居无定所、奔波劳苦的形象跃然纸上。唐与新罗不仅是民间的交流，更有官方的交往，来往两国的使节，互相赠诗以表达情意，使节诗也因此为中韩诗歌交流史涂上了一抹浓重的色彩。唐代诗歌中存有大量唐代诗人写给新罗使节的赠别诗，如张籍《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与《送新罗使》、钱起《送陆珽侍御使新罗》与《重送陆侍御使日本》、李端《送归中丞使新罗》、顾况《送从弟使新罗》、窦常《奉送职方崔员外摄中丞新罗册使》、孟郊《奉同朝贤送新罗使》、刘禹锡《送源中丞充新罗册使》、张乔《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等等。

高丽之前中韩诗歌的交流，也为诗话的产生孕育了丰厚的土壤。韩国古典诗话发轫于高丽时期，所以探讨诗话是如何在此时期形成的，对研究韩国古典诗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高丽王朝由高丽太祖王建于918年建立，王建于936年完成统一大业。高丽王朝崇尚文治，并积极开办学校，设有高等学府——国子监，而能入国子监就学的，都是从州县选拔出来的高材生。更为重要的是，高丽王朝还从国子监中选拔优秀的人才，派到宋朝都城汴京留学深造。高丽光宗九年（958），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实行科举制，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

11世纪到12世纪，高丽同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高丽文宗三十一年（1077），高丽当权者在洪州苏大县设立了安兴亭，主要是为方便高丽与宋朝来往的使臣。文宗三十三年（1079），高丽朝廷把从宋朝求得的大藏经迎置于开国寺。高丽宣宗二年（1085），宣宗王之弟大觉国师释煦从宋朝归国后，向宣宗王交付了从宋朝带来的佛经和其他典籍一千多卷。释煦还翻印了从宋朝带来的四千余卷典籍，使宋朝的思想文化在高丽社会中广为传播。宣宗七年（1090），高丽从宋朝引进了《文苑英华集》，并加以刊行。高丽不仅有官办的学校，其民间私塾更是盛行于世。私塾对中国文化思想在高丽民间的广泛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私塾所学的主要典籍大都是中国的经史和文学作品。高丽文宗九年（1055），崔冲首创私学，教学内容亦为儒家经典著作“五经”、“三史”。与崔冲同一时代建立的著名私学还有11所，史称“十二公徒”。

高丽时期在历史时段上，大体和中国宋元时期相对应。高丽时期，诗人名家辈出，以郑知常、“海左七贤”（李仁老、林椿、吴世才、赵通、皇甫沆、咸淳、李湛等七人，因模仿魏晋“竹林七贤”而得名）、李奎报、李齐贤、李穑等为代表。此时的汉文诗人，大都崇尚杜甫、苏轼等诗人。李仁老《破闲集》说：“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崔滋《破闲集》曰：“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徐居正《东人诗话》言：“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高、元间，宋使求诗，学士权适赠诗曰：‘苏子文章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千古芳名不可焚。’[12]宋使叹服。其尚东坡可知也。”这三段论述，充分说明了高丽文士的学诗宗尚。

蔡镇楚教授曾对韩国汉文诗坛的发展情况有一段论述：“汉字，汉文，汉诗，在韩国半岛风靡一千三百余年而不衰，孕育了百代韩国文学史，早造了千千万万卓有成就的韩国汉文学家，特别是声名赫赫的韩国‘四大诗人’：新罗的崔致远，高丽的李奎报、李齐贤，朝鲜的申纬。他们作为韩国汉文学史上的一代文宗，崔致远被韩国诗话誉为‘东方文学之祖’（《小华诗评》）；李奎报被誉为‘韩国李太白’，是‘海左七贤’之一（《东人诗话》）；李齐贤被誉为韩国的‘汉诗宗’，申纬被尊为韩国的‘诗佛’，与中国王维同列。这是中朝两国文[13]化交流之硕果。”正是因为有众多诗人创作汉文诗，才会引起评论家的关注，下面试举几首高丽诗人的诗歌作品，透过诗家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更能理解韩国诗话是如何在高丽朝得以产生的。郑知常，高丽前期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歌，后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韩国古代诗人。如他的《西都》诗：“紫阳春风细雨过，[14]轻尘不动柳丝斜。绿窗朱户笙歌咽，尽是梨园弟子家。”

后世诗论家对此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徐居正《东人诗话》评论此诗曰：“郑司谏《西都》诗：‘紫阳春风细雨过，轻尘不动柳丝斜。绿窗朱户笙歌咽，尽是梨园弟子家。’西都繁华气象四句尽之，后之[15]作者无能闯其藩篱。”金渐《西京诗话》评曰：“《西都》浏亮宏[16]丽，光景烂熳，可谓二十八字尽厨也。”

李奎报，从9岁起即读书不辍：“余自九龄始知读书，至今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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