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善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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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试读：
总序
一千多年前，维京海盗抢掠的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南临红海，西到北美，东至巴格达，所到之处无不让人闻风丧胆，所经之地无不血流成河。这个在欧洲大陆肆虐整整三个世纪的悍匪民族却在公元1100年偃旗息鼓，过起了恬然安定的和平生活。个中缘由一直为后人猜测、追寻，对历史的敬畏与求索从未间歇。2007年，维京一个山洞出土大笔财富，其中有当时俄罗斯、伊拉克、伊朗、印度、埃及等国的多种货币，
货币发行时间相差半年。“维京之谜”似因这考古圈的重大发现而略窥一斑——他们的财富经营方式改变了，由掠夺走向交换；他们学会了市场，学会了贸易，学会了资金的融通与衍生——而资金的融通与衍生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文明。
投资，并非现代社会的属性；借贷早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古代奴隶社会帝国的建立时期便已出现。从十字军东征到维京海盗从良，从宋代的交子到曾以高利贷为生的犹太人，从郁金香泡沫带给荷兰的痛殇到南海泡沫树立之英国政府的诚信丰碑，历史撰写着金融发展的巨篇。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资金的融通与衍生逐渐成为一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的重要线索。这些事件背后的规律与启示、经验与教训值得孜孜探究与不辍研习，为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发展提供历久弥新的助力。
所幸更有一批乐于思考、心怀热忱的求知之士勤力于经济、金融、投资、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于经典理论，心怀敬畏，不惧求索；于实践探索，尊重规律，图求创新。此思索不停的精神、实践不息的勇气当为勉励，实践与思索的成果更应为有识之士批判借鉴、互勉共享。
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中国建投研究丛书》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事在瞻顾历史与瞻望未来的进程中，深入地体察和研究市场发展及经济、金融之本性、趋向和后果，结合自己的职业活动，精制而成。丛书企望提供对现代经济管理与金融投资多角度的认知、借鉴与参考。如果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进而收获思想的启迪，即是编者的荣幸。
是为序。张睦伦2012年8月
编辑说明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投）为推动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促进相关领域学术交流，编辑出版《中国建投研究丛书》。每年出版一辑，每辑若干卷。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各界读者提供参考。《丛书》收辑中国建投本部及所属企业研究者的研究报告、学术专著和论文集等，内容涉及经济、金融、投资、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包括投资实例、公司治理、集团管控、企业文化、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等，也包括对宏观经济、金融、行业、产业、法律、社会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国内外社会科学热点问题的研究。
本研究丛书仅代表作者本人或研究团队的观点，文责自负。文中若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欧美消费—中国制造”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国际产业链结构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同时，国内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调结构、促转型已成为政府的重大使命。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应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努力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两个领域进行调结构和促转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财富增长与民生需求的均衡协调，国内市场需求扩大与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紧密结合，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构建起“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均衡发展、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协调、平稳、可持续发展。
一 从过度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向以消费为主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的方式转变
在长期的发展中，政府逐渐形成了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我国存在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据有关统计，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直到2010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才有所攀升，全年消费对于GDP拉动达到5.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55.4%，本世纪以来首次超过投资的贡献率。但这种增长和我国政府出台的刺激消费政策，特别是家电、汽车、摩托车、农机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的刺激紧密相关。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85年的53%降至2008年的35.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率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双下降的趋势。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能引导投资方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力量。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形成以消费为主力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通过畅通投融资渠道，加大财税扶持，健全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合作机制等方式激活民间投资。要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群体，彻底改变消费“短板”。
二 从过度依赖“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向出口和进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发展方式转变“资金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虽然在我国经济起飞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导致我国对外依存度持续攀高。据测算，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徘徊在30%～40%，2000年达到43.9%，2007年达到66.2%，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分别为59.2%和44.8%。因此，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要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积极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转变。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外贸增长质量和效益。积极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和新兴市场，减轻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实施贸易再平衡战略。通过加强海外投资立法、财税扶持、金融支持等举措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
三 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方式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优势开始减弱，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并且，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也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潜力受到挑战。廉价劳动力强化了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过度依赖，使得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安于低价劳动成本投入，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低端产业的恶性循环，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抑制了产业转型升级，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控于人。这就要求我们要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工程，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要优化创新环境，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扩大科技开放合作，推动开放式创新。
四 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支撑的增长方式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多元支撑的增长方式转变
近年来，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一些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据有关研究估计，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30%，将导致全社会投资增速放缓约6个百分点，GDP增幅下降约2.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增速下降约15个百分点。从经济长期发展来看，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高和房地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将吸引大量资金涌入。一方面会加剧市场过热，加大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产生分流作用，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抑制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并且造成实体经济对房地产形成更大依赖，甚至出现消费、投资、出口被房地产“钳制”的状况，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当前，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增量创造”来推动“存量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创造经济增长存量的最大潜力所在，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源泉。为此，要健全资本市场与新兴产业的对接机制，引导过剩流动性回归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发展新兴服务业态和消费业态，推动经济服务化，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相均衡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五 从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粗放增长方式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高，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以占世界8%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7.7%，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将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突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制约，已成为我国当前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经济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实施积极的能源战略，通过技术创新、规模化经营和政府补贴来破除新能源发展的高成本瓶颈，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改善我国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培育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行为，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家庭和绿色交通建设，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互动机制。同时，要加强公共监督和制度约束机制建设，为发展方式的积极转变提供保障。
六 从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并首次明确提出居民的收入要在十年的时间里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当前，我国已步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不和谐、不协调因素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多发期。但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的缺陷，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严重失衡。如果“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富人有钱却不消费”，消费将长期低迷。据统计，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达3.3倍，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收入差距达13倍。如何趋利避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新跨越新发展，关键就在于积极转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橄榄型”社会格局。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与企业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还要深入量化改革目标，制定分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提高改革政策的执行力，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进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具实践意义的战略对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镇化不仅与工业化相联系，而且同市场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不仅要实现与工业化协调发展，而且要实现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同时还要适应经济服务化的趋势。易善策博士这本著作恰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进行的深入研究。作者选取“互动”这个主题，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协调发展进行了充分论述。选题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该书背靠理论，面向现实，在探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运行状态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基础上，对照我国的发展实际进行了诠释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城镇化应当是数量外延与质量内涵的统一”“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关键是要逐步增强互动的内生性”。这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具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深化对产业升级、城镇化发展的认识。
中国经济转型的大棋已至中局，未来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我衷心地希望这些青年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保持勤于思考的习惯，坚持务实求真的精神，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2年12月导言
结构因素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结构转变是否适时、各种结构之间是否协调，这都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两个重大的、深刻的结构转变过程。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正确把握新形势下世界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趋势，清醒认识我国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进而谋划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培育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活力和持久动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一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互动的而非单向的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两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发展过程。说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因为按照传统的解释，产业结构变动过程是城市化现象的动因，正是有了工业化，城镇化才得以发展。但是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所指的“联系”是带有偏向性的，注重的是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的主导作用，而不太提及城镇化发展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
长期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以发展经济学的结构转型理论为指导，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研究范式。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生产、需求、贸易和就业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比如，当工业化的大生产代替手工作坊，生产领域的变化传导至工业品的需求，并引发贸易的扩张以及制造业工人的增加，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也就发生了。从宏观角度来看，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结构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但是，在结构转型理论中，工业化是主导，城镇化只是配角。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作为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阶段，工业化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代名词，也是一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只有有效推动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人民富裕。而城镇化则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是工业化发展的伴生物。伴随着工业企业逐渐在城市集中、经济重心向城市转移，劳动力资源顺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转，城镇化也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如钱纳里等所说，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镇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1]动为结果。因而，在结构转型理论中，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单向线性的模式：产业结构演进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
但事实上，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单向联系并非故事的全部。产业结构演进不只是通过人口或者就业结构影响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也会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作用，两者的互动才是完整的故事。
如果把城镇化只是抽象为人口的流转或者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理解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的影响就必然受到限制。事实上城镇化发展不仅仅是由乡到城的转变过程，还应当包括城市本身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城市在发展，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并非一成不变。即使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现在所谓的城镇化与一两百年前的城镇化势必有所不同。现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可能再过着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此时的城市景观、城市功能与彼时也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贯穿于城镇化整个过程。如果说工业化时期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城市人口比例的显著增加，那么在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城市完善与功能转型开始逐渐取代人口转移成为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而，仅仅强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过程或者以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是不够的，不仅对于理解城镇化的内涵是有失偏颇的，而且也会在实践中形成误区和偏差。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至今，城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业社会，城市还只是政治宗教中心或者军事堡垒，“城”的意义大于“市”的意义，经济功能很弱。到了工业社会，机器和飞转的齿轮将城市变成工业生产中心。当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城市的服务功能逐渐取代生产制造功能，很多城市成为企业总部集聚的中心。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城市又摇身一变成为知识中心、信息中心和创新中心。因而，产业结构的演进也在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变化，这很难说与城镇化的发展没有丝毫关系，或者说就是城镇化发展的一部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产业结构演进如何影响城镇化发展就需要重新进行全面的研究。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提供大量的市场需求。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因而，城镇化发展能为产业结构演进提供一些支撑。但这只是对城镇化作用的静态分析。其实，城市本身是经济空间不均衡分布的表现，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相对匀质分散的资源被组织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进而能够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城市空间范围内的集聚不仅仅只是“满足”了生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集聚的结果使这些要素能够“高效率”地被利用。比如，城市专业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企业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雇用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城市化发展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增进了地理上的邻近（proximity），促进了分工专业化，极大地便利了知识的产生、积累和扩散，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开展。这些现象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二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面临新趋势和新挑战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并推动产业结构向更加高级化的方向演进、如何实现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如何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在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这是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需要积极考虑并妥善解决的重大命题。因而，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城镇化发展的任务以及两者互动的重点均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同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多方面的差异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也绝非仅仅是发达国家时空上的重复，这些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面临着新的挑战。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当前，发达国家已经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总体上向着服务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已经与工业化阶段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已经处于诺瑟姆城镇化“S”型曲线的高位缓慢提高的阶段，2010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水平为77.57%，与十年前相比仅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的变动已不再是后工业化阶段城镇化发展的显著标志。或者换句话说，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演进对城镇化的影响已不再主要表现为城镇化率水平的变化。其实，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尤其是在服务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一大批工业制造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而一些城市则成为新兴的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创新中心，在区域经济甚至是全球经济中大放异彩。发达国家的城市实现了或者正在经历的功能转型是伴随产业结构不断演进而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成为推动城市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反过来看，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中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的推动，而城市在创新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数据，1982年在3969项创新中只有150项不是在大都市区产生的，也就是说有96%的创新都[2]来源于大都市区。在1990～1999年间，确认的581000项专利申请[3]中有92%（大约534000项）的专利与城市有关。城市在创新方面的优势以及进而推动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成为两者互动中的重要方面。因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已经不仅仅再局限或侧重于农村要素向城市的流动，而是将重点放在城市发展、城市功能转变以及城市对创新、对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等方面。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尽管先行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方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不一样的发展背景。Williamson在1988年的研究中曾指出，英国1776～1871年近10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仅相当于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半左右。[4]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启动之初就面临着不同的人口禀赋条件。同时，技术条件也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第二产业对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再者，全球化日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全球竞争空前激烈，跨国公司、国外直接投资空前活跃，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体系有“固化”的趋势。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另一方面演进发展的历程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出现多个阶段的特征共存的现象。而这些都是发达国家过去所不曾经历的。因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互动与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但绝非仅仅是发达国家时空上的重复，甚至是完全不同。比如，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条，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猛，第三产业占经济比重超过50%。但是，在服务业光鲜的外衣下面，印度的工业占比并不高，仅有26%，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不到15%。这种经济结构比较独特，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中也很难找出相似的结构。但是问题也同样突出，缺乏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印度的农业占比仍高达17%，城镇化率水平甚至只有30%，并且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只能将眼光放在海外市场。
以往的研究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是工业化毕竟只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经济的服务化、信息化如何与城镇化发展互动，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对于一些问题，也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后工业化社会，乡—城人口流动逐步趋于动态均衡，在高水平的城镇化率下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以什么为表征。进而，应该如何系统描述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同时，城镇化发展不仅仅具有静态效应，基于城市聚集经济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城镇化发展到底能够形成哪些积极作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另外，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表明两者的互动存在不同的状态，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状态的不同。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的研究能够对以上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的阶段下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的机制与过程。三 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水平有待提升
我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一般性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面临着市场经济改革等问题。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两者的互动也存在一些新问题。
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一方面仍面临着工业化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显著，知识经济的发展也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具体而言，我国三次产业呈现“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特点，产业结构演进的技术创新动力相对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并且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被竞争优势所“固化”，产业升级十分缓慢。有学者就认为，在低廉的劳动力竞争优势下，浙江块状经济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在“体外循环”式的国际分工模式下，高速增长近30年，人均GDP从3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却没有[5]发生明显的产业升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般认为，产业结构研究的目的在于制定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理论的实用性集中体现在其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服务上，产业结构理论的现实意义也就突[6]出表现为产业政策的现实意义。但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战略已提出多年，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来看，产业政策的绩效、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并非是独立的，它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产业政策虽然能够针对产业结构部分解决其中的问题，但是如果缺乏联系、系统的思考，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在整体需求结构、创新能力仍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即使以产业政策超前配置或者强制干预，其效果也可想而知。因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新的思路。
从城镇化发展来看，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水平已经超过50%，但总体上我国城镇化发展一定程度上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迅猛，但是城市短缺的问题仍未更本改变，城市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过快。比如，与其他国家漫长的城镇化进程相比，我国城镇化率水平提高得偏快，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每年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从20%提高到40%的城镇化水平，英国用了120年时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苏联30年，日本[7]30年，而我国只花了22年时间。如果从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城镇化率高或者低、城镇化发展滞后或者过快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发挥城镇化效应的问题。因为之所以认为城镇化过快，真正的原因则在于城镇化发展过于粗放，只追求数量外延的扩张，而缺乏质量内涵的提升，因而城镇化的积极效应并不能完全发挥。
目前，理论界和决策层都逐步认识到城镇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把城镇化升格为保持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的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工业化单引擎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引擎推动转变，但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在加快经济发[8]展的同时，也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挑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中，其一是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其二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因而，这就需要积极思考我国如何在进一步加快人口转移、提高城镇化率水平的同时提升城市功能、推动城镇化的内涵发展，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高水平的互动。
从两者的互动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程度在不断提高，两者的互动关系显著增强，但是在资本深化、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互动水平也还有待提高。一方面，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仍存在一些结构性偏差，第三产业发展明显不足，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相对不足；城镇化的投资带动效应显著，但消费需求效应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半城镇化状态下消费不足问题成为制约产业结构演进的一大瓶颈；城市建设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的信息化、服务化的要求，城市功能相对滞后，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互动发展的内生性相对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外资、外贸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外资外需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国内需求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拉动作用，对技术引进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国内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实现进一步演进的内生动力不足。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的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探讨。四 本书的内容安排
产业结构研究多为经验性总结和对发展史实证性的比较与概括。基于产业结构研究方法的这一特点，本书坚持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并采用文献研究、结构分析、比较研究和对策研究等方法。本书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上，以产业结构理论、城镇化理论、结构转型理论、集聚经济理论为支撑，探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机制，尝试构建两者互动的框架模型，进而讨论互动模型的运行状态与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照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诠释和实证分析，以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本书章节结构及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概述，分别研究界定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概念，本书认为产业结构演进的概念是数量比例与结构高度的统一，城镇化概念应是数量外延与质量内涵的统一。同时，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以及城镇化发展进行了介绍。
第二章是关于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通过对以往研究讨论的梳理，本书认为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单向线性模式向双向互动模式的转变。单向线性模型的理论背景是发展经济学结构转型理论，这一模式思路下的相关研究侧重于从工业化发展出发，强调产业结构演进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城镇化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双向互动模式是基于集聚经济理论对城镇化作用的再发现，城镇化的作用逐步被认识和强调。
第三章构建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讨论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必要性，并构建了两者基于“技术创新—要素流动—集聚”的互动机制。然后详细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三条路径。在产业结构演进、要素流动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中，从流动的维度、要素的层次考察了产业结构演进对要素流动的影响，并以欧洲、美国为例讨论了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要素流动与城镇化发展。在产业结构演进、功能转型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中，重点分析了伴随着产业结构演进的城市功能转型过程，并以美国“去工业化”阶段中的城市发展为例，阐述了城市功能转型推动城市向更高水平发展进而带来的内涵型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发展、城市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中，论文首先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城市集聚经济的关系，进而分别从静态集聚经济效应、动态集聚经济效应两个方面分析了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
第四章介绍了英美等早期发达国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计划经济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四类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历程，研究了典型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并总结了互动可能存在的状态。在此基础之上，讨论了互动发展的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要素禀赋、外向程度、制度安排、政策导向。
第五章对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进行了具体分析。本书将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年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总体而言两者的互动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显著增强，基于市场机制的内生动力逐步成为推动两者互动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六章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形成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研究结论与基本观点：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多年，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不同在于：前三十年的互动是在封闭环境下完全听命于政府行政计划干预；后三十多年的互动在开放环境下对外资外贸过度依赖。当前，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关键就是要在完善互动机制的同时逐步增强互动的内生性。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增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为根本立足点，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着力；以发挥城镇化的积极效应为重要切入点，从外延性城镇化与内涵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着眼。注解：[1] 钱纳里、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2] Maryann P.Feldman，David B.Audretsch.Innovation in cities：Science-based diversity，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ed competi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pp.409-429.[3] Gerald A.Carlino，SatyajitChatterjee，Robert M.Hunt.Urban Density and the Rate of Inven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7，（61），pp.389-419.[4] Williamson，J.G.Migration selectivity，urbanization，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8，（14），pp.287-314.[5] 韦黎兵：《浙商升级》，《南方周末》2007年9月20日。[6] 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第17～18页。[7] 程开明：《当前我国城市化速度的论争与审视》，《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10期。[8] 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第一章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概述当提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很多人认为就是某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这种理解本身没有错，只是不全面。这两个比重的变化确实是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但是并不是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全部。概括来讲，产业结构演进是结构高度与数量比例的统一，城镇化发展是数量外延与质量内涵的统一。第一节产业结构演进的含义与规律一 产业结构演进的概念
产业结构演进是产业结构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理解首先需要准确把握“产业结构”的具体内容。其次，要从“演进”的角度考察产业形态结构变化的特点与趋势，并且深入考察产业形态结构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一）产业结构：微观还是中观
准确界定产业结构演进的前提是确定产业结构的研究对象。产业结构的概念形成时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因研究对象的不同产业结构就存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讲，主要存在三个层面上的“产业结构”：（1）以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关系结构为研究对象的产业结构；（2）以产业体系内不同产业之间关系结构为研究对象的产业结构；（3）包括产业空间分布结构的产业结构。
研究产业内部企业间关系结构的产业结构实际上基本等同于市场结构。西方产业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的代表人物贝恩曾经针对产业结构进行过国际比较研究。他在比较19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英国工业结构差异时，主要研究的内容是比较分[1]析了32个行业的集中度问题。英国学者多纳德·海（Donald A. Hay）、德理克·莫瑞斯（Derek Morris）在编写的牛津大学经济学专业教材《产业经济学与组织》一书中也使用过“产业结构”这一概念。他们用专门一章研究“企业发展、市场及产业结构”问题。但是与贝恩相同，他们在这一章中讨论的是市场结构、集中度、规模经济、[2]兼并、多元化等企业行为。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产业结构实际上仍从属于产业组织理论，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其实也就是市场结构的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市场进入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本书研究的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产业结构演进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专指产业间关系结构的产业结构，从结构转变的角度阐述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逻辑关系。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her G.Hoffmann）、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G.Clark），以及后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Kuznets）、里昂惕夫（W.W.Leontif）、钱纳里（H.B.Chenery）等人，都研究阐述了整个产业系统中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关系的变化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研究产业间（Inter-industrial）的关系结构与研究产业内部、企业间（Inter-firm）的关系结构不同，研究层面、结构内容、分析方法上两者都有巨大差异（见表1-1）。前者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分析，重点对三次产业、轻重工业、主导产业等的发展变化、演进规律进行研究，而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微观层面。本书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实际上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两个结构转换过程，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命题。因而，产业间的关系结构应当是本书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对象。表1-1 不同学科对产业结构研究的差异
那么专指产业间关系结构的产业结构又怎么具体理解？它的外延包括什么？这就又涉及另一个层面上的产业结构：包括产业空间分布结构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概念强调由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构成的产业结构应当有时空两个维度的理解，不仅包括产业部门间的关系结构，还应当包括空间地域上的分布。产业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是产业部门结构和区域结构的统一，不仅仅反映资源要素在部门间的配置状况，而且表现为一定的地域分布和空间上的依存[3]关系。将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也划入产业结构范畴的做法使产业结构的概念更加广义化。从内涵的界定和理解上来看，如果包括了产业布局理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产业结构演进内涵上的不统一，给产业结构演进内容上的分析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因而，基于这种考虑，本书从概念内涵上将产业的空间分布与产业结构演进相独立以区别对待。
综合以上三种观点，本书将“产业部门间的关系结构”作为产业结构演进的直接研究对象，同时在研究中将涉及产业结构演进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二）产业结构演进的内涵“演进”，《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演变进化”；《韦伯字典》（Merriam-Webster）解释为“一个从低级、简单的状态向高级、复杂的状态不断变化的过程”。因而，从字面理解，现有文献一般都将产业结构演进定义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字面意义上的解释比较笼统，并不能准确把握产业结构演进的内涵。
我们认为，产业结构演进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逐渐高度化及其带来的产业数量比例关系相应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具体来讲，产业结构演进的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1）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阶段性、有序的动态过程；（2）产业结构演进包括结构高度、数量比例两个方面的变化；（3）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是产业结构向更加高级的水平发展；（4）产业结构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式是主导产业的循序转换。1.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阶段性、有序的动态过程
演进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不难理解。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过程还具有阶段性、有序性的特征。第一，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产业结构演进必然经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在量变阶段，未来占据主要地位的产业相对原有占据主要地位的产业呈现出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数量比重上仍比较低。随着产业继续发展，拥有高增长率的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最终超过原来占据主要地位的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质的变化。这就使得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即产业结构要在一段时间内以某一产业为主，而后才能演进至以另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结构演进的时序性。产业结构演进的各个阶段并非是混乱、随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逻辑序列。这种演进的顺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从总体来看，产业结构必然对应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演进顺序便由此决定。从具体原因来看，需求变化、技术改进是产业结构演进的秩序因素。需求层次变化的顺序性、技术水平提高的逻辑性都使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先后有序的规律。以美国三次产业结构为例（见图1-1），大概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以第一产业为主，而此时第二产业已经呈现出较高的增长速度。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第二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占据主要地位。而在这一阶段中后期第三产业增速提高，并在20世纪后半个世纪占据主要地位。图1-1 美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第154页。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2，2001，2011。2.产业结构演进包括结构高度、数量比例两个方面的变化
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比如在投入产出关系上，某一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就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向关联关系。当产业技术、需求结构等因素发生变化时，这种产业间的前向、后向关联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时，由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决定了各产业在量的方面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而，产业结构需要从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数量比例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相应地，产业结构演进也应当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内在的技术经济联系本身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即产业结构高度上的演进；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高度变化引起的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调整进而带来的产业数量比例关系变化。产业结构演进本质上是产业结构高度上的变化，而外在地通过一些比例关系表现出来。3.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是产业结构向更加高级的水平发展
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是确定的，即产业结构向着高度化的方向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本质上表现为产业部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要素构成逐步高级以及产业关联由松变紧，具体表现为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技术集约化、知识化、服务化。从结构高级化的直接结果来看，产业结构演进带来产业部门效益的提高。但是从产业结构演进的总体结果来看，演进的结构效益却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与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式有关。产业结构演进有递进式、跃进式两种，既可以在自然状态下平稳有序进行，也会在系统外因素的作用下跨越阶段发展。比如，一些后发国家通过产业政策超前配置产业以较快的速度直接迈向更加高级的产业结构水平。但是，这可能会形成超前配置产业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一定符合当时经济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被扭曲，使产业结构在一种不合理的状态下演进。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以某些产业的效益损失来换取某一产业的效益提高，总体上演进的结构效益就不确定。这样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也就存在“虚高”的问题。4.产业结构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式是主导产业的循序转换
主导产业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依靠技术进步获得新的生产函数，形成持续的高增长的速度，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进而能对其他产[4]业乃至所有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作用。主导产业引入技术创新成果进而形成较高的生产率和附加价值，使得主导产业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紧密相关，主导产业的转换也就体现出产业结构的演进发展方向。主导产业持续的高增长速度也使得主导产业的发展必然影响产业的数量比例关系。同时，主导产业较强的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向前效应使得主导产业在产业结构演进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而，主导产业转换过程也就从“质”与“量”的角度同时反映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一般认为，经济发展至今主导产业的循序转换经历以下几个阶段：（1）以农业为主导的阶段；（2）以轻工业为主导的阶段；（3）以基础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主导阶段；（4）以高加工度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主导阶段；（5）以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6）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阶段。由此可见，主导产业的转换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是产业结构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式。二 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很多学者多通过不同国家截面和时间序列的数据对这些规律进行了研究。（一）早期经济学关于产业结构演进的思想
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许多研究就已经将社会生产部门区分为农业、制造业（工业）、商业三个产业部门，并对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演进规律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有关的阐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人口流转的角度描述产业结构变动规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第一次描述了人口因产业间存在的收入差异而在“农业—制造业—商业”之间转移的现象。他发现制造业和商业相对发达的荷兰人均“盈余收益”比法国多出好几倍，即使在英国一个海员的收入也大概相当于三个农民的收入。他分析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制造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5]业的收益又比制造业多得多”。配第进而还指出，这种收入差距会使人口“从穷困悲惨的农业方面转移到更有利的手工业”，最终改变一国“农业占多数，工人占少数”的状况。配第的这一思想较早地初步揭示了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并指出了收入差异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配第是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从报酬递减规律出发揭示产业结构变动规律。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尔萨斯（T.R.Malthus）等在讨论经济发展前景的问题时认为，土地数量有限、质量各异，长期趋势下农业生产存在报酬递减。西尼尔（N.W.Senior）在承认农业报酬递减的同时进一步认为，工业不同于农业，工业存在报酬递增，“工业劳动者的人数每有一次增加，与之同时存在的不仅是对应的生产力，而且是越来越大[6]的生产力。”因而，随着经济增长，增加的资本和劳动会流向工业。
第三，从平衡增长的角度阐释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Boisguillebert）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尔萨斯等都强调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从均衡协调增长的角度表述了社会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布阿吉尔贝尔形象地指出，“一个文明和宏伟的王国之所以富裕，在于保持王国内的各行各业的共存共荣，并使他们彼此相互依靠，相互推动，如象一个时钟的部件那样”，并且“没有一种行业的失调能够不同时将它的不幸立刻地或逐渐地反映到其它一切行业上去，只有组成链条的各个环节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价值，一旦从中脱掉一个环[7]节，它们就会失去价值，至少会失去最大部分的价值。”这种均衡增长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但同时需要指出，上述思想主要是为了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并未从整体上对各个产业进行详尽论述。
第四，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揭示。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了以工业进步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他认为，从经济方面来看，国家都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阶段—畜牧业阶段—农业阶段—农业和制[8]造业阶段—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阶段。这五个阶段是依次递进的，后一阶段在发展层次上高于前一阶段。李斯特重点关注后三个阶段，即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的过程，并阐述了对外贸易和工业进步在后三个阶段发展中的作用。其中，工业进步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且是驱动阶段更替上升的动态要素。因而，有学者认为，他的阶段论是一种以工业进步为中心内容的经济发展阶段论。
第五，通过对产业两大部类的划分研究产业结构变化。马克思在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研究时将社会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产业部类。马克思认为，两大部类之间相互依赖，存在紧密联系。但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生产资料生产相对于消费资料生产更快增长。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投在机器和原料上的资本部分在增加，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在减少，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9]本部分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列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两大部类的变动趋势，认为资本发展的规律就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10]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二）产业结构理论框架下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分析
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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