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与偏见：美国主流报纸台海问题报道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勇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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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与偏见：美国主流报纸台海问题报道研究试读：

前言

笔者选择美国主流报纸台海问题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如下：

首先，美国主流报纸台海问题报道研究存在一定的缺憾。目前，大陆对美国媒体的研究论著颇多，还包括不少译著。同时对美国涉华报道也有不少论著，如复旦大学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对美国媒体涉华负面报道做了梳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潘志高的《〈纽约时报〉对华报道分析（1993－1998）》，暨南大学何霞的《〈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研究》，均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涉及美国主流媒体对台报道的论著则相当少，目前学界只看到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主编的《软力量和全球传播》，中间有若干章节谈及美国媒体在台海问题上的报道立场，并做了详尽的分析。但是笔者犹觉遗憾，因为这不是一本专门论及美国主流媒体对台海问题报道的专著。笔者以为，美国主流媒体对台海问题的报道，最起码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台海问题的简要回顾；二是美国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台海问题的；三是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台海问题对大陆有什么样的启示。否则，问题就很难说清楚。

其次，笔者对台海问题有强烈的兴趣。笔者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童年的记忆是学堂墙壁上“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等到上小学时，虽然年纪很小，却特别喜好地理历史，经常在地图前端详，看到国家的大好江山，自豪感油然而生。后来读初中，就很喜欢时事政治，渐渐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宝岛台湾发生的事情，也渐渐在笔者脑海留下深刻记忆。另外，笔者的家乡在苏北大平原涟水县，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国、共、日、伪争夺的要地，反映国共内战的老电影《红日》讲述的就是发生在笔者家乡的故事。在那段多难的岁月里，不少乡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有人参加了国民党。原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台湾当局“总参谋长”顾祝同，台湾当局原“总统府”资政、“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马树礼都是我本县同乡。解放战争后，我的不少乡邻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台湾对我而言，不是陌生的概念。在我小时候，乡亲们就经常提及“打台湾”。后来，台湾当局放开禁令，允许老兵回乡探亲，乡邻也陆续回来不少。长大以后，随着眼界逐渐开阔，笔者越发想了解台湾，越发想体会一下台湾。尤其让我震撼的是，有一次，《环球时报》刊登文章，提到中国不仅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唯一处于分裂的国家。读罢文章，顿觉心酸，倍增伤感。和其他渴望国家统一的中华儿女一样，我也渴盼国家早日统一。这些，都构成了我对台湾问题的浓烈兴趣。至今，我的床头还挂着一幅巨大的台湾省地图。

再次，导师的学术兴趣促使我加深对台海问题的了解。2003年9月，我被录取为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新闻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蔡帼芬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新闻。导师一直很关心台海问题，嘱咐我认真研究台海问题。在导师看来，台海问题虽然是国内问题，但是由于国际因素的插手，已经不折不扣成了国际问题。其实，凡是国内问题，一经国际势力插手，就成了复杂的国际问题。导师嘱咐我在研究台海问题时，尤其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好台海问题，既可以在台海问题上成为里手行家，还可为我国大陆对台宣传提供有益的帮助。导师一直督促我留意涉台报道，包括大陆的涉台报道、美国的涉台报道、台湾岛内的政治动向。导师于2004年10月走访台湾，回来后，和我谈了她对台湾的了解和感悟，以及台湾媒体对台海问题的报道。这些都使我对研究台海问题充满信心。

还有，选择这一题目也是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需要。一名合格的学者，应该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外知世界的目的还是洋为中用。目前我国外交总的方针是“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对中国而言，最复杂、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我们不仅要了解美国自身，还要了解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评价。美国媒体对台海问题的报道，给我们提供了一扇窗，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既有值得我们警惕和反对的观点和内容，也有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自身不足与问题的地方。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美国因素。

最后，选择这一题目也是重大现实问题。台海问题，攸关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台湾地缘价值十分重要，完成祖国统一，对中华民[1]族在21世纪的全面崛起至关重要。两岸至今处于分裂状态，是中国最大的国殇。2003年12月9日，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说：“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最大的国殇，最深的乡愁”，令人充满感伤。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国共内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揪心的惨淡回忆。由于在内战中节节败退，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由于国际风云的突变和国际势力的干涉，解决台湾问题始终遥遥无期。今天，台海两岸各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台湾则于1996年进行了领导人直选，2000年发生了政党轮替，国民党饱受重创、几经分裂，成为台湾的在野党。由于执政的民进党当局顽固推行“台湾国家化、政权台独化、政策去中国化、台独民主化”，两岸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在2005年泛蓝阵营代表人物连战、宋楚瑜、郁慕明先后“登陆”的大好形势下，2005年7月，国民党举行直接选举，马英九高票当选国民党新主席。同年年底，国民党又在“三合一选举”中取得胜利。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击败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当选台湾地区第12任领导人。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大陆”，对大陆传达了善意。当前的两岸关系如沐春风，2008年5月26日至3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以执政党主席身份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举行举世瞩目的“胡吴会”。当然，两岸之间还有一些分歧要解决，“化绿为蓝”、“化独渐统”是摆在大陆面前特别重要的课题。两岸之间特别是两岸的执政党之间如能达成更多的协议，进而争取岛内越来越多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两岸的和解甚至签署和平协议能够实现，在此基础上有效寻求国家统一之路，将是全体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二、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关于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内容分析，即考察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内容来进行的。定量研究已有一些，但规模相对较小，一般都是针对一年或某个专题的报道进行分析。本书主要采用前人较少涉及的、更基于数据与事实本身的论辩方法，即大规模的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为勾勒《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台海问题报道的整体状况提供了数据框架，而定性分析则为深入解读两家报纸的台海报道提供了质的依据。

为了廓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台海问题报道的真实面貌，探寻其涉华报道的内在规律，本文将讨论建立在大规模的数量分析的基础之上，主要选取《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从1991至2005年15年间的全部台海问题报道及2008年部分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凡是标题和正文中出现“TAIWAN”的全部列入研究范围。据笔者统计，这15年间《纽约时报》涉及台湾的报道共2363篇，其中：1991年121篇、1992年139篇、1993年115篇、1994年92篇、1995年159篇、1996年279篇、1997年141篇、1998年112篇、1999年217篇、2000年262篇、2001年222篇、2002年146篇、2003年148篇、2004年119篇、2005年91篇。同期，《华盛顿邮报》涉及台湾的报道共有1413篇，其中：1991年32篇、1992年51篇、1993年42篇、1994年52篇、1995年94篇、1996年145篇、1997年92篇、1998年89篇、1999年133篇、2000年199篇、2001年134篇、2002年62篇、2003年104篇、2004年100篇、2005年84篇。本人着重选取的是1992、1995、1996、2000、2004、2008这六个重要年份的台海问题报道资料，因为这六个年份意义特殊：1992年，布什悍然宣布对台出售150架战机；1995年，克林顿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年，大陆在台海军演，中美军事对峙；2000年台湾政坛大地震，国民党失去执政权，民进党上台；2004年，台湾“大选”，因为离奇的两颗子弹，连宋竞选失败，陈水扁继续执政；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中获胜，重新夺回执政权，5月，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这六个年份的台海问题报道基本涵盖台海问题的发展脉络，也是美国政府台海政策的风向标。

受篇幅、时间、能力所限，本书重点分析1992、1995、1996、2000四年的报道特点，同时也穿插运用2004年、2005年、2006年以及2008年的报道，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论述有据、结论科学。

本书并不倾向于仅使用单一的理论研究方法，而试图在深入分析《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有关台海问题的整体报道以及典型报道之后，从整体上系统地探讨两报报道台海问题的方法与机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具体案例来说明问题。[1] 刘洪潮：《冷观世界风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58页。

导论

悠悠万事，统一为大。

在人类迈进21世纪的今天，回眸世界，放眼全球，整体缓和、局部动荡。动荡的大多数原因是宗教、领土和民族问题。统一与分裂牵动着各国人民的心。一些国家在分裂，如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埃塞俄比亚一分为二；一些国家完成了统一，如德国和也门于上世纪90年代分别实现了统一，越南于上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还有一些国家至今处于分裂状态，还在为统一之路而苦苦探寻，如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的统一问题，如我们可爱而又灾难深重的祖国，因国共内战而金瓯不全，因外国势力干涉而长期分裂。在朝鲜半岛，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人人都会吟唱同一首歌——《我们的渴望是统一》。韩朝离散家属会面的感人场景、奥运会同一面旗帜入场的动人场面，都让人肃然起敬，心潮澎湃。与朝鲜半岛三千里江山的民众一样，我们也渴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围绕台海问题的解决，大陆和台湾爱国的仁人志士进行了苦苦探索，但是直到现在，统一依然还没实现。

中国没有实现完全统一，有中国自身的原因，如两岸信任不够，至今两岸还没有消除敌对状态；如两岸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如有两岸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等等。同样，也随时可见国际势力的影子，如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干涉和介入。

对于台海问题，尽管国内外有很多研究，但是大多数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的，从新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还很罕见。尤其是对美国主流媒体在台海问题报道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由于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美国的外交决策往往与媒体密不可分。作为政治上的第四种力量，媒体长期制约和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可能[1]性不但已经被证实，而且变得越来越显著了。

在分析美国媒体和美国对台决策的过程中，媒体在不同的决策里总是担当不同的角色。研究美国媒体的报道特点和报道内容，可以了解美国对台问题决策的思路和过程，不仅对中国政府来说大有裨益，可在台海问题上知己知彼，然后对症下药，而且对中国媒体来说，更可以借鉴美国媒体的具体做法，忠实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同时，加强对台海问题的客观报道和公正报道。综合已有对台海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包括几个方面：一、台海问题的研究

目前，对台海问题的研究，大陆有众多的研究机构，比较著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问题研究所、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同时，大量的关于台海问题的专著纷纷面世，如2004年出版的由唐正瑞所著的《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对1969年到1999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台决策做了梳理，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由于作者在国台办工作，作者特别介绍了很多内幕知识，可读性很强。如2002年由全国台湾研究会编的《台湾问题实录》，对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书中还附有不少台湾地区的文件资料，对了解台海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华东师范大学项立岭所著的《中美关系史全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阎学通、漆海霞主编的《国际形势与台湾问题预测》，时事出版社出版的由蒋晓燕、信强所著的《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安全决策》，时事出版社出版的由孙哲等著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郝雨凡所著的《白宫决策》，时事出版社出版的潘锐所著的《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等著作对台海问题都有很多详细的介绍。此外，众多的年轻学者就台海问题写出大量论文，如苏州大学程龙梅的硕士论文《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变数——台湾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孙少萍的硕士论文《台湾问题的由来和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韩春霞的硕士论文《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等等，这些论著、文章都使台海问题的研究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西方学者对台海问题也不乏真知灼见。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孟慕捷（James Mann）所著的《转向》（About Face，2000年版）也分析了自尼克松到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台决策的全过程。二、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

长期以来，美国涉华报道是一个敏感话题。我们一般把注意点和落脚点放在批评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严重的倾向性上，但是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中一些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我们往往注意不够，有时候还存在讳疾忌医的现象。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学者也开始能够客观看待美国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其中包括对台海问题的报道。暨南大学何霞在其硕士论文《〈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研究》里，就呼吁中国政府和新闻学者们能抱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看待《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对负面新闻和敏感问题的报道，对照自己的不足，反思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潘志高则在《〈纽约时报〉对华报道分析》（1993年至1998年）里，介绍美国媒体通过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上海大学何英则在其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1995－2005）》里，花较多的笔墨阐述美国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的成因。

研究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文章多为学术论文，如《为什么中国不敢“妖魔化”美国》、《美国传媒究竟是如何“讲政治”的》、《全球化、媒体、意识形态的关系——兼论美国媒体近年来的中国报道》、《美国媒体新闻选择性分析》、《美国“蓝军”如何制造红色恐怖》等。

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论文尽管众多，但是也存在明显缺憾。那就是，理论性有余，实践性不足，冲击力不够，系统性不强。不少论文缺乏国际关系和国际知识背景的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内学界在新闻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政，专业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结果是谁都头头是道，谁都不够全面。新闻类专业设置和研究方向主要是：国际传播学、跨文化传播、新闻伦理学、新闻理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新闻摄影、媒介批评，但缺乏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课程。国际关系知识的匮乏，让新闻专业研究人员难以用“全球视野”、“国际水准”和“世界眼光”看待和分析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与国际大背景的结合。而国际关系类的研究方向主要有：美国政治制度、美国外交史和外交决策、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控政策等等。这些研究领域很难见到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影子。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国内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政治和军事等硬的方面为主，对软力量的研究基本被边缘化。由于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学界形成了一种很可怕的现象：学新闻甚至是国际新闻的，不太懂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的，不了解国际新闻。三、对美国媒体对台报道的研究

美国媒体对台海问题报道研究，在大陆非常难寻踪迹。目前，就美国媒体对台海问题的研究，只见诸于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李希光、周庆安主编的《软力量和全球传播》，书中辟出两章，着重介绍美国媒体在台海问题报道上的功能及其与美国政府决策的互动，读来让人眼前一亮，为之欣喜。但是，放眼大陆，一篇完全独立的关于美国对台海问题的报道的论文，还没有出现。

美国媒体对台海问题的报道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比较难”，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过语言关，研究美国媒体对台问题的报道，必须了解全文，熟悉英文原意。不少人因为英语功底不深而知难而退；二是可能因为很多人认为此话题过于敏感，害怕表述“不讲政治”，不少人不敢触及这一领域。美国媒体对两岸的表述是“中国”和“台湾”，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用的“大陆”和“台湾”。美国媒体对“台独”的立场是“不支持”（not support），而不是我们从报上看到的“反对”。另一方面是“太简单”，有学者认为，对美国媒体台海问题报道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所有媒体的报道都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研究与否，意义不大。

由以上所述可知，美国媒体对台海问题报道研究，基本还是真空阶段。有的文章或论文有美国对华报道或是涉华报道，但只是部分小节提到对台海问题的报道。有的专著虽然很翔实，但是只是一两个章节做了介绍，读来让人意犹未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50年驻外记者生涯的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彭迪认为，研究美国媒体对台海问题报道很有必要，尤其是通过研究这一问题，可以看到美国国内亲台势力异常强大，提醒大陆做好因应准备，并采取灵活措施。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丁刚也认为，研究美国媒体对台海问题报道非常及时，也很有意义。他认为，研究这一问题，可以看到美国媒体受民意的影响有多大，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有多深。对大陆媒体来说，要充分反映民意，同时也要了解台湾民众的心声。本书对进一步改善大陆媒体的报道内容、报道口径、报道形式，纠正一些报道弊端将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1] 李希光、周庆安主编：《软力量与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66页。

第一章 台海问题的由来

第一节 台湾的历史沿革

翻开中国地图，我们一眼可见，在我国广阔无垠的东南海面上，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像飘浮在波涛滚滚大海上的一叶芭蕉，它就是台湾。台湾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台湾岛南北长394公里，东西宽144公里。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古称夷洲、流求。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距今1700多年以前，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这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公元3世纪和7世纪，三国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后派万余人去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人民在台湾的开拓规模越来越大。17世纪末，大陆赴台开拓者超过10万人，至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时，总数达到50.7万余户，254万余人。200年间增长25倍。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及东，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这一史实说明，台湾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定居。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即使在日本侵占的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台湾的开拓发展史，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中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早在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政府即已派兵驻守澎湖，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朝政府于16世纪中后期，恢复了一度废止的“巡检司”，并为防御外敌侵犯，增兵澎湖。1662年（清康熙元年），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清朝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加强了对台湾的治理，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下设“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诸罗”（今嘉义）3县，隶属福建省管辖。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派员测绘台湾地图，勘丈全境里数。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增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改“分巡台厦兵备道”为“分巡台厦道”。尔后又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1727年（清雍正五年），复改“分巡台厦道”为“分巡台湾道”（后又改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增“澎湖厅”，定“台湾”为官方统一的名称。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政府为进一步经营和治理台湾，再增设“台北府”及“淡水”、“新竹”、“宜兰”3县和“基隆厅”。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行政区扩为3府1州，领11县5厅。刘在任内，铺铁路、开矿山、架电线、造商轮、兴办企业以及创设新学堂，大大推进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海峡两岸中国人为反对外国侵占台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5世纪后期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肆掠夺殖民地。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1626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台湾北部。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荷兰又取代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两岸同胞为反对外国殖民者侵占台湾进行了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各种方式的斗争。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于次年驱逐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在北京会试的包括台湾在内的18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拼死搏斗。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反抗日本侵略。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初期，他们组织义军，进行武装游击抵抗，前后达七年之久。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会同大陆同胞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上世纪20和30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席卷台湾南北。

1937年，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1945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胜利。国际社会公认台湾属于中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第二节 台海危机的由来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美日等外国势力的介入，尤其是美国的介入，是两岸解决台海问题的最大阻碍。

一、台湾问题与中国内战。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并肩振兴中华大业，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由于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踞台湾，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二、台湾问题与美国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迄今，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之间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

三、台湾问题与日本介入。美国的干涉造成台海问题久拖不决，而日本的介入加剧了解决台海问题的难度。二战后，日本在外交政策方面紧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更是亦步亦趋。二战后的日本，为了早日结束被占领状态，采取向美国一边倒的立场。新中国成立后积极谋求与日本尽早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然而日本政府另有打算，它积极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并于1952年4月28日与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缔结《日华和平条约》。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迅速改善对华关系，并于当年的9月29日与新中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日由此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在表述上，日本的态度含糊其辞，在台湾问题上则只是讲“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却从来不提“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1]告》第八条的立场”。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甚嚣尘上，极有市场。日本早已将中国看成“潜在威胁”和“东亚地区的不安定因素”。日本尽管也急欲染指台湾海峡的事务，但考虑到中国的态度和它过去曾殖民台湾的历史，只能含蓄隐晦地表达其意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积极配合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意图。因为“分[2]裂”和“遏制”中国是日美两国心照不宣的默契。1996年日美发表“安全合作共同宣言”，并据此开始修改1978年制订的“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9月，日美正式确定防卫合作新指针。

日本历来把台湾看作其海外生命线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日本右翼看来，大陆打压“台独”，也会影响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对台湾进行过50年殖民统治，日本国内浓烈的“台湾情结”挥之不去。事实上，最早打出“台独”旗号的不是美国人，不是台湾人，而是当年占领台湾的日本少壮派军人。日本殖民者曾荒谬地宣称，台湾自古是日本的领土。日一些议员甚至至今还认为台湾是“不在日本版图内的日本国土”，企图使台湾有朝一日再次从中国“独立”出来，并入日本。

今天，日本国内仍旧有不少人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日本对台湾有恩论”，与台湾的分裂势力一唱一和。2006年2月4日，当时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福冈市举行演讲时，竟公然美化日对台殖民教育。他说：“正因为（当时）上乘教育水平和识字率的大幅度提高，才得以成就台湾现在极高的教育水平，让台湾跟得上时代的步伐。”[3]

中国内战造成两岸的对峙，而国际势力的粗暴干涉，给台海问题又蒙上厚厚的阴影。

第三节 大陆台海问题的策略演进

1949年后，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自祖国大陆逃到台湾，造成海峡两岸因国共内战的延续出现了人为分离的局面。早日结束这种局面，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从1949年至1978年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探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途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防止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并成为美国的附庸。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再电告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局，请他们注意认真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努力以较小的代价，在较短时间内解放台湾。

以武力解放台湾，尽快、彻底地消灭国民党的残存力量，把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台斗争的方针。但是，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解放台湾之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使海峡两岸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所谓台湾问题也就出现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结局使朝鲜南北分裂，越南南北分治也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力图使其侵占台湾合法化、长期化，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出现了准军事对抗。显然台湾处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下，使解放台湾成为一场复杂的、严重的国际斗争，这就决定了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由主要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军事较量转变为同时还必须与美国进行政治和外交斗争。

为适应新形势对台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始踏上了探索新的解决台湾问题之路。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诡谲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从未放弃在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从1955年直至1970年15年间，中国共产党就多次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倡议。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万隆会议期间，1955年4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出席由印尼总理举行的，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午宴。宴会后，周总理发表了69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4]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讲话举世震惊，使美国十分被动和孤立，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提出愿意就台湾问题的解决与美国进行对话。

1955年5月3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贯彻“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还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开展具体工作。195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闭幕后，毛泽东在会见有关朋友时表示：“如果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为了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意图，1957年春，台湾当局派“立法委员”宋宜山来到北京进行“实地考察”。周恩来、李维汉、毛泽东先后会见了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中共对台方针政策向宋宜山作了新的归纳和概括，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方政府归蒋介石先生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去干预；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外国军事力量必须要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最早设想，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方针由“和平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台湾”的转变。

1963年初，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与祖国统一。“四目”是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所有军政及建设军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后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可惜，由于大陆发生“文革”，两岸商谈遂告中止。“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邓小平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在继承第一代领导人对台政策的基础上，我国政府的台海政策呈现了新的变化。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同年1月30日，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时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邓小平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小平的这次演说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明确表示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说法，标志着中共中央的对台政策已从解放台湾（包括和平的、武力的方式）的提法转向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叶剑英指出，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在这次谈话中，叶剑英还进一步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具体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建议双方共同为实现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等。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又就“叶九条”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第一次将和平[5]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概括为“一国两制”。

1991年12月16日，大陆为促进两岸交流、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成立了民间机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与台湾当局成立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开展平等对话。

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伊始，海协会基于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的客观现实，提出在商谈和协议中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协商。

1992年8月1日，台湾当局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就两会商谈事务性协议时有关“一个中国”涵义问题作出“结论”，内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台湾当局“已制订国统纲领，开展统一步伐”。这份“结论”表明了台湾当局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统一的立场。

为进一步表明海协的态度，为两会达成具体表述创造条件，8月27日，海协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这份“结论”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明确这一点，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同时，针对这份“结论”中祖国大陆方面不同意的内容，海协负责人也明确表示：“我会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立场是一贯的。”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与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继续进行工作性商谈。对于如何在协议文本中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双方各自提出5种文字方案，但未达成一致的意见。随后，海基会代表“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并又提出3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第八案的表述内容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这一口头表述内容，由海基会代表逐字逐句念出，请海协代表现场记录下来。

海协研究了海基会的第八案，认为这个方案表明了台湾当局和海基会谋求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虽然提出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但没有出现具体涉及“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文字，而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在得到海基会11月3日来函作出“已征得主管机关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的正式答复后，11月1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表示同意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提出海协的口头表述要点为“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协还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的第八方案附在函中。12月3日，海基会回函对此不表异议。至此，双方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6]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立后，从原则上排除了事务商谈中的主要障碍，使双方很快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并为1993年的第一次“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

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的新春茶话会上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深刻、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一系[7]列政策。这就是著名的“江八点”。主要内容有：

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

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

五、面向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

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七、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

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人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展现对台工作新思维，积极、务实调整对台政策，体现了祖国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善意与诚意，有效地遏制了“法理台独”。2005年是大陆对台政策成效最为显著的一年，也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200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2005年4到5月间，胡锦涛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先后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与连战达成国共五项共同愿景：一、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二、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三、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四、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问题；五、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2005年5月12日，胡锦涛与宋楚瑜会谈公报发表。公报主要内容是：一、促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尽速恢复两岸平等谈判。二、坚决反对“台独”，共谋台海和平与稳定。三、推动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促进建立两岸和平架构。四、加强两岸经贸交流，促进建立稳定的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五、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六、推动建立“两岸民间菁英论坛”及台商服务机制。

连、宋的大陆行圆满成功，极大地缓和了两岸紧张气氛，增进了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尤其是，“胡连会”、“胡宋会”达成的诸多重要共识，确认并强化了两岸三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一发展两岸关系的原则立场，为两岸关系、尤其是两岸经贸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与此同时，大陆还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两岸交流、促进台湾民众利益的措施。简化台湾同胞往来大陆的出入境手续、放宽台胞来大陆就业限制、宣布开放大陆民众赴台观光、来大陆就读的台湾大学生与大陆学生同等收费、对原产台湾的15种水果给予零关税、为大陆台商提供300亿元人民币的开发性贷款，这些措施想台湾同胞之所想，急台湾同胞之所急，受到热烈欢迎。

2005年，大陆推出一系列展现新思维的对台政策、举措，“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务实灵活，台当局则陷入左右为难、被动的困境，陈水扁当局的“台独”气焰遭到沉重打击，“法理台独”得到有效遏制。

2006年，大陆继续出台灵活务实的政策方针。2006年4月14日至15日，由国共两党主导的两岸经贸论坛在北京举行。4月15日，在论坛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受权宣布大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15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进一步扩大台湾农产品和水产品在大陆销售、正式认可台湾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欢迎和鼓励台湾医疗机构与大陆合资合作兴办医院、公布大陆民众赴台旅游新办法等等。

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出席论坛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时，就发展两岸关系再次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坚持“九二共识”是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归属。第三，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第四，开展平等协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作报告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理应携手维护好、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8]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2008年3月2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尘埃落定。2008年3月26日，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胡锦涛希望中美双方继续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努力。胡锦涛表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是大陆的一贯立场。

2008年4月12日，胡锦涛在海南博鳌会见前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台湾地区当选副领导人萧万长时强调，两岸同胞应该抓住难得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切实加强合作、努力共创双赢。

2008年4月29日，距第一次“胡连会”整整3周年之际，胡锦涛会见到访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会见中，胡锦涛指出两岸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胡锦涛用“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回应了萧万长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提法。

在马英九2008年5月20日发表就职演说后，200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云林就当前两岸关系问题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台湾局势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变化。事实证明，搞“台独”不得人心。台湾同胞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台海和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两岸同胞共同愿望所系、共同利益所在。

当前，两岸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面临难得的重要机遇。我们将继续贯彻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继续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实现两岸共同繁荣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200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指明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于两岸关系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今后遇到的新问题，应当也完全可以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寻求解决办法。在新形势下，台湾方面表达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积极愿望。我们希望，两岸双方以两岸同胞福祉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重，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扎实推动两岸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

当前，两岸双方正为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协商谈判作出积极努力，并展开相关准备。我们期待，正式恢复协商后，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平等协商，务实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各种问题，并不断取得实际成果，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逐步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框架，以造福两岸同胞。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将更为努力地推动两岸直接“三通”进程，更为努力地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合作，更为努力地推进两岸同胞和社会各界的交往，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厚植两岸同胞的共同文化根基，增进两岸同胞的手足亲情，让中华民族精神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焕发新的光彩，世代永续传承。我们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尊重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情感、当家做主的愿望，将继续实施和充实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对于一些由于对大陆缺乏了解而对发展两岸关系存在误解、疑虑的台湾同胞，我们都将以诚相待，欢迎他们来大陆访问、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努力实现两岸同胞大团结，促进两岸关系大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台湾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交流，共同致力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于那些曾经对“台独”抱有幻想、主张过“台独”甚至从事过“台独”活动的人，我们热忱欢迎他们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广大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给予灾区同胞深切关怀和无私援助，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的同胞爱、骨肉情。这一感人肺腑的篇章，将永载两岸关系的史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途，掌握在两岸同胞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属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相信，两岸同胞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9]局面，共同迎来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明天。

2008年5月，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团访问大陆。大陆对此访高度重视，甚至连在南京举行的奥运圣火传递路线都作了调整，为的是给吴伯雄一行敬谒中山陵，向中山先生汇报国民党在台湾“赢回政权”的喜讯创造便利条件。2008年5月28日，胡锦涛与吴伯雄举行举世瞩目的“胡吴会”，两岸关系的新纪元进一步开启。

进入新的世纪，大陆在台海问题上政策越发明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个中国”表述的变化

大陆在“一个中国”问题的表述上体现出极大的弹性和诚意，主要反映在由“新三段论”替代了先前的“老三段论”。今天大陆的“一中”原则已经不再是所谓“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僵硬[10]的政治表述，而是改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长期以来，大陆在国际场合对台立场，向来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2000年9月5日以正式新闻发布会方式宣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宣读谈话稿说：“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11]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2001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21世纪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上，再次向国际社会宣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

2005年3月15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回答台湾《联合报》记者有关新的“一中三段论”提问时说：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12]割”，这实际上也已经成为我们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在第二条明文宣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13]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2.“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表述的消失

1949年以来的几十年间，大陆对台政策从来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的提法，但是新世纪以来，“使用武力”等字眼渐渐消失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大潮中。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作政治报告，关于两岸关系的表述他提到：“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贯彻八项主张，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分裂势力搞“台湾独立”图谋的。”[14]2007年10月24日，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动武”二字始终没有出现。

2005年3月14日，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文中也没有明显[15]的“武力”字样，法典中的表述是“非和平方式”。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认为，大陆与台湾经过多年的敌视和对峙，尤其是近几年台湾民进党为“去中国化”而刻意攻击甚至侮辱大陆，大陆民众对“台独”势力的容忍已经接近爆发点，要求用武力惩罚“台独”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这种呼声已经使政府和平解决台湾[16]问题的政策受到挑战。

在此情况下，大陆在是否“不承诺放弃使用动武”上毅然决然，刻意模糊“动武”一词，体现了大陆在解决台海问题上的耐心，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传达了大陆对海峡对岸同胞的诚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第四节 台湾台海问题的策略演化

一、两蒋时期

1949年，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退败到台湾，在美国支持下，勉强维持了一个落魄的小朝廷。台湾当局目前实际控制的地域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金门岛、马祖岛（台澎金马）。

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主政时期，台湾当局坚持反共，拒绝统一，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抱定“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不承认大陆，而始终以“中华民国”为正统，但在国际场合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1979年4月，蒋经国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正式提出“不接触、不[17]谈判、不妥协”的立场，坚持“反共拒和”。针对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1980年6月，台湾当局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

1986年5月，大陆中国民航总局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展开会谈，对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造成极大冲击。海峡两岸的接触谈判引发台湾民竞相走上街头，要求台湾当局开放探亲。1987年初，蒋经国批示研究返乡探亲问题。9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案。

二、李登辉时代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出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在最初几年，李登辉在台海问题上采取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如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订“国统纲领”、确定国家应统一的大方向、制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规范两岸民间交流交往。不仅如此，李登辉还在上任的第一次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只有一个中国的政[18]策，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必将统一”。

1987年底，台湾方面开放居民到大陆探亲后，两岸人员往来和[19]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随之发展起来，同时也衍生出种种问题。面对两岸交往中衍生的具体问题，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就事务性问题与祖[20]国大陆方面进行接触商谈。台湾方面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了得到官方授权的与大陆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21]（简称海基会），由辜振甫担任董事长。

1992年8月1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所谓“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有关一个中国涵义的叙述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但随着李登辉权位的日益稳固，以及他对国际形势、大陆形势和两岸关系形势的误判，在台海问题上，李登辉逐渐背离了他的初衷，先后提出“一国两府”、“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七块论”、“两国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直接导致两岸关系的倒退，引发包括两岸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

1991年8月，李登辉在《中国时报》举办的“中华民国与国际新秩序”研讨会上致词时提出：“两岸统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德国统一的过程看，双方首先经由交流互动，在人民之间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并且在国际上形成了对等的政治实体。……对等的政治实[22]体架构必须先确立” 。

1993年11月21日，李登辉授意“经济部长”江丙坤在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就一个中国问题发表谈话：“中国只有一个，地理文化上台湾是属于中国。在统一的条件未成熟前，我们将以务实的态度，采取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台湾与中华[23]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主权互不隶属的国家”。

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交谈时，毫不隐晦地表示[24]要建立“台湾人的国家”。

1995年5月6日，李登辉会见日本记者时说：“我们愿意与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我们愿意谈判，但是不能由两个政党进行谈判，因为国家的统一不仅仅涉及两个组织，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25]是现实。”

1995年6月9日，由于美国向李登辉发放了入境签证，李登辉在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欧林讲座”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讲演，一字不提一个中国，却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26]湾的中华民国”的说法。

1997年2月22日，在李登辉授意下，台湾当局发布《透视“一个中国”问题》，提出与其说“一个中国”，不如说“一个分治的中国”[27]（one divided China）。

1999年5月20日，李登辉推出《台湾的主张》一书，在第七章里，他用煽动的语气写道：“最理想的状况，是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28]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这就是所谓“七块论”。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电台专访时表示：“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北京政府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于历[29]史与法律上的事实。”

三、陈水扁时代

2000年3月18日，台湾地区举行领导人选举。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以39.3％的得票率险胜，国民党在台湾50多年的统治宣告结束。陈水扁上台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一步步从“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上后退，终于露出“台独”面目。

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在就职仪式中提出“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问题”（四不一没有），同时托人带话给美国，表示自己不会做“麻烦制造者”。但是2000年6月，陈水扁就说“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7月，再将“九二共识”歪曲为“九二精神”。

2002年1月10日，陈水扁与美智库会谈时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任何国家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存在是一个事实”。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向台独组织“世台会”发表电视讲话时称，“台湾主权独立”绝对不能被剥夺和限制。“台湾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能被欺负、矮化、被边缘化及地方化，台湾不是别人的一部分；不是别人的地方政府、别人的一个省，台湾也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澳门，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简言之，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这就是陈水扁抛出的“一边一国论”。

在此次电视讲话中，陈水扁还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投论”，叫嚣“公民投票改变台湾现状”。“中国一直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在国际上打压台湾，这对台湾人民的感情有很大伤害，中国说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或‘一国两制’就是对台湾现状的改变，我们不可能接受，因为台湾的未来，台湾的现状是否要改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个人可以替我们决定，只有二千三百万伟大的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对台湾的前途、台湾的命运和现状来做决定。而有需要的时候要如何决定？就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也是大家共同的理念——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是基本人权，也是二千三百万人民的基本人权，不能被剥夺和限制的，个人要诚恳地呼吁和鼓舞大家，要认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003年12月21日，陈水扁参加台北县台南县市同乡会会员大会，以台南“蕃薯仔”自称，他并且强调两岸关系为台湾、中国、蒙古“两边三国”，所以没有一个中国两边各自表述的问题。陈水扁声称，实际上，不仅是“一边一国”，两岸关系实际上是“两边三国”，也就是台湾、中国、蒙古。陈水扁称，“以前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现在叫做‘中华民国’是台湾，所以，‘中华民国’就是一国，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可以并称为‘两边三国’。”

2003年12月22日，陈水扁在与台湾媒体记者的座谈会上，公开否定了“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他声称他在2000年5月20日就职演说中提到的“四不一没有”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如果中共无意对台使用武力”，那他保证在任期之内做到“四不一没有”。陈水扁声称，“何谓有意动武？已经瞄向台湾、针对性来做所谓飞弹试射和演习等，我们认为，这已经是很清楚的对台动武的意图，本来就没有‘四不一没有’的存在。”

2004年3月20日，在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中，在两对组合的对决中，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以647万1970票的得票数微幅领先国亲联盟候选人连战、宋楚瑜的644万2452票，陈水扁获得连任。选举的侥幸胜利，促使民进党在“台独”路线的推进上变本加厉。

2004年“双十节”，陈水扁发表讲话，首度提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2004年12月，陈水扁抛出了“‘中华民国’四段论”——“中华民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所谓“‘中华民国’四阶段论”，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在大陆成立，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到台湾”，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在台湾”，二〇〇〇年后“‘中华民国’是台湾”。2005年8月2日，陈水扁在台北会见美国“福尔摩莎基金会”青年亲善大使时，再度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概念。

2006年以来，陈水扁民调支持率跌至18％，民进党士气低迷。为挑动族群冲突，打压泛蓝阵营，陈水扁利令智昏、孤注一掷，在“台独”道路上越滑越远。

2006年1月29日，陈水扁于台南县设宴款待地方人士时指出，目前已是认真思考废除“国统会”及“国统纲领”的适当时机。2月22日，陈水扁在与到访的美国众议员会面时，称他提出“废统”是“涉及民主、安全考量”，并称“国统会”是“荒谬年代的荒谬产物”。[30]

2006年2月27日，陈水扁在“国安会议”上作出裁决：“国家统一委员会”终止运作；“国家统一纲领”终止适用。陈水扁亲手“终止”了存在15年的“国统会”、“国统纲领”，达成了他非干不可的[31]“废统”。

四、马英九时代

2008年3月22日，台湾地区举行领导人选举。选举结果，马英九、萧万长囊括7658724票，谢长廷、苏贞昌则获得5445239票，马萧配取得压倒性胜利，不但创下台湾“总统”选举史上最高票纪录，也结[32]束了民进党8年执政。在台湾地区，“马英九时代”正式到来。

马英九的当选宣告台湾地区实现了二次政党轮替，殊属不易。自1988年李登辉上台以来，台湾当局不断在台湾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台湾正名”、“去中国化”等“渐进式台独”活动，蓄意挑起两岸对立，竭力破坏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日益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成为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执政当局倒行逆施，受到大陆的严正谴责，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受到包括国民党在内台湾反分裂力量的强烈反对和有力制约，“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李登辉时代，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李登辉是主流派的大佬，而非主流派以俞国华、郝柏村、林洋港、李焕、梁肃戎、关中等人为代表，前四人都是蒋经国时代的元老重臣，关中则是中生代龙头人物（现任国民党副主席）。1992年8月，韩国与大陆建交，引发台湾岛内一片哗然。国民党内部开始讨论“一个中国”是否适当的问题。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一唱一和，公开提出反对“一个中国”。非主流派则出面捍卫“一个中国”。1992年9月2日，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非主流派代表人物之一关中，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谈一个中国政策》文章，强调“一个中国”政策的必要性。1992年10月2日，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在“立法院”，面对国民党主流派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质询，明确表示：“分裂的中国是一项事实，但一个分裂的中国不等于‘两个中国’，也不等于‘一[33]中一台’。”

尽管遭到李登辉的打压和民进党的包围，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被迫陆续离开台湾的权力核心，但这些反对分裂、反对“台独”的力量，实力犹在，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李登辉的分裂活动。1993年5月，由郝柏村、李焕、蒋纬国、许历农与梁肃戎五人，在台北拟筹备成立“新同盟会”。1994年5月8日，“新同盟会”在台北成立，梁肃戎任大会主席。大会发表宣言，主张“依据民族主义，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国土”。“新同盟会”发起了“我是中国人”的大游行，台北就[34]有五六万人上街，有力地打击了“台独”的气焰。1995年是甲午战败清政府割让台湾100周年，民进党在6月17日举行“告别中国大游行”，甚至跑到《马关条约》签订处的春帆楼“感谢”日本人。针对这一活动，“新同盟会”在8月13日举行“我是中国人”大游行。[35]

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后，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以“立法院”为舞台，充分发挥在野党的作用，有效地制约了陈水扁的“台独”主张和路线的实施。

2001年12月1日，台湾地区举行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民进党获87席，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国民党以68席成为第二大党，首次参选的亲民党获得46席，台湾“立法院”里，民、国、亲[36]三党格局初步形成。国、亲两党为核心的泛蓝阵营占据了“立法院”的多数席位。

2004年12月11日，在第六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泛蓝阵营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夺得225个席位中的114个席位，维持在“立法院”多数席位。泛蓝阵营先后数十次否决了民进党当局提出的购买潜艇、反潜机和“爱国者”导弹的特别军购案，使“台独”分裂活动遭到重创。

2008年1月12日，台湾地区举行第七届“立法委员”选举，在总[37]共113个席位中，国民党赢得2/3以上的席次，遥遥领先于民进党。此次选举中，国民党获得81席，民进党获得27席，亲民党1席，其他政党及无党籍人士获得4席。2007年10月17日回锅担任民进党主席的陈水扁随后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

早在马英九当选的三年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就开始了密切商谈，为此后几年两岸关系的互动注入了新的活力。2005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以缅怀孙中山先生为契机，两岸开启了对话的大门。受大陆方面的邀请，2005年3月28日至4月1日，以“缅怀之旅”、“经贸之旅”为主题，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访问大陆。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49年迁台以后的56年间，向大陆派出的第一个正式访问团。4月25 日，国民党主席连战开始了对大陆的“和平之旅”。从5月5日开始，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大陆实现了“搭桥之旅”。连宋先后登陆，顺应潮流，合乎民意，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国民党主席连战通过对大陆的访问，不仅给自己的政治声望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给国民党指明了生路。2000年来的几次重大选举反复证明，国民党仍是最大的在野党，仍是抗衡民进党的重要力量。她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正处于自1993[38]年新党出走以来10年中的最为辉煌的上升阶段。

2005年7月16日，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以72.36%的得票率击败“立法院长”王金平，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新一任党主席。同年8月19日到2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马英九正式接掌国民党。会议将“胡连会”达成的“五项共同愿景”列入国民党政策纲领，国民党重申反对“台独”。2005年12月3日，马英九率领国民党赢得台湾县市长“三合一”选举。在23个县市中，“泛蓝”获得了17个县市政权，其中国民党在14个县市取得执政权，而民进党的地盘缩小到6个。12月9日，马英九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直截了当地说：“两岸统一没有时间表，目前时机未成熟，但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统一。”岛内舆论认为，马英九这番表态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表明台湾民众的主流思想已经开始摆脱“台独”的怪圈，正向[39]“维持现状，最终走向两岸统一”的共识回归。

2006年3月，马英九访问美国。马英九在美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演讲，他领导下的“新国民党”及其未来面向2008年的“两岸论述”架构初现端倪，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台海现状，既不寻求“台独”也不[40]追求立即统一。3月21日，马英九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繁荣：建立一个新愿景”的演讲，提出国民党建立两岸新关系的“五要五不要”。“五要”包括：第一，促进两岸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尽速恢复平等协商；第二，达成30年到50年的两岸和平协议，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正式终结两岸敌对状态；第三，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两岸展开全面的经济合作，建立密切的两岸经贸合作关系，包括全面、直接与双向的“三通”，开放金融服务业，促进两岸共同市场的建立；第四，两岸发展国际参与的“暂行架构”，让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41]更为双边与多元；第五，建立文化、教育的交流。“五不”则来自于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马英九演讲中提及的“五要”与2005年4月“胡连会”所达成的“五项愿景”有很高的重叠度。

同年5月8日下午，马英九在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以“台湾新思维”为题发表演讲。在演讲中，马英九重申“五不五要”并对其加以细化。“五不”包括：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不会变更“国旗”和“国号”、不会在“宪法”中列入所谓“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不会制造“统独”麻烦、不会有“废除国统会”的争议产生。“五要”是指：一、在“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基础上与大陆对话；二、与大陆和平谈判，谈判以和平为基础、避免军事竞赛；三、两岸建立共同市场，推动直航，帮助台湾企业提升竞争力；四、扩大[42]台湾“国际参与”；五、强化两岸文化与教育交流。5月9日，马英九抵达澳大利亚悉尼进行访问，在当日于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楼举行的餐会上，再提“五不五要”主张。

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演变，不仅反“台独”的泛蓝阵营已较前稳定，整个台湾社会反“独”的力量亦在明显增长，甚至以往支持陈水扁当局的“绿色商人”都纷纷改弦更张。

自大陆2001年加入WTO以来，台湾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中信金董事长辜濂松不约而同为了前往大陆发展而请辞“总统府资政”。当年临门一脚促成台湾政党轮替的国政顾问团成员，包括宏基创办人施振荣、大陆工程董事长殷琪等“绿色台商”不是避谈两岸关系，就是高分贝促通，大动作“脱绿”。一向被视为“独派”色彩浓厚的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2005年在“绿营”发动[43]“3·26”大游行当天发表支持《反分裂国家法》的震撼弹。2006年4月14日至15日，两岸经贸论坛在北京举行，随同连战到访大陆的有台湾50位大企业家。2006年5月陈水扁出访中南美洲，仅有贸协董事[44]长许志仁和商总会长王令麟陪同。2007年11月12日，台湾企业界知名人物、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在台湾各大报刊登广告，建议台湾[45]当局订定“两岸和平共处法”。

2007年2月13日，马英九因在台北市长任内“特别费”的使用，被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起诉（后经台湾法院二审、三审宣判无罪）。因马英九曾承诺若遭起诉即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他于当日请辞党内职务并正式宣布参选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随后，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接任代理主席，2007年4月7日，吴伯雄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在竞选活动中，面对紧绷的选情，面对民进党的紧逼，马英九的立场逐渐明晰。在统独问题上，马英九公开宣示，任内绝对不讨论统一的议题，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反对任何以武力的方式处理台海关系。在两岸协商事务问题上，马英九提出的基调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他表示，如果当选将来所有国民党与大陆谈过的东西，都会检验是否符合上述原则，若符合，将透过海基会、海协会等主要管道谈判，变成正式的政策。

2007年11月21日，马英九访问日本，他表示为不使“现状”走向危险，将在“九二共识”的原则上寻求与大陆重拾对话的机会。[46]11月22日，马英九进而表示，他在任内不会谈统一问题，也不会[47]支持“台独”。

2008年3月21日，在选举前一夜的造势晚会上，马英九强调，他绝对不会改变台湾现状。他说：“在我的政策里面，就两岸关系，我[48]要‘不统不独不武’，绝对不会片面改变台湾的现状。”

选举后的3月23日，马英九在台北召开记者会，承诺会落实选前[49]两岸政见。他表示愿与大陆签署和平协定、承诺不支持法理“台独”、考虑出访大陆、同时声称3年内不搞“公投”。岛内媒体对此表示肯定，据《中国时报》民调统计，79%的受访者乐见马英九当政，63%的台湾民众觉得两岸持续多年的紧张关系将会获得缓解与改善。[50]

2008年4月11日至13日，台湾地区当选副领导人萧万长以两岸共同市场理事会董事长的身份出席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4月12日，萧万长在会见胡锦涛时提出 “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16字方针，希望开创两岸关系互信、互谅、互利的新时代。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发表就职演说，就两岸关系、台湾内部及涉外政策作出了阐述。马英九表示，会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与大陆恢复协商，并秉持着两岸在博鳌论坛中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共识，与大陆寻求共同利益平衡点。他同时指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应该和解休兵，相互[51]协助、尊重，相信两岸会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在就职演说中，马英九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大陆同胞”、“大陆”、“九二共识”，释放了强烈的善意。

马英九就职后，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任委员赖幸媛表示，将在2008年6月重新启动已经停滞了十年的两岸之间的直接会谈。[52]

2008年5月26日至31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这是1949年以来第二位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也是国民党首次作为执政党派出主席访问大陆。临行前的5月24日上午，马英九、萧万长在台北宾馆为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饯行，5月26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亲自为吴伯雄送机。2008年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春意盎然。

第五节 美国台海问题的策略演变

一、国民党内战崩溃，中苏结盟，美奉行“一台无中”政策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台湾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怀抱。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然而，中国国共两党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成强弩之末，国民党失败成为定局。为了据有台湾，在战略上掣肘中国，美国政府于1948年末至1949年初开始考虑将台湾与大陆分开处理的问题。美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四套方案：一是设法阻止蒋介石迁台；二是在台湾培植亲美势力；三是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四是制造“联合国托管”案。但是结果都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而告落空。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认为“蒋介石集团已腐败得不可救药，台湾陷落是早晚的事，美国不能因为援台而引起中国对苏联的进一步靠[53]拢”。为了拉拢中国，分裂中苏关系，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目前美国亦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现在的局势” ，“也不打算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的途径”，“不打算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54]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国会内部反共势力甚嚣尘上。加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成为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军事基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鉴于“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55]合国的审议。”29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接着，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台美联防协定》。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在短期内为美军进驻台湾海峡提供了借口，使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且从长远看，还可以随时为美国旨在使台湾与大陆分离的企图与活动提供“依据”。1954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正式与台湾结成军事同盟。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期”，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蒋介石集[56]团奉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二、对抗苏联扩张，中美建交，美转向“一中无台”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特别是苏联对美国的强劲挑战，给敌对的中美关系带来了缓和的契机。一是为了利用中国反对苏联，二是为了从深深陷入的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美国政府开始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对于台湾问题，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根据《联合公报》的精神，美国开始调整对台关系。政治上逐步拉开与台湾的关系，军事上逐步减少对台军事援助和在台的军事人员及装备。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加紧对外扩张，美苏缓和出现逆转，卡特决定在其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关键仍在于台湾问题。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中美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57]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至此，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三、国会施压，《与台湾关系法》出炉，美实行“一中一台”政策

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的签署，是中美双方妥协的结果。台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是有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及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在宣读《中美建交公报》的同时，卡[58]特总统发表声明强调“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仍是两国关系的焦点问题。

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前七小时，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与蒋经国进行会谈，将美台即将“断交”的消息告知蒋经国，并表示了美国对中美建交后美台关系的处理意见：1、美国同台湾“断交”后，还将与其保留“实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2、双边关系将以“非官方”的机构来协调；3、除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外的现有双边条约将继续有效；4、美国政府将继续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武器给[59]台湾；5、美国将派代表团赴台湾协商双边“新关系”的框架。

当时，美国总统卡特始终坚持的方针是：“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建立外交关系，又继续保证台湾的中国人安居乐业”。中美建交后，美国政府为了就今后美台关系作出安排，国务院根据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组建了民间的非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任务是处理美国在台湾的事务。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下令组建对应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美国在台协会”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暂时”离职的外交官和其他政府人员。

受美国亲台势力的影响，加上台湾当局的公关，1979年1月15日美国国会开会，卡特政府关于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公报提交国会讨论后，“院外援华集团”的议员纷纷提出议案，反对美国和中国建交，尤其反对美国中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作为对“院外援华集团”的妥协，卡特政府于1979年1月26日就向国会提出维持今后美台关系的一项法案，代号为“5245”，共3条17款。由于参众两院对法案内容有分歧，3月9日，两院成立协调委员会，以协调两院对台湾关系的分歧。3月13日，该委员会发表的对台政策折中声明，经美国国会[61]参众两院通过，即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关系法》宣布“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待”；“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和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62]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玩两手策略的充分体现。美国借此“恶法”，2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实行双轨政策，继续插手台湾问题，实现其最大的霸权利益。《与台湾关系法》给台湾问题留了尾巴，势必会成为引爆中美冲突的不定时炸弹，除非美国撤掉台湾问题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的引信，否则中美关系难以克服台[63]湾问题的障碍，获得实质性进展。该法生效后，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抗议，邓小平1979年4月接见美国参议员访问团时更表示：《与[64]台湾关系法》等于将“正常化”“一笔勾销”。

里根总统上台后，猛烈批评卡特总统的台海政策，宣称将使美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会保守势力强烈要求政府允许美国军火公司向台湾提供高性能战斗机，但美国政府担心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同时，中国政府反应强烈，暗示如果此问题得不到解决，中美关系可能降格，中国官方机构甚至有可能从美国撤回。[65]面对国内外压力，里根政府不得不就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与中国谈判。

1982年8月17日，中美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联合公报，这就是“八一七公报”。美国方面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66]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解决香港问题的实践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和平解决，由此美国对“一国两制”产生浓厚兴趣。但是在美国国内，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美国最后提出“三不主张”，即：美国不会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充当调停人；美国将不会对台湾施加任何压力，使之同北京建立接触或开始谈判，或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美国对中国统一问题不提出或支持任何特别方案，但是可能采取行动以确保台湾问题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平解

[67]决。“三不主张”一经出台，基本上成为里根总统任期内处理台海问题的基本政策框架。

1987年前后，台湾海峡两岸互动频繁。美国开始担心两岸关系迅速发展会彻底冲垮“三不政策”，从而让其失去介入台湾问题的机会。美国政府频频派人到台湾，要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降温。同时美国担心，蒋经国之后，台湾当局高层会产生权力真空。为保证“后蒋经国时代”台湾能够继续亲美，美国要求台湾当局在岛内放弃一党独裁和政治高压统治，要求台湾当局进行政治革新，开放“党禁”和“报禁”，解除戒严。

1986年，美国众议院以口头表达的方式通过一项有关台湾人权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决议案，要求台湾加速民主化，开放“党禁”，取消“戒严法”，推行政党政治。在美国压力之下，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等决议。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台湾宣布成立。美国要求台湾当[68]局不得对民进党一事作出过度反应。

1987年7月，在美国重压之下，蒋经国正式解除了自1949年以来在台澎金马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雷德曼发表谈话，欢迎台湾解除“戒严”。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也表示，[69]解除“戒严”是台湾走向民主、政治自由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在美国的政策设计下，由国民党主导实施，台湾开始进入政党竞争时期，民进党成为合法政党。

四、冷战结束，中国战略地位下降，美 “一中一台”政策明晰化

1989年1月，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布什曾在1974年至1975年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又于1980年至1988年担任里根政府的副总统，对中国情况十分了解。他在1989年2月24日参加日本天皇葬礼之后，即于2月25日来中国访问。上任伊始就访问中国，这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是第一人。

在布什执政初期，美国处理台海问题时，基本上将美台关系严格限制在“非官方框架”内。美国国务院制定的《对台指导方针备忘录》就明确规定：美国政府不再称台湾为“中华民国”，也不称台湾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美国只称台湾为台湾，其领导人为[70]“台湾当局”。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的剧变，更使得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相对下降，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大为下降。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受苏联东欧剧变的刺激，公然支持台湾“独立”，竭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

1989年7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外交委员会议员佩尔等人联署的“台湾民主前途决议案”。1991年9月8日，台湾民进党等台独组织举行了“举行公民投票加入联合国大游行”，美国前司法部长公开参加[71]游行，叫嚣“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基于此，布什总统任期的中后期，美国逐步发展美台之间的实质关系。布什政府成了提升美台关[72]系的始作俑者。1992年全年，美台高层政要互访不断。特别是1992年11月30日，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访台，突破了美台“断交”13年以来美国高官访台的禁令。

1992年9月2日，美国大选投票在即，由于在民意测验中远远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布什孤注一掷，宣布他将授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型和B型战斗机，总价值达69亿美元。11月12日，美台在华盛顿签署了有关协议。布什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悍然打破美国政府售台武器禁令，严重违反中美《八一七公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对。尽管布什走出险棋，以台海关系为筹码豪赌大选，还是未能扭转颓势，终于在选举中败北。

克林顿时期，美国台海政策几经调整，中美关系也几经跌宕起伏。在克林顿第一届总统任期内，美国进一步提升美台关系，而且在对台军售上一再违反《八一七公报》。1990财政年度美国售台武器是5.1亿美元，而1993财政年度是60.3亿美元。1994年5月，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为推行“实质外交”和“弹性外交”，出访中美洲途经夏威夷作“过境停留”。出于全局考虑，克林顿政府仅仅给予李登辉座机在阿拉斯加机场45分钟的加油时间。李登辉故作姿态，称其受辱而不下机，以期“借媒体对美国政府造成压力”。其后，美国国会借机兴风作浪，为李登辉鸣冤叫屈。76名参议员联名邀请李登辉访美，随后37名众议员再发联名信，向克林顿政府施压。

1994年9月7日，迫于国会的压力，克林顿政府宣布5项“调整对台政策”方案：1、支持台湾加入除联合国以外的其他一些国际组织；2、同意将台湾驻美国“北美事务协调会”更名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3、允许经济和技术部门的美国部长级官员访台；4、在美国在台协会主持下同台湾进行次于内阁部长级的经济对话；5、允许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和技术的副国务卿级以下官员在非官方场合会见台湾官员。

1995年5月22日，克林顿政府同意李登辉赴美进行“私人访问”，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这一事件导致中美关系迅速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作为对李登辉之流的教训和对美国的警告，1995年7月和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东海进行军事演习，让国际社会认清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为打击“台独”势力和分裂势力，199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实弹军事演习。美国“独立”号和“尼米兹”号航母编队随后开赴台湾附近海域，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中美在台湾海峡军事对峙，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3月2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应帮助保卫台湾”决议案。为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3月22日，中国宣布取消国防部长迟浩田计划中的对美访问。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盛顿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重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们（中国和美国）有深刻的分歧。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长远目标上，必须通过接触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分歧。自1972年以来，加强中美两国接触的基础是“一个中国”政策，这体现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坚持认为，必须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美国重申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73]来的关系必须由它们之间解决。克氏的演讲对美国介入台海危机进行了总结，也为美国对中国“全面接触”定了调。11月24日，中美元首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敲定两国元首互访事宜。围绕台海危机，中美关系得以暂时修复。

在第二届克林顿政府任期内，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在中美元首会谈中，克林顿强调美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中美两国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访问中国。6月30日，克林顿在上海公开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74]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美国的台海政策再次进行调整。早在大选期间，小布什就攻击克林顿倡导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小布什上台后，尤其是“9[75]·11”事件之前，美国的亚太战略是针对中国的。当年4月，美国就抛弃了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概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小布什声称，美国将尽一切所能来保卫台湾，从而将“战略[76]清晰”引入台海问题。小布什政府甚至为台湾列出了150亿美元的武器清单，敞开口子向台湾出售军火。

2001年，“9·11”事件爆发，小布什政府被迫调整对华政策。美国出于反恐目的，需要中国全力合作。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从“战略清晰”回归“战略模糊”。美国高官表示：美“协防”台湾必[77]须以“台湾不会单方面破坏现状”为前提。据美国媒体透露，早在2003年底，布什就曾派当时白宫官员赴台北会见陈水扁，并面交布什私函，信中说，他担心台湾当局的激进言行可能让大陆方面感到被挑衅而做出不符合美台利益的举动；美国反对台湾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片面行动，要求陈水扁降温。

2004年11月，小布什竞选连任。要“民主”、不要“台独”，成为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新风向标。布什政府一方面给台湾当局鼓气，使台湾的“民主”不至于在武力之后退缩。2005年2月19日，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海问题列入共同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又抛出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应由两岸人民来解决”等话语，明确表示不愿卷入战争。

2006年农历大年初一，陈水扁就两岸问题发表讲话，声称要废除“国统委员会”和“国统纲领”，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并在2007年举行新宪公投。次日，美国政府立即对此做出表态。美国务院发言人再次强调反对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在美国压力之下，台湾当局没敢明目张胆地“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用的是“终止运作”（cease to function）国统会和“终止适用”（cease to apply）国统纲领。

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访问美国。4月20日在与胡锦涛的会见中，布什就台海问题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2008年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后，布什祝贺马英九赢得选举胜利，并说这个结果提供一个让大陆与台湾和平解决歧见的“新[78]契机”。

综上所述，近60年来，美国的台海政策不断调整，从1949年到1972年，美国奉行“一台无中”政策；1972年到1979年是“一台无中”到 “一中无台”的过渡阶段；1979到1989年，美国政府奉行“一中无台”政策，但由于国会的介入，“一中一台”政策初露端倪；1989年以后，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逐步放弃“一中无台”政策，“一中一台”政策逐步清晰。“大陆不武，台湾不独”是美国最理想的台海现状。

美国“一中一台”的台海政策的内涵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将得不到美国的军事支持。如果台湾在未宣布“独立”就遭到中国武力侵犯的话，美国决不会袖手旁观。2006年3月中下旬，马英九访美时也透露，美国官员向他表明，在台湾没有挑衅大陆的情况下，如果大陆对台动武，那美国出兵保护就具有正当性，但如果是因为台湾挑[79]衅引起，美国将没有意愿，也没有义务出兵保护台湾。[1] 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281/default.htm[2] 孙恪勤、崔洪建：《遏制中国》（下），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3] 《参考消息》，2006年2月6日，第8版。[4] 张彦主编：《万隆精神普照大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5] 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问题实录》（下），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3页。[6]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6-04/05/content_4385932.htm[7] 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问题实录》（下），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6页。[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9]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05月22日。[10] 《参考消息》，2006年1月4日，第8版。[11]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2000年9月6日。[12] 中国网：2005 年3 月15 日。[13] 《北京晚报》，2005年3月14日，第2版。[14] 新华网2002年11月17日电。[15]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原文开头部分是：“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参见《北京晚报》，2005年3月14日，第2版。[16] http：//news.sohu.com/20050516/n225581882.shtml，转引自中国新闻网，2005年5月16日。[17] 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287页。[18] 《世界知识》，2005年第10期，第52页。[19] 浙江在线：http：//www.zjol.com.cn/05china/system/2005/05/17/006112906.shtml[20]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6-04/05/content_4385932.htm[21] 浙江在线：http：//www.zjol.com.cn/05china/system/2005/05/17/006112906.shtml[22] 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问题实录》（下），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700页。[23] 同上，第718页。[24] 《世界知识》，2005年第10期，第52页。[25] 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问题实录》（下），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698页。[26] 同上，第924页。[27] 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问题实录》（下），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771页。[28] 同上，第970页。[29] 同上，第973页。[30] 《环球时报》：2006年2月23日，第16版。[31] 《参考消息》：2006年3月7日，第9版。[32] 台湾《中国时报》：2008年3月23日，A1版。[33] 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问题实录》（下），九州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707页。[34] 金恩辉、魏克智、赵庆波著：《杜鹃啼血》，九州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88页。[35] 同上。[36] 《时事资料手册》： 2002年第1期，第94页。[37] 新华网：2008年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8-01/12/content_7411826.htm。[38] 人民网：2005年08月22日。[39] 《参考消息》：2005年12月26日，第1版。[40] 中国新闻网：2006年5月12日，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6/2006-05-12/8/728650.shtml。[41] 参见中国网：2006年4月3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TCC/haixia/1173220.htm。[42] 中国新闻网： 2006年5月9日8：57，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6/2006-05-09/8/726976.shtml。[43] 《参考消息》：2006年5月7日，第8版。[44] 《参考消息》：2006年5月7日，第1版。[45] 人民网：http：//tw.people.com.cn/GB/14812/14875/6516994.html ，2007年11月12日。[46]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taiwan/3/200711/1121_353_306284.shtml，转自人民网消息。[47]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taiwan/1/200711/1122_351_307077.shtml，转自人民网消息。[48]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pecial/tw2008/news/200803/0322_2965_453963.shtml。[49]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pecial/tw2008/news/200803/0323_2965_455827.shtml。[50]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pecial/tw2008/news/200803/0324_2965_456871.shtml。[51]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taiwan/1/200805/0520_351_551585.shtml。[52] 台海网2008年5月24日讯：http：//news.ifeng.com/taiwan/3/200805/0524_353_560030.shtml。[53] 《美国外交文件》1975年版。[5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第10页。[55]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页。[56] 刘洪潮著：《冷观世界风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53页。[57]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1981），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58]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59] 台湾《中央日报》、《联合报》，1978年12月17日，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449页。[60] 吉米·卡特：《忠于信仰》，第219页。[61] 项立岭：《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370页。[62]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年7月－1981年7月）》，第162－170页。[63] 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215页。[64] The New York Times，Apr.20，1979。[65]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1972，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2，p.140。[66] 胡为真（台湾）：《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附录六，第290页－293页。[67] 马丁·L·拉萨特：《演进中的政策》，西屋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68] 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299页。[69] 同上。[70] 同上，第312页。[71] 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314页。[72] 潘锐：《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时事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26页。[73] 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446页。[74] James Mann： About Face，page366，Vintage Books，New York.（原文为：In Shanghai，Clinton for the first time publicly embraced the so-called three noes，promis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upport Taiwan’s independence ，its ad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or the creation of two Chinas.）[75] 潘锐：《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从老布什到小布什》，时事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81页。[76] 潘锐：《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从老布什到小布什》，时事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85页。[77] 《世界知识》，2005年第5期，第25页。[78]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pecial/tw2008/news/200803/0323_2965_455465.shtml。[79] 《参考消息》，2006年3月29日，第8版。

第二章 美国主流报纸与台海问题

第一节 美国主流报纸的界定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所谓主流媒体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拥有一定的受众覆盖规模和受众接触频次。主流报纸的发行量一定不小；主流电视的收视率一定不低；同样，主流网络媒体的访问量和访问频次也必须具备一定规模。其次，在媒体内容设置上，所谓主流媒体一定是社会运行的“守望者”、舆论监督的执行者，一定是回答社会现实发展问题的。一个远离社会主流和现实发展的紧迫问题的媒体，是不能称之为主流媒体的。第三，主流媒体影响的应该是社会行动力强的人群，即主流人群的思想和行为。这群人拥有较多的“消费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时尚话语权”、“管理话语权”。[1]

主流媒体要求有较大的发行量，但衡量媒体是否属于“主流”并不绝对看重发行量多少而在于影响力大小。本书选取的美国主流报纸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两家纸质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从历史来看，这两份报纸经过100多年风雨历程的洗礼，是不折不扣的百年老报；从现实来看，这两份报纸是美国政坛人物必读的报纸，它们在美国政治中极有影响，扮演着参政议政者的角色。

据1998年的统计数字，美国报纸发行量最大的十家日报（不包括星期日版）是：《华尔街日报》（1740450）、《今日美国》（1653428）、《洛杉矶时报》（1067540）、《纽约时报》（1066658）、《华盛顿邮报》（759122）、《纽约每日新闻》（723143）、《芝加哥论坛报》（673508）、《新闻日报》（572444）、《豪斯顿纪事报》（550763）、《芝加哥太阳报》（485666）。但是发行量高并不等于报纸的声誉高，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2]内，一共有六家日报被公认为美国主要报纸。

1.《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概况

从内容上看，它并没有商业社会常有的那种浅薄和哗众取宠之处。它格调严肃，不以惊世骇俗的大字标题、耸人视听的新闻招徕读者；它信息量极为充足，对每一起国内外重大事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详尽的独家报道；它总是对一切事物保持冷静的姿态，用最巧妙、最职业化的手法掩盖报纸的倾向……而这一[3]切，恰恰很集中地代表着公认的当代西方报纸价值取向。《纽约时报》一向以“历史的记录者”自居，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新闻，哪怕有风险也要刊登。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点。《纽约时报》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平日版约为80至100版。1980年起分纽约版和全国版两种，纽约版有A、B、C、D四部分：A组为国内外新闻版，包括社论和社论版对页；B组为都市版，报道纽约、新泽西、康奈狄克地区的新闻以及部分全国新闻；C组为特写版，从周一到周五分别刊登体育、科学、生活、家庭、周末等不同内容的新闻特写；D组为经济版。全国版主要是平日版A、D两组的内容。此外还发行星期日版，星期日版在400版以上，1998年发行量约163万份。《纽约时报》的读者以政界、企业界和知识界为主，是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工商巨头和许多国家首脑必读的报纸。该报共有四千多名工作人员，从事新闻业务的有1100人。强大的从业者队伍使报纸有着丰富的稿源，美联社、路透社等大通讯社的稿件也不过5％左右。报纸25％的收入靠发行，75％靠广告支撑。

2.《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概况

报纸的第一使命是说明真相，说明经过调查证实的全部真相。

因此，本报将尽量告诉全体人民有关美国与世界的重要事件的真相。

作为新闻传播者，本报将遵循一名绅士理应遵循的社会礼仪。

本报的内容需雅俗共赏。

报纸的职责是为读者、为公众服务，而不是为报纸老板的私利服务。

为报道真相，报纸应准备在必要时为公众利益牺牲报纸自身的物质利益。

本报不会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结盟，它对于公共事务和公务人员的见解将是公正、自由和有益的。

1933年至1943年，迈耶聘请著名的作家担任社论版主笔，优异的社论版使该报获得了“明智、有人情味和开明”的声誉，发行量增长了3倍，达16.2万份。1946年起，迈耶的女婿菲利浦·格雷厄姆接办该报。先后购买了《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新闻周刊》和几家电视台，成为一家新兴的传播集团。到1954年发行量已达38万份，成为国会议员、政府官员、驻华盛顿记者的必读报。美国最著名的政论家李普曼也常为《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文章，使其愈加令人瞩目。

1971年，《华盛顿邮报》继《纽约时报》后，揭露了美国在越战中有关秘密情报，声名大振。紧接着1972年，该报记者因为成功报道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不得不辞职，进一步奠定其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的地位。1974年8月9日，《华盛顿邮报》用将近两寸半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宣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辞职的消息，也宣告了该报的胜利。“水门事件”的成功报道使该报获得了1973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并享誉世界。

1983年，《华盛顿邮报》开始出全国版。1998年，星期日版发行108万份，平日发行约76万份。该报以调查性报道著称，也是美国唯一可以在某些领域（如政治新闻）与《纽约时报》一争高低的报纸，可见其威望与影响。《华盛顿邮报》注重国会新闻和政府活动，国际新闻也很多，读者群与《纽约时报》相仿。《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国际报道详尽充分，研究这两份美国主流报纸媒体的台海问题报道，探寻它们报道台海问题的机制，考察由此体现出的美国精英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对台海问题的看法，不仅可以增进对美国媒体的了解，更可以让我国媒体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摒弃一些陈旧的做法，进一步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更加客观公正地做好台海问题报道，促进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第二节 台海问题的界定

台海问题，是台湾海峡问题的简称。至今鲜有学者对台海问题给出明确定义，查遍Baidu和Google两大网站，都无法见到明确的概念。有人将其理解为台湾问题，认为它是台湾的归属问题，是中国内[4]战的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也有人认为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峡[5]两岸的统一问题。还有人认为台湾问题是指一切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鼓吹“两国论”的主张和谋求台湾“独立”的行径，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和争端。

台湾问题是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但是台海问题与台湾问题并不完全等同。原因有三：一是从理论上讲，研究台湾问题的客体应该仅限于台湾岛及其附属的澎湖列岛、钓鱼岛，而不能将金门、马祖列入台湾问题。二是从实践上讲，大陆在地图等相关出版物上，将金门、马祖等台湾当局实际控制的两个岛屿列入福建省疆域，即不承认金门、马祖为台湾当局控制。那么台湾问题自然不应该包括金门、马祖两个岛屿，但这显然是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不相吻合。但是，不管金门、马祖，还是大陆、台湾，统统都是台海问题的研究内容。三是从两岸表述看，为追求国家统一，大陆对两岸关系问题冠之以“台湾问题”，而大陆解决两岸问题的专门机构是“台湾事务办公室”。但在台湾当局看来，国家统一问题是 “大陆政策”或“两岸政策”，而非单纯的“台湾问题”。台湾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专门机构是“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鉴于大陆和台湾在两岸问题上也是“各自表述”，笔者认为，涉及两岸的问题用“台海问题”来定位，则是两岸都可以接受的表述，更加科学、务实。新华社就两岸问题经常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署名就叫“邰海”（台海），而不是“大陆”或“台湾”，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台海问题是台湾海峡问题的简称，是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它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也是国际势力干涉的产物。台海问题尽管被国际化，但它纯属中国内政，解决台海问题不容他国干涉。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变化、两岸政党领导人的交流、两岸同胞的往来、大陆领导人对两岸关系的表述、台湾当局领导人就两岸关系的表述都属于台海问题的研究范畴。台湾当局实际控制领域（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的内部事务不属于台海问题的研究领域。

台海问题从历史上看，它与国共两党有关，从现实看，它与“台独”有关，与台湾当局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台湾问题自始至终都与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干涉有关。从这一概念的内涵上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的一部分军政人员战败后退到台湾。他们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武装割据台湾。这样，台海问题首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应该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台海问题与两个朝鲜问题、两个德国问题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而东西德、南北朝鲜的产生，则是二战后根据国际协议形成的。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根据《雅尔塔协议》，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分区占领战败后的德国。1948年6月20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随后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而相应地，苏联则在其占领区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德意志从此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1990年10月3日，两德最终统一。由此可见，德国的分裂和统一，都是按二战期间和战后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完成的，它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同台湾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从1910年开始，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35年之久。二战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于1946年2月宣布成立南朝鲜“民主议院”，任命李承晚为议院议长。1947年6月，李承晚组成“南朝鲜过渡政府”。在美国的操纵下，朝鲜被人为地分裂成了南北两部分。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宣告成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朝鲜问题进一步国际化。1953年，南北朝鲜根据由有关国家签署的国际协议，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1991年，南北朝鲜各自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由上可见，台海问题根本不能和德国、朝鲜问题相提并论。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后两者是根据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分裂成独立国家，而台湾则由二战期间的国际协议规定归还中国，而且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恢复行使了对台湾的主权；虽然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领土和主权并未分割，仍然是一个中国；台湾问题也应当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因此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用处理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

第二，台海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的问题。美国政府应当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彻底纠正并停止其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种种错误做法。

第三，台海问题的本质是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各种阴谋，坚决反对在台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搞“台湾独立”的图谋。

第三节 美国主流报纸高度关注台海问题

一、美国媒体追逐负面新闻的需要

一直以来，美国媒体热衷于负面报道。在西方新闻从业者和学者看来，新闻价值实质上是关于“什么是新闻”的问题。纽约《太阳报》主编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1819-1897）认为，人类真正的趣味是衡量新闻好坏的绝对标准。他手下的本市新闻版主编约翰·博加特说得更明确：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就是那些稀少的和不寻常的事。新闻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业者们头脑中的概念。新闻价值可以概括为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人情味这五个方面。其中人情味包括的因素有：冒险、冲突、幽默、悲欢离合、两性、反常、个人利益等。现在美国媒体上每天的新闻很多都是根据这些因素选择的。根据美国研究媒体与政治关系的资深学者的观点，美国式的新闻除及时、简洁外，还要以新、奇吸引人。统计数字则表明，在国际事务方面，美国的新闻除去要员出访以外，涉及最多的是示威、动乱、政变、革命、灾难、独裁、冲突、战争等。美国媒体认为自己天生肩负的就是批评、监督别人的责任，不是“唱颂歌的”，更增加了负面报道的比例。

以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为例：应布什总统邀请，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4月18日至21日访问美国。从中国方面来说，国家主席胡锦涛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对话、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全面推进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访问显然达到了目的，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胡主席参加了多达32场活动，广泛接触了从国会议员到市政官员、从工商巨子到学生学者等各阶层人士，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演说与谈话，让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相信，中国对美国不是潜在威胁，而是一个值得信任和合作的战略伙伴。

2006年4月20日，布什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隆重仪式，欢迎胡锦涛到访。随后中美元首在白宫举行会谈。新华社以“友好”、“合作”为基调，报道重点是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6]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纽约时报》的报道基调则与我国媒体完全相反，报道以“冲突”、“批评”为主轴。报道称：准备时间长达1年多的中美元首会谈因为卡特里娜飓风而推迟，会谈着重讨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它最快速崛起的对手之间一系列重大问题，而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两位元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7]90分钟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成果。不仅如此，《纽约时报》还报道“法轮功”支持者对胡锦涛访美的“抗议”。

反观台海问题，由于这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两岸至今都没有消除敌对状态。半个世纪以来，台海问题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其间虽未爆发全面战争，但也曾一波三折，历经几次大的军事危机，远可溯至上世纪50年代的金门炮战，近则截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当时美军在台湾海峡部署了“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编队，进行了“自越战以来的最大军事集结”。2006年开始，台湾海峡一跃成为[8]“未来亚太地区冲突的三大热点” 之一。台海问题日益攸关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不仅直接关系我周边安全环境，还将牵动中美关系、日美同盟、中日关系和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和安全态势。

2000年以后，台湾地区领导人经历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的陈水扁在统独议题上频频挑衅大陆。陈水扁当局全面推行“去中国化”，积极谋求国际生存空间，台湾“和平走向分裂”的危险增大。从“一边一国论”到“两边三国论”、从“制宪公投”到“终止”国统纲领，都不断冲撞大陆设定的红线。而大陆在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前提下，始终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再加上国际势力或明或暗的插手，两岸关系的发展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充满冲突，变数极大。

台海两岸的冲突对热衷报道负面新闻的美国媒体来说，无疑是“亮点”所在。有关台海问题的新闻事实与 “新奇、”“冲突”、“动荡”等标准高度契合，在美国媒体看来，这类新闻才具有新闻价值，才是美国主流媒体心目中的“好新闻”，也才能够最终出现在美国的报纸和电视上。

美国媒体对一般性国际新闻都浓缩成简讯，这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特别明显，但是一些国家的社会动乱、屠杀、冲突总能占据美国主流报纸头条或者其他显著的位置。以2000年3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为例，该报在头版刊登两篇文章：一篇标题是《台湾大选后的暴力抗议》，介绍因国民党选举失败，李登辉躲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窘迫场景；另一篇标题是《目标：以前喜爱的领导人》，介绍国民党支持者对李登辉的抗议。《纽约时报》极力渲染台湾国民党支持者的失意，烘托出浓烈的冲突场景。

二、美国媒体服务本国外交的需要

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涉及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新闻媒体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决定了新闻尤其是国际新闻的报道内容、数量、倾向等具体问题，国际新闻报道必须站在本国立场上，为本国外交服务。西方一位学者曾经在首尔举行的一次国际传播学会议上评论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说，国际新闻报道看起来是国际报道，其实是国际新闻的国内视角。从中不难看出，任何国家媒体的记者在报道国际新闻时，都脱离不了其国家安全、国内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语境。对于国际事件，是否报道、报道数量如何、角度如何都必须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前提。媒体服务和服从于外交，是媒体的使命决定的，全球各国概莫能外。美国媒体高度关注，充分报道台海问题，也是美国媒体服务外交的应有之意。

美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是“大陆不武，台湾不独”，奉行“一中一台”的政策。台湾背靠大陆，面向大洋，是遏制中国的咽喉所在。早在1950年6月14日，麦克阿瑟就意识到台湾对大陆和美国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的备忘录里写道：“台湾是美国太平洋防线，自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至菲律宾的一个环节。战时如果掌握在友好国家手中，可以握住敌人从东亚出击的航线，切断敌人从东南亚获得资源；如果掌握在不友好国家手中，则敌人平时可以用作空军、潜水艇的基地，战时可以冲破日本冲绳、菲律宾防卫线，并使之成为一艘不[9]沉的航空母舰，使之对美国的进攻能力增加一倍。” 如果两岸顺利统一，台湾就成为中国的战略资产，而不是战略负担。

支持台湾当局，推行“以台制华”，本来就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只不过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

从国际大背景看，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就有人认为，中美间的战略纽带因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而不复存在。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对手，因此主张尽早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有一位叫西格尔的研究员，即以炮制“中国威胁论”而闻名。他在1995年初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以台湾牵制中国”的主张，说什么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10]制中国，唯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的神经”。

现阶段，由于美国尚未走出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解决伊朗核问题迫在眉睫，朝鲜核问题也进展缓慢，反恐之路依然千头万绪，在台海问题上美国没有必要也绝不可能与中国战略摊牌。因此，美国对大陆奉行“接触+遏制”政策：美国一面与中国接触，以期获得最大受益，一面对大陆进行遏制，这就需要倚重台湾来制衡大陆。而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对比海峡两岸的综合力量，无论是国际位置，还是幅员和人民，大陆应该是海峡两岸的主导力量，是统一进程的决策支配方。

美国政府对此忧心忡忡，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竭力对中国进行“妖魔化”，“中国威胁论”版本不断升级，增加了“中国导弹威胁论”、“中国潜艇威胁论”和“中国科技威胁论”。美国媒体对此则心领神会，主动自觉服务于美国外交大局。《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版面上充斥着对大陆的批评，使用率最高的关键词无非是“威胁”、“警告”、“咆哮”。

美国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打好“台湾牌”，有助于美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这就需要美国媒体充分报道台海问题，运用美国媒体的影响力，渲染两岸对峙与冲突，警惕两岸实现和解。2005年4月底到5月初，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与胡锦涛总书记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胡连会”，此举得到两岸绝大多数同胞的赞许和祝愿。但是2005年4月30 日的《纽约时报》在A1版刊登这则新闻时使用标题却[11]是《六十年后，中国的政敌结束了他们的战争》，在国共两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喜庆时刻，《纽约时报》把国共双方描绘成“敌对双方”，言语中充满了酸溜溜的伤感和无奈。

美国主流报纸1991年至2005年台海问题报道数量，见图（1）、图（2）。图（1）反映《纽约时报》的报道量，图（2）反映《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量。图（1）图（2）[1] 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转引自http：//www.genderwatchina.org/pages/shownews.asp？id=959。[2] 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52页。[3] 同上[4] 参见孙少萍硕士论文：《台湾问题的由来和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东北师范大学。[5] 参见韩春霞硕士论文：《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陕西师范大学。[6] 新华网华盛顿4月20日电。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1/content_4454675.htm.[7] China’s Leader Makes First White House Visit，April 20，2006，The New York Times.原文为：The meeting，which required more than a year of intensive diplomacy to arrange and was postponed by Hurricane Katrina，did more to emphasize the long list of tensions between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and its fastest-rising rival than it did to offer fresh solutions. The two presidents did not announce any new agreements after their 90-minute meeting in the Oval Office.[8]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全球战略大格局》，时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92页。[9] 项立岭：《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75页。[10]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页。[11] 60 Years Later，China Enemies End Their War，April 30，2005，The New York Times.

第三章 美国主流报纸台海问题报道具体案例

第一节 对1992年台海问题相关报道

一、新闻背景

199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论辩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对华政策。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几乎上演了一场看谁对中国更强硬的竞赛。双方都认识到，谁在对华政策上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对手抓住，从而造成前功尽弃，满盘皆输。布什为了挽回选举中的劣势，竟然甘冒中美关系逆转的风险，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机。这就使得美国大选这一美国国内问题与台海关系卷到了一起。

这场竞赛是由克林顿发起的，早在1991年12月12日，克林顿就宣称：“美国已取得冷战的胜利，现在进入后冷战时代，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外交格局。”当时，苏联、东欧已经发生剧变，在美国眼里，中国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1992年4月，克林顿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竞选演说时攻击布什的对华政策是“对那些不加掩饰地蔑视民主、人权和控制危险武器技术扩散的必要性的年迈统治者的百般娇惯”。同年7月16日，克林顿在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发表演说提出：民主党一旦入住白宫，一定要建立一个“不迁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美国，并指责布什政府对中国“民主潮流”支持不力。1992年7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布什大幅落后克林顿。布什竞选班子忧心如焚，主张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强硬立场，既可以堵住克林顿的攻击，又可以争取部分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国会100多名议员联名上书，要求布什解除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禁令。

9月2日，布什下定决心，在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发表竞选演说时宣布，将授权向台湾出售F－16战机，总价值69亿美元。此举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9月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方这一决定奉命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克林顿对布什的决定表示喝彩，布什为表明决心，孤注一掷，执意推行对台售武决定。尽管布什机关算尽，最终还是输掉了大选，美国开始进入为时8年的克林顿时代。

二、报道关键词

1992年，《纽约时报》台海问题报道共139篇，《华盛顿邮报》台海问题报道为51篇。

关键词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描写大陆时使用的，二是描写台湾时使用的，三是描写美国时使用的。

涉及大陆的关键词是“抗议”（protest），突出大陆对美国和法[1]国售台战机事件上的激烈反应。[2]

涉及台湾的关键词是“民主（democracy）”。两家媒体都关心台湾的立法机构选举，在1992年台湾“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获得1/3的选票，美国媒体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这是民主的巨大胜利。

涉及美国的关键词是“售机”（sell），这才是1992年美国主流媒[3]体的报道焦点所在。美国媒体没有忘记“国家利益至上”，在提到布什对台售机时，特意强调布什的决定将给得州带来3000个就业岗位。

三、内容分析

在《纽约时报》139篇报道和《华盛顿邮报》51篇报道中，占绝大部分比例的是政治军事类报道。两报重点报道内容是美国对台出售战机，辅助报道内容是台湾的“立法院”选举以及对台湾经济成就的报道。

以下是《纽约时报》在布什政府对台售机时的几则报道内容：

案例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orri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may soon sell fighter planes to Taiwan，but is finding itself with little maneuvering room to block the sales，according to Chinese and foreign officials and scholars.

Officials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ve said that the President is leaning toward approving a proposed $4 billion sale of about 150 F-16’s to Taiwan，a move that would save thousands of American jobs.

France must decide whether to sell Mirage 2000-5 fighters to Taiwan，a move that would also help keep production going and save jobs in hard economic times.

For Taiwan，which has been trying desperately for years to buy modern fighter planes，the prospect of having a choice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unimaginable just a year or two ago. But for China，which regards Taiwan as part of its territory and until now has successfully pressed Western countries to curb military sales to [4]Taiwan，the proposed deals suggest an alarming trend.

译文：

中国和西方的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担心美国和法国近期会向台湾出售军用飞机，并发现本身操控阻止这场交易的几率很小。

布什政府官员声称总统将通过一项计划以40亿美元的价格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这将会给美国提供数千个就业岗位。

法国必须决定是否向台湾出售幻影2000-5型号战斗机，此举将有利于推动生产并在当下所处的经济困难时期提供就业岗位。

对台湾来说，它多年来一直迫切希望购买现代化战机，对布什政府此次决定的期盼在一两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但对一直视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的中国来说，已成功对西方国家施压，以阻止他们向台湾出售武器，布什政府的决定意味警报来临。（1992年8月30日：《中国对美欲向台湾出售战斗机而担忧》）

案例2：

The sale of F-16’s to Taiwan announced by President Bush today i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arms decisions that experts say appear to be based as much on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s on military ones.

In trying to fend off Congressional pork-barrel programs，Defense Secretary Dick Cheney has argued that the Pentagon is not a social welfare agency and that decisions on new weapons program and arms sales should be made strictly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But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developments suggesting that economic and electoral factors figure in the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making. Even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yielded to the will of the Congress it has sought a way to capitalize [5]politically.

译文：

专家认为，美国总统布什今天宣布的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是最近一笔武器交易决定中考虑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相当的决定。

为避开国会议程，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辩称，五角大楼不是社会福利机构，新的武器议程和军火出售的决定应该严格考虑国家安全领域。

但是近期一连串的事态发展表明，布什政府部门作决定时，经济因素与选举因素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在布什政府屈从国会的意愿时，它仍能寻找到机会来进行政治操控。（1992年9月3日：《 大选年，政治贿赂武器决定》）

案例3：

China threatened today to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arms-control talks if President Bush goes through with his decision to sell 150 fighter jets worth $6 billion to Taiwan，but the White House brushed off the warning.

China’s Deputy Foreign Minister，Liu Huaqiu，summoned the American Ambassador，J. Stapleton Roy，to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nd told him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ed with the sale，“China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stay in the meeting of the five on arms-control issues，” the state-run New China News Agency reported.

The United States，Britain，France，Russia and China have been holding talks on how to limit the transfer of conventional weapons to the third world. The American planes，F-16’s built by General Dynamics of Fort Worth，Tex.，are far more advanced than anything [6]in the Taiwan Air Force’s arsenal.

译文：

如果美国总统布什决定向台湾出售总价值60亿美元的150架战斗机，中国政府威胁今天要撤出国际武器控制谈判，但是白宫对中国的威胁置若罔闻。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在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表明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出席五方武器控制会谈将有很大的困难”，新华社的报道这样说。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日前已经就如何限制向第三世界国家输送常规武器举行磋商。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的通用电力制造的F－16战机比台湾空军储备的任何武器都远为先进。（1992年9月4日：《中国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战斗机提出警告》）

可以看出，在对台军售报道中，美国媒体与政府“一唱一和”。美国媒体报道时，既要避免过度激怒中国，又要扮演好美国政府的“看门狗”角色，做美国政府的舆论后盾。

美国媒体做美国政府舆论后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为布什军售决定造势

在美国决定对台军售前，美国媒体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不时对外“爆料”，美国可能解除对台湾售武禁令，以慢慢促成舆情形成。

1992年7月31日，《华盛顿邮报》援引《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

President Bush said yesterday that he may end a decade-old ban on the sale of F-16 warplanes to Taiwan，a step that could renew ties with the prosperous island but surely would provoke a crisis in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1979，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7]in Beijing and broke relations with Taiwan.

译文：

布什总统昨天表示，可能解除长达十年之久的禁令，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这将使美国和台湾这个富庶的小岛之间的关系步入一个新阶段，但是很可能会使美中关系陷入危机。

1979年，美国承认了位于北京的中国政府，随即断绝了与台湾的联系。

1992年8月30日，《纽约时报》刊文对布什的对台军售作出解释：台湾需要武器；布什需要连任；中国需要理解美国的决定。文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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