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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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2辑)试读：
战争与和平：二战及战后世界的变动
编者按：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2015年6月13～14日，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了“战争与和平：二战及战后世界的变动”高端论坛。会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二战的缘起及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行的国际关系体系，并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围绕日本挑起二战的逻辑演进与现实思考，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影响及其面临的挑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本辑年刊选取了其中的6篇会议论文以及会议综述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二战对战后世界的深远影响
汤重南内容提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共有七点：一是标志着反人类、反和平的法西斯的覆灭，昭示了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的真理；二是宣告世界性大战的终结，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开始；三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阵营的形成；四是促进、形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五是促使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发展；六是推动世界经济、科技大发展；七是导致世界军事改革运动兴起。对战后世界的深远影响有三点：一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二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三是联合国的建立。
关键词：二战 战后世界 国际秩序 命运共同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硝烟，早已消散；那段战争岁月，也已远去。世界人民却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并且不断进行着日益深刻的思考。
2015年5月8日和9月2日，是德国、日本战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70周年纪念日。由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全人类和世界文明的旷古未有的大浩劫。这场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有文字记载以来5000多年的历史中，共发生14500多次战争）规模最大（卷入的国家和地区达84个，作战地区面积达2200多万平方公里）、卷入军民人数最多（占当时世界人口80%以上的近20亿人，其中参战人员达1.8亿人）、人员损失最惨重（军民伤亡1亿多人，其中死亡7000万人）、物资财产损失最严重（军费消耗1.3万亿美元，其他财产损失达4.2万亿美元，均按当时美元比价）、强度最烈（最大量地使用了海、陆、空方面杀伤力最大的现代武器，直至原子弹；空前的在一次战役中，双方投入数百万人的军队、数万门火炮、成万架次飞机、数千辆坦克、数百艘军舰）的战争。德、意、日法西斯对外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妄图通过战争称霸全世界，奴役、统治全人类，从而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公敌。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反和平、反人类、反文明、反民主的侵略战争。
而被侵略和受威胁的国家和民族，面对法西斯致命的毁灭性的战争和威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以中、美、英、苏、法等国为代表的国家，尽管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内外政策差异巨大，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维护和保卫和平，维护和保持人类的生存和尊严，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为此，它们结成了世界和平大同盟。所以，对世界人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又是一场正义的、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在正义的、反侵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侵略的世界各国共同经历了空前的惨祸和浩劫，做出了惨重的流血牺牲和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经过长达14年（中国）、9年（埃塞俄比亚）、6年（英法等西欧国家）、4年（苏联、美国及东南亚、太平洋等国家）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战，经过世界人民长年的共同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败亡投降和反法西斯盟国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
为准确、科学地把握历史真实，笔者在惊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浩劫之时，更震撼于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 二战胜利的意义和影响
恩格斯有句充满哲理的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1]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二战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和空前的浩劫和灾难。但也正是这场战争，深刻教育了人们。法西斯的凶残，从反面动员了世界各国人民，迫使一切热爱和平、民主和进步的人们团结奋起，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经过艰苦的英勇奋战，最终赢[2]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进步和发展。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亦最为巨大、广泛而深远，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在60多年前就曾经警告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3]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中国备受列强侵略欺凌、屡遭挫折和失败后，第一次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完全的最为辉煌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其胜利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正因为中国全民族持久抗击日本法西斯，才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取得了世界抗击法西斯四大国（中、美、英、苏）的地位。也是从1943年起，英美等国家与中国签订新条约，宣布放弃治外法权等特权，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迎来了中国的独立。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战后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解放、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康庄大道。总之，中国抗战的胜利，使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开始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与复兴，而这一切，又极大地推动了战后世界历史性的社会进步。“战后时期，人类社会在政治上的进步、国际关系方面的稳定、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等等，构成了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而这种进步是与二次[4]大战的胜利密切相关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而这，又都是二战对战后世界的重大影响。今天，我们纪念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更深感毛泽东“警告”的正确；重温恩格斯的话语，更备感真切。这里仅就最主要的意义，归纳概括为简单的七点。
第一，这场战争的胜利，宣告了德、日、意“轴心国”的败亡和无条件投降，标志着反人类、反和平、反民主的法西斯的覆灭；昭示了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进步战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的必然和反人类的法西斯必败、世界人民必胜的真理。
第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的标志。它结束了世界性的战争和动荡的旧时期，世界开始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这次战争的空前规模和残酷程度已将人类战争推向极致，核武器及高科技生化武器的出现已达到可以摧毁地球、毁灭全人类及一切文明成果的惊人破坏力的极限，迫使一切国家和民族及有识之士认真思考战争与和平、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从而促使制约和控制世界性战争爆发的因素迅速增长并逐步上升至主导地位，和平与发展迅速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潮流。纵观战后70年的风云变幻，我们应该进一步肯定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宣告了人类世界性大战时代的终结，全球性的和平发展时代的开始和到来。
第三，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坚地位和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战后不久，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迅速建立，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诞生，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形成。
第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5]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这一胜利，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亦成为战后的历史潮流，为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创造了条件。数十亿人民砸碎了数百年来的殖民枷锁，一百多个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轰然倒塌、彻底崩溃。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战后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石，提供了坚强的保证；新中国的成立，又进一步推动、促进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第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将“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迫使法西斯国家彻底改弦更张，脱胎换骨，进行了战后改革，消解了东西方战争的策源地。日本、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推行了改革，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取得了积极成果。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了社会改革，取得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第六，反法西斯战争实践，促进和推动了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胜利后迅速兴起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冲击了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影响巨大而深远。
第七，二战导致了世界近现代军事史上第五次军事改革运动的兴起。其中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人民战争理论体系及伟大的实践，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种重要的战争经验。苏联、南斯拉夫等国也程度不同的有此实践。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人民战争更是战争的主要形式，其战略地位和作用尤为显著和巨大，成为世界战争史及战争理论方面光彩夺目的重要篇章。二 对战后世界的深远影响
第一，对推动战后经济全球化、促进“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有巨大作用。
在抗战时期，中国主张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积极倡导和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结成。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和平阵线紧密结合，迅速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全球一切和平、民主、进步力量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1936年7～9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的多次谈话中，已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人民的敌人；半年后的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更具体地提出，主张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1941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太平洋反抗日本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1942年1月1日，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四国领衔的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一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倡导、促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性的联合反对、抗击法西斯，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增强，在战后世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其影响日益扩大。
第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巩固及其深远影响。
战争后期开始并在战后迅速确立的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依据的战后国际秩序，也奠定了以雅尔塔会议及其体系为标志、为基础的美苏（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中代表）对峙的国际关系新格局。战后国际新秩序和新格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留给世界的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对战后世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当然雅尔塔体系亦有负面消极影响）。因为这一体系规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中国也参与了构筑、建立战后国际秩序。中国抗日战场的东方主战场地位和中国人民持久坚持抗战的行动和精神，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肯定，从而摆脱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地位，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这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强国之一的形象和身份亮相；不到一个月后的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举行开罗会议，会后联合发表了《开罗宣言》；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在德国柏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苏联对日宣战后，发表声明成为该公告的签署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成为构筑、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标志性文件。它们确立的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和总目标保证了世界范围的战争得以长期避免。
第三，联合国的建立及其重要作用。
二战时期由反法西斯盟国筹建并在战后诞生的联合国，对促进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作为建立国际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对创建联合国做出了积极的历史性贡献。1944年8、9月间，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10月9日，四国同时发表《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提出了创建联合国的蓝图；1945年4月25日至6月25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从此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中国从联合国建立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联合国的建立，我国领导人曾高度评价道：联合国“适应了时代进步的客观需要，体现了各国人民要求消除战争劫难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人类要求建立一个和平、平等、合[6]作与繁荣的新世界的美好理想”。
正是世界人民的援助，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正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尽其所能在战略物资、战争情报等方面支援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支援英国、美国等盟国抗击日本；也正是中国全民族坚持抗战，才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民才得以与世界人民一起共享胜利、共享战后世界历史性的进步成果。
岁月悠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70周年。我们今天的纪念，绝不仅仅是再一次重温当年胜利的欢欣与激动，更不是如日本右翼势力诬蔑的要“报复日本”“要复仇”！而是为了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使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加和谐，使时代潮流汹涌向前，使时代主题更加凸显，呼唤和平，维护和平，促进发展。
最后，让我们以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两段讲话作为全文的结束语：“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7]道路，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作者简介：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1]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49页。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第932页。
[3]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第1250页。
[4] 胡德坤、罗志刚：《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页。
[5] 《毛泽东选集》，第1249～1250页。
[6] 转引自《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
[7] 转引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与战时美苏同盟的瓦解
赵学功内容提要：在美国加紧研制原子弹期间，原子能的国际管制问题就成为国际科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英国政府内部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美国领导人杜鲁门拒绝采纳与苏联分享原子能秘密的建议，加剧了苏联在原子能问题上对美国的怀疑，并促使其加快了研制原子弹的步伐，而巴鲁克计划的提出使得双方在原子能问题上的对立进一步公开化和尖锐化。核问题是促使美苏两国走向冷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原子能 国际控制 美苏关系 冷战起源
原子能的发现和原子弹的问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具有革命性的重大事件，并且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之后，其毁灭性的破坏力令世人震惊。美国是首先拥有这一毁灭性武器的国家，如何长久地保持自己对这一武器的垄断地位，成为美国决策者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而又迫切的问
[1]题。一
在原子弹问世之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就已经预见到这一武器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并对其毁灭性的破坏力感到担心。被英国政府派往美国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丹麦科学家玻尔率先劝说美英领导人，希望将原子能的研究和应用置于国际管制之下。他在一次有关原子能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人类需要新的能源，这种新的能源我们已经发现，而且也进行了研究，但我们关心的是将来把这一新的能源应用于和平目的，而不是破坏目的”。他认为，原子弹的研制一方面带来新的国际合作的机遇，同时也孕育着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他确信，争取良好结果的最佳机会就是美国和英国尽早与苏联开始谈判，以求实现原子能得到有效的国际控制，因为“一个安全的世界必然是开放的世界”。否则，战后美英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将是不可避免的。1944年2月，他几次致函英国负责原子能计划的财政大臣安德森爵士，称他一方面对美英两国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同时也愈发担心原子能的控制问题，认为用任何种类的常规手段都无法达成这一目的；而且，如果不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取得一种普遍协议，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玻尔很清楚，对原子能的有效控制非常复杂，不仅涉及技术问题和行政问题，而且还会要求各国交换信息、公开包括发展军备在内的工业发展计划，甚至在必要时暂时放弃原子能的和平使用。他强调，最好是由美英首先提出倡议，通过在联合国内部加强信任，以阻止将来的竞争，使原子能的研究符合[2]各国共同的长远利益。
玻尔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斯福总统的老朋友法兰克福特的支持。他在与法兰克福特会晤时分析了原子弹的政治影响。他指出，原子能的研究可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利，也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因而，美国在战后面临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是核军备竞赛，要么是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而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完成将为推进各国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法兰克福特显然被玻尔的观点打动了，随即将这一谈话内容转告了罗斯福，并与罗斯福就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法兰克福特看来，如果苏联开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究项目，这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应寻求与苏联就原子能的控制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是极为重要的。他向罗斯福表示，玻尔对苏联科学发展情况的了解是非常全面的，认为苏联有能力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如果盟国间在战争时期不能就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战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核军备竞赛。因而，罗斯福应及早与斯大林接触，提出一项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法兰克福特认为，罗斯福对他所谈论的问题非常担心，并欢迎任[3]何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
罗斯福的积极回应无疑令玻尔非常兴奋。他随后向英国方面提交了几份备忘录，强调美国和英国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对核武器的垄断；战争结束后，苏联势必会全力研制这一武器，呼吁美英负责任的政治家应主动采取行动，并建议美英两国的科学家首先与苏联的科学家加强交流与合作。玻尔还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备忘录交给了负责原子弹研制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强调一旦原子弹被制造出来，将会完全改变未来战争的条件。他表示，“除非在可行的时间内能切实达成控制使用这种新型武器的协议，否则任何一方的优势，即使是暂时的优势，都会成为对人类安全造成深远影响的沉重负担”。他认为，各国科学家间的交流能够带来进步、理性，乃至和平。在他看来，如果苏联领导人知晓曼哈顿计划，并确信这一项目不会危及苏联，那么战后的核军备竞赛才能避免。
1944年5月中旬，玻尔回到英国后，在英国财政大臣安德森的积极协助下，他终于有机会向丘吉尔面陈自己对原子能国际控制的想法。尽管玻尔对于此次会见寄予了很大希望，但丘吉尔对他所谈的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不以为然。玻尔日后称，“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丘吉尔对原子能的态度在其写给艾登的一封信中阐述得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只要我们能控制住局面，就要尽力将这一问题掌握在美国和英国人手中。”他强调，目前他反对任[4]何将原子能秘密泄露给第三方或第四方的做法。
玻尔并不气馁，转而继续做罗斯福的工作。6月，玻尔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详细陈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强调今后几年的研究结果将会提供巨大的能源，引起工业和运输业的革命，这些都将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巨大威力武器的出现，它将改变未来的战争。他同时指出，“除了能够在最近的时间内确实达成控制这种材料的使用的协议外，任何暂时的技术进展都会对人类安全造成永久性的威胁”。他建议，在原子能问题上，各国应建立相互信任，作为取得谅解的第一步，美国和英国应首先公开原子能的秘密，并确立对其实施国际管制。8月26日，在法兰克福特的安排下，玻尔到白宫当面向罗斯福阐述了自己对原子能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反法西斯盟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可能成为战后世界的主要问题，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他认为，要赶在原子弹造出之前，或者被使用于战争之前，美苏英三国就对原子能使用的监督问题达成协议还是比较容易的。他建议，恢复战争期间中断的各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并建立初步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确信，此举有助于加强世界各国的团结一致。罗斯福对玻尔的建议表示同意，希望就此与苏联达成谅解，并称美国必须与苏联接触，这将“开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罗斯福还表示，他已经设法说服丘[5]吉尔改变在原子能问题上的立场。9月初，玻尔再次致函罗斯福，一方面对他的接见表示感谢，同时重申了自己对原子能国际管制的看法，认为这一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除非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就核武器的控制达成国际协议，否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致命的军备竞赛。玻尔表示，现在即是最关切的各方考虑这一问题的最有利的时机。[6]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建议。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曾是美国进行原子能研究并且最早取得重要成果的机构，因而在这里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较早考虑到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对其实施国际监督的问题。1944年夏，在芝加哥大学校长的鼎力相助下，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委员会成立，各委员就原子能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讨，希望各国能够和平利用原子能，并建立相应的国际监督机制。美国曼哈顿工程的一位负责人万尼瓦尔·布什向罗斯福建议，应将世界上的铀矿资源和原子能生产活动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
玻尔、布什等人之所以坚持要求美国政府在原子能问题上实行国际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原子弹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一旦研制成功，将会对未来的战争以及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不可能长久地垄断核秘密，苏联势必也会加紧研制，而尽早与苏联就原子能的管制达成协议不仅有助于维护和加强战时盟国间的团结，而且对战后的世界和平也是大有裨益的。
尽管罗斯福曾表示非常担心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并向玻尔表示将就此与苏联展开磋商，但在他看来，对原子能实行国际管制是不可能的，美国必须单独享有或与英国、加拿大共享有关原子能的秘密。因而，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在原子能国际管制方面，罗斯福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仅如此，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英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在接触有关核心机密方面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魁北克协定》规定，没有双方的同意，不得和第三方交流任何有关原子能的情报。1944年9月，罗斯福、丘吉尔在海德公园会晤，就原子能问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明确规定向世界各国通报原子弹的研制进展情况以便就其控制和使用达成国际协议的建议是“不可接受的”，应继续将原子能问题视为“绝密”；在击败日本之后，为了商业和军事目的，美国和英国将继续在原子能研究方面进行全面合作。鉴于玻尔一直主张在原子能问题上实行国际管制，这引起了美英领导人的不安，他们决定调查其活动，并采取措施以确保他不会向苏联泄密。丘吉尔甚至向他的科学顾问彻韦尔爵士表示，应该拘留玻尔，“或者无论如何也应让他知道他距离犯下不可饶[7]恕的罪行已经很近了”。二
随着美国曼哈顿工程的顺利进行，原子弹的问世指日可待。因而，人们对于使用这一武器所带来的后果愈发担心。美国原子弹的研制人之一西拉德在一份通过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呈交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强调：原子弹给美国带来的暂时的某种军事优势，将由于其在政治和战略上的严重失误而化为乌有；核武器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两个大国同时拥有它就不会有和平，除非这两个大国结成解散不了的同盟。西拉德在报告中建议，应对铀和原子能的生产实施国际监督。1945年6月，芝加哥大学的7名科学家联名向史汀生递交了一份报告，强调原子弹的破坏力超过了现有一切武器的破坏力，并且人类没有有效的手段可以进行防御；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出现的核军备竞赛，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刻不容缓地对核武器实行国际监督。报告同样认为，对日本实施核打击是不明智的，通过用原子弹突袭日本的办法而获得的军事优势，将由于丧失信义造成全世界的恐惧与憎恨以及国内公众舆论的谴责而化为乌有。为了避免日后出现军备竞赛，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立即采取措施，建立针对核军备的国际核查制度，而美国对日本的核打击将会破坏这种必要的信任。报告建议，美国应将原子弹投掷在沙漠或荒岛上，请各国代表前往参观，以见证其破坏力，并以此向全世界显示，虽然美国拥有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但并不使用，如果各国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那么美国将来也不会使用这类武器。这样，“就会为达成国际协议创造最良好的气氛”。报告表示，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核武器的毁灭力之大确实无可比拟。如果想充分利用核武器的有利因素，就必须采取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7月，西拉德起草了一份有67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再次强调“原子能的发展将提供给各国以毁灭的新手段，在我们支配下的这种原子弹只代表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在其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取得的毁灭威力几乎是没有极限的。因而，那个为毁灭目的而使用这些从自然界新解放出的力量开创先例的国[8]家，也许要对开始一个无法想象其毁灭规模的纪元而承担责任”。
科学家们的原子能控制主张尽管没有为决策者所采纳，但在美国政府内部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政府内部主张在原子能问题上与苏联达成国际合作的代表性人物是陆军部长史汀生，他也是美国研制原子弹最高决策小组成员之一，并在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布什、科南特的影响下，他担心美国的单独垄断原子能的政策会导致苏联独立展开研究，从而引发双方的军备竞赛。因而他希望通过谈判，将苏联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控制体系之中。
与那些科学家一样，史汀生同样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武器，而美国试图长时间的单独垄断原子能不过是一种幻想。倘若美国以此作为外交杠杆或军事优势在欧洲遏制苏联，势必会遭到失败。在他看来，原子弹已经成为美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美国的做法只会促使苏联加紧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他主张，美国应当立即就此与苏联无条件地展开谈判，以便就原子能控制问题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并将原子能发展计划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控制轨道上来。
4月25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继任的杜鲁门总统汇报有关曼哈顿工程的进展情况时表示，在四个月之内，“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完成这种人类历史上所知的最为可怕的武器”，一颗这样的炸弹能够摧毁整座城市。他强调，对美国和世界而言，原子弹的研制有着巨大的危险，但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在战争结束后，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使原子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机制，就将导致一场“文明的灾难”；倘若能成功解决原子能控制这一前所未有的难题，就有望创造出使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得以拯救的机遇。5月底，史汀生在一次会议上再次表示，战后可以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对原子弹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使其得到控制。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称赞史汀生是一位“具有伟大智慧和远见卓识的人”，并说“我感谢他富有启迪地阐释了对这一可怕问题[9]的看法”，并为美国有如此聪明能干的人为其效力而感到庆幸。但实际上，史汀生有关战后美苏原子能合作的观点对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1945年8月6日和8日，美国先后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将两地夷为平地。很快，日本宣布向盟国投降。原子弹的毁灭性杀伤力使得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变得更为急迫和必要。8月底，300多名参加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联名起草了一份宣言，强调在未来战争中不可能防止住原子弹的打击，这需要加强国际合作。9月，美国原子能计划的决策者布什、科南特在给史汀生的联名信中建议，美国应在原子能问题上牺牲一部分主权，以换取有效的国际管制。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也多次提议，美国应就原子能问题与苏联进行接触，避免核军备竞赛的出现。他认为，苏联拥有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大量的资源，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奥本海默、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回旋加速器实验室主任劳伦斯、核物理学家费米等人在起草的一封信中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他们表示确信，随着原子能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将会研制出更多、更为有效的武器，却没有能够在军事上进行应对的有效措施，他们不仅不能起草一个计划来保证国家在未来数十年中在原子武器领域中的霸权地位，而且同样不能确保即使取得了这种霸权地位，就能使美国不遭受如此可怕的毁灭。他们强调，对于核武器的发展能够有助于根本地或永久地防止战争抱有严重的疑虑，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能够完全或主要依赖于科学或技术的威力，只能建立在使未来的战争不可能发生这一基础上。因而，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做出一切[10]必要的国际安排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美国政府高层中，积极推动原子能国际控制的依然是史汀生。此时，他对于原子弹在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1945年9月12日，史汀生就原子能问题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敦促他就原子能问题直接与斯大林进行谈判，本着和平和人道主义的目的共同研究原子能。如果苏联同意这一计划，美国则暂停核武器的研制，并销毁其拥有的原子弹。史汀生表示，不应通过联合国与苏联进行接触，那样不仅要花很长时间，而且还会导致军备竞赛，并影响美苏关系。在9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再次表示，美国不可能长久地保守住原子能的秘密，应与苏联展开磋商。他还认为，贝尔纳斯推行的原子外交是错误的，将导致世界回到权力政治的老路。
商务部长华莱士、副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支持史汀生的建议。华莱士主张美国应该全面地促进在联合国内自由地和不断地交换科学情报。布什表示，美国不可能对苏联保守秘密，也不可能对大多数美国科学家保守核秘密；要使苏联不走上与美国竞争之路，就不能失去更多的时间，确信通过交换科学情报有可能打开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大门。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指出，核秘密是无法保守的；如果此项发明得到发展并且其破坏性质被加以利用，那么将没有胜利者，而且也将没有人类的存在。
包括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负责曼哈顿工程安全的格罗夫斯将军在内的一批官员则坚决反对史汀生的主张。福雷斯特尔把原子秘密视为“美国人的私有财产”，认为“基本上属于东方国家的”苏联与日本一样不可信任，战后美苏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在原子能问题上国际合作的建议将被苏联方面视为软弱的表现。他甚至将史汀生的主张称为“绥靖的表现”。格罗夫斯发表声明说，美国应严格控制原子秘密，直至所有其他国家表现出他们对和平的渴望为止。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的备忘录明确表示，美国应保持核武器现有的一切秘密，尽可能长时期地保持美国的垄断地位。军方领导人认为，在主要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各大国还缺乏一致的意见时，公开核武器的秘密将会加速核军备竞赛，并使美国暴露在更大的危险之下。在反对派看来，原子弹不仅是美国未来安全的有效保障，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且还可以是与苏联进行谈判的杠杆和有力后盾，对苏联的行为起到威慑作用。
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持与史汀生大致相同的看法。参议员富布赖特认为，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使得人们对未来世界充满恐惧和不安，并动摇了对联合国的信心。他强调，美国绝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对原子弹的垄断，因为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都有可能在今后3～5年内研制出这一武器，他强烈建议由联合国对核武器实施有效的国际管制；如果美国放弃垄断的企图，与苏联分享原子能技术，这将有助于加强刚建立不久的联合国的力量。他认为，在原子弹的威胁面前，美国要比苏联更为脆弱，一旦遭受突然袭击，整个美国一夜之间将陷入瘫痪。[11]但是，这种观点在国会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强调，美国应该严守涉及原子弹的所有秘密。对国会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共和党议员和37%的民主党议员反对美国公开核秘密。不仅如此，高达73%的美国民众也反对将核秘密置于联合国安理[12]会或其他机构的控制之下。
鉴于国内在原子能问题上分歧尖锐，杜鲁门指示艾奇逊就此起草一份书面报告。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后果使艾奇逊很快认识到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的迫切和必要。在他看来，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关键在于少数大国的态度和政策，而不是道义和技术上的协调。9月25日，艾奇逊向杜鲁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对科学采取保密政策是无效而又危险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交换科学知识的方式和条件实行管理和国际控制，以避免走向一场导致相互毁灭的竞赛。”如果美国坚持排斥苏联的政策，只能进一步加深苏联的猜疑，从而使美苏关系变得更为困难。他建议，在与英国协商后，美国与苏联进行接触，以便就交换科学情报和在发展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达成协议，确定在充分监督的情况下放弃这类武器的研制。他敦促杜鲁门就此向国会做出说明，鼓励开展有见地的、广泛的公开讨论，从而为美国政策的出台扫清障碍。他表示，没有这样的讨论，美国公众和国会就不会有所准备[13]去接受一个包括向苏联揭示实质性秘密的政策。
1945年10月3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一份咨文，建议在原子能方面首先与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展开会谈，然后再与其他国家磋商，以便达成一项在原子能领域用合作代替敌对的国际协议。但是，杜鲁门私下里还是对史汀生和艾奇逊等人的原子能国际控制的观点持保留意见。9月21日内阁会议的第二天，他写信给妻子表示自己并不赞同史汀生有关自由交换科学知识的主张。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杜鲁门同参议员比同科学家更接近，同格罗夫斯比同史汀生、布什以及[14]艾奇逊的意见更为接近。
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促使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不断向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东欧、中东以及东亚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决策者对原子弹的垄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认为苏联不可能很快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可能需要5～15年的时间。杜鲁门甚至坚信苏联人永远也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他一方面要求实行国际管制，一方面又竭力保守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秘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失败。
事实证明，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研制原子弹所做出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就在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之时，苏联科学家同样开始对原子能问题给予关注。从1943年开始，苏联情报部门陆续获得了其他国家研制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示国防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实施苏联的原子能发展计划，并由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负责具体的技术研究工作。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故意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经制造出一种破坏力很大的新武器。斯大林表面上无动于衷，这令杜鲁门颇感失望，但实际上，斯大林立即下令苏联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速度。这可以说是美国施展“原子外交”的开始。对此，斯大林表示，杜鲁门“企图向我们施压，原子弹的确给他撑了腰，但是这种讹诈和威胁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苏联决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拥有对苏联的决定性优势。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正目标不是日本，[15]而是苏联，旨在向苏联施加压力。
原子弹在日本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使苏联决策者充分认识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斯大林等人在公开场合对原子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认为它只能吓唬那些胆小鬼，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进程，但私下里都认为“那是个非常有威力的东西”。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召见库尔恰托夫，强调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世界，力量均势已经被破坏，指示他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使苏联“免受巨大的威胁”。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国防委员会还成立了负责管理原子能和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原子能委员会，其主要任务首先是在苏联寻找铀矿，并设法从国外获得铀矿资源和原子能研究的新技术，尽[16]快研制出原子弹。尽管苏联在战后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研制原子弹仍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共约有40万人直接投入了这一工作，另有其他相关工作人员近30万人，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1946年1月25日，斯大林再次指示，研究工作要以“俄国的规模”进行，并表示将提供最大限度的援
[17]助。12月，苏联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单独垄断原子弹的时代宣告结束。三
根据杜鲁门的提议，美、英、加三国政府首先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进行磋商，在达成一致后，再同苏联等国进行谈判，最终达成更为广泛的国际协议。11月10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赴华盛顿，就原子能问题与杜鲁门进行磋商。尽管各方制定的方案不尽相同，但在将原子能问题交由一个联合国机构实施控制的想法上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三方的会谈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15日三国政府首脑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三国同意采取国际行动以防止原子能被用于破坏目的，并使原子能的发展用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目的。声明称为了完全消除原子能被用于破坏目的和促进其为工业及人道主义目的的最广泛的使用，建议在联合国组织下成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提出以下具体建议：在所有国家之间，扩大交流用于和平事业的基本科学知识；在必要程序中管制原子能，以保证其只用于和平用途；销毁各国军备中的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的主要武器；通过视察和其他有效的保障方法，保护履行该协议的国家不受违约及规避行为的危害。声明同时建议，该委员会的工作应分阶段进行。声明强调指出，新的危险已使消除战争根源变得绝对必要，而且只有给予联合国组织全心全意的支持，消除战争根源才能实现。杜鲁门公开表示，美国要致力于通过新成立的联合国，而不是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的方式实现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
12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三国就建立原子能委员会事宜达成一致，会议发表的宣言体现了11月美、英、加三国政府声明的基本内容。1946年1月24日，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确定由该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以控制原子能，确保其只用于和平目的，并从国家军备中销毁原子武器和一切其他大规模杀伤性重要武器。
1946年1月初，贝尔纳斯指示一个以艾奇逊为首的5人委员会来制定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艾奇逊随即任命了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利连撒尔为首、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等参加的顾问委员会负责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利连撒尔认为，顾问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提出一种可能被各国特别是苏联接受的方案。顾问委员会认为，仅靠联合国通过的一纸协议宣布原子武器为“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应将国际控制建立在制裁上，而是要方设法控制发展原子能所必需的材料。经过反复讨论，顾问委员会于3月中旬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政策报告，即“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该报告主要由奥本海默起草，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原子能开发署，由其对世界各国的原子能材料、技术和生产设施实行国际控制；任何国家都不得制造原子弹，美国将随即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并拆除已有的原子弹；各国可以本着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的进行研究。奥本海默认为，这种完全的透明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工业技术、材料等资源来秘密制造核武器。4月23日，艾奇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原子能开发署将对具有危险性的原子能工厂、储存库以及其他设施在地理上实施战略部署；一旦某个国家图谋发动核战争，首先就会夺取其境内的原子能工厂，这对世界来说无异于一个危险的信号。由于其他国家在境内也有原子能生产设施，这样就不会使其处于不利地位。他认为，即使某一国家夺取了其境内的原子能开发署所控制的生产设施，要制造出原子弹至少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因而，通过生产设施的分散化，[18]美国的计划为应对突然袭击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这一报告受到了美国公众的普遍欢迎，杜鲁门也称这个报告“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
在贝尔纳斯的推荐下，杜鲁门任命纽约的一位金融家巴鲁克为美国的谈判代表。巴鲁克在美国政界享有较高的威望，特别是在参议院颇受尊重。杜鲁门选择他就是因为相信他的个人声望能有助于美国政府的原子能政策得到国会的批准。艾奇逊、奥本海默、利连撒尔等都对杜鲁门的这一任命颇感失望。利连撒尔不无沮丧地评论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年轻、充满活力的人，而不是一个自负的人；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让苏联人觉得不是使他们陷入困境、真心推行国际合作的[19]人。”
巴鲁克决意要在原子能国际控制方面行使自己的权力。杜鲁门向他表示，艾奇逊、利连撒尔等人起草的报告只是一份“工作草案”，并非经过批准的政策文件，美国政府最终的方案要由巴鲁克来提出。很快，巴鲁克就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并着手对艾奇逊、利连撒尔的报告做出重大修改，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巴鲁克计划”。首先，鉴于原报告对制裁措施规定模糊，巴鲁克强调，在谈判一开始就有必要制定出明确的制裁条款。其次，强迫制裁不应该受联合国安理会永久成员国否决权的支配，联合国应授权美国保留一些核武器储备来进行遏制。巴鲁克认为，一旦就原子能问题达成了协议，任何试图破坏协议的人将会因违反协议而受到惩罚，绝不能通过行使否决权而逃脱，否则签署的协议就没有任何意义。巴鲁克的这些主张遭到了艾奇逊、奥本海默等人的坚决反对。在艾奇逊看来，让一个大国放弃否决权是行不通的，如果苏联人认为该协议是针对他们的，他们势必会行使否决权，以阻止任何旨在废除否决权的协议，而强制制裁的方案则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奥本海默明确表示，他不会担任巴鲁克的科学顾问。在他看来，巴鲁克的计划就是要确保美国的核垄断，使得美国可以无限期地保留核武器和核工厂。
但是，美国最高决策者支持巴鲁克的立场。6月14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的开幕式上，巴鲁克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说，正式提出了美国的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建议。他宣称，“我们在这里将做出生与死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或者选择世界和平，或者选择世界毁灭”。“巴鲁克计划”得到了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支持。美国大多数媒体对其也是称赞有加，称其是“思想深邃、富有想象力和富有勇气的”方案。“巴鲁克计划”的提出则使苏联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接受这一计划，意味着苏联将在原子能方面永远地处于劣势。如果拒绝，则会背负发动冷战、热衷于核军备竞赛的责任。虽然如此，美国的计划还是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对。正如一名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美国科学家所言，仅仅是公开美国的核力量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对苏联的威胁；除非美国披露这一秘密，只要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苏联自然而然地就会将原子弹视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威胁。苏联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在原子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签署协议的当日，苏联媒体指责说：“原子弹成了不可救药的世界各国反革命集团猖狂进攻苏联的一种信号。”一名英国驻苏记者这样评论说，苏联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原子弹已成为世界政治中巨大的因素；尽管两颗原子弹使数万名日本人死伤，但美国使[20]用原子弹的真正意图首先是恫吓苏联。
1946年6月19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提出了苏联政府的建议，要求签署一项永久的、对所有国家都公开的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各国禁止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核武器，并禁止以利用原子能为基础的各类武器的制造和储存；要求在批准该条约3个月后销毁一切现有的核武器；任何违反公约的行为应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反人道罪；国内立法应对违约行为规定最严厉的惩罚办法；一切国家，无论其是否为联合国成员国，均应履行该条约的一切规定。葛罗米柯强调苏联决不接受对否决权问题的任何改动，这实[21]际上彻底否决了“巴鲁克计划”。苏联的原子能控制计划显然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杜鲁门对此表示，苏联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停止生产并销毁这类武器的建议“等于要求我们销毁我们的原子弹”，如果美国接受苏联的这一立场，美国就会被“剥夺一切”，“我们现在因原子能方面的发现和创造而获得的优势和安全就会丧失”。
面对苏联的反对，巴鲁克坚持己见，毫不退让，强调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不会与苏联进行任何交易。而苏联方面重申，对于美国的方案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都不能接受，并称美国提出的有关核查建议，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侵犯。12月，巴鲁克坚持要求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对美国的建议投票表决。结果，美国的计划以10票对0票获得通过，并送交安理会进一步审议，苏联和波兰则投了弃权票。由于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苏联有可能行使否决权，以阻止“巴鲁克计划”在安理会的通过。1947年1月，巴鲁克宣布辞去美国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的职务。尽管在联合国的谈判仍在继续，但由于美苏分歧严重，显然不可能达成协议。1948年1月，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表示，谈判陷入僵局并中止活动。这也表明了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失败。四
实际上，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实施严格的保密，并在几个场合向苏联方面进行核讹诈，这就使其不可能在原子能控制方面与苏联达成一致。“巴鲁克计划”具有明显的缺陷，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来达到其垄断核秘密、阻止苏联和其他国家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更使得美苏之间的猜疑和隔阂进一步扩大。不仅如此，即使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巴鲁克计划”进行激烈争论之时，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珊瑚岛上仍进行了一次威力巨大的核试验。杜鲁门称，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应刀枪入库，“除非我们能够肯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美国一方面呼吁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一方面却加紧原子弹的试验，“巴鲁克计划”的失败在所难免。苏联方面认为，美国不是要限制原子弹，而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核武器。苏联媒体甚至将比基尼核试验称为美国的“战争叫嚣”。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原子能控制方面态度强硬，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美国将核武器视为实现其政治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根本无意放弃对核武器的垄断，同时担心一旦失去这种垄断，美国的安全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其二，对苏联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同时自负地认为苏联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掌握核秘密，甚至永远也不能制造出原子弹。巴鲁克曾向利连撒尔表示，如果美国继续保持核垄断的话，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毕竟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苏联却没有，而且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他们也不会有。他私下向共和党领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保证说，在每一个阶段如果没有实现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适当而又可靠的保障和保护，他决不会同意任何公开核秘密或拆除美国已有原子弹的行动。毫无疑问，在原子能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是导致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瓦解和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简介：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教授）
[1]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李胜凯《二战后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形成及失败》，《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肖欢容：《战后初期的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军事历史》1998年第4期。
[2] 尼尔斯·玻尔：《政治舞台》（Niels Bohr，The Political Arena），埃尔斯维尔出版社，2005，第87～88页。
[3] 理查德·罗兹：《原子弹的制造》（Richard Rhodes，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1986，第526～527页。
[4] 马丁·舍温：《被摧毁的世界》（Martin Shewin，A World Destroyed），纽约兰登书屋，1977，第108页。
[5] 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能出版社，1991，第120、121页；玛格丽特·高英：《英国与原子能》（Margaret Gowing，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64，第357页。
[6] 玻尔：《政治舞台》，第109～110页。
[7] 高英：《英国与原子能》，第447页；罗兹：《原子弹的制造》，第538页。
[8] 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第129页；罗兹：《原子弹的制造》，第749页。
[9] 哈里·杜鲁门：《决策岁月》（Harry Truman，Years of Decision），纽约双日出版公司，1955，第87页。
[10] 罗兹：《原子弹的制造》，第751～752页。
[11] 海恩斯·约翰逊、伯纳德·格韦茨曼：《富布赖特》（Haynes Johnson and Bernard Gwertzman，Fulbright），纽约双日出版公司，1968，第99～100页。
[12] 巴顿·伯恩斯坦：《追求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原子能国际管制》（Barton Bernstein，The Quest for Security：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美国历史杂志》1974年第4期，第1020页。
[13]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