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大地——美国灾难与灾害景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肯尼斯·富特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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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大地——美国灾难与灾害景观试读：

译序

本书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原作者肯尼斯·富特（Kenneth E.Foote）教授和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惠允我翻译出版该书中译版。在美访学期间，富特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悉心指导，教授及其家人也在生活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灰色大地——美国灾难与灾害景观》是引领我进入纪念景观领域的启蒙之书。翻译该书的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富特教授的热情支持，令我深受鼓舞。本书的翻译过程苦乐交织，充满乐趣与挑战。早在2013年，我就开始研读全书，并尝试翻译第一章。我长时间地受困于对部分术语的准确翻译以及文字风格的选择问题，因此一开始翻译工作进展缓慢。例如，对于“Sanctification”“Obliteration”“Designation”“Rectification”这四个术语，很难找到中文对应的说法，勉强译为“公众祭奠”“立碑纪念”“遗址利用”“记忆湮灭”。再如，原书章节标题的含义意蕴深远，但准确译介却异常艰难。原书行文简约、严谨，亦不失隽永和耐人寻味之处。我尽量在译稿中保持这种文字风格。

其次，我要感谢四川大学出版社和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唐飞在审阅本书翻译样章后，肯定了翻译本书的想法，也对译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张晶、毕潜、李思莹、朱兰双几位老师编校了全书。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畅与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的约翰·麦克劳德（John McLeod）帮助处理了本书的版权引进事宜，令本书得以早日与读者见面。

另外，我要感谢我工作学习的成都理工大学以及接纳我访学的两所美国大学。经成都理工大学推选，我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人才项目的资助，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尔校区（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和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斯托尔斯校区（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at Storrs）访学。本书的出版还得益于成都理工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计划、四川省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的经费支持。成都理工大学的诸位师长对我的工作、学习给予了各种形式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是朱创业教授、朱益民副研究员、吴柏清教授、杨尽教授、高成刚书记、杨毅书记、彭培好教授、傅广海教授、杨慧东老师、吴山教授、孔繁金教授、谢先泽教授、梅燕副教授、赵银兵副教授、陈文德副教授、陈兴副教授、李艳菊副教授，在此一并致谢。

诚挚感谢为本书翻译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亲友们。妻子秦宏瑶逐字将部分中文译稿录入电脑。唐浩、董义、周忠伟、张琨对译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曾祥裕对翻译工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曾燕、熊迪、骆婷、袁嘉陵四位同学和曾在英国学习中英翻译的朋友达川，分别尝试着翻译了部分章节并帮助将原书参考文献录入电脑。没有他们的帮忙，本书中译本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与读者见面。

中译本保留了原书原貌，仅略去原书索引，并增加了译注。本书内容系原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为将原书信息完整提供给读者参考，译文未对原书内容作任何删减。本书视野开阔，案例丰富，视角独到，思想深邃。译者殚精竭虑，费尽心力，也难以将原文精妙之处逐一译出，实为憾事。敬请读者斧正，并将建议发送至tangyong@cdut.edu.cn。译者不胜感激。

特别说明：本书封面图片及书中诸多照片均引自文献资料与网络，作者对这些图片的原作者充满敬意。若因图片出处不周详而无意侵犯了原作者的版权，还请联系出版社或作者。非常感谢！唐勇2016年3月于成都第一章灾难与灾害景观

我写作本书的灵感来自于我到美国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Salem）的一次旅行。正是此行让我开始思考“灾难与灾害事件对于美国境内人文景观的塑造作用”这一命题。当时，我从波士顿驱车一路向北，想去看看萨勒姆镇18世纪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见证了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繁荣和贸易昌盛。长期以来，我对美洲新大陆的殖民史以及17世纪的萨勒姆女巫案所知不多，却又充满好奇，所以我特别期待此行能够有新的发现。

美国小镇中“立碑记事”的传统由来已久，萨勒姆镇也不例外。那么，镇上的碑刻是如何记载1692年的萨勒姆女巫案呢？令人颇感遗憾的是，碑石上虽然详细记载了18至19世纪海运史的辉煌，但对此案却语焉不详。

萨勒姆女巫纪念馆由老教堂改建而成。与其说它是纪念馆，不如说它是小型礼拜堂。里面的展厅运用了声、光、电等现代技术，着力渲染女巫如何恐怖，但奇怪的是竟没有关于她们被执行绞刑之地的只言片语。我仅知道贾尔斯·科里（Giles Corey）——一位被判死刑的不幸女巫，大致在殖民地监狱附近遇害。当我向当地人打听其余19名女巫的情况时，他们仅能凭借模糊的记忆，告诉我行刑地大概位于小镇南边噶勒斯山附近的谷地。17世纪时，那里是萨勒姆镇的近郊。而今，陡峭的山坡因不适合建房得以保持当年的风貌，而山下却早已布满了鳞次栉比的房屋。行刑之处也许距山下的房子不远，但准确的位置断难确定（图1-1）。图1-1 1692年，一批恐怖女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噶勒斯山附近被绞死。行刑地的准确位置已成为历史之谜。

回顾往昔，美国历史上许多与“女巫案”相比影响甚微的事件都有迹可循，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清晰，为何此案会消失于尘埃之中，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美国境内，纪念物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且不论道路两旁常常可以看到的十字架，就是那些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缅怀英雄人物、追忆美国荣光而建的大型纪念碑或纪念馆也是不胜枚举。例如，普利茅斯石（Plymouth Rock）、自由女神像（The Statue of Liberty）、华盛顿纪念碑（The Washington Monument）、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等。然而，萨勒姆女巫案身后没有任何像样的纪念物留诸后世，官方文献也似乎有意在回避行刑地。于是，我们只能透过当时的庭审记录、殖民地方面的模糊记载以及口口1相传的只言片语去推测事件的本来面目。

萨勒姆女巫案对于这座小镇乃至整个美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然而它未被纪念反被遗忘的情况却让人迷惑不解。“耻辱感”毋庸置疑是其被遗忘的首要原因。残害恐怖女巫的行径从1692年1月至9月维持了数个月的时间，随即被殖民地的法律界和宗教人士叫停。两方面的原因让人们意识到了错误，停止了对所谓恐怖女巫的残害，从而加快了此案的审结：第一是法庭用超自然方法搜集女巫们的犯罪证据，第二是一位小姑娘态度坚决地否认所有关于她“恐怖巫行”的指控。历史学家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指出：“对于女巫的深深恐惧源于殖民地紧张的社会关系。横亘在女巫与指控者之间的阻隔并非超自然之力，2而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与隔阂。”萨勒姆女巫案让小镇居民不堪回首，这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了行刑地被忽略的真正原因——眼不见为净。戴维·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在研究景观意义时指出：“与荣誉之名关联的景观通常免受破坏，因而被保护得很好；而背负了耻3辱之名者往往被忽略擦除。”我一边思考这段话的意义，一边寻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灾难与灾害景观。

萨勒姆之行后，我踏上了柏林之旅。当时的东德与西德尚未统一。我有幸探访了与萨勒姆镇一样被蒙上“耻辱外衣”的纳粹遗迹——盖世太保总部（Gestapo Headquarters）以及纳粹德国总理府（Reichs Chancellery）。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之耻”让这些地点被永久地贴上了封条。柏林之旅让我突然意识到，“骄傲”抑或是“耻辱”的标签，它们不过是解读景观意义的第一步。其实，某些灾难事件并没有被完全抹除，而是化入纪念碑或是其他纪念物之中了。举例而言，战后对于如何更好地处置德国以及沦陷区集中营意见不一。最终，集中营没有被简单地拆毁，而是作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罪4证被保护起来，用以警示后人（图1-2）。

这样看来，除了灾难与灾害事件本身能够改变人文景观的面貌之外，景观意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就萨勒姆镇而言，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小镇居民仍然难以释怀，他们对于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依然争论不休——是淡忘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还是将其视为小镇历史不可磨灭的印记，又或者是将其推到美国宗教史转折点的高度？19世纪80年代，此类争论不绝于耳。

时间到了1992年，萨勒姆巫术活动三百周年纪念日之际，这种争论达到了新的高峰。焦点自然集中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上。有人建议为受迫害的女巫建纪念碑；反对者则认为，最好让灰色记忆随风飘散，没必要让萨勒姆镇因为一座纪念碑而笼罩在“女巫之殇”的阴霾之下。最终，小镇居民还是为女巫们竖起了一座纪念碑。虽然行刑地点仍然无法确知，但此碑无疑成为历经岁月洗礼的小镇与历史首次和解的重要见证。图1-2 通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段铁路遗址。许多大屠杀遗址都被保留下来，成为纳粹暴行的见证。位于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是纳粹德国的象征，被关闭了近50年时间。照片由丽萨·努吉塞（Lisa Nungesser）拍摄。

萨勒姆女巫案以及其他类似案例引出的思考在于：“为何某些灾难会被纪念，而另一些却被忽略？”这一问题固然重要，但似乎更有必要从历史的视角，探究人类如何看待灾难与灾害事件本身及其蕴含的意义，以及灾难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鉴于此，超越时间的局限，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考察人类的纪念行为，有助于理解人类如何解读天灾人祸、战争英雄、殉道事迹乃至暴力事件等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天灾人祸在融入历史洪流之后，通常会经受人们的反复检视。让我们再次引用戴维·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的话：“回忆不过是让历史符合记忆的想象罢了。记忆在保存过去的同时，也不断修正自身，以符合现实的需要。因此，我们记住的不仅是事件发生的过程，也让5真相在现实的环境下重新演绎。”我认为，上述观点是理解景观变迁的重要指针。换言之，灾难地的景观面貌传递出了个体以及社会群体对灾难记忆的集体解读。由此，灾难景观成为人类社会与天灾人祸和解之后的产物。

灾难事件在美国社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作为地理学家，我理应从景观入手，去探究美国社会对于灾难的态度与认识。我注意到，事发地自身也在不断地自我解构。“血渍未干”“坑灰未冷”，迫使人们直面血淋淋的现实与伤痛。集中营、铁丝网、焚化炉究竟意味着什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总部——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仅剩下光秃秃的废墟，却仍会引发人们对20世纪大屠杀的反思。这些案例使我意识到，灾难地的处置问题让争论升级，公开化的大讨论也变得在所难免。因此，也许存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复杂过程：灾难地处置引发社会讨论—讨论会产生对灾难的不同解读—解读又作用于人文景观之上。

我首先考虑选择历史上较为惨烈的代表性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人类社会很难避免在某一历史时期经历战争等天灾人祸，尤以20世纪为盛，战争杀戮不胜枚举。例如，凡尔敦战役（Verdun）、索姆河战役（Somme）、格尔尼卡大轰炸（Guernica）、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德累斯顿大轰炸（Dresden）、广岛核爆炸（Hiroshima）、苏联第14号集中营（Soviet Gulags）、越南美莱村大屠杀（My Lai）等。

人类对天灾人祸的认识通常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相联系。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使得对特定事件的理解出现分歧。鉴于此，我将研究区域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国家——美国。我重点关注饱含血泪辛酸的美国历史。早在美洲大陆的第一批殖民者踏上洛亚诺克岛之时，他们的悲惨遭遇就预示了新移民的命运不会一帆风顺。此后，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为争抢土地，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如果说17世纪美洲大陆的殖民者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惧，那么18世纪则是新大陆人民为争取独立，付出血泪代价的壮烈时代。除独立战争的血雨腥风以外，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政治谋杀、刑事犯罪等人祸以及各种类型的自然灾害从未在这片土地上停止肆虐。时至今日，美国的独立战争遗址、南北战争遗址已成为著名的旅游地，每年均吸引大量游人前往参观凭吊，而另一些灾难遗址则经历了不同的命运。美国社会在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中吸纳了大量的海外移民。此一时期，国内人口流动频繁，这为滋生大量暴力犯罪埋下了隐患。不仅如此，种族屠杀、工人运动、示威活动也使得美国社会伤痕累累。例如，费特曼惨案（Fetterman Massacre）、沙溪大屠杀（Massacres at Sand Creek）、小巨角战役（Little Bighorn）、伤膝谷大屠杀（Wounded Knee）、罗克斯普林斯大屠杀（Rock Springs）等针对不同族裔的大屠杀；又如，发生在干草市场（Haymarket）、普尔曼（Pullman）、霍姆斯达特（Homestead）、拉德洛（Ludlow）、拉蒂默（Lattimer Miners）等地的工人运动；再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城市与校园风起云涌的游行示威活动。

本书除了介绍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不凡之地”，也将描写让其饱经沧桑的“伤心之所”。我无意于搜罗所有的案例，而是筛选出一系列大事件。例如，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大屠杀、政治暗杀、工人暴动、重大交通事故、火灾、洪水、爆炸案等。大量的案例对比虽然难度颇大，但其意义在于从不同侧面解答一个共同的命题——美国社会如何应对天灾人祸的挑战？美国民众如何将深埋的感情寄托于人文景观之上？美国民众又是如何看待并解读一部灾难深重的美国历史？第一节灾难印记与暴力景观

美国历史上的许多灾难事件和暴力事件在史料中均有记载。让人颇感遗憾的是，这些史料大多是关于战事本身，而对古战场的命运语焉不详。我之所以这样讲，倒不完全是由于战事发生地的命运值得玩味，而是因为战争遗址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审视灾难事件的独特视角，而且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公众对于事件所秉持的态度。虽不敢妄言某个特定案例能够帮助我们解读灾难事件的全部特征，但我所探访并研究过的诸多案例，共同为寻找其潜在规律提供了重要线索。我将灾后所出现的诸种与纪念活动相关的情形，归入四种相互联系的类别：公众祭奠（Sanctification）、立碑纪念（Designation）、遗址利用（Rectification）和记忆湮灭（Obliteration）。

公众祭奠与记忆湮灭属于两种极端的状态。人们倾向于记住像英雄事迹这类具有深远积极意义的事件，因此纪念物或纪念碑随之出现。相较之下，记忆湮灭则往往与耻辱事件相关。例如，对于种族屠杀、黑帮仇杀等案例，因为人们感受到了事件带来的耻辱，于是事发地的痕迹往往被人为地掩盖。由此，选择性遗忘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结果。

立碑纪念与遗址利用属于中间状态。立碑纪念又称为遗址标记，即采用碑刻等地标来标明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与之相较，遗址利用是指将暴力或灾难事件的痕迹抹除，重新将事件发生地投入使用，这往往是由于事件本身缺乏深远的纪念意义。

综上，上述四种与纪念活动相关的情形，为我们解读灾难事件和暴力事件及其对人文景观的塑造过程提供了思考方向。我们将在以下文字中进一步阐释其作用机理。第二节公众祭奠

公众祭奠首先涉及祭奠场所的选择。祭奠场所的语义类似于地理学家所使用的“纪念地”（Sacred Place）一词，即是从周遭环境中剥离出来，专门用以纪念重要人物、事件或群体的场地。纪念地通常有纪念碑、纪念园林、纪念公园或其他永久性纪念建筑等。本书所谓的公众祭奠，是指用以缅怀革命烈士、民族英雄、不幸遇难者等人或事的场地。纪念地属于公共空间，因此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纪念空间，而不是少数宗教群体用作祭祀的场地。公众祭奠的重要前提是要有正式的追悼仪式宣告其历史意义或纪念价值。公众祭奠清晰地呈现了景观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从词源上说，纪念与警示之功能正是拉丁文“Monument”一词的本义。因此，灾难遗址演变成纪念地将有助于发挥铭记历史以及警示后人的作用，提醒人们以史为证，以史为鉴。

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墓园（Gettysburg National Military Cemetery）是举行公共悼念活动的重要场所（图1-3）。1863年7月的那场战争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人们在硝烟散尽的战场上修建了墓园，使得许多无名遗骸入土为安。随后，亚伯拉罕·林肯在悼念活动上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葛底斯堡演说由于深刻地揭示了南北战争的历史意义被载入史册，美国历史上可以与其媲美者屈指可数。图1-3 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墓园。1863年11月，美国南北战争结束4个月后，美国总统林肯来此参加墓园的揭幕仪式。他所发表的葛底斯堡演说深刻地揭示了南北战争以及墓园的历史意义，被载入史册。

八十七年前，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6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一般而言，纪念遗址的景观面貌较为特别，易于识别，其特征如下：第一，地理边界明确。采用标识牌等标明遗址边界，并说明事件发生的经过。第二，持续性地妥善保护。对纪念遗址的保护工作可能延续几十年、几代人，乃至数个世纪。第三，所有权数次更迭。纪念遗址的所有权可能经历数次变更，一般是从私有转为公有。第四，纪念活动绵延不绝。例如，举行周期性的纪念活动或者前往遗址地悼念。第五，纪念物相伴而生。随时间推移，碑刻、雕塑等诸种纪念物在纪念遗址设立后渐次出现。纪念遗址由此成为举行悼念活动的重要场所。

综上，纪念遗址由于具备上述鲜明特征而备受关注；同时，独特的景观特质使之饱受瞩目。在以下段落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纪念遗址出现的几种主要情形。一、革命先烈

葛底斯堡作为战争遗址，既见证了美利坚民族的伤痛，也生成了国家认同。战争遗址多为缅怀英雄或悼念烈士而建。事实上，人为信念而亡，因此是信念，而不是伤亡本身激发了纪念活动。我认为，当对灾难的解读超越了生死，上升到道德或精神层面时，此时的社会关注与热议尤其之多。坦然面对还是消极回避？灾后是否生成了新的道德标杆或是行为准则？

俗话说：成王败寇。胜利者虽然掌握话语权，但其观点却并非定论。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乔治亚州安德森维尔战俘营（The Civil War Prison Camp at Andersonville, Georgia）的案例。战俘营的最高长官因虐待囚犯，被判处战争罪，成为战后唯一被处以极刑的南方将领。此营臭名昭著，最初以南方军暴行物证的名义予以保留，但随后却被重新定义为缅怀全体美利坚合众国战俘的纪念遗址。

战争的根源或是兴兵的缘由，往往也是纪念的原因。人们对战争之殇及其纪念之必要性若意见统一，将出现“枪炮尚未停歇，悼念已然开始”的情况。葛底斯堡作为南北战争遗址即属此类情形。与之相比，越南战争的正义性受到质疑，特别是对如何纪念阵亡将士意见不一。于是，一开始仅有极少数肯定这场战争历史意义的群体或个人为阵亡将士举行小规模的悼念活动。

纪念意义之争不限于战争的正义性，弱势群体主张合法权益的案例也存在类似争议。当弱势群体自发地纪念暴动之殇、屠杀之灾的时候，来自于其他社会阶层、宗教团体、民族群体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声音。此种情形之下，悼念逝者或是主张淡化的争论将延续数十年。

工商团体与工人群体对于应该怎样纪念1886年的芝加哥秣市暴动（Haymarket Riot of 1886）各不相让。警察的激进执法行为无益于维持秩序，最终将和平示威升级为群体暴乱。混战也让警察伤亡不小。虽然如此，工商界仍将他们视为“芝加哥的捍卫者”，出资在发生汽油瓶爆炸的海马克广场建起了一座纪念雕塑（图1-4）。与此同时，政府拘捕了八名工人运动的领袖，随后判处四人极刑，这成为美国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政府不允许工人群众在市区范围内纪念逝者，群众只能将纪念雕塑安置于秣市殉难者的安葬地——芝加哥市郊森林公园的瓦尔德墓地（Waldheim Cemetery） （图1-5）。为破坏与工人阶级对立者的阴谋，海马克广场的警察纪念碑屡遭侵扰，曾两次被毁。这座警察纪念碑最终被安放在警察学院内。广场上剩下的只是纪念碑的基座。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伴随工人阶级的觉醒，为悼念工人运动中牺牲的领袖，人们热衷于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不仅如此，人们还非常关注伤膝谷大屠杀、小巨角战役等美国原住民争取权益的过程及其遭受迫害的案例。再如，美籍日裔集中营、排华运动及以肯特州立大7学、杰克逊州立大学等为代表的校园枪击案。这些与民权运动相关的纪念遗址的处置问题也饱受争议。对此，我们将在第九章中作进一步讨论。二、英雄迟暮

暴力伤亡、非正常死亡等若按照美国社会的传统观点，通常不具备纪念的必要性，除非事关伟大的领袖、无畏的英雄或是赴死的战士。不考虑逝者的名望、身份、地位等因素，个人成就则是他们接受缅怀的重要原因。美国发生了四次总统遇刺案，这些案例较好地说明了此种纪念传统。其中，有三位总统的遇刺地点很快被标记出来。詹姆斯·加菲尔德是第四位被刺身亡的总统，他身故25年后，遇刺地点始有标记。不仅如此，总统遇刺事件发生的城市均建有大型纪念物。林肯纪念堂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西侧，加菲尔德的青铜雕像安置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前。这两处纪念物距离遇刺发生地不远。威廉·麦金莱总统的纪念碑位于布法罗市中心的尼亚加拉广场；肯尼迪总统的纪念碑处于达拉斯市中心的纪念广场，距离迪利广场仅两个街区。图1-4 1962年，芝加哥警方举行秣市暴动76周年纪念活动。由芝加哥工商界出资，在暴动发生地建起了一座纪念雕塑——芝加哥捍卫者。政府不允许工人群众在市区范围内纪念逝者。海马克广场上的警察纪念碑屡遭破坏，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被搬到了警察学院内。照片（ICHi-1983）由芝加哥历史协会提供。图1-5 瓦尔德墓地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森林公园内。八名组织“秣市暴动”的工人领袖被判处极刑，葬于瓦尔德墓地，是芝加哥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墓地位于芝加哥市区范围以外。

如今，纪念活动蔚然成风，不仅政治人物享此殊荣，名人们也常常受到大众追忆。众所周知，约翰·列侬在其纽约的寓所前遇刺身亡。于是，人们在其寓所对面的中央公园修筑了一座小型纪念花园——玫瑰园。正如我将在第二章谈到的，人们对于某人是否值得缅怀往往意见不一。反对者和支持者会评议某人的社会声誉。举例而言，林肯纪念碑从提上议事日程到最终完工，经历了近5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林肯作为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位总统，人们对他的态度8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是南方各州脱离联邦的主要诱因。1922年林肯纪念堂落成之日，他已然成为美国历史上不朽的伟人。又如，詹姆斯·加菲尔德虽然只担任了4个月总统，但人们仍在巴尔的摩-波托马克火车站候车大厅用纪念星标注其遇刺地点。然而，这颗纪念星仅保留了25年。车站拆除后，原址修建了国家艺术馆，但纪念星却再也没恢复过来。三、集体伤痛

纪念活动或者纪念物往往出现于火灾、爆炸、车祸等天灾人祸之后，它们是社会遭受创伤后的自然反馈，一方面是为了祭奠逝者，另一方面也是社会释放伤痛的重要形式。由于诸多因素掺杂其间，因此仅有极少数的天灾人祸会导致纪念活动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灾难事件能否影响到某个独立、统一且自我认同感强烈的社会群体；同时，该群体将此视为集体之殇。换言之，个体因共同的公民感、民族感、宗教情结或是职业因素而形成某个社会群体，他们会因为这些因素将灾难视为群体之失，而非个人或家庭之难。

许多灾难事件的影响力不限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是会对多元混杂的群体造成伤害。经历苦痛的个体难以从群体中找到归属感，于是他们会选择单独前往墓地纪念逝者。当死难者限于某一特定的自我认同感强烈的群体时，他们会在灾难发生地或是选择重要的公共空间建碑立祠。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市的洪灾纪念碑即属于此种情况。1899年的这场洪水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自然灾害，它夺走了两千多人的生命（图1-6）。这场洪水不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也使得这座快速崛起的工业城市遭遇灭顶之灾。约翰斯敦市的市民们有着强烈的公民感，他们所建立的纪念碑承载了全体市民所遭受的伤痛记忆。我将在第三章和第五章中对此类灾难作进一步的讨论，仅在此作两点简要说明。首先，灾害的强烈程度会影响到纪念物以及纪念活动的出现，但这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有一些比约翰斯敦市洪灾危害性小很多的事件，仍可能会触发具有强烈自我认同感群体的伤痛情感。例如，1909年伊利诺伊州矿难，1937年德克萨斯州新伦敦校园爆炸案， 1958年芝加哥校园大火，1908年俄亥俄州科林伍德校园大火，1974年俄亥俄州希尼亚龙卷风。对此，我将在第三章详细阐述。其次，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言，许多灾祸虽然对社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仅有极少数在景观上留下了印记。对于这些有别于常态的案例，有必要专门予以讨论。图1-6 洪灾纪念碑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市格林威尔墓地。这座纪念碑的身后埋葬着800余具无人认领的尸骨。1892年6月1日，近1万名约翰斯敦市的市民参加了洪灾纪念碑的揭幕仪式。随后，全体市民撤离该市。第三节立碑纪念

立碑纪念与公众祭奠非常相似，虽然二者都会在灾难发生地设立标记，但前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祭奠活动。简言之，虽然立碑纪念但却没有举行公众祭奠。立碑纪念的案例虽然重要，但缺乏必要的英雄事迹或祭奠的必要性。纪念园、铭牌、纪念碑是惯常采用的地理标识。然而，纪念地往往不会被长期关注，也不会成为举行周期性纪念活动的场所。虽然某地的重要性不曾受到质疑，但其重要性可能并不成其为公众所祭奠的缘由。换言之，建有地理标识的地方虽然向公众开放，却不被公众所祭拜。鉴于立碑纪念是处于公众祭奠与记忆湮灭之间的情形，它将有别于自发的祭祀与刻意的遗忘。然而，它所处的阶段至关重要，可将其视为遗址地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的过渡阶段：既可能走向公众祭奠，也可能走向遗址利用与记忆湮灭。综上，遗址地的纪念意义及其标识物会随着时光流转而变化。对此，我将进一步阐释。一、少数派之难

祭奠场所可由建有地理标识的地方转化而来，这往往是因为祭奠的缘由尚未得到广泛认同。少数族群也许能够很快认识到建有地理标识的地方的意义，但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多数族群才能够逐渐接受其被纪念的原因。在此期间，少数人会在某地举行小规模的悼念活动。让我们来看看马丁·路德·金的例子。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的诺娜伊恩旅馆遇刺身亡（图1-7）。人们希望纪念这位民权运动的英雄，想要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活动最初由普通民众发起。五十多年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出资，在诺娜伊恩旅馆修建了国立民权研习中心暨民权博物馆，马丁·路德·金由此演变成了全民偶像。他的生日成为公众纪念日，他所倡导的民权运动得到更广大的美国民众的认同。不难看出，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地从一开始仅为一小块标记物到成为公众纪念地的过程，清晰地说明了遗址地所经历的变迁。历史上还有许多与少数派抗争或与民权运动相联系的地点有着与遇刺地类似的命运。当下的政治气候具备让这些地点最终成为公众纪念地的条件。例如，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遭受屠杀的遗址地，有关美籍华人或美籍日本人遭受残害的遗址地。又如，美国工人运动遗留下了一些有纪念标识的地点，它们有可能朝着公众祭奠的方向发展。我将在第九章对上述极具争议的观点与案例予以讨论。二、遗址变迁

某些遗址被保留下来，做上标记，这是因为它们将逐渐转化为纪念地。对于这些遗址的重要性，人们的意见较为一致。政府资金一旦到位，转变即刻启动，这不过是时间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纪念地建立的条件一一成熟，其转化过程无非是正式登记造册、予以认定的过程。一些与革命事件或内战相联系的全国性纪念地即经历了此番过程。以邦克山纪念碑为例，这座纪念碑的出现历经75年之久。最初，退伍士兵出资修建了一座小型纪念碑。1843年，私人捐资修造了一座更大的纪念碑。1919年，其所有权转让给马萨诸塞州政府，最终于1976年纳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系统。可以看出，遗址地被标记后，所有权由私有转向公有的情况十分普遍（图1-8）。三、难忘之失

遗址被标记后，既可转换成纪念地，也可能是某些“难忘之失”的最后归属。由于某些案例不具有足够的典型性，这些遗址将可能面临再次被投入使用或者被故意清除的命运。伤亡可能很重，但若受伤的不是某个特定的社区或者没有英雄事迹，这类案例则难以被公众纪念。当某个灾难案例极具代表性，也就是说它很难再次发生时，这些灾难地可能被标记出来。例如，海登堡飞艇爆炸、内华达雪山当纳聚会。再如，一些同类事件中伤亡最惨痛的案例也可能受到关注，如芝加哥河东陆号邮轮沉没事件（图1-9）。图1-7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诺娜伊恩旅馆遇刺身亡。旅馆主人在马丁·路德·金曾住过房间的外墙上放置了一块纪念牌匾。图1-8 邦克山纪念碑位于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顿，地处查尔斯河的对岸，与波士顿市隔河相望。多年来，退伍军一直呼吁为邦克山战役修建纪念碑。1827年，由私人出资，纪念碑项目启动。1919年，纪念碑项目由政府接管，并于1976年交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辖。纪念碑位于布瑞德山一处高地，地处邦克山古战场的范围内。图1-9 1915年，东陆号邮轮于芝加哥河南岸侧翻，致800余人丧生，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船难事件。多年以来，灾难现场一直没有纪念碑出现。此纪念牌是唯一见证这场灾难的遗存。第四节遗址利用

遗址利用是指灾难地再次被投入使用的过程。此类遗址在灾难之初受到短暂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痛逐渐被淡忘，于是事发地再次回归常态。人们对于灾难地的记忆与荣辱无关。换言之，此地或许已免于灾难的侵扰。按照我所列出的灾难发生后的四种情形，遗址利用使得人们对于灾难地处置所耗费的精力最少，不过是“清扫战场”罢了。某些情形下，人们会首先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废弃灾难地，多年以后才会再次将其投入使用。然而，人们对于从废弃到再次使用之间的转换谈之甚少。事实上，遗址利用是大多数灾难地的最后归属。此类灾难地的重要性不足，故难以激发人们的纪念欲望；同时，由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限，也很难促使公众将其彻底铲除。综上，由于多数灾难毫无纪念意义，因而遗址利用最为常见。一、事故引发的灾难

事故通常难以在景观上留下痕迹，故而踪迹难觅。此时，人们不再关心事发地，它如同无端受害的旁观者一般。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因此某地的不幸遭遇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官方调查与法律诉讼往往是为了求得真相，找出责任人，提出预防措施。调查取证与法律诉讼程序完毕，负面影响将逐渐减弱。以空难或者列车出轨为例，公众关注事故发生的原因，希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对于事发地兴趣索然。如果大量遇难者来自同一群体，由此激起了群体性的悲伤情绪，此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将可能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并出现某种形式的纪念景观。

我注意到，虽然人们会逐渐淡忘伤痛，但是事故的影响力却可能非常深远。这是由于事故原因一旦查明，预防措施或办法将推行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美国的工业兴盛、城市发展受益于新技术的应用，然而此过程饱含血泪。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是19世纪伤亡极为惨重的城市火灾之一。灾后的砖石建筑大规模地替代了原来的木结构建筑，成为新的建筑施工标准。事实上，今日通行的安全措施大都源于历史上的惨痛教训，这些安全措施消除了某一阶段高发的事故。例如，防火梯、防火门、应急照明等。二、毫无意义的暴力

当某地与意义难以判读的暴力事件相联系时，事发地将恢复常态，并再次为人们所使用。体育赛事中的无组织骚乱属于偶发性的暴力事件，既非为民权而战，也非英雄之举，自然难以激起广泛关注。按此原则，诸如“华尔街炸弹爆炸案”等只能被认定为一起事故。1920年，犯罪分子在纽约金融中心引爆了硝酸甘油炸药，爆炸致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造成了严重的财物损失。然而，对爆炸案的调查一直没有确切结果，也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宣称对此事件负责。由于爆炸并不针对特定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此案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于是，爆炸发生地经过了清理之后回归常态，一切照旧。如今，事发现场几处建筑物的石质外墙上仍可以找到弹片留下的痕迹。

大多数谋杀案都毫无意义，因而缺乏必要的纪念意义。谋杀案的发生地大都在尘埃落定之后恢复常态，除非谋杀让人们感到强烈的耻辱，这时将出现记忆湮灭的情况。第五节记忆湮灭

记忆湮灭是将与灾难相关的证据全部销毁或者掩盖的情况。鉴于记忆湮灭对事发地的清理与证据的隐藏远比遗址利用更彻底，因此这远不是恢复常态，而是弃之不用。经历长时间的沉寂，灾难遗址若能够被再次使用，那么它的用途肯定与此前不同。

大多数情况下，记忆湮灭是相对于公众祭奠而言的。如前所述，公众祭奠的标志是永久性的纪念物，以及对于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及其义举的公众悼念活动。相较而言，记忆湮灭是指将所有证据清除，不会出现悼念活动。再者，公众祭奠是为了记住某个事件，而记忆湮灭则是希望忘却灾难的伤痛。不仅如此，前者建碑立祠，后者弃之不用。不难理解，两者所涉案例的性质往往差异巨大。换言之，清除的不是英雄或烈士殉难之地，而是与歹徒、刺客、屠夫等“恶名”相联系的地点。这些被清除的地方曾掩藏了人性的阴暗与邪恶，这与宣扬人性纯善的案例大不相同。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某地一旦背上了骂名，刻意清理的措施反倒使之像纪念地一样与周遭的环境相异，其景观面貌由此变得突出了。约翰·韦恩·盖西（John Wayne Gacy）是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人们拆除了他实施犯罪的寓所，房子周围堆满了垃圾，这一切反倒使得这里与临近街区祥和的氛围格格不入（图1-10）。图1-10 连环杀手约翰·韦恩·盖西位于芝加哥市郊的老宅。盖西将许多受害者的遗体埋在房前屋后。1978年至1979年，警方进行了搜查，随后这处房子被夷平。盖西于1994年被处死。

某些社会或文化尝试通过宗教仪式等途径将污名、恶行或罪责“漂洗干净”，让罪人或肮脏的地点“回归正途”。然而，就美国社会而言，这种做法行不通，没有任何便捷的途径能够将某地“漂白”。虽然极少数地方会在多年之后再次被使用，但大部分将被永久封存。“污浊之地”的意义含混不清，某些情形之下将导致病态结果的出现。由于劣迹难除、激愤难平，因此乱涂乱画、趁火打劫在所难免。让我们再次将记忆湮灭与公众祭奠做有趣的对比。公共纪念物是群体伤痛的产物，也是悲痛宣泄的主要对象。相较而言，“污浊之地”则省略了此番宣泄的过程。虽然大屠杀的遇害者应予以悼念，但是仍可能遭到刻意的回避。由于忌讳公开化的讨论，“污浊之地”成为公众视野之外的私下谈资。这时，当地人编排各种版本的故事、笑话供游客消遣。虽然未公开纪念，但不经意间，它们已经混入了流行文化或者是神鬼故事、奇闻怪谈等口头文学之中了。我将在第六章讨论口头文学对于负面事件的记忆传承及其作用与意义。一、连环凶杀之耻

人们大多刻意淡忘连环凶杀案所带来的伤痛记忆。硝烟散尽，知耻而悟。家人和朋友很难面对他们中的某位成员是刽子手的残酷事实，耻辱感弥漫于整个社区。亲朋好友总是设法与杀人犯划清界限，刻意将凶徒视为异类或者是外人。当人们难以撇清与罪人的关系时，将通过打砸凶手的房屋或是焚毁犯罪地点等极端方式表明立场。这种极端的做法从19世纪起就比较多了，最近一二十年更是常见。不难看出，连环凶杀事件的阴霾一直弥漫在美国社会之中。二、臭名昭著之地

种族灭绝、劫机事件、恐怖袭击、连环凶杀案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是导致记忆湮灭发生的主要案例。我将在第六章中探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几处犯罪现场。约翰·威克斯·布斯（John Wilks Booth）罪孽滔天，让与他的罪行毫无联系的地方也蒙受不白之冤。不仅如此，一些事故地点也可能让某些群体或者群众蒙受不白之羞。于是，这些地方将面临记忆湮灭的命运。经调查，1942年波士顿可可林夜总会火灾部分是由于管理部门疏忽造成的，他们放松了对建筑、防火与安全标准的监督检查。煤气爆炸、火灾、交通事故等惨剧的发生，也大多由于政府部门或个人对反复出现的安全隐患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造成的。第六节传统发明与景观记忆

我们虽然可以将灾难地的命运大致归入前述四种结局之一，但理应注意到人们对于灾难地的处置与解读还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甚至出现突变的情况。纪念地可能被拆除、毁坏、夷平，但被着力掩藏的“污浊之地”也可能迎来命运转机，一跃成为公众瞩目的纪念地。虽然大多数地方的变化不大，但我们不应忽略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灾难地经历的各种变化与其最初的状态一样耐人寻味。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在其新著中讨论美国20世纪的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时说：“对于过往的重塑以及当代公共纪念的形成往往充9满争议。他们是不同政治观、不同利益体角力的结果。”多年之后，人们回望过去，开始检讨历史，希望通过检视过往去寻求某种规律、秩序与一致性，论证政治观点变化的合理性，以及社会、经济与文化价值的正确性。关于事件发生地是否应该被记住或者遗忘的争议，揭示了个人或者社会群体与暴力或灾难事件和解的过程。因此，人们对于灾难地的意义与集体记忆的不断解读从未停止，反而历久弥新。一、重塑地方认同、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

灾难遗址之所以能够成为纪念地，是因为它们大多见证了一国、10一城、一地的某个重要历史时刻。美国境内近乎所有关于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的遗址均得到了妥善保护。德克萨斯州保留了戈利亚德（Goliad）、阿拉莫（Alamo）、圣哈辛托（San Jacinto）等古战场，它们是1836年德克萨斯州为争取独立浴血奋战的历史见证。再如，芝加哥市市旗排列着四颗六角红星，它们分别代表着四次重要历史事件。其中，第一颗星代表迪尔伯恩要塞（Fort Dearborn），第二颗星代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这两颗星铭记了美国人民所经历的惨痛灾难。诸多类似事件在受到人们的关注之前，也曾长时间默默无闻，经过数十年的光景才从悄无声息之地转变为众人拜祭之所，成为国家与地方认同的象征。它们展现了无上荣光，接受数以千万计美国民众的景仰。

理解此类遗址的关键在于确立重要性的标准，这类标准需要在历史中去寻找。数年后，不论是事件的主角、亲历者，还是历史学家、社会公众，均开始检讨过往，他们希望借此盖棺论定。1770年波士顿屠杀被今日视为历史的分水岭——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而事11实上，这不过是发生在街巷中的一次擦枪走火罢了。虽然一百多年后，事发地有了历史地标，但是从19世纪开始，就有人质疑所谓的波士顿屠杀的历史意义，将其视为一次不义之举，不认同将它作为12美国独立战争起点的观点。德克萨斯州的戈利亚德、阿拉莫、圣哈辛托等古战场的情况与此类似，其中阿拉莫还差一点就变成城市建设13的牺牲品（图1-11）。此外，人们在芝加哥大火过去数年之后，才逐渐将这次惨绝人寰的灾难视为城市涅槃重生与家园重建的起点。

假若美国独立战争失败了，波士顿屠杀则可能有另一番解读，它也许会作为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反复接受人们的检视。不难看出，只有当历史事件具有足够的纪念价值，它才能受到人们的纪念。1783年独立战争的枪炮声停息，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此时，纪念波士顿屠杀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最初是周年祭，随后是放置历史地标，最后是修建纪念碑。一般而言，大型悼念活动出现的周期分别是10年、25年、50年、100年。德克萨斯州部分重要的独立战争遗址在激战正酣之时未能受到重视，荒草丛生，直到19世纪80年代，也即此战50多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纪念碑。1936年100周年纪念之际，有关德克萨斯州独立战争的纪念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近年，大量文献关注民族史、爱国主义、区域认同等概念的变迁过程。研究表明，历史真相屡经演绎才愈发符合当前社会的需要。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但并不能将之等同于历史。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将历史真相为迎合社会之需所历经的过滤、筛选及重构的过程概括为“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近两个世纪以来，国家的诞生史可描述为“解释规则”（Canons of Interpretation）作用于传统、传说与虚构故事的结果，由此产生了革命年代的血色浪漫与烈火青14春，这些故事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强化。而另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历史的创造”（Making Histories）一词。他们认为，特定民族、社会15群体通过篡改历史，强化认同与加强团结。有趣的是，景观面貌不仅反映了“传统的发明”或“历史的创造”，并且还可能让此番进程加速。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认为：“公众记忆与爱国主义是某些纪念遗址受到普遍关注的重要驱动力。”从甘尼斯·佛斯特（Gaines Foster）的《联邦之魂》（Ghosts of the Confederacy）一书中，我们也能看到涉及纪念活动与美国南方诸州认同感形成之间关系16的诸多案例。“传统的发明”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境内人文景观的面貌。历史事件、伟人故里等重要遗址均设有历史标识。今人误以为古战场、古墓葬、纪念堂的存在实属必然，而事实上它们是选择性保留的结果。我将在第七章及第八章中详细讨论此番过程、影响因素及其与地方认同、地区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图1-11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阿拉莫战役遗址。1836年2月23日至3月6日，墨西哥军队将德克萨斯人围困在这处教堂。驻守此地的德克萨斯人全部战死。1883年，教堂交由政府管理，并于1905年以后扩大了面积。如今，此地被“德克萨斯共和国女儿”誉为“纪念德克萨斯人解放的圣殿”。二、纪念英雄事迹

前面曾提到立碑纪念适用于少数族裔为争取合法权益而催生的遗址，此类遗址有逐渐转变为公众祭奠活动空间的可能性。当然，民权运动有所进展是转变实现的先决条件。与地方认同、地区认同、国家认同相关联的遗址有类似的情形。纪念遗址的选择性过程必将经历时间的沉淀与反思，发明创造出的传统也好、历史也罢，必然服务于此宗旨。由此，伴随着新传统的产生，人们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建立纪念地。

民权运动及至今日仍然处于较初级的阶段。因此，较大体量的纪念民权运动的场所、碑刻数量不多。随着民权运动取得新的进展，相关纪念物也随之增多。例如，关于马丁·路德·金的几处纪念地：孟菲斯的遇刺地、亚特兰大的归葬地、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的民权运动纪念雕塑。美国境内的纪念景观不仅涉及民权运动，也包括大量工人运动牺牲人士的纪念遗址。工人们为争取合法权益，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工人运动既是为了维护人权和人之尊严的宏大主旨，也有出于保障个人或小群体利益之目的。他们屡遭武力镇压，直到20世纪初，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才逐渐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此时，人们开始反思多年来不懈抗争中有哪些历史性的事件，并着手在事件发生地建碑立祠。三、历史的转折点

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案例有条件使景观面貌发生深刻变革，而“滔天罪孽”也可能成为纪念活动出现的原因。举例而言，伤膝谷大屠杀发生于南达科他州，是19世纪最为惨烈的一次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事件，它点燃了1973年印第安苏族人起义（Sioux uprising of 1973）。再如，1970年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惨案（Kent State killings of 1970）成为反越战运动（Anti-Vietnamn War movement）的转折点。转折点命运殊途，却为本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它们既可能向公众祭奠迈出一小步，保存历史记忆，促成新的纪念传统的产生，也可能暂时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此类案例激发了对惨案的意义与重要性的广泛讨论，由此社会关注与同情的力量将改变惨案发生地景观的面貌。我将在第九章深入探讨历史转折点相关的案例。第七节景观记忆与遗忘之虞

灾难事件及其纪念意义之争，表明了景观、文化、社会、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文化是特定群体共同秉持的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传统习俗等，它深刻地影响着日常生活，且不随着个体的意愿发生转变。文化的渐进式演进往往会历经数代人之久，在此意义上，文17化承载了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记忆的定义将文化与景观联系起来。人们对于环境的改造受制于社会对于集体记忆的选择。换言之，景观及其纪念物的长久存留，将有利于人类通过环境改造来彰显共同的价值观。事实上，历经岁月洗礼的景观保存了集体记忆与文化传统。由此，景观的符号体系、象征体系将帮助人们实现跨越时空阻隔的交流，18人们通过塑造景观来实现与未来沟通的目的。虽然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有诸如宗教仪式、口头传承等多种保存共同的价值观、信仰的方式，但是景观类似于文字记载，是一种能够长时间存留的视觉表现形式，其特点鲜明、优势突出。

本书所述之灾难遗址可以看作是景观之“题记”。从“地理”一词的语源上讲，景观无疑是“大地之痕”（Earth Writing）。以上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社会如何弥合天灾人祸之殇。我将在本书中着重讨论纪念遗址，但也难以忽视某些已经消失了的灾难地及其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事实上，对纪念景观选择性机理的认识至为重要。就此，我将在第九章进行讨论，并再次解读某些深埋于尘埃之中、近乎被社会遗忘的案例。为什么人们故意将蒙羞之地掩藏，却对一些理应被纪念的案例视而不见呢？究其原因，美国社会尚未对某些灾难与灾害事件形成一致的看法。例如，与印第安人和白种人的种族冲突相关的案例较少，这些案例与美国历史之荣光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它们，社会记忆模棱两可，纪念意义尚不清晰，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弥合社会的伤痛。正如萨勒姆女巫案所经历的波折一样，直到三百年后，人们才坦然面对女巫之殇，最终为女巫们建碑立祠。那么，诸如曼扎拿集中营（Internment Camp at Manzanar） （图1-12）、石泉屠杀（Rock Spring Massacres）、勒德洛屠杀（Ludlow Massacres）等一些纪念意义尚不清晰的案例的命运如何呢？也许，美国社会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对这些沾染了辱名之地的意义作出判定。图1-12 曼扎拿集中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欧文斯山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9066号总统令”，美籍日裔被羁押于曼扎拿等9处集中营。此地被人遗忘多年。随着1988年《公民自由法案》的出台，该遗址的命运可能迎来转机。如今，该遗址建有一处历史纪念碑。第二章英烈之士

公众祭奠活动通常与烈士、英雄、伟人这类人物相联系。西方社会有缅怀英烈的传统，由此形成了类型多样的纪念性景观，涉及逝者的出生地、成长地、工作生活场所、建功立业之地以及归葬地。这些纪念性景观大多与政治、商业等领域成就卓越的人士相关，它们遍布乡间、城镇，为导游们所津津乐道。例如，托马斯·杰斐逊的蒙蒂塞洛庄园、乔治·华盛顿·卡弗的实验室、查尔斯·林德伯格童年时期的故居、哈莉特·塔布曼度过最后时光的居所。

某地若有幸见证历史人物的离世，就极有可能成为纪念地，然而一些负面因素可能使纪念地的形成过程变得曲折。人们缅怀光荣牺牲的战士，却只有极少数民族英雄受众人追忆。剧院、火车站、汽车旅馆、办公室等由于出现了刺杀事件，久久地萦绕着耻辱感，使得它们难以走向转化为纪念地的道路。本章将主要讨论刺杀事件，并再现事发地曲折离奇的命运。

纪念地与历史人物的声望关系密切，生前名誉至为重要，盖棺论定亦不容忽视。誉满寰宇或是名誉扫地，盖棺之后自有定论。诚如亚伯拉罕·林肯之于南北战争、马丁·路德·金之于民权运动，这些饱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即使盖棺却仍难定论。世人臧否事关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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