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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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试读：

1945年8月25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向东方飞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窄小的机舱里拥挤地坐满了二十多人。他们是来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等。此刻，他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回到各自的领导岗位。

时局变化得太快了。两个月之前党的“七大”闭幕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虽然德国法西斯已经灭亡，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尚需时日。1945年6月中央给南下支队负责人王震和广东省委的指示中说：“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到最后决战阶段，明年可能有大变化。”“美军由欧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1]年夏季以后。”因此，“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没有急于要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返回，而是让他们再等一段时间，以便中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人事调整。

8月9日，无线电广播中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数十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在此之前，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议，苏方对这一重大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保密，没有通知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秘书师哲回忆：“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英美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

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党中央领导人日夜紧张工作。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给各地的电报、指示。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就把馅饼、面包、西瓜放在办公桌上，让他饿了随时拿一块吃。小礼堂四周摆上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毛[2]主席的召见，受领任务。

当时中央最重视的是山东和华中根据地。山东是以八路军115师为骨干，加上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控制着鲁西南、鲁中、山东半岛等地区，由罗荣桓同志在那里主持。华中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在苏中、淮北、浙东拥有大片根据地，此时由饶漱石在主持。这两个地区经过多年抗战，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最有利于我党我军大发展的地方。毛泽东的计划是要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指挥我军接收日伪占领区，猛烈扩大解放区。他要派最得力的干部去加强和领导那里的工作。

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派林彪去山东，让陈毅仍然回华中。对此，林彪是非常满意的。115师是他的老部队，可以放手去干。而陈毅却有几分顾虑：他不会忘记1943年10月期间，在盱眙县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发起了一场对他的批判斗争。饶漱石罗织罪名，诬陷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企图把陈毅整倒，排挤出新四军。直到毛泽东来电要陈毅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才得以脱身。但是在延安，毛泽东不愿意听陈毅的申诉，而是要他先作自我批评。陈毅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在整风期间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检查，在“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时，当毛泽东要他回华中工作时，陈毅考虑到与饶漱石的关系，坦诚相告：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情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陈毅看毛泽东这样说，就答应下来。为了让陈毅能顺利开展工作，毛泽东于8月26日陈毅乘飞机走后致电华中局：“陈毅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决定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3]政治委员，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及华中局副书记，其余不变。”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各根据地保持着密切联系，频繁往来电报，下达命令，部署反攻和向日伪占领区进军的行动。8月1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8月10日和11日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任弼时同志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几份重要指示。8月10日，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中，要新四军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占领津浦、沪宁两线，并向长江以南的城市进军。要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遵照中央指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发表粟裕为南京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的委任声明。

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他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4]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

但是，怎样与蒋介石进行争夺，中央的考虑还不是很成熟。毛泽东的眼睛盯住广大农村。8月12日在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5]村。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同日，陈毅代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华中局的指示：“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郎溪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地。并在以上各地造成一些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江南的任务是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囤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6]根据地的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都积极行动起来，向日伪军盘踞的据点和县城发起攻击。在江北，张爱萍指挥新四军4师收复淮北的宿迁、泗县、泗阳三县；罗炳辉指挥新四军2师攻克淮南的定远、嘉山、天长、六合等县城；谭希林指挥新四军7师攻克无为县城；黄克诚指挥新四军3师攻克沭阳、涟水等城。在江南，粟裕、叶飞指挥苏浙军区一、三、四纵队连克长兴、溧水、溧阳、金坛等县，解放了江阴、无锡、常熟三角地带的大多数乡镇。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华中、淮北、淮南根据地基本上联成一片，江南、浙西地区根据地也有很大的发展。

8月20日，华中局饶漱石得到上海传来的消息，说地下党组织了几十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等待我军去支援接应。饶漱石致电中央，请求发动上海起义。毛泽东立即回复两电表示同意。第一电说：“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第二电说：“速发动京沪杭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上海起义。从江南、江北分派数十支武工队及大批军政干部，分布各县为核心。”但是想了一夜，8月21日毛泽东又给华中局发去电报说：“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在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及其他人民群[7]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决断是正确的，当时饶漱石命令叶飞带部队前往上海，他们集合队伍准备上船，得到中央停止行动的命令。事后得知，所谓几十万工人准备起义的情况是上海个别人虚报的，当时我党还不具备接管上海的[8]条件。

山东形势的发展也同样令人振奋。8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中央指示：“山东军区有占领徐州、济南、德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要求他们“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将山东[9]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罗荣桓立即召集会议，向干部们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下达了进军的命令。13日，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黎玉为主席。山东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迅速进行整编，组成一线的8个师、12个警备旅。按照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5个军分区编成五路大军，动员了10万民工支援，山东大地展现出空前规模的大反攻和大进军的热潮。

鲁中军区部队在王建安、罗舜初指挥下，连克临朐、博山、莱芜、周村、益都等城市，切断胶济铁路，逼近济南。滨海军区部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占领日照、青口，切断陇海线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港；又北上切断胶济线东段，解放胶县。胶东军区部队在许世友、林浩指挥下，解放了威海卫、烟台、蓬莱、即墨等山东半岛大部分城镇，逼近青岛。渤海军区部队在杨国夫、景晓村指挥下，解放了昌邑、临淄、广饶、邹平、吴桥等地，切断了胶济线中段，与鲁中军区部队会合，逼近济南。鲁南军区部队在张光中、王麓水指挥下，切断津浦线，解放泗水、曲阜、台儿庄，逼近兖州。短短半个月内，山东部队战果辉煌，解放了山东境内40多个县城，将残存的山东日伪军压缩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的少数孤立城市中。

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的积极行动感到焦急不安。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达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苏联也与他的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他的正统地位。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有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蒋介石必须要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阻止共产党的进军。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封电报，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表示已经准备好飞机来接毛泽东。

蒋介石的这一着确实厉害，当时全国上下渴望和平，重庆方面的舆论都表示拥护。斯大林也来电报要中共中央去谈判。如何应付这个复杂局面，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商讨对策和下一步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列举了解放区目前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毛泽东估计今年的局面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很可能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所以，毛泽东说：“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中心议题而展开。周恩来表示不愿意毛泽东去冒险。朱德则主张应该去。最后多数的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以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他的建议得到了一致[10]的同意。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立即安排有关的准备工作。因为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还都在延安。现在迫切要求他们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就在25日这天，恰巧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要从延安飞往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二十多位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

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并考虑到谈判期间可能要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他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毛泽东估计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现在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苏、美两国也介入了。大家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11]些问题的。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后，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而干涉。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绝不要被反动派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手段，达团结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能忘记。”“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12]路。”

考虑到江南地区我军部队可能要作战略转移，毛泽东在8月24日特地给新四军负责人发出指示。电报中说：“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因此，大城市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13]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和谈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作好了一切安排之后，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专程前来的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举国上下都关注着这场历史性的国共谈判，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6]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8]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页。

[9]　《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第2章“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庆谈判的交锋——来自东北的好消息——中央下达战略指示——林彪、陈毅的新任务——山东部队北上——黄克诚率3师远征——新四军江南部队再次渡江——东江纵队到达烟台

9月的重庆，天气依然是那么炎热。站在阳光下，汗水很快就湿透了衬衫。但此时人们的心情比天气还热，毛泽东来重庆的消息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从毛泽东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各界关注的中心人物。人们对毛泽东表现的崇敬和热情，是蒋介石没料到的。为了显示出“国家领袖”的风度，他盛宴款待中共代表团，对毛泽东表示：“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然而在召集国民党要员商量对策的会议上，蒋介石定下三条基调：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1]求，不稍迁就。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蒋介石所谓的“政令、军令之统一”，就是要共产党把解放区和军队交出来。毛泽东偏要给他一个针锋相对，“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艰难的谈判开始了。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等唇枪舌剑，围绕着解放区和军队数额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国民党代表软硬兼施，当他们听到我方提出的方案是将解放区军队改编成16个军、48个师的数额时，连连摇头。蒋介石交代的底牌是共产党军队只能保留12个师，张群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邵力子亦表示：“有数点根本无从讨论。”

王若飞指出：“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120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周恩来补充说：“我党不仅事实上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而且拥有百余万党员。此百余万党员如何安置，必须有一过渡办法，我党所以要求几个省与几个市便即为此。”

邵力子说：“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结束，此事不应再提。”

周恩来严正指出：“事实依然存在。”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谈不成，只好休会。

以后的日子依然是在这样的争论中度过的。张治中说：“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乃是国家的军队。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系何理由要保持一党私有的军队？”

这种话是蒙骗不了人的。王若飞当场反驳：“在尚未实施宪政的现在，国民党处于党治时期，所说的中央军队实系国民党之军队。”

邵力子说：“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做法，不仅不亏待中共，而将敬重不置。”

周恩来反驳：“我方提出的11条建议，无一项不是作相当让步，以期解决问题。”

鉴于国民党方面的顽固态度，毛泽东与大家协商，决定作适当让步。9月19日会谈时，周恩来公布我方的新方案：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我方撤出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地区的八个解放区。但华北四省应由我方掌握，在其他一些省市中，也应有我方的相应地位。然而国民党代表仍然是摇头，张治中说：“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实际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面对这种攻击，王若飞愤然而起，大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2]队都消灭好了！”

谈判桌上不解决问题，谈判桌以外的形势却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分区部队于8月中旬开始向东北进军。曾克林率领的部队在苏军配合下打开了山海关，于9月5日到达沈阳。他们在那里收集武器，扩充人马，放手大干起来。苏军统帅部感到不安，决定派人与延安取得联系。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代表一起乘飞机到了延安。

听到东北来人的消息，中共中央领导人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报告了他的部队进入沈阳的经过后，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进入东北。乘火车不用买票。在东北扩兵很容易，我们四个连进沈阳，一星期就扩大了四千人，还收编了一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都没有人管。

曾克林的汇报使得中央领导人都喜形于色。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东北遍地是物资武器，我们不去谁去？晚上，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就东北局势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蒋介石还没有派军队进入东北，这是我党占领东北的大好时机。朱德兴奋地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四十至六十万军队。”刘少奇原来就打算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曾克林的汇报促使他下定了决心。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两项决议：

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

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

事不宜迟，9月17日彭真、陈云等搭乘苏军飞机前往东北。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连续向重庆中共代表团发报，向毛泽东汇报这个重大消息，并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为了避免主力分散，处处陷入被动的局面，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从华东、华中抽调10万部队北上。

毛泽东在重庆已有20天，谈判还是毫无结果。9月15日以后，延安方面的电报突然增多，东北的好消息使毛泽东精神振奋。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和力争东北的决策。并且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毛泽东再次电复延安，完全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3]御”的战略方针，并对人事安排作了重要调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于9月19日发往各中央分局。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4]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此时，陈毅、林彪一行正在向河南濮阳进发。8月25日他们乘飞机在晋南的黎城机场降落后，即与刘伯承、邓小平告别，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一支小分队的护送下，匆匆赶路。途中他们收到军委指示：为了配合重庆谈判，促成国内和平，要林彪、萧劲光指挥在中原打一个大战役。当时，国民党何柱国部正向徐州前进，白崇禧的桂系部队正沿津浦铁路北上。林彪、萧劲光分析了敌情，电告军委：“我们意见，应在徐州、开封之间占领陇海路一段，屯集重兵，寻求胜仗，以威胁蒋军各路北上部队之整个部署。威胁平汉、津浦两铁路，以造成华北、华中之联系。”军委同意他们的意见，于8月30日命令各军区：以林彪、萧劲光指挥冀鲁豫军区两万人、山东军区部队及新[5]四军4师组织陇海路战役。

9月10日，林彪在通过平汉铁路之前给罗荣桓发出一封电报，要他转告军委：“陇海路情况不明，对陇海战役问题希能作最后决定。”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23日，刘少奇紧急致电冀鲁豫军区司令宋任穷：“请设法转告陈毅，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饶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之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能迅速去东北。林、萧已决定不去山东，直去冀东履行新的任务。”

26日陈毅和林彪在濮阳获悉中央指示，立即分手。一个向东，一个向北，日夜兼程。各根据地的部队也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开始了一场大调动。

罗荣桓在山东正忙得不可开交。9月初他指挥鲁中部队攻克临沂，并将军区和省委机关迁到那里。就在各分区部队忙于攻占县城乡镇时，又接到中央要求他们派先遣部队渡海北上的命令。中央在8月下旬就命令滨海军区万毅部渡海北上，因为没有部队接防，拖延了些日子。中央对此很不满意，几次批评山东方面行动迟缓。9月19日，中央向各分局传达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9月20日，刘少奇电告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去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要求“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到冀东。”9月28日，中央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第二天下达严厉的命令：“必须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6]迟缓。”

但是，主持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却无法立即动身。因为陈毅还在途中，山东这一摊也很重要，不能扔下就走。再说，罗荣桓的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军令如山，罗荣桓忍着腰痛，调遣人马，一部分由萧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北上走陆路，许世友、王建安等留在山东，接受陈毅指挥。

10月5日，陈毅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临沂。罗荣桓见到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非常高兴。他抓紧时间向陈毅交代山东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山东各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整编部队，设置兵站，筹集粮食，制订渡海和陆地行军路线。

10月10日，旷日持久的重庆谈判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迫于国内各界压力，也作了一些让步。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在解放区与军队的问题上，虽然国民党方面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但同意“维持现状”，承认了它的存在。共产党方面同意将军队缩编为20个师，并撤离江南的根据地。事后证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人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毛泽东在重庆期间，通过会晤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赢得了人心，这才是他重庆之行的最大收获。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部署催促进军东北的行动。25日，毛泽东又给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7]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其实，罗荣桓和山东军区领导未敢稍有怠慢，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来电，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当天，罗荣桓带领参谋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等，乘汽车离开临沂去胶东。肾病严重的罗荣桓一直在尿血，在通过敌占区时，既不能乘车，又不能骑马，只好由战士用担架抬着行军，其痛苦可想而知。11月5日，他们到达龙口海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指挥各部队渡海。码头上挤满了征集来的帆船、汽船。（据萧华回忆，当时征集到小汽船三十余只，每只可载七八十人；小帆船一百四十多只，每只可载二三十人。）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没有气象预报，没有导航设备，缺乏通讯联络的条件下，只要不是赶上狂风暴雨天气，一条条满载战士的小船就从港口强行出海，向辽东半岛驶去。

这次山东部队的大搬家规模空前，也是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

万毅率领的滨海支队，约3 5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半岛，10月中旬抵达吉林的磐石、海龙地区。

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1 000余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于10月下旬到达安东（今丹东市）。

胶东军区副司令吴克华率山东6师及5师两个团，约8 0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10月24日到达营口地区。

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山东7师三个团，副政委刘其人率三个团，共12 000人，从陆路行军，11月分别到达山海关、古北口一带。

山东军区2师罗华生部，约7 5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山东军区1师梁兴初部，约7 500人，走陆路于11月中旬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山东田松支队约1 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

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几个独立营，约4 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到达沈阳、安东地区。

最后出发的是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率领的山东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 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12月上旬到达沈阳、鞍山地区。[8]

上述各部队，人数总计约六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除去黄克诚部三万多人，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他们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基础，这些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老部队，作风硬朗，战斗力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是进军东北的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1945年9月初，黄克诚率部队从津浦路西返回苏北根据地，参加解放淮阴、淮安的战斗。在华中局驻地他获悉我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东北，当即向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建议：给中央发电报，要求派大部队到东北去。饶漱石认为这不属于他管辖的事，不同意发这个电报。于是黄克诚以个人名义，于9月13日给中央发了一封长电，就当前形势和我党战略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东北既能派队伍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黄克诚强调指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决战，[9]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黄克诚的建议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刘少奇向毛泽东通报情况时，特别汇报了黄克诚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3师开赴东北。这样，3师主力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 000人在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领下，士气高昂地从苏北淮阴北上。经过山东时，山东军区希望他们停留一段时间，协助山东部队作战。黄克诚以为兵贵神速，直接向军委请示。中央军委10月6日答复：“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10]负战斗任务。”

3师仅在临沂休息了两天，补充粮食，便继续北上了。由于淮北痢疾流行，不少老战士生病。新补充的地方部队也来不及训练，拖着全部辎重长途行军，进度很受影响。黄克诚只好下令把辎重全部留下，轻装前进。在河北行军中，又遇上连阴雨天，部队在泥泞中艰难行进，一些战士的脚走烂了，一些掉了队。历尽千辛万苦，这支大部队终于在11月10日到达玉田境内。队伍减员3 000人，还有32 000余人，都[11]已经疲惫不堪。

为了填补上述部队走后留下的空白，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也开始大规模北上。从9月下旬开始，罗炳辉率新四军2师从高邮地区、张爱萍率领新四军4师从泗县地区、谭希林率新四军7师从无为地区相继北上到鲁南根据地。新四军江北主力的北上，给华中、淮南根据地造成了兵力不足的空缺，党中央认识到这些根据地的重要性，9月26日指示华中局：“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如我在苏中、苏北、皖东不能击退顽军进攻，则对全国战略形势将受影响。”“粟裕两个旅可作为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需要时即调赴山东，不需要时，可留华中工作。叶飞一个旅必须留在苏中、苏北，因华中仍须留必要的主力部队。如将来山东方面需要更多兵力，可从华中派些次要的部队北上。因目前谈判已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12]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

新四军在江南的部队，也开始陆续北上了。9月下旬，在江苏宜兴县的张渚镇，新四军1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主持会议，研究北上的行动方案。

粟裕，湖南会同人，1927年参军，在叶挺部队中任班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军中的一员战将。1934年他随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先遣队不幸失利。粟裕率领余部突出重围，在浙江南部山区打游击。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后，他率领部队北上东进苏中，协助陈毅打开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在指挥黄桥、车桥等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新四军中以擅长运动战、歼灭战闻名。1944年底，为了迎接抗日战略反攻，他奉命率1师主力再下江南，开辟天目山、四明山敌后根据地。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粟裕指挥部队出击，在短短一个月中收复许多县城、集镇。部队得到很大发展。此时，国民党军队在顾祝同指挥下，向南京、上海、杭州等铁路沿线大城市进发，抢夺胜利果实。粟裕、叶飞曾于8月底向华中局报告说，苏浙军区主力一、二、四3个纵队共9个团，12 000余人，加上浙东地方武装5 000人。由于这一带比较富裕，根据地的给养不成问题。如果新四军江北部队能抽调部分主力南下，他们就有了进攻大城市的力量。“如不能增兵江南，依现有兵力，放弃占领京沪大城市计划，依靠广大农村，我们有把握长期坚持苏、浙、皖三省边区斗争。”

9月25日，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华中局作出华东部队北调的行动计划。江南部队的行动是：“苏南先由粟裕率第一批两个旅约15 000人迅速集中后，立即出动到达苏中地区。稍加休整，并由苏中抽调两个旅补充估计约22 000人左右，作为第三批入鲁部队。叶飞率廖（政国）旅及苏南地方部队、地方干部约15 000人，掩护浙东部队经江北绕道五分区再到苏中。待浙东部队到达安全地区时，叶由苏南方能开始北撤。将来拟作第四批入鲁部队。”[13]

10月1日，新四军军部发表《关于江南部队北撤事告全体民众书》，向全国人民表明我党、我军的立场：“我们的抗战是胜利了，我们现在要什么呢？我们要和平、民主、团结；我们不要什么呢？不要内战和独裁。”“毛主席应蒋委员长电邀，亲自到重庆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同时为了促进谈判成功，为全国和平团结的迅速实现，就又委曲求全，自愿将江南的新四军全部转移到江北。谁都了解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但共产党为了制止敌伪和反动派的阴谋，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全国和平团结，就不能不忍痛这样做。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顾全大局的伟大胸怀及委曲求全的苦衷，是能[14]够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许和谅解的。”公开声明之后，江南部队开始了北调的秘密行动。10月初，粟裕率领苏浙军区机关和主力一、三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万人，从宜兴地区出发，在常州至奔牛之间越过宁沪铁路，由西桥渡江北上，10月8日全部安全转移到江北的泰兴。由于行动隐蔽，国民党军队并未察觉，事后才派出10多艘军舰，在长江上来回巡逻。

叶飞率领的浙东部队转移则历尽艰辛。9月下旬，叶飞率苏浙军区四纵从金华地区出发，集结于长兴，配合浙东游击纵队渡钱塘江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顾祝同部已进至杭州，企图拦截我军于钱塘江口，重演“皖南事变”的阴谋。形势顿时紧张起来。10月3日，华中局指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然而此时已无法后退，只能向前。4日拂晓，浙东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在澉浦登陆，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我军坚决突围，血战竟日，在付出213人伤亡的代价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北上。

得悉浙东部队突围后，叶飞即率四纵主力经宜兴、句容，渡江北上到达泰兴。渡江时仅租到一艘商轮，昼夜不停地运送我军。10月16日夜里，当商轮运送最后一批人员时，因轮机损坏，船又超载，不幸沉没。叶飞闻讯赶到江边，黑夜茫茫，人手又少，除几十人获救，四纵政委韦一平等800余人不幸遇难。这是江南部队北上遭受的最严[15]重的意外损失，令人痛心。

最后一批北上的是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抗战时期，在广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活跃着几支抗日武装。主力是以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委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敌人，度过了极为艰苦的岁月。抗战胜利后，他们正准备迅速发展时，根据国共谈判的协议，党中央指示他们北上转移。为了保证转移的安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第八小组前来广州。小组中有中共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少校、美方代表米勒上校。

执行小组到达后，国民党方面处处阻挠破坏。广东行营主任张发奎矢口否认广东有共产党武装存在，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未听说有中共武装的番号、驻地和人数的通报，只有“专事扰乱治安者，仅系地方零星土匪”，“不能承认其为军队”。国民党的目的是等部队调遣完成，一举消灭广东境内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报纸上几次发表声明，驳斥国民党方面的谣言。周恩来安排林平到重庆，向各界人士介绍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史和现状，迫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并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1946年3月，由中共代表廖承志等组成的三人小组来广州，协助第八执行小组实施东江纵队撤退计划。

又是一场长时间的斗争和谈判。国民党方面使用种种手段，在东江纵队集结地点、人数、运送方式、所需经费等方面刁难拖延。我方则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灵活地与其周旋。美国代表米勒上校采取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尽力促成谈判的成功。当我方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他允许我方使用他的电台与延安联系。国民党方面提出没有粮食供给东江纵队，要我方先运送一批粮食给华北的国民党部队，作为交换才能保证东江纵队北撤的粮食供应。叶剑英同志办妥了这件事，并给广东党组织汇来一笔现款，终于保证了撤退计划的实行。

1946年6月29日，全面内战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东江纵队和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和家属共2 500多人从各游击区集结到大鹏湾，登上三艘美国海军登陆舰，开始了北上的航行。7月5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各舰相继进入烟台港口。在岸上等待的胶东解放区军民热烈欢迎来自广东的战友们，烟台市内群众夹道欢迎，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东江纵队的干部、战士们含着热泪，高呼口号，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他们是幸运的，在内战爆发前，能安全圆满地撤退到解放区，的确是一个奇迹。东江纵队的北上，标志着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计划，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16]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参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7页。

[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军委一局编：《山东我军行动部署摘报》。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8]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9]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192页。

[10]　《黄克诚自述》，第194页。

[11]　《黄克诚自述》，第195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3]　《华中我军行动及部署》。

[1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

[15]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16]　《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章津浦路上争夺战山东形势的新变化——破路阻敌北上——国民党军步步为营——陈毅到津浦路前线指挥作战——舍身炸碉堡的英雄陈金合——攻克滕县——围困临城——三个月战斗的成绩

1945年底到1946年初，山东部队主力奔赴东北，新四军主力相继北上，我军基本上完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转移。陈毅元帅总结这个时期的形势是：“抗日战争结束，华东战场起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要抽调主力争取东北，山东六个师去了四个，黄克诚带3师也去了，华东的力量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华东面对上海、南京、徐州，国民党兵力很大，我们要重新组织战场，要统一力量，缩短战线。新四军北上山东，山东、华中两块合成一块；苏南、皖中、两广纵队撤回来，收回五个手指，捏成拳头。这是华东一个很大的特点。”“当时中央决定抽调主力去东北，山东、华中合并，撤回两广纵队、浙东的部队，缩短战线，吸引、分散敌人，进行各个击破，是完全正[1]确的。华东执行是坚决的。”

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兼程北上，国民党军队也在平行地与我军赛跑。从抗战胜利以来，蒋介石一边同毛泽东谈判，一边迅速调动兵力沿平汉、津浦铁路北上，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向解放区进攻。到1945年9月中旬，蒋介石就已经调动了36个军、73个师。其中一部分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由云、贵、湘、黔出动北上，或由越南海防、海南岛乘船北上。一部分是投降的伪军，蒋介石给他们加委封官，充当进攻解放区的先头部队。在这些调动的国民党军队中，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12、97、骑2军进占商丘、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10月，19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率霍守义的12军、廖运泽的骑2军由徐州向济南推进，开路的是由伪军改编的吴化文部第3方面军。李弥率领的8军由海运到青岛登陆。

抗战胜利的果实，绝不能让蒋介石轻易夺走。为了阻止国民党军从平汉、津浦铁路北上，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破路指示。10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起草了《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在介绍了日本投降两个月来的敌我形势后，指出：“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

为了完成破路任务，刘少奇按各军区、军分区所在位置，分片负责，主要破坏津浦、陇海、平汉、正太、同蒲、平绥等几条干线，既要阻挡蒋军北上，又要防止阎锡山、傅作义部对解放区的进攻。但是，刘少奇特别指示不得破坏北宁线的北平至塘沽段，胶济线全线及津浦线徐州至海州段，为的是让投降的日军回国。在非解放区的铁路沿线，“应积极组织破路、袭扰、埋设地雷、翻车和相机打击顽军，务使其不能乘车而必须步行前进”。

刘少奇特别强调：“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凡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轨、枕木、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定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定价奖赏。对于铁路工人和路警，应十分注意联合和解释，其失业者，须加救济，使其参加破路，不反对我军破路。”“凡为我控制之铁路及在可能时，对于高出地面用土垫起之路基，及车站、月台等，均须彻底破坏。所有机车及车辆、行车用具均须彻底[2]毁坏。”

中央指示一下，各解放区军民闻风而动，在几天时间内，就将铁路扒了个稀烂。南北交通大动脉被切断，火车动弹不得。国民党军队北进的步伐被大大延缓了。与此同时，十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来自各解放区的干部，正源源不断、日夜兼程奔向东北。这一个月的竞赛举足轻重，共产党人尽管没有飞机、火车，就凭两条腿，硬是走在老蒋之前到了东北。如果没有破路的配合，这个先机是占不到的。

但是，山东军区在破路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罗荣桓执行中央的指示是从不含糊的，眼下他却忙得两头顾不过来。中央催促山东主力进军东北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口气又急又严厉。山东主力六个师中，四个师已经上路或整装待发。就是这样中央还嫌慢，毛泽东电报中说得很明确：“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又命令罗荣桓也到东北工作。这样，罗荣桓只好先顾一头，破路阻敌的事就交给鲁中军区留下的部队去办了。

国民党军队也不是傻瓜，特别是吴化文的伪军，与八路军打了多年交道，也有一套应付我们的方法。在沿津浦路向济南进军的途中，他们采取边修路边前进，步步为营的战术，让你无隙可乘。据罗荣桓、黎玉10月9日致军委的电报中反映：国民党军队行军的组织相当严密。“行军两侧警戒严密，约1 000至3 000人不等，沿铁路两侧护路沟墙步行。其机关人员、行李辎重、伤病员均载车上。

出发前，其侧卫部队先乘车至警戒地带，下车警戒。待整个部队车辆通过后，再乘车跟去。

步行者全系轻装，多用跑步行进。火车与步行部队互相掩护，火车很慢。

侧卫部队沿护路沟墙行进，遇我袭击时，即以沟墙为主阵地进行掩护，火力较强。一般不向我冲锋，但某些要点，有时冲锋占领或争夺之。

火车载机动部队随时增援薄弱处，较远据点，敌亦用大炮策应。”

就这样，陈大庆、吴化文部沿津浦路步步北上，相继占领临城、兖州、邹县、大汶口等地，进入济南。山东军区10月11日向军委报告：“12军、骑2军及吴化文等部15 000余人，自9月底沿津浦路北上，10月1日抵临城，3日抵滕县。此时我8师部队尚在台儿庄南，迄我转至滕县东，为时已晚。我破路不彻底，敌积极修路，使其顺利北上，我失去这一着。顽5日抵邹县，6日抵兖州，7日一部乘车，一部徒步北上。此时我3师及警3旅集于官村东，8日，其侧翼3 000人于官村附近与我激战一日，伤其70人。我因兵力分散，顽以护路沟墙作抵抗，形成火力对峙，未能有力堵击，敌窜大汶口。9日于南留村附近，复遇我4师截击，俘10余人，当日都抵泰安。10日继续北上，一部已抵济南。我鲁中阻击均未奏效，其主要原因是破路不彻底，未能争取多余的时间控制有利阵地，致形成单纯尾追，相当被动，使我在战略[3]上又失一着。”

陈毅刚到临沂，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难局面。然而敌情的严重只是外部的困难，更严重的困难还是山东部队内部的问题。《陈毅传》中是这样描述的：“首先，山东主力部队将以绝大多数开赴东北，包括八路军山东军区第1、2、3、7师全部，第5、6师的主力，18个警备团和基干团，部分军政干部共约60 000人。只留下第4、8两个师。与此同时新四军3师约30 000余人，也由黄克诚师长率领北调出关。陈毅所能指挥使用的山东野战部队，实际只有50 000人，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以及华中方向新四军9个旅，整个华东总兵力也才40万人。兵力不强这是第一难。

第二难，是华东局面复杂，敌情严重。蒋介石还都南京，苏鲁解放区将成为直接威胁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大患’，成为蒋介石调兵北运的‘大障’，必先除之而后快。而陈毅所辖部队，力量相当分散，有刚从华中调来山东的，有刚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的，有在某一地区活动发展多年不愿远离老家的，也有干部过去对陈毅并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的。要在这种情况下将各个方面的力量归统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中协调的、可以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大兵团，来对付装备、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陈毅与罗荣桓交接工作后，马上与黎玉赶到邹县香城的前线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毅向大家传达了中央指示和津浦路作战的意图，他以简洁的语言表示战斗的决心：“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然而在兵力部署上，情况却是一点也不乐观。当时山东2、3师部队开赴东北，已经到了津浦路附近，陈毅原来想让这两个主力师参与对陈大庆部的战斗，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时间紧迫，2、3师来不及参战就匆匆北上了。新四军叶飞纵队已经到了淮北，中央命令他们准备去东北，也不能前来助战。到10月23日，陈毅手中掌握的部队仅有六个团。这么少的部队要控制几百公里的铁路沿线，简直不可能。陈毅向中央报告：“截止今晚止，我们手中只集中山东8师三个团，新四军9旅三个团，湖西一个地方团（600人），新四军5旅两个团要有日才能赶到。山东2师本日开至我们附近，又奉罗（荣桓）令东开。3师因开东北而东撤。新四军2旅王必成部及19旅谭希林部，本日从淮南、苏中动身，最快得11月10日左右才能赶到。顽方利用我军来去未能接替的空隙，正陆续取道徐州北上。陇海路没有阻击兵团，亦为最大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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