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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尼尔·麦格雷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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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试读：

博物馆的功能便是通过文物来讲述历史。250多年以来，大英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收集全球文物，因此，如果想用物品来讲述世界历史，这里会是个不错的起点。事实上，你也可以说这正是大英博物馆自1753年国会宣布建馆，并提出“包罗万象”与“免费向所有人开放”的宗旨以来，一直想要做出的尝试。本书是BBC广播4台于2010年播出的系列节目的合集，同时也是最新的一次对博物馆自成立以来的活动及未来尝试的复述。

广播4台的负责人马克·达马泽为《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制定了简单的讲述规则。先由BBC和大英博物馆的同事们从博物馆选出100件藏品，范围从大约200万年前人类起源直至今日。这些物品应尽可能公平地选自全球不同地区，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现那些已被证明切实可行的人类经验，并让我们了解各个社会的全貌，而非只着眼于权贵阶层。因此，它们必须在收录伟大艺术品的同时也包含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由于节目每周播出5次，我们也把这些文物分成5个一组，关注不同的时间段在全球各地所发生的故事：用5件文物分别展现某一时间点上的五种景象。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来自世界各地，BBC的广播也覆盖各国，因此，我们邀请了各地的专家和评论员加入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能表现的仅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仍希望它是一部整个世界都参与其中的历史。（由于版权及其他原因，本书引用的嘉宾评论均按录音实录。）

显而易见，这一项目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堪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之一更是引起了尤为热烈的争论。这是一个广播节目，而非电视节目。听众们无法看到文物本身，只能凭借想象。一开始，我发现习惯于近距离审视文物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对这一情况心存疑虑，但BBC的同仁们十分自信。他们认为，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欣赏方式，听众能对文物自发地展开讨论，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至于那些需要一睹文物真容而又无法亲临大英博物馆的听众，在整个2010年，“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网站上会陈列出所有这些文物的图片，而如今，它们又以精美插图的形式收录在这本书中。尼尔·麦格雷戈2010年9月导言来自过去的讯息

在本书中，我们将穿越时空，去见证过去200万年中，人类是如何塑造世界，同时又不断被世界塑造的。本书试图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解读文物跨越时空所传递的信息——来讲述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些信息有关民族与地区，环境与接触，历史中的不同时刻以及我们对其做出反思的当下。它们有的确凿可靠，有的仅出自推测，还有更多有待探寻。与我们可能会见到的其他证据不同，它们所表现的是整个社会群体及其复杂的演变过程，而非一些独立事件，它们所讲述的是制造它们的时代的故事，也是它们经历重塑与迁徙的时代的故事，有时，它们还能获得超越制造者原本意图的含义。人类制造的这些物品，缜密地构成了历史的原材料，在成百上千年的历程中，它们的经历还常常很有趣，而这些正是《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想要呈现给读者的。本书囊括了各种类型的物品，它们都曾被精心设计完成，有的得到无数赞誉，被小心珍藏，也有的在损坏后便遭丢弃。从煮物罐到黄金帆船，从石器时代的工具到信用卡，一切都来自大英博物馆的收藏。

这些文物所展现的历史也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本书很少涉及众所周知的事件、战役或日期，如罗马帝国的建立，蒙古军队摧毁巴格达，欧洲文艺复兴，拿破仑战争，美军轰炸广岛，等等。这些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并非本书的重点，但它们会通过一件件的物品被表现或反映出来。例如，1939年的政治事件决定了人们对萨顿胡遗址的发掘与解读（第47节）。罗塞塔石碑（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是英国与拿破仑治下的法国进行艰苦斗争的记录（第33节）。美国独立战争在书中通过一张美洲土著所绘制的鹿皮地图这一独特视角展开（第88节）。整体来说，我选择的这些文物往往讲述了多个故事，而非单一事件。必不可少的诗意

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达到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一部理想的历史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本书中的某些章节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第89节）。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那是一名男性在初次遭遇枪弹时仓皇丢下的。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加勒比海的泰诺人、澳大利亚土著、非洲的贝宁人和印加人，这些出现在本书中的民族如今能够空前有力地通过他们制造的物品来讲述昔日辉煌：一部用物品讲述的历史使他们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所有的一手材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公正的：它们只记录了对话中的一方。想了解另一方，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已发展出一系列帮助我们阐释的重要手段。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例如对如今仅存活在考古记录中的秘鲁莫切文化，武士形状的莫切陶俑（第48节）是为数不多的切入点之一，它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例如，西班牙人征服了阿兹特克人，这就为我们了解阿兹特克人如何征服瓦斯特克人增加了难度：由于这些历史巨变，如今，瓦斯特克人的声音是通过西班牙记录中阿兹特克人对他们的描述而留存下来的，想要恢复它们，必须移除双重影响。到底瓦斯特克人自己曾有过怎样的思想？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其物质文化却通过一点五米高的石制女神像（第69节）被留存下来。人们一开始认为，它和阿兹特克人的母亲神特拉佐尔特奥特尔地位相当，之后又将其与圣母马利亚建立了联系。这些雕像便是瓦斯特克人宗教思想的最原始记录。虽然目前还无法确知其含义，但其神圣的存在为我们看待阿兹特克人和西班牙人的二手记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但最终，我们还得依靠自己的直觉来揭开其中人与神的对话之谜。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也是大英博物馆的创立者们所熟悉的方式，在他们眼中，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人在做同样的工作。中国的乾隆皇帝是与英王乔治三世几乎同时期的统治者，他在十八世纪中期同样致力于网罗收藏、分类整理、探索历史、编撰词典与百科全书，并记录自己的发现，从表面上看，他无异于一位18世纪的英国贵族学者。他的藏品中有一枚被称作“璧”的玉环（第90节），非常类似发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中国商朝殉葬品中的玉璧。它们的用途至今仍无人知晓，但可确定的是，它们是贵族用品，做工精美。乾隆帝十分欣赏玉璧独特的美感，进而开始揣测它曾经的用途。他所采取的方式既表现出研究式的严谨，又充满想象力：他知道它年代久远，于是对比了一切他所知的类似物品，但仍陷入了迷茫。因此，他依照自己一贯的作风，作诗来纪念为研究此物做出的努力，并做出了或许会让现代人十分震惊的举动：将诗文刻在了诗中所赞美的文物上。在诗中他得出结论，这块美丽的玉璧是个碗托，因此又为它配了一个碗。

尽管乾隆帝对玉璧用途的推测是错误的，但我承认，我很欣赏他所采取的方法。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乾隆帝并非这部历史中唯一的诗人。雪莱为拉美西斯二世雕像所作的诗《奥兹曼迪亚斯》并不能告诉我们这座雕像在古埃及时期的制作方法，却展示了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对帝国无常命运的思考。萨顿胡的船葬（第47节）也涉及了两位诗人，《贝奥武甫》中的故事在历史现实中得以呈现，而谢默斯·希尼对其武士头盔的评论也为这身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盔甲增添了更为迫切的话题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物品的幸存

在充足的想象力的帮助下，通过物品讲述的历史比仅靠文字还原的历史更为公正。它能让不同的人群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那些远古的先祖。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早期——占整个人类史的95%以上——只能通过石头来讲述，因为除了人和动物的残骸之外，石制物品是唯一能幸存下来的东西。

然而，通过物品讲述的历史本身无法做到完全平衡，因为它全然依靠偶然间留存至今的物品。这对那些主要用有机物来制作物品、当地气候又极易导致有机物腐烂的文化来说尤为艰难：大多数热带地区能保存下来的远古物品少之又少。一般来说，我们现存最早的有机物制品都是由早期的欧洲探险家收集的。本书中便有两件物品是库克船长在探险中得来的，包括之前提过的澳大利亚树皮盾牌（第89节），以及夏威夷羽毛头盔（第87节），二者均得自欧洲社会与这些社会的初次接触。当然，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东南部在那之前很久便产生了复杂社会，创造出了精美的艺术品。但那些用木头、植物或羽毛制成的早期物品无一幸存，因此很难去讲述这些文明早期的故事。一个罕见的例外是来自帕拉卡斯的木乃伊身上超过2500年历史的纺织品碎片（第24节），它倚仗秘鲁沙漠独有的干燥环境得以保存至今。

但是，并非只有完整保留下来的物品才会传达出大量信息。1948年，一位警觉的海滩寻宝人在坦桑尼亚基尔瓦的一处峭壁下发现了许多陶器小碎片（第60节），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垃圾：只是一些没有任何用途、被人丢弃的陶器碎片。但将这些碎片收拢之后，他发现其中包含着非洲东部1000年前的历史。研究这些碎片的种类，甚至能拼凑出整个印度洋的历史，因为在仔细审视下便会发现，它们来自多个不同地区。青瓷及青花瓷很明显是中国曾大量生产并出口的瓷器的碎片。还有一些饰有伊斯兰图案，来自波斯湾。另一些则是东非本地的陶器。

我们认为，这些瓷器曾被同一群人使用，在几乎同一时期被打碎后扔进了同一个垃圾堆，它们昭示了欧洲人长期不了解的一个事实：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1500年间，非洲东部海岸与整个印度洋地区都有往来。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波斯湾和东非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贸易往来，稀有物品与商品传播甚广。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有赖于印度洋上的季风。和大西洋上暴虐的狂风不同，这里的风十分温和，每年各吹6个月的东南风和西北风使得船员能够进行远距离航行，并最终得返家园。基尔瓦的碎片表明，印度洋毋宁说是一个巨大的湖泊，通过它进行的文化交流已逾千年，商人们不仅带来了货物，也传播了新的观念，印度洋沿岸各个社群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一如地中海沿岸。这部物品的历史澄清了一个事实，即，对地中海——“大地中央的海洋”——一词的理解是错误的。它并非位于地球中心，而仅仅是众多海洋文化中的一个。我们现在当然不能给它另起一个名字，但也许应该如此。物品的传记

这本书更贴切的名字也许是“通过经历了不同世界的物品来讲述历史”，因为这些物品的一大特点便是，自面世以来，它们就不断地变化或被改变，最终承载了制作之初完全无法想象的意义。

在我们选择的物品中，有数量惊人的一部分都携有后期事件留下的印记。有时是在漫长的时光中遭受的破坏，如瓦斯特克女神破损的头饰，也可能是不小心的挖掘和强制移动带来的损伤，但更常见的是后期有意识的干预，或是为了改变它的含义，或是为了表现新主人的自豪与愉快。这样的物品不仅记录了制造它的那个世界，也记录了之后改变它的那些世界。譬如日本陶罐（第10节），它表现了日本早期在陶艺上取得的成就，也表明炖煮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它内壁的镀金则反映出后期美学主义的日本已经认识到本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重温并赞颂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物品本身成为对自己的注解。此外，非洲豁鼓（第94节）尤其能表现物品所经历的命运波折。它最初为小牛造型，很可能是为一个居住在刚果北部的统治者而造。随后，它在喀土穆被改造成一件伊斯兰物品。之后又成了基钦纳伯爵的战利品，被刻上维多利亚女王皇冠的图案送至温莎——这是对帝国征服故事的一件木制记录。我不认为有任何文字能将这一段段非洲及欧洲的历史融合起来，或是表现得如此直接有力。这是只有物品才能讲述的历史。

本书中还有两件物品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面对社会崩溃、组织坍塌时的不同面貌。从正面看，复活节岛的巨石像何瓦·何卡纳奈阿（第70节）以坚定的自信呈现了祖先的威力：只要后人善加供奉，他们便能保佑复活节岛的平安。但在他背后却雕刻着这一信仰的失败：随着复活节岛的生态系统被破坏，对岛民生活至关重要的鸟类进行了迁徙，焦急的人们用新的信仰代替了祖先崇拜。该社群绵延数世纪的宗教史在这尊巨石像上得到了清晰体现。俄国革命瓷盘（第96节）则与之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了人类选择和政治博弈的结果。用帝国时期的瓷盘来承载布尔什维克的图画本身带有一种欺骗性的讽刺意味，但很快，冷静的商业智慧便战胜了它。制作者准确地揣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收藏家愿意花大价钱收藏一个同时带有革命者的镰刀斧头和沙皇时期帝国徽章的瓷盘。瓷盘表现了苏联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绵延70年的复杂的历史妥协的第一步。

对这两件物品的改造令人着迷，同时又富有启发性，但最让我感到愉悦的改造莫过于《女史箴图》（第39节）。千百年间，随着卷轴的缓缓展开，历代收藏者和鉴赏家都曾愉快地欣赏这幅中国绘画杰作并盖上自己的印章。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未免太过惊人，因为西方人往往将艺术品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举动十分动人，它创造出了跨越几个世纪共同分享喜悦的群体，并让我们也能参与其间——尽管我们并不会盖上自己的印章。这件美丽的物品在漫长的时光中曾以不同形式带给人们欢乐，直至今日仍能打动观赏者，给现代人带来愉悦。关于这一点，还能有比这些印章更清晰的例证吗？

物品在时光中经历的改变还有另一种方式。博物馆研究的关键任务以及博物馆保存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不断重新检视这些物品，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寻找新的发现。而其结果——尤其是最近，常有一些惊人发现——或为研究找出新的方向，或为我们早已熟悉的物品发掘出意料之外的内涵。眼下，物品正在发生迅速改变。本书中最惊人的例子当数来自坎特伯雷的玉斧（第14节），我们如今已能追溯到它最初的开采地——意大利北部的高山之巅——从而对欧洲早期的贸易路线有了全新认知，同时对玉斧本身的意义也萌生了一系列新的猜想。它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它来自遥远的白云之上的山巅。新的医学检查方式也使我们了解到古埃及人（第1节）曾患过什么疾病，又为来世携带了哪些避邪物。中世纪的海德薇玻璃杯（第57节），一直以能变清水为美酒而闻名，近来也有了更明确的身世。仰仗最新的玻璃分析技术，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来自地中海东岸，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证据不足，但这充满乐趣），它与中世纪的某一特定时期、与十字军历史中的某位风云人物相关。科学正用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写着历史。

对斯隆爵士于1730年在弗吉尼亚获得的阿坎鼓（第86节）的研究，是精确的材料科学与诗意想象的结合。植物与木材专家最近认定，这只鼓的原材料来自西非，它无疑曾乘坐运奴船穿越大西洋。如今，我们既已知晓它的原产地，便很难不去猜测它曾见证过的历史事件，并在想象中陪伴它一起从西非的宫廷穿越凶险的大西洋来到北美的种植园。我们知道，这些鼓曾用于在船上“让奴隶们起舞”以克服抑郁症，而在种植园，它们有时会起到召集奴隶暴动的作用。如果以物品讲述历史的目的之一便是让声音被淹没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这只奴隶的鼓还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替数以百万计被奴役、被驱逐、离家时两手空空、无法书写自己历史的人们发出了声音。穿越时空的物品

我曾在序言中提及，纵观一定历史时期之内的整个地球，并非人们通常讲述或教授历史的方式。我猜很少有人在上学期间会被问到1066年日本或东非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但如果我们选取某一特定的时间点来观察整个世界，结果通常出人意表并发人深省。比如在公元300年前后（第41至45节），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以一种令人疑惑的同步性，共同采用了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具象手法，开始以人类的形象来表现神。这是一种惊人的巧合。为什么？难道它们三者都受到了希腊雕刻悠久传统的影响？还是因为它们都源自富庶并正在扩张的帝国，因此有大量财力可被投入这种新的图像语言？是否产生了一种地区间共享的新观念，认为人类与神密不可分？我们无法得出定论，但只有这样观察整个世界，才能如此尖锐地提出应被置于讨论核心的历史问题。

在一些例子中，我们的历史在时隔千年后或多或少地回到了原点，重复了同样的现象。但这其中的相似性与巧合较容易解释。塔哈尔卡法老的狮身人面像（第22节）、来自麦罗埃的奥古斯都头像（第35节）和来自喀土穆的豁鼓（第94节）都表现了埃及与如今的苏丹地区暴力冲突的历史。每一次，来自南边的苏丹都获得了短暂（或持续百年）的胜利；每一次，埃及的统治者也都重振威名，重新划分了两国边界。法老统治的埃及、奥古斯都的罗马以及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英国最后都不得不承认，在尼罗河水泛滥之处、地中海世界首次与非洲相遇的地方，存在着一条地缘政治的断层线。无论掌权者为谁，地壳板块总是在这里相撞，导致地区间冲突不断。这一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该地区的政治现状。

放眼全球还能让你看到，对历史的不同书写取决于你的身份和立足点。因此，虽然本书中的所有物品如今都保存在同一处，但它特意将多种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纳入视野。我们收集了由大英博物馆各位馆长、管理员及专家组成的团队的看法，也呈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的分析与研究，并收录了研究类似物品的专业人士的评价：我们请英国文职机构的领导人评价现存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行政记录（第15节），请现代讽刺作家讨论宗教改革宣传画（第85节），请印度尼西亚皮影大师讲述如今皮影表演的内容（第83节）。这些法官与艺术家，诺贝尔奖得主与宗教领袖，陶瓷工匠、雕塑家与音乐家都极为慷慨，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奉献了关于这些物品的深刻洞见。

令人高兴的是，书中也包含了作为这些物品原产地的社群或国家的声音。我认为这是不可替代的。只有他们能够解释这些物品在当下的含义：只有夏威夷人能够清楚阐释，在被欧洲与美国侵扰250余年之后，曾被送给库克船长及其随员的羽毛头盔（第87节）对如今的夏威夷岛民有怎样的意义。没有人比沃尔·索因卡更清楚，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贝宁青铜器（第77节）对一个非洲黑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思考物品中的历史的关键问题。世界各地的族群越来越多地通过重新解读历史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而历史往往依托于物品。大英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的收藏地，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文物的含义与认知展开辩论的场所。这些时而会剑拔弩张的辩论，与文物应在何地被收藏或展示的争论一起，构成了探讨文物当今含义的关键。而这些观点都应由那些与文物关系最紧密的人来说明。物品的局限

所有的博物馆都希望——或相信——对文物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世界有更加真实的了解。这也正是大英博物馆的建馆宗旨。莱佛士爵士曾大力宣扬这个观点，他把藏品送进大英博物馆，部分目的即在于说服欧洲人，爪哇拥有可与地中海灿烂文明相媲美的文化。来自婆罗浮屠的佛头（第59节）和皮影比玛（第83节）在这方面便极具说服力。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在凝视它们时对莱佛士的观点感到全心赞同的人。这两件物品将我们带回爪哇历史的不同时期，表现出文化的持久性与活力，并展现了人类活动的两大不同领域——对启蒙的孤独追求以及大众娱乐的狂欢。通过它们，我们得以窥探、欣赏并赞美这一伟大文明。

也许，最能表现本书乃至大英博物馆本身抱负的物品，想象并理解我们无法亲身体验、只能通过他人的描述和经历来了解的世界的绝佳范例，便是丢勒的《犀牛》画像（第75节），他所描绘的是自己从未见过的野兽。1515年，他听说一头从印度古吉拉特邦而来的犀牛被送给了葡萄牙国王，便从当时传遍欧洲的关于犀牛的文字描述中尝试勾勒这头惊人巨兽的模样。这与我们审视自己所收集的材料、构建起关于远古世界的想象的过程是一样的。

丢勒所描绘的犀牛，有着令人难忘的庞大体量与布满鳞片的褶皱皮肤。这是伟大艺术家的杰作，看上去如此真实而具有冲击力，不禁让人担心它会从画里逃脱。当然，它对犀牛的表现有误。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痛苦还是宽慰的错误呢？我不知道哪个词更准确。但到最后，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丢勒的《犀牛》见证了我们对尚未了解的世界无止境的好奇心，也体现了人类探索与了解未知世界的渴求。第一部分人之所以为人公元前两百万年至公元前九千年

人类起源于非洲。在这里，我们的祖先制造了最早的石器，用于砍削肉、骨和木头。正是对自己所制造的工具日益增加的依赖，使人类与其他所有动物区分开来。制造工具的能力让人类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从非洲向中东、欧洲和亚洲进行扩散。在约四万年前的末次冰河期，人类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具象艺术。这次冰期导致世界海平面降低，露出了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陆桥，人类得以首次踏上美洲土地，并迅速在这个大陆散布开来。1大祭司的木乃伊木制木乃伊棺，来自埃及古城底比斯（今卢克索附近）约公元前240年

1954年，8岁的我第一次迈进大英博物馆的大门，首先参观的就是木乃伊，我想，这至今仍是多数人初次参观时的首选。当时吸引我的是木乃伊本身，是尸体带来的那种刺激又可怕的感觉。如今，当我穿过博物馆大中庭或走上台阶时，依然能看到一队队兴奋的孩子走向埃及厅，勇敢地去面对神秘而恐怖的木乃伊。但现在，我更感兴趣的乃是木乃伊棺，尽管这副棺木绝非大英博物馆历史最悠久的藏品，但似乎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系列的一个不错的起点。从第2节起我们将按照年代顺序来讲述，介绍在约200万年前人类最早有意识制作的物品。选择一个年代并不最靠前的物品作为开端，似乎有悖常理。但我做出这一选择自有其原因：木乃伊及其棺木至今仍是馆内最具影响力的人工制品，它们能向我们演示，本书将如何通过围绕器物提出问题（偶尔也提供解答）来讲述历史。本节中这具特别的木乃伊棺，是馆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藏品之一，制作于公元前240年左右，主人是埃及身份尊贵的霍尼吉提夫大祭司，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至今仍能向我们提供丰富的新知，为我们传达来自古代的信息。

重访一个儿时参观过的博物馆，许多人会感慨我们自身变化之大，而物品却一如往昔。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新科技的应用，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与日俱增。霍尼吉提夫大祭司的木乃伊被安放在一个黑色人形的巨大外椁和一个精心装饰的内棺中，尸体本身曾仔细涂抹过各种防腐药物，放上护身符和避邪物，再细心包裹起来。我们对霍尼吉提夫的所有了解都是从这些物品中得来的。可以说，他就是自己的记录文献，不断吐露着关于自身的秘密。

1835年，在出土约10年后，霍尼吉提夫的木乃伊来到了大英博物馆。当时人们刚刚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因此第一步便是阅读他棺木上的铭文，了解他的身份、职位与宗教信仰。我们在内棺上看到了他的名字，也了解到他是托勒密三世时期（前246－前222）卡纳克阿蒙神庙的祭司。

内棺上雕有一张精美的黄金面具——金色表明了他的神职身份，因为据说埃及的神都拥有黄金身躯。面孔下方是代表太阳神的带翅圣甲虫，象征自然世界，两侧则是敬拜旭日的狒狒。同所有的埃及人一样，霍尼吉提夫也相信只要尸体保存得当，他就可以在死后永生。但在到达来世之前，还要经历一段困难重重的旅途，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因此，他带上了应对各种不测的符咒。棺盖内侧装饰着各式咒语、作为保护者而存在的神像以及各个星座。它们的位置分布与他头顶的天空一致，整个棺木内部便如同一个微缩宇宙。这是霍尼吉提夫个人的星相图与时光机。只可惜，事实与他所预料的相反，他为未来所做的一切一丝不苟的准备，反倒让今天的我们能够逆向旅行，回到他和他生活的世界。如今，除了这些铭文与图案，我们也开始破译物品本身，即木乃伊、木乃伊棺及棺中之物。

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使我们今天对霍尼吉提夫的了解已远多于1835年。尤其是最近20年，在收集信息并保持物品完好方面，我们已取得了长足进步。科技为我们解密了许多铭文未能涉及的内容——日常生活的细节：人的年龄、食物、健康状况、死亡原因以及制作木乃伊的过程。比如，以前我们一直无法研究亚麻布层层包裹中的木乃伊身体，因为解开这些裹布有可能会损伤它们甚至毁坏木乃伊本身。但如今，在用于人体检查的CT扫描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得以看到亚麻布以下的内容：布中包裹的物品及其下的躯体。霍尼吉提夫内棺内部木乃伊用亚麻布包裹，上覆木乃伊盒

约翰·泰勒是古埃及与苏丹馆馆长，已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木乃伊超过20年。最近，他把其中几具带到伦敦医院接受特殊扫描。这种不造成破损的检查让我们收获颇丰：

我们现在了解到，霍尼吉提夫死时正处于中老年，将其制成木乃伊的方法是当时最先进的。他的内脏被取出，仔细包裹后又被放回体内：我们能在他的身体深处看到它们。他身上涂抹了大量松香，这是一种昂贵的油脂，用以保持尸体不腐。我们还检测到在裹布之下，大祭司的身体上安放着各种护身符、戒指、珠宝及小型辟邪物，以保护他平安通往来世。解开裹布对木乃伊的伤害极大，还很可能打乱那些体积极小的护身符的位置，而它们的摆放位置对其神奇功效至关重要。通过扫描，我们得以在原本的位置看到它们，和几千年前摆放时不差分毫，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收获。我们还可以仔细检查他们的牙齿，了解其磨损程度以及他们所患的牙科疾病。还有骨头，我们发现霍尼吉提夫的背部患有关节炎，这一定曾让他痛苦不堪。

除了背部疾病之外，科学研究的新发展还让我们对霍尼吉提夫的了解继续不断深入。通过阅读棺木上的铭文，我们了解了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对来世的看法。而新科技则让我们得以分析木乃伊和棺木所用的材料，进而了解埃及和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对我们而言，木乃伊似乎无疑是属于埃及的，但事实上，制作它们所需的材料并非只来自埃及一国。

通过对木乃伊制作材料的提取和测试，我们可以把它们的化学成分与地中海东部不同地区所发现的物质进行对比，从而重现当时向埃及供应材料的贸易网络。比如，有的木乃伊棺表面涂有黑色沥青，通过化学分析追溯其来源，发现它们来自死海，而这一地区在埃及以北几百英里，一般并不受埃及直接控制，因此一定是通过贸易获得。还有的棺木用昂贵的雪松木制成，木材从黎巴嫩大量购置，所费颇高。如果列出这些昂贵木材及其使用者的地位等级，我们就能对古埃及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了。棺木的选材、是否产于本地、价格的高低、木工质量，以及装饰和绘画艺术的水平，都能折射社会收入与等级。如果把像霍尼吉提夫这样的个体放入更大的背景，不仅将其视作来自远古的幸存者，而是看作当时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就能为古埃及写出更为详尽的历史，而这在以往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棺中陪伴霍尼吉提夫的物品，大多用于引导他度过艰难旅程以到达来生，帮助他克服所有可预见的困难。不过有一点他的星相图肯定没有预测到，那就是他最后来到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事情理应如此吗？霍尼吉提夫和他的物品该出现在这儿吗？时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过去的物品现在应该归属于谁？它们的最佳展示地在何处？是否所有物品都应在原制作地展出？这些重要问题将在本书中不断提及。我曾问过埃及作家阿达法·苏维夫，看到如此多的埃及古物远离家乡、被陈列在伦敦，她有何看法，她说：

说到底，埃及的方尖碑、石刻与雕像散落全球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诚然，这会让我们想起殖民岁月，但同时，这也提醒了世界，这是我们的共同遗产。

在博物馆，霍尼吉提夫的故事像其他所有物品的故事一样，仍在继续。他们的旅途尚未终结，我们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正与全世界同仁一道努力，不断丰富我们对全球历史的共有了解——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2奥杜威石制砍砸器工具，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180万至200万年前

这把砍砸器是人类最早有意识制造的物品之一。将它握在手中，就仿佛直接触碰到它的制造者。这块来自非洲现坦桑尼亚地区的碎石，将成为这一“通过文物看历史”系列中一切故事的起点。

如导言所述，博物馆的好处之一便是能让人穿越时空。自大英博物馆1759年开馆至今，我们所能穿越的时空已极大地扩展了。当时，绝大多数游客都相信人类历史起源于公元前4004年，甚至可以精确到那一年的10月23日，一个星期天的傍晚。这个准确得惊人的日期是1650年由厄舍尔大主教计算得出的，这位主教曾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林肯律师学院布道。他仔细翻阅了《圣经》，把亚当夏娃后代的寿命一代代累加，再综合其他资料，得到这一数据。但在之后的几百年中，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已逐步把人类史从厄舍尔主教的6000多年扩展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两百万年。那么，如果人类的起点并非公元前4004年的伊甸园，又应该是何时何地呢？人们做出了种种猜测，但一直没有确实可信的答案，直到1931年，一位名叫路易斯·利基的年轻考古学家，在大英博物馆的赞助下，踏上了他的非洲探险之旅。

利基的目的地是奥杜威峡谷，这是坦桑尼亚北部平坦大草原上的一道大裂缝，邻近肯尼亚边境，属于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是地球表面一道延绵数千英里的裂痕。在奥杜威，利基仔细检查了裸露的岩石层，它们就像历史的储藏器。在翻检草原上由日晒和风雨塑形的岩石的过程中，他找到一个岩层，在这里，除了自然力量以外，还有靠别的力量——人手塑形的石头。它们的发现地周围有很多骨头，很明显，这是一些屠宰工具，用于将死在草原上的动物剥肉剔骨。而随后的地质勘探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些工具所在的岩层已有约两百万年的历史。这是考古学上的爆炸性发现。

利基发掘的岩石是已知的人类史上最早的一批手工制品，它们同时表明，非洲不仅是人类的起源地，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这件石制砍砸器便是他当时的发现之一。伟大的博物学家及播音员大卫·艾登堡爵士曾这样表达他的激动之情，想必当年利基也有过同样的感受：

握住它，我仿佛置身于非洲大草原，需要用它来切割动物的尸体，用肉来填饱肚子。

拿起它，你的第一感觉是重。自然，这重量将使你的敲击更为有力。第二感觉是它与手掌完美贴合，没有一丝缝隙。它锋利的边缘正好位于我们的食指与手腕之间，毫不夸张地说，我手里攥的是一把锋利的刀。此外，石上的一处突起也让我能够牢牢地握住它。它一定经过特殊的打磨，也很锋利……用它切肉一定游刃有余。这些感觉让我和辛苦制造它的人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他先在一面敲了1、2、3、4、5下，又在另一面敲了3下。一共8个动作，然后，他用另一块石头来敲去石屑，最终使它锋利的边缘几乎成一条直线。

我们最近使用奥杜威峡谷时代人类能采用的技术手段制作了一个全新的砍砸器。将这一新品拿在手中，你立刻就会明白用它从动物身上剥肉有多方便。我用烤鸡试了试，很利落地就将肉从骨头上剔了下来。然后只需一砸，就能砸开骨头，得到骨髓。这样的工具也能用来剥树皮、削树根，这些都是食物。它是一件多功能厨具。很多动物都会制造工具，尤其是猿类。但与它们不同，人类会在需要使用之前预先制作工具，并保留下来以备下次使用。奥杜威峡谷的这件砍砸器便是人类制作工具的开端。

最早使用这种工具的人类大概并不是猎人，而是一些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等到狮、豹或其他野兽杀死猎物，便带着工具跟进，把肉和骨髓抢到手，饱餐一顿蛋白质。骨髓虽然听起来不太让人有胃口，但营养极其丰富，不但能增强体力，还能让大脑更为发达。大脑所需的养分极多。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要消耗我们所摄能量的20%，并需要持续的养分补给。我们200万年前的祖先通过给大脑提供足够营养，保障了它们的未来。当力量更强、速度更快也更凶猛的猛兽杀死了猎物，却因炎热而离开休息时，早期的人类便出来觅食了。他们用这种工具得到动物身上营养最丰富的骨髓，从而建立起一个古老的良性循环。这种使身体和大脑都获益的食物，让那些更聪明、脑容量更大的人活了下来，并生出脑容量更大的后代，从而可以制造出更复杂的工具。你我都只是这个不断持续的过程中最新一代的产品罢了。

人类大脑在几百万年中不断进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发展便是逐渐变得系统化，从而掌握了一系列不同的功能：语言、逻辑、制造工具所需要的协调配合能力、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人类大脑的左右半球各有分工，这与猿的大脑极为不同：它们的大脑较小，而且结构对称。这件砍砸器记录了我们明显变得更聪明的那一时刻：不只想制造物品，还想要改进它们。正如大卫·艾登堡爵士所言：

这件物品只是一个开端，之后人类几乎执迷于此。这是利用自然物质、为了某一特定目的并以某种特别方式制作的物品，制作者明确了解它的用途。这一过程是否比实际使用它、发挥它的功用更复杂呢？我想你们几乎都会说是。他是否真的需要在一面砸1、2、3、4、5下，另一面砸3下？不能只砸2下吗？我想他应该试过。当时手握这件工具的人，不论男女，都是为了一个特殊目的而制造它的。这个过程也许让他（她）得到了一些满足，因为他（她）知道自己会把它做得很实用，简单又利索。以后他（她）可能会把这活儿干得更漂亮，但当时还谈不上。这只是漫长旅途的开始。

在这件砍砸器边缘多敲的那几下让我们了解，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一开始制造的物品就超越了简单的实用功能。物品满载着制造者的信息，从这件砍砸器起，人类与他们制造的物品之间那种爱恋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便被开启了。

自从制造出这样的工具，人类便再也不能离开它们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制造让我们成为人类。利基在东非大裂谷温暖土地上的发现，不仅扩展了人类已知的历史，也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都是这些非洲祖先的后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洲人的后裔，我们的DNA里包含着非洲因子，所有的文化也都从这里起步。肯尼亚环保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曾评论道：

已有明确的信息表明，人类都起源于非洲东部某地。人们太习惯于划分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始终想找到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必定会很惊讶地发现，我们用于区分彼此的标准，如皮肤的颜色、眼睛的颜色、头发的质地等等，都是如此肤浅，而从根本上讲，我们都有着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祖先。因此我认为，在我们逐步了解自己，互相欣赏，尤其是在了解我们共同起源的过程中，一定会慢慢丢掉过去的很多偏见。

不论是广播还是电视里的新闻，都很容易让我们觉得，世界上有很多敌对群体与相互竞争的文明。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提醒自己，人类的共性不仅仅是一种启蒙式的梦想，而且在基因和文化上也都是事实。这一点将在本书中不断提及。3奥杜威手斧工具，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120万至140万年前

旅行时你会带什么？大部分人都会列一个长长的单子，从牙刷开始，一直列到行李超重。但其实，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旅行时只需一样东西——石斧。石斧是石器时代的瑞士军刀，多功能的科技必需品。其尖头可以当钻，两侧锋利的长边可以砍树、切肉、刮树皮或兽皮。石斧看上去很简单，但制作起来十分需要技巧，在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里，一直属于最尖端的技术。它伴随我们的祖先度过了人类一半的历史，使他们得以遍布非洲，再走向全世界。

在100万年的时间里，制作石斧的声音宛如日常生活中的打击乐。不管是谁，如果想用一百件物品来讲述历史，都会把石斧包括在内。为什么它如此有趣？因为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制作它的那双手，还能了解制作它的那个大脑。

奥杜威石斧与现代斧头当然全无相似之处，既无斧柄，也没有金属刃。它是一块美丽的灰绿色火山岩，呈泪滴状，功能比现代一般的斧头丰富得多。沿着泪滴较长的两侧，石头被打磨得十分锋利，并在一端形成尖头。当人手握住它时，会惊叹于二者形状的完美贴合——尽管这一把大得不同寻常，一般人很难握得舒服。制作它的技术十分出色，你能看到塑形过程留下的砍削痕迹。

最早的工具，如石制砍砸器（第2节），常给人十分原始的印象。它们就像破损的鹅卵石，制作过程也通常是用一块较大的石头击打另一块，砍掉一些石屑，得到一个锋利边缘即可。但这把石斧完全不同。简单观察一下一个现代石匠的工作，你就能了解我们的石斧制造者需要掌握多少技能。这可不是能随便敲出来的，它是经验的产物，需要详细的计划、技巧，以及长时间的学习和改进。

制作石斧不仅需要精湛的手工艺，同样重要的还有概念上的跨越：要能从粗糙的石块中设想出物品将来的形状，就如同今天的雕刻家能从石块中看到雕像的样子。

这块超尖端技术的石头至今约有120万至140万年历史，同石制砍砸器（第2节）一样，也发现于坦桑尼亚大草原东非大裂谷的奥杜威峡谷。但它来自更高的地质层，在时间上晚了很多年，技术上也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现代人类的真正起源。我们认为，能制造出这种工具的人，是和我们同样的人。

制作石斧所需的专注力与计划性，表明我们的祖先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大脑的运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这件石斧也许还隐藏着更惊人的证据：有关语言的秘密。很可能，就是在制作这类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交谈。

最近，科学家们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研究制作石器的过程。他们使用现代医院的扫描设备来观察石匠工作时所使用的大脑区域。令人惊讶的是，现代人的大脑中制作石斧的部分与负责语言的部分高度重合。极有可能会加工石头的人，就能表意成句。

当然，我们完全无法了解制造石斧的祖先可能说过什么。但他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七岁儿童的语言能力。不论水平如何，早期的语言都必然是一种全新交流方式的开始，意味着人们可以坐下来交换想法，一起计划工作，甚至闲聊。如果他们已能制造出类似这把石斧的像样工具，并能交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复杂技能，他们就很可能已逐渐开始形成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120万年前，我们制造出了石斧这样的工具，帮助我们控制和改变环境。石斧改善了我们的饮食，让我们能剥兽皮以蔽体，砍树枝以生火，并建造住所。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交谈，想象并不存在于眼前的东西。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石斧将伴随我们走过漫长的旅程。因为掌握了这些能力之后，我们就不再被束缚在一个小地方了。如果有需要，人类可以迁徙。哪怕只是单纯地想换个地方也行。我们可以旅行，可以离开温暖的非洲草原，去气候更寒冷的地方生存繁衍。石斧是我们通往世界其他地方的门票。在大英博物馆供研究用的藏品中，有来自非洲各地的石斧——尼日利亚、南非、利比亚。还有一些来自以色列、印度、西班牙和朝鲜半岛……甚至有一把来自希思罗机场附近的矿场。

在他们不断向北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一些石斧制造者成了第一代不列颠人。大英博物馆馆员、考古学家尼尔·阿什顿这样描述：

在诺福克的黑斯堡，我们发现了厚达三十英尺的岩层，由黏土、淤泥及沙组成，形成于约45万年前的大规模冰川时期。就在黏土之下，一位当地居民在遛狗时发现了一把藏于有机沉淀物中的手斧。这样的工具最早制作于160万年前的非洲，100万年前才来到欧洲南部及亚洲的部分地区。当然，那时的海峡比现在窄得多，沿着古海岸线走，能一直走到中欧的心脏、今天我们称为尼德兰的地区。当时有一座巨大的陆桥连接着英国与欧洲大陆，我们其实还不能断言为何人类当时会到英国生息，但很可能，是手斧的新技术发挥的威力。4游泳的驯鹿猛犸象牙雕，发现于法国蒙塔斯特吕克公元前11000年

大约5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发生了巨变。全世界的人类都开始绘制用于装饰和欣赏的图案，用首饰来装扮身体，并创造出与他们分享这个世界的动物的形象。他们制造物品的目的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想探索这个世界呈现的秩序与模式。简单地说，他们是在创作艺术。这块雕有两头驯鹿的象牙是整个大英博物馆最古老的艺术品，制作于末次冰河时代末期，约13000年前。我们将它保管在恒温箱里，几乎从不移动，因为它极其脆弱，任何突然的震动都可能让它化为尘埃。这件雕像长约二十厘米，用猛犸象牙制成，形状细长而微曲，因而被普遍认为是用象牙尖制作的。制作它的这位祖先，只是想把自己生活的世界展现给自己看，但他的作品却把我们和他的世界紧密联系了起来。它是冰河时代的艺术杰作，也是人脑运作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的证据。

之前欣赏的石制工具让我们思考，是否制造让我们成为人类。你能想象人类不靠工具来应对这个世界吗？至少我不能。但当你注视这些极为古老的物品时，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为何现代人类都有创作艺术的冲动？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工具制造者最后都成了艺术家？

在这件艺术品中，两头驯鹿挨得很近，正在一前一后地游泳。雕刻家灵巧地利用了猛犸象牙逐渐变细的形状。体型较小的雌鹿在前，象牙尖正好是它的鼻尖，而它身后较粗的部分则是体型较大的雄鹿。由于象牙的弧度，两头鹿都抬着下巴，鹿角朝后，正好是它们游泳时的姿态。下方的鹿腿完全伸展，呈流线型，令人赞叹。这件物品是细致观察下的产物。只有花了大量时间观察驯鹿游泳过河的人，才能创作出这样的艺术品。

因此，它的发现地位于法国蒙塔斯特吕克河岸边的岩屋，绝非偶然。这件艺术品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驯鹿。13000年前，成群的驯鹿正在欧洲大陆上游荡。当时的欧洲大陆远比现在寒冷，大部分地区开阔平坦，没有任何树木，类似今天的西伯利亚。生活在这样条件恶劣的地区，对依靠捕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类来说，驯鹿是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重要保障。它们的肉、骨、皮、角不仅足够保障人类衣食，还是制作工具与武器的原材料。只要能猎获驯鹿，人们就能活下去，还能活得很舒服。因此，我们的艺术家会对这种动物如此熟悉，并选择刻画它们的形象，也就毫不奇怪了。

体型较大的雄鹿有一对让人印象深刻的鹿角，几乎与它的整个后背等长。我们能确定它的性别，是因为艺术家还在它的身下刻了生殖器。雌鹿的鹿角较小，身下有4个小突起，形似乳头。但我们能了解的还不止这些。很明显，这两只动物此刻生活在秋季，处于发情期，正向冬牧场迁徙。因为只有在秋季，雌鹿和雄鹿才能有这么完整的鹿角与状态如此美好的皮毛。雌鹿的肋骨与胸骨雕刻得十分精致。雕刻它的人是猎人也是屠夫。他不仅观察过它，也亲手屠宰过它。

我们知道，细节逼真的自然主义风格仅仅是冰河时代艺术家们所采用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大英博物馆，还有一件发现于同一地点的雕刻物。本节所述的是雕刻在猛犸象牙上的驯鹿，那一件则是雕刻在驯鹿角上的猛犸象，这恐怕并非巧合，而是有趣的对称安排。虽然我们也能一眼认出那是猛犸象，但它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其形象极其简明扼要，介于漫画与抽象画之间。这样的搭配并非绝无仅有。冰河时代的艺术家们展现了一整套的风格与技巧，抽象主义、自然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有透视法与复杂构图。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现代人类，有着现代的思维方式，虽然仍靠狩猎与采集为生，但已经在通过艺术来诠释自己生活的世界。英国雷丁大学的史蒂芬·米森教授这样描述这种转变：

在大约5万至10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奇妙的创造力、想象力及艺术能力。这大概是由于大脑的不同部分以新的方式连接了起来，因此可以把不同的想法融合在一处，如他们对自然的看法及对制造的了解。这使他们获得了创作艺术品的能力。冰河时代的自然条件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生活在漫长严酷的寒冬，对人类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建立真正紧密的社会纽带，需要仪式，需要宗教，而这一切都带来了艺术的繁荣。因为艺术的一部分就是对自然界发自内心的喜悦、欣赏和赞颂。约 12500 年前，用驯鹿角雕刻的猛犸象

还不仅仅是对动物世界的欣赏，他们同时也知道如何妥善利用岩石与矿物。本节的小雕像便至少利用了4种雕刻石头的技术。首先，用砍砸器把象牙的一端砍下来，然后用石刀刮出动物轮廓。接着用铁矿石粉加水整体打磨，很可能还用羚羊皮抛光，最后，用石刻刀仔细雕出身体与眼部细节。不论整体概念还是操作过程，这件艺术品都极为繁复。同所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样，它表现了细致的观察与纯熟的技巧。

但为何要如此费力地制造一件毫无实际用途的物品呢？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斯博士认为其中自有深意：

你能感受到，这一物品的制造者用丰富的想象力将自己置身于周遭的世界中，并从骨子里感受其律动。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品中，你能看到人类正全心融入生命的洪流，让自己成为周围动物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这并非是通过掌控动物世界或保障狩猎成功来实现的。我认为远不止于此。他们是真的想要融入其中，从更深的层面让地球成为他们的家园，事实上，这是一种极其宗教式的冲动。人们常常认为宗教是脱离俗世的，仿佛真正的生活只存在于天堂某处。但如果你深入了解宗教的起源，你就会发现，世界上伟大宗教的主题都并非如此。它们的主题是如何活在当下，活在此处，成为生命洪流中的一部分。

这两头游泳驯鹿的雕像徒具形体，而无实际功能。它是否完全为了美感而被创作？还是另有目的？不论绘画还是雕刻，都像是一种神奇的力量，给了你所表现的物体生命。而你也重新定位了你与世界的关系：不仅能体验，还能想象。

也许冰河时代末期的这些雕像真的具有某种宗教含义，尽管如今我们只能想象它们的仪式用途。但这种艺术表现了一种至今仍很兴盛的传统，一种塑造了人类社会并还在不断演化的宗教意识。类似这件驯鹿雕像的物品，让我们了解了与我们相似但时空远隔的人类的思维与想象，进入了一个看不见却能立刻了解的世界。5克洛维斯矛尖石制矛尖，出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公元前11000年

想象一下：你正置身于一片灌木丛生、绿荫遍野的地方，跟随一队猎人悄悄靠近一群猛犸象。你想要其中一头做晚餐。你手里抓着一支矛，有锋利的矛尖。距离越来越近了，你用力掷出矛，但没中。你想要猎杀的那头猛犸象把矛踩在脚下，使之报废。于是你拿起另一支，继续前行。但你留在地上的东西可不仅是一件失败的捕猎工具，还是一条穿越时空的信息。猛犸象踩断了你的矛，但几千年后，人们会发现石制矛尖，了解你曾在这里出现。

不管是随手扔掉或丢失的东西，还是被当作财产妥善保存的东西，都能向我们讲述历史。一些寻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品早就被当作垃圾丢弃，却能让我们了解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比如这件东西，就能让我们了解现代人类是如何占领全世界，以及在非洲、亚洲、欧洲与澳大利亚繁衍生息之后，他们最终是如何来到美洲的。

这小东西是一件致命武器的尖头。它由石头制成，在大约13000年前，一个与我们近似的现代智人把它丢在了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如今，它被放置在大英博物馆北美分馆的柜子里，被华丽的羽毛头饰包围，柜子旁边则是图腾柱。矛尖由燧石片制成，大小与超薄型手机相当，但呈细长树叶状，其尖头完整无损，依然十分锋利，两侧都有美丽的波纹。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那其实是手工制作的痕迹，燧石上的小碎片都被仔细削掉了，触碰起来手感很好，用作致命武器也很称手。

也许这个矛尖最让人惊奇的一点是它出土于美洲。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我们都局限于非洲、欧洲与亚洲，因为它们彼此相连。而制造了这些矛尖的人是如何来到美洲的呢？他们又是些什么人？

这样的矛尖绝非罕见，在整个北美大陆共有数千件出土，是北美大陆第一批居民的生活铁证。它们被称为克洛维斯矛尖，以纪念1936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同名小镇上第一次被发掘。人们同时还发现了一些被它们猎杀的猎物的骨头。因此矛尖的制造者，用它们打过猎的人，被称为克洛维斯人。

克洛维斯镇的发现是我们对美洲史了解的一次飞跃。从阿拉斯加到墨西哥，从加州到佛罗里达，几乎一模一样的石制矛尖成堆出现。它们表明，在末次冰河时代末期，大约13000年前，在这片广阔的地带，人类已能够建立起一些小型社群。

克洛维斯人是最早的美洲人吗？研究这一时期的著名专家加里·海恩斯教授认为：

有一些零散的证据表明，在克洛维斯矛尖被制造出来之前，美洲已有人居住。但其中大多数还都有待商榷。克洛维斯人很可能就是第一批美洲人。不论在北美何处挖掘考古现场，最底层也不过形成于13000年前，所找到的人工制品也都与克洛维斯人相关。因此，他们看起来的确是第一批生活在美洲的人，并逐渐布满了整个北美，成为现代美洲人的祖先。他们应该来自北方某处，因为基因研究表明，美洲土著的祖先是东北亚人。

考古学、DNA和大量学术研究都证明，美洲最早的居民约在15000年前从亚洲东北部来到了阿拉斯加。

在约4万年前，和我们一样的人类便从非洲迁徙到亚欧，甚至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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