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扎克 (Honore de Balzac)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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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巴尔扎克集(04):邦斯舅舅试读：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2013年元月
巴尔扎克最好的小说
许钧一谈及巴尔扎克，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而《邦斯舅舅》恐怕就要稍逊一筹了。然而，我们却读到了也许会令中国读者意外的评论。安德烈·纪德曾这样写道：“这也许是巴尔扎克众多杰作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不管怎么说，它是我阅读最勤的一部……我欣喜、迷醉……”他还写道：“不同凡响的《邦斯舅舅》，我先后读了三四遍，现在我可以离开巴尔扎克了，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精彩的作品了。”二十世纪文学巨匠普鲁斯特也给予《邦斯舅舅》以高度的评价，称赞作者具有非凡的“观察才能”，整部作品“触人心弦”。可见《邦斯舅舅》确实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小说。二
读《邦斯舅舅》，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一部传统的小说，自然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去解读。让我们着重看一看《邦斯舅舅》中的主要人物邦斯舅舅。
邦斯舅舅是个旧时代的“遗迹”。小说一开始，便以极富象征和概括性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他那悲剧性的外表及这外表所兆示的悲剧性的命运。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巴黎，那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经受着激烈的动荡。贵族阶级逐渐没落，资产阶级政客、大银行家、投机商和大批食利者占据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而邦斯舅舅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衣着的某些细微之处依旧忠实地保留着一八〇六年的式样，让人回想起第一帝国时代”。这个“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色金属扣的暗绿色上衣外，又套着一件栗色的斯宾塞！……一个穿斯宾塞的人，要知道在这一八四四年，不啻于拿破仑尊驾一时复生”，怪不得他一出场，巴黎街头早已麻木的无聊看客也不由得发出含义丰富的微笑，带着讥刺、嘲弄或怜悯：他“身上无意中留存了某个时代的全部笑料，看起来活脱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化身”，“就像人们说帝国式样家具一样，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帝国时代人物”。
这位“帝国时代人物”，原本是个颇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曲子还获得过罗马大奖。当初，国家把他派往罗马，本想把他造就成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可他却在那儿染上了古董癖，还“染上了七大原罪中恐怕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贪馋”。
一方面，邦斯那颗“生机盎然的心灵永不疲惫地欣赏着人类壮丽的创造”，在收藏和欣赏人类的艺术创造中得到慰藉和升华；另一方面，他那张挑剔的嘴巴充满嗜欲，腐蚀了他的气节，那“嗜欲潜伏在人的心中，无处不在，在那儿发号施令，要冲破人的意志和荣誉的缺口……”
从表面看，似乎是邦斯犯的那桩原罪—“贪馋”把他推向悲剧的道路，由一个具有艺术追求的音乐家“沦落到一个吃白食”的；养成了“吃好喝好”的恶习，“只要能够继续活个痛快，尝到所有那些时鲜的瓜果蔬菜，敞开肚子大吃（话虽俗，但却富有表现力）那些制作精细的美味佳肴，什么下贱事都能做得出来”。他不仅为满足自己的贪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还被腐蚀了灵魂，“对交际场上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虚伪表演全已习以为常，说起恭维话来，那简直就像花几个小钱一样方便”。
然而，这仅仅是邦斯人生悲剧的一个方面，一个非本质的方面。他的悲剧的深刻原因，在于他的“穷”，在于他与他的那些富有、显赫的“亲戚”根本上的格格不入。一个在一八四四年还穿着斯宾塞的“帝国时代人物”，偏偏又生活在一群七月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之中。在他身边，有法国药材界巨头博比诺，“当年闹七月革命，好处尽让博比诺得了，至少与波旁王族第二分支得到的好处不相上下”；有“不惜牺牲自己的长子”，拼命向政界爬的老卡缪佐；有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司法部长的最高法院庭长；有公证人出身，后来当上了巴黎某区区长，捞尽了好处的卡尔多。邦斯担任乐队指挥的那家戏院的经理，也同样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
从本质上讲，邦斯是个艺术家。只有在艺术的天地里，他才拥有青春；只有与艺术交流时，他才显得那么才气横溢。在乐队的指挥台上，他的手势是那么有力；在他的那间充满人类美的创造的收藏室里，他是那么幸福。对于艺术和美的创造，他是那么一往情深。他“热爱艺术”，“对任何手工艺品，对任何神奇的创造，无不感到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那是一位男士对一位美丽的恋人的爱”。甚至，当他因为得不到爱而绝望，投入到“连富有德行的僧侣也不可避免的罪过—贪馋”的怀抱时，也是“像投入到对艺术品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崇拜之中”。
然而，他对艺术的热爱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相悖的。对七月王朝时期那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来说，音乐只是那些音乐家的一种“糊口的”手段，戏院经理戈迪萨尔看重邦斯的，不是他的才华，而是邦斯编的乐曲可以给他招徕观众，带来滚滚财源；对爱慕虚荣，耍尽一切手段要让丈夫当上议员，乃至司法部长的德·玛维尔庭长太太来说，邦斯搜集的那些艺术品，那些稀世珍品，“纯粹是一钱不值的玩意”，艺术痴迷的邦斯，完全是“一个怪物”。
在这些人的府上，邦斯老人经受着百般的奚落、嘲讽和耍弄，最终被逐出“他们的天地”，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这里，没有艺术的位置，他们“崇拜的是成功，看重的只是一八三〇年以来猎取的一切：巨大的财富或显赫的社会地位”。剧院的头牌舞女爱洛伊斯·布利兹图说得是那么一针见血：如今这个世道，“当老板的斤斤计较，做国王的巧取豪夺，当大臣的营私舞弊，有钱的吝啬抠门……艺术家就太惨了！”看来，邦斯由艺术家沦为“吃白食的”，这不能不说是艺术本身的沦丧，而邦斯的悲剧，恐怕就是艺术的悲剧了。三
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探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话语时指出，伟大的作品，“它们运转的动力之一就是读者有选择的认同，好感与恶感，希望与焦虑，或如我们共同的鼻祖所说的恐惧与怜悯”。读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我们不可能不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对读者的认同所产生的强大的影响力。我们会特别注意到作者赋予人物的心理和道德特征，尤其是作者着力描绘的人物外部特征对读者的价值取向、情感起伏起到的重要作用。
巴尔扎克是个公认的天才小说家，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在他的小说，如《邦斯舅舅》中，故事是由一个能洞察一切的观察者加以叙述的。在步步深入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善于步步缩小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进入他的世界，观作者所观，感作者所感，最终达到认同和共鸣。
就以作品中作者着墨较多的茜博太太为例吧。
茜博太太是邦斯居住的那座公寓大楼的女门房。她原先是巴黎有名的“牡蛎美女”之一，后来在命运的安排下，嫁给了诚实可靠的看门人茜博。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茜博夫妇俩相依为命，“为人绝对正直，在居民区很受敬重”。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出生，根本就不知道基督教理”的茜博太太对丈夫很忠诚，再加以前在蓝钟饭店干过，做茶做饭很有两下子，居民区的门房们对她的丈夫很是羡慕。确实，对作者介绍的这样一位女门房，读者不可能不抱以好感，尤其是邦斯和施穆克住到她的这座大楼来之后，她自告奋勇，为他们俩料理家务，而拿她自己的话说，纯粹是出于“慈母般的爱”，不是为了钱。后来，邦斯被逐出上流社会，一病不起，茜博太太更是关怀备至，并声称要找“欺压邦斯的人算账，臭骂他们一顿”。面对茜博太太对邦斯的这一片真心实意，读者也不可能不深受感动，对她的为人，对她“那颗金子般的心”，读者都会啧啧称道的。
可是，作者笔锋一转，让读者跟随他发现了茜博太太的另一面：贪财、狠毒的一面。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金钱这只怪物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和腐蚀。当茜博太太经唯利是图的旧货商雷莫南克的点拨，了解到寒酸的邦斯竟拥有百万家财之后，“在这女人心中那条在躯壳中伏了整整二十五年的毒蛇”被唤醒了，“激起了她发财的欲望”，她“用潜藏在心底的所有邪念”去喂这条贪婪的毒蛇，并对这条毒蛇言听计从。
随着叙述的进一步展开，作者一层层剥开了茜博太太的伪装，把一个“阴险、毒辣而又虚伪”的茜博太太活脱脱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作为读者，我们似乎也跟着邦斯和施穆克，经历了一个由对茜博太太的欣赏、信任，转而渐渐认清她的真面目，最终对她无比厌恶、憎恨的过程。我们不能不叹服作者非凡的叙述手法，它不是图解式的，它拥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巴尔扎克的笔是犀利的、无情的，面对他那匕首般的词语，任何伪装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剥去。于是，邦斯身边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个个显出了原形：女门房茜博太太是只凶狠的“老虎”；诉讼代理人弗莱齐埃“是条蝰蛇”，“目光如毒蛇一般狠恶”，连一身的皮肤也冰冷异常，“活脱脱是一条毒蛇”。当“老虎”茜博太太在“贪欲”这条毒蛇的引诱下，用令人发指的行径把邦斯折磨得精疲力竭，昏睡过去之后，把贪婪无比的旧货商雷莫南克，工于心计的古画迷马古斯和心狠手辣的诉讼代理人弗莱齐埃引入“艺术的殿堂”—邦斯收藏馆的时刻，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多么可怖的图景：他们一见那些稀世珍品，立即像“一只只乌鸦嗅着死尸”一般，如秃鹫般猛扑过去。一边是人类美的创造，一边是凶残的猛禽，对比是如此强烈！透过这些极富蕴涵的外部符号，我们不难想象邦斯和邦斯的那些收藏品最终遭受的将是何种命运！四
有评论说，“巴尔扎克是鼓吹天主教信仰的”，“他认为‘宗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在邦斯与恶的力量的那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上帝对善的救助。然而，上帝的力量是那么软弱无力，它未能挽回邦斯那悲惨的、被邪恶所扼杀的命运。《邦斯舅舅》中，施穆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因为他是“上帝身边的羔羊”，“是上帝派往邦斯身边的代表”，是对邦斯那颗始终得不到抚爱的、“绝望、孤寂的心”的一种慰藉和希望。
在浊世间，邦斯是孤独的，是孤立无援的，几十年来，“这个可怜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问起他的情况，问起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不管在哪里，邦斯都像是条阴沟，别人家里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往里面倒”，遭受着侮辱和打击；直到一八三五年，命运才“赐给了他一根俗语所说的老人拐杖”，在施穆克的“友情中”获得了“人生的依靠”。
确实，施穆克体现了“上帝的慈爱”，体现了“灵魂的纯洁”，他对邦斯倾注了高尚的爱。当邦斯遭到了上流社会的遗弃，经受了心灵上致命的打击之后，原本像“羊羔一样温顺”的施穆克发出“罗兰的狂怒”，大骂那些欺侮邦斯的人，把他们叫作“畜生”！
然而，这位上帝的代表实在太“软弱、无力”了，“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放过（指邦斯）这位可怜的音乐家，滚落到他头上的泥石”无情地使邦斯“陷于绝境”，而施穆克是那样“束手无策”；这位上帝的代表也实在“太幼稚，太诚实”了，当茜博太太引狼入室，对邦斯的那些珍宝下手时，施穆克非但没有丝毫的察觉，反而连连受骗，最终充当了“同谋”的角色，使邦斯八幅最珍贵的古画落入了群魔之手。当邦斯在弥留人世之际，提醒施穆克，“世上的人那么邪恶……一定要提防他们”的时候，施穆克似乎还执迷不悟，仍把茜博太太当作“天使一般的”好人。
还是经受磨难的邦斯认清了人世，认清了上帝。他知道是“上帝不愿让他过他向往的生活”，是上帝“把他遗忘了”。上帝的代表施穆克不仅未能拯救邦斯，连自己也被上帝所遗忘，死在了浊世间那帮虚伪、狡诈、阴险、贪婪的恶人之手。确实，邦斯的悲剧是颇有讥刺意味的，上帝的善未能战胜人世的恶，从这个意义上说，邦斯和施穆克的死，又是对上帝的一种否定。五《邦斯舅舅》还可以当作一则“寓言”去读，它具有警世的作用；还可以当作“巴黎生活的一个场景”去读，它具有社会的认识意义……有心的读者，不妨尝试一下，多开拓几个阅读视角，那肯定会有意外的收获，享受到一份阅读的惊喜。于玄武湖畔南京大学公寓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第一章帝国时代的一位自豪的遗老
一八四四年十月的一天，约莫下午三点钟，一个六十来岁但看上去不止这个年纪的男人沿着意大利人大街走来，他的鼻子像在嗅着什么，双唇透出虚伪，像个刚谈成一桩好买卖的批发商，或像个刚步出贵妇小客厅，洋洋自得的单身汉。
在巴黎，一个人志得意满，莫过于这种表情了。街旁那些整天坐在椅子上，以忖度来往过客为乐的人，打老远看到那位老人，一个个的脸上便露出了巴黎人特有的微笑，这笑含义丰富，有讽刺，嘲弄或怜悯，可巴黎人什么场面没见过，早就麻木了，要让他们脸上露出一点儿表情，那非得碰到活生生的绝顶怪物不可。
这位老人的考古学价值，以及那笑容如回声般在众人眼里传递的原因，恐怕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了。有人曾问那位以逗趣出名的演员雅桑特，他那些惹得满堂哄笑的帽子是在哪儿做的，他这样回答说：“那可不是我在哪儿做的，是我留存的！”是的，巴黎大众其实一个个都是做戏的，那上百万的演员中，总碰得上几个雅桑特，他们身上无意中留存了某个时代的全部笑料，看起来活脱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化身，即使你走在路上，正把遭受旧友背叛的苦水往肚里咽，见了也能叫你忍俊不禁。
这位路人衣着的某些细微之处依旧忠实地保留着一八〇六年的式样，让人回想起第一帝国时代，但并没有过分的漫画色彩。在善于观察的人眼里，这份精致使类似令人怀旧的风物愈发显得弥足珍贵。然而要辨明这些细小微妙处，非有那些无事闲逛的行家剖析路人的那份专注不可；而这位路人老远就惹人发笑，恐怕必有非同寻常之处，就如俗话说的“很扎眼”，这正是演员们苦心孤诣要达到的效果，想一亮相就博得满堂喝彩。
这位老人又干又瘦，在缀着白色金属扣的暗绿色上衣外，又套着一件栗色的斯宾塞！……一个穿斯宾塞的人，在一八四四年，要知道，那不啻于拿破仑尊驾一时复生。
斯宾塞，顾名思义，这是一位英国勋爵发明的，此君恐怕对自己那个优美的身段很得意。早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前，这位英国人就已解决了上身的穿着难题，既能遮住上半身，又不至于像那种加利克外套死沉地压在身上，如今，只有上了年纪的马车夫的肩头才搭这种外套了；不过，好身段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尽管斯宾塞是英国发明的，在法国也没有时兴多久。
四五十岁的男子一见到哪位先生身着斯宾塞，脑中便会为他再配上一双翻口长筒靴，一条扎着饰带的淡青色开司米短裤，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那身装束！上了年纪的妇人们则会回想起当年情场上的一个个俘虏！至于年轻人，他们会感到纳闷，这个老亚西比德怎么把外套的尾巴给割了。这位过客身上的一切跟那件斯宾塞如此协调，你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帝国时代人物，就像人们说帝国时代家具一样；不过，只有那些熟悉，或至少目睹过那个辉煌盛世的人，才会觉得他象征着帝国时代；因为对流行的服饰式样，人们得具备相当精确的记忆才能记清。帝国时代已距离我们如此遥远，可不是谁都可以想象当时那种高卢希腊式的实际景象的。
此人的帽子戴得很后，几乎露出了整个前额，一派大无畏的气概，当年的政府官吏和平民百姓就是凭借这种气概与军人的嚣张跋扈抗衡的。再说，这是那种十四法郎一顶的可怕的丝帽子，帽檐的内边被两只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了两个灰白色的印子，刷子也刷不掉。
丝质面料与帽形的纸板衬总是不服帖，有的地方皱巴巴的，像害了麻风病似的，每天早上用手捋一遍也无济于事。
在看上去摇摇欲坠的帽子底下，是一张平庸而滑稽的脸，只有中国人发明的丑怪小瓷人才有这样的面孔。
这张宽大的脸，麻麻点点，像只漏勺，一个个窟窿映出斑斑黑点，坑坑洼洼，活像一张罗马人的面具，解剖学的任何规则都与它不符。一眼看去，那张脸根本就感觉不出有什么骨架，按脸的轮廓，本该是长骨头的地方，却是明胶似的软塌塌的一层肉，而理应凹陷的部分，偏又鼓起肉乎乎的一个个疙瘩。这张怪模怪样的脸扁扁的，像只笋瓜，加上两只灰不溜秋的眼睛，上方又不长眉毛，只有红红的两道，更添了几分凄楚；雄踞脸部正中的是一只堂吉诃德式的鼻子，就像是漂来的一块冰川巨石，兀立在平原上。塞万提斯恐怕也已注意到，这只鼻子表现出一种献身伟业的禀性，可最终却落得个一场空。这副丑相，虽然已到了滑稽地步，但却没法让人笑得出来。这个可怜人灰白的眼中显露出极度的忧伤，足以打动嘲讽者，使他们咽回溜到嘴边的讥笑。人们马上会想，是造物主禁止这个老人表达柔情，否则，他不是让女人发笑，就是让女人看了难受。不能惹人喜欢，在法国人看来，实在是人生最残酷的灾难，面对这样的不幸，连法国人也缄口不语了！
这个如此不得造物主恩宠的人装束得如同富有教养的贫寒之士，于是富人们往往刻意模仿他的穿着。他脚上穿的鞋子整个儿被帝国禁卫军式样的长筒鞋罩给遮住了，这样他也就可以一双袜子穿上好些日子。黑呢裤泛着灰红色的闪光，裤线已经发白，或者说发亮，无论是裤线的褶皱，还是裤子的款式，都说明这条裤子已经具有三年的历史。他的这身衣装虽然宽大，却难以遮掩他那干瘦的身材，他这么瘦应该说是自身体格的原因，而不是按照毕达哥拉斯的方法节食的缘故；因为老头儿长着一只肉乎乎的嘴巴，嘴唇厚厚的，一笑起来便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齿，绝不比鲨鱼的逊色。一件交叉式圆翻领背心，也是黑呢料，内衬一件白背心，白背心下方又闪出第三层，那是一件红色毛线背心的滚边，让你不禁想起那个身着五件背心的加拉。白色平纹细布的大领结，打得煞是招摇显眼，那还是一八〇九年那阵子一个英俊小生为勾引美人儿而精心设计的打法。可是领结大得淹没了下巴，面孔埋在里边，仿佛陷进了无底洞。一条编成发辫状的丝带，穿过衬衫拴在表上，好像真防着别人偷他的表似的！暗绿色外衣异常洁净，它的历史比裤子还要长三年；可黑丝绒翻领和新换的白色金属扣说明对这身衣着已经爱护得到了再精细不过的地步。
这种后脑壳顶着帽子的方式，里外三层的背心，埋住了下巴的大领结，长筒鞋罩，暗绿色外套上缀着的白色金属扣，所有这些帝国时代的服饰陈迹，与当年那帮标新立异的公子哥儿们卖弄风情的遗风相谐成趣，也与衣褶之间难以言喻的那份精妙，以及整个装束的端庄和呆板协调一致，让人感觉到大卫的画风，也让人回想起雅各布风格的狭长的家具。只要瞧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教养良好但正深受某种难言的嗜癖之苦的人，要不就是个小食利者，由于收入有限，所有开销都控制得死死的，要是碎了一块玻璃，破了一件衣服，或碰上募捐施善的倒霉事，那他整整一个月里的那点小小的娱乐也就给剥夺了。
要是你在场的话，恐怕会觉得纳闷，这张怪模怪样的脸怎么会浮出微笑，平日里，那可是一副凄惨、冷漠的表情，就像所有那些为了争取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默默挣扎的人们。但是，若你注意到这个奇特的老人带着一种母性的谨慎，右手捧着一件显然极为珍贵的东西，护在那两件外衣的左衣襟下，唯恐给碰坏了；尤其当你发现他那副匆匆忙忙的模样，如同当今闲人替人当差的忙碌相，那你也许会猜想他找到了侯爵夫人卷毛狗之类的东西，正带着帝国时代人物所有的那股急切的殷勤劲头，得意洋洋地带着这件宝贝去见那位娇娘，那女人虽说已经六十岁的年纪，但还是不知道死心，非要他的心上人每天上门看望不可。
世界上唯独在巴黎这座城市，你才可以碰到诸如此类的场景，一条条大街在上演着一出连续不断的戏，那是法国人免费演出的，对艺术大有裨益。第二章一位罗马大奖获得者的结局
看这人瘦骨嶙峋的模样，虽然穿着与众不同的斯宾塞，但你也难以把他纳入巴黎艺术家之列，因为这种定型的人物有个特点，跟巴黎城的顽童颇为相似，能在俗人的想象中，激起快意，拿现在又时兴的那句俏皮的老话说，那是最离奇不过的快意。
不过，这个路人可是得过大奖的，在罗马学院恢复之时，第一支荣获学士院奖的康塔塔，便出自他之手，简言之，他就是西尔凡·邦斯先生！……他写过不少有名的浪漫曲，我们的母亲都动情地哼唱过，他也作过两三部歌剧，曾在一八一五和一八一六年间上演，还有几首没有发表的乐曲。后来，这个可敬的人到了一家通俗剧院当乐队指挥。多亏了他的那张脸，他还在几所女子寄宿学校执教。除了薪水和授课酬金，他也就没有别的收入了。到了这把年纪，还得为一点酬劳四处上课！……这般处境，很少浪漫色彩，可却是个谜！
这个如今就剩他还穿着斯宾塞的人，不仅仅是帝政时代的象征，还昭示着一个巨大的教训，那教训就写在里外三层的背心上。他在免费告诉世人，那一称之为会考的害人致命的可恶制度坑害了多少人，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牺牲者，那一制度在法兰西执行了百年，毫无成效，但却仍在继续实施。这架挤榨人们聪明脑汁的机器为布瓦松·德·马利尼所发明，此人是蓬巴杜夫人的胞弟，一七四六年前后被任命为美术署署长。
然而，请你尽量掰着手指数一数，一个世纪以来那些获得桂冠的人当中到底出了几个天才。首先，不管是行政方面，还是学制方面所作的努力，都替代不了产生伟人所需的那种奇迹般的机缘。在生命延续的种种奥秘中，唯此机缘是我们那雄心勃勃的现代分析科学最难以企及的谜。其次，据说埃及人发明了孵小鸡的烘炉，可要是孵出了小鸡，却又不马上给它们喂食，那你会对此作何感想呢？可是，法国人的情形恰恰如此，她想方设法用会考这只大暖炉制造艺术家；但一旦通过这一机械工艺造出了雕塑家、雕刻家、画家、音乐家，她便不再把他们放在心上，就像到了晚上，花花公子根本就不在乎插在他们衣服饰孔里的鲜花。
真正的才子倒是格勒兹、华托、弗利西安·大卫、帕尼西、德冈、奥贝尔、大卫（德·昂热）或欧仁·德拉克洛瓦那些人，他们才不把什么大奖放在眼里，而是在被称为天命的那轮无形的太阳照耀下，在大地上成长。
西尔凡·邦斯当初被国家派往罗马，本想把他造就成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可他却在那儿染上了对古董和美妙的艺术品的癖好。
无论是对手工的还是精神的杰作，他都十分内行，令人赞叹不已，包括对近来俗语所说的“老古董”，也一样在行。
这个欧忒耳珀之子在一八一〇年前后回到巴黎，简直是个疯狂的收藏家，带回了许多油画、小塑像、画框、象牙雕和木雕、珐琅及瓷器等等；在罗马求学的那段时间里，买这些东西的花费，再加上运价，花去了他父亲的大部分遗产。
罗马留学三年期满后，他去了意大利旅行，又以同样的方式花光了母亲的遗产。
他很情愿这样悠然自得地逛逛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布洛涅和那不勒斯，在这每一座城市逗留一番，像梦幻者，像哲学家，也像艺术家那样无忧无虑，凭自己的才能生活，就像妓女，靠的是自己的漂亮脸蛋吃饭。
在这次辉煌的游历期间，邦斯可谓幸福之至，对于一个心地善良，感情细腻，但却因为长得丑，拿一八〇九年那句流行的话说，讨不到女人欢心的人来说，这确是可以获得的最大的幸福了；他觉得生活中的东西总不及他脑中的理想典型；不过，对他的心声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他已经不以为然。在他心头保存的那份纯洁而又热烈的美感无疑是产生那些奇妙、细腻和优美的乐曲的源泉，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间，这些乐曲给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在法国，凡是建立在潮流，建立在时髦和风靡一时的狂热之上的名声，往往造就邦斯这类人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伟大的东西如此严厉，而对渺小的东西如此不屑与宽容。邦斯很快被淹没在德国的和声浪潮和罗西尼的创作海洋之中，如果说一八二四年，邦斯还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音乐家，而且，凭他最后的那几支浪漫曲，还有点名气的话，那么，请设想一下到了一八三一年他会落到怎样的地步！就这样，在一八四四年，开始了他默默无闻的生命悲剧，西尔凡·邦斯落到了像个挪亚时代大洪水之前的小音符，已经没有什么身价；尽管他还给自己的那家剧院和附近的几家剧院上演的几部戏配乐，赚几个小钱，可音乐商们已经全然不知他的存在了。不过，这位老人对我们这个时代赫赫有名的音乐大师还是很拜服的；几首卓绝的乐曲，配上精彩的演奏，往往会令他落泪。可是他还没有崇拜到像霍夫曼小说中的克莱斯勒那样几近痴迷的地步，而是像抽大烟或吸麻醉品的人那样，在心中怡然自乐，而无丝毫的表露。
鉴赏力和悟性，这是能使凡夫俗子与大诗人平起平坐的唯一品质，可在巴黎十分罕见，在巴黎，形形色色的思想就像是旅店的过客，所以，对邦斯，人们还真应该表示几分敬意呢。这位老先生事业无成，这一事实也许让人觉得奇怪，可他天真地承认自己在和声方面存在着弱点，因为他忽视了对位法的研究；如果再重下一番工夫，他完全可以跻身于现代作曲家之列，当然不是做个罗西尼，而是当个埃罗尔德，可现代配器法发展到了失控的地步，他觉得实在难以入门。
虽然荣耀无求，但他最终在收藏家的乐趣之中得到了巨大的补偿，如果非要他在自己收藏的珍品和罗西尼的大名之间作出抉择的话，信不信由你，他准会选择他那满橱的可爱珍品。这位老音乐家实践着施纳瓦德的那句公认名言，此人是位博学的名贵版画收藏家，他曾断言，人们欣赏一幅画，无论是雷斯达尔、霍贝玛、霍尔拜因的，还是拉斐尔、牟利罗、格勒兹、塞巴斯蒂亚诺的，或是乔尔乔涅、丢勒的画，如果不是只花五十法郎买来的，那就无乐趣可言。
邦斯绝不买一百法郎以上的东西；要他掏钱花五十法郎，这件东西恐怕得值三千法郎才行；在他看来，价值三百法郎的旷世珍品已经没有了。机会诚然难得，可他具备成功的三个要素：雄鹿一样的腿，浪荡汉的闲工夫和犹太人的耐心。
四十年来，在罗马和巴黎施行的这套方法结出了硕果。自打罗马回国后，邦斯每年花费近两千法郎，收藏了密不示人的各种宝物，藏品目录已达惊人的1907号。
在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六年间，他在巴黎四处奔走，当时花十法郎弄到的东西如今可值一千至一千二百法郎，其中有他从巴黎每年展卖的四万五千幅油画中挑选出来的油画，也有从奥弗涅人手中购得的塞夫勒软瓷；奥弗涅人可都是些黑帮的喽啰，他们常常从各地推来一车车蓬巴杜式的法兰西神品。
总之，他搜集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遗物，很欣赏那些才气横溢，独具个性的法国派艺术家；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大家，如勒波特、拉瓦莱-普桑之类的人物，是他们创造了路易十五风格、路易十六风格，那宏丽的作品为当今艺术家的所谓创造提供了免费的样板，这些人整天弓着腰，揣摩着制图室的那些珍品，以巧妙的手法，偷梁换柱，搞所谓的创新。邦斯还通过交换得到了很多藏品，交换藏品，可是收藏家们难以言述的开心事！
出钱买奇品的乐趣只是第二位的，头等的乐趣，是做这些古董交易。邦斯是收集烟壶和微型肖像的第一人，早于多斯纳和达布朗先生，可他在玩古董这一行中却没有名气，因为他不常去拍卖行，也不在那些有名的店家露面，所以，他的那些宝物在市面上到底值多少钱，他一无所知。
已故的杜·索姆拉德生前曾想方设法接近这位音乐家；可那位老古董王子未能进入邦斯的收藏馆就作古了，邦斯收藏的东西，是唯一可以与赫赫有名的索瓦热藏品相媲美的。
在邦斯和索瓦热先生之间，确有某些相似之处。索瓦热先生跟邦斯一样，都是音乐家，也没有多少财产，收藏的方式、方法如出一辙；他们同样热爱艺术，也同样痛恨那些名声显赫的有钱人一大橱一大橱地搜罗古董，跟商人们展开狡诈的竞争。邦斯跟他的这位敌手、对头、竞争者一样，对任何手工艺品，对任何神奇的制品，无不感到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那是一位男士对一位美丽的恋人的爱，因此，守斋者街的拍卖行里，那伴随着估价员的当当击锤声的拍卖在他看来实在是亵渎古董的罪孽。他拥有自己的收藏馆，以便时时刻刻都可以享受，生就崇尚伟大杰作的心灵都有着名符其实的恋人的高尚情操；无论是今朝，还是昨日，他们总是兴味盎然，从不厌倦，幸而杰作本身也都是青春永驻。可见，他像慈父般护着的那件东西准是失而复得的一件宝物，携带时怀着几多情爱，你们这些收藏家们想必都有体会吧！
看了这一小传的初步轮廓，大家定会惊叫起来：“嗨！这人虽然丑，却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确实，人一旦染上了什么癖好，就给自己的心灵设置了一道屏障，任何烦恼，任何忧愁都可抵挡。你们这些人再也不能把着自古以来人们所说的欢乐之盅痛饮，不妨想方设法收藏点什么（连招贴都有人收集！），那准可以在点滴的欢乐中饱尝一切幸福。
所谓癖好，就是升华的快感！不过，请不要羡慕老先生邦斯，若你产生羡慕之心，那跟类似的所有冲动一样，恐怕都是误会的缘故。
这人感情细腻，充满生机的心灵永不疲惫地在欣赏着人类壮丽的创造，欣赏着这场与造化之工的精彩搏斗，可他却染上了七大原罪中恐怕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贪馋。他没有钱，又迷上了古董，饮食方面不得不有所节制，这可苦坏了他那张挑剔的嘴巴，开始时，这位单身汉天天都到外面去吃请，也就把吃的问题给解决了。
在帝政时代，人们远比我们今天更崇拜名流，也许是当时名人不多，而且也很少有政治图谋的缘故。要当个诗人、作家或者音乐家什么的，用不着花什么气力！而当时，邦斯被视作可与尼科洛、帕埃尔和贝尔顿之流相匹敌的人物，收到的请帖之多，不得不逐一记在日记簿上，就像律师登记案子一样。况且，他一副艺术家的派头，不管是谁，只要请他吃饭，他都奉上自己创作的抒情小曲，在主人府中弹奏几段；他还经常在人家府上组织音乐会；有时甚至还在亲戚家拉一拉小提琴，举办一个即兴小舞会。
那个时期，法兰西的俊美男儿正跟同盟国的俊美男儿刀来剑往；根据莫里哀在著名的埃利昂特唱段中颁布的伟大法则，邦斯的丑貌可谓新颖别致。当他为哪位漂亮的太太做了点事，有时也会听到有人夸他一声“可爱的男人”，不过，除了这句空话之外，再也得不到更多的幸福。
从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六年，前后差不多六年时间，邦斯养成了恶习，习惯于吃好的喝好的，习惯于看到那些请他做客的人家不惜花费，端上时鲜瓜果蔬菜，打开最名贵的美酒，奉上考究的点心、咖啡和饮料，给他以最好的招待，在帝政时代，往往都是这样招待来客的，巴黎城里不乏国王、王后和王子，多少人家都在效法显赫的王家气派。当时，人们热衷于充当帝王，就像如今人们喜欢模仿国会，成立起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一大串的名目繁多的协会，诸如亚麻协会、葡萄协会、蚕种协会、农业协会、工业协会，等等。甚至有人故意寻找社会创伤，以组建一个治国良医协会！一只受过如此调教的胃，自然会对人的气节产生影响，而且拥有的烹调知识越高深，人的气节就越受到腐蚀。嗜欲就潜伏在人的心中，无处不在，在那儿发号施令，要冲破人的意志和荣誉的缺口，不惜一切代价，以得到满足。对于人的嘴巴的贪欲，从未有人描写过，人要活着就得吃，所以它便躲过了文学批评；但是，吃喝毁了多少人，谁也想象不到。就这而言，在巴黎，吃喝是嫖娼的冤家对头，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吃喝是收入，嫖娼是支出。
当邦斯作为艺术家而日益沦落，从常被邀请的座上宾落到专吃白食的地步时，他已经离不开那一席席盛筵，而到小餐厅去吃四十苏一餐的斯巴达式的清羹了。可怜啊！每当他想到自己为了独立竟要作出这么大的牺牲，不禁浑身直打寒战，感到自己只要能够继续活个痛快，尝到所有那些时鲜的果瓜蔬菜，敞开肚子大吃（话虽俗，但却富有表现力）那些制作精细的美味佳肴，什么下贱事都能做得出来。
邦斯活像只觅食的雀鹰，嘴巴填满了便飞，啁啾几声就算是答谢，他觉得像这样让上流社会花费，自己痛痛快快地活着，还有那么几分滋味，至于上流社会，它也有求于他，求他什么呢？无非是几句感恩戴德的空话。凡是单身汉，都恐惧待在家中，常在别人府上厮混，邦斯也是这样，对交际场上的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虚伪表演，全已习以为常，说起恭维话来，那简直就像是花几个小钱一样方便；至于对那些人嘛，他只要对得上号就行，从不好奇地去摸人家的底细。
这个阶段勉强还过得去，前后又拖了十年。可那是什么岁月！简直是多雨之秋！在那些日子里，邦斯到谁府上都变着法子卖力，好不花钱保住人家饭桌上的位置。后来，他终于落到了替人跑腿当差的地步，经常顶替别人看门，做用人。由于常受人遣使跑买卖，他无意中成了东家派往西家的间谍，而且从不掺假。可惜他跑了那么多腿，当了那么多下贱的差，人家丝毫也不感激他。“邦斯是个单身汉，”人家总这么说，“他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为我们跑腿，他才乐意呢……要不他怎么办呢？”
不久后，便出现了老人浑身释放的那股寒气。这股寒气四处扩散，自然影响了人的感情热度，尤其他是个又丑又穷的老头。这岂不是老上加老？这是人生的冬季，鼻子通红，腮帮煞白，冻疮四起的严冬。
从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三年间，难得有人请邦斯一回。哪家都已不像过去那样主动求他，而是像忍受苛捐杂税那样，勉强接待这个食客；谁也不记他一份情，就是他真的效过力，也绝不放在心上。
在这些人府上，老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这些家庭没有一家对艺术表示多少敬意，它们崇拜的是成功，看重的只是一八三〇年以来猎取的一切：巨大的财富或显赫的社会地位。而邦斯既无非凡的才气，又无不俗的举止，缺乏令俗人敬畏的才情或天赋，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变得一钱不值，不过还没有落到被人一点儿瞧不起的地步。
尽管他在这个社会中感到十分痛苦，但像所有胆小怕事的人一样，他把痛楚闷在心里。后来，他渐渐地又习惯了抑制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的心当作一个避难所。对这种现象，许多浅薄之人都叫作自私自利。孤独的人和自私的人确实很相似，以致那些对性格内向的人说三道四的家伙显得很在理似的，尤其在巴黎，社交场上根本无人去细加观察，那儿的一切如潮水，就像倒台的内阁！
就这样，邦斯舅舅背后遭人谴责，担着自私的罪名抬不起头来，人家如要非难什么人，终归有办法定罪的。可是，人们是否知道，不明不白地被人冷落，这对怯懦之人是何等的打击？对怯懦造成的痛苦，有谁描写过？
这日益恶化的局面说明了可怜的音乐家何以会一脸苦相；他如今是仰人鼻息，活得很不光彩。不过，人一有了嗜好，丢人在所难免，这就像是一个个绳索，嗜好越强烈，绳索套得就越紧；它把所作的牺牲变成了一座消极但理想的宝藏，其中可探到巨大的财富。
每当邦斯遭人白眼，看到哪位呆头呆脑的有钱人投来不可一世的恩主目光时，他便会津津有味地品呷着波尔多葡萄酒，嚼着刚品出味来的脆皮鹌鹑，像是在解恨似的，在心底自言自语道：“这不算太亏！”
在道德家的眼里，他的这种生活中有不少值得原谅的地方。确实，人活着，总得有所满足。一个毫无嗜好的人，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那是个魔鬼，是个还没有长翅膀的半拉子天使。在天主教神话中，天使只长着脑袋。在人世间，所谓正人君子，就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格兰迪逊，对他来说，恐怕连十字街头的大美人也没有性器官。
然而，除了在意大利游历期间，也许是气候起的作用，邦斯有过稀罕的几次庸俗不堪的艳遇之外，从来就没有看见哪个女人朝他笑过。许多男人都遭受过这种不幸的命运。邦斯生来就是个丑八怪。他父母到了晚年才得了这个儿子，他身上于是刻下了这一不合时令的印记，那肤色像尸首一般，仿佛是在科学家用以保存怪胎的酒精瓶里培育出来的。
这个天生感情温柔，细腻，富于幻想的艺术家，不得已接受了他那副丑相强加给他的脾性，为从来得不到爱而感到绝望。对他来说，过单身汉生活与其说是自己喜欢，不如说是迫不得已。于是，连富有德行的僧侣也不可避免的罪过—贪馋向他张出双臂；他连忙投入这一罪孽的怀抱，就像他投入到对艺术品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崇拜之中。美味佳肴和老古董对他来说就是女人的替身；因为音乐是他的行当，天下哪有人会喜欢糊口的行当！职业就像是婚姻，天久日长，人们便会觉得它只有麻烦。
布利亚·萨瓦兰以一家之见，为美食家的乐趣正名；可是，他也许没有充分强调人们在吃喝中感受到的真正乐趣。
消化耗费人的体力，这构成了一场体内的搏斗，对那些好吃喝的人，它无异于做爱的莫大快感。他们感觉到生命之能在广泛扩展，大脑不复存在，让位于置在横膈膜之中的第二个大脑，人体所有机能顿时停止活动，由此而出现迷醉的状态。吞吃了公牛的巨蟒总是这样沉醉不醒，任人宰割。人一过了四十，谁还敢一吃饱饭就开始工作？……正因为如此，所有伟人的饮食都是有节制的。对大病初愈的人，人们总是规定其饮食，而且数量少之又少，他们往往吃到一只鸡翅，就能陶醉半天。
明智的邦斯的一切欢乐全部集中在胃的游戏之中，他往往处在大病初愈之人的陶醉状态：他要美味佳肴尽可能给他以各种感受，至此，每天倒也能如愿以偿。天下没有人会有勇气与习惯决裂。许多自杀者往往在死神的门槛上停下脚步，因为他们忘不了每天晚上都去玩多米诺骨牌的咖啡馆。第三章一对榛子钳
一八三五年，命运意外地为备受女性冷落的邦斯复了仇，赐给了他一根俗语所说的老人拐杖。这位生下来就是个小老头儿的老人在友情中获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亲，社会也只允许他这桩婚姻：他娶了一个男人，这人跟他一样，也是一个老头儿，一位音乐家。
要不是已有了拉封丹的那篇神妙的寓言，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两个朋友”为题。可是，这岂不是对文学的侵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会回避的亵渎行为？我们的寓言家的那篇杰作，既是他灵魂的自由，也是他梦幻的记录，自然拥有永久占有那个题目的特权。诗人在榜额刻下了“两个朋友”这四个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笔神圣的财产，是一座圣殿，只要印刷术存在，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会虔诚地步入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会前来瞻仰。
邦斯的朋友是位钢琴老师，他的生活及习惯与邦斯的是如此和谐，以致他不禁大发感慨，说与邦斯相见恨晚，因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们才在一家寄宿学校的颁奖仪式上初次谋面。在违抗上帝的意志，发源于人间天堂的人海中，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像的两个生灵。没过多少时间，这两个音乐家便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彼此都很信任，一个星期之内就像两个亲兄弟一般。总之，施穆克简直不相信世上竟还会有一个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还会有一个施穆克。
对这两个老实人，这番描述恐怕已经足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欣赏简明扼要的概括。对那些不肯轻信的人们，实在有必要再略作一番说明。
这位钢琴家，像所有钢琴家一样，也是一个德国人，如伟大的李斯特和伟大的门德尔松是德国人，施泰贝尔特是德国人，莫扎特和杜塞克是德国人，迈耶是德国人，德勒是德国人，塔尔贝格是德国人，德赖肖克，希勒，利奥波德·梅耶，克拉默，齐默尔曼和卡尔克布雷纳是德国人，又如赫尔兹，沃埃兹，卡尔，沃尔夫，皮克西斯，克拉拉·维克，这一个个也都是德国人一样。施穆克虽说是个大作曲家，但是，一个天才要在音乐上有不凡表现，必须要有胆略，而他的脾性却与这种胆气相斥，所以，他只能当一个演奏家。
许多德国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时便枯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纪，他们身上还剩有几分天真的话，那么就像人们从河渠中引水一样，那几分天真准是从他们青春的源泉中汲取的；而且他们总是利用这点天真，消除人们对他们的疑惑，为他们在科学、艺术或金钱等各方面获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国，某些狡猾的家伙则以巴黎市侩的愚笨来取代德国人的这种天真。可是，施穆克则完全保留了儿时的天真，就像邦斯无意中在身上保存下了帝政时代的遗迹。这位真正的德国贵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他演奏音乐让自己欣赏。他住在巴黎，就像一只夜莺栖在林中，二十年来一直是独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发现了另一个他。
邦斯和施穆克一样，他们的内心和天性中都有着德国人表现特别明显的那种神经兮兮的孩子气，比如特别爱花，爱自然效果，迷到把一只只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园里，把眼前的风景微缩成小小的景观来欣赏；又如那种凡事都要探个究竟的脾性，它往往使一个日耳曼学者不惜绑着护腿套，跋涉数百里，去查询一个事实，可那个事实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当傻瓜讥笑；还如他们对任何微不足道的创造都非要赋予精神意义，因而产生了让-保尔·里克特的那些无法解释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制成册的胡话，以及德国围绕那些再也简单不过的问题用书修筑的护栏，那些简简单单的问题被钻成不可测知的深渊，可那底下，准是个德国人在作怪。
他们俩都是天主教徒，两人一起去望弥撒，履行宗教义务，而且都和孩子一样，从来没有什么要向忏悔师说的。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音乐这一天国语言之于思想与感情，就像思想与感情之于说话，他们因此而以音乐进行相互交流，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不尽的交谈，就像恋人那样，以向自己表明，心中是充满信念的。
施穆克有多么心不在焉，邦斯也就有多么专注留神。如果说邦斯是个收藏家，那么施穆克就是梦幻家；后者钻研精神之美，前者则抢救物质之美。邦斯细细打量着一只瓷杯想要购买，施穆克则动手擤起鼻涕，想着罗西尼、贝利尼、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动机，在感情的世界里寻找何处有可能是这一乐句的本源或重复。施穆克操理钱财总是那么漫不经心，而邦斯则因嗜癖染身而大肆挥霍，最终两人都落得个同样的结局：每年的最后一天，钱袋里总是空无一文。
若没有这份友情，邦斯恐怕早已忧郁而死；可一旦有了倾诉衷肠的对象，他的日子也就勉强能过了。他第一次把内心的痛楚往施穆克心中倾倒时，那位善良的德国人便劝他，与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别人家去吃那几顿饭，还不如搬来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吃面包，吃奶酪。可惜邦斯没有勇气对施穆克实说，他这人的心和胃是对头，心受不了的，胃却能感到舒坦，他无论如何得有一顿好饭吃，就像一个风流男子总得有一个情妇……调调情。
施穆克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具有快速的观察能力，所以日子长了，他才了解了邦斯，并因此而对他多了几分怜爱。要让友情牢固，最好是两个朋友中的一位自以为比另一位高一等。当施穆克发现他的朋友食欲那么强，不禁喜在心头，直搓双手，要是天使看到他这种表情，恐怕也无可指责。果然，第二天，善良的德国人便亲自去买了好吃的，把午餐办得丰盛些，而且打这之后，每天都想方设法让他的朋友尝到新的东西，因为自从他们结合以后，两人总是在家吃午饭。
千万不要错看了巴黎，想象这两个朋友逃脱了巴黎的讥讽，巴黎可是向来对什么都不留情面的。施穆克和邦斯把他们的财富和苦难全都合在了一起，进而想到要节俭地过日子，两人干脆一起合住，于是便在马莱区僻静的诺曼底街的一座清静的房子里租了一套住房，共同承担房租。由于他们经常一起出门，两人肩并肩地老在那几条大街上走，居民区里那些逛马路的闲人便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一对榛子钳。有了这个绰号，倒省了我在这儿来描写施穆克的长相了，他之于邦斯，恰如梵蒂冈的那尊著名的尼俄柏慈母像之于立在神殿的维纳斯像。
那幢房子的门房茜博太太是这对榛子钳家庭运作的轴心；不过，她在这两位老人最终遭受的生命悲剧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还是等到她出场的时候再对她作一描写为好。
有关这两个老人的心境还有待说明的一点，恰是最难让一八四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理解的东西，其原因恐怕是铁路的修建促使金融有了惊人的大发展。这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很说明问题，因为这可以让人对这两颗心灵过分敏感的境况有个印象。
让我们借用一下铁路的形象加以说明，哪怕算是铁路当初借我们的钱，现在作为偿还吧。今天，当列车在铁轨上飞速行驶时往往把那些十分细小的沙砾碾得粉碎。要是把这些旅客看不见的细沙尘吹到他们的肾脏里，那他们便会患最可怕的肾结石病，剧疼难忍，最后死亡。那么，对我们这个以列车的速度在铁道上飞驰的社会来说，它根本不经意的那种看不见的沙尘似的东西，那种被不断吹进那两个生灵的纤维组织中的沙尘，无时不在使他们的心脏经受结石病似的侵蚀。
他们俩的心肠特别软，看不得别人痛苦，往往为自己无力救助而悲伤。至于对自己经受的痛苦，他们更是敏感得到了病态的地步。年老也罢，巴黎上演的连续不断的悲剧也罢，都没有使这两颗天真纯洁、年轻的心变硬。他们俩越活下去，内心的痛苦越剧烈。可怜那些贞洁的人，那些冷静的思想家和那些从没有极端行为的真正的诗人，都是如此。
自从这两位老人结合以来，他们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很相似，渐渐形成了巴黎拉出租马车的马儿特有的那种情同手足的风格。
无论春秋还是冬夏，他们都在早上七点钟光景起床，用完早餐，便分头去他们的学校授课，需要时也互相代课。中午时分，如有排练需要他，邦斯便去他的戏院，其他的空闲时间，他便全用来逛马路。然后，到了晚上，他们俩又在戏院相聚，是邦斯把施穆克安插进戏院的，下面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邦斯认识施穆克的时候，刚刚得到了一柄指挥无名作曲家的元帅权杖，一支乐队指挥棒！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去求，而是当时的大臣博比诺伯爵赐给他这个可怜的音乐家的。原来那个时候，这位七月革命的资产阶级英雄动用了特权，把一家戏院许给了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个暴发户见了脸红的朋友。那一天，伯爵坐马车，在巴黎城碰巧瞥见了他年轻时代的一位老相交，看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身着一件褪得说不清什么颜色的礼服，脚上连鞋套也没有，像是忙着在探几笔大生意做，可惜资本承受不了。
这个朋友原是个跑生意的，名叫戈迪萨尔，以前为博比诺大商行的兴旺出过大力。博比诺虽然封了伯爵，做了贵族院议员，又当了两任部长，可丝毫也没有忘了杰出的戈迪萨尔。不仅没有忘了他，博比诺还要让这个跑生意的添上新的衣装，让他的钱袋也鼓起来；因为政治也好，平民宫廷的虚荣也罢，倒没有让这位老药品杂货商的心变坏。戈迪萨尔是个见了女人发狂的家伙，他求博比诺把当时一家破产的戏院特许给他，大臣把戏院给了他，同时还注意给他派了几位老风流，他们都相当有钱，足以合伙办一家实力强大的戏院，可他们迷的是紧身演出服遮掩的东西。邦斯是博比诺府上的食客，便成了那家许出去的戏院的陪嫁。
戈迪萨尔公司果真发了财，到了一八三四年，还想在大街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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