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文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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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世界试读：
第一章 人就像一粒种子
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
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如同探悉一粒种子。一切早已不再是悬念，只是我接下来叙述的前提。这是一个命定为种子而生的人，一个命定要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
通过一粒种子，可以追溯物种的起源。“万物的原则，起始于根基”，这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一句名言，而种子就是万物生长之根基。一粒种子是那样卑微而渺小，看似寻常和简单，一旦放到显微镜下，竟是那样复杂而奇妙，它支撑着物种的基本构造和性能，蕴含着宇宙、物质、能量、结构、变化等信息，储存着种族、孕育、生长过程的生命密码。
人类也是生物界的物种之一，每个人自然有自己的生命密码。所谓生命密码，据说源自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理论》，在他看来，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就是人生拥有的第一个数据，也就是人生起始之根基。他费尽一生心血探索数字与生命的奥秘、与宇宙的关系，试图通过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绘出人生的密码图，从而解开一个人的天生潜力和性格特质，经由身、心、灵的不同层面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捕捉每个人身上潜藏的价值和能量，从而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同时还可以帮助你认识别人，更智慧地与他人相处，更有效地调整我们的人生资源。对此，我是充满疑问的。这里，即便我们假设生命密码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生命科学，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也仅仅只是定数，在天地造化和波诡云谲的岁月里还有太多的变数，在决定着人生未来的命运，更何况，所谓定数也并非那么确定，很多当初似乎一目了然的事情，在岁月嬗变中也会有阴差阳错之感，人生中往往充满了错位对接的命运。
说来奇怪，像袁隆平这样一位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杂交水稻之父”，在关于他的如此繁多的生平简历和各种传记里，对他的生日，迄今还没有一次书写是正确的。最接近真相的一种说法，是2010年出版的、由辛业芸访问整理的《袁隆平口述自传》，据该书附录的《袁隆平年表》记载，袁隆平于“1930年9月1日（农历七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记载说，他生于1930年9月7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岁月的错位，也许与那兵荒马乱的世道和我们主人公颠沛流离的童年岁月有关，模糊记忆中难免会出现偏差，连他本人在八十岁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确凿生日，更不知谁是第一个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直到一个婴儿的出生证据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档案里被重新发现，才最终还原了一个属于他的确凿无疑的诞生日：Aug，13，1929，——1929年8月13日，农历己巳年七月初九，他不是属马而是属蛇，也就是小龙。对于一个此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而言，这是一次迟到已久的生命确认。对此，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袁隆平先生倒是觉得改不改过来无所谓，多少年了，他早已习惯了9月7日那个生日，习惯成自然。但对于一个严谨的、一丝不苟的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必要的矫正，从而确立了一个正确的生命开端。
那份出生证据是打印的，除了打印文字，其余的空白则是用繁体中文或英文填写，左上页填写的是一个婴儿的生命信息和家庭信息：袁小孩，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原籍江西德安城内；右页中间为袁小孩出生时留下的脚印，上面还有那位为袁小孩接生的妇产科大夫的英文签名：Qiaozhi Lin，——林巧稚！一个女性娟秀、端正、一丝不苟的笔迹，绝不同于如今医院里开出的那些如天书般的病历或处方，这让我一下辨认出了一个伟大的名字，第一个把袁隆平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竟然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这一发现也让袁隆平先生充满了惊喜和荣幸：“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证据，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接生的。”
林巧稚大夫生于1902年，恰好与袁隆平的母亲华静同岁，那年她还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大姑娘，就在她为“袁小孩”接生的那年，她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不过，那时还难以预料，她将成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并将在未来岁月里开创很多个第一：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她是否又预料到自己将成为“一个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富的母爱；没有子女，却是拥有最多子女之爱”的万婴之母呢？而眼下这个躺在她怀抱里的“袁小孩”，只是她一生接生的五万多个婴儿之一，一个柔弱的女子搂着一团柔软的血肉，又怎能预料到，这个还没有命名的“袁小孩”，将在未来岁月里成为一个以拯救亿万生命、让人类远离饥饿为天职的“杂交水稻之父”？
生命中有太多因缘际会的偶然，也藏满了无尽的、未知的秘密，很多的秘密都是无解的，即便有解，不走到那一天，你也无从得到那个最终的解答。而对于每一个接生的婴儿的未来，林巧稚大夫还一无所知，她要做好的是眼下的一切，一方面她在忠诚地履行一个妇产科大夫的天职；一方面她也带着一个女性天性中的母爱，悉心呵护着每一个刚从流血的母腹中降生的生命。她握着袁小孩柔嫩的小脚丫印在一张白纸上，这是袁隆平人生的第一个脚印，在一张白纸上印得清晰而端正，而在这脚印的旁边则是她同样清晰、端正的英文记录：“男婴，体重3680克。”他在母腹中发育得相当健康，一个七斤多、结结实实的小子。林巧稚大夫兴许又发出了她那惊喜的欢呼：“又是一个胖娃娃！”——在林巧稚大夫的一生中，她时时刻刻都在情不自禁地发出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欢呼：“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三个，真好！”——她为此而欢呼了一生，这也是她在弥留之际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临终遗言，而是对生命发出的生生不息的呼唤。
无影灯下，一切安静如无声的镜头，而细数岁月流年，回首便是饥饿与死亡。
就在袁隆平出生的那段岁月，全世界都发生了大饥荒，美利坚在经济大萧条中有数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中国从1928年到1930年，在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中，随后又是江淮大水灾、哈尔滨大水灾。每逢天下饥荒，粮食已不能用升斗来量，连黄豆、豌豆都被穿成串儿来卖，想想那粮食有多金贵，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故都北平，那时几乎成了一个混乱无比又巨大无比的难民营，那些蜂拥而来的饥民和乞丐，在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胡同里弯着腰，踉踉跄跄地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那也许就是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孩睁开眼第一次看见的世界。
当然，一个婴孩还不可能有任何记忆，而那时，又怎么会有人能够预见，在这天下荒年中降生的孩子里，至少有一个，命定的就是为了拯救饥饿而降生的？
又不能不说，在那样一个饥饿的乱世，一个婴儿能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的协和医院里幸运地分娩，绝非一般贫寒人家出身。对于自己的家世，一直以低调处世的袁隆平后来也很少提及。当他成为一个农学家后，他那顶着烈日、浑身黝黑、挽着裤腿、赤脚下田的泥腿子形象，让很多人下意识地就把他当成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和“泥腿子农民”。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这样说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袁隆平对自己的家世如何既不大了然，也不太关心。但他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名为《西园迁徙》的家族小史，对他们的血缘谱系有了一番追溯，这让袁隆平对祖上的事情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其先祖在明代便已在江西德安县城南郊坡上的青竹畈落脚，那是庐山脚下的一片田野，而“畈”之本义，就是成片的田地。德安是一个岁月幽深的鄱阳古邑，古属江州，今属九江，为楚尾吴头之地，那里也是我先代的故乡，若从祖籍而言，我还可以和袁隆平先生高攀上老乡。那一方水土，素有翠竹之乡的美誉，也是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袁氏一脉在这里世代务农，开枝散叶，从第十一世祖开始，便在族谱上定下了二十代人的辈分：“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
自袁隆平上溯三代，其曾祖袁繁义为“繁”字辈，兄弟四人按仁、义、礼、智四字排名，繁义公排行第二，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那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一场灾难性的事变，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而在其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华民族将在内忧外患的灾难与屈辱中苦苦挣扎，也将在不屈的抗争中不断变法图强，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完成一次艰难转身。艰难时世中，偶尔也会给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带来转机。在繁义公十来岁时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庐山和鄱阳湖是太平军与清军、湘军的必争之地，而繁字辈的袁氏四兄弟反而因祸得福，他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日子里，竟然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因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抛下的一大笔银两。这笔财富到底有多少如今已不得而知，但足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而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不光是财富，还有这兄弟四人的仁义和智慧。一笔意外之财未让兄弟分家，反而把他们紧紧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此为资本，从世代农耕到半农半商，又到弃农经商，把一个大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兴旺。在苦心经营了近五十年后，到清光绪己丑年间（1889年），四兄弟从青竹畈举家迁居德安县城，盖起了德安城中首屈一指的一座大宅院，人称“西园袁氏”，那自明代以来一直寂寂无闻的青竹畈袁氏，从此便跻身于德安的名门望族之列了。
从农耕转为经商，不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的“耕读传家”，从来就非一般贫寒农家所能传续，倒是那些富裕的商贾人家更重视对子孙后辈的教育。到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时，一举高中晚清举人，如果不是废除了科举制，他下一步想要迈过的门槛就是进士及第了。不过，在戊戌变法之后，一个旧式读书人的观念也随之一变，从一个晚清举人一变而为清末宪政时期的维新人士。盛鉴公放下了“四书五经”，一度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会研习变法图强的新政。辛亥革命后，盛鉴公又经九江五邑同乡会公举，在民国初年做了两年“知事存记”，此职大约相当于县政府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而后，他又当选江西省议员，做过县高等小学的校长，而对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升迁，是被委任为文昌县县长。文昌为海南三大历史古邑之一，但在那个时代交通极为不便，盛鉴公从赣中出发，横渡琼州海峡，一到海南岛便如到了蛮荒之地，他既听不懂海南话，海南人也听不懂他带着浓重乡音的江西官话，这让一县之长难以施政，他那一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很快就变成了一纸辞呈，人未老，便还乡。从此，那一个长袍马褂的身影，便渐渐走进了岁月深处。这原本是一段可以省略的往事，而岁月往往又在无意间出现某种轮回，许多年后，袁隆平就是沿着他祖父走过的这条路，一路追逐着阳光走到天涯海角，续写了祖辈“造福一方”的梦想，把海南岛打造成了南繁育种的天堂。
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盛鉴公是一个维新派绅士，却也是一个新陈代谢时代的过渡人物，他很干脆地剪掉脑袋上的辫子，但一辈子也脱不下长袍马褂。这其实也是那一代读书人的缩影或宿命，一个封建帝国虽已土崩瓦解，但那压抑沉闷的社会还不可能一下子解体。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随着新鲜空气和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尤其是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五四运动更猛烈的冲刷之后，中国人的形象才真正开始重塑，到了他儿子袁兴烈这一代，才脱下了长袍马褂，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换上了以西服和中山装为代表的“文明新装”。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是一个生于帝国时代、成长于民国时代、在壮年岁月又迈进了共和国时代的人物。西园袁氏的一脉书香，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但和父亲那种从帝国走进民国的维新派绅士不同，他已全然成为由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人才。他一路顺遂地念完了小学、中学，考上了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最高学府，在院系设置上也是当时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从他留下的照片看，那已是一个儒雅而挺拔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穿着挺括的西装和白衬衫，看上去风度翩翩、英气逼人。而他那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嘴唇和一抹淡黑的髭须，还有那略显瘦削的身形和脸庞，让我竟有些似曾相识之感。当我和袁隆平先生面对面地访谈时，下意识地打量了他两眼，仿佛想从他脸上找到一种血脉与基因的验证。他的脸颊、眉眼、鼻子和嘴唇都长得跟父亲很相像，像神了，只是要比他父亲黑得多。
变换了的不仅是衣装，还有婚姻。这也让袁兴烈有幸摆脱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包办婚姻，走向了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在南京上大学期间，他就认识了一位叫华静的江苏女子，然后相恋结婚。华静，原名华国林，1902年生于扬子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南鱼米之乡镇江，那一方水土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美誉。她是一位大家闺秀，不幸的是父亲早逝，母亲许氏年纪轻轻便守寡，只得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回到了娘家。华静在镇江一所英国教会高中毕业后，一度在安徽芜湖教书，从她年轻时的照片看，她已一改旧式千金小姐遍身罗绮的形象，上穿浅色的高领衫，下穿黑色长裙，素净简约，舒适得体，那已是一个民国淑女的典型形象。她还有一个叫华秀林的妹妹，毕业于协和护士学校。袁隆平在协和医院降生时，他姨妈华秀林当时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能在协和医院降生，第一个就得感谢姨妈华秀林，还有亲手把他迎接到这世界上来的林巧稚大夫。
袁兴烈大学毕业后，也曾担任过德安县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从20世纪20年代至1938年一直供职于平汉铁路局，他是中文系的高才生，担任的是文书、秘书一类的工作，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成了他青壮年时代的人生中轴线。
当我在地图上追踪袁隆平在大学毕业前的那段生活足迹，与他父亲的足迹大致是重叠的，北平、江西德安、湖北汉口、湖南沅江、重庆、南京，这些是他居留时间较长的城镇，在中国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条是纵贯中国南北的中轴线，一条是横亘中国东西的长江。对那个消逝已久的时代，他并没有太多的怀旧情绪，如果一定要他去回忆，那将是一个让他重新体验那个不幸时代的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不过也有童趣和快乐，那才是他津津乐道的。
袁隆平降生后，在北平度过了一段还算安稳的岁月，最初他们家住在位于今天的民族文化宫一带的长安公寓，后来又搬到了东城金鱼胡同10号，也就是如今的王府饭店那一带，那是他人生最初的一段记忆空白，他还不可能记得自己幼儿时的事情，日后在他脑子里闪烁的一些记忆碎片，其实大多来自大人的讲述。
在他两岁时，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把这个依然处于记忆空白期的幼儿提前推进了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抵抗日寇入侵的十四年抗战从此开始，日寇在东北得手后，也愈加穷兵黩武，走上了必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条不归路。而在东北沦陷后，原本处于中国腹地的华北大地一变而为前线，在日寇步步紧逼的铁蹄声中颤抖。随着华北局势骤然吃紧，中国的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除了对整个中国虎视眈眈的日寇，大小军阀也在不断掀起一场场烽火狼烟的内战，把无辜百姓拖进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战争。国难当头，民生维艰。在袁隆平三岁到七岁的这几年里，袁隆平一直随父母在平汉铁路上南迁北徙，辗转奔波于北平、天津、江西赣州、江西德安、湖北汉口等地。在他漂泊流离的童年记忆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还算安宁的岁月片段——袁母还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在德安老家断断续续住过几年，这让一个在北平出生的孩子，有幸在故乡度过了一段充满了乡情与童趣的日子，一个原本只是名义上的故乡，从此与他的生命有了联系。
当我追踪袁隆平的足迹时，也翻检到了一些关于袁隆平身世的档案，发现一些档案也有错讹。譬如说，抗战胜利后，他父亲袁兴烈任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行政科长，在南京市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他们家的户籍档案，一家人居住在南京市梅园新村49号（保甲号是1区30保），袁隆平在1947年登记户口时为十八岁，出生于1929年7月9日，生年是对的，但日月又错了，应该是把农历登记为公历了。此外，在这份户籍档案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讹，袁隆平是长子，下面则有三个弟弟，分别是袁隆赣、袁隆德、袁隆湘。——事实上，袁隆平并非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中国的父母亲给孩子命名，一般都按辈分取名，而在命名时还要反复斟酌，大有深意，但对袁隆平这个名字其实没有必要过度诠释，他是隆字辈，在北平出生，这就是他名字的来历。他本人对此也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几兄弟的名字基本上是按辈分和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毛），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赣，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于1932年出生于德安老家，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是在湖南桃源出生的。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此外，他还提到，“我有个妹妹袁惠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
如果说辈分是他们名字中的定数，那么颠沛流离就是他们名字中的变数。
当袁母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回到德安袁家时，西园袁氏那个由繁字辈的四兄弟繁衍出来的一个大家族，早已在20世纪20年代分家，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又在德安城北门盖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宅院——颐园，这也是他辞官之后的颐养天年之园。袁母带着孩子就住在颐园里。在江西的这几年里，袁父依然在平汉路上奔波，而袁隆平的三弟、四弟也相继降生，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那时候袁隆平的祖父祖母都还健在，在二毛的记忆里，一个深沉而威严、让他充满了敬畏的形象出现了，“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坐着，老老实实地吃”。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在孙儿们面前还是一个拥有旧式大家长威仪的老太爷。孙儿们长大了一点后，祖父便开始教他们读书识字。老爷子手握戒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腰杆笔直，目光如炬。在老爷子面前，孙儿们都必须挺直腰杆，正襟危坐，绝不可趴着写字，歪着拿笔，否则，一戒尺就打过来了，叭——打得很响，却不是太痛。二毛在小哥俩中打小就是最淘气的，他属蛇，一条小龙，却跟个小猴精似的，那两只精光闪烁的眼睛，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而那小脑袋里又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时不时就蹦出一个大胆新颖的鬼点子，兴奋得让他一蹦三尺高。一个小板凳怎么能让他坐得住？这小子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又加之贪玩不用心，自然没少被祖父打过手心。像他这样一个孩子，注定不会遵循祖父的意志循规蹈矩地成长，但他并不叛逆，只是随心所欲，有些任性，有些调皮，有时甚至是大胆妄为，那是一个孩子无法掩饰的天性。
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物，他又特别有定力，譬如他对祖母那杆一吸就咕嘟咕嘟直冒泡的水烟袋充满了好奇，每次祖母抽烟时，他一双眼睛就亮亮地瞄着，只见祖母噘着嘴，把一杆烟袋吸得吞云吐雾，而祖母那样眉飞色舞，简直快活得跟神仙似的，不知那东西到底有多好抽，他一直想试试那滋味儿。一次，趁祖母放下烟杆，转身出去了，他赶紧飞奔过去，拿到嘴里猛吸了一口，他抽得很卖力，把鼻涕都吸溜一下抽出来了，一下被呛得咳嗽起来，一撒手，那水烟袋掉在地上，咕咚一声摔坏了。这还得了！祖母迈着一双小脚赶来了，又好气又好笑，拿起烟管来敲他的小脑瓜。自然，祖母也只是要吓唬吓唬这个坏小子。又哪怕是真打，在时隔多年的回忆中也会变得童趣盎然，反而把疼痛的感觉给忘了。
在德安老家，还有一个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细节，一段关于稻米的难忘记忆。那是二毛稍稍懂事的时候，父亲在奔忙中抽空回家，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天津小站米，一颗颗晶莹剔透如玉粒般，好看，又好吃。当几个孩子吃着香喷喷的蒸米饭时，父亲便有些得意地笑问他们：“你们觉得这大米饭好吃不好吃？”几个孩子都抢着说：“好吃，好吃，香得很！”要说呢，德安也是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可德安本地产的稻米还真是比这米差远了。而袁父带来的大米，可不是一般的大米，原来是给皇帝吃的贡米呢！他还美滋滋地给孩子们念了两句诗：“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
关于故乡和童年的一段生活，很快沦为了纯粹的记忆，连曾经的证据也很快就丧失了。1936年8月，袁兴烈把妻儿从德安老家接到了汉口，而二毛这次告别德安老家，其实也是他对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的告别，一别之后，就再也回不到那载满了他童年记忆的老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座颐园连同袁家在德安多年积累下来的家产，在接踵而至的战火中毁于一旦，那是连废墟和灰烬也没有留下的毁灭，而二毛在颐园度过的一段纯真而又充满了童趣的岁月，也就成为他一生中唯一与故乡有关的记忆。
汉口时间
汉口，是袁隆平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坐标，一座鲜活而水灵的城池，给童年的袁隆平注入了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的生命记忆。尽管他在汉口只度过了两年短暂的岁月，但此时正值一个懵懂童年逐渐觉醒的时间，在这里发生的几个细节，对他的未来都有意义。
当年，平汉铁路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局管理，袁兴烈供职的南局总部就设在汉口。此时的二毛已年满七岁，该上小学了，而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汉口扶轮小学。民国时代，在全国铁路沿线的重镇都开办了扶轮小学或扶轮中学，相当于后来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这也是当时铁路教育的一大特色。此举既保证了流动性很大的铁路员工子弟随时都可就近入学，又可从小培养他们对铁路的归属感，造就大批后继人才。对于二毛，从无拘无束的童年迈进学生时代，也可说是他迈开了人生的第二个脚印，一个早已取好了的名字，从此正式注册——袁隆平。
袁家迁居汉口时，中日战争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中国还在一再忍让，但日本早已剑拔弩张。不过在战争爆发之前，从他们一家人摄于1935年至1936年间的一张合影看，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生活看上去还不错。这张照片以“青分豫楚，襟扼三江”的信阳商城鸡公山为背景，而近景则是被阳光照亮的一家人和一棵小树，穿着白衬衫的父母亲含笑站在三个虎头虎脑、一律剪着小平头的儿子背后，从左到右依次为老四隆德、老大隆津和老二隆平。呃，还有一个老三隆赣呢？他从小就过继给伯父了。——袁隆平先生端详着这张看上去还十分清晰的老照片，想起了一段已不那么清晰的回忆：“这是我们一家人到河南商城鸡公山休假避暑时的合影……当时我的年龄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样子，我们三兄弟在美妙的山水间游玩，心里十分高兴。后来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大好的河山遭受践踏蹂躏，百姓因此失去平安宁静的生活，激起了我无比的痛恨……”
而在袁母看来，这座城池和她的故乡镇江十分相似。汉口是汉江汇入长江之口，既是平汉铁路的终点，也是粤汉铁路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之间隔着一条在当时还难以逾越的大江，若连接起来，也就是如今的京广线。一座江汉交汇点上的城池，如同一座水做的城市，当一条长江从三峡、洞庭湖奔涌而下，在汉口遭遇了她最长的支流汉江，四周皆是密如繁星的水乡和一圈一圈蓝得发亮的湖泊。每天清晨，那些水乡姑娘就会荡着双桨，挽着花篮，到城里来叫卖那些鲜嫩的还带着露珠的花花草草，这些乡下妹子一个个鲜活而水灵，跟水妖似的。袁母自幼在江南水乡的花丛中长大，爱煞了这些鲜花，而插花又是民国时代女子学校的必修礼仪课。那时还很年轻的袁母，每次从码头上或拐弯抹角的小街上回家，手里不是捧着买来的鲜花，就是她信手采来的野花野草，然后插在花瓶里，摆在阳台上，阳光，鲜花，还有一个年轻母亲洋溢着阳光、绽放如鲜花的笑容，哪怕在袁隆平年深月久后的回忆中，依然记忆犹新。
一家人能够活下来，在战争的巨大阴霾之下还能活得有滋有味，全靠袁父那根顶梁柱在苦苦支撑。二毛虽说顽皮，但很懂事，每次看见为养活一家人而几乎耗尽了精力的父亲，带着微笑，带着他挣来的吃的喝的回到家里，二毛都能从父亲的微笑里感觉到那骨子里的一股韧劲。这股韧劲似乎也是遗传在他血脉中的基因。一个不堪重负的父亲，想要以微笑的方式来化解自己的沉重。然而真正能让这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的还是母亲。那位一天到晚系着围裙、戴着袖套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不但讲得一口流利的、字正腔圆的英语，还时常忙里偷闲地捧起一本尼采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在这样一位母亲身上，有不同于父亲的另一种坚韧，在她的笑靥里洋溢着一种举重若轻的乐观，还有一种源自天性与知性的豁达，像她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一样豁亮。二毛从小就在母亲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吸引，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与魅力，还有她在不经意间营造的一种优雅别致的生活。这一切，都不知不觉地融入了二毛的生命里。如果在生命密码中真有某种天意的存在，他能拥有这样一个母亲也许是天意吧。
一个母亲培育孩子的方式，也如同培育一粒粒种子，润物细无声。袁隆平兄弟五个，后来出了四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首先应该感恩这样一位言传身教的母亲，一位循循善诱的启蒙老师。这里还有一个令人倍感惊讶的细节：二毛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他念尼采的书了。尼采，这个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的哲学家，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他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也许让一个孩童感到高深莫测，但他还说过不少通俗易懂的又很励志的名言，如他说过：“人类唯有生长在爱中，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如他发问：“凡具有生命者，都不断地在超越自己。而人类，你们又做了什么？”这些话，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也许还似懂非懂，却提及、触及了他一生追求的关键词：爱、创造、超越。诚然，一个哲人的影响是间接的，最直接的还是母亲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
袁隆平先生每次讲起母亲，仿佛重返童年岁月，重新经历着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此时，他一往情深的讲述，仿佛变成了画外音：“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This is a book．How are you……后来上学，我的英语从来不复习就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在孩子们纯真无邪的童年，如何让他们去理喻那些难以理喻的世道人心，还有繁复莫测的人生？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那些妙趣横生的故事、童话和寓言，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以超越年龄界限的启迪。这也是袁母常用的方式。汉口的夏天如火炉般闷热，每天入夜，一家人吃过晚饭，孩子们做完功课，就搬个小板凳围着母亲，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底下乘凉。一轮悬挂在树巅的明月和那银色的月光，注定会成为夜色的一部分，随着静谧的月光与幽静的树影，那燥热之感渐渐化作清凉。孩子们每晚的静夜功课，就是听母亲讲述那些古老的中国故事，还有遥远异国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野天鹅》《拇指姑娘》《皇帝的新装》……这些充满了人生哲理的故事和童话，让孩子们提前看到了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苦难，也看穿了那些权势者或虚伪或愚蠢的把戏。不知不觉间，他们就在母亲的故事里懂得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让二毛特别着迷的是一个关于狐狸的寓言。一只圆滚滚的狐狸想要钻过墙洞去吃院子里的葡萄，可那个墙洞太狭小了，它左试右试怎么也钻不过去。可这胖狐狸还挺聪明的，它先在洞子外饿了七天，等到身体瘦下来了，嗖地一下就钻进了院子。一只贪婪又饥饿的狐狸一下有了那么多好吃的葡萄，还能不狼吞虎咽？结果坏了，又把肚子吃撑了，那身体又变得圆滚滚的了，想钻出墙洞又钻不出来了。它只得躲藏在院子里又饿了七天，等到身体瘦下来了，才钻了出来。这只又聪明又愚蠢的狐狸，让孩子们笑成一团乐不可支，二毛更是笑得人仰马翻。等孩子们笑够了，母亲便笑着问他们：“你们说这只狐狸是聪明呢还是愚蠢呢？”几个小家伙抱着小脑瓜想，你说它蠢呢又怪聪明的，它遇到了过不去的困难很会想办法；你说它聪明呢又挺蠢的，它在院墙里里外外地折腾了一圈，那葡萄也吃着了，但一只狐狸从胖到瘦，从瘦到胖，依旧是原来那只狐狸。母亲一边听着孩子们的回答，一边微笑着点头，但她从不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让他们往多方面去想。二毛就这样反反复复想过，一方面呢，这只狐狸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吃葡萄！它很聪明，想尽了办法，也达到了目的，吃到了葡萄。从另一方面想呢，这只狐狸又真是挺蠢的，其实不是蠢，而是它太贪心了，如果它不吃那么多葡萄，适可而止，就不会把自己吃撑了，也就用不着把自己饿瘦了再钻出来。所以啊，一个人不能没有目标，但也不能太贪心，否则就算你再聪明、再用心，在费尽了心机达到了目的后，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什么也没有得到。
二毛是个猴子屁股，哪怕是听母亲讲故事，在小板凳上也坐不住，听着听着就走神儿了，忽然一下就蹦起来，穿个小背心、小裤衩，一溜烟儿就跑得不见了踪影。天上流星，地上萤火，在暗影重重中闪烁着微光。那微弱的、闪烁不定的萤火，在一个孩子眼里，仿佛从天外飞来的神秘之光，在晚风中仿佛随着神秘的音乐摇曳荡漾，他开始追逐、捕捉，装在玻璃瓶里入迷地看着。它们在玻璃瓶子里不停地飞舞，每一只萤火虫依然释放出小小的光芒，但这微弱的光芒不能释放它们。这让一个心中充满了慈悲的母亲看了心疼不忍，又给他讲起了萤火虫的故事。一个是东晋人车胤小时候的故事，这个穷人家的孩子白天帮大人干活，只有夜晚才能捧书苦读，可由于家里穷得没钱买蜡烛，他就捉了十几只萤火虫，装在一只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像灯笼一样挂在案头，每天借着萤光读书，后来这人有了大出息。还有一个是少年赵匡胤的故事，他从一个盗窟中解救出了一个叫京娘的少女，两人结为了兄妹，赵匡胤护送京娘回家，一路上扶着骑在马上的京娘，他则一直牵马步行，千里迢迢，终于把京娘送到了家里。但京娘命太苦了，没过多久还是在战乱中死去了。后来，赵匡胤当上了大将军，在一次夜战中迷失了方向，只听身后传来一片敌军的追杀声。危急时刻，一只萤火虫忽然飞来，相传那是死去的京娘为了给赵匡胤报恩，特意化作萤火虫来给他引路。——这两个小故事，一个励志，一个感恩，至于那些装在玻璃瓶里的萤火虫怎么办，母亲却并不吱声，让二毛自己去琢磨。
这样一个母亲，她讲的是一般的故事，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讲法，这些故事天底下的人都在讲，直到今天仍然是高度趋同化，一个单一的标准答案早已预设好了，只等着孩子往里边钻，钻不进来还要拉进来，就像拉进一个早已预设的圈套。而袁母最可贵的就是从不给孩子一个标准答案，从不把繁复的人生和微妙莫测的人性变成一个简单的哲理，她给孩子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在多种可能性中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让她讲述的故事总是充满了创造性和寓意无穷的延伸。
而对一个在未来岁月将被誉为“当代神农”的杂交水稻之父，在汉口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那也是他对炎帝神农氏的第一次记忆。距汉口不远有一个神农洞，相传是神农的诞生地，演绎出了许多属于农人和粮食的节日和风俗。每当春种秋收之际，农人们便从各个村子里纷至沓来，拜祭神农，春天捧来的是祈求五谷丰登的种子，秋天带来的则是他们刚打下来的新鲜稻谷。袁母不是农人，但深知稼穑之艰辛。1936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她带着孩子们去拜谒神农洞。在扑鼻的稻香里，二毛觉得那个脚下摆满了稻子的神农依然活着，一双大脚仿佛还踩在稻田里。忽然，他那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一个问题：神农为什么这般受人尊敬呢？这也是一个母亲带孩子们来拜谒神农的目的。
随着母亲娓娓的讲述，二毛眼里呈现出那远古岁月的一幕——在那荒芜而又蓬勃的旷野上，大地上的一切都在疯长，一个农人的身影在浑浑噩噩中慢慢浮现，越来越清晰。
好地方啊——土地啊——！他一边深情而不知疲倦地呼唤，一边俯下身躯，用双手抠出荒草下的泥土。他捧着那黑油油的土地，仰望苍天，喊出了他的第一个心愿：上苍啊，给我种子！——在他的呼唤中，一只火红色的神鸟缓慢地飞过天空，嘴里衔了一株九穗的稻穗，穗上的谷粒一粒粒坠落在地上。他弯腰把种子捡拾起来，散播在田间。
上苍啊，给我灌溉！——在他的呼唤中，大地上涌现出九眼泉井，井中的水脉彼此相连，他从一眼井中汲水，其他的八眼井水也会一起波动。
上苍啊，赐我阳光！在他的呼唤中，云开日出，太阳立刻便发出金黄的光芒，那浑浑噩噩的天地间一片灿烂，一个被阳光照亮了的农人充满了生命的威严，金黄的阳光，照耀着金黄的稻田，天地间渐渐弥漫出成熟的味道……
袁母的讲述，可以追溯到一个出自《逸周书》的神话——“天雨粟”，说起来很神奇，其实也入情入理，成熟的谷子被旷野之风一阵阵刮起，又纷纷洒落下来，这就是天雨粟啊！而那只衔来稻穗的神鸟，其实也和别的鸟儿一样，这些长了翅膀的生命，可以把种子传播到天地间的每一个地方，凡有土地的地方，一粒种子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神农还有更神奇的地方，为了耕耘大地，他变成了牛头人身。二毛仿佛看见那个牛头人身的神农，把一个硕大的脑袋深深埋向大地，为了耕耘，他绷紧了脊梁，从嘴里喷吐出大口大口的热气，每一个毛孔里都热汗淋漓。其实这也是一幅远古人类的农耕图，拖着犁铧走在前头的是牛，而扶犁走在牛后的是人，若是不经意地看上去，人和牛恰好构成了一个重叠的影像，一个牛头人身的神农形象便逼真地出现了！
神农不仅是五谷之神，也是医药之祖。在那原始洪荒的岁月，荒芜连天，百草莫辨。在神农到来之前人们还分辨不清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神农是上古传说中第一个遍尝百草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他还发明了一条赭红色的神鞭，“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一说这条神鞭可以把五谷百草都赶到大地一边，然后神农挨个地尝，选出了人们可以吃的五谷杂粮；一说一经鞭打，那些草药是有毒无毒、是甘是苦，或寒或热，那药性便一下显露了出来。他是神，一生下来就是个透明肚子，从外面就能看见他的五脏六腑，如果他不幸尝到了有毒的草药，一看就知道中毒在哪一部分，并能及时找到解药；但他又是人，为了给人类找到安全的食物和救命的良药，他尝到一种致命的断肠草，肠子断了，无药可救，他死了，死于中毒……
一个神话讲到这里，一个孩子透明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仿佛看见了一个断肠人透明的肚子，透明的胸腔与肺腑，眼里渐渐涌出了晶亮的泪水。二毛没想到，一个为老百姓而生，又为老百姓而死的神农，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和痛苦，最终的命运又是这么悲惨，那一刻他突然想要跪下。
一个懵懂童年，在一个古老的神话中隐隐获得了某种神示，而在他的记忆中，还有一个确立了他心志方向的细节，这也是来自袁隆平先生晚年的一段回忆：“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
如果说炎帝神农氏的故事以古老农耕文明的方式给袁隆平带来了某种神示，这个如同天堂般美妙的园艺场，则是现代农业文明给袁隆平带来的憧憬。但要说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此就确立了他未来的方向，从此就与一粒种子结下了宿命般的不解之缘，最终创造了那个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稻作神话，此时还是一个为时过早的预言，只能说是一颗宿命的种子绽出的一点儿小小的萌芽吧。
就在袁隆平“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时，日寇掀起的战火一直在疯狂延烧。1937年底，随着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大部分军政机关迁往华中第一重镇武汉，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扼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的衔接点，更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势必成为日军沿长江长驱直入的又一个核心战略目标。
袁隆平对战争的记忆始于1938年，元旦刚过，正在教室里上课的二毛就听见了飞机的轰鸣声和爆炸声。那是1月4日，日机对武汉发起了首轮空袭，一座江城狼烟四起，飞机带着恐怖的尖啸与令人胆寒的光芒向人间俯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日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灾难也越来越惨烈。据时人记载：“但见死伤平民断头析（折）颈，血肉横飞；被毁房屋，皆一片瓦砾，情形甚为惨酷……”日寇的轰炸目标不只是中国的军事设施，他们把炸弹、燃烧弹掷向了一座座校园，华中大学的三座教学楼化为了废墟，课桌上、黑板上血迹斑斑，那些翻开的书本上是飞溅的碎骨和骨髓，一支支被炸断的钢笔上还挂着血丝。此时的汉口，已变成了一座战争的炼狱。而在此前，一个孩子还有着天堂般的憧憬，此后的二毛和一家人则是在炼狱中度过的。在天堂与炼狱之间，一个孩子提前感受到生与死的两个极端。但二毛也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那是中国人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顽强和处变不惊的镇定，哪怕民房与店铺被炸成了一片火海，别的店铺依然在开门营业，大中小学也照常上课，袁隆平也一直没有中断学业。那些日军重点轰炸的工业基地、交通枢纽，哪怕在短时间内陷入瘫痪，很快就会被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恢复，重新运转起来。
在二毛的记忆中，那段时间父亲总是早出晚归，而每次回家都像刚从战场上归来，脸如焦炭，一双深陷的眼睛干涩发红，仿佛还燃烧着刚烈的火焰。父亲很少给家人讲他那些危险的经历，袁隆平后来才知道，父亲每天都在铁路上为抗战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而奔忙，而铁路是日寇轰炸的重点，父亲时时刻刻都冒着生命危险。一个铁路员工薪水不高，但他倾其所能，与福裕钢铁厂厂长陈子善两人筹资，打造了五百把特制的大刀，捐献给西北军抗日名将孙连仲麾下（第二集团军）的大刀队。在武汉会战爆发之前的台儿庄血战中，孙连仲将军率部据守南关一隅，面对日军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发起的一轮轮猛攻，孙连仲一直率处于劣势的兵力坚守在河边阵地上，就是在此战中，他说出了一个军人充满了血性的誓言，也是名言，他命令其手下将领：“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西北军装备简陋，武器低劣，但在短兵相接的近战时，其大刀发挥了极大的杀伤力。他们独创的“无极刀”刀法专往鬼子的脖子上砍，令日军闻风丧胆，日军不得不给每个士兵装备了一个铁围脖，但厚重的铁围脖大大削弱了鬼子的战斗灵活性，其伤亡更加惨重，而孙连仲部最终以必死之决心、惨重之代价将日军击退。
袁兴烈捐献的大刀，也让他和一位爱国名将有了一段交集的机缘，他因此而得到了孙连仲的器重，在逃离汉口，抵达重庆后，被委任为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上校秘书。
历史的巨轮之下，个体生命是卑微的，个人的命运是渺小的。当武汉会战进入7、8月份，日机轰炸的频率、规模及酷烈程度都达到顶点，蜂拥而至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此时，一座华中重镇已到了沦陷前的最后时刻，政府开始提前疏散转移难民，袁兴烈又带着一家人在难民潮的裹挟下踏上了逃亡之旅。那年，袁兴烈三十三岁，在平汉铁路这条南北中轴线上已供职十余年，而这次逃难，也让这位铁路人从此偏离了他的人生中轴线，而那年正是袁母三十六岁的本命年，她已身怀六甲，只能挺着大肚子逃难了。
一个生命即将降生，一家人却奔波在生死路上。
另一种血脉或基因
对于当时的逃难者，陪都重庆几乎是唯一的方向。
从汉口抵达重庆有两条路，一条是“北通巫峡”，一路溯江而上，要穿过“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荆江段，还要穿过“重峦叠嶂，隐天蔽日”的三峡，且不说当时的荆江和三峡有多么凶险，这一条线路既是当时军政机关从华中撤退到大西南的主要路线，也是日机重点轰炸的战略目标，几乎是与炸弹结伴而行；还有一条是“南极潇湘”，先逆长江而上，在长江和洞庭湖的交汇口岳阳城陵矶进入洞庭湖，在漂过洞庭、抵达湖南桃源后，再转向素有“湘西门户”之称的沅陵（今属湖南省怀化市），然后穿越中国的盲肠——湘西，抵达重庆。
袁兴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走这条道的人相对较少，也相对安全一些。然而，当一条雇来的小木船一路风雨飘摇进了洞庭湖，他才发现这也是波险浪恶的一条路。一条小木船载着一家人，四个粗壮的船夫赤裸着黝黑的膀子，轮番摇着船桨逆水而上，昼夜不息。他们都水性极好也熟谙水性但还是难以驾驭一条颠簸在风浪中的木船。二毛眼睁睁地看见，他们刚把船往前摇一步，一个浊浪打过来，一条船又猛地退出了好远。从汉口到桃源，换了现在，最多也就一天一夜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二十多天。谢天谢地，这船没翻，也没有遭遇日机轰炸，一家人总算全须全尾地上岸了。就在二毛将要登岸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他被顽皮的四弟隆德从船上推下了水。那时他还没学会游泳，一下就被卷进了旋涡里，幸亏一个船工水性好，眼疾手快，扑通一声跳进旋涡把二毛救了起来。二毛呛了几口水，但很快就回过神来了。按说，从此他该长记性了，知道水的厉害了，但恰恰相反，这次差点要了他小命的经历，却让他从此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学会游泳。——据袁隆平先生晚年回忆，他一辈子酷爱游泳，就是从一种求生的本能开始。从那以后，他就在心里发誓，他要像船工一样练出一身好水性，无论掉进了怎样的旋涡和激流，他都能游出来，还能救起那些不幸落水的人。
桃源，人道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这儿也不是世外桃源，就在他们抵达桃源的第二天中午，一家人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一枚枚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呼啦啦倾泻而下。二毛和一家人躲在一座石拱桥下才侥幸逃生，但见桥外的弹片、泥土、砖瓦和被炸裂了的树木四下飞溅。二毛的一双大眼圆睁着，两只眼珠子发出一阵一阵红光，那是瞳仁里的火苗子在燃烧。当遮天蔽日的浓烟渐渐散尽时，一座青砖黑瓦的古城已在烈火浓烟中化为一片瓦砾，废墟下还有人类用撕裂嗓门的声音发出的呼号和惨叫。一个孕妇在逃奔中流产了，她已经拼尽了自己的性命，躺在血泊中，那是一个母亲的血，也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降生的婴儿的血。这血与火中的悲惨情景，让另一个怀孕的母亲的呼吸声忽然压得很沉、很低，一股悲戚之情化作泪水，从她的眼里夺眶而出……
无论怎样颠沛流离，父母亲都决不会耽误孩子们上学念书。从1938年8月到1939年1月，二毛在毗邻桃源的澧县弘毅小学上了半年学。而在这年10月底，袁家的第五个儿子隆湘降生了，他们逃难的方向又一次改变了。按预定路线，他们原本打算孩子出生后，坐船从沅江逃往湘西沅陵，但孩子降生后已是枯水期，他们的船行至一个叫牛屎坳的地方，就搁浅了。而此时，关于湘西匪患的消息也接连传来，那些剽悍的湘西土匪，让很多逃难者望而却步。袁兴烈在踌躇之中，决定还是乘船去重庆，这就必须再过一次洞庭湖，从桃源折回岳阳城陵矶入江，经湖北宜昌穿过三峡到重庆。
一条船，一家人，漂洞庭，过荆江，当他们经过几近一个月的波折，抵达“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宜昌，已是1939年2月。这年的农历除夕是公历2月18日，一家人是在船上度过的。一阵阵狂风掀起的恶浪猛烈地冲撞着停在江边的小木船，袁母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望着眼前几个又冷又饿地瑟缩在船舱里的孩子，她内心不知有多少悲苦辛酸，脸上却依然带着慈爱的微笑。几个饥饿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那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在他们眼里，父亲是那样不可思议，仿佛会变魔法似的，眨眼间就能给他们变出吃的喝的。此时，当一家人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绝境时，父亲就是唯一的指望。在时隔多年之后，一个疲惫不堪又特别坚忍的形象还在二毛幼年的记忆里反复闪现——父亲把手撑在腰上，从低矮的船舱里吃力地支起身子，他支撑着的是一家人的性命。
岁月辗转但从未蹉跎，乱纷纷的世道里仿佛也有一种预定的秩序，一切都将按部就班地发生，袁隆平还将继续上学。据《袁隆平口述自传》附录的年表记载：“1939年8月至1942年7月，袁隆平在重庆龙门浩中心小学学习。”但一家人是何时抵达重庆的，一路上又有着怎样历尽奇险的经历，早已沦为岁月与记忆中的一片空白。不过，透过袁隆平先生的一段回忆，大致也可以猜测到一家人抵达重庆的时间。“一到重庆不久，就经历了‘五三’‘五四’的大轰炸。”当我翻检到当年的历史档案，那模糊的日子一下变得清晰了，那是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对重庆进行了连续两天的大规模轰炸，投下了大量比高爆炸弹更具毁灭性的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区在两天内化为一片火海，当场炸死了近四千人，两千多人受伤，二十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中心城区一直到嘉陵江畔，街道两边的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那一条条繁华热闹的大街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弹坑，残砖断瓦间堆满了残缺不全的尸体，很多尸体通体枯黑如同木炭，在一个被烧成了焦炭的女尸身边，躺着一个尚未成形的婴儿，在一位死去的母亲怀里，她的孩子还在吮着她的乳头。那些没有被炸死和烧死的人，却比那些死难者更痛不欲生。一个被炸断了双腿的“扁担”（脚夫），抱着妻子的尸体绝望地哭喊：“你走了，我这没了腿的瘫子还怎么活啊？你生下的那一堆崽子我拿什么养活啊！”
别说可怜的人类，连那些庙宇里的菩萨、大佛和各路神仙都被炸成粉末。
这年，二毛快满十岁了，这是一座山城给他留下的最悲惨的记忆。但这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为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从1938年至1944年，日军共出动飞机九千多架次，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无差别轰炸，其残暴程度绝不亚于南京大屠杀。那时重庆还没有电声防空警报，一旦日机来袭，一座山城就会在各个制高点上升起一个个红灯笼，那充满了喜庆色彩的红灯笼也就成了市民逃命的信号。而遭受日机轰炸最烈的重庆市民，有时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每次跑警报，袁母就抱着襁褓里的孩子，袁父则张开手臂保护着一家大小，在滚滚人流的裹挟下往防空洞里钻。那是他们唯一的避难所，却像坟墓一样压抑、憋闷，孩童绝望的哭泣，刺鼻的呕吐物，一双双眼睛里发出的光亮是那样阴森、悲惨而凄凉。在二毛的记忆里，连一向沉着而坚强的父亲也曾发出悲怆、绝望的叹息：“今天全家人还躲在一起，不知明天将怎样。”
后来，袁隆平先生每每想起此事，“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教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在袁隆平儿时的照片中，有一张在战时首都重庆留下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和哥哥隆津当时都加入了童子军，头戴无檐军帽，腰间紧扎皮带，那是夏式军服，小哥俩都穿着高过膝头的短裤，穿着长筒袜，看上去都挺瘦，但精神气儿十足。这也是我所见的袁隆平的唯一一张戎装照。其时，他们的父亲袁兴烈已在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供职，家住南岸。南岸区是重庆的主城区和中央商务区，袁隆平还记得家里的门牌为周家湾狮子口龙门浩二十七号，他和四弟隆德在1939年下学期便就近入学，进了龙门浩中心小学。但二毛毕竟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都无法压抑他的天性，没有什么能拘束那颗小小的心，无论走到哪里，他身上都有一股率性而为的野气。那绝非一个好玩的年代，却偏生有这样一个好玩的孩子。由于他三弟隆赣从小过继给伯父了，四弟隆德便成了和他形影不离的跟屁虫，他时常带着隆德去街上看小人书，一看就把啥都忘记了，好几次都是被母亲揪着耳朵抓回来的。
看看小人书还没什么，二毛还有一个危险的爱好——玩水游泳。这其实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但对于二毛来说，除了天性，还有他此前在桃源的誓言，那甚至可以说是他和江河达成的一个生命契约。而重庆既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江城或水城，而嘉陵江就是二毛眼皮底下的一条江，从家里到学校，每天上学、放学，那条弯弯曲曲的河街，那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和贝壳，那河上的渔船和渔船上沐着细雨的鹭鸶，在一个孩子如鸟儿般圆圆的眼睛里，永远都怀着某种神奇的诱惑。趁着大人不注意，二毛时不时就会一个猛子扎进那江水里。——后来，只要说到抗战时期在重庆的那段生活，袁隆平先生就会风趣地操着一口重庆话：“日本人的飞机飞得很低，机上的飞行员我都看得很清楚。我是艺高人胆大，看见日机丢炸弹，就一猛子扎进水里躲起来……”
有时候正上着课就拉警报了，师生们马上就要停止上课躲进防空洞里。在那如墓穴般憋闷得喘不过气来的防空洞里，你只能咬着牙闭上眼睛死劲忍耐，那感觉真是难受死了。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感觉，甚至是一种集体死亡体验。1941年6月5日晚上九点左右，日军飞机分三批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轮番轰炸，数万市民拥挤在十八梯大隧道里，在长时间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一直紧锁栅门，导致上万避难民众窒息而死或在推挤践踏中死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这是继南京大屠杀之后，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并称的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之一。一个孩子在这样的防空洞里怎么受得了？他觉得防空洞比死还恐怖。好几次跑警报时，二毛眼看着别的学生没命似的往防空洞里跑，他却一把拉上弟弟隆德，撒丫子就往嘉陵江边跑。而他又是个贪玩的野小子，还时常逃课到嘉陵江去撒野。但小哥俩逃离了课堂，却逃不过父亲的眼睛。他们家的房子临江而筑，父亲正举着一架军用望远镜，站在窗前远远地瞄着他们呢。“这个兔崽子，他又想跑到哪儿去！竟然还拉上弟弟，又是去玩水，不要命啦！”在一个父亲眼里，河流是危险的，在二毛眼里，父亲是危险的。他虽说看不见父亲，但也知道这很危险，一旦被父亲发现了，肯定逃不过一顿打。不过，他的鬼点子很多，譬如说，他每次下河游泳，都要拉上弟弟，就是他想出来的一个鬼点子：两个人一起犯错误，如果挨打，那也是两个人一起挨打，各打五十大板，会打得轻一点。但结果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那天，小哥俩还没来得及跳下水，就被像飞毛腿一样跑来的父亲在背后来了个突袭，一只手拎着一个，像拎鸭子似的。而那个结果已经注定，二毛被父亲“打了一餐饱的”。——袁隆平先生讲起这事，忍不住得意地大笑。
几乎对于所有的孩子，父亲都是一个严厉的代名词。
同温存而慈祥的母亲相比，父亲给袁隆平的未来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始终显示着自己坚忍不拔的人格力量；一方面，袁兴烈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在教育孩子上有自己严格的规矩，而像二毛这样屡屡犯错的孩子，也就难免屡屡受到处罚，挨打，下跪，还有惩罚性的背书写字，而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不准吃饭”。当一个父亲处罚孩子时，一个母亲纵有菩萨心肠，也从不出来为孩子们说情，对于二毛这种太顽皮的孩子，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不能没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来管教，她再心疼，也只是躲在房间内默默垂泪。直到做父亲的出门办事去了，做母亲的才会悄悄走过来，她煮好了二毛爱吃的荷包蛋，一边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吃着，一边柔声细语地给他讲一些他能听得懂的道理，那嘉陵江有多危险，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宝贵，如今人们活着又多不容易，不说鬼子每天都在轰炸，就是能吃上一口饭也难啊，人啊，活的就是一口饭！
对于一个孩子，最厉害的惩罚就是不准吃饭，而能够香喷喷地吃上一顿饭就是最好的补偿。这也是袁隆平对饥饿与温饱的童年体验。那时他们一大家子人，全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勉强才能维持温饱。应该说，除了父亲的惩罚式挨饿，他还没有饿过肚子。但饥饿和死亡对于他也是近在咫尺的现实。自古以来，饥荒与战乱就是结伴而生，在战乱与饥荒的时代，人命是最贱的东西。在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中，除了直接死于炮火的死难者，还不知有多少饿死者。战争让大片田地抛荒，让无数农人逃离了他们的田园，又加之交通运输线遭受日寇的轰炸，势必会导致粮食短缺、粮价飞涨，一座山城，每天都有汹涌而至的难民、饥民，哀鸿遍野，饿殍枕藉。在二毛的记忆里，有一天母亲拉着他的手穿过混乱的人流，满街都是饥民浮肿的脸孔，嘴巴就像一个个黑洞。转入一条小街，几个瘦得皮包骨的耍猴人牵着一只瘦小的猴子，人与猴都在打躬作揖，哀求路人赏口饭吃。袁母上街买了点油盐米菜，口袋里只剩下了两角小钱，她赶紧掏出来递给了耍猴的老人。二毛看着母亲那想要救助穷人又无能为力的悲哀神情，忽然又想起了那个牛首人身的神农，那个“天雨粟”的神话，这让一个孩子蓦地产生了异想天开的幻想，若天上落下的不是日本鬼子的炮弹，而是纷纷扬扬的谷子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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