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承灏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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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绝密录试读：
前 言
民间有句俗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对于古代社会的底层百姓而言，代表着封建皇权的各种衙门是陌生而又神秘的。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士绅阶层充当着底层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衙门，作为封建皇权的政治机构，可以说是连通上层皇权与底层社会的桥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图景里占有重要位置。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大大小小各色官员是衙门之主，但是“师爷”“官亲”“门子”“胥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角色无品、无级，不拿朝廷俸禄，本不该算作古代政治体制内的人物，但是封建政治体制的运转离不开这些人。他们也算是底层人民，却是底层中能够攀附体制、利用体制的人物。皇权用体制统治人民，就有人民混迹体制的夹缝谋生。而不能进入这漏洞的，就只能接受“衙门”的盘剥，要么忍受，要么反抗。所谓“衙门的角儿”，其实包含了古代社会上自天子、下到草民的各个阶层，而“衙门”便是历史舞台的一隅。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朝代不断更迭，官制不断演变，如果把制度比作衙门的经，把人和社会力量比作衙门的纬，经纬交织，编织出愈发繁复的衙门生态网。从秦到清，衙门越来越多，制度也越来越严，官是越来越难做。到了明清时期，由于衙门越来越多，制度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这门学问，作者称为“衙门的路径”。官场之上的“护官符”“节礼”“陋规”，朝堂之上的“功臣问题”“党争”“文字狱”……围绕着“衙门”这个中心，古代社会不同群体的相互关系，都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这“衙门的路径”，也可说是“历史的路径”。宗承灏老师的这本《衙门绝密录》，以“衙门”为切入点，由点及面，说透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为读者梳理出一条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清晰脉络。自 序 找一件不叹气的事去做
女儿：告诉我，爸爸，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意思？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出答案）女儿：哦，我懂了。刚接触历史文本的女儿不断地向我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愿这本小书能够作为我送给她的礼物。对于一个作者而言，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一句“哦，我懂了”。人活得百转千回、九死一生，醒过来还是要问天、问地、问宿命，还是要一个困惑接一个困惑地往前赶。能够在这个世界真的做到“我懂了”，又是何等崇高的境界。因为真懂的人实在寥若晨星。我始终未能给我那个求知欲很强的女儿以圆满的答案，而她的问题却可以作为我写作的又一个起点。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发问未免太过幼稚，不值一哂。持这样观点的人，不过是经验世界里的世故者、老成者，而绝非真正的智者。不要小看了你的孩子，她们是这个无明世界的通灵者。某些时候，她们“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却能直指人心的要害处。从圆滑入世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活得如孩童般单纯实在，好像并不能讨得世界的欢心。实在的人说忠言逆耳的话，而我们的耳朵还是习惯于和音顺言。一个“逆”字搁中间还是让人心生不快。现实也如此，朋友圈里大家转发的文字，批评时政、世道、人心的文字极少，批评具体人的更少；人们转发的多是心灵鸡汤，多是甜美之文。有这样一个故事，是关于明朝思想家罗汝芳的。有一次罗汝芳和他的朋友去看一个前辈。这个前辈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有着令人羡慕的权势和地位，有着用之不竭的财富。在这个世界该有的都有了，但他却失去了革命的本钱——一个健康的身体。他患了重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命不久矣的成功人士看着眼前两个年轻后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在回去的路上，罗汝芳就对他的朋友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们也能混得像他那样，科举登第，仕途顺风顺水，甚至入阁拜相。临到死的那一刻，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叹气呢？他的朋友迟疑一会儿，然后肯定道，可能也会像他那样。罗汝芳就说，既如此，我们何不找一件不叹气的事去做。找一件不叹气的事去做，听上去多提气啊，可做起来多泄气啊！而那些擅长煲鸡汤的人或许早就想好了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不叹气的事，只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这话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如果我们每个人只能看到二三十年物质生活的追逐和满足，一边赞美着美好纯良的心思，一边享受着五蕴之苦的煎熬。就是让你喝再多的鸡汤，也无法阻止“常叹气”这件事的发生。我们醒在每一个新鲜的黎明，蹲在马桶上，也不忘握着拳头给自己一个精神暗示，今天我要充满正能量地迎接这新的一天。可我们并没有问过自己，你要充满的“正能量”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很多时候，我们将正能量锁定在攫取资源的无限贪欲中，锁定在一个利己主义者的精致幻梦中。好像在这个丛林般的社会里，你不能活得像一头野兽就不配谈什么“正能量”，不活得“看上去很美”就不懂什么是“正能量”。对此，我深表怀疑。现代人一头扎进物质的海洋，在物化自己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物的附属。于是，你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伪存在，一种被物的“占有”所支配的存在，让你陷入求之不得的痛苦之中，让你陀螺般旋转，不舍昼夜。最后只剩下一种可能，在占有物的同时，你也将失去自己。故存在主义说：“拥有即是被拥有”。在这世道，教化民众最多的已经不是哪个教派，而是“名利教”。许多人信了这个教不愿意醒来，好像并不快乐。半信半疑在其中装睡的人，好像也不快乐。而那些彻底不信的，也在寻求自己精神的安放处。我们常会问，人的痛苦究竟来自哪里？有人说，来自自己的想法太多，而实现的能力又不够。就像我在这里说得酣畅淋漓，自以为真理在握，却往往看不见自己的局限，妄断了自己的卿卿性命。荀子说，人的天性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一句话，人的本性是恶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释放自己的欲望，天下必将陷入纷争混乱之中。于是逐利者打着天性的旗号，用基因和肉体说事。而向善者举着先知的旗帜，用道德和声名说事。前者说后者虚伪，后者说前者堕落。不过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基因和肉体的消亡速度的确要快过道德和声名。当然谁想要不朽，也是不可能的。两利相权取其重。社会是一种体制，而倏忽而过的人生百年又何尝不是一种体制。中国民间早就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说。看似童言无忌，而孩子的发问又何尝不是一声醍醐灌顶的“天问”？女儿说，你写这些有用吗？女儿说，历史不就这几件破事，有什么难懂的。女儿说，历史很危险，我不喜欢到那里玩。女儿说，太监不能结婚？也没有孩子，一辈子干着伺候人的活，还不让回家。宫里只要是个人，都是他的主子。更重要的是主子不让他们做男人，也不让他们做女人。注意，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做出解释。而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让我惶惶然不知所以然。就像年迈的工匠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个行当值得吗？这时，他的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文明都与之有关。古代一位哲学家渡河，问船夫懂不懂哲学。船夫说我不懂。哲学家听后喟然长叹道，如果不懂哲学，生活的意义就失去了一半。正在这时，突然间狂风大作，白浪滔天，船夫问哲学家会不会游泳。哲学家给予了否定的答复。船夫听后大呼，如果不会游泳，生命的意义就全部没有了。船夫是在讽刺哲学家，你掌握的这种叫作哲学的破玩意儿并无实际用处，惊涛骇浪处，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了。女儿那句“历史有什么用？”，多像是船夫的发问。可我又不能冠冕堂皇地跟她说，人是肉体与心灵的统一体。肉体的满足，与物质需求有关，但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也是容易得到满足的。而心灵的满足，则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历史传统有关。这是精神的需求，具有无限性，是最不容易得到满足的。王阳明对着竹子傻想七天七夜，以为从外物的努力就可以得到天理，最后他发现由外及内的路子是颠倒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像是那个格竹子的王阳明，习惯了用眼睛看世界。当我们的眼睛看见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现实，自己的心也跟着红火热闹起来。可我们不要忘了，王阳明格到最后，对着天空喷血不止，然后才悟出：我们不是用眼睛去照世界，而是以心为本体，下功夫去擦亮心镜。历史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件消费品。而消费品最鲜明的特质是流行与速朽。不知从何时起，历史完成了它的“去历史化”，成为文本“误读”的重灾区。像我女儿这样的中小学生，她们中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历史就是穿越剧里的幸福生活。“要是穿越回那个时代就好了，游山玩水，吃好的，穿好的，还有人伺候。”在很大程度上，消费化的历史已经成为“故事”“娱乐”或“成功学”“权谋学”的一部分，从而与真正的历史相去甚远。一方面，历史变成追求趣味的故事，遭到去意义化的戏说与恶搞；另一方面，历史已沦为浅薄励志的成功学和厚黑学。从通俗到庸俗，被消费的历史在走向大众的同时，也日渐丧失了其思想承载。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从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到其他各种别史、杂史和野史，一个人即使皓首穷经，也读不完那么多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说：“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最缺乏的是历史知识，却又最喜欢谈历史。一切口号，一切标语，都用历史来做证。”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说，人和狗的不同就在于，狗不知道自己之前有狗，在自己之后也有狗；而人恰好知道在自己之前有人，在自己之后也有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历史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甚至说，圣贤的历史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与其他文明不同的是，我们的文明好像极为关注以往的历史，万事万物都要追溯一个源头活水。又加上我们的往贤先哲特别擅长书写，尤其是撰写历史。官家写，民间也在写；团队写，私人也在写，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怀抱。今天也是，同一件事有着不同的说法，爱听八卦的能找到自己的去处，爱聊思想的也能找到自己的去处，各种口味，总有一款会适合你。可没有人问一句，历史，真的需要这样消费吗？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的文明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不可能只变一成。或许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会与历史背道而驰，这也不是不可想象之事。如果说，历史像打牌和钓鱼一样，仅仅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那么，我们费尽心血来撰写历史是否值得呢？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说过：“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是有益于心智的娱乐。”他是在1938年讲这番话的。在接近百年后的今天，他的话还是让我们坐立不安。确实，当今世界已跨入互联网时代，时间旋转，空间旋转，恨不得一分钟就异化出一个新时代，淘汰一个旧时代。每一个生命，每一次个体的朝圣，都显得弥足珍贵。历史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审判，因为人并不因为生命的结束而彻底消失，不然历史就不会有“审判台”和“耻辱柱”一说。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所有的历史说到底，其实都是一部思想史。对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来说，历史不应是有趣的“故事”，历史应是有思想的“道理”。可我今天不想说太多道理，我只想把这本写给女儿的名词解释推送到你面前，让你看完说一句“哦，我懂了”。不管真懂假懂，我都知足了。第一辑 衙门的角儿
中国的历史是古代历史中少数没有出现断裂、一以贯之的历史。而中国历史的递延在很大程度是依托衙门体制在保持它的连贯性。朝代有兴替，人事有代谢，后浪虽然推的是前浪，但前浪也未必会完全被拍死在沙滩上。硬邦邦的制度、法律与柔性的道德、人性相结合，可能会导向优良的政体；也有可能会优劣并存，泥沙俱下，出现暂时的死机，最后通过重启才能运行如常。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五代军阀说：“帝王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古代历史每过两三百年就要来那么一次天下大乱，造成社会阶层大洗盘，土地和财富近乎重新分配，衙门体制几乎推倒重来。可推倒重来并不能代表创新和重生，也可能会陷入又一轮循环。贩夫走卒们，只要理想打不死，奋斗永不止，也可能会从最底层的游民跃升为塔尖的王者。而科举制的出现，更是向全社会敞开大门。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书写了一个个乡野通向衙门的神话。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不能进入衙门分享体制的便利，就可能会成为体制的反对者；一个没有道德约束和才华支撑的人进入体制，就可能会成为体制的祸害者。一句话，衙门内的角儿，也是各站各的位，各演各的戏，唱好了都是角儿，唱不好都是要命的活计。01 座主与门生
现代人有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后面两项太过庸俗，不提也罢。其实古人也十分看重同窗关系和师生关系。古人荐贤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但这是一种理想境界，很难在现实中落地生根。现实世界，不避仇的少之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有人将座主和门生之间的关系，比作一棵大树与一群猢狲，树大则猢狲多，树倒则猢狲散。座主对门生有提携和保护之效用，而门生对座主也有依附和顺从之责任。人毕竟是一种感情动物，人与人之间也不全是利益交换。那些在仕途上努力打拼的门生追随有权位的座主是很自然的事，虽然他们的心思并不纯粹，满心期望能够获得座主的提携，但尊师重道是知识人士做人的底线。一个人如果和自己的老师都搞不好关系，谁还敢用你。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人。考官因赏识考生答卷而将其录用，虽然属分内职责，但对那些被录考生来说，这无异于一种天大的恩赐。科举考试竞争空前激烈，每次考试达到录取标准的考生要远远大于录取名额。虽然你笔走龙蛇写得一手好文章，也无法保证自己能笑到最后。一个考生能不能被录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录考生才会对录取他的考官感恩戴德。诚如万历二年（1574年）状元无锡人孙继皋在给其会试座主陈蕖的信中所说：“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投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任以功名，则求之以师门。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座主在任时，更延续至座主致仕后甚至去世后。有的门生甚至为已故座主修墓、治丧，这就不是一句利益使然可以概括的。科举之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也使得那些将毕生精力投入科场的举子们对前途感到茫然和焦虑。这完全不像是一场考试，更像是一场命运的赌博。明朝嘉靖年间，归有光六十岁才中进士，他对座主、门生关系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他发自肺腑地感叹道：“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终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贤以为归……予久困于试，而特为先生之所识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寻常。”为了能够一击即中，一个举子会同时向数位文官大员行卷。所谓行卷，也就是在科举之前，举子们将自己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推荐和赞誉，使自己在众士子中脱颖而出，最后顺利登科。在明代，行卷是一种完全开放的行为。只要你有门路，那就各行其道，各找自己的主子。那些文官大员在接受行卷之时，往往也要面临人情与公平的权衡，周旋于私人关系与公权力之间。科举考试放榜后，门生们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和“贽见”座主，以确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唐宋时期，主考官被称为“知贡举”，到了明清时期改称“主考”或“总裁”。变换的是称呼，不变的是利益纠结的法则。不光“座主”和“门生”在将来的官场会结为利益同盟，就连那些同榜及第的进士也会结成新的人际关系网，即所谓的同年关系。唐朝同榜及第的进士才称为“同年”，宋朝以后以同榜登科者为“同年”。到了清代，“同年”的范围再次被扩大，凡是秀才同时被选拔为贡生，以及乡试同榜中举，会试同榜取为进士，统统被拉进“同年”这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中。明朝以孝治天下，家家户户都会立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在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这是每个人必须终生依附和顺从的权威。排除天与地，这里有一个谁是大BOSS的问题。从皇权专制的本质来说，皇帝才是最大的座主，是天下第一大BOSS。唐太宗望着从四面八方会聚到长安城参加科考的士子，不无得意地感慨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每个君王都希望天下臣民绝对忠诚于他，而不是忠诚于其他什么人。正因为这样，北宋初年才会对座主、门生关系实行禁革。但问题又来了，皇帝既不能一人独治天下，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也不可能由其独揽，他还是要通过任命不同层次、类别的官员充任各级考官才能完成这件事。榜上题名固然要感激皇恩浩荡，但举子们仍然视考官为自己的再生父母。没有考官的录取，皇恩再“浩荡”也不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座主与门生既是施恩与报恩的关系，同时又构成利益共同体。人世间，再亲密的关系也离不开平日的互动与维系，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一般情形下，考生只尊主考官和直接录取他的同考官为座主。在座主与门生关系最为紧密的大明朝，那些有资格成为最高级别座主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皇帝最信赖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孺、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经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有幸成为这帮大佬的门生，既是他们的福分，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政治灾难。比如效力于建文帝的方孝孺，被篡位夺权的朱棣一怒之下诛灭十族，其中一族就是他的学生。有相认欢，自然就有相认难。嘉靖八年（1529年），朝廷任命张璁为总裁官，与霍韬一同主持当年会试。二人表现得异常低调，甚至命考生在他们面前不得执弟子礼。这与当时朝堂内外闹得正欢的“大礼议”有着直接的关系。张璁、霍韬都属议礼新贵，在当时朝臣和社会舆论中处孤立地位，诸多新科进士也对他们心存鄙视。与其让新科进士在不认座主上占了主动，还不如自己首先声明不认门生。这样，既可避免门生不认座主的尴尬，又可博得公正、不牟私的美名。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奔着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去的。他们深知在这样的考试中，决定命运的除了他们自己，还有主考官。所以在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其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一层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很多时候游离于体制之外，却是体制内上升通道的重要环节，比官府衙门那些正式章程来得更为有效。新科进士在主考官面前自称门生，就等于明确了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把个人利益与主考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处于这张关系网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疆域，门生需要的是仕途上的重用和关照，因为自古以来“朝廷有人好做官”。而主考官们将这些新科进士收为“小弟”，图的就是明日的回报。每一个被其揽入门下的考生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势力版图中的一个支点。而支点越多，说明他们占据的利益就越多。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唯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包含了一些功利的因素。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制，将他们造就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座主、门生关系逐渐深入到自最高决策到具体施政的各个层面。翻阅明史，我们经常会见到“党魁”门生与首辅座主相倚“把持朝局”的乱象，也会见到门生被座主拿去当枪使，成为座主攻伐异己的工具。如张居正当政时，江西巡抚王宗载“欲杀刘台以快张居正之心，门生属官领其密谋，嗾台雠家诬奏”。万千士子皓首穷经，只有那个祖坟冒了青烟的人，才有幸挤进体制内。进入体制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能够获取多大的利益，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对于那些孤身上路的人来说，风险将会更高。投身其中，每个人都希望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编织得更庞大、更严密，以保证自己能够步步高升，久居其位而不衰。一个岗位不论是张三来干还是李四来干，朝廷赋予的职权是不相上下的。这种职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式权力，主要是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衡量。在不同阶层的士人的互动模式中，达官显贵的积极荐举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表现。与此相反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则是中下层官员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提拔。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官家体制能够给予的生存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是在权力被关进制度笼子的盛世，他们的生存空间将更为有限。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通过私人关系网拓展的空间却有可能是无限的。通过科举得来的座主、门生、同年这几种关系，往往会决定一个官员在体制内闪转腾挪的空间大小。也就是说，同样的职位落在不同官员的手里，他所产生的权力值也是有所区别的。这就好像一只蜘蛛，它捕捉飞虫的能力是不变的，但是让它置身于不同的网络中，它所捕获的虫子也是不一样的，网络越大，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顾炎武对座主门生关系有过概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02 京 官
“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钱少。”这是现在的说法，往前三百年，同样也这样。在地方上，奋斗半生，当个知县算是到头了，能晋升知府的少之又少。但是处在京城就不一样，六部九卿，发展空间要大得多。京官是相对于地方官而言的，他们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干活儿。明清两朝，京官以不同的官阶分别隶属中央政府的各个衙门。当时有个说法：“以天下官人之额数而计之，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也就是说，京官至少要占去官员总额的一半以上。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中，一、二品的大员毕竟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中下级官员和七品以下的小角色。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对于一个初涉官场的人来说，能够混上一个翰林身份应该说是无上的荣耀。翰林作为皇家人才的储备基地，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们打交道，经常出席朝廷各种重大典礼，是个让人感觉很有面子的职业。从一个官员的资历，吏部就可以掌握他的为官经验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后。虽然说资历这种东西不靠谱，但至少能看出一个人的职业经历。在清朝，“资历”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项硬性指标。尤其在一些地位显贵、政务又不怎么繁忙的清要衙门，更是将资历看得极为重要，比如说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光绪年间曾做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唯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客观上造就了官员晋升的公平环境。当然，这种公平也只是相对的。论资排辈虽然不能保证良币淘汰劣币，但至少可以让京官们安于本分，心无旁骛地干工作。乾隆年间有的京官根本不愿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职，他们宁愿碌碌无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纪晓岚就曾经书挽联嘲讽道：“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当然，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官员的升迁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门来得快。说到明清时期的京官，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穷”。比如说翰林，他们的收入与地位极不相称，当时有“穷翰林”的说法。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一个七品京官的年俸把钱粮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就两万五千多块钱。那么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为七品京官们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两银子，一年算下来要花销三百多两银子。收支对比，一个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两的债务。如果真是这种境况，做京官真就成了一桩赔钱的买卖。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朝廷任命张集馨为四川按察使（省高院院长）。在赴任之前，他晋见了皇帝。皇帝无非是交代些勤政廉洁的话，算是敲敲警钟。见完皇帝，张集馨并没有拍拍屁股走人，他还要履行官场应该遵守的潜规则。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他需要向各部门的官员道个别，打个招呼。招呼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讲究的。一个官员去向昔日的同僚打招呼，是需要带上礼物的，称为别敬。不要小看了这“临别一敬”（别敬），京城各部门里的大小官员，落下一家，将来都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当时新官赴任前的别敬有个标准，张集馨在他自叙性质的传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有记录：军机大臣，每人四百金；军机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金；侍郎、都御使五十金；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一个都不能少。张集馨在赴任之前，把京城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官员都敬了个遍，仅此一项，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张集馨就任的按察使是正三品。在他送礼的京官中，军机大臣虽然没有品级，但是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也是不可小觑的。六部尚书、总宪、侍郎都是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大员。而军机章京只是正四品。这说明地方高官在赴任前，送礼并不仅仅局限于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别敬虽然中间有一个“敬”字，但从官员的内心来说，这与“敬”没有半点儿关系，与人品、感情、级别统统没有关系。如果非要和这个“敬”字拉上关系，那么张集馨所“敬”的只是官场中人遵守的规则。这种“敬”是圈子里的约定俗成。你不愿意进入这个圈子也可以，那就只好请你靠边站，候补队员多的是。作为一个京城官员，在得到自己将要到地方赴任的消息后，想的一定不是喝酒庆贺，而是想办法凑钱来度过这临别一“敬”。当然这凑来的钱并不指望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偿还，那样的话，全家人就是把嘴巴都缝起来，也难以偿还。曾国藩当时也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居京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胸中无学手无钱”，连家里的仆人都看不起他，卷铺盖另寻高枝。虽然中了进士，但与其感情最为亲密的大舅依然“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一种半野人的生活。而他的二舅也是贫病交加，直到去世，也没能沾到外甥一点好处。来看一看张集馨上任后，他的工资标准应该是多少。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作为一个正三品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清廷从雍正年开始发放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张集馨一年的合法收入在两千两银子左右。就这两千两银子既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又要为雇用的幕友支付薪水。也就是官家支付给张集馨的年薪只有一千多两银子。他临别一“敬”花去的一万五千余两银子，单靠自己合法收入，不知道要还到猴年马月。由此可见，张集馨“别敬”花去的费用是薪水之外的灰色收入，也就是他在地方上捞到的好处。作为一个省级官员，张集馨进京出公差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每一次回京，张集馨都要将京城里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打点一番。这些真金白银还是要从自己的灰色收入里拿。这样一来，“张集馨们”在地方刮地皮的任务就很重。这就好像一个输血管道，地方官肩负着为京城官僚集团输血的任务。要保证整个权力管道不因为失血而堵塞，那些地方大员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权力管道的造血功能。03 乡 党
乡土中国，沾上一个“乡”字，就让历史的触角直接伸向底层。古之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合称为“乡党”。《论语》中有“孔子之于乡党，恂恂如也”。学者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同样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古代官僚体系的一大特点是“皇权不下县”。由此，那些处于社会根基的乡党们，他们的社会关系自然也就不接受官府的直接干预。既然官府不得干预，那么乡党的运行规则就由自己来定，正所谓“乡人自治”。当然乡人自治，也不是说他们各自为政，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所谓自治，是由乡党中那些进过贡院、考过功名，或做过官的，有知识、操行、人格背景的“斯文人”主导。对于乡党间的纠纷，一般由里甲长、乡约来主持调解。在乡村社会的舞台上，这“关键少数人”是主角，是头牌，是民意的代言人。每逢喜事，他们往往会衣冠楚楚地站在村口，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露出八颗牙，打躬作揖迎送贵宾；祭祀时他们带领宗亲，抑扬顿挫、语速徐缓地念着祭文；若乡党有诉（讼），他们就端坐祠堂中央，耷拉着眼帘、沉默不语，听完双方痛诉后大喝道：“你们都是不肖子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一个普通人想要科举高中，除了天生聪颖，还需要祖上积攒下来的阴德，成功率实在低得惊人。如果一个人能识文断字，谙熟“乡党应酬”，乡党们肯定会委托他办他们办不了之事，简单如过年书写对联，繁复如上通下联、左右逢源。他一旦被乡党们认可这方面才能，就会晋升到基层斯文人之列，也就有资格成为乡党的领袖——乡绅。官府中人喜欢结交乡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趋于亲情化。原本你我就是乡里乡亲，如今又有缘成为官府衙门里的同僚，真是缘分比天大。而在这其中，位高权重者长一辈，仰仗权势者自然也就矮上三分。无事走访纯属里人往来问候，登门造访算是老乡互相走动；纳敬只归于乡情交流，贿赂也划为乡谊往来。送者堂而皇之，受者也心照不宣。对其中尊贵显赫者，年纪轻的直呼干爹，平辈的就尊称一声老大。同乡之间，或认了干亲，或拜了把子，或结了儿女亲家，或攀了岳丈东床；同乡圈里，张三是李四小舅子的叔叔，王五又是赵六大伯家的连襟。玩的虽然是乡情乡谊，走的却是不折不扣的裙带路线。公门结拜乡党，使得权力庇护完全呈公开化趋势。官高位尊者犹如一棵参天大树，而那些有资格置身于大树底下乘凉的往往是其乡党。体制内渗透乡党势力，人身依附掺杂着裙带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此风未消反长。当年的阎锡山用人原则也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血缘、地缘为纽带打造出来的社会结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乡土观念作为人情的黏合剂。对于晚清时期的体制社会而言，但凡能够与官府衙门沾上一丝半点儿的关系，都会深深地打上乡土观念的烙印。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在貌似温情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事实上成了一种社会交易行为。作为个体的社会人通过在这张关系网中认关系、拉关系、套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并以“及报”作为人情法则的基础。就拿主宰晚清沉浮命运的“湘系势力”来说，曾国藩本来只是想在政治上寻求尽可能多的支持力量，没想到那些识于微时的故交旧友会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和幕僚。这些人物本就不是安于平淡之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湖南的拔尖人才。曾国藩的湘军核心层就是由这些老乡中的杰出人物组成。不光是高层，就连“湘军”队伍中的中层和底层也基本上都来自湖南、湖北两省。而湘军本来就是打着血缘与地缘旗号组建起来的民间武装组织。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湖南人更不例外。湖南乡村社会有个传统，就是当地人习惯将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的乡亲都称之为“屋门口人”，平日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果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他们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要维护“屋门口人”的利益，所以当时在这一地区经常发生大规模的乡民械斗事件。湘军将领生于斯长于斯，长期受到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他们将这份乡情看得很重。曾国藩就坚定地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同心协力。而他的九弟曾国荃在用人上比曾国藩更为决绝，他奉行“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也就是说，曾国荃将自己可信可用之人圈定在屋门口十余里。在湘军发展过程中，这种“唯乡人是举”的用人观念的确起到了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的作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就是靠着浓厚的乡土观念集结在一起的。湘军，兵源来自湖南，遍及三湘四水，以湘乡籍最多，人们以“湘军”称之。曾国藩幕府的八十余人中湘籍占四分之一，作为基本阵营是不可忽视的。湘军将帅，从创始到第二代如刘坤一等，基本上都籍属湖湘。湘军将帅随着军事发展，遍布天下，后来成为督抚提镇，由军而政，形成庞大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04 师爷·幕
晚清官场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作“幕”，或是“师爷”。何为“幕”？也就是各省的官府衙门里，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所谓老夫子，其实并无年龄限制。他们中的一位负责处理刑事判牍，一位负责钱粮。无论是断案的，还是负责钱粮的。他们都来自一个地方——绍兴。在明、清两代，绍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出了很多进士，其数量分别位于全国各府的第二位和第六位。读书人多，可是朝廷对一个地方的人才录用是有限额的。朝廷采取的是“北人别考”，使得绍兴文人学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希望变得渺茫，“读书不成，去而读律”。读书人又干不了粗重的活儿，他们就从事另一种虽然名声并不显赫，但比较实际的职业，这就是在各级官府中充当幕僚。幕僚人才除了老乡之间的互相提携推荐之外，也有来自各地绍兴会馆的推荐。这些会馆大多打着“准师爷之乡”的旗号，有的还专门举办幕学训练班。许多家庭成员或子承父业世代为幕，或是通过同一家族中充当幕僚或官吏者的引荐，步入师爷生涯，从而在官场上布下一张张光怪陆离的社会关系网络。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儿女联姻等血缘关系，是师爷群体中最重要、最亲密、最有用的亲缘关系。师爷不是谁都能胜任的，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知识精英想要当好“师爷”，绝非易事；要想成为大师爷、名师爷，更是难上加难。做好师爷不仅要拜师实习，还要文笔好、记忆好，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嘴，善于应酬，处理好各种案子和官场中的微妙关系。应该说，“师爷”这一职业完全称得上复合型人才。作为晚清幕僚行当的“顶级品牌”，“绍兴师爷”抱团形成的关系网也是最为严密的。他们或以亲戚或以世谊或以同乡形成帮伙，互相关照，互相牵引，互通声气，通同作弊，枉法营私。他们通过在一个省的上下级衙门里当师爷，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乡人网络，借此操控官府。对帮伙之外的师爷，他们想尽办法加以排挤。如果下级署官不聘用上级官府或师爷推荐的师爷，所办的上行公文就有可能会被驳回或积压不办。绍兴师爷与其幕主的聘任关系，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双向选择，即幕主可以自由选择幕僚，幕僚也可以自由选择幕主。双方任何一方决不强迫另一方，都可以朝秦暮楚。双方之间不羁主客关系，不羁时间长短；幕僚有入幕的愿望，但幕主会婉言推脱；幕主有聘任挽留幕僚的意图，但幕僚也会婉言辞谢。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类似于男女之间你情我愿的关系，或为他们以后更好的合作共事奠定基础，或为找到更为理想的对方而权衡比较择优而定。在人才的流动上，绍兴师爷是一股活水，不断流动。横的方面可以朝秦暮楚，纵的方面可以上下浮动，且幅度极大。今天是师爷，明天你就有可能成为京官，后天也许被革职还乡。关于绍兴人从事幕业的盛况，绍兴籍幕友龚萼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由于绍兴人外出游幕的太多，本地的人都快走空了。“吾乡之业于斯者，不知凡几，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可见做幕是绍兴人从事的主要职业。在当时，“绍兴师爷”风头无两。晚清官场中流行一句话：“无绍不成衙。”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哲学家冯友兰回忆少年时代随父在县衙生活的经历时谈到，清代县官上任，没有不带上自家“班底”的，其中有师爷、长随等。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都要在正式的行政机构及属官之外，另组私人智囊及助手，称为“内衙”。“内衙”是幕主的亲信，故被倚为左右手，“委以重任，襄办一节，不可或离”。《〈老残游记>续集》中就有一段嘲骂师爷的话：“近来风气可大不然了，倒是做买卖的生意人还顾点儿体面，若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比那下等人还粗暴些！”在清朝初期，师爷中有不少是有德有才之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以宾师自处，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文书，无博弈之娱，无应酬之费，遇到案件，援引律义，反复辩论，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这种亦师亦友相处，在一起探讨业务，修身自律的风气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清王朝的逐渐衰败，幕风也越变越坏，师爷的品学也越来越劣，以致到了凡幕皆劣的地步。到了晚清，师爷摇身一变，成为不学无术，盘踞衙门，仰主人鼻息，入则奴颜婢膝，出则狐假虎威的徇私钻营、狼狈党援之辈。手头有一个现成的案例，或可窥见一斑：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湖北地界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在上一年，湖北地界的官府捉拿了两个盗贼，张洪舜和张洪炎。两个案犯的名字与乾隆二十六年归州知州赵泰交抓捕归案的张红顺、张红严兄弟字音相同。由此，刑部怀疑眼前拿获的张氏二犯与两年前的归州案的犯人系同一案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两年前归州抓捕的两人目前尚在狱中，又怎么会跑出来继续作案呢？按照乾隆年间的司法管辖权限，疑案应该提交刑部来定夺，但当时湖北的官员并没有按司法程序往下走。如今刑部在梳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了疑点，就直接向乾隆皇帝奏报。乾隆获知情况后，立即着派刑部侍郎阿永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北复审两案。经过复审，得出的结果与刑部前面的推断相一致：此张氏兄弟就是彼张氏兄弟，两案为同一案犯。案件卷宗里的内容大致如下：乾隆二十五年，张氏两兄弟于本乡李作棋家盗窃一百六十两银子及部分衣物，随后被官府拿获。但这个案子在审问拟罪的时候，张氏二人当庭翻供，最后居然被无罪释放。既然案犯无罪，那么罪就转移到执法者的身上。于是剧情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知州赵泰交因为“滥刑妄断”被流放，事主李作棋、保正袁志芳等人也因为诬陷栽赃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于是，无罪释放的张氏兄弟依然清风明月任逍遥，并且重操旧业。善恶终有报，张氏兄弟居然在盗窃赵启贤家九十两白银后被抓获。这时候原任按察使沈作朋此时已经升任布政使，他担心翻改前案会让自己背上处分，坚持只将后案审结，而置前案于不顾。由此才造成了案中案的复杂局面。乾隆皇帝获知真相后，大为震怒。他下令将张氏兄弟立即就地正法，被冤枉的李作棋、袁志芳等人也被释放，赵泰交也得到了赦免。这个案子还牵涉一个省部级高官，交由乾隆皇帝亲自审问。审问的结果是沈作朋立斩，原任湖北巡抚周琬、总督爱必达改绞监候（后两人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这个案子还不算完，因为它被紫禁城里的万岁爷盯上了。乾隆皇帝在审问过程中，越审越感到在高官涉案的明线背后肯定有着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他隐约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有可能是一桩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窝案。他对湖北大吏这种上下通气、抱团犯罪的做法感到无法理解。在随后的调查取证中发现，案件背后的灰色线索是由官员雇用的幕友串联形成的。涉案的总督、巡抚、按察使司这几名高官雇用的幕友都和徐掌丝兄弟及其姻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徐掌丝是绍兴人，他本人在按察使沈作朋署内做幕，而他的弟弟又在总督爱必达的手下做幕，他的妹夫卢培元在巡抚汤聘的手下做幕友。这么一个幕友家族依附着湖北省权力高层多年，他们之间互通消息，与地方官员来往密切。在这个案子中，各衙门之间互相串通的公文和消息，都要经过师爷们的手。这帮师爷在这里玩了一出现实版“无间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上下通气，在传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情报网络，正是这个网络左右了案情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网络让本来一桩简单的民间盗窃案，发展成为政府高官纵盗冤良案。如果说，官家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代表着皇权，那么湖北发生的这起民间盗窃案，就是官僚集团内部联合起来对抗皇权的妄为之举。乾隆在了解内情后，震怒万分，他命湖广总督李侍尧等速将涉案的幕友徐掌丝兄弟拿获交由刑部处理。乾隆借此案为各级官员敲响警钟，他着令各省督抚要彻查幕友上下交通、干预政令的事，并禁止新任督抚藩臬续用旧任幕友，以切断他们与幕友之间的联系网络。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一个家族将一个地方各级衙门的幕友岗位全部垄断的现象，幕友网络在地方官场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清代名幕汪辉祖在其所著《佐治药言》中记述，以州县而论，清代全国共有一千五百多个州县，绝大多数州县都聘有师爷，每一州县的师爷少则二三人，多则十数人，合计全国州县师爷不下万人。《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大，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百人……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续有所增长。可见数量之可观，师爷队伍之庞大。05 官亲·三爷
官亲，如果我们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官员的亲人或亲戚。中国人讲究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还专门为此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就像是将一枚石子丢在水中，波纹总是围绕着核心向外一层层地扩散开去。如果一个人是石子落水砸出的核心，那么他的亲人就是最靠近他的那一圈波纹。亲疏远近，往往就表现在纹路到核心的距离。清人外出做官，往往有亲属随任或前来投靠，其中有不少人被委以职务，如司征比（征用人力和考校服役成绩）、掌笔墨案牍、管仓库等，其中作为至亲的“三爷”最易受到委任。这些离家随官或投靠的官亲，多是家中无恒产恒业和羡慕官势的人，多不善理事。他们来到官府中，大多是想借当了官的亲属的官威牟求私利，因而多心术不端，任性妄为。官亲在衙门中的地位比较高，甚至可以指挥官幕吏役等衙中各类人员。《牧令须知》说，官亲“在家乡，畏官人；在署中，管官人，犹之乎以羊（喻衙中各类人员）将（送给）狼（喻官亲）”。一般来说，官亲在官员手下诸类人中的地位和幕友差不多，高于书吏、长随、差役等。《官场现形记》曾写到某寺庙中的客位按官场中人的地位分为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以及阔商家、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是候补州县、佐贰各官及随常买卖人等。这里的官亲是督抚衙门中的，故地位列为第一等，在第一等中又与幕友并称。道光年间，既当过京官，又当过地方大员的张集馨认为，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指家丁、长随）可以驱逐而严治之”。在当时的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指的就是官亲。也就是说，官员用人时不要用自己的儿子（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否则会招致丢官败家的结果。所谓官亲，并不只限于“三爷”；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都属于官亲的范围。因为在各种“官亲吏戚”中，当属“三爷”最难搞定。曾经当过师爷和知县的汪辉祖深有感触地说：官亲滋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伤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女婿干了违法的事，依法处理就会伤害到与女儿之间的感情；孩子舅舅干了违法的事，如果依法处理就会伤害夫妻感情。官员在处理官亲的利益方面，真是左右为难。一个人在官府衙门里供职，往往就有口衔天宪的能耐。古语有云“宰相家人七品官”，说的是高官的家人（仆人），其威势尚不低于七品官，何况其近亲属。张集馨曾说到官亲倚仗官势，招摇撞骗，勾结胥吏、差役，共同作弊：“每思官亲背井离乡，依托宇下，无非为利，稍不遂意，便生怨怼，甚有倚势招摇，勾同丁胥作弊。”在古代官僚体系中，官亲所享有的庇护值应该大于他所带来的伤害值。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实现权力的庇护。当然也有例外，一个官员如果犯了罪，可以兑现利益的血缘成本也就成了一桩赔本的买卖。明成祖朱棣举兵抢了自己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之后，就因为方孝孺一句“便诛我十族又奈我何”，就造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最多也就是九族相连。但是，愤怒的朱棣史无前例地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也算作一族，全部杀掉。因此事而被杀者达到数百人之多，受牵连被发配的更有数千人之众。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彼此是谁都还没有弄清楚。所以在古代社会，官亲也不是只享受体制所带来的庇护及衍生权力，他们有时也需要分担自己亲人为官所带来的风险。官亲与其他人相比较，在使用权力制度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血缘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如果利用不当就有可能会转化为劣势。而这种劣势通常是权力的滥用所造成的。误用官亲，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往往获得的不是权力带来的个人价值，很多时候，带给自己的是伤害值。严重的话，有可能会让官员丢官破家。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曾多次写信劝告在家乡的父亲低调行事，不要干预司法，不要对地方官指手画脚，不要跟乡人打官司。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身为京官的曾国藩要求亲属不以官亲自居，不干预地方司法、行政。这种戒用官亲的思路，与帝国相承已久的“流官”（异地为官）、“回避”制度以及批判“任人唯亲”的政治哲学，是基于同样逻辑之上的。其逻辑出发点都是：官场上的熟人关系无可避免地会结成一张巨大的网络，从而会对官家的制度体系造成破坏，也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在这一点上，“利不容情”的商界显然要看得更为透彻一些。利是自家的，想要祸害我的家业，门儿都没有。亲兄弟还要明算账，更何况沾亲带故的旧相识。很多像晋商企业“六必居”那样的百年老字号，就明确地把“不用三爷”列入自己的店规。明令禁止主管者家族中的少爷、姑爷、舅爷参与票号中内部管理。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人的理性往往要屈从于自己的感性，要管理自家的亲人并非易事，毕竟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在其中；一旦事情处理方式与血缘关系发生冲突，人的理性思维就会让位于血缘关系引发的感性思维。而在一个人的感情世界里，所有的规则和章程都有可能化为乌有。晚清官场讽刺小说《梼杌萃编》中，主人公贾瑞甫说过一段漂亮话。他说：“我贾崇方，托众位福庇，得中两榜，通籍朝端，便是一个朝廷的命官、儒林的表率了，在国就要想做一个正色立朝的臣子，在乡就要想做一个守正不阿的绅士。但是要做名臣正绅，自然先从立品行起，凡有替人说事荐官等事，那是最干碍品行的，我可发誓不为，恐怕各位亲友不知，看见我做了京官常与地方官来往，有些事体要托我向官府关说关说，或是要谋个征收厘金之类的官的，要找我推荐推荐。那时，我要答应呢，坏了我的品行声名，那是我断断不肯的。若要回报，岂不叫来托的人下不去？所以，今日当着大众说明，望诸位高亲贵友，总要原谅，免得临时见怪。还有一说，我如今是个京官那不必说，将来提了员外，做了郎中，得了京察，放了府道，那时是做外官了。外官衙门最坏事的，就是官亲。你们不看见那时报里论的么，可谓将官亲的弊端发挥净荆，将来我放了外官，我那衙门里可一个官亲也不用，倘各位高亲贵友以俗情相待，到那时远道见访，不要怪我贾崇方无情，不但衙门里不能破例找位置，就是盘缠也分文不能送的，宁可将来回家尽情负荆请罪，在官的时候，可不能不惜守官箴呢！”这一席话听上去冠冕堂皇，但是总让人觉得透着虚头巴脑。有明白人就提出质疑：“做官的正不正、清不清全在自己，哪里会被人家带累的呢？我不信古来那些名臣正士，难道他们都是断绝六亲的吗？”官场上的熟人关系无可避免地会结成一张网络，对一个王朝的官僚体系造成破坏；为了防止这种网络的出现，必须将官员隔离于熟人关系之外。在官府衙门里混日子，要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06 胥 吏
“官吏”二字，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我们弄混淆的。官是官，吏是吏，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说得直白些，官是管人的人，吏是被管的办事人。官的手底下管着比他更小的官，更管着那些无品无级，甚至连一个正式编制都没有的吏。官并不直接管事，也不直接管老百姓。吏是官府衙门里的中间阶层，他们直接管事、做事。老百姓平时见不着官，与他们打交道的往往是那些吏。如此一来，官府衙门，甚至于朝廷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取决于官，而是取决于那些忙得如陀螺般旋转的吏。中国有句老话，现官不如现管，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对于吃尽苦头的百姓们来说，那些拉他们牛、扒他们屋的胥吏才是官府衙门真正的代理人。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由官僚系统和胥吏系统的“双体系”组成，官僚是权力的指导者，而胥吏是权力的执行者。两者共同维持着中国古代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很多时候，官僚担的是权力的名，而胥吏担的是权力的实。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才会发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的感叹。胥吏是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具体办事人员，所有脏活累活全由他们一肩扛，最后出了纰漏还得让他们来担这份责任。胥吏地位独特，是“官民交接的枢纽”。与官相比，他们无品无权，是在官的指令下承办衙门中的具体事务；与民相比，他们又是身处官府的公家人。如此一来，他们也就成了游走于官与匪、黑与白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计算利益的方式很简单，既然向上的通道被堵死，那就索性来点儿实惠。总之，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能亏待了自己。在古代的官僚体制中，胥吏具有强大的遗传基因，官员为官一任，可以是三年，也可以是五年，但胥吏是无法流动的，一干就是一辈子。有的胥吏是世袭的，一辈子的命运被这一个职业完全套牢。老子死了，儿子继承，一干就是好几代。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虽然胥吏被官员呼来唤去，但是官员又何尝不是被胥吏拿来当枪使的冤大头。官府衙门事务性的杂活太多，官员根本不愿意在这上面花太多精力。对于县一级衙门，其主要任务就是催征赋税，也就是经常下去向老百姓搜刮钱粮、征收军饷、押运货物等琐碎之事。官员不可能挨家挨户上门索取，他们就将手中的权力下放。如此一来，事务性的杂活就慢慢地从他们手中转移，交到了胥吏的手上。这种脏累活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于是乎，胥吏的流氓气质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定格印象。最大的流氓头子朱元璋说过一句话，他说：“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以示激励。唯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既然流氓皇帝给胥吏定了性，想要翻身也就不可能了。胥吏心里苦，可又无处喊冤诉苦。虽然身在体制内，却被排除在官家体制的上升通道之外，于是也就失去了以事功之业博取大好前途的机会。可他们偏偏又忙着官府衙门里的事，时时处处耳濡目染。正因为前途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时间一久，活在体制内的这帮局外人就很难做到心不动、手不动。因此，他们也就合情合理地继承了衙门习气。更重要的是，胥吏手里掌握着管理民间事务的权力，做些欺压良民、鱼肉百姓、盘剥乡邻的事情一点儿不奇怪，所以他们又继承了游民的流氓气质。张居正应该算是大明王朝能力最强的官员之一，他深知官家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陋规，圆熟地游刃其间，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一个王朝的中兴大业。如此高明的政治家讲述大官怕小吏的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文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命运全掌握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能办成事吗？这个故事有它的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不排除恶魔附身的滥杀无辜者。如果没人较真儿，这些脑袋就是他们领取战功的筹码，凭此可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如果有人较起真儿来，他手里拎着的无名氏的脑袋就可能成为置其于死地的罪证。所以，将校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上，而是掌握在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