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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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潜规则试读：
内容简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军事官僚即武人集团掌控政权，原有的文官传统被挤到后台，只能因势利导，以意识形态牵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团的极端暴力倾向。文革灾难性局面有一个组成原因——军事官僚与左翼人文官僚的冲突。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执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还有“吏部取吏”的择人标准。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且不管当时执政者的具体考虑，就客观效果而言，这是历史的必要过渡：技术官员是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隔火墙。它能淡化、疏离甚至隔断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狂热。
第一章 武人集团掌控政权
第一节 人文官员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军事官僚即武人集团掌控政权，原有的文官传统被挤到后台，只能因势利导，以意识形态牵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团的极端暴力倾向。文革灾难性局面有一个组成原因——军事官僚与左翼人文官僚的冲突。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执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还有“吏部取吏”的择人标准。
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且不管当时执政者的具体考虑，就客观效果而言，这是历史的必要过渡：1、技术官员是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隔火墙。它能淡化、疏离甚至隔断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狂热。2、技术官员也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桥梁。它比人文官员较能适应“从数字上管理而不是从人头上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这一过渡完成以后，随着民主呼声日益强烈，历史又会呼唤第二次过渡：法政出身的官员开始进入干部选拔队伍。从历史纵深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仅改变在朝者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在野者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在朝者从人文官员转变为技术官员，再接纳法政官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从诗文型文人清谈，过渡为只讲数字的经济学帝国，再过渡为以政治学、法律学为主的法政型官员。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绝大多数来自法政专业。现代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法律主导下的经济。法律是制衡世俗权力和协调人类关系的准绳之一。法学家参政议政，以专长服务社会，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是有重要作用的。
当前干部制度设计下的人才取向选人用人历来是中国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在制度绩效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取向、情绪、状态成为影响甚至是生成“业绩”的主导性因素，所谓得人者得道。对政治、行政过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质上并不是所谓“人治”的独有特性。事实上，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对人的依赖也是极其重大的，“人”的差别正是高度法治社会相互区别的主要因素；或者说，“法治社会”是可复制的，而“人”的差异性是复杂的、多样化的，是难以甚至不可复制的，这正是全球多样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强调人的差异性、明确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对人的差异性的尊重，也是对官员个人的尊重，是对官员个人素质、积极性、创造精神等内在“秉性”的尊重，而在这些内在“秉性”实际上是官员个人通过长期的修养和磨练才能获得的。因此，在选任方面，解放思想、破除诸种形式的学历、资格迷信，戒除形式主义，实事求是，鼓励人格和作风的多样化是必要的。如此，既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同时更能够推动政府素质的提升。
即使是按照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理论，官员优秀的禀赋的形成也是官员个人和社会资源大量投入的结果，政府应当对这种凝聚了大量有形无形价值的禀赋给予相应的回报个鼓励，才能够换取更多的官员在此方面的继续投入，从而最终实现政府素质的提高。相反，如果对此种精神、文化、情操、能力方面的价值视而不见，而仅仅采用一些硬性、显性、格式化、条文化的标准，则不仅会模糊不同官员之间的差异，而且会在客观上导致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现象的泛滥和正常化，同时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则的作用，更会加剧官场生态的恶化，使官员的精神境界、文化情操、行为做派进一步卑俗化、野蛮化甚至黑社会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人用人标准。在古今中外政治和行政史中，政策的调整通常意味着官员的轮换，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化描写。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几年一轮的政治选举，实际上也是以政治领导人的替换而实现对政策的重新选择和确认。因此，政策的转换、调整伴随着以官员的整体性更换是人类政治和行政的常态，这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人治”，而是政府、官员对政策、对公共利益负责任的具体表现。这种官员任职与特定政策之间的总体“同进退关系”反映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职业道德和其对自身局限性的认同。显然，只有当官员个人的职业前程与具体政策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的时候，政府、官员对政策长可能是设身处地、认真负责的，公众才可能得到负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所谓的“责任政府”、有效政府才能够产生。因此，本质上说，只有实现了官员与具体的政策同进退、只有实现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责任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切实履行“责任制”的官员体制才可能出现。我国虽然废止了官员具体职务任职的“终身制”，但事实上仍然实行官员“资格”的终身制，也就是说，除非政府政策永远不变，否则政策的变动与官员的职业发展没有关联，而事实上我国的政策变动是经常发生的，这就说明了官员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和运转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尽管新的政策变动也会“激发”官员的相应动作，但官员对政策的真正理解和把握是难以判断的。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中，经常出现官员对时常变动的政策手脚无措而自相矛盾的情况。
另外，对具体的官员而言，不论政策如何变动，其职务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即官员与政策之间不存在责任连带关系，最多只有“失误责任关系”。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官员职务职责与“政策”之间的隔离。
关于官本位问题“官本位”，官不仅仅是一种职务，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身份和地位等级的标志。官为主，民为仆；高官为主，低官为仆。“官本位”的表现是：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无论性质如何，都参照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行政级别，并以这种行政级别划线，形成许多成文与不成文的规定，以使这种行政级别实际上成为各种政治、物资待遇的等价物和确定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通用标准。于是出现了“局级和尚”、“处级尼姑”等现象。当前的官本位，又是和计划经济、几乎包罗一切的社会调控体系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显得更为复杂。由于官本位的存在，当官便对人构成了一种极大的诱惑，而且是官越大越好。因为官越大，特权越多，权力的三种附加也越大，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利益，它意味着，是否让它成为现实决定于掌握权力的这个人。权力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骨架。一个社会，必需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官组成一个系统来治理，问题只是依靠什么来治理和怎样治理罢了。另外，有人想当官也不仅仅是因为有官本位，权力欲与虚荣心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之一，决定了社会中必然有一部分人去谋求权力。但是，官本位的存在，在上述“必需”和“必然”之外，又形成了一种以现代人目光看来是不正常的诱惑，于是便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官本位诱导人不断地沿着官阶往上爬。在官本位、权力崇拜、有权就有一切等观念的熏陶下，官员不只是成为权力的化身，而且也已经成为权力的“具象”。与人治有千丝万缕的官本位观念，导出的另一种心理是“有权不怕法”。这也是某些干部大胆妄为、大行腐败之风的部分原因。其实，无论是多大的官，其权力毕竟有一个限度；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官的权力也日益分明，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若没有其他官员的协助，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足以抗拒法律，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了结党营私，也即关系网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有助于关系网的出现，而官本位则为关系网的形成添加了催化剂。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现实中，“官本位”不但没有退化，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比如某农场举行建场50周年庆祝大会，参加的人分成了“应邀”的和“硬要”的两部分。“应邀”的是指受到农场邀请的人，而“硬要”的是指没有受到邀请的但自己要来的人。在这两个音同字不同的“应邀”（“硬要”）中，是有具体含义的：“应邀”的是够级别的干部；“硬要”的自然不是干部或者虽然是干部但不够级别。按说，场庆作为纪念也好，庆祝也罢，不过是一个公开的活动，不是干部会议有一定的级别限制，不够级别的不能参加。这就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除了当官的以外，还有企业家和私界人士，这是“官本位”的延长线，尽管这条延长线表面看已经离开了政界，但并没有离开“官”。“官本位”的延长线不独“延长”到农场的场庆上，还延长到诸如校庆、厂庆、社庆、院庆乃至各种各样的“庆”上。那一个个嘉宾邀请名单，几乎都是从“官本位”延伸开来。说白了，就是借个名目“官庆”，找个由头“庆官”。搞一次庆祝，加深一次“官本位”的烙印，把“官本位”的延长线拉长一点而已。“官本位”的延长线已经延伸到了中小学生那里。处长的孩子趾高气扬，科长的孩子略逊一筹，下岗工人的孩子就抬不起头来。尽管不是绝对现象，但却让人从中感受到“官本位”意识对孩子的侵蚀。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做官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只有在做官的路上拼搏，人家才会认为你是一个好士兵。所以，官场上你争我斗习以为常，争权夺势司空见惯，跑官要官直言不讳，弄虚作假理直气壮，人的脸皮变厚了，没有人觉得不正常，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因为只有权力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二节 中国传统政治
从古至今，国人对于等级制，存在两种兴趣倾向，一是强化等级，让级别越多，级别间的仪式差别越复杂越好。实行了多年的九品十八等官阶，每个级别不仅俸禄有别，而且衣帽服饰各有不同，彼此间的称谓仪式各自不同。第二种倾向是大家都往最高的级别上挤。久而久之，在大家的死命拥挤下，主管分品的中正官顶不住压力，口子越开越大，最后，一项很贵族化的制度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怪物。不少王朝末年，朝廷里的高品官就更多。太平天国灭亡前夕，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现在的中国，教授相当于处长，讲师相当于科长。所有这些毛病都跟官僚制度有关。现在所谓的等级都是官等官阶。中国的贵族制早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历史证明，社会的行政导向势必会导致依附于官僚制的等级制，同时迟早会打破等级制的规矩和限制，使最高等级挤满了人，导致这种等级体制整体贬值。中国传统政治，首先讲究的就是个秩序，最忌讳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后世的君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把礼仪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在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官位饥渴症”。一般的病称为“疾病”，称之为“症”的，就是“顽疾”。生理之外的“饥渴症”比较罕见，“官位饥渴症”就是一种。现在患“官位饥渴症”的太多了。“官位饥渴症”的根源来于现实。在现实中，人人都看到了为官的利益和权力的含金量。在行政机关，很多人视官职为生命，那种盼望官位、盼望权力之情用“饥渴”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那些执法部门更明显，很多职位和权力直接等于背后的灰色收入。再看看许许多多突出业务的事业单位，同样“寸官不让”，每一次中层干部调整，便上演活生生的打斗，好像官位比生命还重要。很多人把仕途美其名“政治生命”，就是把官位视如第二生命。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背后的文化背景太深厚了，总有那么一些人前赴后继，为了官位，你拼老本，我拼血本。官位之下必有勇夫！多少人跑官要官，望权门而叩拜。当官没有当够的，到老不想退位，对权力流连忘返。
有人说官最好当，只要给你一个机会谁都能当，当官是天下最容易之事。李鸿章就说过类似的话，说一个人在中国如果连官都不会做，这个人就太无用了。这只能说明庸官太多，官场有庸官的大市场，官位与能力不等，职位与责任不等，官德与实际不等，不为民只为私，这样的官实在是太好当了。怎能不让人“饥渴”。仕途中人谁不想搏得上级的赏识而青云直上，更何况官职在如今的社会中附加了比官职本身更多的含义。职务代表的不仅仅是权力、地位、利益、名誉，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官员的人生成败。官场里的很多事情，你心知我心知，你肚明我肚明；但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蒙着，谁也不愿意做丑，谁也不愿意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这就是官场里的生态法则。
官场就是一个染缸，一个人要想保持清白，要么不介入，要么就只有走极端。最新卷第8节一个正派人，很容易觉得官场其实也是一个围城，外人更多看到荣华富贵，未必深知其中的苦衷；但官场也不是什么私家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官场当然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因为这样，也就有最多的道义和责任需要承担。官场的神秘怪异，深不可测，其实玩在嘴上，看说功是否修炼到家；常常在各种会议报告上听到“原则上”云云，而少见具体措施办法，都因为讲原则容易，讲办法难，讲原则无需动脑筋，人人会讲；讲办法就需要真才实学。在某些人眼里，官场上蒙人无可厚非，是“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需要，甚至称为“智慧”、“策略”。其实，这话反过来就清楚了：一个靠“蒙”才能“稳定”的社会，是个什么社会？一个靠“蒙”才能“巩固”的政权，是个什么政权？把人“蒙”在鼓里，的确可以收一时之效，但要保持长久，却是不行的。因为，当这蒙人的“潜规则”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时，人们难免不会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反把蒙人者蒙进鼓里。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国人当官，最忌讳“副”字。“副”字无论哪一级，不仅待遇不如正级，永远戴不上“一把手”的桂冠，听起来也不顺耳，有“贬值”之嫌。好在官场有个“潜规则”：都会顾及副职的面子，下级、同级、上级在口头上会主动“删”去副字。这点面子在出差、开会、交际等场合，尤其注意给足。“副”字虽然与名利有关，必然出现“副”转“正”的激烈竞争。这里的学问就更大了，聪明机灵的一般会从贴近领导、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同事关系这三方面打造自己，谓之当官“诀窍”。若排除用人不正之风，跑官买官，有以上三种能力的人，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二年，就能被“扶正”，乃至“更上一层楼”。
官场级别，历久弥新，代代相袭，奥妙无穷，深不可测。值得有识之士研究。多数情况下，副手并不想把和正手的关系弄僵。如果正手能尊重反副手，肯于听取副手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真正行使职权，许多矛盾就不会发生。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一把手都是独裁者，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根本不把副手们放在眼里，什么事情根本不于副手们商量，副手成了摆设，甚至成了出气筒，这让副手心里难以平衡，就生出许多事端。其实，凡是正副手之间闹矛盾，主要责任往往在于正手。一把手常常对副手心怀猜疑，副手工作出色一些，他认为有压过他的可能，便处处提防；副手如果工作平常，他又疑心副手在泡自己。副手周围有几个得力的人，他怀疑副手在拉山头；副手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没水平；副手如果不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弄得副手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天长日久没有不产生矛盾的。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这些传统中常常充满心计、权谋，与民主社会的要求南辕北辙。民主社会限制个人独断专门行、为所欲为，要求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不允许为官者为个人谋私，使丘陵处于监督之下。中国的许多正手与副手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所以，要想消除正手与副手为敌的现象，只有真正实行民主，否则，这种现象不会消失。领导干部排名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现象。排名是一种“政治风向标”。你在当地的排名，表明了你的政治地位。排名靠前了，说明你上升了；排名靠后了，说明你的地位下降了；如果在媒体上长期看不到你的名字，说明你出问题了。现在，排名的意义更加深刻了，排名靠前的，有好事总是先享受；排名靠后的，遇到坏事总是你先出头；坐好车是排名靠前的先享受，排名靠后的只能坐淘汰下来的车子。
秘书长是最谙此道的，因为他必须专门对排名学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开会、吃饭谁排名在前，座位怎样安排，都很讲究。如果不懂得排名学，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长。排名对工作的影响太大了，不是因事定人，而是因人设事。这是许多基层政府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痼疾。排名在前，发言权就在前；排名在后，发言权就在后。排名在中国的官场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做官要明白排名学，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错位。许多秘书长和行政工作人员必修的“基础课”就是“排名学”。如果这一课没有学好，从政就是不称职的。做官，首先是官位的级别太重要了。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副处级，还有享受某个级别待遇的。不仅仅是级别的高低，在同一个级别中，排名的先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无形之中，这似乎也是一种等级，甚至尊卑。排名在前者当然是尊，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似乎也热衷于此道，好像过度看重排名已经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排名对于官员的实际意义在于：有好处的时候，排名在前的人先享受，排名在后的人后享受；有难题的时候，则是排名在后的人先遭遇，排名在后的人后遭遇。有难题的时候，排名在后的人先说；有荣誉的时候，排名在前的人先上。政府组阁者的水平就体现在这方面，领导者的高明似乎就是善于充分运用排名手段。当别人把不好的话说尽了，领导者总是做总结，当好说的话要说的时候，聪明的领导是不会让排名在后面的人去说的。于是，怎么运用排名就是一门艺术。排名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有更深厚的政治内容，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过深刻的表现。政府讨论任何议题也是如此，而决不是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重要程度来区分，而是取决于提出这件事情的副市长的排名先后。有的问题在没有时间讨论的时候，就只有摆到下次会议讨论，可下一次依然是按照排名先后，周而复始。所谓“排名”，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将某类人的名字进行排列，其显著特征是次序的先后。如以职务大小为序、用年龄长幼为序，或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总之必须有先后。这排名确实很重要，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会议和宴会。一旦摆错，没有将领导该坐的位置弄准，那是一个态度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们从排名中看到的则是“官位”。官场上显性的腐败很可恶，但不干事、不负责这种更普遍的隐性腐败更可恶。进入官场，忍辱负重是为了承担更大的责任。人的很多主观愿望要变成客观现实，要有勇气和胆略，并运用智慧获得上级的认同，你的思想才能冲出牢笼获得自由。
官场这个东西就象必须收费的三陪小姐，你不花钱就不可能对你微笑，你不投入就没有产出。现在世道变了：以前大款流行包二奶、养小蜜，现在真正的大款对养着几个领导干部；而领导干部以前流行钻门子、找靠山，现在真正有头脑的干部对在结交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
关于合法伤害权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合法伤害权”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整人”、“打击报复”等等。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张居正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有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他讲述的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有个兵部（国防部）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报告兵部的官员，说字有涂改，按照规定必须严查；等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还是一字，并无作憋；于是兵部的官员也不再追究。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都在这个小吏手上，你不贿赂他行吗？人们怕那些小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小吏，并不是想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合法伤害权”的厉害。这恐怕也是人们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如同鱼肉，所以有“鱼肉百姓”来形容这些人与老百姓的关系。古代民间有句“官断十条路”的说法，是指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也体现了橡皮筋一般的特性。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没有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合法伤害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借助这个词，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就顿时了然。“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因此“合法伤害权”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运行影响深远，也是潜规则形成的根据。
对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终的根据。“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这种能力流动的。施恩者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需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这种利害格局又进一步决定了挤进官场的利润很高，于是我们看到无法竭制的官僚集团的膨胀。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官僚集团，连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集团。如果用现代工商社会打比方的话，那么最大受益者不是老板而是经理层，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消费群体。官僚集团内部分肥的油水，最终都出自老百姓。因为权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能使其变异。人群中不乏有其他领域的权力拥有者，但在特定场合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已习惯于遭受无礼的回应。“习惯”的可怕在于意识深处已经认同了这种荒谬的自然反应，于是参与彼此践踏尊严的循环——当离开那里，回到自己权力可辖的范围内，也换成同样的一张冷脸。
其实权力的本质伴随着的则是责任与义务，如果缺乏内在人文良知与外部管理监督的双重制衡，极易转向威风等同威信，权威扼杀尊严的歧途。清代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就是幕宾、胥吏、长随等。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章伪、敲诈勒索等。书吏执例弄权是清代的一大弊政。清朝的官员对大量的案牍文书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习法令世务。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权力更大，人谓之“无异宰相之柄”。吏部掌握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再上报。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和阐述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在《灰牢考略》中又进一步通过对监狱的白、黑、灰的演变，使人们对“合法伤害权”有更深刻地认识。《辞海》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但从古书和史料上研究，在最初的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者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用来临时关押人了。清朝著名师爷汪辉祖在《学治说赘》里提到班房时说：“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这就是说，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关押场所，就是“灰牢”。“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的“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之官法的人禁锢其中，也是类似“灰牢”的地方。
第三节 总理说实话
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可以利用盗窃嫌疑人夜出盗窃，得脏分肥；可以利用民事诉讼，作弊诈骗；可以向命案牵涉人敲诈勒索；可以调戏奸污在押女人；可以私下收钱放人；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向在押人犯收取高价饭钱等等。“灰牢”发展到现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为向国务院总理上书，为农民负担沉重叫苦而成为知名人物。他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里，谈到了因为办“学习班”而造成农民自杀的事件，其中说到十几个人关在十几平方的“小黑屋”里。这里的“学习班”和“小黑屋”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生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政府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人生自由，因此又不好称为监狱；所以叫“灰牢”。“学习班”是干部的叫法，“小黑屋”是农民的叫法，都是一个东西。“学习班”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朔到延安时期，当时的叫法是“学习组”或者叫“整风班”。文革期间，各个单位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叫“牛棚”，其实也是一种“灰牢”。
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三五个小时是圈，圈三五个月也是圈；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对各个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比起牛棚来，学习班的参加标准更宽泛，谁敢于说自己不需要、不应该学习呢？这种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学习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过了牛棚。据李昌平介绍说，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关押的需要产生于征收粮款的需要，有人抗粮抗款，基层政府不得不打击震慑，于是“灰牢”小黑屋出现了，“灰警”纠察队也出现了。由于政府人员严重超编，又超标准建设办公楼房和宿舍以及小汽车。在上述背景下，农民抗粮抗款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和农民受损的利益格局。按说，超标准楼房和超编干部工资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他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因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和“横规矩”的威慑手段。在实际征收粮款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超编干部和超标准用品）是搅和在一起的。谁说得清楚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小黑屋的发明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荣升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无权势的下层百姓。不过，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限，越过这条界限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伤害。这种反制能力正是维护边界的关键因素，即决定灰色界线位置的关键因素。平民对灰牢所代表的对自身权利边界的压缩是认可的。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生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到抵抗，比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死。真正能阻止一些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自己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正如《老残游记》中说的：“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到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在明清时代，即使在告状等于白告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线的。不要“激变良民”就是底线。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者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因为正式界线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超编”在古代就是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为“冗员”。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在此之外的就是超编人员。在古书上有“传奉”、“小书”、“白书”、“白役”、“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等等；“白书”单指编外书吏，比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白员”是白役和编外官吏的统称。1386年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在松江府揭露了一个2871人的特殊群体。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小官、帮虎，专门依附于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牢子”（相当于现在的狱警）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就是编制外的人员；“皂隶”（相当于现在的法警）的编外人员叫“直司”。
朱元璋立下严刑酷法，要将“白员”赶尽杀绝，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要去当白员？这里就有个不光是衙门“钻营”的风险问题，还有钻营的实际好处。晚清退休官员李榕的记载里就有关于差役和白员伤害百姓的内容。“差票”（相当于现在的执法凭证）就是合法伤害权的凭证；差票也是有价格的，是可以买卖的；“差票”交易的过程：承票时有一次付费，叫“费规”；销票时还有一次付费，叫“酬谢”。他们靠票（合法伤害权）的占有权挣钱。买差票的钱是直接成本，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直接收益。合法伤害权确切的称呼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合法伤害权的价值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所确定的。土地所有权是稀有资源，合法伤害权也是稀有资源，而且是确保其他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础性资源，堪称第一资源。所谓“钻营”就是争夺这种稀有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就好比是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这是从白员的角度看问题。从官员的角度看，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官吏们执法，如果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如果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那么皇帝给官员下达的命令就等于一纸空文。为了不执行或者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官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其实在现在，官员超编的问题同样存在。据向国务院总理上书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的县长职位是一正两副，最多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情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是一正十副，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白员”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符合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收，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以及中间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只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了。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中国有句俗话：“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意思是县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子民折腾到倾家荡产的地步。
从上到下，每个有伤害权的衙门和官吏，都在努力行使这种权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老百姓说：不怕市场就怕官场。市场上的事情，再难也难不倒人；但是只要什么事情涉及到官场，就非常难办了。（合法伤害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科举制度纠正了这一弊端，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但总算是进步了。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只好去做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既胥吏，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叫“品官”，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如流，由长官自己招募，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与衙役并无区别，区别只是他们提供的是知识性服务而已。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下，政治影响却很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官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象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词和语焉不详的，具体的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员们既然不懂得，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所以，明末的顾炎武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人就有“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猾如油”的说法。看一看中国历史，官员斗不过吏员的故事多的是。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真正原因。文官不过是帝制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文官的数目远不如属于政府结构中下阶层的胥吏和僚属。也许西方人大都被文官制度中的官吏所迷住，很少有人注意到官僚科层的这些下级阶层。由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几乎忽略掉他们，即使是学者，通常也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其他阶层”的存在。在儒家有关政府结构的意识形态中，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因此官方历史学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近代的研究发现：帝制中国的行政管理其实是由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象。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的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就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帝制中国到处充斥的腐化情形，虽然是肇因于各阶层官员的共谋，不过其主要祸首却是基层的胥吏。他们比别人更有机会，而且能够更大规模地为私人目的而改变、扭曲和破坏行政秩序。因为基层人员的贪污有赖于彼此的包庇和共谋，他们始终是文官种子地中的一项困扰。因此，在帝制中国大约1300年的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官员便要发起一项运动，以整肃胥吏及其同伙。大多数文官都集中在京城的都会及衙门中办公；然而，不管他们位居何处，他们的人数均远不如其下级僚属。朝廷为了保证官员们的清廉，特别设计了许多规则和章程，不幸的是，这些规则却经常制造出新的问题。由于传统及儒家学说都十分强调对家族的忠诚，徇私起用亲族的威胁始终很大。为了防止此一弊端，因此禁止任何人在近亲底下做事。一般而言，官员通常都不准派到他们家乡的省份工作；这项限制用意固然甚佳，可是其结果却是官员们常常被派到他们对当地风俗民情甚至方言都十分隔阂的任职地。为了避免他们和地方势力互相勾结，一般官职任期三年，期满即予轮调。对于官员而言，这段时间不管是熟悉地方事物还是了解本身职掌都嫌太短。胥吏不论是从他们的职务或是从他们的出身来看，他们都不是史书记载的对象。中国文献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大多数是责难和恶评。要深入了解他们，必须在有关贪婪、虚伪和背信的记载中搜寻。从孔子对他们的评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其起源无疑可以推朔到更早之前。在文官制度建立以前，他们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恶名昭彰。胥吏大多数出身自贫穷而清白的家庭。有些则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仕途，成为文官。少数胥吏也曾经做过官，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在极不寻常的大幅裁员下，丧失职位。就整个群体而言，胥吏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直到帝制中国晚期，他们都不被准许参加科举考试，而参加考试是连农民都可以享有的权利。一般民众不信任、惧怕，甚至讨厌胥吏，而高级官员则鄙视他们。然而，尽管他们到处不受欢迎，他们仍然是帝制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根本的一个重要阶层。
中国人发明造纸术后，将行政上的文书作业提升成为一种艺术。无数的报告、记录和各种文件都成为例行公事，通常还需要制作各种副本。每种文件都有独特的格式，不得有丝毫偏差。由于胥吏精通这些烦琐的细节，他们遂成为官僚体制内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大多数胥吏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们却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学得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文书和算术技能。他们对于繁文缛节的了解，一部分是从工作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一部分是得自其亲戚或者其他人的私下传授。有些关键性的程序通常是父子相传，或者可以用一笔可观的代价售予新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制度中操纵自如，显然是有效地掌握了应用心理学的原理，而且对当时的政治气候有通盘的了解。
第二章 “吏强而官弱”
第一节 “僚属”
胥吏和文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通常多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相当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虽然政府明令规定其任期只有五年，许多人都能规避这项限制，有些人甚至能将其工作延展而成为终身职务。在帝制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国家通常是不付薪水给胥吏，即使有，他们的薪酬亦相当微薄。但在他们任职期间，却可以向接受他们服务的民众收取各种规费（陋规），公然收贿的机会也不少。一般认为，胥吏职位如此之低，工作时必须卑躬屈膝，还可能受到言语或身体的凌辱，其来源却始终不虞匮乏，理由即在于此。和他们的上司一样，胥吏的职务也因为他们在政府组织中占有的地位而有所不同。在软弱、生疏、散漫、无能的官员之下，他们随时准备揽权。一般的情况是“吏强而官弱”，而且不管是政府哪一阶层的职位，官员总是水土不服，胥吏却是如鱼得水。在帝制官僚体系中，胥吏之下是小职员组成的阶级。他们的职务虽然各自不同，不过都被归类在一起，称为“僚属”。他们甚至比胥吏更受人歧视，而被列为与妓女、戏子和奴仆同一阶级。他们获取金钱的途径包括陋规、贿赂和勒索，这些收入通常必须和同谋的胥吏分享。在与政府和民众的交往或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确立，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经过专门考试从候选人中注授；制度还规定没有担任过州县职务的人，一律不得出任台省官员，从而实现了“宰相必起于州县”的用人主张。唐宋时期大多数宰相都有过在州县任事的经历。明清社会里最与基层接近，而且最有实际功效之机构为县级衙门。明清政府采取“结构一体”的方式，知县既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来的专员，除了很少的地方有极少的例外，一般县境之内就没有代表上级的分局和分处。知县虽为文官，守土有责，在有事故时应当与县城共存亡。他既是行政官，也是司法官。“郡县治，则天下治。”这一自中国建立郡县制度以来治国的金科玉律，深刻揭示了“县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县级领导干部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在中国领导干部系列中如此特殊：因为他们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
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承受着比较大的工作压力和权、钱、色的诱惑。有一些县级领导干部经受不住权、钱、色的诱惑，走向腐败和堕落。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一群体因权力寻租出现问题的确实比较多；在一些省市，县委书记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中国政府体制2000多年变化很大，几乎一朝一变，但是作为地方政府体制，却维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基本上是郡县制，即三级制，只在个别地方实行两级或者四级制。新中国依然延续了这种三级制。根据中国的宪法，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体制明确规定为省、县、乡三级体制，但现实生活中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四级体制。县处级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层次。谁来竭制处长的权力？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处长腐败案，如中国证监督会副处长王小石案、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副处长徐维联案、甘肃省电业局财务处长顾慧娟案等等。处长腐败成为一道“风景”，这些在行政序列中级别较低的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不可小视，一旦案发，动辄百万甚至千万。为什么一个个处长会有这么多的权力？处长的权力之所以变大，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发生了变异。有审批权的地方就可能有腐败。处级作为部委最基本的工作单位，处长名义上没有实际的权力，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副部长、部长手里。但处长作为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员，拿出的意见常常最有分量。处长往往是行贿者要过的第一道关。一般说来，处长负责审核材料真伪，是否要移送上级官员，由他们来决定。一些关键部委要害部门的处长权力非常大，他们到下边，对地方官员来说是大事。广西招商局的一位处长说：处长的权力是很大的，我们每年到北京送礼请客，主要就是和各部委的处长打交道。国家某部的一位处长说：每年回家，前来拜年的地方领导极多，排场之大，令人震惊。一般情况下，我们基本可以下决定。人们都说处长是可以当家的，当司局长的家，上边的人往往受制于下边。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打一个报告说执行困难，就有可能轻易改变决策。这个过程中权力如果产生变异就可怕了。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更是语出惊人：“很多人都说处长在统治中国。”按照中国的行政体制，本来应该是决策和执行一体的，但现在却人为地被分离了，几乎所有的执行功能都下放给了处级。至于执行得怎么样，只能听下级汇报。上级应该承担的决策、监督和执行一体的功能就这样分离，导致监督的弱化。现在的行政体系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少有事中监督。一个处长的上级可能不知道，但下级肯定知道。这就形成了有权者不知情，知情者没权监督的尴尬局面。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对加强“一把手”的监督形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一把手”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而处长作为较低层次的政府官员，社会往往忽视对他们的监督。总理需要做的一些具体工作由部长来沟通，部长需要司长来协调，司长会具体交给处长来办理。最后的情况是，总理是听处长的。因为处长掌握的资料是一卡车。所以官不进人大，法不出部委，是导致部门利益越来越严重的所在。（可以参考《中央与地方》一节）。体制改革之后，许多权力下放，一些基层干部实际上掌握了分配社会性资源的大权，科处级干部分布广泛，在中央部门，这些人实权在手，具体操作中央协调机制；在地方以至基层，他们的权力虽然不同于中央部门，但权力也是实在的。实际上，整个政治和管理体系的运转，均以科处级干部为基础。这个环节一旦发生问题，腐败现象极易产生也极易蔓延。这就是贪污受贿分子中科处级干部占有一个不小的百分比的原因之一。当今县级政权体制，党政交叉，工作千头万绪。工作中不可能不产生矛盾。工作中出现矛盾如何化解，而不至于成为一二把手之间的隔阂，学问很深。要深知，和则两利，斗则两败。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有四种人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掌握着各色人等的生杀予夺。四种人里的第一档人物无疑是帝王君主，其他三种人则分别是御前的臣相、后宫的嫔妃、以及追随君主帝王如影随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阉人。中国古代政治核心构成的内在逻辑是：国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缘是维系国家政治的纽带。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官阉人，人工化的阉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顺从品格后天地加到了他们身上，从而使得即方便地游走于朝廷和后宫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位的合理对应物。帝王君主当然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主事，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称天子，被视为代传上天旨意的人间真主。这是一条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里包含的却是宗法内容。宗教颂扬天道，宗法坚信人伦。作为人间权力金字塔的顶尖，皇帝除了受制于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之外，再不受任何限制。从理论上讲，君道应无为，不理具体事务，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对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圣性。但帝王君主内心里也明白，仅有神秘和神圣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机器的运转问题，还必须有臣相来负责执行他的旨意，来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臣道应有为，相府是国家社稷最主要的职能部门，相本身则是帝王君主最重要的职能官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后妃脚踏实地地成为了政治中心的一维，她们往往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来讲，后妃不仅是帝王君主的性伙伴，也是其行政弄权的天然搭档。女人之外，还有两性兼栖的宦官。在古代皇宫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特殊的身躯、特殊的形象，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则可以尽情地穿梭于后宫，既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本来是可怜的一群，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却发挥着穿针引线、左右疏通，甚至连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枢作用，这无论如何也称得上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帝王君主端坐于上，左有后妃，右有宦官，下面对着的是相府的相爷。帝王任性而行，后妃床榻奏事，宦官上下游走，真正能做些正经事的主要是相爷，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呈一点三线结构，粗看起来不能说不复杂，但就所持生存之法，却不外乎一个“术”字。“术”者，心术、权术也。“术”操之于平头百姓谓之“心术”；操之于权要则自当称之为“权术”。如此说来，这阴阳二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权术范围之中。后人常常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外儒内法，其实下面掩盖的都不外乎一个“术”字。“术”，又应解作阴谋，这种理论上称为“术”的东西，其实在实践中恰恰是地道的流氓战法。古代帝王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高则刚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须靠各种基础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有关。由于外戚和皇帝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外戚要想获得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得多，但天长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势大羽丰，难以驾驭，甚至导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结果。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最新卷第15节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驾驭大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有难度。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
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效办法。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二是利益。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是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帝王君主在驾驭大臣的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感情投资，从而深深地感动大臣，使大臣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做任意调兵谴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了大利益而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情。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女虽然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却也不免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古代皇帝大多数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皇帝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要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
象丞相一职，位及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帝造成重大威胁。如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的一部分权力，又提高了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弱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最有效的一种办法。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因此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提拔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才能的人。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这些谋士并不是靠什么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把间接的经验变成直接的经验。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徒都是难以捉摸，而且拌君如拌虎，作为帝王手下的人臣一般都有一种“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对面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而且还能不断高升。这就是官场“不倒翁”。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权有职也不干事。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的错误就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上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之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三昧。冯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任五朝8姓11个皇帝。他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见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人为官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楞，不急不燥，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第二节 “不学无术”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情。一般说来，进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就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着重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他直到被押赴刑场，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是明白得太晚了。因此，那些功高盖世的高官明白，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就要不断地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皇帝的疑虑。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和牺牲，知难而退上另一种人的做法。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是不合作主义者。人们痛恨奸臣，鄙视小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并非胸无点墨，有人很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上或者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是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等方面的行为。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机遇对于每一个要求发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达到更大的目的、实现更大的野心，敏锐地抓住机遇是其成功的真正开始。找门路、抓机遇是历史上许多政治投机者共同的思路，与正直的大臣相比，此种人的所作所为常常为人所不齿，但他们象猎狗一样敏锐的嗅觉，又常常使人为之惊叹。后人评价某人的能力常用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予以概括，所谓“能干”还是“不能干”，这种“能干”恐怕也包括投机钻营的本领在里面。官场上有一个道理：拍马屁得找喜欢被拍的人。古代官宦中的奸佞之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跻身统治集团中心，甚至左右朝政的。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结交权臣，靠权臣鼎力推荐还远远不够，因为最终决定其政治命运的还是皇帝。得不到皇帝本人的青睐，纵使你使尽浑身解术也是白搭。所以皇帝本人是奸佞投机的最终对象，围绕取悦皇帝，每个人实行的办法和设计的方案各有不同。在政治圈内做政治游戏、耍政治心术也许还不失几分正剧色彩，而为达到政治目的专行生活手腕者就明显使人觉得其丑陋不堪了。如果身为朝中大臣，一味投机钻营、取宠皇帝，甚至不惜使用俗招、损招，那么必然会出现连带性的问题，这就是招致同僚的反对。一旦结怨太多、树敌范围太大，即使早已到手的宠幸也会因此而失去。为此，对于这种奸佞小人来说，要想独占熬头，就必须抽出一只手来对付异己力量。对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陷害法。从长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看，历朝历代的奸佞都干出过陷害异己、陷害忠良的勾当。这似乎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仅就杀人害人而言，大凡奸佞小人都想得到，干得出，但要做到既达害人之目的，又不露形迹、不露声色，这才称得上是害人有术，害人有方。设陷阱使政敌处于被动，并进而除之而后快，这是古代官僚惯用的伎俩。设置陷阱有明目张胆、正面作战者，更有于不知不觉中致人于死地的人。投机钻营、取宠皇帝和陷害异己是历代奸佞小人发达的三个主要手段，也是奸臣发迹的三个阶段。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上有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获得爵位个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活下来就可享受荣华富贵；三是靠科举考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看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人们常以官场比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性和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了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直接把官场当作市场拉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才能看得出，做得到。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就是官场。他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吕不韦以经商的思路经营政治，进入官场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益。而也有人老老实实地赚钱，而钱财赚到一定程度后，官职和爵位自然到手。这两种人分别从两个不同地点出发，但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打通了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仕途上的人，越是急功近利、急于谋求升迁，往往欲速而不达，难免招致众人的鄙视和排挤；相反，越是表现得淡薄名利，于升官无甚兴趣，往往名声越大，不知道那一天被皇帝请求出山做官。古代官场中人，要想发达，靠山必不可少。但找靠山也需要眼光，需要找准合适的人选。也有一类官僚，本来没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阴错阳差走上了仕途，结果是糊里糊涂上台，迷迷糊糊下台。混迹于中国专制主义的官场，认不清中国古代政治、官场的本质，即使一时走进了官场，也难保不知什么时候被赶下去了。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够公平，比如说，选择女人的标准一般是由男人制定的，久而久之，男人制定的选女人的标准又反过来成为女人自觉的追求。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需要，然而事情一落实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置了秘书长这样一个职位，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要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要事无巨细，步步落实。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斡旋。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的奴隶，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备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和不幸，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有了这份痛苦和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帝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就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甚至宦官本人都始料不及的。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的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到一位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刻，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的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作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大恶。你想想，一个帝王，什么成为最关心的问题？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可靠，是帝王君主最关心的。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时期，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内又不免开展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用分封安抚的软控制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了下面的棋，他还有苦恼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的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人，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帝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之功，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宠幸。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夺取皇位，故而有拥立之功，这是宦官的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要使受宠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们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计释忧、投石问路、以致瞒天过海，或表示至诚忠信，或欺骗蒙蔽皇帝。而有时得宠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受到威胁时，他们便厚着脸皮，黑了心肠，干起诬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当。这是宦官隐忍之处，也是他们背水一战，固宠求荣时不择手段的手段。这种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如篡逆、谋反、废立等问题，妄加诬陷。不论是明君还是庸主，对威胁其王位的事，总是很难保持理智的，只要听到风声鹤鸣、闻得蛛丝马迹，便一定严惩不贷。这样，宦官们就可以再度得到皇帝的信赖。诬人宠己之所以能立见奇效，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问题上做文章，用焦点问题转移皇帝视线，转移矛盾，淡化自己的罪责或过失。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己不利的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显示其忠信，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成政治人物，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帝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就可以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仆。皇帝为了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了飞黄腾达，靠衔枚讨好皇帝换得宠信，这是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有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常使他们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这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的有效办法。宦官们获得皇帝的赏识以后，参与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大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地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那么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政治手腕是宦官们的惯用伎俩。指鹿为马是宦官们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总是对威胁自己地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给自己增加麻烦。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的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要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理，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人的赢头，这就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
第三节 把事实澄清
大臣们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大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使影响扩大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含沙射影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作声，那就等于认可了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来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排挤打击或者兵戎相见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脸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利用皇帝打击大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能免遭非议，少点罪名。这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常用一招。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也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历代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和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与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与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缺欠，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宫廷中宦官、外戚和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者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同时他们也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宦官在宫廷之中虽处于奴仆之位，但其看门护院、通风报信之职却使宦官机构成了宫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员、宗室外戚要朝见皇帝由宦官通报，大臣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仅如此，皇帝下达诏书也由宦官执行；宦官们借此可以大显威风，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篡改诏书或者假传圣旨，也是常有的事。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出了为官者对做事的态度。清初就有人说，官员们的十分精神，七分应付上司，三分做事。在专制制造的慌言氛围中，虚报、浮夸、上下欺饰就成为常态了。吏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胥吏概念的界定说法不一。官府衙门中掌文案的吏，俗称“书办”。部院衙门的堂吏、门吏、都吏、书吏、典狱之类，都可以称为胥吏。这些人熟悉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的办事规则，但难入仕途作正式官员，便以吏为业，世代相传。中央机关中，户部书吏最多，多达千人；吏部、兵部次之。工部事情较简，礼部多是礼仪活动，刑部掌司法，事涉法律。故当时有以富、贵、贫、贱、威、武六个字命名六部的说法，户部得“富”字，吏部得“贵”字，礼部得“贫”字，工部得“贱”字，刑部得“威”字，兵部得“武”字。户部索贿居各部院衙门之首，书办胥吏最富者首推户部。军费报销必须经过户部。凡是报销，实际上先是户部书吏与地方督抚谈判贿赂数字，双方同意则报销顺利；否则往返长达数年不能报销。户部官员甚至作为堂官的尚书、侍郎也染指分肥。这在官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国家机构的设置，各级官员的编制，选拔人才的制度，必然造成胥吏专权的局面。既然吏是办事的行政人员，却不在编制之内，必然造成各级政府机构大量编外办事人员，也造成官员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作风。反之，官员不做事，就失去了官员本身的意义，产生了异化，似乎官与事无涉，做事反而不象官的样子。清末的官员很多是做官不做事，胥吏是做事不做官。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官员，只是皇家规定的四书五经，与当官的业务没有关系。当官以后，必须从头学习管理行政的知识。在具体的业务上，状元、进士实际是启蒙的儿童，就不得不依靠这一帮业务熟悉的胥吏了。胥吏称官员为老爷，官员称胥吏为先生，实际上官员是学生。官员与胥吏对话，胥吏站立不跪，官员虽然愤怒，也不敢在脸上摆出来。官员们忙于钻营奔走，很少有人去钻研业务，不得不听命于书吏，形成了比官员队伍庞大的书吏队伍，造成书吏专政的局面。（现代则表现为官员多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非常普遍。）八国联军入都，官员逃亡的很多，胥吏则很少逃亡。所以书吏专政的局面，至高无上的皇权、政声显赫的大官都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县官，传统称之为父母官。而《汉书》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皇帝把国家看作一家一姓的私产，祖孙父子，世代相传，这就是家天下。家长制放大到皇帝这个层次，皇帝就是国家最大的最高的家长。从皇帝到官员都是家长腔调，他们是一级一级的家长。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熔铸了人们时候的依靠，把仁慈和威严和谐起来。皇权学说的理论家摸透了社会的脉搏，给皇权穿戴上家庭的衣冠，使家与国统一和谐，宗法血缘与皇权专制融和得天衣无缝，社会生活完全伦理化了。清朝及一切宗法专制社会中，亲疏贵贱的等级与血缘辈分相对应，确定了每一个人的身份、名分，突出了人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压抑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人格，进而取消、排除了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权利。与权利对应的义务由于强调地位低下者对尊贵者的绝对服从而被夸大了，产生了义务本位或者叫做片面义务制。这就排除了所有个人权利的合法性，把双向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用伦理来割裂，使得割裂合情合理合法。人们所看到的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就是这样从无所不至的义务中提取的。集中了全国每个人的权利在自己手中，他们才显得权力无边，能够生杀掠夺，尽享荣华富贵。在晚清，流行着一首《一剪梅》，刻画了官僚们做官的手段、态度和心理：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要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勿庸，驳也勿庸。八方无事年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溢文忠，便溢文公。袁世凯的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官场如戏场。”就是说做官如演戏。官场又如战场。你争我夺，世代相传，形成了职业化官僚们的职业心态、职业习惯、职业性格、职业手段。在争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既要出击，又要防范。为了安全，除了各自为战外，还要拉帮结派，使得官场战争规模和残酷不断升级。中国历代的党争，史不绝书的汉朝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明的东林党，都是集团军交战的大场面，大规模的战争、战役。从另一角度看，坐在权力宝塔尖上的皇帝常常充当了最高仲裁人的角色，他操纵着双方，平衡着胜利者胜利的程度和失败者失败的水平。
第三章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第一节 诱人的光环
官风劲吹，而且温和适度。官职已经在清末名利化、雇佣化、职业化了。高度集权，官员们层层向上负责，已经很少向社会向老百姓负责，官职带来的比规定多得多的名利。朝廷命官，表明它是皇权的延伸和代表，更具备神圣性，笼罩上诱人的光环。官员在官场上的处世，圆通权变，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不再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出”世之道，终身为官，死而后已了。文官集体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要消除文官中不愿意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机会；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等等。地方官综揽民政和财政，致富的机会很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关。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清高自负，如海瑞。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
出身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时考中举人或者进士的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象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照顾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近亲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文官名义上任职于更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从客观条件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一个县官无法长期与成百上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粮。明朝张居正时期，采取乡绅“间接管理”的形式，这种“间接管理”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力所需，它在成千上万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张居正的措施，彻底地暴露了明朝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为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上升为道德问题。在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经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帝国的实际主人。为什么张居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罢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因此得罪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持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只能是事与愿违。想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年，代代相传，在当时则是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统一。明朝从一开始就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其社会影响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概括起来说，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时，通常会导致战争。但是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了事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在一般情况下，武将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流放”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法律惩治，也称为“流刑”。而“贬谪”虽然也可称为“刑”，但其实是一种政治惩罚，是将官员贬职到京师以外的边远地区。“贬谪”在中国历史上，由来以久，直到今天，仍然是对官员惩罚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过在不同的朝代，使用的程度、范围有所不同。“贬谪”，作为对官员的一种惩罚无可厚非。对于那些犯有过失，或者能力低下，不宜留在权力核心的官员，将其调离，下放基层，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措施。问题在于，事情既然涉及的是官场，首先就有一个政治是与非、道德正与邪，其次是手段对与错，动机善与恶，程度重与轻的问题。从历史上的贬谪事件来看，其中大量的贬谪，其缘由或由于对君主过失的谏阻，对邪恶的揭露，对暴政、误政的纠正、改革，对正义、正直的支援；但他们失败了。在专制制度之下，最高掌权者个人的品德、作为，决定着整个政治生态的清浊。一个好的最高掌权者，即封建史家所说的“明君”，可以使一段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得比较洁净；而一个凶残的、邪恶的、平庸的最高掌权者，必然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变得毒气弥漫，污浊不堪。而这，也影响着所有政治人物的性格及命运。“贬谪”，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多么平常，多么司空见惯。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件天大的祸事，对于充满世态炎凉的中国官场、中国社会来说，那些遭祸的人，冤假错案也好，罪有应得也好，立刻从人生的高峰跌入社会底层。在一个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的社会，谁来分辨你的对错，谁敢议论你的曲直？掌权者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可以任意地指点江山，没人敢再去同他们抗争；小人们可以快意恩仇了，他们由于没有了伟大而变得神气起来；我们民族的多少精英，就在这种黑暗下被扼杀了。最高掌权者的不明、不智、昏庸、残暴；同僚的排斥异己、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是造成古往今来任何不当的、错误贬谪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前者。同僚间的倾陷，根据权力排他律，是事在必然，即使在所谓的明君圣主的治下，这种现象也在所难免。如果逢上昏君、暴君，这种倾陷则是助纣为虐，火上加油。中国的官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就是揣摩，他们能够从最高掌权者的只言片语中揣摩出最高掌权者的意志心态及喜怒好恶，并根据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判断谁该贬斥，贬斥到什么程度。
升官是为了提高待遇。职务级别上去了，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种种待遇一应水涨船高。但是，中国官员的待遇如果仅仅按照政府规定恐怕也未必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诱惑力的，恐怕是职务背后那些有形无形的、若明若暗的各种利益。做官到底有没有秘诀？好像是有的。天下有道时，一个人有才干，干得好，为民兴利，就能升官，没有什么秘诀可言。天下无道时，光干就不行了，有“秘诀”就有了捷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第一个秘诀是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难闻着了。按说，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官员更是如此。有面子的事情很多，升官就是其一，而且是很大的面子，官大面子就大，面子大就有人羡慕，就有人敢来“不怕难为情”。“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一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晚年，他的门生请教官场之术，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型的官僚的形成，是官场千年风波冲刷激荡磨砺的结果。最新卷第19节据报道：1995年春节，原广西钦洲市委书记褚之田到成克杰家里拜年，一进门见到成克杰，便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行跪拜大礼。他真正跪拜的不是成克杰的肉身，而是他所代表的权位。因为大凡买官之人，总要做“市场分析”的，而且会发现卖官粥爵多半是“卖方市场”，仅仅从送礼的数量上与他人竞争肯定会有许多不易，必须另有一套，送钱外加送尊严。二是圆滑避趋之术。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之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诈，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就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顺利地做官升官。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三是唯上是从。在官场上，上司对下属的升迁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级，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级则可能官位不保。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级的大都掌握了一条诀窍：唯上是从。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说，唯唯称是就行了。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这也属于唯上是从一类。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样了，上司会处处整你。四是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五是笑骂由人，好歹我自为之。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在清朝，人们都要下跪。当下跪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时，它就成为一门学问，如果把其中很多的心理体验与感悟总结出来，是很有指导性的。下跪的时机、姿势、形态、时间这些元素就会有很多规范性的东西标例出来，成为后人下跪的理论。其中的集大成者，应该是张之洞。天下似乎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总结的为官之道只有六个字，却把深奥的当官秘诀说得很朴素，谁只要依了这六个字，就可能玩转一个官场。这六个字就是：多磕头，少说话。磕头就要下跪，磕头就不好狡辩。他不说下跪，而说磕头，这就回避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一问题。当了官就不愁没有黄金，所以男儿膝下有官位比男儿膝下有黄金来得实在，也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孙策在临终时对孙权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但奇怪的是，孙权并没有让张昭当丞相，而是让比张昭资历浅的顾雍当了丞相，而且达十九年，他最大的优点是沉默寡言。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一是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也急于发表，本意是想供主子决策时参考，然而言多必失。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二是对上不恭、不善逢迎。而顾雍则能处处注意维护主子的形象和尊严。这样识趣省事的部下，做领导的谁不喜欢。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三是为人矜持、过于清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仕途险恶，宦海风涛是清代官场中人，特别是久历官场、遭遇过坎坷的官吏们经常感叹的。有些官员虽然坐着八抬大轿，官派十足，但实际上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别看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仕途险恶突出表现在官场倾轧上，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节 “亲不亲，故乡人”
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势利在官场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一是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二是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格外受到尊敬。三是同一个人，官势显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甚至加以凄凌。四是权势者失掉权势便身价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了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很系为党援的重要纽带。拜干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功夫钻营，如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甚至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清代官场中甚为流行拜把子的交结方式，也是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拜把子虽然自称是“友情深厚”，但实际上是“以势相结”，“是势利上的讲究”。虽然彼此称兄道弟，但常常是互相利用，而决非真正的朋友。清代官场中盛行的“拜门子”也是官场陋习，以求仕途通达。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老师，而只是建立师生的名义。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相识；对于被拜为老师者的辈份、年龄、品行、学识，自认门生者也并不计较，只要有权有势就行。
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官场上一方面有人通过拜门来攀附权贵人物，另一方面，权贵人物也希望和欢迎有人来拜门。其原因，一是想通过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举出身，因而特别好“师”名，想通过收门生来过过“为人师表”的瘾。清代司法，积弊重重。官员是执法官，官员的徇私枉法是造成清朝司法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封建社会，要想打赢官司，通关节是常常必不可少的。罪犯要想逍遥法外就必须通关节，受害者想胜诉也要通关节。贪官张二江的《下级学》一书中就有：在上级面前要装糊涂、装孙子的“高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升官不是看谁有德才，而是看谁擅长“装糊涂”“装孙子”。在官场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子的时候装孙子，该装傻子的时候就装傻子。比如领导找你谈话，他说的明明是套话，你也要装出心悦诚服、有所领悟的样子，如果你不会装，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在封建官场上，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是那些在战场上能够冲锋陷阵的将军，在治理国家上建功立业的人如何自保。这些人往往在各自的领域里有过人的本领，有突出的才华，但一旦进入到朝廷的勾心斗角，他们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些人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而在权力斗争中则是失败者。所谓的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而在这“三大忌”中，第一忌就是权大压主，而权大压主又不是凭空而来的；往往是由功高震主而来的。因此，皇帝最怕的就是功高。如果你的功劳高到皇帝都觉得无法赏赐了，你就要注意了，一般的情况是给你找个谋反的罪名将你杀了。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是一句千古不变的名言。一个人如果在家里打爹骂娘，难道可以奢望他到社会以后可以忠于国家和人民吗？封建社会的官场是个错综复杂的地方，下级官员的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里，如何与上级相处，讨上级欢心成了封建官员的尽心之事。当讨不了上级欢心时，索性放手一搏，有时反而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以裙带关系赢得权力、巩固权力自古有之。中国早就存在着“和亲”的传统。“和亲”既可以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以增加感情的联络；其实，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变。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巩固权力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隐藏着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和地位高于生命、高于一切。在中国传统官场上，谦让往往是一条重要的制胜之道。但谦让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种策略。如果运用得高明，就会使人察觉不到是在使用策略，而会使人感觉到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效。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
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到了近代，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阴阳”，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阴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阴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进行的。“阴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但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目的达到，手段并不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阴谋”；“阴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最新卷第20节“不以成败论英雄”是道德史观，道德史观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不竭的文化动力的理想，但现实中的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权力，稳固了权力，并且做出一定的成绩，你就成功了无论你当初用的什么手段，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从文化上讲，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政治上讲，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在纵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改成“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因为很难得权，就把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死”才是最贴切的。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永久课题。权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纵之便利，但要被操纵者顺从，就要为他人着想。五代时期的宦官冯道是个官场不倒翁。他用一生的实践向人们宣告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从理论上讲，强权并不等于真理，但确实有的时候强权和真理并不是十分容易分清楚的。
由于秦始皇消灭思想、消灭文化，其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正确的导向，导致了惨无人道的统治。这样，农民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中国古代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开国皇帝往往属于这样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因为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东方智慧的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智慧的标准是发明创造。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往往是诸葛亮等权术家、城府家、世故家和识时务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则是理论家、思想家、发明家和创造家。人家与物斗其乐无穷，我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封建时代的集体主义说到底是一个更大的个人主义或者团体主义。它的主人是皇帝、官僚，他们以自我的个人主义来控制全国的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奴下皆棋子，任何一个长官，对待自己的下属无不是按照自我个人主义的意愿整治处理棋盘上的棋子，以便维护自己的集体主义。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在官场的台阶上，有谁把向下滑行当做人生的成就？在中国的官场上，官员的兴衰与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个人魅力、个人道德关系甚大。官场就象牌场，四个人朝那里一坐，基本上只能由级别最高的一个人赢牌。官场变成了牌场，牌场的游戏规则就让位给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同时也掩护着官场的游戏规则。而被牌场掩护着的“官场规则”，“杀”起人来，也就更加隐蔽、更加残酷。牌桌上有一个规律，只要领导在场，部下的牌技绝对不可能比领导好，因此牌局上总是领导胡牌。牌场其实就是官场，这打麻将跟做官完全是一回事。你的上家就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对他摸得准，挖空心思奉承他，讨好他，巴结他，能力跟他搞好关系，将他侍候得舒服了，他就会把好张子放给你，给你和牌的机会；你的下家就是你的下级，你必须对他握得住，给他点小甜头，又不能让他翘尾巴，该看紧的时候要看紧点，尽量限制他，控制他，处处留一手，关键的张子坚决不能放给他，叫他和不了牌；你的对家是你的平级，更是你的对手，你必须摆得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吃什么张，放什么张，你得看清楚，想方设法摸清楚他的底细，弄明白他的意图，时刻提防，多方设阻，拿出一切能够拿出的手段来制止他和牌。“搓麻将”是老百姓对大规模调整、安排干部的俗称。干部们既是搓麻将的人，又是被搓的麻将，因为你在搓你的下级，你的上级也在搓你。而麻将呢，又张张都是变幻莫测的。何祚庥院士说：当官的就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办，要按照你管的那个范围的原则来办，不能讲个性发展。拍马屁本身就是一种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的艺术，多少人拍在马腿上，赔了夫人又折兵。能把马屁拍得炉火纯青，绝对是人杰。
官场是个哈哈镜，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要扭曲，外形都要扭曲。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失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在高压下，人们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人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实际上“忠”和“孝”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忠”的实质就是对国家和皇帝的“孝”。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提倡忠于国家和皇帝，是舍“小孝”而取“大孝”，归根结底还是“孝”。“忠”和“孝”本来都不是坏品德，坏就坏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谓“愚孝”和“愚忠”。总之是要绝对服从——居家不服从是“逆子”，在朝不服从是“叛臣”。中国历史上的“叛臣逆子”数不胜数，原因多半是传统观念里缺少了两个字“平等”。仇和，中国最富有争议的官员。他从江苏省沭阳县县委书记到宿迁市市委书记，再到江苏省副省长。他在沭阳县和宿迁市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仇和，具备新时期中国优秀地方官员的基本素质，他忠诚于执政党和人民的事业，对群众富有感情，熟谙官场规则，在官场交往中游刃有余，能力全面、视野开阔、思路清晰、作风干练。但他又与众不同，这突出地表现在他锐意改革的进取心。民知才有民主。在仇和看来，解决中国官的问题要做民的文章；解决中国政治的问题要做经济的文章；解决中国官场的问题要做市场的文章。而勤廉公示、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探索。在当前中国的地方官员中，锐意进取的不少，但不畏艰难、能妥善化解干扰的相对不多；推行改革的不少，但有自觉意识和成套理论支撑的相对不多；愿意支持推动改革的不少，但能强力推行的相对不多；蛮横实践改革措施的不少，但能卓有成效、经得起群众见证的相对不多。当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其实，依我阿赛尔个人的观察，这些都不是最精华的。一部中国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
你看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所言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所谓“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所谓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之威严。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做官了，就可以为民服务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权？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自己智力有限，他就是个天神也是有限的，毕竟是个人，不可能事事英明阿。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不靠皇帝，难道靠你老百姓？这不是开玩笑么？但中国的皇帝（国君）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后，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学会了使用天下能人来辩论综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来促成各项政策的出台——注意，这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阿，其实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带来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谓的周礼，那么就应该“继绝世”牵制之术是中国古代君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以便于君主处于超然的位置。主要手段有抑制相权、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等。臣属中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集团和派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君主经常玩弄的政治平衡术之一。
第三节 必然产物
只要不影响到君主的利益，君主不仅不会努力去消除臣属之间的矛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制造和保持臣属对立的状况。群臣互斗，只会造成君主居上操纵、分而制之的有利态势。所谓驭臣之术，实际上就是处理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斗争手段，应该说它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结构中，官僚集团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君主的绝对专制，必须通过官僚阶层的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思说：“不是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的专横。”西方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人”的概念，它认为：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兴奋人不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是正视“欲”，他们认为控制欲望比满足欲望更值得引以为荣。从某个角度来说，潜规则的大肆流行，正是对一切高调的反讽。一个朝代衰亡时，往往是高调最刺耳的时候，也是潜规则最猖獗的时候；而一个朝代上升的时候，往往是明规则和潜规则距离最近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缺乏普遍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要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别人如何，你都必须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法律。现在的问题是：一、最容易破坏规则的人恰恰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二、潜规则盛行，毒害了人们健康的规则意识。恶没有恶报，善却往往被人欺负。大家都不按规则行事，久而久之，这规则就形同虚设；个别人甚至连潜规则都不遵守，而是奉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利益问题，不仅仅是下层民众犯罪的重大动因，也是历来促使上层政治生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潜规则”和“厚黑学”不是同一门学问，但是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厚黑学”注重心理的修为，注重手段的狠辣；“潜规则”是人人必须知道的游戏规则，至于有多少条，这是不传之密，在于每个人于生活中去总结和归纳。如果比较二者，“厚黑学”是方法论，而“潜规则”既是方法论，也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装傻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官场潜规则之一。谁若胆敢无视这个潜规则，胆敢与游戏较真，如果这个人是营垒之外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叛徒。
这种官场游戏的潜规则把官员应尽的职责表演化、虚拟化，其必然结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最大限度的弱化。“摆平”有“搞定”和“解决”的含义。还有人区分了对上和对下的“摆平”，叫做“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如果说对下的“铲平”表现为仗势欺人的霸道，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那么对上的“摆平”则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肮脏勾当。在上者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一些非法之徒为了逃避法律惩罚、获得额外的好处，不惜以重金进行“权力寻租”，使当权者或在上者成为自己的保护伞；而一些品质低下的官员则把公共权力当成个人权力来出租，因为贪图人家送来的金钱、美女，心甘情愿地成为黑、恶势力的卧底，为其通风报信，鸣锣开道，遮风挡雨，以至于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这种“摆平”现象严重地腐蚀了当权者的灵魂，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摆平”现象为什么在中国绵延不绝呢？造成“摆平”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商业贿赂是“摆平”的经济根源。所有“摆平专家”进行“摆平”的杀手锏就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在中国由来已久，赵国商人吕不韦用商业贿赂摆平华夫人和安国君而最终成为秦国太上皇的故事尽人皆知。到了宋朝，贿赂之风愈演愈烈：“自渡江以来，大理寺治狱官吏极有奸弊，至于容情请讬，贿赂公行，玩习既久，理宜惩革。”权力出租是“摆平”的政治根源。有钱人要寻租权力，有权人要出租权力，二者构成了以行贿受贿为核心的一个“摆平”生态系统。通过权力寻租，非法奸商把“体制内问题”拖到“体制外解决”，由“公了”变“私了”，大大降低了违法犯罪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权力出租，贪官污吏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力与非法奸商进行交易，以便获得权力租金的非法收入。体制漏洞是“摆平”的社会根源。转型期中国，体制脆弱，一些体制外的不法分子很快就能攻破体制的壁垒，这只能说明体制的壁垒还不够坚固；一些体制外的游戏法则之所以能在体制内盛行，这只能说明体制内部的机制还不够牢靠。金钱崇拜是“摆平”的文化根源。缺乏正确的金钱观，把金钱看得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是“摆平”的文化根源。“摆平”危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和谐社会建设，危害政府的公信力，破坏开明的民主政治建设，腐蚀人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扫荡。扫荡“摆平”现象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方面入手，全社会齐抓共管，进行综合治理，打一场扫荡“摆平现象”的战争，使之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如何清除潜规则？
靠体制改革。这套体制包括民主政治体制、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等等。正视人性，正视潜规则，以体制来约束人情的滥用，也许是唯一可行之路。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主人手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滔洪水。“整治潜规则”中的“潜规则”我们从早到晚、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各种规则之中。正确合法的规则，调整、维系着我们社会的和谐。但是，潜规则却像病毒、细菌、瘟疫一样侵袭、腐蚀和毒害着我们的身躯和社会，破坏着社会的正常秩序。例如，小到入托、入学、编班，大到招干、提职、提级，再到招标、投标等等，暗箱操作的潜规则，人们既恨之入骨，又往往不得不在其面前屈从。为了整治这些潜规则，不能不说多年来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学习整顿、检查评比、年终总结、格级登记等等。这些形式，几乎每年都在坚持进行，但效果呢？在有些地方歪风邪气依然故我，有的甚至愈演愈烈。追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在整治潜规则时，也有潜规则在暗中顽强地抵抗着。这些潜规则的体现是：一方面，学习检查评比等形式一定要是隆重的，一把手要亲自动员，群众人人都得参加，实行点名签到制，要求每人记笔记，写心得（甚至规定篇数和字数），讨论人人发言等等。另一方面，从领导的动员报告本身，就不得真正联系实际，不敢真正触动自己和单位的痛处，满足于什么“不够到位”、“不够得力”等套话来敷衍搪塞。对这种学习、检查、评比和整顿，从领导到群众，人人似乎心知肚明：还不是一阵风么，几天过去了，大家都还不是彼此彼此！果然，学习整顿一过，上级检查的来了，评比团来了，验收的也来了。为表示对这次整顿的重视，为表示对上级领导的尊敬，必然由单位的一把手亲自出面，对上级领导热情招待，甚至送上“记念品”之类，以进一步联络感情。于是，检查评比结果出来了：上级对该单位的工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云云。最新卷第37节这种在整顿潜规则中的潜规则，实施的现实效果是：人民群众对歪风邪气的整顿寒了心！而歪风邪气在一些单位真成了积重难返的痼疾。要真正整治“潜规则”么？看来首先得向着整治潜规则活动中的潜规则开刀！
靠权力对抗潜规则是不行的
黄金高注定是官场上的一个“异数”，这倒并不完全因为他为反腐败曾经数年与防弹衣随身相伴，而是因为他竟然通过网络面对公众直抒胸襟。为官多年的黄金高应该知道，通过网络如此公开地表达对某些上级部门与领导的不满，实在是触犯了官场大忌，这么做无疑是在自毁政治前途；但他之所以选择如此“铤而走险”，乃是因为黄书记深切感受到了个人对抗潜规则体系的无力。黄金高与潜规则较量了两年，深深感到这些约定俗成的官场潜规则拥有巨大的力量，自己在与之抗衡的过程中日益举步维艰。事实表明，他固然不惧黑恶势力的死亡要挟，但却在强大的潜规则面前显得力不从心。这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黄金高的党性与责任心，终于使他毅然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将内心的怨愤公之于众。任何一个敢于对抗官场潜规则的官员可能都会体会到同样的无力感，因为他们几乎都选择了同一种对抗方式——以权力对抗权力。
黄金高原本以为，自己身为县委书记、权力查处自己辖区内的腐败案件应该不成问题，他相信有着党性与正义支持的权力完全可以摧毁官商勾结的腐败网络。但他终于发现，支撑腐败行为与腐败潜规则的恰恰也是权力——而且是层级更高、能量更大的权力；于是，所有反腐败行动演化成了一场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斗法。很遗憾，在权力与权力的对抗中，决定胜负的不是谁代表正义，而是谁手中的权力更大；因此，如果腐败行为与潜规则的支持力量来自于上级有关人员或部门，如果没有更高层级的权力作为后援，反腐败的胜算并不大——事实正是如此，承受着来自于上一级个别人员及部门权力压力的黄金高难以左右案件查处进程，根本无法战胜权力的阻挠。以孳生与维护腐败网络为己任的官场潜规则本身就是一个由不同层级的权力交织而成的庞大权力网，对于每一个潜规则的挑战者而言，除非手中拥有巨大权力，否则根本无法靠权力斗法式的对抗方式获得胜利；因此，只要挑战者们选择了以手中权力“单挑”潜规则，其结果多半是被无能为力、力不从心的无力感重重包围。黄金高是个尤其勇敢的挑战者，但权力斗法式的对抗方式仍然让他陷入困境，以至于他不得不冒着自毁仕途的风险、做出更为“出格”的举动。当黄金高的来信公布于人民网，我更加坚信权力斗法式的个人对抗终究难以清除根深叶茂的官场潜规则；同时，我也从黄金高的异动中读出了一丝希望——如果打破对权力斗法的迷信，为挑战者们提供更多的对抗方式，让公民权利渗入官场内的权力角斗，将局限于官场的权力对抗扩大为公开于整个社会的力量抗衡，那么潜规则销声匿迹的一天或许就真的不远了。
四、官与政治
什么是政治？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什么是政治？就是政权治理之术。在充斥着私欲、虚伪、腐败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向往清明的政治。人们尤其希望反对这种肮脏政治的人高尚、无私，希望他们象圣人一样纯洁善良，甚至容不得他们有任何功利性的计算。这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伦理规范。以权谋私是政治理想幻灭之后的必然结局，带着被欺骗的感觉和深深的悔意，人们自然就会非常急切地及时行乐，不顾一切地抓住手头的实惠。其实，从政治就是政治，它有自己的规则，并且不会因为目的的善良与否而改变。事政治的人必须自我保存、打击对手并且获得胜利，为此争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采用不大正当的手段也是必须的。作为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的巨人，马基雅维利说出了政治的真相而因此遭人痛恨。他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恼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他提醒我们，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时刻也不要忘记政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解释说：“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在讨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时候，韦伯也嘲笑了那种坚信“善恶者，唯善出之；恶果者，唯恶出之”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政治上的稚童。
但面对政治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更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他说，“当什么时候、在大多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对于一个已经卷入政治事务的人来说，事实正如费希特指出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别人是善良和完美的。即便是在追求民主的政治行动里，以这样的假定为自己行动的前提也是没有理由的。因此，那些坚信“人人只要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的人，如果从事政治，必定会遭受伤害。无论他们信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或者宗教，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坚定，在这一点上，信仰对他们都不会有比除了心灵安慰更有价值的帮助。他或许会成为了不起的圣徒，但很难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如果他们已经厕身于政治事务当中，一定要牢记“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之间，因为这种势力在一切暴力之中。”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用更坚韧的态度、更清明的理智去面对，而不是一听说分歧和斗争就幸灾乐祸。政治上的事，大多数是拿不到前台来的。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政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你要想别人关心你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把你的事情变成他的事情。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体现各方面利益关系，冲突的最高级别，会影响社会全局。政治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搞政治，最要紧的是讲策略，讲审时度势。要学会等待，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成熟。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赃勾当，政治家为俗物，甚至比喻为“娼妓”；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政治理论家和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西方就是信奉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就是信奉“成王败寇”的厚黑学。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背景下，不管那一种职业都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该是在制度之下退位。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事情。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围里，既要抑制邪恶的欲望，又要调控美好的愿望，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是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换句话说，先立制度，让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第四章 “四不象”
第一节 政治强人
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政治。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质是混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统资源与西方现代模式的“四不象”。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或者说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什么？好像很复杂，其实也并不是那样深奥；如果我们从亲身感受来理解政治，也许会变得很简单。
所谓好的政治，就是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并使其中的合理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的政治。也就是说，评价政治的标准还在于文化，如果能将这种文化的合理性发挥出来，就是好的政治。政治与道德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许有的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的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政治强人的成功，离不开下属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俯首听命。但是，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前行，独立思考、不唯上、不畏权，敢于维护自身权益、勇于监督执政者的普通百姓正越来越多。在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领导对你有了看法，你就完了。与官员打交道，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首先要懂得政治、领悟政治，要对政治感兴趣。远离政治、厌恶政治或者对政治敬而远之都不行。投机取巧可以学点毛皮，但做不到将政治与经济有机相结合，也不会融会贯通于工作实践。政治是纲，经济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当今世界的文明与进步都是政治作用下的结果，没有政治的作用和进步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中国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所以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是生命线。政治是策，经济是术，得其要领而昌；政治也可以是魔，助纣为虐则亡。政治可以分解为大政治和小政治。大政治就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如果红头文件学不好、看不懂、领会不透，做什么事情都不得要领。小政治就是各级领导的脸色。怎么学好和掌握小政治？关键要掌握和出好两张牌。一是识别如何跟人、跟什么人，如何去跟人；二是如何用人，让人被自己所用。如果政治是一张牌，哪面是阴面？哪面是阳面？是因人而事，还是因事而人？政治何止是一张牌的两个面，政治是万花筒中的花花世界，但万变不离其宗。政治就是利益、利益就是政治，二者连笔画都一致，都是十七画。权大也罢，法大也罢，因人也罢，因事也罢，最后都要看谁的图章大，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权力和钱力。搞经济的人万万不可不懂政治，摸不透政治走向和领导意图就不可能做好经济工作。所以精明的经营者不能光精明业务，还必须钻研政治，要把政治作为一门必修课。宏观上吃透政治的走向，微观上领会领导的意图。在官场政治中，市场经济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为竞争的激烈和反复无常，而且表现为等级分明的尊卑贵贱，表现为奉承中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色彩，表现为对无权势者毫无同情心的公开凌辱，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表现的习以为常。官场险恶，任何一句言差语错都会把祸事引向自身。拿破仑说：政治是最肮脏的。这句话最常被无耻的政客引用。政治越是在它肮脏的时候，越是无处不在。在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内深刻的政治烙印，是肮脏政治自己暴的丑行。政治是最无情的东西，它只能在终极的意义上去评判是非和道德。在它的过程中，的确需要许多的牺牲品去祭奠。包括英雄，也包括罪犯。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思想家拉贝尔有一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政治家，没事的时候别轻易挑事，有事的时候也不能怕事。不敢面对群众，叫什么政治家？政治家是依靠群众成就事业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是毛泽东说过的名言。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素质。
解决政治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一个字：拖
在政治斗争中，不败就是胜利，不败就证明了强硬的实力和存在的价值。官场上的很多陋习，如行贿受贿、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等不会也不可能很快被割除，所以，没有自我修养的人最好不要从政。政客：一切为我所用；用一切手段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深藏不露；用刀子杀了人，刀刃上依然明澈可鉴，笑容依旧、诚挚亲切。政客绝对不为感情所左右，绝对不为人两肋插刀，绝对不允许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少；政客的语言只能选择着听。官员的软骨病，怕硬的，压不住歪风邪气，导致了恶势力的上升。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政治载体，离政治都是很近的。并不是当官的才与政治有关。为什么对处以死刑的人要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可见一个人的政治权力跟生命是同等的重要。从政的人不要太圆滑，不要太世故，当然也不能太老实。太圆滑太世故了，就容易玩弄权术和使用心计，导致互相欺诈。太老实了也不行，必须学得聪明一些，否则容易受骗。实事求是的说，野心家在中国确实有很深的渊源。在中国，“野心家”是最容易被人用来整人的罪名。因为野心家处心积虑地想获得的是某种权力，直接威胁的也是某种权力的拥有者。因此，野心家便是权力拥有这，特别是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心头之大患。在权力场上，谁想扳倒自己的对手，说他贪赃枉法、贪图女色都没有用，而说他是个野心家，却是立马见效。
因此，“野心家”又是官场中人最唯恐避之不及的罪名。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有野心的和没有野心的，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野心家”这个称谓。“野心家”这个称谓，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底蕴，都很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人们不难发现，“野心家”这个称谓常常与“觊觎”二字为伴。通过词典可以知道，“觊觎”是非分的希望或企图的意思。总说“觊觎”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是野心家，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希望或者企图获得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之于一般人，都在“非分”之列。所谓的“野心家”，其实也就被解释为对于权力地位有“非分”的希望与企图的人了。然而，既有“非分”，也就必有“本份”，这个本分则是特定的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继承人。按照有权就有一切的逻辑，有最高权力的，就有最大的利益。于是，这最高权力，也就成了权力场中最具有诱惑力也最使人想入非非的东西。“野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的。因为“非分”而被称为野心家，也因为“非分”，想使野心得逞就得玩弄非常手段，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阴谋。总之，大凡被称为野心家的，又往往被称为阴谋家——不采取非常手段，那“非分”永远都成不了“本分”。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王亚南1948年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第一个方面是官的方面。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既不代表封建领主贵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这就是官僚政治从官的一方面来看的规律。依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讲究吏治者为防治官僚政治的流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按其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程度，可以分作五等。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既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对帝王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较低级的，就是惩治贪官污吏，既当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但在官吏是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护，无官不贪，上级要求于下级的主要是忠而不是廉，所以历代严厉惩治贪脏的法令并不能阻止王朝的灭亡。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较进步的，就是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体系外部而非内部加以强制性的限制，即所谓君主立宪制。但除非有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新兴政治经济力量来支持，否则君主立宪制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最激进的，在资产阶级时代，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即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分权制；取消行政官吏终身制和实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官吏不再向国王负责，而向民意机构和最后向选民负责。法律规定人民有权监督、批评和选举、弹劾、罢免官吏；人民的权利受法律和一定机构的保护，官吏不能任意加以侵犯。从政治结构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作为官僚政治的对立物或否定而出现的，但是，中产阶级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并没有消灭官僚主义。以上五种反对官僚政治的方式，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都有参考意义，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其规律不在于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分权制。广义的分权原则的要害，它的核心在于尽可能行使行政与经济、行政官吏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除一些经济命脉以外，国家行政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政策是它的典型表现。它的好处是，从政治方面保证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从经济方面保证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提高行政效率。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应逐步改变党政不分工的领导体制，改变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等管理体制。
第二个方面是民的方面。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平起平坐，在职业上允许适当自由选择，再加上一定法制与机构来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难以立足。因此，与官僚政治作斗争的釜底抽薪之法，从长期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不如说在民的方面，在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现代化。官僚政治确曾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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