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臻,裴伟,金升龙,张晓波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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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镇江试读：
前言
中韩两国因比邻而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长历史将两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望中韩两国历史的发展，曾有着一种互相联系的同步现象：新罗王朝的兴衰，基本上与唐王朝同步；北宋王朝的灭亡，又影响了高丽王朝的兴盛；明王朝虽然连续多年全力援韩，当时未能挽救朝鲜王朝走向衰败。日本利用清王朝的衰弱控制了朝鲜王朝，而日本并吞朝鲜王朝的时间，竟跟大清王朝的灭亡仅差一年！中韩两国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交往，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共同的历史遭际更是凝结着两国人民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
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中韩两国同样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两国人民成了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战友。
1910年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威逼下，《日韩合并条约》签订，韩国失去了独立地位。日本全面控制韩国，实施了极其残暴的军国统治，严酷控制韩国人民的军事、文化、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严厉镇压反日爱国运动。韩国人民为求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经过几年酝酿，1919年3月爆发了席卷韩国全境的“三一”爱国运动，全国各地反日复国斗争的爆发，严重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根基，日本政府以残酷手段镇压了“三一”运动。此后，日本统治者采用两面手法，一方面通过文化统治迷惑韩国民众，减弱韩人对日的敌视态势，以吸引韩人投向日方；另一方面，实行更加残暴严酷的政策镇压韩人的反日独立运动，使得韩国国内的独立运动处境日益困难，迫使一部分韩国志士远走他乡，到他国进行斗争，以实现韩国独立的奋斗目标。
1919年4月，从各处转移到中国的各派韩国志士在上海结盟，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而开创了韩国人民团结一致，公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独立复国伟大运动的新纪元。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成立到1945年自行解体，共存续了27年时间。它以中国为舞台，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恢复韩国的独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期间，中国朝野对韩国独立运动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包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各党各派和各阶层人士，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为独立而奋斗的韩国人民，为谋求韩国独立以及国际社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两国民众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在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历史进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谱写了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壮美诗篇。
2014年7月4日，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首尔大学做了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韩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吞并朝鲜半岛，侵占中国半壁江山，使中韩两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岁月中，我们两国人民生死相依、倾力相援。中国境内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上海纪念尹奉吉义士的梅轩、西安光复军驻地旧址等，都见证了那段可歌可泣的难忘历史。”在演讲中，习近平还提到了“在中国各地辗转27年的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先生”等抗日英雄。
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金九先生，都和江苏镇江有着密切关联。镇江，一边连接上海、一边连接南京，处于长三角交通要道，同时也曾是整个苏北地区的桥头堡。沪宁铁路线、长江水运通道如动脉血管般一刻不停地运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镇江成为南京、上海这两座重要城市的前沿和后方。1935年11月至1937年11月两年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韩国临时政府移驻镇江，借助紧邻民国首都南京之便，在镇江这座特殊的城市里得以安全隐匿，开展着更为深入有效的秘密革命活动，实施了在其反日复国历史中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许多重大决策。临时政府以组建国民党为其领导核心，以确立战时体制、培训大量军事骨干为应对中国全面抗战的重大变局，度过了隐蔽时期最为困难的阶段，为中韩合力，在东方主战场全面公开抗击日本法西斯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临时政府在镇江时期所进行的反日复国伟大斗争的历史性贡献，不仅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更成为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伟大历史中一段光辉显赫的记载。素有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光荣传统的镇江人民，早早树立反日救亡大旗，同仇敌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支持山水相邻又有相似遭际的韩国志士的反日复国斗争，也在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日益深厚的患难之交。
我们以虔诚、积极的精神多方收集了相关资料，认真梳理，几经修改，又尽最大可能征求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的意见、建议，尽心尽力编成这本小书。
这本书，融史料、传说、可读性为一体，再现了那一段峥嵘岁月，详细描述了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贡献甚至牺牲生命的韩国志士们，真情展示了中韩两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战斗友谊。
谨以本书铭记当年为中韩两国共同命运浴血奋斗、勇于牺牲的革命先辈们。第一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怎样成立的
1895年4月，因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朝鲜受日本逼迫，无奈宣布终止与清朝的关系。1896年，朝鲜高宗在俄国的支持下改国名为大韩帝国，从此朝鲜改国号为“韩”。1904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次年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所谓的“保护国”。由于日本侵略者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大批不愿做日本属民的朝鲜人流亡中国，成为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体部分。1906年，日本侵略者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1909年10月26日上午，日本第一任驻朝统监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身亡，安重根被捕后，于1910年3月26日遭日本侵略者绞杀。当年8月，日本逼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同时设立朝鲜总督府，将大韩帝国王室封为日本贵族，逼迫高宗李熙退位，拥太子纯宗继位，由此开始对朝鲜实行殖民统治。
日本吞并朝鲜后，其统治方式是“武断统治”，剥夺了朝鲜人民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对朝鲜实施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对朝鲜人强制实行同化政策。日本首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一上任就公开宣称：“朝鲜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日本在朝鲜常驻两个师的兵力，而警察和宪兵在朝鲜更是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成为维持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鲜人民对日本殖民当局的不满与反抗与日俱增。
而朝鲜自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后，反抗日本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以洪范图、车道善为首的义兵余部在朝鲜北部与日本战斗至1915年，海外流亡者纷纷建立抗日武装，朝鲜各地也不断发生袭击日本官宪的事件，工人罢工运动开始崭露头角。这些斗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反映了朝鲜人民反抗日本、不屈不挠追求独立的精神。正如韩国历史学家李基白所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下，民族抵抗精神不断高涨，并渗透到朝鲜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这个时刻，适逢国际风云突变，为蓄势待发的朝鲜人民带来了机会。
1917年7月，韩国爱国志士申圭植、赵素昂、朴殷植、申采浩等14人发表《大同宣言》，最早提出建立临时政府的主张。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追求民族独立的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冲击，反日独立斗争一波比一波高涨，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独立运动不可避免地将在朝鲜半岛爆发。
据田荣泽《东京留日学生独立运动》记载：1919年1月6日，留日朝鲜学生看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过去被奴役的国家获得独立时，不禁热血沸腾，高呼：“时候到了！现在正是时候！”那天，他们在朝鲜基督教青年会（YMCA）会馆集会，决定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向日本政府和各国驻日使节请愿，并起草了独立宣言，决定于2月8日行动。这就是《二八独立宣言》，这个独立宣言称：“若日本不应吾族之正当要求，吾族将与日本血战到底。”1919年2月8日，他们将请愿书和宣言书寄送日本内阁和各国驻日使馆，下午2时，在东京朝鲜YMCA讲堂举行了留学生总会，发表了独立宣言书。但很快就被赶来的日本警察强制解散，逮捕了许多学生领袖。随后，留日学生又举行几次集会，但都被日本人破坏了。这就是“二八”独立运动。“二八”独立运动是“三一”运动的先声，有力地推动了朝鲜国内独立运动的开展。
朝鲜国内的独立运动也在1918年底开始酝酿，京城府（今韩国首尔）的青年学生利用辞旧迎新的机会，聚集在教堂或郊外讨论国际形势和恢复主权、争取独立的道路，甚至许多学生寒假都不回家。随着京城学生间的串联越来越广泛，各校学生也趋于联合。
据《三一运动秘史》（李炳宪著，时事时报出版局1946年版）记载，1919年1月6日，也就是留日学生集会起草《二八独立宣言》的同一天，延禧专科学校学生金元璧、普成法律商专学生康基德、京城医专学生韩伟健与普专学生朱瀷等，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朴熙道等社会人士在中国饭店大观园聚会，就国际局势与推动独立运动问题进行了首次正式讨论。
就在这时，曾在位44年的前大韩帝国皇帝李熙（朝鲜高宗）突然去世，其消息于1月22日公布。日本官方宣布李熙死于脑溢血，但民间普遍传言李熙是由于企图派代表到巴黎和会而被日本人毒死的。日本人甚至还宣布，在3月3日以日本古礼为李熙举行国葬。李熙之死极大地刺激了朝鲜人民脆弱的心灵，反日情绪陡然升级。就这样，高宗李熙之死成为加速独立运动的催化剂，也成为“三一”运动的导火索。
此时，留日学生宋继白回到朝鲜京城，带来了《二八独立宣言》，秘密给各界人士传阅。京城的青年学生和天道教人士看了之后都大为振奋，决定加快行动。1919年1月25日，京城学生举行了第二次大观园聚会。以这次聚会为起点，青年学生的独立运动由酝酿阶段转入正式行动。2月12日和14日，学生们在医专以音乐会为掩护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委托朱瀷起草独立宣言，以学生为主体展开示威运动。而天道教方面则寻求与李升薰为首的基督教（耶稣教）徒合作，经过多番磋商，终于在2月24日实现合作，同时他们也吸收了以韩龙云为代表的佛教势力，形成了三教联合的局面。从25日到28日，由孙秉熙、崔麟联合的33名各教派代表（天道教15人、基督教16人、佛教2人）以“民族代表”的名义，在崔南善起草的《独立宣言书》（《己未独立宣言》）上签名。
1919年3月1日上午10时，京城塔洞公园聚集了约3000名学生和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青年学生义无反顾地向群众宣读《己未独立宣言》，柳宽顺等青年学生高唱《光复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成千上万朝鲜民众走上街头与学生一起，进行大规模和平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要求恢复祖国独立。日本统治者用残酷手段镇压起义，下令朝鲜全境实行戒严，调动驻朝日军配合日本警察、宪兵，对朝鲜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杀戮，残暴镇压了此次起义，史称“三一”运动。
1919年4月初，由于担心驻朝的两个师难以控制事态，日本又从国内调来6个步兵大队及宪兵、辅助宪兵4000多人前往朝鲜镇压人民起义。据李基白的《韩国史新论》载，从3月1日到5月31日，共有7509名朝鲜人被杀死，15961人受伤，逮捕46948人，其中8511人被判刑，其中农民（包括一部分地主）4969人，工人328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776人，工商业者1174人，无职业者264人。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是在狱中被折磨致死的女学生柳宽顺，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三一”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因而在当代韩国家喻户晓。“三一”运动是朝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朝鲜日治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运动。早就在酝酿成立的临时政府，因“三一”运动的直接推动而加快了创立步伐。
1919年4月10日，流亡上海的韩国抗日志士经李光洙、孙贞道提议，在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的玄循住所内，有29位来自韩国各地和海外的独立运动代表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第二天，又在相同地点召开了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第一届会议，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孙贞道为副议长，李光洙、白南士为书记。制定《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十条，决定废用君主制，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施政纲领》和政府成员《宣誓文》，确定采取国务总理制；选举李承晚任国务总理、安昌浩任内务总长、金奎植任外务总长、李始荣任法务总长、崔在亨任财务总长、李东辉任军务总长、文昌范（一说申锡雨）任交通总长，秘书长为赵素昂。由于当选者当时很多还不在上海，遂又选举申翼熙任内务次长、玄楯任外务次长、李春塾任财务次长、鲜于赫任交通次长、曹成焕任军务次长、南亨佑任法务次长，负责各部日常工作。并通过了告全体国民《布告》和告世界各国政府《宣言书》。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经成立，立即获得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以及法国、波兰等国的承认。现在的韩国宪法，确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地位。其表述如下：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我们大韩民国，继承通过“三一”运动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法统和抗拒不义的“四一九”运动之民主理念，以祖国的民主改革和和平统一为使命，用正义、仁道、同胞之爱巩固民族团结，并打破所有社会陋习及不义……1926-1932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的办公旧址，位于现上海卢湾区马当路306弄4号二、虹口公园爆炸案回眸
1932年4月29日上午11时30分，侵华日军正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和庆祝日本昭和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突然，一个韩国青年猛然站起，两手一挥，将一个日本便当模样的炸弹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撼天动地。
爆炸声响后，侵沪日军总司令伤重而死，日本驻华公使、驻上海总领事、日军第九师团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等一批在沪的军政要员被炸伤。
这几乎是日本自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和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军政要员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1.秘密策划
1929年秋，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于1930年春波及日本。这场经济危机对严重缺乏原料的日本，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日本国内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国内阶级矛盾异常激化。
面对这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借以转移日本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同时掠夺资源来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日本统治集团把侵略目光投向了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在东北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制造摩擦，从“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事件再到日本间谍的“中村事件”，别有用心地制造了一系列突发事件，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蓄意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发动对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的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人民极其愤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潮就此兴起。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后，又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对中国上海的武装侵略。负责守卫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进行了坚决反击，著名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虽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由于敌强我弱以及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中日两国由“一·二八”事变所引起的“淞沪会战”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显示武力威慑中国的野心，决定于1932年4月29日在淞沪会战爆发地上海，举行日本昭和天皇诞辰纪念日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这一天，也是日本裕仁天皇的诞辰纪念日，昭和是裕仁天皇时代的年号。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嚣张气焰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同时，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其他韩国反日独立团体也极其愤恨，中韩两国同仇敌忾，于是推动了日后震惊世界的虹口公园爆炸案。
起初，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找到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请求其出面干涉。经过深思熟虑，陈铭枢决定派人潜入会场，破坏日本的庆祝活动。为此，陈铭枢在上海秘密会见专门暗杀日本高官和汉奸的“铁血锄奸团”首领王亚樵，密商具体行动计划。经过再三研究，他们决定请在上海的韩国独立党人出手，由韩国人乔装为日本人混入会场，伺机起事。主要考虑日本的庆祝活动戒备森严，韩国志士中有人曾长期生活于日本国内，对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言行举止非常熟悉，在语言上也没有问题，由韩国志士假装成日本人混入活动现场不易被发现，便于行动的开展；同时也考虑，如果由中国人进行这一破坏活动，一旦被发现，将会引起中日两国纠纷，有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合作派遣韩国志士进行这次破坏活动。
王亚樵找到曾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职的安昌浩，安昌浩同意双方进行合作。约谈后，由陈铭枢和王亚樵各捐助一万元，又从十九路军慰劳金中拨出两万元共四万元，作为韩方人员的活动经费和善后经费。安昌浩离开王亚樵后，立即找到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长的金九磋商，金九听后非常高兴，立即应允着手实施。作为秘密暗杀组织“韩人爱国团”团长的金九，早有破坏日人庆祝的计划，但苦于没有资金及弹药，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仿佛暗夜里亮起的明灯，使得金九梦寐以求的计划有了实施的条件。
当然，金九也早就物色好了实施这一计划的人选——尹奉吉。2.义士尹奉吉
尹奉吉，1908年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面柿梁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礼山郡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也是重佛之地，郡内有忠义祠、寿德寺、报德寺等寺院祠庙。礼山郡是礼仪之邦，礼山的本意就是重礼仪、讲道德的意思，有许多名人出生于这里，如金正喜、金九、李山海、李家焕等。而且，礼山郡也有着反抗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1868年4月，德国一暴徒团伙，妄图盗掘礼山大院君父亲的坟墓，礼山郡居民听说后，纷纷拿起武器，与暴徒展开殊死搏斗，赶走了这伙外国强盗。尹奉吉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尹奉吉自小聪颖过人，且性格刚烈。19岁时，尹奉吉自办学校并组织农民会，向自己的父老乡亲讲授文化知识并宣传爱国启蒙思想。此事被日本殖民者获悉后，尹奉吉被捕入狱接受审讯，经审讯后尹奉吉被释放。但是日本殖民者规定其所办的学校必须教授日本人指定的科目，这使尹奉吉非常气愤，于是，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寻找当时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30年，尹奉吉告别家人，乘船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他一边打工一边打听临时政府所在地，最终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袖金九取得了联系。找到金九后，尹奉吉就询问有没有像东京事件一样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希望金九能用他。随后，他在虹口菜市场卖菜以等待做大事机会的来临。
通过和尹奉吉推心置腹的谈话，金九了解到尹奉吉是一个深明大义、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于是，金九决定把大爆炸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尹奉吉。
金九这样考虑：第一，尹奉吉确是一个壮怀激烈、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第二，尹奉吉来上海的时间尚短，不容易被人怀疑；第三，尹奉吉在虹口公园附近卖菜时认识了不少日本宪兵，且日语流利，可以利用这些作为行动中的掩护。
当金九把破坏日本虹口公园庆祝活动的计划告诉尹奉吉时，尹奉吉欣然接受了任务。尹奉吉像尹奉吉与金九合影3.特制的炸弹
得到了资金，又找到了合适的人，金九开始设计爆炸案的细节。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把炸药安全地带进会场。当时，日方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刊登，凡是参加天长节庆祝的人都要携带午餐饭盒一个、水壶一只、太阳旗一面。
金九在自传里写道，看了这个新闻，他马上到西门路拜访了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与上海兵工厂内线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并要在3天内送过来。
事实上，1932年4月，上海兵工厂控制在十九路军手中，王雄既是韩国独立党党员，又是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兼十九路军的后方情报局长。王雄从兵工厂回来后就对金九说：“你要亲自到兵工厂去一趟。”
第二天，金九就去了设在江南造船厂里的兵工厂。“厂子的规模不大，主要是修理大炮、步枪。他们让我看在王伯修技师指导下制造的水壶和饭盒形炸弹的性能。”金九在回忆录中说，试验的方法是在院子里挖个坑，坑口四周放置铁板，把炸药放在当中，雷管上引出一条长线，一人躺在数十步外拉动引线，土坑里随即传来爆炸声，铁片四处飞溅，场面令人振奋。
王伯修和金九说，雷管要这样试验20多次，若没有一次失败，才能装在试验物里。“兵工厂之所以这么细心，是因为对上次东京事件所用的炸药性能不好，未能炸死日皇，他们感到遗憾，所以才这么小心。”金九写道。
试验成功后的第二天，兵工厂的人用汽车载着两枚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送到了位于西门路的王雄家，“这是他们考虑到我们自己搬运这些禁物的困难”。金九在王雄家见到这两枚炸弹的时候，对兵工厂的帮助感激不已。他马上脱下身上破旧的中式服装，换上了一套在估衣店新买的西装，打扮成绅士模样，把两枚炸弹亲自带到法租界里一个亲近的同胞家。为了保密，他并没有跟主人说明真相，只说是贵重的药，要小心火烛，便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了炸弹。
正在金九为炸弹的制造、运输和藏匿忙碌的时候，尹奉吉也在为自己几天以后的“大动作”做着各种准备。
他每天都穿上很整齐的日本式西装，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最佳地点，还搜集了不少白川义则的照片，购买了日本国旗。
行动前一天，金九送尹奉吉回住所后，马上带着两枚炸弹到了他的一位韩国朋友金海山的家里，告诉他尹奉吉明天有重要任务要远赴东三省，请他买点牛肉，明天早上给尹奉吉做早餐吃。金九知道，这将是尹奉吉作为自由之身的最后一顿早饭。
金九在《白凡逸志》中这样写道：“翌日是4月29日，我在金海山家中与尹奉吉共进了最后的一餐，我宁静地观察尹君的神色，他像农夫准备下田干活似的，神情泰然自若。”4.诀别
此去，对年仅24岁的尹奉吉来说，是一条不归路。
尹奉吉正式加入韩人爱国团时，便已在韩国国旗下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一员，决以赤子之心，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击毙敌之将校。”4月27日，他又在自己的住处，给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书写了一封遗书：“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把太极国旗悬在空中，来到我的孤单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之下我的灵魂吧。”次日，他只身来到位于上海法租界内金九的住处，托金九在他身后将遗书转给他在国内的亲人。
吃完早饭，这时钟敲了七下，尹奉吉取下自己的怀表，对金九说：“这块表是昨天宣誓后，照着先生的话花六块钱买来的，而先生的表只值两元，我们换换吧！再过一小时，这块表对我也没用了！”
为了留作纪念，他们互换了。
金九面对着即将慷慨赴义的尹奉吉，作最后的话别：“余为祖国光复与民族自由，期祈于将作伟大牺牲之君，赫赫之成功，将与君长在。唯最后有一言语君，吾人之敌，倭寇而已，则今日举事，切须审慎，万勿加于倭寇之外各友邦人士。”
金九的话别，还含有一个重要意思：此次行动，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无辜尽量不能伤及。
是啊，那天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除了在上海的日侨、日军高级将领，还有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大使等，他们是“需要团结和依靠的力量”。
这番话，金九说得非常悲壮。
汽车来了，在上车之前，金九握住尹奉吉的手，含泪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愿与君再面于地下。”
两双大手紧紧相握，四目相对，眼含着悲壮和深情。
那悲壮，是一个人从容赴死的悲壮；那深情，是对祖国发自肺腑的爱！
金九在《白凡逸志》中这样写道：“在乘汽车去会场时，尹君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我，我问他：‘为什么不带点钱呢？’尹君说：‘给过车钱还可以剩下五六元。’”
金九继续写道：“此时汽车发动了，我喉咙一哽，说道：‘日后黄泉之下再见吧！’尹君把头伸出窗外，向我点头告别。汽车发出巨响，载着顶天立地的英雄尹奉吉君向虹口公园奔驰。”5.爆炸现场
1932年4月29日，从清早开始，日本军警就在虹口公园会场四周布满军车，在公园的围墙上架起了机关枪。附近的马路和交通要道，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
这时，尹奉吉神态自若地走进了会场。今天的尹奉吉，穿着一身新西装，系着鲜红的领带，肩上挎着水壶，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俨然是一副日本富家少爷的打扮，和赶来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日军、日侨无异。
然而，那些耀武扬威的日军，哪里知道这个少爷打扮的人，不是来“祝捷”的，他是给日军要员敲丧钟来了。
送别尹奉吉，金九马上到另一名韩国朋友的店里，匆匆写了一封信，要他务必急速转交给安昌浩。信的内容是：“从上午10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紧接着，金九回寓所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转移到一位美国朋友家，焦急地等候消息。
尹奉吉顺利进入“祝捷大会”会场，当时的时间是4月29日早上7点45分左右。
会场内聚集了10万多如痴如狂的日本军人和侨民，他们天未亮就起了床，成群结队地赶赴虹口公园，甚至有襁褓中的婴儿，在母亲的怀里，也来参加“祝捷大会”。
尹奉吉冷静地慢慢向检阅台靠近，他最后站立的位置，离检阅台约20米处，接近于他前两天确定的理想地点。
10点整，“祝捷大会”开始。出席者有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居沪流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10余名日军高级将领。按照“祝捷大会”的程序，首先由阅兵总指挥植田中将下令检阅开始，根据当时的报道，受阅军队有炮兵1团，步兵3团，重炮、山炮、运输、坦克、装甲车各1队。随即，日本小学生列队经过检阅台。
各国领事都还在台上，想到金九嘱咐的不能伤及无辜，尹奉吉只能耐着性子等候机会。
老天帮忙，11点多钟，天空突然黑云密布，下起了小雨。各国领事因本国政府指令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只参加“天长节”活动，而回避“祝捷”内容，故纷纷趁着躲雨走下了检阅台，向场外走去。
此时，“祝捷大会”正进入高潮，几个日军高级将领先后祝词，台上台下的日本人都在高唱日本国歌，21响礼炮也开始轰鸣。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尹奉吉见机会已到，就势站起，急向前冲了五六步，双手一挥，把饭盒形的炸药扔向检阅台，正好落在白川义则、河端贞次等人的脚下。一阵巨响，天崩地裂，浓烟滚滚。人们抱头鼠窜，全场哭喊声、尖叫声此起彼伏，一片混乱。
韩国人所办的《独立评论》报道了当时的情形：“该青年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台上人物，应声纷仆。于是倭贼上下淘淘，所谓二十一发皇军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
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一命呜呼，他的前任植田谦吉和野村吉三郎同在台上，一个左脚被炸断截肢，一个左眼被炸瞎。淞沪抗战中的前后三任日军首领一死两伤。此外，侵沪日军陆战队司令当场丧命，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在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炸弹爆炸后，日军迅速封锁了会场周围3里之地，严密搜查区内所有的人。当场逮捕了多名韩国人，包括没有及时脱身的尹奉吉。
据说，有人看到，炸弹爆炸后，尹奉吉双手伸向天空，大声欢呼，根本没有逃脱的意思，他是一心赴死的。被同时抓捕关押的，除了韩国人，还有数名苏联人和中国人，他们都被关入东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遭受严刑拷打。
尹奉吉为了保全其他人，挺身而出，承认炸弹是自己扔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1932年5月10日《申报》《申报》所登日寇在租界抓捕韩侨新闻6.大爆炸之后
即便被当场抓获的尹奉吉主动担下了所有罪责，日本侵略者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日军本来就一直想抓捕在上海的韩国革命党人，碍于他们藏身于法租界，没理由抓人。现在，终于有了借口，他们就强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居住在法租界的韩国人。
第二天凌晨，他们干脆出动大批军警，分乘12辆卡车冲进法租界，搜捕了17名韩国人，金九等三人躲到美国传教士费吾先生家里，才幸免于难。
日军侵入上海代价惨重，他们刚刚与中国军队鏖战了三个月，这时候发生的虹口公园爆炸案，他们自然认定背后有中国人的身影。在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媒体的报道中，都“指认”投掷炸弹的是中国人。事实上，日本人一直认为，这件事情和中国方面一定有关。而就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之时，中日双方已经基本谈妥了停战条件，双方议定在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
直到尹奉吉的身份查清，才开始把报道的矛头指向韩国人。
虹口公园的那声巨响，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说：“停战不以炸案而停顿。”由此足见日本急欲结束上海战事的真实心态。
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料，严重挫败了日本“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狂妄企图。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已是伤亡惨重。一个并非嫡系的十九路军就让他们焦头烂额，国民政府还有上百万的中央军未动，战端再扩大，日本没有短期取胜把握。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刚刚在虹口公园被炸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躺在病床上，代表日本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5月10日，金九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郑重宣布由他本人和“韩人爱国团”对此次事件负责：“日本用武力吞并韩国，嗣又抢占满洲，复无故侵入上海，破坏东亚和平与世界和平。故余决定向世界和平之敌与人道公理之破坏者复仇，初次余派代表李奉昌赴东京，渠已于1月8日狙击日皇。嗣余派尹奉吉于4月29日至虹口公园，杀日本军事领袖。”接着，金九又在公开信里介绍了尹奉吉的简历和他本人的经历，尤其说明了韩人爱国团的性质和任务。
金九在回忆录中提到公开信时，写道：“事发后，日军第一次悬赏20万元，第二次由日本外务省、朝鲜总督府、上海驻军司令部联合悬赏60万元捉拿我”，而“南京政府告诉我，如果我在上海危险的话，将派飞机来接我”。
事实上，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中国各方也确实给予了在沪韩国人各种形式的支持。而虹口公园爆炸案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策划者和执行人的最初想象。
爆炸案发生后一个月中，日军疯了一样地到处搜捕金九。而他一直住在美国传教士费吾家里。有一天，费夫人对金九说，你们的行踪泄露了，必须赶紧离开。于是，金九和费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坐着费家的汽车，由费吾开车离开。车子开出大门后金九才发现，外面密布着中国、苏联、法国的侦探，因为是美国人的家，所以他们才不敢动手。费吾加速开车，经过法租界到了中国地界，下车后，金九去了火车站，转乘火车避身到嘉兴。这是金九的中国朋友——褚辅成的故乡。褚辅成曾任浙江省主席，在嘉兴南门外有一处风景秀丽的老宅，成了金九的藏身之所。金九暂住嘉兴，跟着褚辅成祖母的姓，改姓张，名字改为震，叫张震。“知道我底细的，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养子陈桐荪夫妇。”金九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山清水秀的嘉兴，金九隐姓埋名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年轻的尹奉吉，却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的当年就殉国了。
1932年5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以“杀人”“杀人未遂”“违反爆破物取缔罚则”等罪名判处尹奉吉死刑。11月18日，尹奉吉在日本重兵押送下，被秘密押往日本神户，然后又被移送到大阪的陆军监狱。不久，就被日本陆军第四师团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2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的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被处决，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一年，他妻子26岁，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3岁。尹奉吉的尸首被就地掩埋，其上没有任何标志。1932年4月30日，报道尹奉吉事件的《东亚日报》号外
尹奉吉牺牲8年以后，1941年1月，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陕西桐峪举行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中、朝两国与会的全体同志为尹奉吉志哀。那是后话了。
安昌浩，是与金九关系最为密切的人，他没能躲过一劫，在当天就被捕了。他的被捕，纯属偶然，是他在去韩国侨民团团长李裕弼家的途中，被误认为是李裕弼而被捕的。
安昌浩当时并没有在临时政府中任职，而且已经入了中国籍。安昌浩被捕后，上海各界很快展开了营救包括安昌浩在内的被捕韩侨的活动。在上海的中国民众团体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中韩抗日大同盟等20余个团体曾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各国政治犯一向受他国保护。到了5月18日，上海律师工会又就法租界巡捕房逮捕25名朝鲜籍人士，并将其引渡给日军营一事发表了宣言，说此举违反国际惯例，因为安昌浩在1922年获得了中国国籍。上海律师工会又向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发函，要求他们向上海法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以保国权”。5月下旬，广州各界也相继通电反对上海法租界当局引渡安昌浩。
这场轰轰烈烈的“援安运动”，并没有让安昌浩最终获救，但是上海律师工会对法租界当局的抗争，让法租界在此之后不得不在类似问题上小心谨慎。最终，日本方面也没有抓到安昌浩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牵连的确凿证据，但又不甘心将其释放，只能把他押解到韩国的监狱中关押。
1938年，安昌浩因病获准保释出狱，不久患肝硬化去世。
除了金九、尹奉吉、安昌浩这三个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直接相关人，大部分被拘捕的韩侨，在中国各界的声援和舆论的压力下，都先后被释放。
就这样，在日趋严酷的搜捕下，在上海成立并坚持反日复国斗争13年的韩国临时政府，不得不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后选择撤离，秘密迁驻浙江，辗转杭州、嘉兴、海盐各地。三年多的时间，十数次转移，四次重整中央，期间，居无定所，险情不断，一直到1935年11月迁往镇江，在镇江这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古城隐蔽下来，继续进行最为艰难的抗战。三、真实记录：陈光甫日记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镇江籍的银行家陈光甫。
陈光甫（1880.12-1976.7），镇江人，1909年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回国后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银行家，也是近代中国旅游业的奠基人。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陈光甫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变化，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发表抗日言论，对战事进行评论，开展抗日宣传。
3月9日，总行召开行务会议，他在会上慷慨陈词：“中国民气，近日来日趋团结奋发，非复往年可比，即如日前之燃鞭庆祝，全沪一致，若白川真为国军击毙，则民气之热烈，更不待言。”
3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第十九路军蒋、蔡久有决心与日人拼命，为国争光。一月廿号左右，蒋、蔡已定计划，如日入侵我土地，即准备抵抗。该计划交与陈铭枢携至南京交何应钦，何认为不妥，另定办法：如日人进攻，则退真如。蒋、蔡以为此为不抵抗主义，不以为然，仍准备进行原有计划。”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后，日寇大肆追杀驻沪韩侨，韩侨在万般无奈之情况下，致函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请求主持公道。
面对日寇的暴行，陈光甫再次迸发出强烈的义愤，遂以私人名义致电美联社，揭露日寇罪行，然后又将韩侨致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函译成英文，作为“旅沪全体韩侨之宣言”，送交《大陆报》公布。
抗战期间，陈光甫还以中国金融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代表团几度赴美呼吁支持、宣传抗日，在发展抗战金融、稳定抗战金融、争取美国对华援助、发展抗战外贸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陈光甫像陈光甫有关虹口公园爆炸案日记1932年5月9日
自上月二十九日虹口公园炸弹案发生后，日军即于是日下午派大批兵士驰赴法界宝康路一带严密包围，将旅沪韩人住宅加以搜检，并捕去韩侨多人。旅沪全体韩侨，无可奈何，乃致函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请求主持公道。略谓：如以常事犯论，应由法捕房提起公诉，归中国法庭讯办，政治犯则各国间有保护之例，法国保护政治犯，尤在欧美各国之上，今法捕房任凭日军蹂躏法租界治安章程，将使全界侨民，人人抱法益莫保之危惧，被损害者，必不止于敝侨等无告之民而止云云。当由会长史量才君嘱余筹商对付方法。……惟吾国外交方在失败之中，欲求国际间交涉之平均［等］，必先视其国势之强弱，吾国积弱之此，自顾尚且不遑，更安有余力，旁及他事，思之实可痛心。……余已用地方维持会名义，电致国际联盟中国代表颜惠庆博士，请其在会中报告，一面又以余私人名义电致纽约联合通讯社，请其向各国新闻界宣布日人暴行，并将此项来函译成英文，作为旅沪全体韩侨之宣言，送交《大陆报》公布。该报现已登出，臆料当可引起世界之公论。此亦无办法中之办法，较之束手坐视，犹为此胜于彼也。四、金九：韩国独立元勋
金九，1876年7月11日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白云房一个农民家庭，为家中长子。9岁时，父母把他送进私塾学习韩国和中国文字，并修读通鉴、史略、兵书、大学、唐诗宋词等。
17岁时，金九应考科举，但科场被一些官员把持，他们暗中索贿谋利，身为农家子弟的金九无钱请客送礼，虽成绩不错，但最终还是落榜了。1893年，金九改名金昌洙，加入了当时朝鲜的新兴宗教组织东学，积极参加东学农民运动，并成为东学军的活跃分子。1895年，金九渡过鸭绿江，在中国东北参加了以金利彦为首的朝鲜独立运动义兵团。1896年，由于明成皇后被日本人杀害，气愤至极的金九在鸦河浦杀死了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让亮，因此被关进仁川监狱。在狱中，他接触到《泰西新史》《世界地志》等新学书籍，从中吸取了新知识，开拓了新视野，进而对国家独立之路有了新思考。1899年5月的一天，他趁大雨成功越狱。
1911年初，日本在朝鲜的总督寺内正毅到朝鲜西北部平壤、宣川、新义州视察，途中遭暗杀未遂，日寇随即逮捕约700名朝鲜人，后因证据不足，收押了122人，其中又有17人于1912年无罪释放，身为朝鲜独立运动家的金九、梁起铎、尹致昊等105人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史称”105人事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金九被释放出狱，在金鸿亮的东山坪农场担任管理人，并开展农村启蒙运动。“三一”运动后，金九与一些独立运动人士流亡至中国上海，并积极参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工作，历任警务局长、内务总长、国务领等职。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后，日寇疯狂进行报复，大肆逮捕在沪韩侨和中国人。金九最初隐居在美国传教士费吾家中，为了不让更多人被捕牺牲，5月10日金九发表了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划，并负全部责任。公开信迅速被中外各大媒体刊载，日本悬赏60万大洋缉拿金九。
当时，有关金九的安全问题，得到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直接关注，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的韩国志士朴精一面见其上司陈果夫部长，请求紧急援助金九。国民政府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后，即刻组织援救，蒋介石亲授口谕，不仅陈果夫派遣亲信萧铮赶往浙江，布置保护事宜，还从德国紧急调回罗霞天直接负责保护金九及其韩国临时政府要员的隐蔽。陈果夫还指示萧铮，一定要请光复会和同盟会元老、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为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褚辅成从中协调。萧铮长期在浙江工作，与各方人士熟识。他找到曾任褚辅成秘书的江一天女士，请她与褚家联络，褚家表示金九在嘉兴的一切均由其负责。萧铮又与浙江省警务处长蒋伯诚密会，请其注意保护金九，蒋亦拍胸承担金的安全之责。待一切安排妥当，萧铮才返回南京复命。金九像
1932年5月20日前后，在褚辅成的安排下，金九化名张震，对外称广东商人，与随行安恭根一起由严恒燮护送，从上海乘火车安全到达褚辅成的家乡浙江嘉兴。随后，褚辅成长子褚凤章，先将其一行安置在他负责的嘉兴西南湖畔的秀纶丝厂，不久又将金九单独迁居到嘉兴梅湾街褚辅成的寄子陈桐荪家，其他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则住在离金九住所约500米远的南门日晖桥17号。梅湾街陈宅（今梅湾街76号）建造于民国初年，两开间两层楼，三进，后进直抵河埠，是一幢水榭式的小楼。这幢水榭是陈桐荪的居室，坐在窗前可以凭眺湖上的四时景色。陈桐荪其时在南门外开办一小型农场，金九来后，他主动把水榭让给金九居住。每天从农场回来，他都要到金九那里坐一会儿，与金九聊聊天，问问金九的身体状况以及生活上需要什么，也向金九介绍一些上海、嘉兴等地发生的新情况。
一个多月后，日寇在上海搜捕不到金九，便怀疑他躲至沪杭线一带，多次派密探到铁路沿线进行侦察。于是，褚辅成决定让金九到他儿子褚凤章妻子朱佳蕊的娘家浙江海盐暂避。朱家在海盐县城西南40余里的南北湖有一所别墅，于是金九便在那里躲避了近半年时间。
1933年2月，金九因被海盐县警察发觉，只好重新回到嘉兴，仍住在梅湾街76号陈桐荪家，有时也到嘉兴郊外躲几天。有一天，金九单独一人外出，不慎暴露身份被嘉兴警察抓住。后褚辅成亲自打电话与警察局沟通，并由儿子褚凤章出面将其保释出来。事后，褚凤章觉得金九独自一人行动比较危险，最好有位女士陪伴。经金九同意，褚凤章给金九找来忠厚老实但没有文化的船娘朱爱宝，两人假扮夫妻，吃住都在船里，漂泊于运河与鸳水之间，非常安全。
1936年，金九独自去南京，结果又差点被获取了情报的日本暗杀队追杀。于是，他回嘉兴把朱爱宝带到了南京，假扮古董商夫妇。南京沦陷前，金九前往长沙，说好一旦安顿停当便来接她同去，让朱爱宝暂回嘉兴。临别时，金九给了她100元路费，以为不久就会相会，但最终却失去了联系。金九后来为此遗憾终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深情的回忆。
虹口公园爆炸案后，为防止日寇破坏，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紧急迁移到浙江杭州西子湖畔的杭州长生路湖边村。在杭州的那些年月里，金九和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们，多次悄悄从嘉兴等各隐蔽地，分头来到这里开会商量工作。他们召开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研究了相关复国方略和应对日本人的策略，并在浙江《东南日报》创办和发行了独立党机关报《震光》等刊物，宣传独立党的章程和奋斗目标、行动纲领等。杭州的长生路湖边村、学士路思鑫坊、清泰第二旅社都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迹。
1935年11月2日，韩临时议政院议员16人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非常会议，由于金澈病逝，赵素昂等5名国务委员弃职，补选李庆宁、金九、赵琬九为国务委员，金九一派重返临时政府。更由于金九因组织实施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声望和受到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直接支持，自此，金九一派实际上掌控了韩国临时政府。可以说，虹口公园大爆炸的成功，奠定了金九在临时政府的领导地位。
1935年11月的某一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往镇江。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后，临时政府迁往南京。之后，临时政府又迁往长沙、广州、柳州、綦江等地，最后于1940年到达重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书，正式对轴心国宣战，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朝鲜光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韩国。
1949年6月26日，金九在韩国京桥庄遇害，杀害金九的叫安斗熙。安斗熙是陆军步兵少尉、美国反情报队的情报员，同时还是亲日右翼青年团体“白衣社”的特工队员。金九之死，在韩国引起震惊，面对广大国民的巨大压力，韩国当局最后不得不以全国人民名义举行国民葬，将金九安葬于孝昌公园内。1962年，金九获追授“大韩民国建国勋章”，制作了金九的巨大坐像供奉在首尔韩国独立纪念馆内，还建造了京桥庄金九遇害纪念馆，受到韩国人民的永世纪念。五、镇江，早就成为临时政府的活动阵地
特殊的城市治理格局，往返便捷的通信交通，抗日意识强烈的地方民众，加上省会保安局方面严密保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国民党在镇江这座特殊的城市里得以安全隐匿，开展着更为深入有效的秘密革命活动。1.正义昭彰之地
镇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远的不说，单从1842年鸦片战争中镇江抗英保卫战说起。
那是一次悲壮的战斗。这年7月20日，在吴淞、宝山、上海相继失陷后，英军直抵镇江。当时，参战的英军为6915人，编为第一、二、三旅和一个炮兵旅。第二旅在北固山登陆，直插北门城下，第三旅攻打西门。400名持鸟枪、土炮、弓箭、刀矛的青州兵与仅有千人的地方守军，面对7倍于他们，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展开了决战。英军爬着梯子攻城，青州兵居高临下，猛烈反击，他们用枪打，用石头砸。英军上了城墙，他们用大刀长矛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有的和敌人扭在一起滚下城墙。守卫西门的青州兵十分顽强，英军攻城久攻不下，伤亡惨重。英军转而攻北门，破门后，大队英军冲入城内，转攻西门。这时，攻打西门的英军在大炮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西门的外门，从北门攻来的英军里应外合，打开了西门。城陷后，镇江守军统领京口副都统海龄投火自焚，妻和子女与孙同时死难，青州兵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仍节节抵抗，奋勇拼杀，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终因力量悬殊，镇江失守，守军全部壮烈牺牲。镇江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英军投入兵力比以往历次都多，但所遭损失比以往历次惨重。镇江军民英勇抗英震动了当时的欧洲。
恩格斯在1857年4月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一面痛斥了英军的侵略暴行，一面热情赞扬了镇江守军的精神。他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镇江，作为长江下游交通便捷的港口型城市，作为一座英雄的城市，其实一直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看重。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镇江民间，反日援韩早已萌芽。
1909年，爱国青年安重根刺杀了伊藤博文，韩国来华志士金泽荣花了六年时间写成《安重根传》，文笔激昂慷慨，“快杀邦仇似杀羊”，激励人民奋起反抗日帝的侵略压迫。镇江一位文人署名“铁瓮陈旡适”，在出版的《虞初广志》的安重根传记卷后，加了重重的按语：“三韩大有人在，人心不死，即国魂不亡之征云尔！”
1910年8月，《日韩合并条约》标志着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半岛。作为李氏朝鲜末代君主、大韩帝国第二代皇帝（1875年受清朝册封为王世子、1894年改称王太子、1897年改称大韩帝国皇太子）李坧，被日本废为昌德宫李王。日韩合并是近代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朝野反应强烈。1911年8月，朝鲜半岛沦亡一周年，镇江海门吟社诗人奚侗、吴清庠、叶玉森、赵光荣、赵宗抃举行“辛亥七月课”，各写有一首《哀韩储》长诗表示纪念和义愤，这些诗歌刊载于民国五年（1916年）刊印的《海门吟社》第二集上。其中，赵宗抃的诗写道：“哀哉韩储休伤悲，为我韩储进一辞。大好河山神圣裔，自古成旅兴虞思。轮囷肝胆磨铁血，马辰三岛将焉之。”
而家住镇江杨家门、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叶玉森，创作的这一首诗全部用韩国典故写成：“二十年后殷墟史，麦秀黍油歌忽起。鸭绿江流碧血花，无量泻入高骊纸……珠沉玉碎终何补，誓茹卧薪尝胆苦……国破城春奈若何，韩仇未报子房多。谩将万万波波笛，吹作忉忉怛怛歌。”叶玉森在夹注中写明《二十一都怀古诗》《三国史》《东史》《东京杂记》《东国舆地胜览》《佔毕斋集》等韩国文献来源，表明了镇江这些热血诗人对韩国文化典籍的熟稔和热爱。
1920年初，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安昌浩除在中国东北、内蒙等地建设“理想村”从事反日活动外，也曾到镇江寻求官方支持，计划置地2000亩筹建“理想村”，在江南继续反日独立运动。
1929年镇江成为省会后，镇江各类宗教事业发达，城外的清真寺、福音堂等，都是开展地下活动的绝佳场所。而临时政府要人安昌浩、金奎植、柳东说、申翼熙、赵素昂等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以参加基督教徒集会的名义，或者直接间接地参与教会的管理，在教会中宣讲革命，镇江的特殊地理和民居、人文环境使他们“万人如海一身藏”。
1933年1月19日，镇江最大的民办报纸《新江苏报》与《中央日报》同步登载《韩国独立党宣言》（《韩国独立党关于李奉昌狙击事件宣言》），引发了一场国际风波，“镇日”舰舰长及日侨侨居留民会会长因此认为镇江报纸“侮辱日本”，在2月15日晚到省政府与到任不久的新任主席顾祝同交涉，竟要求顾祝同主席到日舰正式道歉、《新江苏报》主笔亲自到日舰道歉、《新江苏报》停刊7天。这个无理要求当即被顾祝同拒绝，全城民众闻讯纷纷为其抵御外侮的凛然正气表示赞扬和声援！
1934年1月2日，韩国临时议政院在镇江召开会议，有议员6人到会，审查新任议员资格及国务委员任免等事项。同月，临时政府本部迁驻镇江，3月又迁回杭州。2.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和会是在战胜国中几个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会议竟然决定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日本继承，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由美、英接收。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一消息激起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了爱国风暴。学生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废止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时任驻日公使）。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时被阻，当即改道奔向赵家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因遍寻曹汝霖不见，就放火烧了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实行总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他们发通电，散传单，组织演讲团走上街头举行爱国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消息传到镇江，地处沪宁线上的丹徒、丹阳，城乡各界反响强烈，特别是学校和知识界，立即投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
5月16日，设在镇江的江苏省立第六中学和江苏省立第九师范学校的全体同学致电北洋政府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外交耗恶，全国震惊，士气激昂，足见人心未死。万乞尊重国土民意，力图挽救。”要求争回青岛。5月17日上午8时，镇江10余所中小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在江苏省立第六中学（在鼓楼岗）集中，高举国旗及学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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