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你，学会了和生活开玩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廉春明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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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学会了和生活开玩笑试读：

我1943年二月初六出生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下东河沿。今年73岁，属羊的。我们家是做牙刷的，父亲叫廉经文，叔叔叫廉记文，哥俩开了一个工厂取名叫“文聚祥”，我记得厂里有很多机器，听说最多的时候雇有五十多个工人。买卖不错，生活无忧，家里人还买了一套非常整齐的四合院。据老人说，我们是河北安平人，爷爷家很穷，但因廉家祖辈出秀才，爷爷省吃俭用供我父亲上了六年私塾，后来实在供不起了，我父亲14岁背个小铺盖卷来北京学徒，学的就是做牙刷。

过去的牙刷是牛骨头把的。牛骨头买来要浸泡，然后把骨头弄干净，用锯劈成一截一截的半成品，然后用手工打眼儿，栽猪鬃。猪鬃栽到眼里叫栽活，栽活多由一些家庭妇女手工完成。附近许多家庭靠妇女栽活养家糊口。

河沿做牙刷的扎堆，说起来都是老乡和师兄弟。另外，除了做牙刷的以外，还有做牛角活的什么梳子、刮舌子、鞋拔子这些东西。总之，无论做牙刷的还是做牛角活的都离不开泡材料。这种泡骨头的水气味难闻无比，那一缸缸的臭水无处排泄就倒在护城河里，这就是做这种生意为什么要住在河边的原因。那年月也不懂环境污染，只记得我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污染很严重。

我家西面不远是北京前门火车站，河对面是城墙，城墙下是火车道，来来往往的火车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声，初来乍到的人晚上是没法睡觉的，也就是我们在那里生活久了的人才能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功夫。

臭味儿加噪音已经够人受的了，那年年的河患更让人苦不堪言。那条护城河在平时不是很深，一下雨水就多了，赶上下大雨，河水汹涌澎湃，经常淹死人。我家西口有个大傻子，有一年发大水，傻子去河边捞漂浮的木头，出溜到河里淹死了，傻子很孝顺，他的死苦了他老妈。

我小时候后河沿有一首儿谣：“后河沿儿两头洼，不是死俩就死仨！”

河沿东口还有一个叫街的，叫街的就是喊着要饭的，我还依稀记着她的吆喝声，“谁有剩吃的给我点吃哟—”，很可怜。还有一个没鼻子老太太露宿街头，小孩子们淘气，大人就说没鼻子老太太来了，拿她吓唬孩子。

这条河边上住的没什么有钱人。1948年底解放军围城，能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炮声，老百姓怕炮弹掉下来，家家门口都挖防空壕。壕是一米多深、七八十厘米宽的一个沟，炮弹来的时候在那里蹲下。家里挖防空洞，北京那时候地下水很浅，有的家挖着挖着就能挖出水来。北京水甜，那会儿没有自来水管，喝水都得去东口井里挑水，后来在院里下管子安了个压水机。解放前也没有电灯，点煤油灯照亮，黑天屋子里火苗凄凄，显得可怜巴巴的。

那时候富人也不多，有饭吃就不错了。解放军围城那年，我只有五六岁。城里粮食紧张，老百姓一大早就排大队买粮食。有个卖粮食的是个麻子，当时我家算是有点钱，夜里头让粮店麻掌柜偷偷地把粮食倒在院子里的缸里。

老百姓出城门和进城门都要检查。我记得我父亲骑车带着我到宽街教堂去聚会，刚一进崇文门，就有检查的。我父亲把车支起来，有一个戴礼帽的人走过来，让父亲把胳膊伸平，那个人从腋下摸到腿脖子，主要是查有没有枪藏在身上。然后，他后退一步，向我父亲一鞠躬，伸手放行。

北京解放那一天，天特别亮，年幼无知的我也不懂，喊了一句“解放了—”，家大人赶紧制止：“你懂什么叫解放了吗？你也不怕给你逮起来。”

一队队解放军进城，我们家胡同也来了解放军，战士都靠着墙根儿坐着休息，热情的老百姓给解放军送水、送吃的，解放军不停地唱歌，很快就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解放军进城不忘在老百姓中做宣传，派一些文工团的女演员在胡同里、街道两旁教人唱革命歌曲，学唱的大都是一帮孩子，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好像是“骂了一声蒋介石，出卖中国人”什么的。

因为有战争，那时候北京各方面都很落后，小时候我姥姥领着我到东口崇文门大街看大汽车，等半天来不了一辆汽车。崇文门门楼下是火车道口，来了火车放下栏杆等火车过去才能走。那时候堵不了多少车，连人都不多。搁在现在，别说八九分钟，有一分钟车就堵到天坛东门去了。

后河沿有许多传说，据老人讲河边原来都是垃圾，死猫、死狗甚至死孩子屡见不鲜；打架斗殴、杀人犯罪也司空见惯。有个叫李狗子的青皮和叫棒子面儿的流氓打架，动武之前李狗子脱衣服刚把胸口露出来，棒子面儿不按规则，一攮子捅进去，李狗子就这样死在河沿，棒子面儿逃跑了，从此杳无音信。

胡同里贫民孩子冬天没有背心、内裤、绒裤，光挺穿一身棉袄、棉裤；买不起皮腰带，用根布带一系；光脚穿棉鞋；到冬天脸、手，带脚脖子冻得都是皴。

也没什么玩的，冬天冷的时候孩子们把一条腿盘起来玩撞拐；还玩骑马打仗，你背一个孩子，我背一个孩子，看谁把对方的孩子拉下马。要不就找一个墙角挤着玩，这个玩法叫挤狗屎。这些玩法都是为了抗寒。

我家住在崇文门外的四合院里，那会儿家家都是土炕，晚上睡觉炕是热的屋子是冷的。后来拆了土炕，把煤球炉子搬进来，早晨怕冷，大人就先把棉袄、棉裤在小孩子烤褯子用的囫囵上烤热再穿，和我一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度过冬天的。

过年之前家里蒸很多馒头，吃的时候弄点白菜、土豆、粉条一咕嘟，从不炒菜。每年的炮市都建在河边，炮市年年着火，一着火就往河里堆。穷孩子买不起炮仗，就捡没有响的废炮仗，剥开皮把药倒出来，堆成一堆，拿香点着放呲花。

那时候的玩具资源也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玩具堆成山。 我们那会儿的玩具很简易，推铁圈，弹球，拍三角、洋画，抽陀螺。要想转得好，弄个钢珠铆在尖上抽起来转得快。我们那边管陀螺叫“汉奸”，小孩一边抽一边唱“抽汉奸，打汉奸，杂和面儿，落一千”。那时候，穷人连棒子面儿也吃不起，就吃杂和面儿。杂和面主要的成分是糠，很难吃。老百姓恨日本人也恨汉奸，所以编出儿歌来骂他们。其实在我懂事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只是歌还在唱。

因为孩子多，我两岁的时候到姥姥家住。姥姥家离我家不远，每天都是我姥姥背着我到她家。姥姥家的房东是个收洋瓶子的，人家都管他叫洋瓶子李。院子里所有的地方都是各式各样的瓶子。我姥姥在那个堆满洋瓶子的院子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姥爷是练武的，也会摔跤。俗话说“武术加跤，越练越高”。我姥爷江湖名号“罗二”。他身体灵便，再加上那房子矮点，拽步拧腰就能上房。

临解放那会儿北京比较乱，有一天我看到一帮人围着电线杆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钻进人群才发现，电线杆子上绑着一个人，这人是我们一个老乡。有位宪兵班长手里拿着手榴弹，用手拉着弦，有一拉即爆的危险。管片的国民党警察手里拿了一把盒子枪，两个人对峙。我还依稀记得警察对围观的老街坊说：“大家靠边站，我们要见血了！”众人闻听都往后闪，宪兵班长岿然不动。

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就是我们柜上有个徒弟李满春参加了宪兵队，后来李满春逃跑了，宪兵队班长来找他。开始绑的是我父亲，后来发现与我父亲无关。据说那个老乡是李满春当宪兵的保人，这才把那个老乡绑在电线杆子上要人。一个宪兵班长拿着一颗手榴弹就敢绑人，其实就是讹人来了，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最终还是我们家出了点钱给那个宪兵班长，这事才平息。

我六岁半正式上小学，解放后城市贫民可以上公立学校，不收学费。而我家不行，属于资本家，虽然家里已经没钱了，但是我们也只能上私立学校。那时候我们和我叔叔家没分家，我上面有一个亲哥，两个叔伯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叔伯弟弟，全在普励小学上学，后来叫贾家花园小学了。

刚刚解放老师挣小米，就是工资按小米算，挣多少小米就是挣多少钱。我们家孩子在普励小学上学的多，交不起学费，总被老师催。那时候刚解放，老师还兴打人。我亲眼看见有个同学老迟到，老师气得把棉帽子拿下来往学生脸上抽。可怜的是被打的孩子们不认为老师不对，他会认为老师打他是为他好。可能那会儿对师道尊严就是这么个认识。当然也会遇到反抗的孩子，有的老师打孩子，孩子把老师手咬破了，咬得老师直哭。

我第一年功课很好，班里第八名，到了二年级十九名，三年级三十多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绩逐年下降。等到我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一门不及格了。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家里孩子多，家长管不过来，有时吃饭都吃不上。

虽然六年级成绩不好了，就是这样在我们廉家五个大男孩子中，我仍然是学习最好的。我亲哥哥蹲了两回班，叔伯大哥也蹲了两回班，叔伯二哥蹲了三回班，最后蹲得都和我一班了。而我下面的叔伯弟弟也蹲过一回班。

当时能上普励小学都是比较有钱的，像我家这样的算是破落的。我们班有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就是同仁堂的家属；还有同学家是开大瓷器店的；有个同学家是一家制鞋油的大公司，我曾去过这个同学家，深宅大院、建筑讲究，后来改海军司令部了。还有一个叫沈长恩的同学，他家开银行，银行就在打磨厂那儿。有一次学校要学生自己做毽子，做毽用铜钱，他说他家有的是铜钱，让我和他去拿。我们俩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爬上二层楼，往里一看全是麻袋，我心想这得有多少铜钱啊？可打开包一看不是铜钱而是铜子。最后，我们两个裤兜装满铜子，满载而归。现在想起来我这位沈长恩同学乐子多多，那铜子是他们家的，他却引狼入室和我同流合污偷他们家的铜子，真是童趣无忌啊！

还有一次，老师把我们分成两拨，我们趴在操场两头，用手做手枪状，互相射击，玩得很开心。突然，沈长恩滚了几个滚儿死了过去。班主任是个姓吴的女老师，几乎吓哭了，连忙说：“你怎么了？”半天沈长恩才醒来，说：“我被他们打死了！”吴老师听罢继而又笑哭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全国哀悼，普励小学降半旗，女校长满怀无产阶级感情，刚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时就哭了。小孩们一看校长哭了，也都跟着哭。我那时候上三年级，班里一个大嗓门男同学一直哭，怎么哄都哄不好，弄得我们都没法上课了，学校就派人把他送回家去哭。第二天那个男生来了还哭，两三天后才缓过劲来。那时候的孩子不懂，现在想来都是笑话。

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社会治安非常好，家家户户睡觉不关大门，真正是夜不闭户。到了夏天为了防止地上的热气上升，号召用凉水泼街。为什么后来说下雨泼街假积极呢？就是这么来的。那会儿政府号召消灭四害，公共厕所时常清扫撒白灰，大粪坑都要求盖盖儿，主要是防止苍蝇。到了一定节气，政府组织群众挖蛹，动员大人小孩翻盆倒罐，防止苍蝇、蚊子滋生，不夸张地讲我们下东河沿原来是一个苍蝇、蚊子、臭虫聚集的地方，自从除四害后，胡同比过去干净得多，夏天看不见苍蝇，睡觉都不用蚊帐。

那会儿老百姓革命热情很高，喊口号都联系实际，什么“大粪坑要盖盖儿”！到了三八节还有的口号是“打到男人”之类。那会儿也不觉得怪，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笑！

1955年我考上了北京59中，我们是59中第一届的毕业生。那一届我们六个班，我是一班，这个班的学生年纪最小，大部分都是属羊的或属马的。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试读生。试读生的意思就是差几分没有考上中学的学生。然而，就这些试读生，后来基本上都很有出息。

直到现在我们59中的中学同学经常聚会，感情极深。我在中学就喜欢文艺。九岁的时候喜欢吹笛子，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吹得不错了，但是班里有一个比我吹得还好的同学叫金新源，因为金新源的哥哥是山东军区文工团里的演奏员，所以他懂得怎么吹。我间接受他的影响。喜欢是喜欢但我没有老师教，全凭自学，照着唱片自己练。我自学能力比较强，后来竟进了战友文工团。

1948年解放军围城，我父亲信基督教，怕共产党来了不允许信耶稣，因此就想去台湾。那时候飞机场在东单广场，离我们家很近。形势紧迫，飞机票都买了，准备全家一起走。后因为我母亲是独生女，姥姥、姥爷年纪大了无人照顾，所以就没走了。除了房我父亲把财产都给教会了，我们家没有生活来源了，只能坐吃山空，日子越来越艰难。

我家和叔叔家住在一起，两家人也好分，我家哥几个都长得黑，叔叔家的孩子都白。因为家里穷，全家就一条围脖轮流带。后来这条围脖还丢了。记得学校举行了一次失物招领，当发现这条围脖的时候，是五个男孩一起认领的。

下雨的时候也没有雨伞，一下雨别人家的孩子打伞，我们只好拿块雨布挡雨，那块雨布都是怕小孩尿炕垫屁股的。因此长大后，我对雨伞特别有好感。

由于家里穷，所以11岁时，我就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去天桥卖牙刷。

然而，卖牙刷却让年幼的我开始接触了艺术。除了讲相声，我还喜欢看摔跤、练武、变戏法。

我有个堂兄喜欢相声，参加了业余相声队，他常拿回一些唱本，里面刊有相声段子。我从我堂兄那里了解到什么是贯口。因为好奇也跟着他练过《菜单子》。

我从小性格就内向，也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老打架；我身体弱，特别老实，看到哥哥带来的唱本，我就老琢磨，拿起相声小册子，一点一点地背。那时候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从事写相声的工作，更没有想到这些小册子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到了中学时，我就会编节目了，因此每逢班里联欢会，我都会编一些小节目。除了自己编，我也会演。第一次和于恒业同学一起说的相声是《对春联》。“大跃进”时代

1958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困难没有继续升学。在“大跃进”时代，我刚刚15岁就进了首钢当学徒。那么小的年纪什么也不懂，任凭人家安排。开始我没有被分配到各个厂，而是跟着一个人到了焦化厂的八角楼。这个楼不是办公楼也不是宿舍楼，而是一个冶金建筑，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楼梯很高、很陡，四处浓烟滚滚，热气腾腾，异味难闻。接下来我们分组跟老师傅炼野烧窑，就是把一种有烟煤的煤泥烧成炭供炼钢用。“大跃进”大炼钢铁，口号是15年赶上英国，当年的年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光靠鞍钢、武钢等大钢铁厂是不够的，所以，党号召全民炼钢。我们正好在正规钢铁厂，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运动。

我们跟着师傅一起把煤泥铺上，吐的痰都是黑的，那活儿又脏又苦。后来我们还跟着大炼钢铁，一天24小时都不闲着，四处的高音喇叭放着高亢的歌曲，饿了就吃大白馒头，不花钱管够，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困了头枕在铁轨上就睡觉，不分白昼，起来就干活。干活就是拼命，我记得我们两个15岁的孩子用扁担担铁块，结果扁担折了那块大铁块纹丝没动。现在看起来大炼钢铁实际存在很多问题，炼出来的钢都不能用。

每月工资15块钱，这么点钱怎么生活？早饭，一个窝头2分，一碗粥1分，咸菜白给。有那调皮的就编顺口溜：“亲爱的党我的妈，十五块钱不够花，您的儿子肚子大，能不能再给几块花。”我至今都记得。

学徒的时候冬天特别冷，要穿厚厚的棉衣，戴大皮帽子和穿大皮棉靴。每天徒弟们要在老师傅来之前到班上去打水、扫地、擦桌子；把大火炉子生着，等老师傅来了哪哪都是干净的并有热茶水喝。可是生炉子是需要技术的，一般年纪小的学徒往往生不着。有一次炉子连着两天都没有生着，一位性情火爆的门师傅一脚就把大火炉子给踹翻了。大家谁都不敢言语，赶紧再去生。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这位门师傅调到迁安去了，在那里他又收了徒弟。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门树基师傅手下有两个学卷线的徒弟，一个写相声的，那就是我；一个后来写小品的，就是石林。石林和沈永年老师给赵丽蓉和巩汉林写的小品几乎家喻户晓。难忘的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有限，大家都饿着肚子，很多人营养不良。人们见了面先互相摁脸，看看对方是否浮肿。营养不良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可就是这样，有些人还羡慕那些脸浮肿的人，因为国家会给一点黄豆补充营养。

我的几个在业余歌舞团的朋友想搞一次聚会，让大家凑粮票，定量多的多拿，定量少的少拿，然后买粮食包饺子。没有锅就拿洗脸盆煮，那天哥几个豁出去了敞开吃，结果大家吃太多了，一个个吃撑了挺着肚子在炕上都动不了了。

虽然我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由于我喜欢吹笛子，生活也挺充实。首钢有个业余歌舞团，我就在那里吹笛子，不光是伴奏，还表演笛子独奏。

在首钢歌舞团，由于我太爱吹笛子了，1960年的时候，广播文工团合唱团有个指挥叫聂忠明，对我说他们经常到下面演出，要组织一个小乐队，想要调我去，但最后首钢工会知道后没有批准，这让我很失望。因为那时候我就想干专业的吹笛子。重返校园学文化

我们中学同学有个习惯，那就是经常聚会。开始虽然范围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到现在。中学毕业后，有的上了高中，有的上了中专，可我却当了学徒工。他们经常为我惋惜，说廉春明你将来就这点文化呀？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我都觉得很被动。正好，首钢要在一些年轻的学徒工里培养技术骨干，调到北京冶金专科学校去学习，我报名参加了。这个学校就是现在北方工业大学的前身。

有了这个好机会，我把高中课程学完了，而且我功课很好，这给我打好了文化基础。对我从事写作时对事物的理解力都大有裨益。

我虽然身在学校，但因为我太爱吹笛子了，所以也没离开首钢乐队。在学校我也每天练习吹笛子，而且肯下功夫。我对吹笛子非常执着，有时一直在宿舍吹到差几分钟上课才跑到教室去。每个礼拜六，我还给舞会伴奏，时不时还要参加演出，每逢周三还有活动，经常弄得很晚。因此，上课就免不了没精神甚至睡觉。因为我功课好，教数学的老师很喜欢我，但看我睡觉又不满意，她有意让我提起精神来会喊我回答问题，但我每次都能答得很对。还有一次她看我上课睡觉，就喊我名字，叫我到台上讲课，结果没想到我还真讲下来了。难道我是天才？当然不是。因为我知道我会犯困，所以头天会自己看一遍。我每次考试考得好是因为每次考试前我都把数学题做一遍，考试绝对是高分。当然，也许是我脑子哪部分发达也未可知，反正就是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无论是几何、代数、微积分，公式我都背得特别熟练。同学们有时候也觉得奇怪，偷偷查看我的笔记，结果笔记本里面什么都没有，尽是我瞎画的小人。同学们对数学有开窍早的也有开窍晚的，而我可能对数学在中专就开窍了。可是，我那会儿对写作还毫无感觉。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

1962年，为了响应学校号召，我没能等毕业就当了义务兵。我当兵的地方是在保定方顺桥，和我一起去的有石景山地区首钢、特钢、锅炉厂以及我们学校共800名青年。我们的加入使部队整体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可以说我在部队得到了很大锻炼。比如，我们在新兵连的第一天，部队首长就安排我们从火车站往营房背粮食。军营离车站十几里地，有人一下子背两袋，我体质弱背一袋，一路坑洼不平，还要一路小跑，那种劲头只有在大熔炉里才能体现。

到了机枪连我们经常拉练，我这人天生不能跑步，每次拉练苦不堪言，班长看我质体弱，就把武装带解开让我拉着另一头他牵着我跑，这使我很感动。

我在部队除了训练大部分时间是种地，先是在文安，后是到高阳。我们这些城里兵对于种地简直是外行，比如间苗这项农活，农村兵抡起大锄头，左一锄，右一锄，中间一锄准保留一棵苗；而像我这样的拿着小锄蹲着一点一点铲，显得笨拙得多。我们一人负责一溜，人家都锄了好远了，我还在那儿爬行呢。

我们连长是1945年当的兵，他在我们连里很严格。在文安时，我们种地，早晨五点多他让司号员吹起床号，战士当兵睡觉都不轻松，每天都跟上了弦一样，一听到号声，噌，就都蹿起来，再躺会儿？没听说过。

有一天连长发起狠来，清晨把战士们从梦中惊醒，拉到地里干农活，也不让休息。有人曾经算过，那一天，我们每个人平均拉着碌碡在松软的地里走了70里地，平均每人喝了半桶水，炊事班从远处的井里把水打上来，跑着往地里挑。那天当场累晕了三名战士。其他的战士没晕也快吐血了。营长知道后非常心疼战士，把连长大骂一顿，说你再这么干我毙了你！

连长就是这样，他是受苦出身，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过很多仗，一排牙都打没了，也挺可爱的。有一次他带队，一边喊口令一边起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预备唱！”队列随着唱起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唱完，整个连队笑成了一片。

1963年河北省保定地区发大水，我和所在的连队正在高阳，连着七天的大雨下个不停，水势越来越猛，后来发了洪水，闹了水灾。我们被困在了白洋淀。附近的农房，一米以下是砖，砖上都是土坯。我们看着水慢慢地涨，只要没了砖，土坯一软房子就哗啦哗啦地倒塌。那年洪水来得猛，淹死了不少人。水越涨越高，全村的人都集中在大队礼堂。没有水喝，好在到处飘着西瓜，渴了我们就捞西瓜吃。西瓜可以解渴可不管饿。炊事员舀一桶脏水，往里搁点白矾，水慢慢净下来，有了净水我们吃上了热饭。

我坐在礼堂边上看着眼前的洪水发呆，指导员说：“廉春明你那笛子呢？吹一个。”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掏出小笛子吹起来，悠悠的笛声给那个破烂不堪的小村庄带来了一丝生气。

在危急关头，副连长拿着一个电报小本子对着书让文书打电报，嘀嘀嘀嘀，电报终于打完了。不久，来了一辆安新县的大火轮，船头上站着安新县副县长，他光秃秃的头，穿着一件洗掉了色的衣服，腰里别着一把手枪，俨然像个游击队长。我们坐着火轮被接到高阳县，整个县城被水包围着，直升飞机一袋一袋不停地往下扔面口袋，袋上都写着什么地方送的，如全聚德、东来顺、松鹤楼等字号。据说里边都是烙饼。

我们在高阳短暂停留后继续坐船往驻地西行，大水淹没了土地、公路、村庄。随时可以看到各种漂流物，桌子、椅子、房檩、锅盖、死牛、死猪、人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

船开到了保定，部队开始行军。半路上看到被肆虐的洪水冲垮的桥梁以及歪七扭八的铁轨，不知这洪水到底有多大力量竟能把火车道冲走五十多米远。人们连夜奋战抢险救灾，老百姓重新扶犁翻耕土地。

回到营房神魂未定，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因为大水要淹天津，部队奉令立即参加保卫天津的战斗。在动员会上，我第一次看到憨厚、老成的团政委，一脸严肃几乎是在喊叫：“在国家受到灾难的时候，我看有谁敢侮辱妇女，我当时不请示，就地毙了他！”

我想部队就是纪律和枪，不管什么性格的人进到这个环境里，都会产生一种敬畏心理，这就是人们说的，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

我没有随大部队去天津，在连长的带领下作为留守人员修复破损的营房。我们连长虽是农民出身，但是自小当兵打仗根本不懂怎么养猪。他组织我们把坍塌的猪圈重新盖好，又画蛇添足地把猪圈的地都用红砖铺好。但好景不长，猪把砖都给拱了，搞得猪圈乱七八糟。连长非常生气，让我们重新再铺。有位从农村参军的老战士说：“连长，猪就是猪，你就是给猪盖个金銮殿，它也得给拱了！ ”

我在连队里主要搞文化娱乐宣传，一次副指导员给我10块钱。10块钱那会儿在连队可是个大数，他让我到保定买一根笛子，两把胡胡，一副锣鼓镲，再买一台打的琴。我差点笑死。打的琴？那叫扬琴，最便宜也得80块。

自从来了北京兵，营房内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那就是北京人进了部队把那句“丫挺的”骂人话也带进来了。炮连指导员猴脸、大高个，北京兵给他起外号叫“大孙悟空”。他最讨厌北京兵调皮不听话，而且最烦那句“丫挺的”。但是他不懂说的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一句不好的话。有一天他真急了，把连队集合起来，严肃地说：“以后谁也不许说牙踢，谁再说牙踢，我就给他处分！”下面的北京兵笑也不敢笑，不过事后他大孙悟空的外号变牙踢了。现在想起来都可笑。

那会儿时时不忘阶级斗争，连队一配合运动就搞忆苦思甜，主要是提高大家的觉悟，加强部队战斗力。新兵的时候就让大家给家里写信，让家里讲讲过去受的苦。我也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问他有没有受过苦。不久父亲来信，我一看苦是受过，但这封信没法在连队里念，为什么？他是这样写的：春明我儿，提起我受的苦可多了，我14岁家里吃不上饭，就去北京当学徒。学徒的时候经常受掌柜的打骂，我一直到28岁才结婚，我虽然受过很多苦，但我在1938年就找到主耶稣了。这怎么念呀？人家都找着党了，他找着耶稣了!成为文艺轻骑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需要人，由于我在北京军区战士文艺汇演笛子独奏很成功，有幸被调到战友文工团。我所在的曲艺队是四好连队，人不多，有文艺轻骑兵之称，有任务拉起来就走。每逢一念毛主席语录，“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得”，我们就知道要下去。

那次到太行山，山路崎岖难走，偏僻的地方偶尔还能看到狼。到了一个地方还要服务人民。记得有几个盲人，让我帮助给调调笙，调笙需要一个好耳朵，要将朱砂加热点在簧片上。没想到点笙出笑话了，盲艺人接过我点的笙试了试说：“你点的真好。”我客气地说：“不行，瞎点！”当着盲人面说瞎点，周围的人都捂着嘴，搞得我无地自容。

演出的笑话就更多了，我这人爱笑场，有时笑到不能演出，糟糕得很。一次演出我伴奏山东琴书，晚上大野地灯光一亮就招虫子，屎壳郎飞来飞去撞到扬琴上咚咚乱响。有个屎壳郎趴在了女演员的耳垂上，像是一个耳坠。她又不能把它轰走，还在那儿唱，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可笑，底下的观众也乐得一团糟。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雷琴独奏。那天有点凉，拉京胡伴奏的吴老师拉着拉着鼻涕流出来了，就那儿耷拉着，擦又没法擦，吸又吸不回。吴老师赶紧把脸扭过来冲着里面拉，我本来在他后面看不到，他这一扭脸正冲着我们，我一看当时笛子就吹不出声来了。演奏一结束，吴老师脸朝里提着凳子就下去了。

当曲艺队到外面演出时，我和相声演员任京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照顾好高元均老师。给他打背包拿东西，缺什么给他去买，少什么帮他去要。往常走到哪儿高指导都住在一个条件好的单间里，而且住的也离我们比较远，原因是高指导嗓门大，打的呼噜也大，我和小任背地里都管他叫夜老虎。

有一次我们到承德地区一个训犬部队演出，这个单位在一个山沟里，条件比较差。指导员给我和小任做工作，说因为房子紧张需要我们和高元均住在一个屋里。我们俩想这该怎么办，后来经过商量，决定抢在高指导前面先睡，这样他回来我们早就睡着了。这招还没使呢，高指导走进来，一进门就说：“怎么，还没睡？我可睡了。”说完躺下就开始打呼噜，他的呼噜声非常响，山崩地裂一般！那一宿我和小任受尽了折磨。

这辈子好几个大呼噜都让我赶上了，还有相声演员牛振华，我跟他给电视台搞节目时住在一间屋里，他的呼噜声特别大，吵得我怎么都睡不着，最后到厕所拿了点手纸，将纸沾湿卷成小卷塞到耳朵眼里，这才勉勉强强睡着。

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记性不好，在部队没少挨批评。有一次我们在承德一个部队演出，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都快走出两公里了，部队的一辆摩托车一路追来，宣传干事手里举着一个军用书包，一边追一边喊：“书包，谁的书包？”我们都站在一辆卡车里，我还提醒大家：“哎，谁的书包落下了？”有个女演员看我没背包，就说：“小廉，是不是你的书包啊？”我一看可不是我的书包吗？汽车赶紧停下，我把包接过来，千恩万谢离开了那里。

丢东西虽是小事，问题是我从不吸取教训。还有一次我们到太行山去演出，那时候我们团还在平安里大街1号。全队人员都集合在院子里，领队仙俊同志提醒大家，他说现在就要出发了，大家想一想谁还有没带的东西。我心想现在想也想不起来。然后大家就上车出发了。到了北京站我发现我的笛子盒没有了，我就问大家谁拿我笛子盒了，大家说你的笛子盒你不拿你问谁呀。哎哟，我说我光顾装道具了，笛子盒没拿。乐队张班长一听就急了，赶紧让我坐团里的车去取。那辆车飞一般地开到平安里大街1号，我跑到团里一看，那个笛子盒还在院子里放着呢，真是谢天谢地。拿到盒子，司机拉着我赶紧往北京站开，到了北京站已经检票了，差点误了车。

在火车上张立发班长语重情长地对我说：“小廉啊，你哪点都好，就是邋遢，我实在对你有意见。你得改呀！ ”等到去了大寨，我把洗脸盆落下了，结果又为了我的脸盆回去取了一趟。

班长真气疯了，说你笛子落下了，然后是脸盆，又是书包。这样在部队是不行的，打仗耽误事，就这样上纲上线地批评我。可是我就是改不了。文工团逸事

文工团始终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战友让我怀念。人一生都离不开人，人与人一见面就产生关系，并与这些人共有一个时代背景。在特殊的生活状态里，所不同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感触和价值观。

团里有一个说相声的演员叫任京生，长得很帅且聪明，他本是独子，有些娇惯，平时不免清高，自命不凡。再说，我和任京生同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的时候从连队调来的。他是63军的，我是69军的，汇演的时候在一起，我是笛子独奏，他说相声。

本来调上来的人不只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俩是大浪淘沙历经筛选留下来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要穿上一身领章上有一个五线谱，五线谱上有个笙的图案的部队文工团的军装，走到哪里都会让人羡慕。然而，时间一长感觉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实际上不像任京生想象的那样，虽然从战士变成了演员，只不过表面荣光而内里寒酸，又赶上他父亲在国民党部队是连级以上的官属专政对象，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是有思想压力的。后来他和我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生难忘。有一次开大会，军区首长讲完话让学员收拾讲台，首长抽的都是好烟，我和他抽不起好烟，一边收拾一边捡烟屁。任京生说了一句话让我震惊。他说：“人不能太狂了，以前抽烟，我抽半截就扔了，现在我却捡烟屁股。”“人不能太狂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上，所以后来我有了点名也不敢张狂，就怕以后有报应。

我们关系好且住在一屋，冬天很冷，烧炉子。我和任京生每天晚上打一盆水，把火封上后，把水炖炉上，第二天早上可以用温水洗脸。有一天我躺下了，任京生打了水放在炉子边上，没放在炉子上，他让我放上去，可是我以自己躺下为由，怎么都不放。气得任京生说我不讲理。我狡辩说谁打的水就应该谁放上去。他说你不放我也不放，我说不放就不放，反正我这人没你爱干净，明天不洗脸了。任京生一听没有办法，只好把水放到炉子上。我们就这样每天斗嘴玩，其实感情非常深。

我们俩都出身不好，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受到歧视。那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经常要派部队的人维持秩序，我们非常羡慕那些被挑上去天安门执行任务的人。毛主席一连气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到了第七次还没有我们俩，我们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心想领导怎么这么不信任我们呢？这么点政治待遇都不给呢？我们实在觉得委屈，就找指导员反映情况。还不错，不久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部队就派我们俩去执行任务。那天也凑巧，给我们安排在金水桥，离着毛主席很近。回来以后李政委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们，说：“有的人发牢骚不让他们去天安门执行任务，不信任你们能安排在天安门金水桥吗？”回到宿舍任京生幽默地说：“别逗了！要知道是金水桥早换人了。”我也不明白，我说：“接见红卫兵执行任务，怕咱们俩参加干什么？”任京生说：“怕咱们扔手榴弹。”现在想起来都让人费解。这可能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还有一段小插曲。现在回忆起来都让人啼笑皆非。怎么回事呢？过去的门都特别硬，用摁钉按主席像按不进去，有时按上去那钉子就歪了，表面上按上了，实际单摆浮搁着呢，我们俩以为按牢了就出门了。回来时一推门，主席像掉在地上了，我们俩不知道，一人一脚正好踩在主席像上，还是脸上。当时两个人很害怕，这可怎么办。我还比较镇静，就对任京生说：“没事，我们擦擦。擦干净了就行了。”于是我们俩拿一个干净毛巾擦。可是，擦了半天总还能看见鞋印。这下我们俩有些慌了，赶紧用湿毛巾擦。哎，真擦干净了，鞋印看不到了。我们俩如释重负，正在高兴，再一看那张主席像又出问题了，因为是纸的，纸一着水干了以后皱了，毛主席那脸褶子呀！这下怎么办呀？我们两个人又害怕了。后来我们把这张主席像压在玻璃板底下，心想压平了就好了。没想到桌子面不平，怎么压那褶子也压不平。最后把主席像放在床铺底下，坐着压，心想坐坐也就平了。正在这时候，有人敲门，我们俩诚惶诚恐不知所措，要让人发现我们把毛主席像坐在屁股底下，这罪过可就大了。这时敲门声越来越急促，我们俩决定实话实说。

打开门一看是指导员葛艺亮。指导员一进来就质问我们两个人搞什么名堂，敲这么半天门都不开。当时我们俩吓得快哭了，把事情告诉了他。指导员一听也害怕了，因为他是地主出身，说了一句知道了，也没说怎么处理，转身就跑了。

若干年以后我跟任京生见了面，想起那时受的罪还感慨万千，常常落泪。后来任京生当了副厂长，没干曲艺。他比我大一岁，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在压抑、恐怖的气氛中，两个人能够互相鼓励，着实不易。任京生不幸去世后，我仍然非常怀念他。

曲艺队还有一个人叫司万通，是一个弹三弦的天津人，他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戴个眼镜，白白净净文绉绉的，说话也不乏幽默。他去得早，已经享受级别待遇，比我们有钱，一起出去非常大方。比如，在外面吃饭，我只负责占座，他负责花钱买饭。我们俩都是乐队的乐手，没事总开玩笑。

司万通近视，在太行山山里演出，住处没有电灯，只能点蜡烛，他点着蜡烛然后掉过头来滴蜡油，本来应放在滴好的蜡油上，由于他近视，滴上后把蜡放别处了，根本没放在蜡油上，几个蜡烛全倒了。我们常拿他近视开玩笑。

因为那会儿生活困难，我买不起卫生纸，上厕所找张报纸就解决了。有的时候找不着纸有那发坏的给你一张画报，怎么也擦不干净。司万通比我们有钱，到哪儿都用卫生纸，这让我们很羡慕。有一次我听女演员说什么脱脂棉，误认为是一种新卫生纸，就对司万通说：“万通，你还用卫生纸呢，人家都用脱脂棉了。”司万通一听就说：“脱脂棉是什么？”我说：“新卫生纸呀！”司万通不服地说：“脱脂棉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用得起，咱们也用得起，走，跟我买脱脂棉去。”那时候我们正在山西太原演出。说完我就陪他上了太原大商场。司万通问一位女售货员：“同志，有脱脂棉吗？”人家说有。我们俩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等人家拿出一包递给司万通，司万通接过来用手指一捏觉得不对，说：“廉儿头，棉花！”我们俩骚不打脸地回了驻地。队里的人知道后，无人不乐。

后来司万通转业回了天津，多次打听至今没得到他的消息，他是个好人，我也非常想念他。

还有一个人和我关系好就是钱勇夫。钱勇夫现在是著名影视演员，他在赵宝刚拍的电视剧《永不瞑目》里演大毒枭欧阳天。那个片子收视率很高，主要演员有陆毅和袁立。

钱勇夫招来市场唱山东琴书的，但是，时间不久他就跟我们曲艺队老演员徐澄抗美援越去了越南。钱勇夫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甘寂寞，他复员后到了广播文工团的话剧团，就是陈道明的团。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也很有趣。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是钱勇夫，我住八大处别墅这里。我想你了，你要不来，我永远不理你。”我忙说：“别这样。我们家老山有一趟公共汽车，直通你们家，这就去！”说完我就去找他。在他家他告诉我刚拍了一个戏，要播了，就是那部《永不瞑目》。我衷心地对他表示祝贺。参加“四清”运动

我在文工团六年多的时间里，很难忘的还有参加“四清”工作队，“四清”也是那会儿搞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去的地方在邯郸县。据说，华北地区是全国重点贫穷区，河北省是华北地区重点贫困省，邯郸地区是河北省重点贫困区，邯郸县是邯郸地区重点贫困县，全让我赶上了。

到了那里一看，名不虚传确实很苦。我第一次与当地农民零距离接触，并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那会儿搞运动，要求住在农民家，还要经常到贫下中农家里派饭。那年代农民都很穷，自然灾害后没缓几年，又搞运动，我们又是工作组的，农民不敢不招待。有的好一点的家庭能做点热汤面，差一点的做白面和玉米面两掺的面条，平时他们家里天天就吃玉米面白薯粥就咸菜。我记得那年队里死了一头驴，经过贫下中农大会决议把病驴宰了，大家才能分点肉吃。按理说驴病死了，哪能吃啊？那时候就这样穷。

我第一次派饭到一个贫下中农家，这家两口人，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儿子，儿子有严重的气管炎，喘得让我难受。老太太给我做的是一碗两样面的面条。通过访贫问苦才知道，春节的时候，上级要求每一户都吃上一顿饺子，即使政府做了努力，他们家过年依然没有吃上饺子，只是吃了一顿面条而已。到了他家我才知道家徒四壁怎么解释，真是太穷了。做完饭后我见老太太要给我点香油，我赶紧拦着她说别倒香油了。老大娘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一辈子，她说：“哪有香油？一年就二两，我给你倒的是醋。”这句话深深地震惊了我。一年一户农民就二两香油，现在的年轻人能想象得到吗？

那时搞阶级斗争，为了扩大贫农队伍把中农分成三个等级：富裕中农、中农和下中农。下中农就算到贫农里了，贫下中农队伍确实扩大了。可是苦了那些富裕中农，因为，富裕中农离着富农不远了。当了下中农就等于当了贫农自然高兴，当了富裕中农就等于当了富农可就倒了霉了。有一户中农就因为被划成富裕中农自杀了。

当时斗争很尖锐，其实批斗的干部也常闹出笑话。那时候农村落后老百姓多没文化，不懂道德观念是什么，作风也差。妇女干部生活极不检点，有积极分子在批判会上，说到她和村干部怎么怎么批判词简直不堪入耳。我们团司万通待的那个村更逗，批判大队干部时竟出现这种词，“瞧你那德行，呸，我啐你一脸狗屎！”后来这句话被我用在了作品中。

当时我负责三队，有一次我正主持开积极分子小组会，突然有一个人推开了门就冲我跪下了，他的举动吓我一跳，我认为可能出大事了，赶紧站起来说：“快起来，工作队给你做主。”然而，那个人也没起，对着积极分子里一个姓韩的人说：“舅舅，我妈死了。”原来是报丧来了。

前面说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儿子过年连饺子都没吃上。敢情这还不是最穷的，三队有一户贫农更穷，他是个瘸子，老婆是个哑巴，又丑又傻，村里人都管她叫“梅兰芳”。穷人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越穷越生孩子。因为开贫下中农会他老不参加，为了了解情况我派饭到他家。我走到屋里一看，炕上除了一大堆孩子外，什么也没有，冬天把炕烧热了，就借着这个热乎气过冬。那位贫农穷得没有枕头，脑袋枕着两块砖，身体紧贴着热炕。我问他为什么老不开会。他说他冷。他掀开衣服让我看，原来大冬天他只穿着一身破单衣单裤。我看他可怜，就把秋裤秋衣借给他穿，他才能够参加积极分子会。群众看我能不嫌脏到“梅兰芳”家吃饭对我都很佩服，一时间大家积极性也很高。

我后来调到大队里当工作组组长的秘书，工作组组长是军区法院的一位叫娄玉的院长。开始的时候，我给他写材料，他用红笔改后整个材料几乎全是红的，而我费劲巴拉写的没留下什么东西。后来娄院长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回答说上过中专。他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有些看不起我，我这人脸皮厚也不会写这些东西，后来我自己按照别人写的照猫画虎地给他写材料，不到一个礼拜，我的水平提高很快，他改得越来越少了。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开始我怀疑你的文化，现在看你水平提高得挺快。”又经过一段时间，他又对我说，希望我能跟着他调到军区法院。这真是娄玉院长对我看法的一个超越！

那一年北京军区参加“四清”的有许多年轻人，他们来自各个单位，有文工团的演员，有体工队的运动员，大部分同志都没有参加过这种与阶级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有的甚至像第一次上战场，疑神疑鬼以致草木皆兵。有个搞体育的工作队队员更逗，他们在的村过去出土匪，专政对象大多是当过土匪的人，由于工作需要，要和坏分子面对面谈话，这让他思想压力很大。由于心里害怕，他对村里的民兵说：“我让他交代问题的时候你们都要躲在窗户两边拿着枪藏着以防万一，他要是不老实，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把刺刀伸进来。”在审问中，他越看这个当过土匪的人越害怕。忍不住一拍桌子，唰的一下，外面两把刺刀从窗户外伸了进来，把被审问的人吓得直哆嗦。

工作队队员的组成也是参差不齐，我所在的村除了我们部队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地方派下来的，其中还有各层干部，也有抽调上来的一部分青年农民。这些农民多数没什么文化，知道我是北京来的，一见面就问我见过毛主席吗。毛主席有房高吗。队员中能上六年级或者初中一二年级就很不错了。这些人培养出来将来回去是要当村干部的。

我们队就有一位很要强的农民，一看家庭条件就不好，洗脸别说没有香皂，连块肥皂都买不起，每天就用手生搓。我每次要把肥皂给他用，他都婉然拒绝，我看出他自尊心很强，想通过这次“四清”回去提村干部。我很喜欢他这种精神。他对我说他不懒，他每次到地里干完活在回家的路上，都顺手打草回去喂猪。这个农民最看不起懒人，他说穷不怕，懒人太可怕了。“四清”对我来说，能够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直接接触基层的农民，了解他们的方方面面，给我后来的写作提供了许多一手材料。

我记得二队队长叫韩国忠，就是一个典型中农。他是一个老实人，但是那种小农的自私、爱占小便宜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据说，他平时穿一件大袄，袄上有一个大兜子，下地干活时经常把麦穗什么的往兜子里放。

我第一次找他谈话是在小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我们俩都坐在破课桌上，我还没说话，韩国忠就哆嗦得不行，那个小破桌子抖个不停，我们说话都带着颤音，一看他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他早期入党，在后期党员登记的时候，他就是不来登记，像这种情况，上面让我们提醒他看是不是忘记了。于是我主动去找他提醒他，他却说知道，不登记了。在当时那个时代放弃党员身份等于自己给自己告了。他为什么要放弃登记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了解，敢情事出有因。他听说征兵党员要带头，他儿子想参军又非常积极，但他儿子是他家主要劳动力，他不同意又没办法，所以说什么也不当党员了，主要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参军。他儿子为这事气得简直要疯。

后来改选队长他落选了，按当时的规定，每天下地干活队长要负责敲钟，他虽不是队长了但每天还正点来敲钟。有人跟他说队长不是你了知道吗，他说知道，我敲习惯了。新队长是个年轻人，想过过瘾都不行，我觉得这个老中农实在是很可爱。“文化大革命”批斗会

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高指导等一些人就遭殃了。他是反动艺术权威一开始就挨斗的一批，后来大批判深入进行他已经属于死老虎，反正已经没跑了，一般情况下没人理他。他没事弄个破筐背着，手里拿一根竿，竿上拴着一个弯针，见了落地的大字报残渣废纸，用针一扎然后抬起竿来甩到背后的筐里。这不是他的创举，大街上捡破烂的都这打扮。

再后来又成立了高元均专案组，我是一名成员。那会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找出一些他过去的发言，说他不应该这么说、那么说。专案组有分工，组长是张立发老师，冯大龙老师是主攻，司万通老师是副攻，我是记录员，一共就我们四个。主攻冯大龙开始发言，一发言就出笑话了。他说：“高元均你明白吗？”高元均说：“我明白。”冯大龙说：“我还没说你怎么就明白了？高元均……不老实。”

这几句对话简直就是说相声。说完大家都乐了，怎么都忍不住，连被斗的高元均都忍不住了，说：“没事，我先走了。”他出了屋我们几个都乐趴下了。现在想起来我们那会儿真是无事生非。

那会儿的死老虎还有歌舞团团长陈耕，他是长征组歌的作曲家之一。有次歌舞团到了罗马尼亚，有位外国朋友问陈耕：“毛主席为江青女民兵题照写的诗怎么解释？”陈耕：“说飒爽英姿五尺枪，就是美丽的姑娘拿着五尺长的枪。”这在革命群众看来是有问题的，毛病出在不应该说女民兵是美丽的姑娘，淡化了阶级斗争。那会儿是个人就能把一个死老虎叫住批判一顿。现在想起来不是有多么的恨他，而在于表现自己是革命的。否则，见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不斗争那就是与其同流合污。

一天，陈耕被几个人围住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批斗他，我正好走过去，也加入人群里。我说：“陈耕，毛主席说的飒爽英姿五尺枪，你为什么说成美丽的姑娘五尺长啊？”我说完大家又都乐了。当时就是顺嘴，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这么说了。

后来随着发展，斗争越演越烈，我这出身不好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干什么都很被动，我也不积极了，好多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有一次，我听说要斗高元均，我偷着去首钢了，等我回去已经斗完了。有人问我：“小廉你怎么没参加？”我说：“我不知道啊。”

那会儿斗争扩大化，许多人一夜之间从革命派变成了反革命派，抓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元均进了监狱；刘学智被打成反革命；队长刘洪斌和琴师白凤林都挨了批斗。我的处境也非常不好，有一种岌岌可危、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我实在在那里待不下去了，不久，有个机会我立刻申请复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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