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泽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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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试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序
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是在特定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转变的基础上进行的，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均衡发展，建构现代和谐社会，改善公民生活质量与提高社会质量，成为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成为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活力，也是最为特殊的一个社会群体，国家对待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过程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书以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该研究包括社会政策和政策过程理论的最新理论进展、理论建构方式及逻辑；社会政策范式的经典论述、话语实践和学术路径；社会政策范式的解释性框架、核心概念、理论命题与方法论基础；中国社会政策的主要论域、知识谱系和解释传统；基于中国语境、多重逻辑下的中国农民工社会政策实践、政策文本变迁与话语特征；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实践理性、策略空间和行动框架；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过程中农民工的个体化策略、行动逻辑和行为理性；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后果；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的评估技术、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结果；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对策性研究。
本书在对社会政策最前沿理论吸收、批判和创新的基础上，从个体心理与行为、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社会发展四个层面开拓性地提出了社会政策影响的新的评估体系，并在坚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准则和理论建构方法与范式的基础上，在当代中国社会政策范式中首次引进了社会政策过程、实践理性、社会理性、生活质量、社会质量、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空间政治、底层生态、道德判断的实践、反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发展伦理和正义等话语表达，构建了一种新的和突破性的社会政策理论架构、新的社会政策评估体系和新的政策知识建构逻辑。
本书提出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具有阶段性，其话语实践经历了控制与闭锁阶段、松绑与盲流阶段、堵疏交替阶段、政策局部调整阶段以及科学规划阶段。在整个政策调整过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体现了弱势性、临时性、不平衡性、补偿性、配套性、应急性、盲目性、被动性、修补性、碎片性和渐进性等特点。本书提出：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过程是在国家发展战略、政治话语和发展谱系中进行的，包括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秩序的理性追求、现代化以及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性框架、国家宏观控制的效果反馈和宏观调控的可能阈限、政策过程的国家核心价值观与政治信仰系统等；压力集团是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压力集团体现为记者们的社会舆论力量、学者们的社会影响，也体现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支持联盟、专家系统、政策网络、政策社团、政治精英、媒体与慈善主义者等；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调整是内生于国家社会政策系统和政策框架的，即服从于国家的“政策群”系统，服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理论”和“大的政策原则”；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通常由一种稳定和渐进主义逻辑所驱动，这是由社会政策制定和调整的有限理性、模糊性与时间性序列以及社会政策本身和实践的模糊性所决定的。
本书提出，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应从控制策略到整合策略、从“生存—经济”社会政策向“身份—政治”社会政策、从消极型社会政策向积极型社会政策、从干预型社会政策向发展型社会政策转变；国家政策调整应以实现“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目标，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战略，帮助农民工实现劳动市场介入、提升能力和为他们提供收入支持，实现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整合和可持续发展；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应该提倡能动性政治，即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环境下寻求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个人分担责任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应在城乡一体化或者城乡统筹框架下进行，倾向于选择构建城乡统一的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体系和框架，应考虑到全球化对传统社会政策的挑战，致力于消除或减少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使人们陷入不幸或困境的因素；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应以公正和社会公平作为基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理念，从对个人的福利服务转为通过提升个人能力、减少不公平和歧视来推进机会的公平，确立支持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观，树立消除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支持弱势群体的强烈的社会责任观，致力于建构发展性社会支持体系，促进社会弱者自立、自强，提升弱者社会参与能力，从而达到消除社会隔阂、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
本书研究方法先进，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历史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在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的结合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视角新颖，将农民工的发展纳入国家的社会政策框架下进行研究，能够为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引导社会重新关注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反映了当前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代表该领域研究的较高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此外，本书既关注理论内容与政策科学体系的建构，也关注实践前沿问题的对策研究，同时在基本原理论述、核心概念界定、理论范式建构、对策研究方面较为深入、细致与具体，体现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创新性，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期望对于后期相关创新性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引意义和示范效应。总之，本书研究方法专业，学理性强，学术规范性突出，是一部学术价值高、应用性强、有相当学术分量和厚重感的著作。周晓虹2012年12月8日于南京大学第一章 绪论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在中国的全面推进，农民工的队伍也日益壮大，由此引发的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因为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城市化推进，甚至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迁移，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农民工流动不但冲击着实行了多年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从“盲流”阶段的农民自由流动到以户籍政策为核心的保护城市政策下的农民工流动被禁锢，再到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相分离的“农民工”出现；从暂住证制度的实施，到计划生育实施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双重管理，再到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空间内的艰难生存；等等。从以往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实践策略看，仅仅局限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合法性问题、进入门槛问题、城市安全问题，局限于如何完全控制或限额控制的问题，或者从经济角度考虑引导农民进城、提高农民工收入，而缺乏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来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而且，以往的政策往往注重单一的社会保险项目，忽视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项目，过分注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未来收入保障项目，而忽视工伤、医疗、生育等短期保险项目。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和城市现代化的积极推进，国家在调整农民工政策方面应重点转向对流动农民工进城后的整合，思考如何实现他们与城市的社会整合，实现社会适应；如何帮助他们实现劳动市场介入、提升能力和为他们提供收入支持；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社会资源，即如何实现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整合和发展问题。同时就政策现状看，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不再只是一种宏观的调控，而是出现了一种更加微观、具体的调整，社会政策出现了一种细化的倾向，开始关注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关系流动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应该放在社会转型或者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予以理解，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也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并从农村率先突破，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突破人民公社集中经营、统一分配的模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使农业劳动力由“隐性剩余”转化为“显性剩余”，向外流动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选择。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和对外政策的引导，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经济，“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服务业迅速崛起，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农民流动到城市就业由历史的乌托邦神话变成了现实主义诉求。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农民工问题与农民工个人在城市中的发展问题被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近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走向城市寻求新的生活。从盲流、流动人口到新市民、新产业工人，农民工历尽千辛万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管是从人数还是从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来看，农民工都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也就是说，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
本书试图研究的问题是：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如何，流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社会政策调整过程中是否实现了共享我国的社会发展成果，在现代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构筑新的农民工社会政策框架和社会政策保护体系。本书试图以流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实现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为指针，重新审视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策略和过程、政策调整的策略空间、政策实践的理性逻辑、社会政策的实践效果及社会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效益，在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的推进、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政策与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改变的基本框架内，对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展开评估研究。同时，通过对大量的理论流派和理论思想的论证和思考，结合中国经验和中国农民工的具体实践，提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政策思路和新的社会政策框架。
2.研究意义
在中国，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流动规模、生存状况的好坏、能否在城市中实现社会整合等是内生于社会政策变量的，内生于国家、城市政府的人口社会政策的控制模型，受城市政府制度性歧视或排斥的影响，是政府控制人口流动和就业制度的一个参考函数。在流动农民工地位变迁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政策变迁，流动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往往不是一种正常的城乡二元现象，不是一种城乡之间“自然”的差别，而是夹杂着人为因素的社会政策扭曲或社会政策变通。例如，以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为核心的户籍管理、福利制度、工资歧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人为地隔离了城乡的经济联系和要素流动，形成和固化了城乡二元格局。同时，任何社会政策的正常运转都嵌入更大的制度、结构甚至文化因素之中，存在一种制度嵌入性的塑造，所有的经济活动（包括经济制度和决策、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都是嵌入到制度之中的，因此，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决定了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和发展的可能性，也决定了流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展开评估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研究成果既有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又有较广泛的实践支持。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有利于从经验层面为社会政策范式和科学的社会政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合法性的理论支撑。从社会政策层面来看，社会政策的演变过程就是由消极型社会政策向积极型社会政策转变，由干预型社会政策向发展型社会政策转变，由“生存—经济型”社会政策向“身份—政治型”社会政策转变，本研究将在这种转变的历史语境中，深化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从而丰富和完善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宝库。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是由乡村向城市演进的过程，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由封闭性向开放性、本土性向全球性、消极性向自明性转变的过程，农民工社会政策的研究就应该建立在这种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理论范式基础之上。社会政策的理论构建，有利于推动社会政策本土化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完善。本研究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理论前沿问题的探讨和理论发展，这种创新体现在：结合关于中国农民工的本土化研究，对最近比较热门的包容性发展、秩序理性、脆弱性、社会风险、可持续生计、社会整合、生活质量、公共健康、社会质量、社会排斥、空间生态、政策实践理性和后果评价、发展伦理和社会正义、政策实践中的道德等理论话语进行深层次的阐释，并在社会政策范式下对这些理论问题展开对话、整合和创新，理论素材是最新的，视角也是最新的，这就为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从现实价值上看，本研究拟为当代中国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供政策咨询和政策创新方案；拟从社会政策层面为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套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有关“农民工实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行动计划和社会政策框架，这套行动计划和政策议题创新的基准点是“立足于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着力点是破解中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失调、社会冲突加剧等社会发展困境。本书将有助于认识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流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国家政策体系，从而有利于流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问题的妥善解决和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最终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我国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和农民工问题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研究农民工社会政策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有利于从社会政策层面为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套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有关“农民工实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行动计划和社会政策框架；有利于农民工社会政策的理性推进；有利于当前国家宏观政策的全面实现和推进；有利于提供一种新的社会政策理解框架以促进农民工实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真正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实现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2）本研究有利于从社会政策层面引导社会关注农民工群体，加深社会各阶层对农民工的了解，只有真正了解了这一群体及其心理特征，城市和城市居民才有可能真正地接纳他们，他们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的生活。（3）本研究有利于提供一种新的社会政策框架和思路以促进城市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研究现有的农民工社会政策，并根据农民工的现实生活提出新的相应的社会政策，引导负面社会情绪的正确排遣，减少农民工因社会政策排斥问题而导致的怨恨、报复和违法犯罪行为，有利于城市社会安全与城市社会稳定。（4）本研究有利于农村社会政策的理性推进，促进农村的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研究农民工城市适应所处的社会政策情境，探究影响其城市适应和实现市民化的因素与障碍，把握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特点及规律，对于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以及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整合问题具有十分明显的指导意义。（5）本研究有利于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推进当前国家宏观政策的全面实现和推进，有利于从社会转型、现代化战略转型、全球化推进、城乡社会全面发展、社会质量提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等宏观层面重新认识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调整，并在新形势下对农民工社会政策做出进一步的战略调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八大进一步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完成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能否改变农民工在城市中被排斥的处境，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关系到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改革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相关政策，阻止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改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处境、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二、文献综述
在社会学中，有关移民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领域。早在19世纪末，英国地理学家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就开始了对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并撰写了《移民的规律》一文，开了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莱文斯坦因此成为移民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时至今日，社会学在研究规模上依然保持在移民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并形成了“移民社会学”这一富有影响的新兴分支社会学。
以当今社会学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移民问题可以说一直处于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从早期的国内移民研究到现在的国际移民研究，美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与移民相关的，如最初的芝加哥学派的移民研究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芝加哥学派主要对美国的第一、第二代移民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仅在方法上开创了把人种学与人口统计学相结合的主流移民研究法，而且还创造了大量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学概念，比如，同化（assimilation）、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职业专门化（occupa-tional specialization）、边缘性（marginality）、种族关系圈（race relation cycles）等。
早期社会学对移民的理性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移民的原因与过程；二是移民的定居及其生活重建。随着学科间互动频率的增加和交叉问题的不断出现，跨学科和多维方法的运用已成为当代移民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从近30年来欧美学术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来看，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等多种学科都已纷纷介入到了当代移民研究领域，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近代以来的大规模移民现象做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从而在理论和方法上大大拓展了社会学既有的研究框架，也在整体上提升了移民社会学研究的层次。
1.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1）移民的概念。
关于移民概念，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社会学解释是：个人或群体跨越象征性或政治性的边界，进入到新的居住区域和政治共同体的永久迁移运动。当代移民的发生和演进与当今时代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改变了传统的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开始有选择地接受和鼓励移民，特别是家庭团聚、技术移民和留学移民，此后，从发展中国家移往发达国家的移民逐步增多。1975年以来，全球移民数量成倍增长。目前，60%的移民居住在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移民（吴前进，2004）。
葛剑雄等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一书中指出，“我们对移民的界定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葛剑雄等，1994：61）。《大美百科全书》指出，“广义而言，人类的迁移是指个人或一群人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这里强调了“相当的距离”和“永久性移动”；“移民是指人口在地理上或空间上的流动，或在不同地区间的移动，从原住地移到目的地因而居所发生改变，这种迁移是属于永久性的”，“移民这个概念只是适用于比较能够定居的人口”。（大美百科全书，1993）实际上，“移民”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种人或人群，二是指一种行为或社会现象。前者是指参与上述迁移活动的人或人群，后者则是指较大数量的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从而定居地发生变化的一种行动或社会现象。算不算“真正的移民”，要看他们是不是“最终在迁入地或流动地定居”，这就是说，区分移民和非移民的界限在于是否定居，换句话说，定居是移民的本质特征，在一般的移民研究中，“定居”一词似乎有必要写在“移民”的定义中。
关于移民，有的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主要是指以定居为入境目的的外国人。例如，美国1924年移民法对外来移民作出以下定义：“外来移民是指任何移居美国的外籍人，不包括：政府官员及其家属、随从、佣人和雇员；来美国短期旅游、经商或娱乐的外籍人；过境的外籍人；合法入境由美国某一地区经邻国向美国另一地区迁移的外籍人；乘外籍船只抵达美国港口并确实以职业海员身份入境的外籍人；根据生效的贸易和航运条约而获准入境并只从事贸易或执行有关条约的外籍人。”
事实上，移民的概念正在进一步扩大，有学者指出，移民现象是指个人或群体持续进行的跨越地域界线的运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的地域流动。移民现象通常分为两大类：外部移民（跨越国界的移民）和内部移民（在某一国家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移民），内部移民在中国也被称为流动人口。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民族迁徙运动，不过，这一现象真正引起社会学家的强烈关注和研究兴趣，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今社会学家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移民运动，这属于内部移民；二是全球范围的、由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运动，这属于外部移民。中国社会学家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兴趣源于中国社会本身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内部移民运动，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它又具有某些国际移民运动的特征。另外，中国也一直存在着国际移民潮流，特别是东南沿海某些地区和东北某些地区的人口向欧洲和其他国家和地区迁移，但是，流往国外的移民人数与庞大的城乡流动人口相比显得微乎其微。因而，中国社会学家更为关注的是内部的城乡移民问题（李春玲，2007）。（2）移民的类型。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移民的类型做出不同的划分，例如，个别移民、集体移民、大规模移民；国内移民、海外移民；合法移民、非法移民；自由移民、政府或团体有组织的移民；军事移民、民间移民；政治性移民、经济性移民、民族性移民；强制移民、暴力强制移民（“黑奴贸易”）、自愿移民；原始型移民、强迫型移民、推动型移民、自由型移民；革新移民、保守移民；等等。
有学者主张按“性质”分类，分为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两种，并且认为“生存型”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不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发展型”移民的主要原因不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葛剑雄等，1993：504）。发展型移民体现了移民的实质是一个发展问题，发展问题不解决好，民众就不安稳。（3）有关移民的研究理论。
历史上对世界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对移民历史的研究，例如，对犹太移民的研究，对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流入的研究，对大规模的奴隶输入及其后大规模亚洲劳工输入的研究等。关于移民史与殖民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移民史的研究是移民研究的前提与基本内容之一，但是，移民研究仅停留在历史研究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国际移民浪潮的不断涌动，学者们开始探讨人群迁移的一般原因，而不是仅仅评论其具体现象。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开始关注国际移民。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关于劳动力迁移现象的理论，这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移民现象的理论。1885—1889年，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英国地理学家莱文斯坦发表了《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文，提出了移民的11条规律，他认为，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促使了人们的迁移。从而开创了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
在莱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1938年，赫伯尔（R.Herberle）提出了“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赫伯尔指出，迁移是由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随着推—拉理论研究的深入，博格（D.J.Bogue）进一步发展了推—拉理论，他全面而又简明地列出了12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6个方面的拉力因素。这里的“推力”是指迁出地存在某些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因素，产生种种排斥力，迫使人们离家出走，一般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特殊的因素，可以是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如经济萧条、严重失业、粮食缺乏、人口过剩、生态环境恶化、外族入侵、内战爆发、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宗教矛盾等。“拉力”是指迁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如迁入地表现出较多的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或者仅仅是对于某一小群体而言有特殊的机遇，比如国外的劳工需求大、就业机会较多等等。此外，某些团体或个人的诱骗也是一种“拉力”。推—拉理论的理论框架很大，因而学者们经常往里面放入各种“填充物”，用以解释移民的动因。“推—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这一简单、实用的理论客观上可以解释国际和国内人口迁移的动因。二战后大批华人迁移到澳大利亚，一方面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劳动力的需求所形成的拉力，另一方面也与国内的推动因素有关（傅义强，2007）。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国际移民的飞速发展，对移民的研究也迅速升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为代表的新古典派的出现将移民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移民研究的重要分水岭。此后，国际移民理论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各种移民理论层出不穷，出现了大量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主要有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有的是在实证基础上的总结或概括，有的是运用解释其他人类行为的理论来解释移民现象，有的则运用宏观分析框架，不断补充、修正、深化国际移民理论。
最近二三十年，移民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同于以往，人们对移民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针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流向及类型，国际学术界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角度对国际人口迁移的成因、机制以及延续衍生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式，如网络说、连锁因果说、系统研究论等，国际移民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理论突破。综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展现了多学科相互借鉴、共同探讨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下面对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中有关移民动力机制的理论和移民延续、衍生的理论进行简要评述。
第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主要代表是拉里·萨斯塔、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等。该理论直接脱胎于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提出的“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模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该理论认为国际人口迁移是由全球劳动力供需分布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劳动力调整过程，是个人希望通过迁移来获得收益最大化的超越国界的人口流动。强调移民的根源在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和国家间的工资差距，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通过流动，消除这种差距并实现劳动力价格的总体平衡。该理论将宏观的结构因素同微观的个人行动结合起来。在宏观层面上，它考察的是相对价格差异形成的生产要素的地域分布，认为，在经济发展快且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比在经济发展慢且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可得到更高的工资收入，在定量分析迁出国与迁入国之间的工资差距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产生移民的根源，该差距实际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迁移的停止。在微观层面上，该理论解释了个人何以因国家间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背井离乡。认为，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是一种个人自发、自愿的理性行为，个人经过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的估算，权衡了种种选择，自然要前往回报最多的地方。因此，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理性计算，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动就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该理论依据人们所熟悉的一些概念，如“合理性选择”、“预期净收益”、“工资差”等，展开理论阐述，理论模型简明、精当，易为人们所接受。该理论由于建立在比较具体的数据统计之上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批评者指出，收入差距是引发移民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移民能够对迁移的付出与回报做出准确的计算，从而追求最高收益（李明欢，2000）。
第二，新经济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即新迁移经济学派（也称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派）提出的理论，是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主要代表是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新迁移经济学派也认为移民行为是理性的，但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不同，他们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新迁移经济学派接受了人们集体行动会使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思想，认为迁移行为不仅要使迁移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为其家庭提供增加资本来源和控制风险的重要途径，尤其在没有失业保险、福利，不能从银行贷款或不能安全投资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得到的移民汇款可能是全家经济财富的基础。新经济移民理论模型指出，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证券和保险市场往往是不完善的，或者难以进入。家庭为了规避在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取资本等稀缺的资源，会将家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通常有意识地通过国际迁移来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的分布。在新经济移民理论学派看来，国际迁移所获得的高工资对移民的吸引不仅仅在于能使移民本身期望收入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种控制生产风险和增加资本来源的重要途径。在这里，移民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移民的目的也不全在于高工资，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寻求多种生财之道，也就是说，决定移民的不只有劳动力市场，还有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等。通过家庭成员的国际迁移，可以使发生迁移的家庭的绝对收入增加，同时提高其在当地社区中的社会经济地位（Oded Stark，1984：251～259）。斯塔克以自己在墨西哥的经验研究论证：同一收入差距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如同是100美元的收入差距，在同一地区，生活于收入底层的家庭比生活于收入高层的家庭更可能因此而移民；对不同地区而言，生活于收入不均地区者比生活于收入均等地区者更可能移民。进一步说，在社会发展相对迟缓时，人们比较容易安于现状，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人中选择那些原先条件不如己可现在处境却比“我”好的人作为参照系，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成为出走他乡、寻求社会地位提升的动力（李明欢，2000）。
第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由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于1979年提出，主要代表是迈克尔·皮奥里、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国际迁移的起源视为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需求拉动。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构造了一个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即具有稳定雇用年限、高工资、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一部门以及不稳定、低工资、有限福利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二部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内在发展趋势导致愿意从事第二部门工作工人的短缺，因为这一部门工作的收入很少与工作经历、技能和受教育程度相关。当地工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因此，雇主便通过雇用移民来填补被本国人所拒绝从事的那些第二部门的工作岗位。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所设置的对非法移民的种种限制措施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也就是说，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效能、高收入部门，下层市场则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效能、低收入部门。由于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能、低收入劳动力市场，因而不得不靠外来移民填补空缺。外来移民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需求（Michael Piore，1979）。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低级劳动力市场。尽管工资低，但也总比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挣得多，而且他们在乎的是在自己国家而不是在外国的地位和面子。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永久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当代人口的跨国迁移。在“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艾勒占德罗·波特斯和罗伯特·巴赫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劳动力市场需求理论”，即再加上一个“族群聚集区”。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动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主要代表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埃罗·里基茨（Erol Ricketts）等。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扩展、渗透，使边缘国家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中。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因此发生剧变，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他地方，于是跨国移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世界体系理论是以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年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为基石的。沃勒斯坦在以“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为代表的历史结构论（historical-structuralist theory）的基础上，扩展了“依附理论”的“核心”（core）和“边缘”（periphery）的概念，认为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由“核心—半边缘（semi-periphery）—边缘”国家这三个同心圆组成。核心国家是指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边缘国家是指在这三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半边缘国家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这三种国家之间存在着“周期性律动”（cyclical rhythms）。随着谈论“全球化”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态势相结合。其主要观点是：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因此，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例如，埃罗·理克特斯（Erol Ricketts）在对18个加勒比海国家人民移居美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970—1979年间从上述国家移居美国的人口曲线，竟然与1966—1977年美国往这些国家的投资曲线大致吻合。莎里·E·芬德利（Salley E.Findley）则从考察菲律宾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的社会效应中发现：农业商品化进程对当地人口外移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为产品进入国际流通网络后，促使当地人民对外部世界从无知到了解，进而被吸引而移民。萨斯凯·萨森（Saskia Sassen）将海地、墨西哥、东南亚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潮置于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国家关系中加以考察，指出贫穷、失业、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并不一定直接引发跨国移民潮，更不左右移民去往哪一个国家，上述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潮，与美国在这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增加资本投入、扩大文化影响密切相关，是美国大力加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的直接后果之一。
第五，移民网络理论（migration network theory）。移民网络是指迁移者、以前的移民或在原籍地的家庭和朋友，与迁入地移民基于亲属关系、友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特殊联系。这一系列联系被视为可以降低迁移成本，增加迁移收益和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增加迁移的可能性。移民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人们依据这种社会资本来实现在国外就业和获得高收入的有效途径（赵敏，1997）。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会融入某地的乡俗民风，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学者们还注意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实行的为“家庭团聚”开绿灯的移民政策，促进了移民网络的延伸，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李明欢，2000）。
第六，移民系统理论（the migration systems theory）。和历史—结构主义理论一样，移民系统理论也强调国际关系、政治经济、集体行为和制度因素对国际移民的影响。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移民系统往往由两个或多个相互交换移民的国家组成；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和双重劳动市场理论的修正，它强调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比如国与国关系、文化联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网络）进行整体性研究。该理论认为，由于殖民、政治影响、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等原因，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为存在这个纽带，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移民的决定通常是由家庭而非个人所作出的。家庭提供了经济与文化的支持，使得移民得以发生和继续。因此，移民运动的产生就是宏观与微观结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应当说，目前来讲，移民系统理论是对移民及定居现象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毫无疑问，移民系统理论将移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是重要的理论突破，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移民研究的不足（周聿峨、阮征宇，2003）。
事实上，除了上述几种理论以外，还有人口移动转变假说理论、累计因果关系理论、“移民文化”说、跨国社会空间理论以及后现代理论等。（4）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移民运动。
a.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00—1800年）。
世界上有影响的移民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美洲大陆大片土地，建立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殖民大帝国。随后葡萄牙占领巴西全境，建立了面积庞大的西半球殖民地。荷兰、法国也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了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17世纪开始大批侵入北美洲，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为巩固和扩大其殖民地，掠夺殖民地资源，为欧洲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原料，欧洲殖民者需要大量劳动力来为其从事生产。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付不起路费、被迫卖身给殖民地商人或农场主的欧洲契约奴和罪犯，18世纪中叶以前，白人契约奴约占北美殖民地移民的半数，到18世纪下半叶，白人奴隶逐渐为非洲黑奴所取代，这时期国际人口迁移人数最多的是非洲黑奴（黄绍湘，1979：10）。
b.欧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800—1914年）。
受产业革命推动，从19世纪中叶起，国际人口迁移运动蓬勃发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其基本形式一直是长期或永久性移民，移民的主流是从欧洲移向新大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发展，工业化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其殖民地；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阶段的过渡，在19世纪末紧接着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移民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盛况。最先向美洲新大陆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是最早实行工业革命、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1800—1860年移居美国的移民中66%来自英国。19世纪40年代末，200多万爱尔兰人由于饥荒逃往美洲，紧随其后的是德国的移民潮。从1870年起，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其他地区的移民也加入移民的队伍。1880年，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掀起了更大的移民潮：先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移民，紧接着是波兰、俄罗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这些移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新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欧洲向外移民年均1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150万人（Douglas S.Massey，2003）。
c.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移民（1914—196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欧洲向外移民的高潮。一战后移民数量虽一度有所回升，但其规模只及战前的1/3。1910—1914年，前往美国的东南欧移民占移民总数的4/5，1921、1924年美国制定了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将东南欧配额降至1/5，移民人数因之大降。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也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致使入境人数降到了1891年的水平。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惨重的法国（法国在一战中死伤290万人）大量从国外吸收移民：1931年流入法国的外国移民总数达270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6.6%。不过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国际移民的人数大大减少，连法国也对外国移民加以排挤。美国此时在其国内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从南部招募黑人到北部工业区，以满足北部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国际间的移民几乎无法正常进行。这里主要指的是正常的经济移民停止了，而政治性移民则空前增加。
d.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960年以后）。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上述特点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较以前明显增大，其基本形式由以往比较单一的长期或永久定居性移民转变为永久性移民、劳动力输出和难民三足并列，非法移民大量涌现。在地区结构上，欧洲由传统的人口迁出区转变为迁入区，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成为当代国际人口迁移的主流。在新科技革命的促进下，世界生产力高速发展并出现了强劲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鸿沟不断加深，前者完成人口转变，大部分已踏入后工业化社会，人口增速低缓甚至持续负增长，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后者普遍经历了“人口爆炸”，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人口增长惯性，虽然多数国家生产力有长足发展，但人口压力依然沉重。受上述基本特点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产生出对于国际人口迁移的强大拉力和推力，由此决定了当代国际人口迁移的宏观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方冷战结束，海湾危机爆发，世界各地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再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成，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急剧动荡，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势头迅猛，永久性国际移民不断增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它们曾经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目前仍是世界上主要的永久性移民国家。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历史上曾经是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待开发地，多年来大批欧洲人不断移居这些国家。在1840年到1930年的移民高潮时期，大约有5 200万人从欧洲各国迁往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移民国家开始对国际移民进行全面限制，从此，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开始减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移民国家虽继续接纳国际移民，但移民政策有所调整，主要表现在对国际移民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也就是它们所接纳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具有较高学历的技术人才或者与本国公民有家庭关系的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在总体规模、流向、流量和存量上都有新的重大变化，在移民的知识结构、民族成分、文化构成和性别比例上出现许多新现象，在移民的流动、聚集和交往方式上也产生了许多新特点。随着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加速，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移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愈益普遍，跨国移民包括家庭团聚、技术移民、留学移民、劳工移民、投资移民以及非法移民等。
从移民的总体规模来看，当今国际移民人数迅速增加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1985年国际移民总数为8 400万人，2005年增至1.9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相当于当年巴西的人口总和。据专家推测，到2050年，移民人数可增至2.13亿人。从移民的流向和流量来看，全世界1.91亿国际移民中，约1/3（6 200万人）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1/3（6 000万人）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向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南南”移民和“南北”移民在数量上已大致相等。从移民的社会成分和知识结构来看，脑力劳动者的比例显著增加。20世纪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年龄在25岁以上的国际迁徙者增加人数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近一半，其人数约为120万人；2000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200万人，每10名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中就有6名来自发展中国家（陈勇，2000）。在移民的民族成分与文化构成方面，由于移民流动的多向化，移民的民族成分日益复杂，文化日渐多元化。因此，西方国家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已无法逆转。在移民的性别方面，女性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一半，在发达国家，女性移民甚至比男性还要多。在移民的流动方式方面，短期移民（tem-poral migration）、环流式移民（circular migration）正取代永久性移民（permanent migration）成为移民的主要移动模式，以长期定居为定义的国际移民概念已受到严重挑战。在移民间的联系方面，交往程度空前密切，移民网络日趋发达，移民重要性大增。而且全球性城市成为国际移民最重要的聚集地，为国际移民社会的缩影，如1990年外国移民占纽约人口的28%，2000年上升至40%。国际移民产业方兴未艾，包含一系列的机构、人员和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利润（丘立本，2007）。
首先，宗教和民族回归是20世纪90年代初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的新浪潮。民族回归就是过去迁往国外的人口的后裔返回本国定居。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欢迎那些与本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有渊源关系的人回国定居。自苏联解体以来，民族回归成了欠发达地区人口向西方发达国家迁移的一股重要潮流。在过去十年里，德国和以色列接纳了大量民族和宗教回归移民。日本、意大利、希腊和芬兰等国对过去迁往国外的本国人后裔回国也表示欢迎。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欢迎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回国定居，因此，国际移民成了以色列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凡有德国血统的人都有权获得德国国籍。由于大批德国人回国定居，德国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93年，开始限制回国人数。
其次，家庭团聚移民是传统移民国家永久性人口迁移的主流。自大规模国际移民结束以来，家庭团聚移民一直是国际人口迁移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人权宣言的规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理应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的保护。然而，为了本国的利益，不同国家对家庭团聚移民有着程度不同的限制。从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接纳家庭团聚移民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对家庭团聚移民都有配额限制。1995年，美国的家庭团聚移民配额为48万，占移民总人数的71%。在美国，家庭团聚移民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另一种是美国公民的其他亲属和永久居民的亲属。对于前一种移民，移民人数不受移民配额限制；对于后一种移民，则每年都有一定的配额，配额数目根据前一种移民数量的多少而定。从统计数据来看，1981—1989年间，在美国所有合法移民中，家庭团聚移民大约占到70%。
最后，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是所有接纳永久性移民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所有接纳永久性移民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移民的选择性越来越强。一方面，所有移民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积极接纳技术移民。技术移民无须有亲属在移入国家，但自身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对于移民国家来说，技术移民是它们难得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本一样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以美国为例，1990年新移民法在移民限额、移民类别设置和移民条件等方面给予技术移民优惠政策，如将技术移民配额从过去的5.4万人增加到了14万人，其中教授、研究员4万人，高学位专业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才4万人，此外，还为世界著名运动员、艺术家和科学家设立了特别签证。对于美国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免除了由雇主聘用取得工作许可证明的先决条件，提出申请即可获得批准，简化了技术移民手续。另一方面，所有移民国家都积极鼓励投资和商业移民。由于投资和商业移民拥有大量资金，他们可以为移入国创造就业机会，为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各移民国家都制定了积极的投资移民政策。
2.国内关于农民工的研究：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处于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消解，原来依赖于硬性制度安排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方面是原有的以户籍为标志的城乡两大身份群体内部产生了剧烈分化；另一方面是新社会群体的生成，导致一种新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出现。流动农民工就是其中一个数量众多、引人注目的重要社会群体。近年来我国农民工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农民工内部的分化或分层状况、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农民工的社区研究、农民工外出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现代性的影响、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政策研究等方面，也有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职业特性、社会心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城市融入和适应等微观层面和隐性角度的专门研究。有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大量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学术关注度统计可以看出，从2004年开始，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升。近几年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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