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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3 1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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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学华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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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学华教育随笔

邱学华教育随笔试读:

前言

邱学华教育文集最后一卷——第五卷《邱学华教育随笔》如期完成,我十分兴奋,如释重负,感觉对读者有了交代。这是不是一份满意的答卷,还请读者评判。

编写这套文集,历经三年时间,现在总算完成。虽说大部分文章是现成的,可是为了把最精彩的篇章呈现给读者,我要从七八百篇文章中精心挑选,有的还要重新修改。此外,根据当前教育热点问题,我又新写了一批文章。所以,编写这套教育文集,其实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我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表文章,这本《邱学华教育随笔》时间跨度长达60多年。几次搬家,特别是经过“文革”,许多资料散失掉,这为搜寻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因此耗费不少时间。

什么叫“教育随笔”?在网络中搜索,结果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认为,既然是“随”笔,就随便一点,不要太严谨。它是一种难以明确界定的文体,一般短小活泼,有感而发,有意而写,借事说理,不受拘束,范围尽可能放宽些,得其真味的就是一个“随”字。这本教育随笔从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小学数学教育,二是尝试教育,三是当前教育的热点问题。前两个方面是我的专业,第三个方面是我针对当前教育热点问题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些随笔,阐明了我的教育理念,对许多教育现象进行了分析思考,这是前面文集中所没有的。

编写这本教育随笔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把散落在各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内容,体裁又不尽相同的100篇文章编辑成一本书。我手头上有一本《中国最佳教育随笔》(第一辑),它把42篇文章汇集在一起,用空行分成四个部分,但相互之间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我想既然叫随笔,那就随心所欲吧。但是,如果我也把这100篇文章“随心所欲”地排在一起,是不是太杂乱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读者看起来闹心。

一开始,我想按随笔所写的内容来划分编排,分成三大块:一块是小学数学教育方面的,一块是尝试教育方面的,一块是教育热点方面的。后来一想不行,这样划分编排会和前面几本雷同。思考良久,我尝试着按文章的不同体裁编排,如“正名系列”,把教育界中被歪曲和误解的教育现象给予纠正或重新解读的正名文章,集中编排在一起。另外有“有感于系列”“说开去系列”“为什么系列”“漫谈系列”“赞教改典型系列”“致小读者系列”“人生感悟系列”等七个方面。编后一看,还真是有模有样,感觉不错,在教育随笔类图书中,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创新吧!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我是搞小学数学教育和教育理论研究的,写教育随笔不是我的强项。小时候家里穷,只读过三年小学和三年半中学,没有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所以文字功底不佳,写作很吃力。另外对有些教育热点问题的有感而发,观点不一定准确,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这套教育文集的编辑出版,特别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我过去写的文章大都没有电子稿,部分新写的,因我电脑输入速度不快,习惯于手写,所以一套五卷大都是手写稿。他们要组织人力输入文字、排版、校对,费时费力。没有他们的扶持和辛勤劳动,这套教育文集不可能顺利出版。

这套教育文集代表我一生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今年我已经83岁了,原计划这套教育文集出版后,我的写作生涯将画上句号,按文学界的说法叫“封笔”。可是现在,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起点,有了新的想法,当然会有新的思考,所以暂时还不能“封笔”。

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习近平总书记吹响了坚定地走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号角。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在望。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中国人昂起头,挺起胸,真正站起来了。怎不令人兴奋自豪呀!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不能止步,不能“封笔”,应该跟随全国人民,继续奋发图强,努力工作。我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工作,世界强国也应是教育强国,中国的小学数学教育是世界第一流的,可以也应该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服务,使全世界的孩子受益,这是我今后最大的心愿。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愿为此继续努力工作。我是一个有近70年教龄的老教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课改,所谓“老马识途”,把我所想、所做的写出来,奉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是幸福的。

最后,这套教育文集按计划全部完成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老朽由衷地感谢大家的支持帮助!2018年3月3日于常州香树湾第一篇 正名系列为高考正名

在中国,高考决定着学生的命运,关乎千家万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着这样一种把国家与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全国性考试制度。“高考”在百度搜索中有高达1亿多条的信息,是高频率出现的词条。高考制度是被骂得最凶的,大家把教育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算在高考的头上。说什么“高考是残害学生的根源”“高考是教育万恶之源”“高考一日不除,国家一日不得安宁”等等。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参加高考,就早早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这是导致留学低龄化的一个原因。

首先讨论一下,要不要高考?其实高考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中国经济腾飞,跨入世界强国行列奠定了人才基础。据统计,恢复高考40年(1977—2017年)以来,报考总人数达21699.5万人,录取总人数达10855.6万人,也就是说有1亿多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成为高级人才,成为制造业界、商业界、网络界、教育界、文艺界、经济学界等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设想一下,如果改革开放以来没有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这1亿多的有用人才,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不可能成功,我们国家步入世界强国之列也就不可能实现,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废除高考,或采用推荐制度选拔人才,将会怎样?“文革”中已经试验过,结果就是生源太差,教育不公平,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大家对此都有切肤之痛,这条路真的是行不通的。

世界各国都有高考,连已普及高等教育的美国也要考试,因为学校档次有高低,报考常青藤名校也有严格的审核与考试。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都有全国统一的高考(或称会考),也都会使报考的年轻人担惊受怕,不敢松懈。因为考生不但想被大学录取,还要争取进好学校。韩国高考更是年轻人的肉搏战,1天时间考完5门课,从上午8:40考到下午5:40。

高考是全世界教育的难题,而且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已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探索,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较理想的办法。制定理想的高考办法,必须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1.中国每年将近一千万人参加高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人数众多,不可能全部采取面试,也不可能全部采取多维度考核的方式。

2.考试要做到公正、公平,但又要选拔到优秀人才。

3.不能一考定终身,以分录人,要多维度全面选拔人才。

4.要照顾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民族差异等。

5.由于缺乏诚信制度,高校和考生数量众多,目前尚不能全面实行高校自主招生。

6.为了考虑社会安定,高考改革步子不能太大,必须逐步推进。

由于考虑以上诸方面因素,所以高考改革更加复杂和艰巨,往往顾此失彼,左右为难。比如既要做到公平、公正,又要做到不能一考定终身,以分录人,这两者很难同时做到;既要照顾到个性、特长,又要避免在加分中弄虚作假,这两者也不能兼顾等。

几十年来,国家对高考制度不断改革,不断完善。从目前来说,现今的高考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可和欢迎的。经过专家四年的研究论证,教育部已出台新的高考制度,相信一定会有新的面貌。

总之,中国的高考贡献是巨大的,但不是完美的。高考有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不能因为有问题而被批,更不能被取消,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改革,不断完善。改革的着眼点,不是为了专家,而是要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满意。为“双基”正名

以前,说起数学教育,“双基”是一个绕不开的术语。那什么是“双基”呢?简单来说,就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现在,受种种原因的影响,许多学校和老师不敢再强调“双基”了。

当下,在教育界,不少和“双基”相伴随的“魔咒”言犹在耳:比如,有人担心,加强“双基”会阻碍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比如,有人认为,数学“双基”教学是从苏联来的,是落伍的东西,早该退出历史舞台;比如,还有人说“双基”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在我看来,这完全不是“双基”惹的祸。就拿“双基”会阻碍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无稽之谈来说吧。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从哪里来?不会凭空而来,不是教师嘴巴上讲出来的,而是在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过程中获得的,练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思考。打个比方,思维能力好比维生素C,维生素C是蕴含在苹果中的,而这个苹果就是“双基”,不吃苹果怎能得到维生素C呢?同样,学生不学基础知识,怎能发展思维呢?

近来,关于英国向中国数学教育取经的新闻一直不绝于耳。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民选观察发现,被英国教育部选派到中国学习考察的英国教师,最看重中国教师关于数学学习的信念——中国教师普遍认为,虽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数学家,但是数学是中小学生应该学习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知识。每个孩子不仅应该学好基础数学,也都有能力学好基础数学。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学校老师总是想方设法面向全体学生教学,又利用各种方式鼓励、引导、帮助和教育孩子,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

说白了,“双基”已经浸入到中国教师的信念中了,并且因为对“双基”的坚持,让我们赢得了世界教育的尊重。

60多年来,我历经多次全国性的课程教学改革,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一句话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打好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

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革命,片面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忽视系统的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强调“政治挂帅,开门办学”,小学数学主要学习打算盘和记账知识,忽视“双基”,甚至不要“双基”,致使教学混乱,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对此,大家都有切肤之痛。

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数学教育改革的情况,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搞了“新数学运动”,以布鲁纳的发现教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发现,强调创新,却忽视基础,不仅给师生的教与学带来了困难,而且导致数学教学质量下降;70年代提出要回到“基础”;80年代又提出“问题解决”的口号,重提创新发展;可是2008年的口号还是回到“为成功打好基础”。这被数学教育家张奠宙先生称为“美国的翻烧饼”式的折腾。历史的教训应牢记,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张奠宙先生提出:“在良好的数学基础上谋求学生的数学发展。”用这句话来概括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我是十分赞同的。这句话同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在加强双基的同时,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更贴近数学教育,更为简练,把“基础”与“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这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引起中国数学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有些人把“应试教育”所造成的“题海战术、机械训练”的罪名强加到“双基”教学的头上,这是不公平的。这里有必要指出:加强“双基”需要必要的重复,也需要多做题目。我从事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60年的经历告诉我,小学生必须经过一定量的练习才能掌握数学基础知识,不练或少练就能掌握那是空话。我们应该把“必要重复”与“机械训练”区别开来,把“多做题目”与“题海战术”区分开来。其关键在于一个“度”,需要多少练习量才是适宜的、科学的,这正是需要我们调查和研究的课题。

最后,我重申一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抓“双基”。《中小学数学(小学版)》,2018年4月为中国学生正名“中国学生负担重,苦不堪言,虽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但没有创造性;欧美学生轻松愉快,没有负担,创造性强。”这是一种贴标签、想当然的调论,已经把中西方教育脸谱化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没有到过美国而听信媒体和专家宣传的教师和家长其实受骗了。

美国有各种类型的学校,主要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针对贫困家庭的特殊学校。公立学校面向大众,管理不严,学生轻松;私立学校面向富裕阶层,属于精英教育,学费昂贵,管理严格,学生负担不轻;特殊学校根本没人管,放任自流,学生基本没有负担。说美国学生轻松愉快,没有负担,是指哪一类学校的学生呢?

中国学生也不能一概而论,城市名牌学校的学生负担重些,而农村山区学校的学生负担轻些,甚至没有负担。总的来说,经过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的调控,学生负担有所下降。一般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没有家庭作业,中、高年级学生写作业不超过一个小时,中学生写作业不超过两个小时。农村小学生基本没有家庭作业,中学生一般都住校,晚上自修课做作业。

在学习成绩方面,中国学生有绝对优势,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中国上海连续两次获得第一。国内外有些人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应试教育的结果,中国学生考试成绩很好,但只会死记硬背,没有能力。反而有一位英国学者麦克雷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他在《独立报》发表文章指出:“经合组织对15岁学生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显示,上海学生在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三项评估中得分最高。测试的目的是评估他们将自己的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能力。所以你不能说这是中国学生接受‘填鸭式教育’的结果。”

关于培养创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继承和学习前人所创造的巨大知识宝库,然后在前人的肩膀上起飞。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接受,所以在中小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一种创新精神,而不是创新能力。在中小学,我们有责任把清晰完整的科学结论告诉学生,不能让学生漫无目的地去探索,去发现。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反而会害了学生。美国的科学课程标准原来的核心概念是“探索”,现在已改为“实践”,这是令人深思的。

国内外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学生没有创造力,好像已成定论。我们似乎也没有论据为中国学生辩驳。《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于2017年11月19日公布了一份资料,讲的是一部丹麦拍摄的纪录片——《丹麦九年级Z班VS中国九年级13班》,纪录片跟拍了两个国家的初中毕业班,节目组聘请了权威专家为两国孩子设计了多项领域的测试,希望以此对比研究两国教育的不同之处。

代表丹麦的是奥胡斯地区最好的一所公立学校里的九年级Z班,代表中国的是哈尔滨市第67中的九年级13班。两个班级里都是即将面对本国中考的孩子。测试项目分别为阅读、数学、英语、团队合作能力和创造力等四个方面。

测试结果:阅读能力方面,中国小胜丹麦;数学能力方面,中国大胜丹麦,中国90分,丹麦30分;英语能力方面,丹麦大胜中国,丹麦71分,中国29分,这在意料之中,因为在丹麦普遍采用英语交流。

团队合作能力和创造力方面,中国、丹麦两国专家都认为这是丹麦学生的强项,丹麦大胜中国是肯定的。可是测试结果恰恰相反,中国孩子胜了。

测试团队合作能力的考题是一项任务,按4人一组,每组分发50张白纸以及4个强力透明胶,团队需要在30分钟内搭建一个类似房子的独立支撑体,且能让小组的4名成员进入到搭建的建筑物里面。最后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学生的表现更好。因为中国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聆听同伴的意见,并且很快达成共识,立即动手操作。丹麦学生则不大专注,嬉笑打闹,意见不统一,非常自我,最终影响了任务的完成。

测试创新能力的任务是给孩子们一叠相同内容的画,让孩子们自由发挥,添加新的内容,作出一幅新的画,并给新的画起一个名字,限时15分钟。结果也出人意料,中国学生的创新性比丹麦学生高,专家们一致认为的比较有创新性的画作,几乎都来自中国学生,丹麦学生的只有一幅。

以上测试结果,颠覆了国际教育界旧有的认知——认为中国学生受到的管教太严,约束太多,因此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肯定很差,不如欧美学生。事实证明,中国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严明的纪律,顽强的执行力,坚持不懈的斗志,对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说明中国学校严格要求和训练的管理办法与教育方式,对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东方和西方教育家都忽略了的。那种认为严明的纪律,扎实的“双基”能力会影响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想当然的推论,没有科学根据。感谢丹麦电视台做了一件好事,为中国学生洗刷了“冤”情。另外也提醒中国的教育专家,不要跟着外国老说中国学生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能否脚踏实地多做一点教育实证研究?为中国教师正名“中国教师强调死记硬背,机械训练;欧美教师强调探索发现,搞研究性学习。所以中国学生基础知识很扎实,但缺乏创新能力。”这种论调在国内外流传很广。而在外国流传着中国教育悖论:“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很落后,为什么学生的学习质量这么高?”他们疑惑不解。

关于中国教育悖论,我早就指出这是个伪命题,外国人是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眼光看中国,认为中国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很落后,再加上现在新闻媒体对中国教育的负面报道多,大家都信以为真。现在我要用事实为中国教师正名。

新中国教育经过60多年的不断发展,不断改革,老师的学历水平和教学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据2009年湖南省抽样调查显示,小学教师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6.49%,沿海地区小学教师的学历已基本达标,其中有研究生学历的已占10%左右。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保证了教师具有一定的学识。

中国的课堂教学经过全国性的八次课改,课堂面貌大有改观,满堂灌已基本看不到了。特别是近几年政府加大了教育投入,不但沿海地区的中小学用上了电子黑板,就连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室里也装上了电子黑板,使用现代化电子设备的学校比比皆是。从主流来看,我国的课堂教学已具有中国特色,既继承和发展中华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借鉴西方教育的长处。其主要特征我归纳为六条:(1)强调学生自学;(2)重视教科书的作用;(3)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4)加强“双基”;(5)重视练习;(6)激发学习兴趣,充分发挥非智力因素。所以说,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并不落后。

综上分析,中国教育悖论“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很落后,为什么学生的学习质量这么高?”是不成立的。它的前提错了,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并不落后,课堂教学方法既不是满堂灌,也不是西方的探索发现,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东西方教育的碰撞,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英国BBC广播公司拍的一部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式教学》,这部纪录片在英国及世界各地播放,引起轰动,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的成见。西方人总认为西方教育比中国教育优越,这个案例用铁的事实证明,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育方式,中国都比英国好。

事情的起因是2015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有一个比较中西方教育的研究项目。他们在博航特中学开设中国实验班,抽取50名九年级学生,另选一个同年级的对比班,只有30名学生。从中国聘请5名教师,担任实验班的各科教师,对比班则由英国原任教师任教。时间为一个月(四周),然后统一测试。BBC广播公司全程录像,等于全程有人监督,容不得有半点虚假。开始两周,中国教师简直无法上课,学生纪律太差,讲话、打闹、玩手机,甚至把家里的电茶壶带来烧茶喝。中国教师面对散漫、叛逆的英国学生,坚决不退让,坚持严格管理,找学生谈话,同家长沟通,实在影响上课的学生,把他们请出教室。这样做,开始时遭到部分学生和家长的反对。有位家长还跑到学校同中国教师争辩,说他的孩子一天不喝茶是不可想象的,不让带电茶壶烧茶喝是侵犯人权。中国教师则耐心解释、开导、劝说,情况逐渐有了改变。第三周开始,学生慢慢接受中国教师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

原来英国教师有点幸灾乐祸,认为中国的那套方法在英国行不通。中国教师逐步展示中国式的因材施教:为后进生补课,为优秀生开小灶,在课外教学生跳扇子舞、扔空心球、做游戏;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让学生在国旗下讲话;考前鼓励学生认真复习,争取考出好成绩。他们完全把中国学校的那套方法搬到了英国。

四周实验结束了,实验班与对比班接受统一测试,结果,测试的三门学科,中国实验班的成绩完胜英国对比班。如下表所示:测试结果

三门学科中数学差距最大,相差12.9分。

博航特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心服口服地承认,中国赢了。其实,实验是在对中国教师不利的情况下展开的,如中国教师对英国学生不熟悉,开始时受到学生的抵制和反抗,而且教的是50人的大班。

最终不但成绩完胜,而且中国教师同英国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告别会上,师生哭成一团,英国学生都不愿让中国教师离开。一位优秀学生说:“这是我最奇特也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我一定不会忘记。”一位后进生说:“本来我如此的差,但他们相信我,他们知道我有潜力,他们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激。”校长表示,希望他们留下来继续上课,“国旗下的讲话”这个形式很好,要在全校推广。

BBC的这部纪录片,是现场拍摄的,具有可信度。现在这部纪录片已在许多国家播放,相信它可以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教育的认知。

一些唱衰中国教育的公知们,应该好好看看这部纪录片,反思一下自己的讲话和叫骂是否有道理。为小学数学正名

小学数学,顾名思义就是小学生学的数学。一姓“小”,二姓“数”,抓住了这两个特征,才能真正做到对小学数学的本质把握。本文就从这两个字谈起,为小学数学正名。一姓“小”

首先要弄清楚小学数学学习的对象是6—12岁的儿童,特别要注意现在入学年龄已提前到6岁。可是一年级数学起步太快,要求太高,在20以内认数时,就要学习分类数学思想,同时要认识各种几何体,甚至要求区分圆柱体和球体有什么不同。孩子们每天除了课堂作业还要做家庭作业。孩子刚从以游戏为主的幼儿园走出来,满怀希望地进入小学,殊不知进入了“苦海”。所以,过不了多久,许多孩子纷纷央求:“妈妈,能不能再回幼儿园去?”

以1992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为基准,同现行的《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相比较,小学部分增加了许多内容:

1.概率初步知识。简单的随机现象以及列出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对简单的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作出定性描述。这个内容原来到中学时学。

2.统计知识。原来仅在高年级学一点统计图表,现在从低年级开始学习简单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并能用自己的方式呈现数据整理的结果,对数据进行简单分析。把以前中学才学习的“中数、众数”的统计概念也下放到小学。

3.图形与位置领域。增加了“平移与旋转”的概念,能在方格纸上用数对(限于正整数)表示位置,知道数对与方格纸上点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已渗透坐标思想)。

4.综合与实践。各个年级都安排综合与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感受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获得初步的数学活动经验;经历有目的、有设计、有步骤、有合作的实践活动,在给定目标下,感受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设计思路,制订简单的方案。

5.特殊解法的应用问题。现在各年级课本都有“数学广场”单元,引入了早被《小学数学教学大纲》中删除的特殊解法的应用问题(简称典型应用题),甚至把奥数的题目也冠冕堂皇地引入小学课本了。例如找规律、排列组合、重叠问题、编码问题、运筹问题、找次品问题、鸡兔同笼问题、抽屉问题等。

要讲究以上增加的五方面内容,估计也得多花100多个课时。1992年的数学大纲是一周6课时,2011年的课程标准是一周5课时,小学六年共计减少约216个课时,这样一增一减,就是300多个课时。1992年小学数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同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已经很高了,现在还要多出300多个课时,一个小学生怎能受得了!为什么小学生负担始终降不下来,难道这不是一个主要原因吗?

另外,增加的教学内容是否适合小学生学习还是个问题,对于沿海城市学校的学生还勉强过得去,大部分偏远山区的学生就有困难了。而这些内容到中学都要学习的,为什么非要下放到小学去为难小学生呢?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根据儿童认识规律以及大量的实验研究提出,每一种数学概念都有最佳学习年龄,人为提早学习会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和混乱。可是现在有些专家相信美国布鲁纳的观点,布鲁纳认为:“任何学科都能够用在智育上是诚实的方式,有效地教给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儿童。”布鲁纳主张现代数学思想让儿童接触得越早越好。可是,事实上,皮亚杰的理论由于有大量的实验作为基础,因此得到国际公认。美国布鲁纳的理论缺少实验依据,仅是一种教育理念,而根据他的理念指导在美国推行的“新数学运动”,历史证明已经失败了,最后不得不提出“回到基础”。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这个经验教训,不要跟风,自己折腾自己。二姓“数”

数学课要教数学,听上去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当下现实课堂教学中,存在着“去数学化”的趋向,数学课上得不像数学课。

1.过度的情境导入。

数学要密切联系生活实际,有些数学概念从生活原型中导入是可以的,但不能过度,也没有必要每堂课都有情境导入。有一位名师到绍兴上“百分数”这堂课,他想了一个晚上如何用情境导入新课。他想到绍兴特产黄酒,酒瓶上标有8%的酒精度,决定就用黄酒引出百分数。一上课他就问学生:“我是从外地来的老师,带什么绍兴土特产送给我的朋友合适?”这一问,学生果然兴奋起来了:“老师,绍兴的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多买点送给你的朋友,保证他们喜欢。”“老师,绍兴的茴香豆很有名,是鲁迅小说里孔乙己下酒吃的。”“老师,绍兴的梅干菜烧肉特别有味道。”“老师,还有绍兴的霉苋菜。”……学生说了很多,就是没有说到黄酒,这位名师着急了,立即又问:“昨天晚上,教育局长请我吃饭,喝的是绍兴产的什么酒?”全班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道:“黄酒!”这节课貌似上得非常热闹,但下课后问学生,这节课上的什么内容,有的学生竟然回答:“绍兴土特产!”强烈的趣味情境把抽象的数学概念掩盖了,这样做只会使学生“乐不思蜀”、离题万里。

更要命的是,这位名师把这个案例当成精心设计情境导入的经典,到处介绍。因为是名师的经验,所以大家都挖空心思争相效仿。

2.过分强调生活化,联系实际。

有些教师为了使数学同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在教室里创设了各式各样的场景。如学习“一位数乘法”,教师设计了一个购物场景。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教室里摆放了货架,上面摆着各种文具、水果、玩具等,让学生模仿顾客和售货员进行购物活动,学生玩得很开心,结果计算一位数乘法的练习时间就很少了。

现在教室里大都有多媒体投影设备,且课件制作得非常精美,一堂“6的乘法口诀”课,大屏幕投影出这样的画面:在蓝天白云下的深山桃林里,树上的桃子白里透红,大小猴子跳上跳下非常可爱。教师布置了一道题:“桃林里有8只猴子,每只猴子吃了6个桃子,一共吃了几个桃子?”可是孩子被色彩绚丽的动人画面吸引住了,没有理会教师的问题,有的学生嘀咕道:“猴子有大猴子、小猴子,都吃6个桃子不合理。”有的学生说:“为什么没有看见猴王孙悟空呢?”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数学课竟成了故事课、情境课、看图说话课。

前不久在网上出现了一道神题:

9-1=  3+7=  5+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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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3+7可以解决什么问题?9-1呢?

此题是某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一年级数学课本中的一道题,难倒了不少家长,众多网友看到此神题后表示不理解,也答不出来,纷纷转发求解。

一年级的数学老师,看了教学参考书才知道,此题是考查学生联系实际的能力,如3+7可以解决3支铅笔加7支铅笔的问题,9-1可以解决9块糖吃掉1块还剩几块糖的问题。一年级学生才6岁,他们身上承载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为什么非要把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去为难他们呢?

3.把数学史当成数学文化。

当下“文化”是个时髦名词,到处讲文化,有“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甚至有“麻将文化”。数学课当然要有数学文化,可是把数学史等同于数学文化,肯定出了问题。本文暂且不讨论什么是数学文化,只就小学生有没有必要学数学史,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结论是否定的。《数学课程标准》是国家颁发的文件,依此编写的教科书是教学的依据。现行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在小学都没有专门的数学史内容,仅在高年级配合教学内容用“你知道吗?”作为阅读材料介绍一点数学史小知识。

小学数学是数学基础的基础,学习四则计算并没有要求小学生需要知道加减运算符号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演变的。教师的教学必须遵守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规定,这是很简单的常识问题。这么简单的常识问题为什么会有争论,主要是因为对数学文化的误解,再加上名师课堂的误导以及某些教育杂志的推波助澜。

有一位名师上“圆周率”这堂课,他在课堂上向小学生大谈圆周率的发展史,从我国古代的“周一径三”谈到“祖率”“徽率”,又谈到外国的圆周率的发现史。这哪是小学数学课,好像是给大学生作数学史讲座。一些教育杂志刊登了许多这样的名师课堂纪要,并把这些作为名师课堂的特色,有一本教育杂志更公开宣称“让数学史‘复活’在课堂上”。

前面已经谈到小学数学内容太多,小学生负担太重,如果再加上大讲数学史,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该学的没有学好,不该学的大讲特讲,这不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也是“去数学化”的一种表现。

4.用假开放题,破坏数学的严密性。

数学开放题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促使学生求异创新。但开放题的开放有一定的前提,即必须在数学逻辑范围内开放,可是有些教师随意性太大,不问青红皂白,什么条件都可以开放。

有这样一道题:“一只羊4条腿,3只羊有多少条腿?”大家都回答有12条腿。有一个学生却说:“一共有11条腿。”教师问他为什么,他振振有词地说:“有一只羊跌坏了一条腿,只有3条腿。”教师表扬他说:“你真聪明,能想出同别人不一样的答案,有创见。”其实这位教师表扬错了,数学是严密的科学,条件是不能随意更改的,“一只羊4条腿”这个条件非常明确,怎能说有一只羊只有3条腿呢?教师不经意的误导,破坏了数学的严密性,会诱发孩子胡思乱想,对他今后学习数学是有害的。

有一位教师出了这样一道题:“一件衬衣30元,100元最多买几件?”大家都回答最多买3件,可是有一位学生说:“最多买4件,因为可以同售货员砍价。”这位学生的回答受到全班同学的称赞,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妈妈买东西会砍价,这件衬衣20元就行,可以买5件”,“买6件”,“买10件”,教师一时没有了主张,随口说:“这道是开放题,你们说的答案都对,都有创新精神。”这位教师的处理方法是错误的,道理同上题一样,数学问题中的条件是不能任意更改的,“一件衬衣30元”,是进行数学推理的出发点。这种把严密的数学当成脑筋急转弯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去数学化”的表现。

本文“为小学数学正名”,讲的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一姓“小”,二姓“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可是偏偏在这两个字的认识上出了偏差。目前教育界有个反常现象:小学生负担重,大学生负担轻;小学生搞研究性学习,大学生搞满堂灌。这个反常现象值得我们沉思。阿根廷网站上曾刊登的《一个孩子对其父母发出的信息》这篇文章中说:“我的年纪还小,请拿出时间和耐心向我解释世界上精彩的事情”,“我的眼睛还没有看到你所看到的世界,请让我慢慢地观察”,“我的腿还很短,请你走慢些,好让我跟上你的步伐”……《人民教育》发表的一篇文章——《放慢知识的脚步,回到核心基础》,讲得切中要害。

小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小学生是6—12岁的孩子,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任何的课程改革、课程标准制定、教材编写、教法选择以及教育媒体宣传都不能偏离这个大方向。牢记小学数学一姓“小”,二姓“数”,任何操之过急、随意拔高的行为,都不利于孩子健康地成长。《小学数学教师》,2005年第7—8期合刊为计算正名

现在,有些人忌讳提“加强计算”,更不敢提“计算训练”。其主要原因是新世纪开始的新课程改革刮起一股风,说数学教学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数学思维方法,不能把学生变成计算器,人要学习计算机不能做的事,加强计算训练会阻碍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算得快已没有现实意义了等等。

这种忽视计算的论调,是当前小学数学教学中最大的误区,杀伤力很大,影响着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我要为计算正名,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从小学数学教材内容上分析

小学数学的主要内容是四则计算,小学生主要学习“读、写、算”,这里的“算”,指的就是计算。可是有些课改专家,就是不提计算的重要性,反而给重视计算的教师加上很多“罪名”,使教师避而远之。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培养数学思维方法、数学思维能力、数感、数学建模等。这些东西固然重要,可是它们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有载体,这个载体在小学主要是四则计算,必须在学习四则计算的过程中催化出来这些能力。

例如,在学习四则计算的过程中,学生不仅仅掌握了四则计算的法则,而且培养了数感、数学思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分析推理能力。不计算何来数感?不解题何来数学思维方法?不练,从何想起?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二、从中小学数学衔接上分析

小学数学是整个数学学科基础的基础,有理数运算是在整数、小数、分数四则计算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同类项合并、整式运算、解方程也以小学数学四则计算为基础,分式运算更是以分数四则计算为基础。中学生常犯的运算错误,主要是由于学生在小学时四则计算没有过关所致。

发展数学思维方法、数学思维能力、数感、数学建模,是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都要做的事。而小学生更重要的是打好四则计算的基础。如果在小学没有把四则计算的基础打好,那么到中学时就会常犯计算错误的毛病,岂不是得不偿失。该抓的没有抓好,失去了良好时机,害了学生一生,实在太可惜。三、从计算的智力功能上分析

有些人认为计算无需思维,没有含金量,加强计算训练会阻碍学生思维的发展。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害了很多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说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更没有教育科学实验的数据作支持。

我可以用权威的实验数据来证明我的观点。

苏联教育心理学家克鲁捷茨基在《中小学生数学能力心理学》一书中介绍,他们对数学方面具有天赋的儿童进行观察和实验后得出以下结论:“数学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年龄很小时就已形成,而且大部分表现为计算方面的能力——即用数来运算的能力。当然,严格地说计算方面的能力还不是数学能力,但真正的数学能力——即推理能力,独立地掌握数学材料的能力,论证能力——往往在这个基础上随之而形成。”这个观点已得到国际数学教育界很多专家的认可。

该书有大量的个案材料可证明上述的结论。所以,认为学生的计算能力的高低并不影响数学能力发展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忽视计算的论调是从欧美搬来的,他们的孩子已经深受其害,怪不得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连9乘8等于多少都不能立即回答出来。最让英国人痛心的是,由于民众糟糕的数学水平,给英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合200亿英镑。英国人痛定思痛,决定放下架子,向中国学习,引进上海小学数学教材和练习册,还要派几百名数学教师来中国进修,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可是在中国,有些人还是在推销欧美数学教育理念来忽悠中国人,实在可耻!《中小学数学(小学版)》,2018年5月为“应用题”正名

在新世纪开始的数学新课改中,取消应用题的提法被改为“解决问题”(有时又叫“问题解决”)。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这种做法近十年来使教师迷茫,大家争论不休。为什么通俗易懂、大家都明白的“应用题”,非要改成深奥莫测、大家很难弄明白的“解决问题”呢?据说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同国际接轨,因为美国人提“解决问题”,我们也得跟着改;二是原有应用题体系和内容太陈旧,非改不可。一、应用题是题型,是客观存在的

稍有点逻辑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解决问题”是一个领域,好比“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等;而应用题是一种题型,好比计算题、文字题、图形题。两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上下从属关系。应用题是属于“解决问题”领域中的一种题型,这样就能说得通了,相信大部分教师也会接受。应用题无非就是一种题型,为什么非得斩尽杀绝,把它逐出小学数学的行列呢?

说原有应用题教学太陈旧,这也不符合事实: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颁布了1978年大纲、1986年大纲和1992年大纲,多年来对应用题教学进行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当时有10多种义务教育实验课本,各个编写组都在尽力改革原有的应用题体系,设计各种新型应用题。广大教师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教法,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题策略,有力地促进了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

我亲自参与了实践和研究,是一个见证人。根据儿童学习数学的规律,我提出“应用题要过关必须抓审题”的观点,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我主持了应用题基本训练的研究,对常用的数量关系、解题思路、题目结构以及解题方法进行经常性训练,每堂课只用5分钟,用分散性训练方法,达到解决应用题难点问题的目的。后来集中了许多优秀教师编写了全套《应用题基本训练册》(1—6年级),把应用题基本训练序列化、科学化。应用题解题策略的研究,把数学思想方法引入应用题教学中,特别重点研究了线段图的作用和使用。

这个时期,全国各地的研究风气很盛,涌现出大量应用题教学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小学数学教育科学的发展。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新的改革,走自己的路。

如今数学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中“应用题”的名称消失了,许多杂志刊登的文章也回避“应用题”三个字,似乎担心会有“走老路”之嫌。但是事实上,教科书中还是有许多应用题出现,不过只能说“解决问题”,不能说应用题,教师上课实在太别扭。这种形而上学的鸵鸟政策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来的。“解决问题”是目标,从广义上来说,任何学科的学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应用题是一种题型,是为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所采用的一种训练手段。这里不存在哪个先进,哪个落后的问题。原本是一个很容易说清楚的简单问题,非要上纲上线,弄得玄而又玄,最终使教师不知所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反思走过十多年的小学数学新课改,应该认识到,现在到了为“应用题”正名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应用题。

新课改冲破了原有的应用题教材体系,对应用题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并且丰富了应用题的呈现形式,这是好事。现在我们不要回避“应用题”这三个字,在此基础上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应用题的教学问题。二、学习数学知识与密切联系实际的关系

应用题,顾名思义就是把数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的题目。这里必须辩证地认识学习系统的数学知识与密切联系实际的关系。

学习系统的数学知识和密切联系实际,这两者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有争论,一个时期强调前者,一个时期又强调后者,左右摇摆不定。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系统最基本的数学知识。当然,数学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际问题,应该把学习数学知识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我认为对小学生来说,主要应该从学习系统的数学基础知识的角度看问题,联系实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不能破坏数学知识的系统性,不能削弱数学知识的学习。20世纪60年代初的教育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文革”中,过分强调联系实际、政治挂帅,把数学知识弄得支离破碎,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滑,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

现在有两种提法:数学问题生活化和生活问题数学化。这两种提法初看差不多,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数学问题生活化,是把数学问题落实到生活化,以为生活中有的就学,生活中没有的就不该学,这种认识是片面化、庸俗化的。生活问题数学化,是指生活问题通过数学建模上升到数学问题。我主张提“生活问题数学化”,因为它落实到数学化,抓住数学教学的本质。正如国际著名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说:“没有数学化就没有数学。”

数学来源于生活,但不等于生活问题就是数学问题,也不等于数学问题都是生活问题。例如有一道非常简单的应用题:“黄花有8朵,红花比黄花多2朵,红花有几朵?”这样的问题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先要知道红花有几朵,才能知道红花比黄花多2朵。在“文革”中曾有人批判这类题目严重脱离实际。但是,它可以作为数学问题存在,上升到数学模型就是“求比一个数多几的逆命题”。又如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说过一段相声,讽刺数学书上的一道题:“有一个水池,打开进水管注满水池要3小时,打开出水管放完整池水要2小时。现在同时打开进水管和出水管,要多少时间才能把一池水放完?”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同时打开出水管和进水管,这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由此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这样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但可以把这种现象上升到数学问题,建立一种数学模型,就成为一种“动态平衡”的数学问题,而且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牧场牛吃草,牛在一边吃草,要考虑到另一边的草的生长;人的新陈代谢,一边在消耗能量,一边又在制造新的能量。

过去应用题教学中有自编应用题、看图编题、根据情境编题、根据实物演示编题等,都是要求学生把生活问题上升到数学问题的一种训练。

应用题仅是一种题型,是数学教材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事实上新课标的数学课本中已经有大量的应用题,可是就是不提“应用题”这三个字,实在可笑。他们还有一点科学精神吗?历史是无情的,我可以预料,小学数学课本中最终还会出现“应用题”这三个字!《中小学数学(小学版)》,2015年3月为珠算正名

有一次,在一所小学里听到几位教师在议论珠算。“现在有了电子计算器,算盘要进历史博物馆了。”“算盘既然要淘汰,为什么小学数学课本中还让学生学珠算呢?”“算盘反正要淘汰,珠算学不学无所谓,我准备略去不教了。”

……

听了这些议论,我觉得“算盘要进历史博物馆”的论调,把一些教师的思想搞糊涂了。有了电子计算器,算盘要不要了?这个问题不能凭主观臆测,而是要用实践来判断。下面我们以电子计算器已基本普及的日本来说明,总该有说服力吧。

1979年4月底,我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中日珠算界学术交流会,听到一位日本朋友介绍道:“日本在5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电子计算器,当时在日本有许多人惊呼:‘算盘要进历史博物馆了’,有一个人甚至写了一本书——《算盘,再见》。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电子计算器虽已普及了,可是现在算盘仍然被广泛应用。所以,事实证明,不是‘算盘,再见’,而是‘算盘,你好’。”

日本有一家生产电子计算器的公司,调查了人们在计算工作中用哪种计算工具最多,调查结果显示,有83.4%的人用算盘,居首位。现在日本算盘的销售量每年都在增长,1978年创历史最高纪录,高达220万把。珠算技术资格证鉴定的应考者每年超过600万人。

电子计算器的发源地美国原来没有算盘,竟然在70年代引进了日本的算盘。因为美国人发现中小学生因使用电子计算器造成计算能力下降,而引进珠算可以提高其计算能力,增强其脑力。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学系教授列奥·利加德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为什么我们要在电子计算器的时代,却采用算盘,也许日本人很不理解,那是因为算盘使孩子们对数和数位的意义,计算的过程等很快就能理解。另外,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即孩子们由于珠算水平的提高而有了信心,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都会显示出迥然不同的积极性来。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地区,80%的小学都在学习珠算。

为什么在电子计算器时代,人们还在学打算盘、应用算盘呢?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它的实用价值,二是它的教育价值。

先从实用价值来说。一般人总以为电子计算器的计算速度远比珠算快。其实要作具体分析,乘除法是电子计算器快,而加减法,还是算盘快。

为什么在加减法上,算盘反而比电子计算器快呢?我请教了一位内行的同志。他说,每加减一个数目,在电子计算器上要按一次运算符号,算盘则不需要;在算盘上不要拨“0”,在电子计算器上仍要按键,360000这个数,在算盘上只要拨2次,在电子计算器上仍要按6次键。所以,电子计算器上按键的次数要比算盘上拨珠的次数多。另外,在电子计算器上,计算同数字的数目,如6660000,按了几次“6”,按了几次“0”,往往会出错,因此容易造成差错。在算盘上档位分明,不会发生这种错误。我用电子计算器亲自试了一下,果然如此。实际计算业务中使用加减法要占80%以上,在日本的各个企业大都是使用电子计算器,尚且如此重视珠算,而我国地广人多,电子计算器还在推广阶段,却要把算盘送进历史博物馆,未免过早了吧!

再从教育价值上来说,教育实践证明,算盘在形成学生数概念和计算概念的过程中有着积极的作用。算盘形象直观,档位分明,学生人手一把,可以亲自实践,看得见,摸得着,确实是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好帮手。

使用算盘认数,学生一面用手指拨珠,一面亲眼看着算珠移动,容易理解,有利于形成数的概念,比用小棒、手指头等认数效果好得多。算盘作为一种运算工具,可以促进口算和笔算,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算盘的这种教育功能已引起世界教育界的重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库内兹比奇博士在成立“美国珠算中心”大会开幕词中说:算盘由一个个算珠和井然排列着的档位组成,在认识数与数的大小及数的概念的培养上,它的效果比以往任何方法都好。因此,算盘在打好初等数学的基础教育上,是有效的。他又说:算盘乍一见好似原始的东西,可是它在使人们理解计算原理方面有着极为优越的性能。这是因为它的计算由拨动算珠的活动而得出,并且它的过程清楚而且又可以看得到的缘故。

从算盘的实用价值和教育功能两方面分析,在我国,算盘非但不会被淘汰,而且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把小学数学课本的珠算教材认真教好。《江苏教育》,1979年2月再为珠算正名

拙文《为“应用题”正名》发表后,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和思考。在中国小学数学教育界争论很少,许多刊物不敢刊登争论文章,大都是一边倒,所以感谢《中小学数学(小学版)》编辑部为大家提供了争鸣和交流的平台。

2001年实施的《数学课程标准(实施稿)》把两项主要内容逐出小学数学,一是应用题,二是珠算。现在我再写一篇《再为珠算正名》,仍借《中小学数学(小学版)》一角,明确摆出我的观点,供大家讨论。一、珠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

珠算是中国人的创造,历史源远流长,珠算的前身是算筹,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已经流行算筹,1967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的几座秦墓中(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陪葬物中发现了算筹。到唐宋时期已经有了算盘,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名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卷末赵太丞家药铺柜上,绘有像算盘的图形,有专家推测,这就是算盘。明朝已广泛流行珠算,算学家程大位编著的《算法统宗》,详细记载了珠算四则计算方法,此书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珠算在小学数学中的兴衰

从清末废私塾开设小学堂起,小学就设有单独的珠算课。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小学算术教学大纲》中规定,小学高年级开设“珠算”课,每周一课时。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施三算结合教学,才把珠算合并到《小学数学》中。

三算结合教学,是把珠算、口算、笔算三者结合起来教学,并以珠算为基础,借助算盘半具体、半抽象的特点,促进口算和笔算,使学生的计算能力达到很高的水平,创造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计算教学体系,珠算的作用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物极必反,珠算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影响了小学数学中其他内容的学习。

1978年发布的《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既纠正了过分夸大珠算作用的行为,又保留了三算结合教学的长处,仍采用三算结合的做法,把珠算融入口算和笔算中。

随着计算器的广泛应用,算盘作为计算工具的实用价值逐步减弱,因而1986年《小学数学教学大纲》中规定,删去珠算乘除法,只学珠算加减法。

2001年《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没有了珠算内容,宣告小学生从此不学珠算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一些东西被淘汰了,一些东西被送进历史博物馆,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算盘对小学生学习数学没有用处了,小学数学从此不需要珠算了,这个结论下得还为时过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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