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莎拉·韦曼 著,温凯尔 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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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上帝是只兔子试读：
作者简介
莎拉·韦曼
Sarah Winman
英国作家，演员。从小在埃塞克斯长大，现居伦敦。《那时上帝是只兔子》是她的处女作。一出版，便跃居英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惊动了2011年英伦出版媒体界。同时，她也凭这本处女作，被评为当年英国国家图书奖“年度新锐作家”。莎拉·韦曼文笔细腻敏感、含蓄有力，在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与隐含深意的优美段落之间自由切换，把一个在成长中被欺骗、被嘲笑、被伤害的情感故事写得引人入胜，把谁也没有答案的人生困顿写得韵味悠长，让你读完只想把它抱在胸口。
另著有《美妙女士的一年》（AYear of Marvellous Ways，2015）和《铁皮人》（Tin Man，2017）。献给父亲
献词
我将我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不完全是一前一后，它们更像是书立，从两头紧紧夹住中间那段松弛、充满无意义冥想的时光，那是从青春晚期到二十来岁、成人那套外衣还不太合适的时期。我不打算花时间回顾那些漫游的时光。
我看着那些年的照片，我在照片里，也许在埃菲尔铁塔前，或是自由女神像前，抑或在齐膝的海水中，挥手微笑着。但现在我知道，这些经历，带着单调无趣的色彩，甚至连彩虹看起来都是灰色的。
这个时期，她完全不在，我意识到她正是我缺失的色彩。她紧紧抓住这段等待岁月的两端，当作灯塔般举起来，而在那个单调晦暗的一月清晨，她出现在课堂上时，似乎她自己就是新年，带给我对未来的希望。但只有我能意识到这点。其他人，大概拘泥于传统，要么觉得她好笑，要么就嘲笑她。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与众不同。但在那时，私下里，我也和大家不一样。她是我缺失的那部分，能补充我的那部分。
有一天她对我说：“看着。”然后从小臂里拿出一枚崭新的五十便士。我看到那个扁平的边缘像个订书钉一样，从她的皮肤上露出来。她并不是从空气里或袖子里把它变出来的——这种我以前见过——都不是，她真的是从肌肤中取出来的，还留下了一道血迹斑驳的伤痕。两天之后那道伤痕痊愈了，不过，那枚五十便士还在她的口袋里。如今我谈起这件事，没有人相信。硬币上的日期也很奇怪，是十九年之后：1995年。
我无法解释魔术的戏法，正如我无法解释那个在教堂的清晨，她突然弹起了钢琴。她并没接受过这方面的指导。就好像她能将自己的意愿投射到某种天赋里，并通过这样的愿力，获得一种意外而稍纵即逝的能力。我见证了这一切，惊奇不已。但只有我能看到这些瞬间：像是某种证明，证明在必要时刻，我要相信她。第一部1968
母亲去伊尔福德购物一无所获，从返程巴士下车时，我决定来到这个世界。她原本想要去换一条裤子，但我不断挪动胎位让她心烦意乱，一时间难以在补丁牛仔裤与天鹅绒喇叭裤之间做出选择，又担心我出生在百货商店，就趔趔趄趄地往家的方向奔。途中，倾盆大雨自天而降，她的羊水破了。在离家还有七十码那一路，她的羊水混着十二月的雨水，齐齐打着旋流到排水沟里，直到生命的周期郑重地——也许诗意地——落下了大幕。
为我接生的是一位下了班的护士，就在我父母卧室里那条在一次抽奖中得来的羽绒被上。短短二十二分钟之后，我的脑袋就露出来了。护士大声地喊“使劲！”父亲也跟着大喊“使劲！”母亲也使着劲，最终我毫不费力地滑进了那传奇的一年。那一年巴黎发生五月风暴，北越发起新春攻势，马丁·路德·金为了一个梦想失去了生命。
数月里，我都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安静世界里，被珍爱宠溺着。直到有一天，母亲的乳汁干涸了，悲伤的洪水一时间吞没了她。那时，母亲得知她的父母在奥地利徒步旅行时不幸身亡了。
所有报纸都报道了。那场离奇的事故，卷走了二十七位游客的生命。模糊的照片上，一辆被轧坏的长途巴士如同一张吊床般，嵌入了两棵松树间。
这次事故只有一位幸存者，一名德国导游。他当时正试戴一顶新的滑雪防护头盔——显然那玩意救了他。他躺在维也纳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望着摄像镜头，同时正用着另一剂吗啡，他说，尽管这是一场凄惨的事故，但所幸当时大家刚刚饱食，也算走得安详。显然，从岩缝垂直跌落所带来的创伤已经抹去了他的记忆，又或是满腹饺子和果馅奶酪卷减轻了些冲击。这仅仅是猜测，我们无从考究。镜头久久停留在他瘀青的脸上，试图捕捉到清醒的一瞬，以慰藉心碎的一个个家庭，然而，那一刻从未到来。在我出生第二年的一整年里，母亲仍然悲痛欲绝，第三年依旧。她没什么那个时候的故事可讲，没有我们学走路或是说出第一个有趣字词的故事。这些能为孩子将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提供一些线索的故事，她一个也无。每一天都朦朦胧胧，像是一扇她无心去擦拭的模糊的窗。“发生什么了？”马文·盖伊唱道，但没人知道答案。
就在那时，哥哥拉住了我的手，守护般带我走进他的世界。
在童年时代，他像是月亮一样持续环绕在我身旁，在好奇与冷漠之间反复抓紧或推开我。要不是那个关键而悲剧性的下午，命运击中了那辆大巴，他大概会一直这样。
哥哥比我年长五岁，拥有一头天生的金色鬈发，这在我家就好像父亲有一天会买的那辆新车一样不寻常。他与同龄的男孩相比很不同，像个外星人一样，他会在晚上偷偷涂抹母亲的口红，在我脸上留下一个像脓包一样的唇印。那是他对保守世界的发泄方式。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的沉默反叛。
渐渐地，我长成一个充满好奇心又能干的小孩。四岁我就能读会写，与人谈论的话题通常是八岁孩子才知道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早熟或更有天赋，仅仅是受到了哥哥的影响。他那时已经迷恋上了埃诺尔·考沃德的诗和坎德尔与艾伯的歌。他给我们无聊枯燥的生活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每一天，我都等着他放学回来，这份渴望日益不安、日益具体。没有他，我就无法感到完整的自己。事实上，永远也不会。“上帝爱每一个人吗？”我问母亲，伸手越过一碗芹菜，去拿最后一块绿茶蛋糕。父亲从报纸里抬头观望。只要有人谈及上帝，他每次都会这样抬起头来。这是他的条件反射，就好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当然了。”母亲放下熨斗回答道。“那他爱杀人犯吗？”我继续问。“爱。”她说。父亲看着她，发出不耐烦的啧啧声。“强盗呢？”“也爱。”“大便呢？”“大便不是一种生物，亲爱的。”她认真地说。“但如果是呢？上帝会爱它吗？”“当然，我想他会。”
但知道这些于我没有任何安慰。听起来上帝眷爱一切，除了我。我剥掉巧克力的最后一层锡纸，露出里面的白色软糖与夹心果酱。“你还好吧？”母亲问我。“我不会再去主日学校了。”我说。“噢，上帝，”父亲说，“太好了。”“我以为你很喜欢主日学校。”母亲说。“不再喜欢了，”我说，“我只是有点喜欢唱歌。”“你可以在家里唱，”父亲说道，眼神重新回到报纸上，“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唱歌。”“是有什么原因吗？”母亲问，似乎感到我有所抵触。“没有。”我说。“你想谈谈吗？”她平静地问道，试图拉我的手。（她那时刚开始阅读一本关于儿童心理的书，书中鼓励孩子们多谈谈自己的感受，但这反而使我们不愿开口。）“不。”我又轻声说了一遍。
说起来，那是一个简单的误会。我想说的是，耶稣的出生也许就是一个错误，仅此而已。一次意外怀孕。“意外？”那牧师尖叫起来，“你从哪里学来这亵渎神明的脏话？你这个放肆的孩子！”“我不知道，”我说，“这不过是一个想法。”“只是一个想法？”他重复，“你真以为上帝会爱那些质疑他神圣计划的人吗？小姐，我告诉你，绝对不会。”他忽然伸出手臂并指向一边，驱赶我出去。“到角落去。”他说。我溜达着，走向那面潮湿、布满裂痕的绿墙对面的椅子。
我坐在凳子上，回想着那天晚上父母蹑手蹑脚走进我卧室时说的话：“我们想跟你说件事。哥哥一直跟你说的那件。关于你的出生是个错误。”“噢，那个啊。”我说。“嗯，我想说，你并不是一个错误，”母亲说，“只是没计划好。我们没有预料到你的到来，就是这样。”“就像哈里斯先生？”我说。（哈里斯先生是个似乎总知道我们何时会坐下来进餐的男人。）“类似吧。”父亲说。“就像耶稣吗？”“没错，”母亲淡然地说，“正像耶稣那样。你降生的那一刻就像是一个奇迹。此生最好的奇迹。”
父亲将报纸放进他那破旧的公文包里，坐到我旁边。“你不一定要去主日学校或教堂来使上帝爱你，”他说，“或者使任何人来爱你。你知道的，对吗？”“是的。”我说，但并不相信他。“长大后，你会明白更多。”他又说道。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那会儿已下定决心，如果这个上帝不爱我，那么我很清楚要另找一个爱我的人。“我们现在需要另一场战争，”新搬来的隔壁邻居亚伯拉罕·戈兰先生说，“人们需要战争。”“人们需要智慧。”他的妹妹埃丝特说，并对我眨眨眼。她正在他脚边用着吸尘器，结果吸走了一根松散的鞋带，绞断了风扇皮带，整个屋子散发出一种橡胶燃烧的气味。我喜欢橡胶烧着的气味。我也喜欢戈兰先生。我欣赏他在晚年与妹妹而不是妻子生活在一起，在遥远的未来，我希望哥哥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戈兰先生与他妹妹是在九月搬到我们这条街道的，十二月时，他们在每一个窗口都点燃了蜡烛，以这种照明方式来表明他们的信仰。一个天气温暖的周末，哥哥和我倚靠在墙后面，看见了那辆蓝色的皮克福德货车。我们看着那些板条箱与家具被那些嘴里叼着烟、裤子后口袋里掖着报纸的男人们粗鲁地搬来运去。“看起来有什么东西曾死在那张椅子上。”一张椅子从跟前搬过时，哥哥说。“你怎么知道？”我问。“就是知道。”他轻轻拍打着鼻子，展示着他的第六感——另外五感已经多次被证明并不可靠。
一辆黑色的和风牌汽车歪斜地停在前面的人行道上，一个老人下了车，一个比我以前见过的人都要老的男人。他有一头鹅羽般的白发，一件奶油色夹克像松弛的肌肤一样挂在他的身躯上。他上下打量着马路，随后朝屋子前门走去。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停下来，说道：“早上好”。他有着奇怪的口音——后来我们知道，是匈牙利口音。“你真老。”我说。（但我本意是跟他问好。）“我跟时间老人一样老。”他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他朝我伸出手，我坚定地握了上去。那时我四岁九个月零四天。他八十岁。不过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如同阿司匹林溶进水中一样迅速消失了。
很快我就脱离惯常的生活，融入了戈兰先生那时刻充盈着蜡烛与祈祷的违禁世界。一切都像是秘密，我像看护易碎的鸡蛋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们。他告诉我，星期六这天除了电视机以外，其他东西都不能使用。每当他从犹太教堂回来后，我们总是会吃一些我从未尝试过的奇异食物，比如犹太逾越节薄饼、剁碎的肝脏、鲱鱼，以及鱼丸冻，他声称“能够唤起人们对古老国家的记忆”的食物。“啊，克里考伍德。”他这么说着，擦去从他阴郁而浑浊的眼睛中流下的一滴眼泪。直到事后到了夜里，父亲坐到我的床边告诉我，克里考伍德既不与叙利亚也不与约旦接壤，它当然没有自己的军队。
有一天戈兰先生对我说：“我是个犹太人，但是个高于一切的人。”我点头，似乎自己真的明白其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聆听他的祈祷，聆听《施玛篇》，并坚信上帝不会拒绝如此动人的声音。他常常拉起小提琴，用这种方式将他的祷告转达给神灵。“你听到它是怎么哭泣的吗？”当琴弓滑过琴弦时，他问我。“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聆听那你所能听到的最悲伤的音乐，返回家后我就吃不下食物，甚至无法说话，我稚嫩的脸颊也会变得苍白。这时，母亲会坐在我床边紧紧挨着我，用她冰凉的手触探着我的额头问：“怎么样？你觉得不舒服吗？”但是一个刚开始懂得理解别人疼痛的孩子能说些什么呢？“也许她不应该花太多时间与老亚伯拉罕待在一起，”我听见父亲在房门外说，“她需要与她年纪相仿的朋友。”但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更何况我离不开他。“我们首先要寻找的，”戈兰先生说，“就是生存的原因。”他看着在自己掌心里滚动的彩色药片，迅速地吞下了去。他开始大笑。“好的。”我说，也跟着大笑，以至于胃部十分不适。多年之后我的胃疼被心理学家诊断为神经性胃疼。
随后，他打开一本总是携带在身边的书说：“如果没有原因，活着不就一直被困扰吗？生存需要目的，为了有尊严地忍受生活中的伤痛，为了给我们一个坚持的理由。这种价值必须进入到我们心里，而不是头脑。我们必须清楚受苦受难的意义。”
我看着他苍老的双手，同他翻过的书页一样干燥。他凝视着天花板而不是我，就好像他的理想已经奔上天国。我被那些难以理解的思想所困扰着，没什么可说的，只觉得自己那会儿不得不保持安静。然而，我的腿很快就开始发痒，在我短袜底下避难的一块牛皮癣痒得愈发强烈，炽热而浮凸起来。我急需抓挠——起初只是慢慢地挠，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似乎悄然驱散了屋里神秘的气氛。
戈兰先生有些困惑地看着我。“我刚才讲到哪儿？”他说。
我犹豫了一阵。“受难。”我轻轻地说。
那天晚些时候，我问父母和他们的客人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当时这些大人们正静静地围在芝士加热器旁边。房里格外平静，只有格鲁耶尔芝士与艾门塔尔芝士混合在一起发出的轻微汩汩声和一股恶臭。“他就是那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并且能无条件忍受的人，”我严肃地说，“他就是尼采。”“你该睡了，而不是思考什么死亡。”住在37号的哈里斯先生说。自从他太太前年离开，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之后，他心情一直不好。“我决定要成为犹太人。”我宣布。哈里斯先生正将一大块面包浸泡在冒泡的芝士里。“我们明天早上再来谈论这个。”父亲一边说，一边给客人斟满酒杯。
母亲跟我一起躺在我的床上，她身上的香水味随着呼吸朝我扑面而来，她的话语夹杂着杜本内酒和柠檬水的气味。“你说过当我长大之后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我说。
她微笑着说：“当然可以，但是成为犹太人并不容易。”“我知道，”我有些愁苦，“我需要一个号码。”
她忽然没了笑容。
那是一个气候宜人的早春，我真的鼓足勇气问了他。我以前就注意到了，这是当然，因为孩子就是会注意到。我们都在花园里，他卷起了衬衣的袖子，露出了那些号码。“那是什么？”我指着他的手臂内侧问道。“这是我曾经的一个标识，”他说，“在战争期间的营地里。”“是个怎样的营地？”我问。“就像一个监狱。”他说。“你做了什么坏事吗？”我说。“不，不是的。”他说。“那你为什么在那儿？”我继续问。“啊，”他竖起一根食指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在那儿？到底为什么会在那儿呢？”
我看着他，等待着答案，但他并没有回答。我的视线又回到那串号码上：六个数字，字迹粗糙但颜色很深，就好像是昨天才被写上去的。“只有一种故事发生在那样的地方，”戈兰先生轻轻地说，“关于恐怖与痛苦的，那不是你这个年纪适合知道的。”“但是我想知道，”我说，“我想知道恐怖，还有痛苦。”
戈兰先生闭上眼睛，一只手轻轻抚过手臂上那串数字，仿佛那是保险箱的密码。“那我告诉你吧，”他说，“靠近一些，坐在这儿。”
那天我的父母正在花园里，他们在苹果树一根低矮结实的枝杈上固定一个鸟笼。我听到了他们的笑声、尖叫声，以及时不时发出的“高点”“不，低点”这样相互矛盾的指挥。通常我会跟他们一起待在外面，做那样的事足以让我感到开心，况且那天天气很好。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变得更加沉默，陷入了内省当中，并且徜徉在书本里。哥哥打开门，笨拙地倚靠在门框边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看书。他看起来很糟糕。而我向来知道他怎么回事，他的沉默不攻自破，他的渴望在躁动。“什么事？”我说着，放下了书本。“没什么。”他说。
我重新拿起书本，这时他又说：“他们要切除我的‘把手’，你知道的。或者切掉一部分。这叫切割包皮，我昨天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进医院的。”“哪一部分？”我问。“最上面的一点。”他说。“会疼吗？”“很有可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部分的皮肤太紧了。”“噢。”我说，满脸疑惑。“听着，是这样的，”他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解释道，“你还记得当时你努力想将头挤出那件蓝色领口的套头衫，却因为领口太小而卡在那儿的事吗？”“记得。”“那你应该知道那种想出却出不去的疼痛感。”“我想是的。”“你的头就好比是我的‘把手’，他们不得不切除一部分的皮肤——就是衣领部分——好让头能挤出去。”“然后做成圆领吗？”我恍然大悟。“差不多。”他说。
那几天，他步履蹒跚，边咒骂着，边不断地挪动裤子裤裆的部分，就像住在公园里的那个疯子——我们总被告诫不要接近他，但从来都不听。哥哥回避我的提问，拒绝了我看他伤口的要求。但在大概十天之后，他原本肿胀的伤口渐渐恢复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卧室里玩耍时，我问他那是怎么样的。“高兴吗？”我吃完最后一块雅法蛋糕。“我想是的，”他试着挤出一个微笑，“我现在看起来跟霍华德一样，我有一根犹太人的阴茎。”“就像戈兰先生的阴茎。”我说着躺回枕头，丝毫没察觉到房间里变得异常安静。“你怎么知道戈兰先生的阴茎的？”
他脸色霎时惨白。我听见他咽了下口水。我坐起来，沉默不语。只能听见外面微弱的狗吠声。
一片寂静。“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他又问一遍，“告诉我。”
我感到脑袋受到什么重击，身子有些摇晃。“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说。
他磕磕碰碰地走出我的卧室，并承受着重担；事实上，那是他这个年纪远无法承担的。但他一直自己扛着，没有告诉任何人，如他发誓的那样。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离开我的卧室之后发生了什么，即使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从不告诉我。我只是再也没有见过戈兰先生。嗯，不管怎样，他已经不在世了。
哥哥回来之后发现我躲在被子下，因为紧张而厌烦，呼吸出了异味。我陷在床上，头脑混沌，有气无力地说：“他是我的朋友。”但我不确定那还是不是我的声音。“我会让你认识更合适的朋友。”在那个黑夜里，这是他抱着我所说的唯一一句话，像花岗石一样坚毅而冷酷。我们蜷缩着躺在床上，假装生活仍旧如从前。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那时，信任就像时间一样，亘古不变。当然，也会一直都在。
父母当时正在厨房里为一只火鸡涂上油汁。烤肉的味道弥漫整个屋子，令我跟哥哥都想作呕，因为那会儿我们正试图吃光最后两块巧克力牛奶夹心太妃糖。我们站在圣诞树前，因为接近星星的某个地方接错了线（母亲已经警告过我不要湿着手去触碰），缠绕在树上的彩灯令人害怕地闪烁不定，还不时发出嗡嗡的声音。我们沮丧地看着散落在圣诞树下那堆未拆封的礼物，在吃完午餐之前我们连摸一摸它们都不行。“只剩一个小时了。”父亲边说边蹦到客厅，穿得像个精灵。帽檐下，他那年轻的面孔尤为突出，令我惊讶的是，他看起来更像是彼得·潘——永远长不大的男孩——而不是满怀恶意的精灵。
父亲喜欢打扮。他很把那当回事，就像对待他的律师工作一样严谨。每一年，他都喜欢以带有节日特征的新形象给我们惊喜，会这样陪我们度过整个圣诞假期，就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莫名闯入了我们生活。“你们听到我说的了吗？”父亲说，“再过一个小时就吃午饭了。”“我们要出去。”哥哥闷闷不乐地说。
我们觉得无聊乏味。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拆开了自己的礼物，并在我们羡慕的目光里将那些礼物区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我们垂头丧气，倚靠在潮湿的外墙上。哈里斯先生从我们面前跑过，炫耀着他崭新的运动服，一套不幸地让他身体暴露了太多的运动服。“这是我妹妹温迪送我的。”他说罢，完全没必要地一路冲刺下去，朝着想象中的终点线大张双臂。
哥哥看着我说：“他讨厌他妹妹温迪。”
我看着身穿紫、橙、绿三色运动服的哈里斯消失在街角，差一点就撞上奥莉芙·班伯里和她的拐杖。心想温迪可能也不太喜欢他吧。“吃饭了！”一点五十七分，父亲朝我们大喊。“来吧，”哥哥说，“让我们再赴战场。”“再回到哪里？”我问。但他没回答，只是领着我到餐厅去。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只盒子，一只老旧轻薄的电视机包装盒。哥哥将它举在身前，因此挡住了自己的视线，双脚像是盲人专用的白色手杖那样寸寸前移。“我是不是快到了？”他边问边朝着桌子走来。“差不多。”我说。
他将盒子放到桌面上。我闻到一股稻草的浓郁潮湿的气味。盒子颠簸移动着，但我没害怕。哥哥打开盒盖，从里面抱出一只我至今见过的最大的兔子。“我说过要给你找一个合适的朋友。”“是只兔子！”我兴奋地尖叫起来。“事实上，这是一只比利时野兔。”他以一种兄长的亲切口吻说道。“比利时野兔。”我轻声重复，好像这几个字与“爱”有着同等的意义。“你想怎么称呼它？”他问。“埃莉·波特曼。”我说。“你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它。”哥哥笑了。“为什么不可以？”我有点泄气。“因为它是个男孩。”他说。“噢。”我看着他那栗色的软毛、洁白的尾巴，还有两粒从他屁股掉下来的小粪便，心想他确实像个男孩。“那你认为我该怎么称呼他呢？”我问。“上帝。”哥哥庄重地说。“笑一个！”父亲正举着他新的宝丽来相机对着我。就在闪光的瞬间，我的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兔子也在我怀里挣扎了一下。“你还好吗？”父亲很兴奋，他将胶片用手臂夹住。“也许吧。”我说着，不小心撞到了桌子。“大家都过来吧！过来看看这个。”他大声说。大家围成一团看着正在显影的照片，在一片“噢”“啊”“她出来了”的惊叹中，我那张模糊不清的脸逐渐成形，变得清晰。“你看起来非常漂亮。”母亲说。“是啊。”父亲也说。
但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男孩。或许我曾经就是一个男孩。
1975年的一月没有下雪，气候温和。这是一个单调且毫无生气的月，雪橇没有派上用场，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我做了很多事情来拖延返校时间，但最终还是踏入那扇沉重的灰色大门。圣诞节过去了，我感到胸口发闷、内心惆怅。我预感到这将会是一个乏味的新学期，我断言要尽我所能躲开那些令人麻木的事情。直到那天，我在教室外转角处遇见一个新来的女孩。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头发，杂乱、浓密，像羊毛一样有些卷；松了的爱丽丝发带下，几绺发丝散落下来，滑到她光洁的额头前。她身穿一件过长的手工制羊毛衫，大概受反复手洗及拧干晾晒的影响，衣服垂落到她的膝盖处，只比我们平日都被要求穿上的灰色校裙短一点点。我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没有注意到我，即使我咳嗽了几声。她当时盯着她的手指。我回头看了看，她在手指顶端的肌肤上画了一只眼睛。后来她告诉我，她在练习催眠术。
我举起最后一张兔子的照片，班里的同学们都流露出困惑的神情。“……所以，在这个圣诞节里，‘上帝’终于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得意扬扬地结束了课堂展示。
我停下来微笑着，等着同学们给我掌声。但什么也没有，教室里寂静无声，讲台下一片漆黑，头顶上的灯光似乎形同虚设，教室外面乌云密布。突然地，那个新来的女孩，詹妮·潘妮，开始拍掌欢呼。“闭嘴！”我的老师葛洛格尼小姐喊道，随后她的双唇紧闭成一条线。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传教士的后代。他们一生都在非洲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进行关于上帝的说教工作，不料发现穆斯林先到了那里。
我准备朝我的课桌走去。“站在那儿。”葛洛格尼小姐语气坚定地说，我只好停在那儿，感到一股温热的压力涌入自己的膀胱里。“你觉得对吗，称呼一只兔子为——”葛洛格尼小姐说。“事实上，那是一只野兔，”詹妮·潘妮打断她，“它被称为比利时——”“你觉得称呼一只兔子为‘上帝’对吗？”葛洛格尼小姐继续问，语气加重。
我感到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我带着‘上帝’出门到商店去，你觉得这样说对吗？”“可我这么做过。”我说。“你知道‘亵渎神明’是什么意思吗？”她问。
我茫然不解。这个词又出现了一次。这时詹妮·潘妮举起了手。“请说。”葛洛格尼小姐说。“‘亵渎神明’意味着愚蠢。”詹妮·潘妮说。“‘亵渎神明’不是愚蠢。”“那，粗鲁呢？”她问。“意思是，”葛洛格尼小姐大声说，“侮辱上帝或者其他神圣的事物。你听到了吗，埃莉·波特曼？神圣的事物。如果你在别的国家这么说，是会被扔石头的。”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谁会第一个朝我扔石头。
詹妮·潘妮等在学校大门口，单脚轮流跳跃着，在她的自我世界里玩得不亦乐乎。那是一个奇怪的世界，早课刚结束，就引起了一阵残酷的耳语，然而那个世界让我好奇，并以一记重击般的果断击垮了我对常态的理解。我看着她将卷曲的头发裹进一顶透明的塑料雨帽中，只露出脸颊。我原以为她只是在等雨停，但事实上她在等我。“我一直在等你。”她说。
我的脸红了。“谢谢你为我鼓掌。”我说。“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她说，或许是雨帽的蝴蝶结系得太紧，她几乎不能张开嘴巴，“比其他人好多了。”
我撑开粉色的雨伞。“很漂亮，”她说，“如果我表现好的话，我妈妈的男朋友会给我买一把这样的伞，或者是瓢虫伞。”
但我没有听进去她对雨伞的赞美，而是注意到她提到的一个词。“为什么你妈妈会有男朋友？”“因为我没有爸爸，我出生前他就离开了。”“天哪！”我惊叹。“但是我叫他‘叔叔’，我妈妈所有的男朋友我都叫‘叔叔’。”“为什么？”“妈妈说更方便些。否则人们会对此说三道四，给她一些外号。”“比如？”“荡妇。”“荡妇是什么？”“一个拥有过许多男朋友的女人。”她解释，并解下那顶雨帽，一点点靠近我的伞下。我挪挪位置，给她留出一些空间。她身上发出一股炸薯条的味道。“要‘火箭炮’吗？”我拿出口香糖。“不，”她说，“我最后一次吃的时候几乎窒息了，妈妈说我差一点就死去。”“噢。”我只好把口香糖放回口袋，期盼我买了别的没那么危险的东西。“不过我想看看你的兔子，”詹妮·潘妮喜形于色地说，“带着它出去散步，或者跟它一起蹦蹦跳跳。”“可以。”我看着她，“你住在哪里？”“就住在你的街区。我们两天前刚搬进去。”
我立刻想起大家都在谈论的那辆半夜出现的黄色汽车，后面还拖着一辆凹损的拖车。“我哥哥一会儿就到这里，”我说，“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们一同回家。”“行。”她说，嘴唇弯弯上扬，“总好过我一个人走回去。你哥哥是个怎样的人？”“与众不同。”我说。我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来形容他了。“很好。”说完，她又开始单脚跳跃起来。“你在干什么？”我问。“假装自己正走在玻璃上。”“好玩吗？”“你可以试试的。”“好。”我说着，也跳了下。奇怪的是，竟真有趣。
门铃响的时候，我们正在看《两代同乐》，大喊着“公仔，公仔”。母亲起身出去，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错过了传送带那部分，最精彩的那部分。她回来后越过我们，径直走到父亲身旁低声耳语。他迅速地站起来说：“乔，看好你的妹妹，我们要到隔壁去，一会儿就回来。”“好的。”哥哥说。等到门关上之后，哥哥看着我说：“行动吧。”
那天晚上很冷，似乎要结霜。我们穿着拖鞋，举步维艰地沿着树篱的阴影走到戈兰先生家的前门。值得庆幸的是，门没有上闩。我在门口停下来——距离上一次经过这里已经三个月了，这期间我常常避开父母的追问以及戈兰先生的恳求和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哥哥向我伸出手，我们一起穿过充满旧外套与陈腐食物味道的走廊，朝厨房走去，那里他们低沉的话语如同闪耀的诱饵般吸引着我们。
哥哥用力捏了捏我的手，低声问道：“还好吗？”
门是半掩着的。埃丝特静坐在椅子上，母亲正在打电话，而父亲背对着我们。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们认为他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听见母亲说，“是的，到处都是药丸。我是他的邻居。不，刚才跟你说话的是他妹妹。好的，当然，我们会在这儿。”
我看着哥哥，他转过了头。父亲朝窗口那边走去，就在那时我再一次看到了戈兰先生。但这一次，他躺在地板上，双腿并拢，一只手臂向外伸直，另一只弯曲在胸前，看起来就像死于练习跳探戈舞的瞬间。我想要靠近一些，哥哥试图阻止我，但我躲开了他的手。“他的号码哪儿去了？”我大声问。
屋里的人都转过来看着我，我母亲也放下了话筒。“离远点，埃莉。”父亲朝我伸手。“不，”我后退了两步，“他的号码在哪里？他手臂上的号码哪儿去了？”
埃丝特看着母亲。母亲把头转向一边。埃丝特朝我张开双臂：“过来，埃莉。”
我走向她，站在她面前。她闻起来有股甜蜜的气息。我想，是土耳其快乐糖。“他从没有过什么号码。”她温柔地说。“他有，我看到过。”“他从没有过什么号码。”她轻轻地重复了一遍，“他过去常常在身上画些数字，当他感到难过的时候。”
那会儿我忽然意识到，那些看上去仿佛就是昨天才画上去的数字，很有可能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明白。”我说。“你不该明白。”父亲有些生气。“但关于那个恐怖的营地又是怎么回事？”我问。
埃丝特将双手搭在我肩膀上：“噢，那些营地是真实存在的，恐怖也是真的，这些我们从不会忘记。”
她把我拉进怀里，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但亚伯拉罕没在那儿待过，”她摇摇头，“从来没有。他只是精神错乱。”她随意地说出这句话，就好像在谈论一种新的发色，“他在1927年来到这个国家，一直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也许有些人会说那是一种自私的生活。他带着他的音乐到过许多地方，也曾获得过极大的成就。如果坚持服药，他还会是我熟悉的亚伯；可一旦停下，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他都会是一个问题……”“那他为什么对我说那些事？”我的泪水流过脸颊，“他为什么要撒谎？”
她忽然停下来看着我，欲说未说。我相信我在她眼里看到的与她从我身上所领悟的事实一样——恐惧，她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伸出手，给她看我的掌纹生命线。
她把脸转了过去。“为什么他会对你撒谎？”她仓促地说，“罪过，仅此而已。有时生活给予了你太多美好的事物，你却视而不见。”
埃丝特·戈兰的话将我淹没。
母亲将之归咎为惊吓，是突然失去父母之后的延迟反应。她说，自己就是这样长了肿块，同时将贝克韦蛋挞端上桌面，并将盘子递给我们。她说，像是有股不寻常的力量在体内触发，不断旋转、积聚，有一天，当你洗完澡准备擦干身体时，你感到那股力量就在你的乳房里。你知道它不该在那儿，但起初你不会太在意。过了数月，肿块渐渐变大，恐惧滋生。最后，你会坐在医生面前，解开羊毛衫说：“我长了一个肿块。”
我父亲确信这是癌症肿块，但不是因为母亲有易于患癌症的基因。他向来悲观，总是留心提防破坏美好生活的事物。他认为美好不能久存，甚至一个半满的玻璃杯在他眼里也会变成半空。看着他的理想主义迅速转变为胡说八道颇有几分怪异。
母亲要做活组织切片检查，但她不会离开太久，最多几天，她沉着冷静地收拾着行李，就好像要去某个地方度假。她只带了几件她最好的衣服、一瓶香水，还有一本她最爱的小说。衬衫与压在棉花和纸巾之间的薰衣草香囊叠在一起，也许医生很快就会惊觉：“你很好闻，是薰衣草香，对吧？”她便会向围在她病床边的医科学生们点头，他们正一个一个地针对在她体内偷偷增长的细胞提出自己的诊断意见。
她将一套新睡衣放进她的格子呢旅行袋里，我伸手摸了摸。“是丝绸的，”母亲说，“你姑姑南希送的礼物。”“她很会挑选礼物，不是吗？”我说。“她会过来陪你们住一段时间，你知道的。”“我知道。”“替爸爸照顾你们。”“我知道。”“你很高兴，对吧？”她说。（又是那本书。叫作“如何告诉小孩子不易开口的事”的那章。）“是的。”我轻声说。
母亲要离开了，这感觉很奇怪。在我们年幼的生命里她的存在从不含糊，一直可靠。她一直在这儿。我们就是她的事业，在很久之前她就放弃了另一种生活，选择日夜守护着我们。未来某一天，她会告诉我们，她所屏蔽的，是门外的警察、电话里的陌生人，和宣告生活又一次分崩离析的阴沉声音，来避免心头遭遇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坐在床上，深知她的种种品质是大部分人宁愿留到碑文上的那种。我的恐惧，如同那些增长的细胞般沉默无声。我的母亲很漂亮。当她说话的时候，她可爱的手使谈话变得很愉快；即使她听不见，她打出的手语也会像诗人念诗一样优雅。我凝视着她蓝色的眼睛：蓝色，蓝色，蓝色，和我一样。我在脑海里歌唱着这个颜色，直到它像深海一样将我淹没。
母亲停下来，轻轻伸出手捂住胸口。也许她在尝试与肿块道别，或是想象着伤口。也许她在想象手术时伸进来的手。也许，只是我在想象。
我浑身战栗着说：“我也有一个肿块。”“在哪？”她问我。
我指着喉咙。她将我拉进怀里抱住，我闻到了从她衬衫上飘逸出来的薰衣草香气。“你会死吗？”我问。她笑了，就好像我讲了个有趣的笑话，那笑声对我来说比单纯地回答“不”更有力。
南希姑姑没有小孩。她喜欢孩子，至少她是这么对我们说的。我常常听母亲说南希的生活里没有给孩子腾出的空间，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她一个人住在伦敦一个相当大的公寓里。南希是一名电影明星，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她算不上什么大明星，但她仍然是个电影明星。她还是个同性恋。她的性向与她所拥有的天赋构成了她。
她常常说我父亲得到了智慧与俊朗的外表，而她得到的则是除此之外的所有。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假的。当她露出电影明星那种职业微笑时，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爱她，因为事实上，我们都有点爱她。
她活泼机智，总是匆匆来访。她就是突然现身——有时也不知是从哪里来——像“神仙教母”般，只是想将事情引往正确的方向。她过去在我们家的时候习惯同我睡在一起，每当她在身边我便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妙。她为我们这个阴沉昏暗的乡镇带来一丝温暖和光明。她大方得体，善解人意，身上散发着美好的香味。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反正那是她。人们说我长得像她，尽管我从未对此有所表示，但实际上我很高兴。有一天我父亲说南希长大得太快了。“你怎么长大得那么快？”我跟着问。父亲让我别再提，但我一直都没放下。
十七岁的时候，南希加入了一个激进派电影剧团，坐着一辆陈旧的货车游走整个国家，去不同的酒吧和俱乐部即兴表演。她曾在一个谈话节目中说戏剧是她的初恋，我们挤在电视机前大声叫喊：“骗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凯瑟琳·赫本才是她的初恋。不是那个影星凯瑟琳·赫本，而是一位厌世且魁梧的舞台经理。在《往返地狱》和《没关系》这两幕没有前途的话剧合作演出之后，她向南希表白了。
她们当时住在楠特威奇的一个小村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条叫“母鸡松鼠”的小巷里。人们通常都去那个地方小便，但在那个晚上，南希说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她们搬着表演道具，肩并肩走回货车，突然，凯瑟琳·赫本将南希推到卵石墙上，狂热地亲吻她的唇舌及其他部位。南希手里的一盒刀具掉在地上，女人味十足的猛攻和狂吻让她惊讶得喘不过气。事后她说：“那种感觉很自然，很迷人。就好像与我自己亲吻。”——这是一个获奖女演员发出的至高赞赏。
父亲以前从未遇见过女同性恋，很不幸，凯瑟琳·赫本是他遇见的第一个，他被揭去了自由主义的外衣，流露了过多的偏见。南希说她感受到凯瑟琳·赫本身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美，父亲对此难以赞同。他说那必定是极其隐蔽的，即使像考古学家一样长时间日夜挖掘也未必能有所发现。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凯瑟琳·赫本确实有所隐瞒，隐瞒着她的真实身份：卡罗尔·本奇利。她自认是个超级影迷，对电影知识的了解仅次于精神健康的知识。她常常悄然跨线——那条使多萝西走在黄砖路上而我们只能安逸地坐在床上欣赏的“电影线”，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抱歉，我来晚了！”有一次南希急匆匆走进餐馆，与凯瑟琳·赫本见面。“坦白说，亲爱的，我不在意。”凯瑟琳说。“那就好。”南希便坐下来。
凯瑟琳环顾四周，提高了音量：“世界上有这么多城镇，城镇里又有这么多酒馆，而她偏偏走进了我的小酒馆。”
南希注意到餐馆里的客人都在看她们。“要三明治吗？”她低声问道。“哪怕让我撒谎、行窃、欺骗或者杀人，上帝为我做证，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忍饥挨饿了。”“我对此表示赞同。”南希说，随后拿起菜单。
大多数人立马会意识到这些对话有失常态，但南希没有。她年轻，爱冒险，她只是对她的第一次同性恋情感到兴奋。“她是个不错的恋人。”南希常常说。每当这时，父亲或母亲就会站起来说：“总之……”哥哥同我一直等着他们要往下说的话，但什么都没有，直到我们长大，总之……
我以前从未看到过父亲哭泣，母亲离开的那个晚上，父亲第一次哭了。我坐在楼梯脚偷听南希与父亲的对话，我听见他哭得语无伦次。“要是她死了怎么办？”他说。
哥哥沿着楼梯爬下来坐到我身旁，用一张还带着余温的毛毯裹住我们。“她不会死的。”南希坚定地说。
我与哥哥相互看了一眼，他没说什么，只是将我抱得更紧，我能感受到他加快的心跳。“阿尔菲，听着，她不会就这么死去的。有些事情我清楚。你必须相信。她的时间还没到。”“上帝啊，我会做任何事，”父亲说，“任何事。我会做任何事，只要她能平安无事。”
就在那时，我见证了父亲第一次与他从不相信的上帝谈条件。第二次是在将近三十年之后。
母亲没有死，五天之后她就回来了，气色看起来比前些年都要好。活组织检查很成功，那个良性肿块很快就被移除了。我让母亲给我看看——我曾想象它与煤炭一样黑，但哥哥叫我住嘴，他说我的行为很不可思议。母亲走进门的那一刻，南希哭了。她哭的方式很奇怪，我想那就是她能成为一个好演员的缘故。但当天晚上，哥哥在他的房间里告诉我，那是因为南希第一次遇见母亲的时候就悄悄地爱上了她。
他告诉我，南希在念大学的最后一年里与她的哥哥（当然，就是父亲）去布里斯托尔度假。他们沿着门迪普丘陵散步，路上寒风刺骨，于是他们走进一家酒吧，在烈火熊熊的壁炉前茫然地坐下。
南希正在吧台点一杯啤酒与柠檬水，这时，一位浑身湿透的年轻女人，穿过门口，朝她的方向走来。南希仿佛被钉住了一般。南希看着年轻女人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看着她一口气喝光，看着她点燃一支烟。南希笑起来。
她们很快就开始交谈。南希了解到女人名叫凯特，那一刻，她感到脉搏疯狂跳动。凯特在校念大二，英文专业，上个星期才跟男朋友分手。真是个笨蛋，她说，同时仰头大笑起来，展现出脖颈的柔韧。南希紧抓吧台，脸颊泛红，双腿涌起一股微弱无力的感觉，并渐渐向上蔓延。就在那一刻她决定，如果她不能拥有这个女人，那么她哥哥应该得到她。“阿尔菲！”她尖叫，“快过来见见这个美人儿！”
就这样，是南希在大学最后一个假期替父亲追求母亲。是南希送花给母亲，南希打的电话，南希预订的烛光晚餐。到了最后，是南希替不知情的父亲写了情诗，让母亲爱上了他并“发现”了他迟钝表象下隐藏的深情。新学期开始之后，父母已经陷入了热恋。而南希正处在十五岁的迷茫年纪，受伤的心让她黯然离去。“她现在还爱着母亲吗？”我问。
哥哥叹息道：“谁知道呢？”“早上好。”在一个十一月的阴暗的清晨，南希醒来时对我说道。“哈喽。”我说。“怎么了？”她翻过身子面对着我。“今天是话剧试演。”我静静地答道，并将红蓝相间的学校领带从头上套进去。
她很快坐起来：“什么剧？”“《耶稣的诞生》。”“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本来是不感兴趣，但詹妮·潘妮说服了我。”“你打算演哪个角色？”她问。“玛丽、约瑟夫，通常那些，”我说，“重要角色。”（除去婴儿时期的耶稣，因为这是没台词的角色，并且我不清楚在说了他的出生是个错误之后，自己是否被原谅了。）“你需要怎么试演？”她问我。“就站在那儿。”我说。“没有了吗？”“没有了。”“你确定？”“是的，詹妮·潘妮是这么说的，”我说，“她说评委单凭这些就能判断你是否拥有明星气质。”“好吧，那么祝你好运，小天使。”她撑起身，拉出床头柜的抽屉。“戴上这个，”她说，“祈求好运。它能激发你体内的明星气质，至少在我这儿，它一直奏效。”
我从未听她用过这个词，激发。后来我也尝试用上这个词。
我步履轻快地走到道路尽头，那里有一座房屋，外围用水蜡树结成栅栏。我跟詹妮·潘妮总是在这儿碰头，一起走去上学。我们从不会在她家里见面，那是因为对她来说不太方便，与她妈妈的新男友有关。当她妈妈在家，她跟他相处尚算可以，她说。但她妈妈并不总是在家，最近迷上了葬礼。我猜她妈妈只是比较喜欢哭吧。“大笑？哭泣？其实都一样，不是吗？”詹妮·潘妮说。
尽管不太认同她的观点，但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很清楚我们的世界不一样。
我抬头看着路面，詹妮·潘妮正朝我跑来，丰满的上唇边还挂着闪闪发亮的水珠。“抱歉，我晚了。”她说。
她总是因为一头很难打理的头发而迟到。“没关系。”我说。“眼镜很漂亮，”她说，“南希给你的吗？”“是的，”我有些自豪，“她参加首映式戴的。”“我猜也是。”詹妮说。“它看上去不会太大吧？”我鼓起勇气问。“不，不会。”她说，“但镜片真的很黑，你能看见吗？”“当然。”我在说谎，就在刚才我差点撞上一根街灯柱，还很不幸地在那个地方踩到了狗屎，鞋底好像涂上了一层油脂，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是什么气味？”潘妮说，四处张望。“冬季渐临的气味。”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抓住她的胳膊一起朝黑色的铁门走去。
事后想来，可能我应该摘下眼镜，当时我就像一个年迈的预言家蹒跚地走进学校礼堂。“确定可以吗？”一个学长扶着我的手臂带路。“嗯，我很好。”刚说完我就被他的鞋子绊倒了。随后大门打开了，詹妮·潘妮跑出来。“怎么样？”我急切地问。“很好。”她跷起大拇指。“他们给你什么角色？”我细声问道。“章鱼，没有台词。”她说，“这正是我想要的。”“我不知道剧本里还有章鱼。”我说。“本来是没有的，”她说，“他们让我扮演一只骆驼。但所有的动物都是成双成对走的，那必定会有章鱼。”“那是挪亚方舟。”我说。“都是一样的，仍然是《圣经》。”她说，“他们不会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很可能。”我努力表示赞同。“我会自己做演出服。”她说。我忽然感到很紧张。
当我走进礼堂时，桌后面的五张脸我几乎无法辨认，不过有一张脸如同荷鲁斯那全视之眼，径直穿越黑暗：我从前的老师，葛洛格尼小姐。《耶稣的诞生》这出剧就是她的“孩子”，她吹嘘说由她一个人完成创作，令人诧异地直接忽略掉马修与卢克。“埃莉·波特曼？”一个男人说。“是的。”我回应。“你还好吗？”他问。“还好。”“你的眼睛没问题？”“没有。”我紧张地调整镜框。“别慌！”葛洛格尼小姐喊道，我等着她加一句——你这个亵渎神明的家伙。“你准备了些什么？”那个男人问。“什么？”我说。“你的试演片段。”葛洛格尼小姐说。
因为毫无准备，我感到一阵恐慌。“好了吗？”葛洛格尼小姐说，“快点开始。”
我慢慢走近舞台中央，脑海里不断浮动着各种台词，有一些非常明晰，但大多数是胡乱组成的。直到一组词聚在一起，我想到一段连贯而有节奏的台词。我不能完全记得，但它是南希最喜爱的台词之一，我曾听过她认真地反复练习。我当然不明白当中的意思了，但或许评委们懂，我清了清喉咙说：“一段来自电影《契约》杰姬的台词，我准备好了。”“开始吧。”葛洛格尼小姐说。
我深呼吸，然后张开双臂。“我知道你不会为我的鞋子或者裙子埋单。但堕胎的钱呢？该死的！起码给钱让我买一瓶杜松子酒吧！”“够了！”葛洛格尼小姐尖叫起来并指着我，“你，等着。”
我站在自己强加的漆黑当中，看着他们凑在一起小声议论。我听到他们说“挺有趣的”。我听到他们说“好主意”。但我没听到他们提到“玛丽”或者“约瑟夫”。
那天晚上，母亲端出一盘热气腾腾的锅炖杂烩，那是她的拿手菜。厨房里很暗，烛光轻轻摇曳，明灭不定。
母亲揭开盖子，浓郁的肉香、洋葱和酒精味混合在一起。“我希望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像现在这样进餐。”哥哥说。“进餐”是他最近常用的新词，接下来是“美味佳肴”。“也许晚点我们可以举行个降神会？”南希说，母亲立即瞪着她——那是我常常看见的眼神——就好像在说：“南希，如果你有孩子，就会知道这是多么烂的建议。”“你很安静，埃莉，还好吗？”母亲问道。
我点点头。如果我开口，眼泪会在说完之后胡乱地往下掉。于是我站起来，含糊地说：“忘记喂‘上帝’了。”我朝后门走去，哥哥给我一支手电筒，我又往口袋里装了两根胡萝卜，悄悄走进寒冷的夜色中。
我原以为很晚了，但并没有，是因为我们黑漆漆的房子让天色看起来很晚。攀登架在黄昏里被削成一副形状诡异的骨架，就像一根向后弯曲的脊柱。来年春天，它就会被拆卸下来用作烧柴。我沿着小径朝兔子笼走去。“上帝”试图挣脱笼子的铁线，鼻子抽动着，像只小狗一样，嗅闻着我带来的悲伤气息。我弹开笼钩，他朝我走来。一缕蓝绿相间的皮毛在手电筒光下清晰可见。这是在一个无聊的周末哥哥与南希一起想出的主意，给“上帝”的皮毛上色，还把他放在头顶上拍了照片。“上帝”跟南希一样热爱表演。我把“上帝”抱上我的大腿。他感觉不错，感觉很温暖，我俯身亲吻他。“别担心，”他用压抑过的微弱的声音说，“事情到最后都会好起来的。统统如是。”“好的。”我静静地说，尽管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但我镇定自若。
我看见南希沿着小径大步朝我走来。她的手里捧着杯子，蒸汽在十一月冰冻的夜空中盘旋上升。“跟我谈谈吧。”南希蹲下来，“今天的试演怎么样？”
我太过心烦意乱，嘴巴微微张开却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不得不放低了声音。“什么？”显然南希没有听清，她向我凑近。
我将手握成圈状，在她耳边再说一遍。“旅店老板？”她说，“该死的，旅店老板？”
我摇摇头，身体也随之晃动。我看着她说：“是个失明的旅店老板。”
表演当天，詹妮悄悄溜到后台，看上去更像一只狼蛛，而不是章鱼。葛洛格尼小姐看见她的时候气得大声尖叫，好像喉咙被魔鬼刺破了似的。但那时她已经没有时间让詹妮换上骆驼戏服了，只好命令詹妮站在舞台偏远的黑暗角落，并警告她如果有一根触角露出来，便会用塑料袋闷死她。“婴儿耶稣”吓哭了，葛洛格尼小姐让他闭嘴，还说他大煞风景。
我躲在帷幕后透过缝隙迅速扫视观众，看看母亲与南希是否在那儿。台下很壮观，几乎座无虚席，比收获节好多了。当时，因为不幸和本地一场足球赛撞期，只来了二十个人领礼品，结果一下领取到两打烘豆罐头、十块烤面包和一箱苹果。
南希看到了我并朝我眨眼，随后葛洛格尼小姐结实的双手搭在我的肩上，将我拉回基督时代。“你总往外看，会破坏表演效果的。”她对我说。
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会破坏的，因为我紧张到胃部打结。“骆驼在哪儿？”葛洛格尼小姐喊。“他们跟你一样驼着背。”新来的格利佛先生说。我们都笑了。“这不好笑，格利佛先生。”她慢慢走下舞台，脚趾踢到了一个沙袋。“祝你好运。”我小声对詹妮·潘妮说，我看到她摇摇晃晃地走进一个马槽，怪异的身影投射到后墙上。她回头给了我一个笑容。她甚至将牙齿都涂黑了。
灯光渐暗，音乐响彻整个礼堂，我感到全身无力，手心出汗，腰带上也留下我擦干手掌的印痕。我戴上太阳眼镜，在黑暗里我什么都看不见。无意中，我的白色手杖还戳到了一只“羊”的屁股，他竟然哭了。我向葛洛格尼小姐道歉，并表明我看不见自己做了什么。她说：“好在上帝没这么瞎。”我感到背脊发凉。
马槽里的秸秆发出浓烈的气味，那是从我家带来的，虽然不太干净，但很真实。扮演“婴儿耶稣”的迈克尔·雅各布斯一进入那个马槽就开始抓挠自己，灯光下，他肥胖的脸庞沾上了许多污渍，让他看起来像是蓄了络腮胡。我依靠着白色手杖为自己摸索方向。《天使加百列》那场戏似乎演得很不错。新来的希腊女孩玛利亚忘记了台词，于是她简单地说着“你在这儿，玛丽，你怀孕了，去伯——恒”时，我听见观众的欢呼与鼓掌。她能得到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葛洛格尼小姐能随时光临她父母经营的一家希腊餐馆。直到有天晚上，葛洛格尼小姐打碎了他们的碟子。
那些牧羊人昏头昏脑地朝相反的方向指着星星，漫步的时候一副野蛮的样子，仿佛即将诞生的是一只雪貂，而不是上帝之子。当“东方三博士”上台之后，舞台上才有了些气氛。然而，一个人失手掉落了一盒乳香，盒子里其实是一只装有伯爵红茶的瓷茶叶罐。观众席传来一阵啜泣，原来是他母亲在为失去一件传家之宝而用手帕捂嘴抽泣。他事先没有告诉她，就像他也没坦白自己抽了她的烟一样。在她的啜泣声中，一只“羊”慢慢离开舞台，忽然一声惨叫，他就地倒下，锋利的瓷片刺入了他瘦削的膝盖。三博士从他身上跨过，退出了舞台。只有葛洛格尼小姐在场景切换之时悄悄爬上舞台将这只笨重的“羊”拖走。
我站在道具门内准备就绪。忽然，我听到一阵敲门声。“谁呀——”我按照南希教我的方式，一边说一边打开门，朝玛丽走去。观众们倒吸一口冷气。南希说我的装扮介于罗伊·奥比森与电影《威尼斯疑魂》里的侏儒之间。但我知道我谁也不像。“我是玛丽，这是约瑟夫。我们没有地方可住，请问你的旅店还有房间吗？”
我的心怦怦跳，舌头又厚又重。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说出来，说出来。”“你需要一间房吗？”我忽然跳出了剧本的台词。我看见玛丽与约瑟夫相互看了一眼。葛洛格尼小姐在舞台侧面凝视着我，举起剧本并指着它示意我要讲对台词。“让我想想。”我说。
整个剧院悄无声息，观众满心期待。我的心跳得很快，喉咙发紧。“说出来。”我再次对自己说，然后我做到了。“是的，”我说，“有一间风景宜人且价格合适的房间，请跟我来。”我用白手杖轻敲地面，引领着玛丽（她正在哭）和约瑟夫来到一间带有电视与迷你吧台的双人房。两千年来的基督教立即遭遇到挑战。
当中场休息提前开始，帷幕关上后，那个满脸胡子的“婴儿耶稣”被忘在了舞台角落的一个大摇篮里，四处望着。詹妮·潘妮蜘蛛般的身影悄悄朝他爬过去之后，他突然一阵恐慌，试图逃出马槽，然而很不幸地，他的双脚被襁褓绊住，跌落到一块纸制的岩石上。后来葛洛格尼小姐告诉警察，那块岩石比想象中要坚硬。
他的尖叫让所有观众不寒而栗。詹妮·潘妮试图以《普世欢腾》的诗篇引领观众时，第一拨救护车与警车的鸣笛就传了过来。“婴儿耶稣”昏迷
这是早期的头条。没有迈克尔·雅各布斯的照片，只有一位哭泣的“东方博士”。很显然，他哭泣不是因为这场意外，而是母亲责骂了他的偷窃行为。一位目击者声称这意味着社区里圣诞节的终结，但哥哥说我们不该如此悲观，“耶稣”很快会站起来的。“但至少在复活节前不能。”詹妮·潘妮捂着枕头哭泣说。
显然，葛洛格尼小姐指控我跟詹妮·潘妮是罪魁祸首，也这般告诉了警察，但他们并没有听信。这是安全问题，她才是这场麻烦（他们确实使用了这个词）的安全监管，她有责任承担一切。在被审讯之前她已经辞职了，在她看来这个事件是关乎信仰的问题。因为这件事，她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到黑潭去做善事。
当天我母亲尝试联络潘妮夫人，但一直都没能联系上。后来她联系了母亲，说正在滨海绍森德吃鸟蛤，拜托母亲照顾詹妮一个晚上。“当然。”母亲说，并立即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尽可能赶回去。”潘妮夫人说，“明天可以吗？”就像一只能闻到血腥味的野狗，她急切地补充了一句：“葬礼几时举行？”“他还没死。”母亲严厉地说，虽然有些粗鲁。“婴儿耶稣”死亡
这是后期的头条。父亲沉默地将《晚报》递给我们看。所有生命迹象已完全消失，他那无神论的家属同意取掉维持生命的呼吸机。“上帝，那也太快了吧！”南希说，“他们要做什么？省电吗？”“南希，这不好笑，”母亲捂着脸，“一点也不好笑。”
但我看见父亲笑了，还有哥哥，詹妮·潘妮发誓当她喝完热巧克力抬起头时看见我母亲也在笑。她很喜欢这样的时刻。一种家庭的包容。我猜那是因为她没拥有过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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