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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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中的历史/孙江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新史学文丛）
ISBN 978-7-303-22890-4
Ⅰ.①镜… Ⅱ.①孙… Ⅲ.①史学－研究 Ⅳ.①K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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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思潮弥漫全球。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胜出，不仅让媒体大跌眼镜，也使反智主义一跃而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话题。2016年11月16日，《牛津英语词典》将post-truth（“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认为“后真相”反映了2016年是“非常紧迫”的政治性的一年。同年12月9日，德语协会也将“后真相”（postfaktisch）选定为年度词汇，指出与事实相比，“俨如感同身受”。
所谓“后真相”，《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如下：“在公共舆论形成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为有效。”（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客观事实（objective facts）、情感和个人信仰（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套用黑格尔的句式，情感在先，事实在后。其实，当下公共舆论中的“后真相”不过是彰显了其内涵中的非理智倾向而已。
在西语中，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öffentlich Meinung/opinion publique）作为整词出现于17世纪，及至18世纪后半叶逐渐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政治—社会概念。在西欧世俗化过程中，由于人从神的永恒的普遍秩序被抛入具有偶然性的时间世界，“公共”是在流动的、碎片化的不安定的社会空间中逐渐生成的，启蒙思想家将自古希腊以来的公（kοινóν/publicus）先于私（ïδιον/privates）“转向”，认为国家乃是为了保护和促进个人利益而创造出社会的。对于舆论，除了与古典真理与意见含义在唯名论上加以区别外，启蒙思想家认识到舆论附带行动，蕴含政治力量，是打破政治隐秘性的利器。鉴于此，主权者基于维持秩序的要求，常常否认公共舆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基于文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权力分配等因素，人们对公共舆论的参与和感受也不尽一致，公共舆论无法吸纳所有人的诉求，其诉诸理性或情感的性格为反智主义预留了滋生的空间。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理智没有人气”（unpopularity of [2]intellect），从美国建国到20世纪50年代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文化中流淌着绵绵不断的反智主义的潮流。霍夫斯塔特用以分析美国这一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下的反智主义概念工具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可以解释其他地区和国家存在的类似现象。
不同的是，当下的反智主义滋长于新的知识/权力氛围，是在全球化/匀质性和地域化/特殊性的张力关系中不断发酵的。传媒技术的革命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弱化了原有公共舆论的媒介功能，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新媒体获取所需信息，只要有网络，一台电脑或一部智能手机，即可将海量的信息尽纳囊中，足不出户而知晓天下。英国社会学家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认为这是“连接性的转向”（connective turn）所带来的“活着的档案”（the living archive）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它穿越看似健忘、抹去了过去感的日常数字通信，通向即时性；另一方面，比起以往的媒介，它又使过去显得近在眼前[3]和触手可及。如此一来，“客观事实”不再由公共舆论来主导，而取决于分散化的小群和个体的好恶与取舍，恰似英语和德语中的诙谐调侃：letter（文字）即litter（垃圾），Druck（印刷物）如Dreck（排泄物），公共舆论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
不只公共舆论，公共历史也遭遇同样不确定性的难题。本来，情感先于事实是历史叙述的伴生物，没有哪个叙事不曾渗入个人的情感和信仰。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矫枉过正，追求“赛先生”，这一刻板的叙述样式为20世纪史家所扬弃，年鉴学派拓展历史学的领域，关注政治以外的社会、经济、心性等，而“公共史学”则大开门户，强调历史学与当下的互动。“历史”原本属于职业群体——历史学者——耕耘的田野，而历史叙述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则遭遇到其曾极力规避的问题：情感先于事实。年鉴派学者费罗（Marc Ferro）将公共历史叙述中的这一现象称为“沉默”，体现在正统性原则和集体记忆[4]方面。他认为，在涉及正统性起源问题上，不管是教会和王朝，还是政党，历史叙述的机构都缺乏“透明性”。确实，如果说公共历史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的话，无论是王权的谱系还是近代国家的谱系，都多少纠缠着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随着世代的推移，当言说变成自明的知识并内化为共同体的集体情感和信仰后，一种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便形成了，它影响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在时间之流中依“分散法则”（a law of fragmentation）和“集中法[5]则”（a law of concentration）而变迁。
费罗的沉默类型学分析还涉及两个相反的样态：加害者的沉默和受害者的沉默。所谓加害者的沉默是一种内化的、心照不宣的沉默。20世纪末公共历史领域最重要的争论是围绕历史修正主义言说展开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奥斯威辛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受害者/历史的“不在场”，给历史修正主义者以否定历史“实在性”[6]的借口，充当了“记忆的暗杀者”（assassin of memory）的角色。朴素的实证主义者希冀以铁证如山的史事进行回击，其实，经历“精神创伤”（trauma）的受害者除了“受害”本身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的案例在心理学和历史学上不乏其例，比起虚实杂陈的回忆，回忆不起来本身就是受害事实的最有力的证据。这涉及费罗所说的受害者的沉默问题。记忆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的兴起，直面的是当事者即将成为“过去”的现实，抢救当事人的“历史”使记忆研究在公共史学中成为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回忆（a，ν α ＇μνησιζ/anamnēsis）是一种针对外在刺激而进行感觉和推理的过程，古希腊语中意为自下而上的精神活动。对于难言之隐，当事人常常选择沉默，这最终导致集体记忆的丧失。
以书写为特征的历史叙述始于口传时代，口述史的兴起犹如历史叙述的“返祖”。主编《记忆之场》的诺拉（Pierre Nora）质疑口述[7]史到底是当事人的历史还是设问者的历史。我以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个人口述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人真正经验的事实。按照哲学家利科（Paul Ricœur）的说法，记忆要成为公共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经受检
[8]验。个人的证言是从诉之语言记忆开始的，被讲诉的记忆从一个体制（集体）向另一个体制流动，进而进入公共领域。证者言之凿凿，闻者未必尽信，甚至有所怀疑。这样，证言就需要接受验证，不能经受诘问的证言就不能称为事实。各种证言进入档案馆，和其他有些完全不是证言的证据一起被收藏起来，进入了史料范畴。史料超越记忆痕迹，是记忆所无法匹敌的真正的制度化的东西。根据史料痕迹和记录文书，认识论建构起其相应的阐释范式。史料交由专家来判断、解释，其真实性是由史料的盖然性所决定的，有多少比例、是否首尾一贯、有多大的有效性等。历史的真实仰仗史料和记录，胜过记忆的真实度。利科认为，历史判断嵌入现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构成历史母体的集体记忆只有再次作为历史的累积和媒介才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正如当年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批评哈布瓦赫时所说，即便记忆是集体的，也无法将记忆主体归于集体这一实体之中，而且一旦将“集体”这一形容词视为有如个体一样可以“回忆”，则会陷[9]入将集体视为一个自明的实体的危险。因此，口述史、记忆研究等当下公共史学还有一段内省和批判的路要走。
于是，围绕“后真相”的博弈转移到认识论的领域。在“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揭示了“超历史”（meta-history）——meta/μετ a，不是“之后”，是[10]“超越”之意——的文学性格，这如一记炸弹，震撼了历史学的脆弱神经。论者可以不赞成怀特的观点，但不能不正视他所提出的问题：历史学的文学源泉、批判性意识形态以及历史如何成为一门学科等问
[11]题。
事实是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通过回忆而建构的过去的经验在记忆中是解释学的经验，如何寻觅不在场的实在呢？20世纪70年代以降，“语言学的转向”动摇了科学地说明过去的信念，但历史学者并没有放弃对历史合理性的探求和对历史现实的重构。[12]新文化史大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质疑怀特对“历史的想象力”与历史证明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视为文学的历史作品与历史研究的历史著述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必要的说明。历史学有自身的自律性，从“证据”到“事实”尚有弥合的可能性。金兹伯格认为，史料存在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假的（fake）；一种本身是真的（authentic），但不可信（unreliable），因为提供者可能说谎或有误；一种是真实的和可靠的（authentic and reliable）。在此，史家可以排[13]除前两者，针对第三者进行历史性的研究。文字通过视觉将语言符号化，而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两相对立。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忆空间》一书中专门讨论“文字”（schrift）与“痕迹”（spur）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痕迹里既含有逝去的文化的非语言表现——废墟和遗物、片断与碎[14]片，也有口传传统的残滓”。把痕迹作为非文字之物，强调痕迹的意义大于文字。这类对历史事实的探索不无效果。2009年10月24日，年届80高龄的怀特在日本东洋大学做“实用的过去”的演讲中承认，在围绕“事实”与“虚构”关系问题上，“我曾犯过错误，现在清楚了。也许这样论述与话语（历史学）的关系较为妥当，即在试图忠于指示对象的同时，产生了文字记述以外的意义，就其结果，虽[15]不能说是虚构，但无论怎么看话语都承继了文学表象习惯”。至此，纠缠多年的悬案似乎告一段落了，否，毋宁说怀特又将球踢给历史学者，何以历史学看起来像文学呢？对此，历史学者应该予以认真回答。
同样，在批判“后真相”的反智主义倾向时，霍夫斯塔特笔下的知识人是否也该反求诸己，省思自身的欺瞒和傲慢。反对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致力于揭示近代知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晚年回到古希腊，大谈真理，陈述“直言”（παρρησι＇α/parrhēsia）在古希腊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所谓“直言”，简言之，[16]就是不畏危险勇敢地讲述真理。面对反智主义时代的来临，重温“直言”，如何把握和讲述真理呢？这个严肃的问题等待每个思考“后真相”者的回答。[1]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2] 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Alfred A.Knopf，1963，pp.24-25.[3] Andrew Hoskins，“Media，Memory，Metaphor：Remembering and the Connective Turn”，Parallax，Vol.17，No.4，Routledge，2011，pp.19-31.[4] Marc Ferro，L′Histoire Sous Surveillance，Calmann-Lévy，1985，pp.52-59.[5] Astrid Erll & Ansgar Nünning，Cultural Memory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Berlin &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8，p.148.[6] Pierre Vidal-Naquet，ed.，Assassins of Memory：Essays on the Denial of the Holocau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7] Pierre Nora，“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Les Lieux de Mémorire，Tome 1，La République，Paris，Gallimard，1984.中译本参见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见《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 Paul Ricœur，“Zwischen Gedächtnis und Geschichte”，Transit22，Winter，2001/2002.[9] Marc Bloch，“Mémorie Collective，Tradition Et Coutume”，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1925，pp.118-120.[10]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11] 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99.[12] 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135，1979.[13] Carlo Ginzburg，“Checking the Evidence：The Judge and Historian”，Critical Inquiry，Vol.18，No.1，Autumn，1991.[14] Aleida Assmann，Erinnerungsräume：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München，C.H.Beck，1999，s.209.[15] ヘイドン·ホワイト：《実用的な過去》，《思想》，2010年第8号。[16] 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见汪民安编：《福柯文选》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7～372页。法方[1]现新义语代与国主中学后境史、
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正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新史学虽然迎来了百岁寿辰，却远未完成近代中国赋予其启蒙的历史使命。而与此同时，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交错混杂的氛围下，欧美的历史学在历史认识和叙述范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由近代以来以目的论为终极目标，以对历史进行因果律的阐释为叙述方法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改弦更张，追求以非目的论为可接近之目标，以意义的阐释为叙述方法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如果把前者视为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主张的话，毫无疑问，后者堪称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产物。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是对过去几个世纪支配西方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诸原理和前提持怀疑、批判态度的文化思潮，它对真实、理性、认同、客观性、进步、单一理论框架等启蒙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在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里，后现代主义像光芒四射的白雪公主，人见人爱，而在历史学领域里，后现代主义如满身污泥的丑小鸭，人见人[2]嫌，历史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和方法怀有深刻的敌意，不习惯或不理解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把认识范畴置于历史情景中反复检验，从而揭示历史的非连续性、脱中心化以及话语与非话语之间区别和联系的历史研究样式，甚至面对福柯等带来的历史学革[3]命，一些人出于恐惧试图“忘掉”这个令其讨嫌的名字。同样，在用中文发表的著述中，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后现代历史学的进展[4]，但持敌视态度的仍然居多。这些反感并非无故而发，曾经热烈鼓吹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继而又倒戈批判后现代主义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道出了个中原由：后现代主义无视历史本质，肢解历史的整体性，把历史变成了一种暂时性的、不安定的、非本质主义[5]的叙述。另一方面，人们还应该看到，恰恰是后现代主义为历史叙述拓展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不仅渗透到绿树常青的“新史学”的实践中，而且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别具特色的样本。限于主题，本文不打算对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进行全面爬梳，对于业已为学者探讨过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关系等诸问[6]题，本文也尽量予以回避，在以下的篇幅里，本文主要围绕后现代主义给现代历史叙述带来了什么、欧美新史学是怎样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等方面探讨新史学的后现代问题。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提出了“新史学”——大写的历史的口号，在走过了一个世纪坎坷的道路后，中国新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叙述呢？最后，本文在指出中国新史学存在的问题后，以近年世界新史学的发展为参照，展望中国新社会史研究的走向。一、历史、叙述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叙述表现历史。历史和叙述的关系通常被喻如下：“一些人告诉另一些人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一些人告诉另一些人”则是叙述，是经语言表象化了的历史。在这一点上，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并没有根本分歧，两者的分歧首先体现在以下几点上：历史是什么？历史有没有客观性？人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握和认知历史？
何谓历史？自从18世纪后半叶现代史学兴起以来，该问题就一直纠缠着历史研究者，这是因为以启蒙思想为内核的现代史学必须在历史语境里回答与启蒙相关的思想问题。启蒙思想的核心是，在历经教育、改革和制度变化之后，人不再以无法理解的事物和他律性力量为认识对象，而以和自我相关的诸关系为主体，培养自我意识、承担责任和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1784年，康德（Immanuel Kant）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里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7]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启蒙思想家之所以重视历史问题，不仅是因为批判传统是启蒙的主要课题之一，而且还在于他们关注在传统的关系下改变人的可能性、教育人的可能性和使人向上的可能性等问题。启蒙思想给历史学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进步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与其说是一个轮廓完整的形体，不如说是一股向四方扩散的力量。在此以前，历史学是道德的学校，艺术的工具，国王和宗教的代言人。因而历史学缺乏批判精神，注重修辞而忽视事实正确与否。启蒙历史观诞生后，历史学逐渐发展出一套现代的历史叙述体系。德国社会史学家科卡（Jürgen Kocka）在《历史与启蒙》一书里专章讨论启蒙思想与历史的关系，他把启蒙思想给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带来的变化归纳为四点。
第一，作为启蒙进步思想的一部分，形成了集体的单数形的历史表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实过程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存在着复数的历史，但是启蒙的世俗思想否定了这种复数的历史，它通过对过去的解释打通了过去和现在的联系，进而暗示了未来和现在的关系，构筑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
第二，形成了确保历史学作为学问的一整套严格的方法。把事实与传说以及未经验证的意见区别开来，强调事实必须经得起方法的验证，并进而作为事实而为所有的人（不论身份、信仰、国籍、性别等）所接受。
第三，历史认识行为中所存在的对未来的展望并非来源于相对主义，而是从必须说明、反省和批判自己的“观点”和“计划”中派生出来的，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
第四，随着方法的完善，叙述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注重讨[8]论和论证，把历史著述和注重修辞的作品区别开来。
科卡是德国社会史——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的旗手，他的概括揭示了启蒙史学的主要特征，概言之，基于人性同一性的信念，启蒙史学试图构建完整的哲学化的文明史，这种历史不是关于国王和英雄的事件史，而是整体的、大写的、单数的文明史。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1751—1756年）中试图描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史，《风俗论》（1756年）则包括东方世界的多样性习俗。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和《论法的精神》（1748年）排除了偶然因素和传说纪年似的叙述，以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作为叙述中心，考察政体和自然、习俗、宗教及商业的关系。
然而，启蒙史学也有其严重缺陷：被启蒙思想否定的中世纪时代及其宗教在启蒙历史叙述中是个空白，启蒙的历史叙述缺乏对史料的彻底批判。19世纪兴起的兰克史学试图以历史中的个性及其发展的感觉即历史主义为思想依托，通过确立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学来克服启蒙史学缺乏对史料进行批判的弱点。但是，另一方面，借助历史学家的直觉把握客观事实的做法又致使主观因素混入历史叙述中，因而所谓客观性是有局限的。而且，兰克（Leopold von Ranke）把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政治史的范畴内，在方法论上无疑使历史学趋于严密，但在历史研究对象的把握上则与启蒙思想家关注历史整体背道而驰。20世纪初，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为克服兰克史学的缺陷，强调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整体的历史观，同时，布洛赫（Marc Bloch）之后的众多的年鉴派历史学家之所以钟情于中世纪史，既带有对早期启蒙史学的矫枉过正，也含有对现代文明变动不居的倦怠。
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形成了两个叙述传统：一个是从兰克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解释学的传统，认识到历史学无法科学地把握和再现历史，但坚信历史学可以解释历史。与这种古典主义的文献解释学相反，另一个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历史学潮流强调关注人的思想和行为背后的物质结构和结构实体，认为可以科学地把握和认识研究对象的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上述史学传统提出了一系列的诘难。一个诘难是以普遍性的说明阐释历史和社会而得出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用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话来说就是“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淹没了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y），而历史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叙述，[9]应当用“小叙述”（little narrative）来替代“大叙述”。另一个重要的诘难是在“历史事实”“文献事实”和“解释事实”三者中，历史学家得到的“事实”究竟是哪种“事实”？现代主义史学相信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到真理。但是，历史学毕竟不是科学，历史叙述中的主体和客体不可能截然两分，人们无法保证事实的“客观性”。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利科（Paul Ricœur）等解释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认识到理解是有局限的；而在福柯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后结构主义者看来，连构成解释原点的文本的作者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面对历史永远不能成为科学的这类反对意见，一些历史学家相信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把作为“解释的叙述”的历史与编年的、科学的历史区别开来。对于这一尝试，闵克（Louis Mink）一针见血地指出，把历史变为科学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证据的逻辑”（logic of evidence），而在于“结论的意义”（meaning of conclusions），因为分离的结论在科学上是能成立的，而在历史研究上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学家在每一本书的最后要专门辟出一章来做总[10]结，但是很少或者从来就没有得出过分离性的结论。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认为，对“对象的信仰”在康德和韦伯（Max [11]Weber）那里早已受到颠覆，而在20世纪的历史中逐渐消失。
在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本质的执着近乎中世纪神学在讨论上帝存在时的态度。在中世纪，神学家们在论证上帝存在的时候，反复强调上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这个称呼里已经包含了存在性的成分，这就是著名的存在论证明。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学也形成了一个认识论传统，坚持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乃在于历史的客观性里包含了科学因素。不错，历史具有客观性，但是历史的客观性并不能构成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虽是客观发生的，却只有在被叙述后始能获得意义。虽然现代主义历史学还无法认同费尔曼（Shtoshana Felman）的如下之语：“我们通常把我们所说的历史设定为关于探究的学科和关于知识的形态，把我们所说的叙述设定[12]为话语形态和文学题材。”但是，如诺拉（Pierre Nora）最近在关于历史与记忆研究中所指出的，历史是客观性的、知识性的存在，由[13]分析和批判性的话语所构成的“过去的表象”这一界说，对现代主义历史学来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20世纪的绝大多数历史学都可以纳入现代主义的范式里。在现代主义的强大的话语霸权下，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通过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等冲击了现代主义历史学，其结果在历史学引起了一场范式转化的革命——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解释学的转向（interpretive turn）和修辞学的转[14]向（rhetorical turn），三者分别涉及语言、意义和解释等重要问题，其中围绕语言学的转向争论最大。语言学的转向是界分近代哲学质变的标志，自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以来的近代哲学把意识作为认识的最终基础，通过自省的方法给世界赋予意义，阐明世界构成的过程。但是，这种以意识为中心的哲学在意识自身隐秘性的面前屡屡碰壁，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为了从意识的自我完结里超越出来，把哲学讨论的话题从“意识”转移到“语言”上，形成了狭义的英美分析哲学和广义上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等人的语言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既不体现语言之外的事实，也不是表现语言之外的事实的工具。语言不但不反映社会，相反是构成社会之物，也即正是语言构成了人的意识的主体并使之产生社会性意义。这样，一个文本由于是由其他无数文本所构成的，其存在与作者的意识和社会语境没有任何关系，历史学所依据的文献解释从根本上被颠覆了，在认识论上史料与产生史料的社会现实的关系被切断，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也被彻底否定。伯克霍福（Robert F.Berkhofer）将后现代主义向历史学发出的挑战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脱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和脱神秘化（demystifiction）、脱等级化（dehierarchization）、脱文献[15]主义（dereferentialism）和脱结构（即解构，deconstruction），从这五个方面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化或曰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基本表征。
脱自然化和脱神秘化。所谓脱自然化首先出现在有关种族（race）、少数群体（ethnicity）和性别（gender）的研究上。后现代主义否定了以往学者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种族和少数群体的差异，理解男女之间的性差，强调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里把握人的行为、文本和人造物等。伴随历史研究脱自然化的过程，还出现了脱神秘化的趋向。所谓脱神秘化是指在方法论上追寻社会不平等关系和形成人的行为、思想和人工制品的权力之间的关系。阶级、性社会差别和种族等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脱神秘化要求把所有关于人的知识范畴和文化范畴相对化，将大写的历史消解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景里。正如俄尔马斯（Elizabeth Deeds Ermarth）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者从来就不谈‘历史事实’，这倒不是因为在限定的局部范围之外不存在‘事实’，而是因为在限定的局部范围之[16]外不存在‘历史’”。
脱等级化。尽管区别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有时并不那么容易，脱等级化试图侵蚀和溶解区别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的学术和美学边界。在新历史主义的推动下，民众研究和文化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展开。新历史主义通过比较研究文学精品/文学文本和一般历史文献发现，两者都是一个给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部分，证明了以往的大写的文化/历史只是小写的文化的一部分。就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在福柯之前分别流行着两种权力分析框架，即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韦伯的支配/被支配模式，其共同点都是强调权力的等级特征，而在福柯那里，通过知识/权力的话语实践关系消解了权力的支[17]配性性格。新文化史研究受到福柯的知识/权力论的影响，它试图通过语境化的实践将文化和政治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脱文献主义。语言的使用不能与其作为社会基础的话语实践相分离。语言和概念的脱等级化动摇了价值判断的基础，直接导致了脱文献主义和解构。脱文献主义在思想上反对本质主义，否认文学和其他语言文字之间有任何区别。脱文献主义否定过分强调语言事实、超越性意义和坚持抽象范畴的本质主义，它对主体和客体的真实地位提出了质疑，进而否定了构成语境的存在的性质。
解构。文献主义至上遭到质疑后，历史本身也被视为文本。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既然文本之外一切都不存在，那么就应该把一切都作为文本来解释。后结构主义者批评把范畴自然化、本质化和统一化的做法，反对男/女、自然/文化、真实的（real）/人造的（artificial）、理性/情感、自我/他者、公共的/私人的等，甚至还包括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理论/实践、原因/作用以及真理/想象等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认为应当抛弃这些支配西方的文学文化价值体系，关注文本内部的紧张（tension），消解语言的等级化倾向。后结构主义彻底消解了启蒙时代以来的结构的历史观。当然，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而又常常误解的，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文本的解构不单单是对“结构”的否定和破坏，而是通过对“结构”的接受和侵犯之“两义性”操作，揭示一个“总体”是怎样被“结构”的，因此“解构”（deconstruction）既不是否[18]定也不是肯定。“de”这个前缀与其说是“解体”，不如说暗示了系谱学上的迂回。
以上五个方面互相关联，其中尤其以脱文献主义和脱结构对历史学的冲击最大。可以想见，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叙述的历史将有别于现代主义历史学，后现代主义为人们对历史的阅读带来了新的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挑起了一场深刻的史学范式革命。不管对后现代主义持有怎样的敌视态度，从此以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述将无法回避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对立：单一性/复数性，普遍性/特殊（差异）性，中心/边缘，真实/虚构，一元论/多元论，统一的自我/分裂的自我，生物决定论/文化主义决定论，等等。福柯在撰写《哲学家词典》“福柯”条时，自称在欧洲近代哲学的传统中继袭了康德以来[19]的“批判性”传统。在康德发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之后两百年的1984年，即将被病魔带向另一个世界的福柯在《回答启蒙是什么的提问》一文里，回顾了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的发展轨迹，讨论了影响至今的启蒙思考样式背后的“现代性”哲学精神——福柯称之为“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福柯认为对启蒙思想进行的批判并不是要追求普遍的形式上的结构，它以历史调查的形式来展开，在目的论上是“系谱学的”，在方法论上是“考古学的”。[20]在现代主义语境里形成的新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重新界定新史学的位置时，从福柯的“系谱学”和“考古学”中无疑可以得到启示。二、从“新史学”到“新新史学”
那么，西方历史学界是怎样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的呢？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对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进行评介，这在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叙述中已经被反复提到，王晴佳和德里克（Arif Dirlik）在各自的中文论文里也先后评介了一些被视为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历史著述。一般而言，新历史主义由于放弃了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在历史学界被视为异类，它与其说被看作历史学的一部分，不如说被看作文学的一部分。其实，即使撇开新历史主义不谈，要从“传统的”历史学角度考察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对历史学的渗透也非易事，因为对于坚守主客体二分的认识论原则的现代史学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个不祥之物，没有一个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愿意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绳子，放弃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宣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是虚假的话语游戏。伯克（Peter Burke）曾经说道：“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历史学里存在的）解构、后结构主义和与此相[21]关的其他方面的进展，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造反文化”（counter culture）以来的“新史学”（new history）的实践便不难发现，表面上在历史学内无所依归的后现代主义，其一些因素早已融入当今的历史学中，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影子在历史学中已经无处不在了。新史学的继承者在重新调整和确认历史学的基本立场后，正在对后现代主义做出积极的防守反击。“新史学”一词自诞生以来常新不旧。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里呼吁历史学需要进行一场“革命”，声称新史学是借助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22]等方法研究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因此，长期以来，即使是在西方史学界，如上文提到的伯克等著名历史学家也误以为鲁滨孙是“新史学”一词的发明者。其实，单就词语来看，德国史学家兰普赫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早在1896年在批评兰克及其门徒、阐述自己的历史认识时就使用了“新史学”一词。如果对“新史学”的由来进一步进行知识考古的话，法国哲学家贝尔（Henri Berr）在1890[23]年发表的一篇短文里就提到了“新史学”。当然，真正使“新史学”扬名世界的则是后出的法国年鉴学派。1929年，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为了对抗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他们提出了“活着的历史”（l′histoire vivante）、“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的主张，要求打破狭隘的学科分际，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年鉴学派的这一主张在其第二代代表布罗代尔那里被推至一个高峰，确立了年鉴学派新史学在历史学界的霸权地位。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重倡“新史学”，他们虽然强调新史学是有源头的活水，但是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他们开始对布罗代尔的结构的、整体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危机感。
本来，结构和历史学互不相干，因为历史是由主体即具有感性的人叙述出来的，而在结构主义者叙述的历史中找不到主体的位置。布罗代尔的历史学之所以被称作是“结构的”历史学，是因为他对历史概念进行了扩大解释，将历史视为长时段地理历史作用下的产物，而且，历史的变化不仅可以借助事件来加以说明，个体的人的意识还可以置于缓慢的长时段的时间变化里加以测定。需要指出的是，长时段的历史虽然是结构变化的历史，但其变化是通过对“变化”的类型化而为人们所认知的，并不是说结构决定了变化。年鉴学派之前的欧洲历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叙述关注短时段的事件史，在这种叙述下，历史被刻画为绘画一样客观化的存在，不存在重构历史的观念。然而把历史视为如风景般的存在后，人们其实已经根本无法捕捉历史了。与此相异，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存在具有多样性，不能单从一个侧面观察历史，历史研究的问题群要像纺织品一样不断地被编织起
[24]来。问题是，布罗代尔虽然承认历史具有多样性，但是在他企图构筑的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的背后隐藏着寻找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野心，结果，原本并没有否定主体意义的布罗代尔的结构历史学在后来的历史学实践中竟演变为没有主体的客观性历史学。“新史学”历史既久，含义亦杂，内容则更因人而异。在各种观点兼容并包的新史学大家族里有四大学派最为著名，即年鉴学派[25][26]、以马克思在历史学领域里的继承人自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强调研究“社会的历史”的德国比勒费尔德[27]（Bielefeld）学派。伯克在回顾传统旧史学（即19世纪的兰克史学）和新史学时指出，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政治史/整体史、事件/结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仅仅使用“公家”文献史料/“公家”与“私人”文献史料并用、绝对客观性/相对客观性，以及历[28]史学家提问方式的改变，等等。伯克举证的新史学的上述特征不仅为广大历史学者和读者所认同，而且已经成为常识性的知识，他在文章里回避了新史学所面对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问题，但是其所编论文集涉及内容广泛，如收录的“来自底层的历史”“女性史”“身体的历史”“微观历史”“事件史和叙述的复活”等都带有后现代的影子。伯克这种不动声色地为新史学寻找出路的做法和他对后现代主义一贯持有的怀疑态度是一致的。
继伯克之后，西班牙史学家奥拉巴里（Ignacio Olabarri）把新史学的特征概括为十点，概言之，即相信历史学是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对应的社会科学；强调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合作，因为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整体的历史解释；关注集体现象；结构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辩证地对待现在和过去的关系；承认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后康德主义者认为知识“构成”（constitutes）现实；作为“现代的”历史的一部分，试图根据“解放的意识形态”[29]（ideology of emancipation）或进步的概念来解释过去。奥拉巴里所指出的第一点和最后一点十分重要，即截至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新史学只是相对于19世纪的兰克史学而言，可以置于近代启蒙史学的谱系里来把握，为此，人们不难理解勒高夫为什么会把新史学的祖[30]先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那里。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年鉴学派重提新史学，并不单单是因为新史学内部发生了危机，也是新史学面对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而不得不做出的应变反应。在“旧”史学家眼里，这个“新史学”已经与70年代以前的“新史学”截然不同，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保守的西默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讥讽道：“新史学多样性的增殖那么快，修辞和原理阐述变得如此粗俗，整个学科已经远远逸出‘新史学’的范畴，乃至让人不能不称其为‘新新史学’（new new [31]history）。”正如上文已经述及的，脱文献主义和解构不但打破了现代主义史学的内聚力，而且70年代以后的新史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背反现象：构建整体史和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之间的矛盾，具有后现代主义意识的学者开始拒绝启蒙史学的“主导叙事”（master stories），这是以往近半个世纪新史学传统里所没有过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面对“语言学的转向”所引发的历史认识论的危机，开始检讨历史认识问题。1989年，《年鉴》编辑部出版了题为《历史和社会科学：批判性的转变》的专集，从1994年第1期起，杂志更名为《年鉴：历史、社会科学》（Annales.Histoire，[32]Sciences Sociales）。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批判性的转变》专集里刊载了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该文可以视为新史学在认识论上认真地思考和回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之作。夏蒂埃出生于1945年，是当今最受瞩目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从法国后现代思想汲取营养，借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33]Bourdieu）“实践”（pratique）等概念试图构筑文化的历史学，著有《读书的文化史——文本、书籍和解读》等。在勒高夫领头编著的《新史学》里，他是四位编者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姚蒙在选编《新史学》的中译本论文集时没有收录这么重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是应《年鉴》编辑部之约所写的，在文中，夏蒂埃首先确认了以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整体论解释系统的危机，这些以往占有支配地位的范式开始被人弃之一旁，而且，人们还放弃了对从这些范式里导出的意识形态，也即对把西欧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信仰。对于社会科学的危机所引发的历史学危机，新史学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将挑战者包含在自身中，为历史研究的菜单上增加新的项目和花样，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结果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年鉴》创刊伊始的“返祖”现象。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夏蒂埃认为它完全低估了80年代末历史学所遭遇的危机的实质。这次危机与新史学的开拓者所经历的危机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次危机不再是在社会科学的名义下批判历史学的偏颇，而是对构成社会科学基础的原则进行批判。首先，它呼唤主体哲学的回归。主体哲学拒绝集体决定和社会性条件的作用，试图找回“支配人行为的明确的自省动机”。其次，它呼唤政治研究的回归。[34]因为只有政治性的东西才能提供“构筑全体性的新的钥匙”。因此，历史学必须重新审视研究对象、交流对象和历史认识的构架等问题，研究对象要以对政治本质的追究为原点重新构架，交流对象应该赋予政治学和法学以优先权，应该抛弃“批判的范式”，根据意识的哲学重新界定历史认识的构架。
基于上述认识，夏蒂埃认为要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支配新史学的历史认识原则保持距离，这些原则具体而言就是：第一，全球史（histoire globale）的视野。这种全球史认为可以把社会总体的各个层次归结为一点，并构建其内在的联系。夏蒂埃宣称要放弃“布罗代尔模式”，不必区分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人的活动性质，也不必对各个层面所具有的时间性设置阶层秩序，不必去寻找技术、经济等决定性因素，通过构成社会的各种结合和对立关系等方法重新阅读社会。第二，研究对象的空间设定。这是那种描述置于都市、地域、地方等特定空间里的社会的研究，如此一来，整体史（histoire totale）所要求的收集和处理大量资料的工作始能得到实现。而夏蒂埃认为，通过研究个别事例并不能推导出一般性。第三，社会阶层的区分。这种区分法被视为能够把握文化差异和分割原因的有效方法。[35]夏蒂埃认为应该放弃社会分层的想法。
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呢？夏蒂埃以其个人研究为例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他的研究是由在以往的学术传统中被切割为三极的部分所构成的。第一极是关于文本的批判研究，不管什么样的文本都从内部构成和意图两面进行解读。第二极是书籍，广而言之是以文字为交流的一切历史。第三极则是对书籍、图像等象征资本（biens symboliques）以多种形式将其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分析其产生不同用法和意义作用之实践。他批判以往认为书籍所记载的文本本身即体现意义的认识，认为书籍包括三个要素：文本、载录文本的书以及阅读文本的读者。文本以书为媒介，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获得意义。这样，夏蒂埃把世界即历史置于表象的层面加以考察，把自己与以往的新史学区别开来了。以往的新史学认为世界是实体性的存在，[36]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来把握。正如研究法国史的日本学者二宫宏之指出的，夏蒂埃虽然没有论及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但从中不难看出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只是一种表象行为。这种认识论上的转变是以两个形式发生的：一方面，在具体发生的事情和史料的相互关联层面上，可以确认史料的绝大部分是记录者表象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历史叙述的层面上，由于历史学家的记述属于叙事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以作为表象的史料为媒介，进一步将史料表象化的二重性[37]表象行为。可见，夏蒂埃既在主体、意识等问题上回应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也在历史认识论上与新史学决裂。
当然，西方历史学界关注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止《年鉴》一家，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杂志如《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等都组织过专题讨论。那么，通过讨论历史学家在哪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呢？又在哪些问题上依然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排斥的立场呢？
在关于“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上，新史学无法接受如下后现代主义的名言所体现出来的观点：“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Barthes，Roland）“（历史是）制造虚构的运作。”（fictionmaking operation.）（White，Hayden）“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l n′y a pas de hors-texte.）（Derrida，Jacques）“真实如虚构之虚。”（the real is as imaginary as the imaginary.）（Geertz，Clifford）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否定了存在从外部能够考察现实的元语言，文本不再被视为现实的对应之物，而仅仅是反映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的存在，所有的文本都是从相互关联中产生出来的。如此一来，“过去”便被溶解在文学里。虽然不少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不管自己的话语是怎样一种形态，最终历史仍是叙述，但是恰如斯通（Lawrence Stone）在《过去与现在》上撰文指出的，立足于索绪尔语言哲学激进立场的德里达理论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与符号人类学存在着危险性：文本成为互相映照的镜子，什么都能照[38]出来，就是没有“真理”，因为“真理”本来就不存在。伊格尔斯在评论1993年夏蒂埃发表的一篇文章时明确指出，夏蒂埃并没有因为承认历史是叙述，而得出“历史叙述就是纯粹的文学”之结论，原因是历史学家不能无视史料，在方法上不能脱离科学的标准，如果没有科学，“历史学不但不能反对一切歪曲，也失去了拥护真实的权利”。作为表象的历史显示，世界是通过符号和象征的形态来表现自我的，对象征的解读需要符号论的方法，但是，这些原则的导入不是要否定科学性的历史标准，相反，是要强化历史研究的科学标准。[39]唯其如此，修正主义历史学尽管在个人道德上可以否认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南京大屠杀”等，但若要以历史叙述有虚构的成分便想在认识论上否认战争中的“大屠杀”行为，那将是不可能的事情。
平心而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深化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新史学可以在承认“作者之死”后，唤醒“作者”——历史的“主体”，重新面对过去和对过去的解释。当今的新史学（“新”新史学）正摇摆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它放弃了对整体历史的追求，放弃对整体历史的追求并不是要否定整体历史，准确地说是要抛弃那种僵化的结构的“布罗代尔模式”——普遍主义的整体史，拒绝启蒙史学所带来的令人压抑的“主导叙事”（master stories）。新史学的“解构”（既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也是对作为历史叙述的自身）业已出现，虽然年鉴学派在微观史学（Microhistory）上否定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坚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握过去，英美历史学者反对把历史归结为纯粹的语言和主体性，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反对历史是修辞和美学活动的说法，但不能就此否认[40]新史学没有受到“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结构主义之影响。夏蒂埃的文化社会史研究似乎受语言学转向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他的研究有着清晰的福柯、布尔迪厄和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影响的痕迹。三、中国语境：“新史学”的坎坷之路
在对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后现代遭遇和新史学话语实践做了一番走马观花似的概观后，现在可以回到中国语境上来了。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学诞生在20世纪之初，迄今时光已经翻转了一个世纪，但当我们翻开新史学的履历簿时，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同一本书。
在中国新史学的履历簿上，梁启超的大名位列榜首。他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前者史家”和“近世史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进[41]步运动，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这里，梁启超触及了近代西方启蒙史学的要脉：因果律的、进化/进步的和民族/国民的历史叙述。1902年2月《新民丛报》从第一期起开始连载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史学》里，梁不但提出新史学的口号，更明确批评“前者史家”的著述有四弊二病之害。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铺陈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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