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11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惟诚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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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惟诚文集(第11卷)试读：

这是我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作品的文集。

帮助我编辑的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按照文章的内容、体裁、对象做了分类。这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对于读者检索某一方面的内容也有好处。但是在作者自己看来，我写的这些东西，大体上都是杂文。内容是庞杂的，遇到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大多数文章又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文字既来不及雕琢，论述也未能深入堂奥。有的文章写得长一点儿，涉及一些基本理论，但明眼人也可看出实际上功底是不够的，论述也往往离不开杂文的风格。究其原因，既有我对杂文的偏好，更和我的工作经历以及学识不足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曾三次考入高等学校，但都因为党的地下工作没能认真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连年打报告要求回学校读书，都未获批准。到1956年以后才死了这条心，下决心自学。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时间。这一条好办，主要是同自己做斗争。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快一点儿，把休息和娱乐减少一点儿，一分一秒不放过，时间就挤出来了。另外一条是客观的需要。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处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又长期从事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注意力被迫不断地转移。于是对许多问题的学习、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最后成了对多门学科都略知皮毛的“万金油”。

我写作的时间多半在晚上10时到次日凌晨1时，行笔匆匆，又由于客观需要急于发表，来不及从容地谋篇布局，更顾不上精雕细刻。我也知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但实在是力所不及，只能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和盘托出、粗头淡服、素面朝天，也就谈不上什么文采了。

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同青少年思想修养有关。这是因为我早年曾经长期做共青团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正式分配从事少先队的工作。所以写了一大批面向少年的作品，除了因为在认识上我感到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就不能不努力去培育，还有一点儿偶然的因素。1959年我的朋友林剑修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社长。我们曾在一起交换对当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的看法。我认为对少年儿童不宜说教，但是不是不能说理。可是后面这一类书太少。他说组稿有困难。还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给小红的信》就是被他“将军”将出来的。《给小红的信》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多次重印，印了几十万册。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成了一条大罪状——“用黑修养毒害少年”。我反正已被打倒，罪状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可是还成立了一个批判此书的全国联络站，许多小学教员因向学生推荐此书也挨批。株连了这么多人，我这个“罪魁祸首”却束手无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渐渐听说，有的教师根据自己的回忆，把书中的内容油印发给学生；有的教师把图书馆查封的书偷偷拿出来给孩子看。这些事使我很感动，总觉得欠孩子们一些什么，得为他们再做点儿事。1979年写了《祝你学习好》，以后又为《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信箱陆续答复了一批孩子的来信。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一个愿，要每年给孩子们写一本书。实际上虽然写了一批，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一方面是挤不出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是少儿读物出版的形势越来越好，新书越来越多，我自己写书的愿望就不那么迫切了。1996年以后我转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下决心要为中国儿童编一套最好的、能启发孩子求知欲的百科全书，即《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这套书后来发展为面向少年儿童的系列百科全书，花的精力远胜于自己写若干本书。但这些都是集体的成果，与此文集无关。

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的转移，我写的东西涉及的内容也陆续有些变化。涉及比较多的，大体上有党的宣传工作、新闻出版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家庭教育、文化扶贫、学校品德教育、党员修养、青少年修养这样一些方面。由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大都和伦理道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也就自然地参加了中国伦理学会的一些活动。上海的周原冰同志、北京的罗国杰同志，于我都是亦师亦友，曾经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我自己偶有所得，也大胆地提出来向学界的同仁请教。这就是文集中一部分涉及伦理学的文章的来历。

收入本文集的作品，说来说去大体上都离不开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但是作者说得较多的又往往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无源之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只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今的中国又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前进，也不断产生许多前所未见的、要求人们解决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各种思想困惑无不与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也只能联系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去寻找答案。作者的一些作品只是这个探索过程的一些记录。

历史在发展，探索更须继续，这些记录当然不免有许多局限。但是作为认识的一种过程，这次收入文集时，除了个别文字，都一仍其旧。这样做，可能比较有利于如实地反映当时当地遇到的问题以及作者的实际认识。

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我是做思想工作的。我写的东西大体上都不同程度地与思想、观念以及在各种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有关。但这不能说明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别人的都不对。事实上，无论是我所论及的话题、评点的观念是非、探讨的思想工作规律，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一叶一花，都取自五彩的世界。撷取的过程，或直接或间接，都是我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我希望我还能继续学习，能比过去再有一点儿新的进步。

感谢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在他们的努力下，才把我几十年中拉拉杂杂的作品的主要部分收集整理出来。也感谢中国出版集团及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们为这部文集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是为序。徐惟诚2014年6月3日内容简介

作者是著名杂文作家，曾担任北京市杂文学会会长，以余心言为主要笔名已笔耕50多年，有近50本杂文集问世。本卷收入作者1957年至1965年、1979年至1989年间发表的杂文代表作品199篇。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政经文史、道德法律、世态人心。作品紧扣时代脉搏，或针砭时弊，或讴歌新风，或商讨问题，题材多样，涵纳广博，论述透辟，情理并重，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理论性、知识性和可读性。

杂文兴衰的关键是“能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以适应新情况，解释新矛盾”。时代和人民“要求杂文家能敏锐而准确地感应时代的脉搏，有更深厚的功力，能在解剖刀和显微镜下揭去事物的假象，找到矛盾的症结和发展的规律”。“杂文要真写得好，首先还得讲做人，做大写的人。”这几段话是作者有关杂文创作的一些体会。其实，关于当代杂文如何才能兴盛等问题，是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杂文家和杂文爱好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本卷还收入作者几篇阐述这方面问题的文稿，供读者阅读、研究。1957年（3篇）谈谈法律和舆论的关系

2月19日“社会大学”发表了几位读者的来信，对前些时候“信箱”关于结婚不宜过早的答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理由是：宣传迟一点结婚和婚姻法精神不符，早婚并不影响工作和学习，迟一点结婚对妇女生理有影响。后面两个问题自有事实和科学来说明，前面一个牵涉到看问题的方法，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大家一起研究。

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而“信箱”的答复是：“男的到三十岁左右，女的到二十五岁左右结婚，都是不能算太迟的。”这两种说法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二十岁和三十岁，十八岁和二十五岁，这个差异就是矛盾。但是只要我们不停留在表面阶段，而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中去，就可以发现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婚姻法正是为了“免除早婚之害”，才做了这种“最低婚龄”的规定，而这“并不妨碍任何男女自愿提高婚龄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做提高婚龄的规定”（婚姻法及其有关文件），当然更不妨碍报纸、刊物宣传迟一点结婚的好处，而且这些宣传也都没有主张不准在二十五岁以前结婚。

法律和舆论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在我们的国家里，法律是人民——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镇压敌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保护人民利益的强制性的工具，而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则是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并对人民进行自我教育。法律和舆论都反映着人民的意志，法律受舆论的影响，舆论必须服从法律，这就是两者的关系。但是从作用的性质、范围和手段来说，两者又是有区别的。正因为法律是带强制性的，所以就必须照顾到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思想、习惯，做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规定，这样才可能在人民自觉的基础上得以迅速推行。而舆论则只是用道义的力量去影响人们，就可以不受这个最低限度的限制，提出和宣传更高的规范和要求。例如：我们并没有禁止随地吐痰的法律，也没有在公共车辆上必须让座给孕妇的法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宣传的办法去改变人们随地吐痰的习惯和提倡照顾、保护孕妇的风气。硬要把两个不同的范畴混同起来、对立起来，显然是不适当的。

说明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事物，那就是：非法的，合法的，值得提倡的。合法的并不完全等于值得提倡的。我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但是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浪费一些当然算不得是犯罪的行为。对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我们的态度是：反对和禁止非法的行为，允许合法的行为存在，用宣传教育等方法来鼓励和发扬值得提倡的行为。在婚姻的迟早问题上就是：反对不足婚姻法规定的最低婚龄的早婚，不干涉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宣传和提倡适当推迟一点结婚的好处。

我们不赞成用绝对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为既然是婚姻法规定的年龄就一定是结婚最适当的年龄，或者认为既然不宜过早结婚，那么所有早婚的人一定不幸福的看法，都是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夸大了一面，否定了另一面，因而是片面的。

只见一般，不见个别，这是主观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我们不能用一个一般说来并不过迟的年龄去乱套，认为每一个青年都要到这个时候才能结婚。谁在什么时候结婚适宜，应该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只要他们是不违反婚姻法的规定，谁都不可以妄加干涉。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们大力地宣传迟一点（不是太迟）结婚的好处。（《文汇报》，1957年2月22日）在复杂的情况面前

自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要从分析事物内在矛盾的观点来看问题，也就是说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大家都感到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就会如入“八阵图”，在复杂的情况面前迷失方向。

的确，这几年来，经过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的教育，人们对于需要锻炼自己的立场观点的意义，一般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对于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必要性，却还不是那么重视。其实，错误的产生，固然往往和立场、观点的问题分不开，但思想的僵化、绝对化和片面性，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片面性到绝对化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都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就应该全面地去分析它，不应该持片面的观点。人们的观点所以会左右摇摆，“扶得东来西又倒”，从认识论来看，就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所造成的。有些人只看到应该大力加强集体主义的教育这一面，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来一个“集体化”，不去注意甚至抑制了个性的发展；或者反过来，只看到发展个性，只强调一切活动自愿参加和自由安排业余时间这一面，放弃了领导和否定了必要的制度和纪律。有些人只看到人的爱美观点这一面，把蓝布制服一笔抹杀；或者只看到提倡艰苦朴素这一面，就把穿一件花衣服扎一个蝴蝶结当作资产阶级思想。

思想绝对化，也是一种常见的错误。把真理不适当地夸大，把它绝对化起来，就会变成谬误。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鼓舞了广大群众钻研科学技术的热潮，它对于克服我国科学的落后状况，推动国家建设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这一口号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把它绝对化起来，认为唯有“向科学进军”重要，健康、工作都不在话下，这就毁坏了国家培养起来的有用人才。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

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之间也有着辩证的关系，一般说来是人们的立场决定人们的思想方法；但是思想方法的错误也往往会影响人们的立场。立场不只是由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而是要看实际的思想、行为究竟对哪一个阶级有利。有人因为只看见斯大林的错误的一面，看不见斯大林基本的正确的一面，就跟在帝国主义的后面叫喊。这些同志也许并不打算为敌人讲话，他们还自以为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但由于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就在实际上离开了自己的立场，做出有利于敌人的事来。

由此可见，学习唯物辩证法对坚定我们的立场，分清是非界限有着重要的意义。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思维，掌握事物客观发展的规律，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使我们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事物的本质。所以学习唯物辩证法不只是哲学家和少数领导干部的事，而且对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必要的。让我们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文汇报》，1957年3月19日）“没有想到”

冬妮亚在火车站看见衣衫褴褛的保尔正在铲雪，奇怪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样子。”因为，在这位布尔乔亚的小姐看来，一个人干革命，那动机大概也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和享受。她问保尔：“难道你不能在现在的政府中弄到比掘地更好一点的差使吗？我还以为你早做了委员或是什么同样的职位了呢！”

这样的思想，对于我们也并不陌生。在热火朝天地参加农业生产的革命浪潮中，我们也听到了从旁边飘来的几句冷言冷语：“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去当农民。”“真没有想到，你大小也是个干部，怎么能拿锄头、拾粪呢？”请看，不同样是“没有想到”吗？

如果我们上溯渊源，就可以发现这思想原来是由来已久，并非受了冬妮亚的影响。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外剥削者“人同此心”的一例吧。据说，自古以来，人们之所以会离乡背井，南征北战，无非是想谋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而那做官的目的，又不外乎是“千里做官只为财”，哪里还能想到，革命多年，却自愿去掘地、铲雪的事呢？晋朝一个陶渊明，为了显示自己高傲，解印回家种菊花，就被人目为奇人异事，流传至今。至于八十一万干部下乡当农民，当然就更要令一些用旧眼光来看新事物的人惊奇不置，叹曰：“没有想到”了。

保尔究竟有没有做“官”，电影里没有交代。这次要下乡上山的已有八十一万干部，也包括若干高级干部在内，却是事实。这事实，如果“没有想到”者能够稍微想一想，也不是十分费解的。其所以不解，还在于他们“没有想到”革命队伍固然也有“委员或是什么同样的职位”，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长”，但那实质，却和往日的官是完全不同的。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放下手里的公文，下田拿起锄头，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问题倒是有些人“没有想到”的事实在太多了一点。他们曾经“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够胜利；“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够办好经济；“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革命来得这样快；“没有想到”党会公开征求批评，进行整风。总而言之，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旧框子，凡不合这个框子的事，他都“没有想到”。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还“没有想到”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丢掉头脑里的旧框子。

看来，对于应该想到的事，还是想一想为好。否则，我们也只好像保尔答复冬妮亚那样，对他们说：“同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据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说，这还是比较温和的字眼。（《文汇报》，1957年12月1日）1958年（9篇）话说“范进中举”

有许多古人被后人敬佩，有许多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被人们当作学习的榜样，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要学习范进。

然而，最近一位中学生却打破了我的孤陋寡闻。他说：“我若考不取大学也决不下乡劳动，我要学习范进中举的精神。”他的话使我感到有些惊讶，为什么我竟没有发现这位在吴敬梓笔下被讽刺的人物，有什么伟大的值得学习之处呢？

于是我去找了《儒林外史》来重读一遍。可惜，这仍没有能使我的印象有什么改变。看来看去，范进也不过是个利禄熏心的疯子，从二十岁起考秀才，一直考了三十四年，家里连饭也没得吃，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了个举人，却又喜欢得痰迷心窍发了疯。从范进身上，我实在是找不出半点高明的地方。发疯，我想是不会有人愿学的；没有饭吃，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连考三十四年的毅力貌似可嘉，却正说明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悲哀。

大概是怕“秀才造反”吧，皇帝们看准了一些知识分子热衷名利的弱点，摆下“科举”的钓饵，用“功名”的锁链，把历史上多少聪明才智之士的毕生精力消磨在百无一用的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之中。侥幸如“范进中举”，也不过为统治集团多一名分享残羹的奴才；更多的读书人却只能白白地度过十年寒窗的生涯，带着满腹经纶，冻馁老死于牖下，到头来还只能埋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但锁链也有不济事的时候，即使在封建社会，范进之流也并没有被一切知识分子奉为楷模，每一个朝代都不乏像吴敬梓这样的鄙视范进的人物。人民的斗争不仅使皇帝的龙廷不能千秋万代地坐下去，也为知识分子解除了头上的“功名”的锁链。解放了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自由地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改造思想，得到使用自己知识的广阔天地。只剩那些硬要钻在功名的锁链中舍不得出来的人，才会想到要走范进的老路。

范进的道路，今天“此路不通”，是明摆着的。今天要学习范进的人，还不如三百年前的吴敬梓有见识，根本算不得有知识。如果是懂得这道理，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使人有点费解了。

范进的疯病，是被他的丈人胡屠户一个耳光打好的。愿我们这位同学能更清醒地看到时代的变化，丢掉一些过了时的思想。（上海《青年报》，1958年2月14日）胜于蓝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习不成材。本领、技术，都不是天生的，全靠向别人学习。

然而，“学”不等于“搬”。对别人适合的经验，照样搬来，未必就套得上。即使用上了，也不等于再没有可以发展的余地。只会按着别人的脚印走路，不敢有所创造，志气未免太小。又学习，又有独创精神，才可以发展经验，革新技术。这就叫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年轻，学问少，技术低，能创造得了吗？能！历史上许多旧观念都是被年轻人起来打破的。马克思在二十五岁就著书批判当时最博学的哲学权威黑格尔，当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也不过只有三十岁。牛顿开始发现万有引力的定律时只有二十三岁。古人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活的青年，条件难道不比古人更好吗？请看：英国手里的王牌，多少老科学家想揭它的底而不得结果的活性染料，不是被一个年青的技术员奚翔云在小阁楼上创造出来了吗？

学吧，年轻人，也别忘了要创造。学无止境，创造也无止境。“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我们愿意看到更多“胜于蓝”的青年人。（上海《青年报》，1958年4月13日）只要方向对“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年青人经验不够、知识少，能有所创造吗？能干大事情吗？

今天本报所登几位古人的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样的故事，多得很，可以举几百个。看历史，就可以知道：从古以来，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往往推翻了有学问的老古董。年青人看到了新生事物的萌芽，抓住一个真理，便敢于向老古董开战。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于是新的科学成就产生，老教条被打破；旧制度垮台，新制度胜利；老古董被迫让位。学问不足，而能取胜，原因无他，在于方向正确。

人们受了旧思想的影响，往往容易看不起青年。诸葛亮和周瑜斗争，胜利者是年青的诸葛亮。唱京戏的时候却偏要让诸葛亮挂上一串胡子，周瑜反而成了和诸葛亮的儿子年龄差不多的人。剥削阶级害怕年青人的革新会动摇自己的宝座，便定下种种规矩来压制青年。最根本的是二条：一曰“泥古”，二曰“崇洋”。这二条思想也可以算是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土特产。唯其封建，所以“泥古”。古老规矩，“祖传秘方”，都是动不得的。做了半殖民地，洋人就成了“爸爸”，更是开罪不起。“月亮是美国的好”，教条是外国的灵。

然而，宝座终于不能千秋万世地坐下去。世界上出了一个共产党，这个党十分重视青年的作用。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我们党是掌握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党是革新者的党，而最热心地跟随着革新者走的总是青年。我们党是同陈旧腐败现象舍身奋斗的党，而首先去舍身奋斗的始终会是青年。”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不但获得经济上、政治上的解放，也把自己的思想解放出来，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奴隶状态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有些古人是值得尊敬的，却不是不可以超过的。最新科学成就可以打败“祖传秘方”。有些洋人也是可以学习的，却并不可怕。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人也是“洋人”。为什么我们非得比他们低一头不可？“洋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他们没有做到的，我们要创造。

赵子龙浑身是胆，才能在长坂坡逞英豪。我们这一代青年更要“胆大包天”，敢想，敢说，敢干，只要方向正确，就不愁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方向正确，是最主要的关键。方向一错，全盘皆错。走到邪路上去，虽然也“敢说敢为”，却只能成为“一代不如一代”的败家子。我们的方向，是为着共产主义、为着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谁要是只为个人打算，想出风头，“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他就会掉进泥坑。比如大海行船，方向对了，可以想出种种方法来加快船速；方向一错，那就根本不是速度问题，而是有触礁的危险。

行行出状元，任何岗位都可以创造、革新，都可以对人民做出出色的贡献。只要方向对，就抓住真理，大胆地想，大胆地说，大胆地干吧！（上海《青年报》，1958年4月22日）“贡献”四题奇怪的合唱团

朋友，你看到过这样的合唱团表演吗？

幕启了，所有的演员都背对着观众，手执指挥棒，上下挥舞，卖力得满头大汗。然而，女高音、男高音、女低音、男低音、钢琴伴奏的声音，统统听不见。原来，大家都认为指挥对合唱团的贡献最大，所有歌唱家、钢琴家都改行当指挥。

当然，这只不过是笑话，永远没有人愿意看这样的表演，也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表演。如果哪个合唱团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它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再也做不出什么“贡献”来了。

生活，比合唱团复杂得多，需要更多的分工。如果有人想非“贡献最大”的事不干，就只能说明他其实是不想对生活有所贡献。理论和厚本头书

据说，农村里“红”还可以，“专”就难了。理由是：农民文化低，不可能对科学做贡献。

现在，出了一个王保京，是个道道地地的青年农民，却成了科学研究员。事实出来驳斥了农民不能当专家的论点。

然而，有人不服气，他们说，农民实际经验可能不错，理论就不行了，还是要靠知识分子。

什么是他们所谓的理论呢？难道只有写在厚本头书中的才算理论？难道陈永康的“小株密植”不能算理论？理论，首先是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然后再写到书本上去的。看不见生活，只看见书本，不是“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在作怪又是什么呢？元帅和士兵

人人都该立大志，为社会主义做出更多的贡献。怎样才能贡献多？有人说：只有当高级知识分子。据说，高级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好比元帅和士兵，要贡献大，当然该做元帅。

这样的说法，并不新鲜，不能算新发明。二千年前孟老夫子就说过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今天，是不是该把这种说法丢到茅厕里去了呢？再谈元帅

元帅，当然反映了他贡献不小，于是人民给予他这样光荣的称号。然而，恐怕没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在年轻时是立志为做元帅而奋斗的。记得刘伯承元帅曾经说过：如果我死后墓碑上能刻着“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我就满足了。他们的大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元帅的称号，是为人民做贡献的结果，不是当了元帅才有贡献。今天的元帅，曾经把他们几十年的精力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人民，而他们当元帅，还不过是近年来的事情。

应该立志学习元帅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不是立志得到元帅的头衔。（上海《青年报》，1958年5月20日）续“贡献”六题并非“片面”

报上登了一些工农群众创造革新的消息，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劳动人民对我们社会的伟大贡献。有人不服，责难报社“片面性”。他问：为什么不多登载些科学家发明的消息呢？

果然是报社片面吗？科学家的发明报上登过并不少，只是在有些人看来，登这些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而当报上稍微登了一点工农的创造（应该说登得还很不够），他们却看不顺眼了，认为太过分了，片面了，难道只有“专家”能创造，而工农劳动群众就不能创造革新吗？谈“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坚持知识分子一定比工农群众贡献大的人找到了这一条“理由”，以为别人一定驳不倒他。

我们只想问他一句话：难道知识是贡献大小的决定条件吗？

知识是一种工具，掌握它，是做出更大贡献的有利条件，却不是唯一的决定条件。工具的作用，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人民拿着刀枪保卫自己，帝国主义拿着刀枪杀害人民。

知识，的确可以成为力量，却不是贡献大小的决定条件。宝刀入鞘

对于上面的论点，也还可以反驳：“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又不是反动派，知识愈多，当然对社会主义贡献愈大。”

可惜，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当然贡献大”。

宝刀虽快，藏在鞘中，恐怕连一只小鸡也杀不了，只能慢慢生锈；知识再多，不肯为人民服务，一点贡献也谈不上。学校还要多办“既然工农贡献大，那么学校可以关门，大家都不要读书好了。”

错了。这种说法，看上去重视工农劳动，其实还是看不起劳动人民。难道做劳动人民就理该不读书、不识字，就不配有文化吗？在旧社会，确实是如此，但这已经是旧皇历了。今天，劳动人民当家，要建设共产主义，当然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水平，当然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中学不能关门，大学也不能关门，不但不关门，还要大发展。人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但决不是毕业以后就不愿意拿锄头，自封为“上等人”的“知识分子”。招牌

饭店的招牌，很多用“老正兴”三个字，也有叫“真老正兴”“真正老正兴”的。然而生意的好坏，到底不决定于招牌，而决定于饭菜的口味，即使有人真的慕名而来，吃过一次，上了当，那么，不管你是“真老正兴”还是“真正老正兴”，他下回也决不会再来光顾。

有人为了说明自己“理想”之正确，就在“高级知识分子”前面加上一长串“又红又专的，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人阶级的”。如果他真的是这么想的，确实可喜可贺，不幸，一碰到具体问题，马上就露了马脚。原来，他还不想做一个劳动者。

要真正成为“又红又专、有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就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否则，前面一长串话，挂在那里，就会像冒牌饭店的招牌一样。称号和地位

当一个人把他的一生，全部无保留地献给集体、献给人民的时候，他就可能做出最大的贡献。如果只想有朝一日得到什么“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的称号、地位时才可以有“伟大”的贡献，那他就可能最后落得一事无成。

罗盛教在救崔的时候，决不会想这是不是我最大的贡献；黄继光在扑向敌人枪口的时候，也决不会想如果我将来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可以有多么“伟大”的贡献。他们只是按照革命的需要，做了他们认为最正确的事，也就是这样，他们为人民做了最伟大的贡献。

奚翔云没有等做了化学家再去发明活性染料，李始美也没有等成了专家再去掌握灭白蚁的技术，他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努力去做，自然为人民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祖国需要我们一部分同学去升学，也需要我们一部分同学到农村去，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的需要努力，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上海《青年报》，1958年5月23日）红白喜事

有些话，常在口边说，说惯了也不觉有什么奥妙。细细一想，却大有道理，里边有辩证法。“红白喜事”就是一例。

红是结婚，白是送葬，都叫喜事，婚丧都成喜庆，岂不是有些怪吗？其实又不怪。结婚要生孩子，迎接新生命的产生；送葬是为死人办后事，送去旧生命的灭亡。旧的死去，新的生长，两者不是一致的吗？旧的不死，新的也产生不了。如果三皇五帝、唐宗宋祖、秦桧岳飞、孔老夫子，一概吃了长生不死的灵药活到如今，那就有点不妙，千年万代的人都只生不死，到最后就有大家一齐饿死的危险。如果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是青春常在、永不灭亡，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无从诞生了。

当然，喜生而恶死也是人之常情，亲人、同志死了，也不可能硬去大笑三声。但人生百岁，终有一死，将来科学发达，或许还可以活得更长一点，要永远活下去，“老而不死”，却是做不到的。世上万物，除了时间、空间无限以外，都是有始有终，都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害怕灭亡、不承认灭亡，就不是辩证法。

死，也有两种。一是旧事物的灭亡。一是新事物的夭亡，活泼的小孩忽然得病死去，革命斗争被反动势力镇压而受到挫折，这当然不会使人高兴，但也还要化悲痛为力量，再接再厉，促进新事物重新生长起来。学《红楼梦》里的林妹妹，“终日以泪洗面”，是不顶事的。

旧死新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人的身上，每天要死去成千上万的细胞，又生出成千上万个新的细胞来，这就叫作“新陈代谢”。新的代替了陈的，人就有了活力。懂得这条规律，就是要把眼睛看着将来。办丧事的人家，穿了一身白孝服，还要在鞋跟上钉一块红布，叫作“后头红”。象征着死的已经死去，而新生的将来是要大兴旺的。

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地促进旧的死去，新的生长，愈长愈兴旺。新技术比旧技术先进，就要舍得丢掉旧技术；新产品比旧产品更适合需要，就要大胆去试制新产品；旧的机器不够灵，就要有勇气去改一改，改成新机器；旧的操作方法落后了，就要迅速去掌握新的操作方法。认为旧的终比新的好，徒弟永远只能按师傅讲的做，外国人创造的机器动不得，老的操作方法已经熟练了舍不得丢掉，对旧事物情意深长，留恋不舍，对新事物顾虑重重，不敢革旧创新，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保守派。（上海《青年报》，1958年6月17日）尊重普通劳动者

有一些人对普通劳动者是看不起的。有些从事普通劳动的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总是不安心。读一读毛泽东同志写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对于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很有好处。

在旧社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死了，说不定连一口棺材、一寸葬身之地都没有，只能用芦席卷起丢到野地里去。除了他的亲人、好友为他淌几滴眼泪，又有谁来为他送葬、开追悼会呢？然而，在我们的队伍里，一个普通的战士在烧炭的时候牺牲了，就开了追悼会，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去讲话。一个追悼会，一篇讲话，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不单是为了纪念张思德同志一个人，同时也是教育我们尊重一切普通劳动者。他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他并且要我们把这个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我们应该遵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把尊重普通劳动者的思想向每一个群众宣传。

为什么要那样尊重普通的劳动者呢？因为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这是最崇高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衡量问题的标准。别人提的意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同样，任何一件工作，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做。艰难、困苦、别人看不起，我们都不怕，甚至不怕牺牲生命。“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做标准，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思想，当我们不安心于平凡的普通劳动时，是不是对人民的利益看得轻了一些，而对自己个人的所谓面子、前途等等看得重了一些呢？

对自己的平凡的普通劳动，应该看到它的意义，自己要尊重自己的劳动。也要尊重别人的普通劳动。“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瞧不起，互相嘲笑，互相找麻烦。真正应该被人们瞧不起的，是那些瞧不起普通劳动者的思想。

一切不尊重普通劳动者的想法都是对人民的利益不利，都是错误的，尊重普通劳动者，认真做好对人民有利的一切普通的平凡劳动才是好的、正确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已经是这样做了的，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国家已经兴旺起来了。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做得更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就一定会更快地兴旺起来。（上海《青年报》，1958年11月25日）太阳和黑点

太阳是什么样的？谁都可以告诉你，那是很亮很亮的。它给大地以光明，给人类以温暖，使百花得以盛开，万物发育滋长。如果不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谁能想到太阳当中还有几个黑点？

科学家的话是确实的。从巨型望远镜里，的确能够发现太阳中黑点的活动，科学家甚至还能计算出那黑点直径的大小。然而，无论黑点有多么大，和太阳比较起来，总不过只是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黑点。太阳仍旧是太阳，它的光明并不因为有了几个黑点而打一些折扣。

世界上大概没有人会因为从望远镜里看见太阳有几个黑点，就惊慌地断定：“太阳原来是漆黑一团。”但是，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就有点不一样了。帝国主义分子天天希望我们垮台，他们自然要抓住我们的个别缺点，来全面否定我们的成绩。在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对于黑白分不大清楚，这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譬如，有些食堂、托儿所，创办伊始，经验不足，难免总会有点缺点。有些人看不见这些组织对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巨大作用，看不见缺点正在不断地消除，却站在一旁，指手画脚，把这些统统看成“根本办不得的”。再如，教育要和劳动生产结合，学生要参加劳动，到底时间安排应作如何比例，如何才能结合得好，这些方面的经验本来都有待摸索。前一个时候，劳动的时间安排多一些；这一段时期，学习的时间安排得多一些。有些人却因此得意起来：“我老早就说过，劳动要影响教学质量的”，连这一时期贯彻教育方针的巨大收获，都一概否定了。诸如此类，例子还可以举很多。所以会看不清，除了由于立场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以外，还在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

对于缺点，是应该加以注意的。太阳上的黑点，虽然肉眼看不见，却能影响地球上的无线电通讯，究竟还有什么别的作用，要等天文学家的研究。工作上的缺点，不论它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或者半个，都会对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都必须及时纠正。我们的党从来就主张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改正缺点错误，而反对陶醉在胜利之中。不能认为讲缺点就是泼冷水。

但是我们的缺点，一般又总是只占一个指头以至半个指头的地位。忘记了这一点，抓住一个指头，否定十个指头，得出的结论就会和说“太阳是漆黑一团”一样荒谬可笑。

全面是由若干个侧面组成的，要全面看问题，就必须把事情的正面反面都看一看。看成绩的时候，也要看到缺点；看缺点的时候，要弄清楚到底是几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反对片面性，不是不要看事情的每一个片面，而是说不要把一个片面当成全面。看到九个面，丢掉一个面，固然不好；只看到一个面，丢掉九个面，就更不对了。（上海《青年报》，1958年12月23日）力气使在刀口上“力气使在刀口上”，这句话很合乎辩证法的道理。它把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了。拿刀劈柴，不用力气是不行的，力气用得不对劲也是不行的。如果用刀背、刀面去劈柴，哪怕你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哪怕你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也不会对柴发生什么作用。刀到底是个比较简单的东西，“力气要用在刀口上”这个用刀的客观规律，是比较容易被人掌握的。在比较复杂的事情当中，比如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是不是也有相似的道理呢？

由于一年来的指标一跃再跃，奇迹的不断出现，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只要有干劲，什么事都可以办成，要多快就能多快，什么客观规律等等，都不在话下。好像谈一下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就是“保守”，就是“干劲不足”。

的确有一些人把“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作为掩饰自己保守落后的借口。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所谓“客观规律”正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他们的所谓“实事求是”，也正是最不符合实际、最不实事求是的。这些情况能不能证明客观规律、实事求是都是要不得的呢？不能。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应该更正确地掌握客观规律，更加实事求是地工作。单有干劲，而不讲客观规律就会流入漂浮脱空。生产的指标能不能跃上去？能，但这要建立在革新技术、节约原材料、找到代用品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基础之上。如果这些措施都不考虑，只是拍胸脯，提保证，说有信心，那只能算是说空话。学生的学习、劳动是不是能够双丰收？能，但这要建立在妥善地安排时间、刻苦地钻研的基础上。不做认真的努力，上课不安心听课，下课不用心复习，或者不能找到更适合的学习方法，学习的成绩和劳动的成绩都是会下降的。我们既然希望共产主义来得愈快愈好，就应该认真研究到达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条件，现在应该做哪些努力，抓紧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停留在美丽的遐想上。如果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缺乏对客观规律的研究，缺乏实际如何动手的打算，干劲、力气，就可能用不到“刀口”上去，工作就可能走弯路，碰到失败。“不是要敢想敢干吗？不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吗？”是的，这些都是要的，有些人至今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还不大相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进一步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方面，还需要认真做许多工作。但是，也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这些只是文学的语言。文学是允许夸张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光凭胆量，凭想象，能不能叫一亩田在一年里生产出够全世界人吃一百年的小麦来？能不能自己拉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能不能设计出不需要任何动力的永动机？当然，这样的想法其实不可能实现，是太明显了，不至于真的有人去这样想。然而，一些虽然没有这样夸张，但也是不切实际的空想，难道就能实现吗？只有使我们的思想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好地掌握客观规律，我们就更坚信自己所想是符合真理的，是正确的，我们的胆就更大，更加能够为了坚持真理而敢想敢干，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就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而不至于把力气用到“刀背”上去。“这样说法，听来总有点泄气，现在我们应该鼓劲，不应该泼冷水”。冷静的分析和泼冷水不同，泼冷水会使满腔热情，化作烟消云散，或者变成一泡“温吞水”。冷静的科学分析，会使热情用得更好，会使我们对跃进更有把握，也就是可以有更足的劲头。如果没有冷静的分析，光是一腔热情，莽撞、冒失，那就很可能要跌跤，达不到目的时，就真的可能泄气了。

当你面临一个艰巨任务的时候，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畏缩，也不要急躁，想一想，如何把“力气使在刀口上”，如何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的分析结合起来，也许对你会有帮助的。（上海《青年报》，1958年12月26日）1959年（13篇）杂谈“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重要的法宝。它帮助我们共同进步，它使我们的工作更顺利前进。不管对什么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当面及时地说出来，人人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这就有利于造成无产阶级的正气大大发扬、资产阶级的思想无处藏身的局面。

如果处理得不正确，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也需要讲究正确地运用。有事实才有道理

我们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是唯物论者，唯物论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从事实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讲事实，就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认为谁有缺点和错误，就得把事实摆出来。事实明白了，是非就容易清楚。不问具体情况，就奉送帽子一顶：“我认为你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批评，是很难使人心服，也很难收到效果的。不轻易下结论

摆了事实，还要讲道理，也就是说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件事不对在哪里，怎样做就对了。事是人做的，和人的思想总有关系。我们不赞成，只是就事论事，提倡就实务虚，从思想、观点以至立场上来分析问题。但是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不等于一个人的全面。不是掌握了很多材料，了解一个人的各方面，是不宜轻易对一个人的整个思想下结论的。帽子要适合头的大小

帽子是不是不能戴呢？不是。人总有一顶帽子。但戴的帽子必须适合于头的尺寸，不宜过大过小。有人认为现在读书没有意思，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但作这样想法的人，出发点也各有不同。有的是想早点“赚钱”；有的是觉得反正是普通劳动者，奔头不大；有的是不认识学习前人创造的写在书本上的知识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套一顶“个人主义”的帽子，就未必合适。

在批评的时候，对别人的缺点、错误，需要用适当的词句来形容、说明。这些词句必须是适当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求得共同进步。看到了问题必须提出，问题的提出可以尖锐，分析问题必须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这些都不等于可以简单化。批评者也应该听听被批评者的意见，被批评者则应该主要从批评的内容和精神上去领会，而不要斤斤计较个别的词句。这两年来，我们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的经验渐渐地多起来了。总结我们的经验，就能够更加正确地掌握这个法宝。（上海《青年报》，1959年1月9日）碰鼻头转弯

苍蝇想飞到窗外去，拼命地对着窗上的玻璃撞头，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撞得昏昏然，仍旧飞不出去。它不懂得吸取经验教训，不会从背后开着的门里找到通向自己目的的道路。

猪比苍蝇聪明一点，鼻子碰到墙，就知道转一个弯另找道路。

人当然比猪更聪明些，用眼睛一看，就知道哪里是墙壁，哪里是道路，不至于硬要把脑袋撞在墙上才知道转弯。然而，走路如此，处理工作、生活、学习中的问题，就好像有点不同。有些人往往不善于从失败和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样的错误，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碰了鼻头，还不知道转弯。就这一点说，人们从猪的“碰鼻头转弯”当中，还可以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说到“转弯”，听起来好像有点泄气，长墙壁威风，灭自己志气。其实不然，转弯不是退却，而是为了找到更适合于前进的道路。两军对战，为了消灭敌人，这边不好攻，就到那边去迂回，这个办法不灵，再找别的办法。《三国演义》上说，“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说的就是这个过程。“一计不成”，不就是“碰鼻头”了吗？“再生一计”不就是“转弯”吗？转来转去，其目的还是在消灭敌人，并非泄气，这是很明显的。

当然，如果因为方向错了而碰“鼻头”，转弯转到180度，也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回头走上正路。如果那目标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的，那么在“碰鼻头”之后，也的确应该重新考虑。人不能勉强去做实在不可能实现的事。一年不吃饭，一个月不睡觉，发明“永动机”，抓住自己的头发上天，这种试验，可以肯定10次有10次是要碰鼻子的。

至于方向正确、可以成功的事，就无论如何不要碰了“鼻头”就打退堂鼓。许多新的成就都是“碰鼻头”多次，然后才得到成功的。名药“六零六”“九一四”的名字，就是因为它们是分别试验到第606次和914次才试成的。只是在试验的时候，要善于把决心和“转弯”结合起来，要会“另生一计”。死抓住一条办法，蛮干到底，不管6006次，还是60006次，失败还是失败，都不会只因为次数多就成功。要能“另生一计”，而且要生得好，就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除了自己的经验教训，也要注意别人的经验教训。看到板子打在别人的屁股上，就应该知道这是痛的。看到别人碰破鼻子，就应该知道那样走是走不通的。不必非要等到自己也碰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才知道转弯。

我们在生产上讲究巧干，讲究技术革新，在学习上讲究创造性地学习，讲究革新教学。总结一下自己和别人碰过鼻子的经验教训，我们在革新中就可以少走一点弯路。（上海《青年报》，1959年1月13日）怕·敬·爱

我们小的时候，看见先生，都是怀着几分恐惧的。那情形，有一点类似老鼠看见猫。先生，照例都是“严师”。“教不严，师之惰”。严的办法也很简单：戒尺一方，可以用于打手心，偶尔也打学生的头，确实很威风。等到大一些的时候，挨板子的机会少了，但对先生仍旧是怕的，因为先生的红笔底下掌握着批分数的生杀大权。至于批评先生几句，那更是根本谈不上了。虽然也读过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却没有，也不敢去联系一下实际。

师生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由来已经数千年，相沿成习，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变。从封建社会的观点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是和“天地君亲”一起写在大红纸上让人们磕头顶礼的，先生怎么能和学生讲平等呢？学生必定不如先生，先生一定胜过学生；做学生的后来也成了先生，又一定胜过他的学生。总而言之，就是九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有些人的主观愿望，它循着自己的规律走去，总是让做学生的胜过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去自然很不容易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只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教育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之后，才大大地打开了我们的思路。真理是无穷尽的，决非到了先生所知的地步就为止了。人都难免有缺点、错误，先生也不例外，决不是提不得意见、批评不得的。

学生不怕先生，是不是先生就应该反过来怕学生呢？也不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看到学生意气风发，在有些地方超过了先生，容易产生“后生可畏”的感觉。其实“后生”可爱得很，有什么可畏呢？学生超过先生，说明学生学得好，也说明先生教得好。教得好，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学得好的是好学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不也是人生一乐吗？学生批评先生，也并没有什么可怕。批评有对有不对。对的，虚心接受，帮助了自己进步，正是教学相长，值得高兴。不对的，也可以以爱护的态度，指出之，教育之，帮助学生更好地进步。

学生不怕先生，但还需要向先生学习，虚心地学习。“人非生而知之者”！知识都是学来的。“弟子不必不如师”，这是一面；学生在许多地方确实不如老师懂得多，这又是一面。学生可以超过先生，但又要向先生学，学了才能超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要“出于蓝”，才能“胜于蓝”，这也是辩证的规律。先生应该虚心地听学生的意见，“不耻下问”；学生更应该虚心地听先生的教诲，“不耻上问”。先生的知识和意见未必都正确，所以应当准许学生批评先生。先生同学生比较起来毕竟知识要丰富些，这些知识虽然未必全对，但一般来说，对的总比错的多。所以学生仍得向先生学习，学了以后，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可以批评，可以同先生讨论。

我们希望，学生和先生之间，各去掉一个怕字，换来一个敬字，一个爱字。学生不怕先生，先生不畏后生，学生敬先生，先生爱学生，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对待群众中的先生，应该有这种精神，对待学校里的先生何尝不要有这种精神呢？不怕不畏，亦敬亦爱。唯其希望后来者超过自己，所以更加爱护学生。学生虚心敬爱教师，教师虚心听意见并不断提高自己，更博得了学生的敬爱。而这些又都不妨碍互相的批评、帮助。我们可以预计，社会主义的师生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加完善。（《光明日报》，1959年2月18日）“登泰山而小天下”

青蛙坐在井底，抬头看天，天不过只有井圈那么大。于是怡然自得，以为天底下只有一口井，而它——青蛙阁下，既然占有了整个井的水面，也就是天下之主了。

人们常常用这个“井底之蛙”的故事去讽刺那些目光短小而又自以为是的人。然而，人们又往往因为缺乏远大的理想，而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甚至于躺在成绩上打起呼来，再不想迈步向前了。看得远一点，是革命者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二千年前的孔子就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鲁，是春秋时的一个国家，大概就只有我们现在两三个县那么大小。在平地上看看，当然也可以算是一望无际了，然而登到一个不算太高的东山上一看，就显得小了。要是爬到泰山顶上，那么，就连“天下”，也似乎嫌狭窄些。看来，登高望远，打开眼界，对于容易满足于点滴成就的人，确实是一帖有效的良药。这里，并没有什么别的奥妙，关键就是比较。和在高山顶上看到的更为广阔的天地一比，原来自以为了不起的“大”，就变成显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了。

学习，不也是如此吗？读了这么几年或者十几年书，坐在家里想想，墨水也喝得不少了，大概差不多了吧，何必学那么多，那么认真呢？可以将就过去就算不错了，还要怎么样呢？我反正又不打算做物理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学那么多干什么？

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是生活在二千年前，那也就罢了。现有的知识，比那时的人们当然不知要高明多少。如果只打算混混日子，了此一生，过一天算一天，那也就罢了。因为，在这样的人看来，懂得多些和少些，反正都“差不多”。

要是我们能站高一些，望远一些，那就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的问题了。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手里，将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许多青年人还将一直生活和工作到21世纪去。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都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对每一个劳动者也将要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许多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材料、新的能源，将要进入我们的劳动领域，要求我们掌握比现在不知要多多少的新知识。面对着生活和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永远也不能对自己说“差不多”。伟大的目标，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足。列宁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请问，我们在“人类的全部知识”里吸取了多少？在“一切现代知识”里掌握了多少呢？难道我们还能有丝毫的放松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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