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禹东 庄国土 主编 陈景熙 Jeff Ferrier 副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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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5辑)试读：
华侨华人文献研究
[1]李亦园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2]中山大学 陈志明 撰 华侨大学 陈景熙 译摘要 本文献述评主要是面向非中文学者介绍李亦园先生的马来西亚研究及其主要贡献。李先生的《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发表于1970年。此书详细描述了马来西亚一个市镇的华人群体认同及其与华人经济结构、社区结构和地方领袖制度的关系，并论述了华人的家庭和宗教生活。《一个移殖的市镇》一书显示出一个人类学者如何运用参与观察、访问和问卷方法研究一个市镇的族群。本书对人类学和东南亚华人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人 李亦园 华人方言群 华人社团 海外华人社区结构一 引言
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的成果为数甚多，但出自人类学家者则较为鲜见。主要为使用中文的学者与学生所了解的李亦园教授研究马来西亚麻坡华人的成果，这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学贡献。在此之前，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人类学论著屈指可数，主要有田汝康（T'ien Ju-[3][4]K'ang）、艾伦·埃利奥特（Allan J.A.Elliott）、莫里斯·弗里德曼[5][6]（Maurice Freedman）、和威廉·纽威尔（William Newell）等人的研究成果。李亦园在20世纪60年代对麻坡（Muar）的研究成果，是[7]紧随上述学者之后的重要的人类学论著。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8]马来西亚华人的更多研究成果陆续面世。李亦园来自中国台湾，熟悉中国本土的华人族群与文化的背景知识，因此他能够体察入微地探讨麻坡华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的内部差异。李亦园的研究聚焦于社区结构（Communal structure），在这方面，李亦园在施坚雅[9][10]（William Skinner）研究泰国曼谷、田汝康研究砂拉越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图1 李亦园先生玉照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enioranthropology。图2 《一个移殖的市镇》书影
李亦园在20世纪60年代曾发表了若干篇有关马来西亚或东南亚[11]华人的研究论文，不过，最具学术价值的，还是他1970年出版的专著《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12]1980～1996年，执教于马来亚大学期间，笔者就已将这本书介绍给自己的学生们。然而，这部重要的著作，至今未引起华人社区研究者和东南亚华人研究专家的充分重视。其缘由一是在于该书以中文写作，二是相比于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华人的研究，东南亚华人研究现[13]在仍被认为是次要的。因此，本文旨在向更广阔的读者群彰显李亦园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贡献。笔者将梳理李亦园上述专著所分析的主题，从而探讨其海外华人研究的一些特征。该学术讨论将按如下序列展开：方法、拓殖、族群多样性与差异、经济结构、社区结构与领导权，以及家庭与宗教。二 研究方法
1962年，结束砂拉越古晋华人社会田野调查之后，李亦园教授首次访问麻坡，用时4天。1963年，他重返麻坡，用7周时间开启初步研究。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3月，他再次在麻坡进行了6个月的田野调查。李亦园是闽南人（福建人），因此他能够与麻坡“福建人”用他们的母语交谈，营造出融洽的关系。这和笔者——马来西亚闽南人后裔，最近前往泉州和永春（二者均位于闽南）进行田野调查的经验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李亦园以来自台湾的“真正”讲福建话者的身份到东南亚进行田野调查，而笔者则以讲闽南方言的东南亚本地华人的身份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
在开展参与观察的研究的同时，李亦园也使用问卷方式采集当地华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统计资料。通过分发问卷给学生们和分析社团领袖的背景，李亦园向我们提供了对麻坡华人方言群与次方言群复杂性的深度研究成果。作为一项人类学研究成果，他的专著在运用统计表格以完善其量化分析的做法上，显得与众不同。这是一种可用于研究海外华人其他聚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三 拓殖史
麻坡是马来亚半岛南部柔佛（Johor）州的一个沿海市镇。柔佛之南，是新加坡。来自中国的移民通常先在新加坡登陆，再迁往马来亚半岛各地。柔佛州的大多数华人移民是福建人，潮州人也为数不少，在柔佛新山（Johor Bahru）、麻坡这些市镇尤其如此。
19世纪，柔佛苏丹王朝采用独特的制度管理华人移民。苏丹授权某位华人领袖在某一河谷拓殖与管理——早期华人沿着为他们提供交通渠道的河流拓殖。获得这种权利的华人领袖（可能也是三合会领袖）被称为“港主”。“港主”一词，在福建话和潮州话中，意思是“某一河流的主权人”。港主制度在华人拓殖柔佛各地的历史中扮[14]演了重要角色。卡尔·卓齐（Carl A.Trocki）等历史学家都曾论及该制度。
李亦园提供了有关当地华人的港主制度与拓殖史的有用信息。1884年，柔佛统治者天猛公阿布·峇卡（Temenggong Abu Bakar）将麻坡港主权利授予早期潮州移民的领袖——潮州人蔡大孙。潮州人在麻坡种植胡椒和甘蜜这两种柔佛新山潮州人也以种植而擅其名的作物。潮州人一度控制着麻坡的经济，不过1910年以后，来自泉州、漳州和永春的福建人开始移居此地。作为新来者，福建人选择了种植新的经济作物——橡胶。凭借政府的支持，到1920年，橡胶已经取代了胡椒和甘蜜的地位。此后，潮州人势力日渐衰退，福建籍种植业者、商人逐渐掌握了麻坡的经济命脉。李亦园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理解的华人移民的运气转移、内部差异的重要历史过程。笔者生长于麻坡以南约51公里的市镇峇株吧辖（Batu Pahat），在该区域的华人的常识中，麻坡、峇株吧辖最大的华人群体是福建人，而潮州人也人数甚众。人们可能由此假设福建人最早移民并开发了麻坡，不过，李亦园的研究表明，事实上潮州人才是最初的华人优势群体。
目前，正如马来西亚其他华人聚落的特色一样，麻坡存在着多个华人方言群，包括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广府人、兴化人、雷州人等。李亦园对麻坡这样的东南亚市镇中存在着各种华人方言群印象深刻，据他观察，这种现象并不存在于中国本土。因此，在研究东南亚华人的过程中，审视华人方言群之间的组合与关系，是具有学术意义的。四 族群多样性与内部差异
毋庸置疑，李亦园对研究方言群的复杂性与群际关系具有浓厚兴趣。社会学家麦留芳（Mak Lau Fong）曾运用人口普查和碑铭资料，撰写出有关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新加坡、马来亚华人方言群认[15]同的历史报告。韩冼丰（Han Sin Fong）曾在其研究沙巴华人的[16]专著中，分析过纳闽岛华人方言群的职业认同。另外，从钟临杰（Cheng Lim-keak）对新加坡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界对方言群与经[17]济活动的研究兴趣仍在持续发展。不过，应该承认，是李亦园率先发表了有关东南亚市镇华人方言群认同以及方言群之间、方言群内部关系的全面、深刻的研究报告。
众所周知，对于东南亚华人而言，福建人特指原籍福建南部的华人，至于那些来自福建东部、北部的华人，诸如兴化人和福清人，则被单独认知与分类。在福建人类别中，包括了祖先来自泉州、漳州、永春、厦门、金门及闽南其他地区的次群体。马来西亚的大多数福建人来自泉州、漳州和永春。李亦园把来自泉州和漳州的华人归类为漳泉人，以区别于永春人。他通过列出中国原乡地名的方式，对福建人[18]进行明确分类。漳州人是祖先来自漳州府的华人，漳州府包括8个县：龙溪、漳浦、海澄、长泰、云霄、诏安、和平、南靖。泉州府包括5个县：晋江、惠安、南安、同安、安溪。永春州下辖永春县和德化县。这些原乡形成了泉州人、漳州人和永春人等福建人亚群中内部差异的基础。了解19世纪中国的行政区划知识，是我们理解东南亚华人中的方言群及次方言群——华人帮群的关键。
在麻坡的各方言群中，雷州人是来自海南岛以北雷州半岛的华人，不同于海南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是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来自广东省的华人或其后裔。因此，这些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归属于以行政隶属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广东会馆。据李亦园的报告，福建人中2/5是永春人，另外3/5是漳州人和泉州人。永春人聚居于麻坡、峇株吧辖、巴生（Klang）以及包括雪兰莪州（Selangor）适耕庄（Seckinchan）在内的地区。
为了深入理解方言群、次方言群认同，1963年李亦园在麻坡当地唯一的华文中学——中化中学开展了有关学生家庭背景的问卷调查。在受访的542名学生中，福建人308名，占58.6%；潮州人106名，占19.5%；海南人50名，占9.2%；客家人28名，占5.4%；广府人23名，占4.2%；兴化人19名，占3.5%；其他方言群8名，占1.8%。泉州人和漳州人加起来，共147名，占27.1%；永春人为161名，占27.8%，这反映出在麻坡，永春人更多。上述方言群、次方言群认知的意义，在李亦园分析经济结构时得到了展现。五 方言群与经济结构
通过分析华人会馆资料，李亦园描述出麻坡华人方言群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橡胶种植业及相关商业活动，是麻坡的经济基础。李亦园按所有权将橡胶业者区分为拥有超过100亩园邱的橡胶园主和拥有少于100亩园林的少量持有者，他发现橡胶园主中有23人是漳泉人，占总量的28.41%，21人是永春人，占总量的25.93%，18人是海南人，占总量的22.22%；而在少量持有者中，240人是漳泉人，占总量的30.23%，334人是永春人，占总量的42.07%，其次是125位潮州人，占总量的15.74%。显然，福建人，特别是永春人，在橡胶园主和少量持有者中都是主导者。在橡胶贸易业中，同样也是如此。不仅如此，还有很多永春人是割胶工人。
李亦园对于麻坡的研究还反映出，潮州人经营杂货店，掌控着零[19]售业；海南人与咖啡店行业联系密切，82.7%的咖啡店主是海南人，还有很多海南人是工人；很多服装店和中药店则和客家人有关，客家人中还有很多人是矿工；广府人则以黄金、钟表商人及金匠而闻名；75%的自行车店主是兴化人，机械师和理发师职业也多为兴化人担任；雷州人则通常是收入低微的割胶工或工人。
整体上，李亦园的研究表明，企业家主要是来自漳泉和永春的华人移民，其次是潮州人和客家人；至于从事零售业和专业贸易的，则是福建人、广府人、兴化人、潮州人和海南人；工人阶级由雷州人、永春人、客家人、兴化人和广府人等移民组成，包括了除漳泉人和潮[20]州人之外的所有方言群。在附录中，李亦园提供了8个表格，对方[21]言群与经济活动关系进行详细统计。该研究比韩冼丰的研究更为详细、全面。不过，该项研究进行于马来亚独立初期，目前的情况有所变化。六 社区结构与领导权
通过描述1966年麻坡的72个自愿社团，李亦园提供了一份有关麻坡社区结构的优秀研究成果。马来西亚市镇的自愿社团首次得到详细的研究。在马来西亚的所有城市、集镇（包括很小的聚落）的华人社会结构中，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华人社团，这表明其具有意义。[22][23][24]历史学家（如颜清湟）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田汝康[25][26][27]，柯雪润[Carstens]，谢剑）都曾描述过马来西亚各城市和新加坡的主要华人社团，而李亦园则是聚焦一地华人社团，进行特别详细的描述。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新加坡华人社团的论著较多，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论著较少，李亦园对一个马来西亚市镇的华人社团的分析迄今仍是最佳的学术案例。
李亦园继承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由于华人人口的增长，不同的华人社团被创制出来，以满足各种需求，分别具有特殊的功能。他将华人社团分为非全社区性社团和全社区性社团。非全社区性社团包括：（1）地方性或方言群社团、（2）宗亲会与地区性宗亲会、（3）职业公会、（4）俱乐部及娱乐文化社团、（5）宗教及慈善社团。
地方性或方言群社团指的是以原籍地或所操方言种类为标准而结合的团体。换言之，它们是地缘性或方言群社团。多数是方言群社团，也有一小部分社团是以来自中国某一特定地区的标准建立起来的。比如茶阳会馆是由来自大埔（1961年以前县城为茶阳镇）的客家人建立的，因此茶阳会馆是来自中国大埔地区的客家社团。所有的地方性或方言群社团都始建于二战前，最古老的社团是建于1863年的海南人的琼崖会馆和建于1894年的永春会馆。“宗亲会”（Surname association）一词，弗里德曼曾在1960年介绍过，用以指称在同姓基础上建立的、可包括来自不同方言群的宗亲的华人社团。宗亲会的观念，显然来自中国的家族（lineage）概念。李亦园指出，麻坡的两个宗亲会确实是以中国本土的家族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永春湖洋彭城刘氏公会和大坵头林氏公会都是会员来自中国永春的特定的刘氏、林氏家族的宗亲会。槟城的同类案例，是著[28]名的龙山堂邱公司。
各种职业公会的范围反映出行业的多样性。每个行业，不论是大是小，总是组织出一家公会，而这些公会大多与特定的方言群有关。比如鱼商公会由潮州人建立，自由车商会属于兴化帮，建筑工友会属于惠安帮。每个行业公会都有自己的行业神。职业公会大都成立于二战后，唯独自由车商会成立于二战前。李亦园认为，在兴安会馆建立之前，自由车商会应该是扮演了兴化人公所的角色。
马来西亚华人在每一市镇都建立起娱乐文化社团，用以推动华乐、戏曲、武术的传承，并提供体育运动和其他娱乐活动的设施。地方商业领袖们经常在这些俱乐部打麻将，同时交流信息，甚至做出商业决策。李亦园指出，在麻坡，有些俱乐部隶属于特定的华人群体。比如桃源俱乐部是永春人的休闲俱乐部，而同源俱乐部是客家人的休闲俱乐部。
在麻坡，有8家宗教及慈善社团。两家基督教会与方言群有关：三一堂的参与者多为福建人，活水堂的参与者主要是潮州人。
全社区性社团共4家：马华公会（政党组织）、中化学校董事会、中华总商会和中华公会。中华总商会和中华公会由麻坡各华人方言群领袖领导，能处理全麻坡华人社会的事务，具有政治色彩。
李亦园沿袭施坚雅在1958年研究曼谷华人领导权的分析方法，对麻坡华人社会领导权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运用矩阵，分析每位领袖在不同社团所兼任的职位，李亦园描述出不同社团的领袖和他们所兼任的职位数量的关系。施坚雅在他分析曼谷华人领袖及其职业时，已经描述出华人领袖之间存在着上述连锁关系。施坚雅表明，大多数重要的公司和集团“以执事关联（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方式联[29]合成一个单一结构”，重要领袖发挥着纽带作用。
李亦园集中精力分析华人社团领袖，他界定出130位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他们中超过一半是商人。这些领袖的影响力和社会特点，得到了细致分析。不出所料，多数领袖是福建人，其次是潮州人。永春籍领袖最具影响力，因为他们中45%的人是属于麻坡最具影响力的领导团体。李亦园还指出，多数领袖（87.13%）与同方言群的女性结婚。那个时代，多数华人都是与各自方言群的人通婚。笔者观察到的现状是，目前马来西亚年轻一代的华人并不觉得与不同方言群的人结婚是受到阻止的，而今天如果开展类似研究，其结论无疑将显示不同方言群之间通婚的案例更多。
总体上，130位领袖中有42位是全社区性领袖、53位是各自方言群的领袖、8位是教育领袖、9位是宗教社团领袖、18位是职业性和娱乐性社团的领袖。在该书的第五章、第六章，李亦园对该马来西亚市镇的华人领袖结构及其变迁，进行了详尽分析。他的研究成果迄未被其他学者超越。对于未来的类似研究，诸如研究中国出生和本地出生的人口数量，受华文教育的领袖的数量等问题，李亦园的研究提供了有益于比较研究的学术资源。七 家庭与宗教
迄今为止，对东南亚华人的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研究，尚较为鲜见。李亦园聚焦于麻坡家庭生活的统计资料，展示出全麻坡各方言群及次方言群的家庭大小的多样性。例如，永春人家庭的平均人数是10.23人，而潮州人家庭的平均人数则为8.28人。大多数华人生活于占66%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ies）和占24.65%的主干家庭（Stem families）中。核心家庭占有很高比例，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兄弟们都结婚后，不管父母是否在世，大多分家自立。李亦园指出，家族和宗族关系，在麻坡并不像在中国本土那么重要。家族的很多功能，已经被方言群社团所接管。因此，在麻坡，人际关系不仅是亲戚关系，包括了朋友关系的广泛人际关系也是重要的。在整个东南亚，一般都是如此。
在宗教这一章，李亦园聚焦于名为“德教会”的统摄性宗教（Syncretic sect）。这是一种华人宗教组织，声称尊奉五教教主（老子、孔子、佛陀、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和包括八仙在内的华人信仰的一些神仙。德教会注重举办慈善事业，举行吸引信众的扶乩仪式。[30]李亦园尝试从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的视角，透视这种[31]宗教组织。德教会在20世纪30年代发源于中国潮汕地区，正处于艰难的日据时期，确实具有本土运动的一些特征，不过在马来西亚的背景下发展的德教会则不太具有令人信服的本土运动特征。由于发源于潮州人的原乡，所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德教会成员主要是潮州人。李亦园是在麻坡研究的基础上，第一位对德教会进行描述的人类学家。1980～1982年，笔者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所有德教会[32]进行研究，并对德教会的各个派系进行分类。八 结论
李亦园在他研究麻坡华人的专著序言和结论中，都提及华德英[33]（Barbara Ward）的意识范式（Conscious Models）。不过，在他专著的主体中，李亦园的分析实际上并未涉及华德英的范式，虽然毫无疑问，李亦园发现华德英的范式有助于他理解东南亚和麻坡的华人文化连续性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多样性。华德英在她研究香港滘西渔民案例的基础上，界定出“他们意识中华人社会安排（Social [34]arrangements）的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人们对自己群体的社会文化系统的自我界定，华德英称之为“直接范式”（Immediate model）。第二种是人们对传统文人模式的认知，华德英称之为“理想范式”（Ideological model）。第三种是“内在观察范式”（Internal observers' model），指人们对其他华人群体的社会文化安排所建构出的各种模型。华德英的贡献在于指引我们注意文化认同的主观方面，引导我们理解多元的华人性（Chineseness）。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文化。这些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华人群体如何相对于其他群体感知各自的身份，以及这种感知如何影响到群体成员在与其他华人群体互动时的个人行为。比如，马六甲的峇峇（Baba，操马来语的华人）在家中可能用手指吃饭，但当他们与主流华人互动时，他们总是使用筷子或叉子、勺子吃饭，因为他们知道在正宗华人眼中，用手吃饭并非华人习俗。显而易见，该案例中存在两种意识范式，直接范式和内在观察范式。不过，特别是当我们研究东南亚华人时，我们并不能确认存在着与传统文人模式相关的独立的理想范式。
在华人多数群体和华人少数群体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下，对于来自直接范式和内在观察范式的优势意识范式进行具体分析比做出界定更为重要。优势范式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但这并不阻碍包括少数群体在内的各个群体拥有各自的华人性版本并引以为傲。掌握中文的主流华人可能强调中文读写能力就是华人性的范式，而不会中文的峇峇则强调“传统的”华人习俗和宗教实践才是华人性的必要范式。华人可能具有包括文人模式在内的有关华人性的历史知识，不过，假设每一个华人群体都与文人模式相关，既不必要，也确实可能会产生误导。事实上，华德英的（对于文人的）理想范式，更像是她作为一名观察者，通过阅读和观察，理解中国文化所感知到的理想模式。她把一种无意识范式（Unconscious model）假定为人们的意识范式。
我们可以把范式当成文化类型（Cultural type）而非意识范式，用以理解东南亚和其他地方华人文化认同的多样性。因此，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Chinese cultural identities）具有多种范式。例如马六甲的峇峇、吉兰丹（Kelantan）已被涵化的华人、槟城（Penang）的本地福建人和受华文教育的华人，都存在着多种华人认同范式。从[35]这个意义的范式的角度理解一个族群的文化，有助于我们考察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分析特定背景下跨文化关系和本土化所产生的文化持久性和转型，我们由此产生了探索文化类型产物的学术兴趣。所有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令李亦园教授和其他海外华人研究者着迷的海外华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认同。
上述学术评论，展示出李亦园教授对于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贡献。他对华人方言群认同的描述、对一个马来西亚市镇华人社区结构中方言群认同的意义的讨论、对于当地华人领导权结构的分析，都非常优秀。这是一部卓越的人类学研究论著，李教授借此展示出，在时间有限（不足一年的田野调查）的情况下，通过运用密集访谈、创造性使用调查问卷、全面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式，依然能够完成一项优秀的人类学研究。在李教授的论著系统中，这项研究也是他的人类学论著中的优秀范例，而他的很多人类学论著就是将人类学引荐给普通的中文读者的精彩论著。最后，李教授是在东南亚开展严谨的人类学研究的台湾人类学家的先驱。在当代台湾学界对东南亚研究产生新兴趣的背景下，李教授的这部严谨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仍是鼓励年轻学者继往开来的学术典范。Li Yih-yuan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in MalaysiaBy Tan Chee-beng，Translated by Chen Jing-xi（Sun Yat-sen University，Huaqiao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review essay aims to highlight Prof. Li Yi-yuan'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especially to non-Chinese readers，by reviewing his book An Immigrant Town：Lif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rn Malaya，which was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1970. The book provid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communal structure and local leadership，as well as family life and religion. This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a Malaysian town in the 1960s i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both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Malaysian Chinese；Li Yih-yuan；Chinese Dialect Groups；Chinese Associations；Ethnic Chinese Communal Structure（责任编辑：张棋然）
[1]本文原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9期，2000，第17～31页，英文版。兹由陈景熙翻译成中文版，经作者陈志明亲自审订后发表于本集刊，以敬悼2017年4月18日逝世的李亦园教授，并飨中文读者。
[2]陈志明，中山大学特聘教授，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会长；陈景熙，华侨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中心主任、副教授。
[3]T'ien Ju-K'ang，“The Chinese of Sarawak：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No.14，London，1953.
[4]Allan J.A.Elliott，Chinese Spririt-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London：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1955.
[5]Maurice Freedman，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London：HMSO，1957.
[6]William Newell，Treacherous River：A Study of Rural Chinese in North Malaya，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2.
[7]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8]Tan，Chee-beng，“The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in Leo Suryadinata，ed.，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Bibliographic Essay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9，pp.119-165.
[9]G.WilliamSkinner，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
[10]T'ien Ju-K'ang，“The Chinese of Sarawak：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No.14，London，1953.
[11]李亦园：《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社团组织与领袖形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65，第1～45页；Li，Yih-yuan，“The Dynamics of Dialect Groups among the Chinese in Sarawak，”载李方桂主编《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清华学报社，1965，第211～217页；李亦园：《东南亚华侨的本土运动》，《思与言》第3卷第6期，1966，第34～38页；李亦园：《文化与行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12]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13]东南亚华人研究学者一直关注研究中国大陆、台湾华人的著作。但研究华人社会主体的学者们，通常对于东南亚华人研究论著缺乏重视。
[14]Carl A.Trocki，“The Origins of the Kangchu System 1740-1860，”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49（part 2），1976，pp.132-155.Carl A Trocki，Prince of Pirates：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9.
[15]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16]Han，Sin Fong，The Chinese in Sabah，East Malaysia，Taipei：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1975.
[17]Cheng，Lim-keak，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5.
[18]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第72页。
[19]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第85页，“表廿三 特殊职业的发言群比例”。
[20]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第85页。
[21]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第254～260页。
[22]Tan，Chee-beng，“Chinese Associations in Kapit，” Asian Culture（19），1995，pp.19-42.
[23]Yen，Ching-hwang，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4]Maurice Freedman，“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1），1960，pp.25-48.
[25]T'ien Ju-K'ang，“The Chinese of Sarawak：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No.14，London，1953.
[26]Carstens，Sharon A，Chinese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Society，Occasional Paper No.37，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1975.
[27]Hsieh，Jiann，“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ts Basic Costituents，” in Peter S.J. Chen and Hans-Dieter Evers，eds.，Studies in Asean Sociology：Urban Society and Social Change，Singpore：Chopmen Enterprise，1978，pp.184-226.
[28]〔日〕今堀诚二：《马来亚华人社会》，刘果因译，槟城嘉应会馆，1974，第56～58页。
[29]G.William Skinner，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30]1967年之后，德教会对扶乩的争议愈演愈烈，以至于在一场扶乩仪式中发出了勒令紫系各德教会停止举办扶乩鸾会的乩谕。参阅Tan，Chee-beng，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Dejiao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A Study on a Chines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5，p.27.
[31]李亦园：《东南亚华侨的本土运动》，《思与言》第3卷第6期，1966，第34～38页。
[32]Tan，Chee-beng，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Dejiao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A Study on a Chines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5.
[33]Barbara E.Ward，“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The Fishermen of South China，” in Michael Banton，ed.，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65.
[34]Barbara E.Ward，“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The Fishermen of South China，” in Michael Banton，ed.，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65.
[35]Tan Chee-beng，“Acculturation and the Chinese in Melaka：The Expression of Baba Identity Tody，” in L. A. Peter Gosling and Linda Y. C. Lim，eds.，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Volume 2：Identity，Culture and Politics，Singapore：Maruzen Asia，1983，p.71.[1]
有关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的若干考证
[2]新跃社科大学 庄钦永摘要 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1803—1851）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却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一生勤于笔耕，除了英、荷、德语等著作外，也有中文著译60多种，其中的《万国地理全集》影响晚清经世学者极其深远。魏源（1794—1851）、徐继畬（1795—1873）等不但阅读此书，更辑录其中的新知，融入他们的著作中，成为晚清中国人了解神州域外的重要资源。但是，目前学界对于《万国地理全集》的认识极其有限，甚至错误，这篇论文尝试填补这个小空白。
关键词 郭实猎 《万国地理全集》 晚清世界地理学 在华传播实用知识协会 香港福汉会[3]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能为华言”、极其重要却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这人就是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A.Gützlaff，[4]1803—1851）。有学者指出，“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史是郭[5]实猎的年代。”自1831年12月郭实猎踏上葡萄牙人从事贸易、传教等活动的落脚地——澳门后，直到他离世为止，他“几乎参与过中[6]国沿海每一个重大事件”。他不顾清廷的禁令，至少10次北上中国沿海探查。他高喊“中国已经开放”（China opened）的口号，掀起西方商业界，以及欧洲，特别是英、美两国传教界对中国宣教事业的热潮。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两国外交交涉时，他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许多中文著译，对太平天国和晚清经世学者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所刊行的《新旧遗诏书》，就是以郭实猎的中文《圣经》译本为底本。经世学者如魏源（1794—1851）、徐继畬（1795—1873）等不但阅读了他所编著的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每月统记传》）、《万国地理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等世界史地书刊，更辑录其中的新知，融入他们的著作中，成为晚清中国人了解[7]神州域外的重要资源。有关《每月统记传》的研究，举凡其对中国世界地理知识的灌输，其中的汉语新词，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学界对其认识了解是极其详尽的。但是对于《全集》，目前学界对其认识极其有限，甚至有一些错误，这篇论文尝试填补这个小空白。一 郭实猎其人及其中文译著
1803年7月8日郭实猎在普鲁士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地区佩日采（Pyrzyce，今天波兰西北部）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裁缝。4岁丧母。家境贫困，受教育至13岁后，家人就送他去做工匠学徒。大约15岁时，郭实猎心中萌发了长大成人后要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念头。后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Emperor Frederick William Ⅲ，1797—1840年在位）给他提供一份奖学金，希望他学成后，成为一名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但这计划与郭实猎的意愿不符，于是，在印度宣教的普鲁士传教士卡尔·瑞纽斯（Rev. Karl Ewald Rhenius，1790—1838）为郭实猎写了一封信，请求普鲁士国王让郭实猎进入柏林神学院（Berlin Mission Institute）就读，为他以后宣教做好准备，[8]普鲁士国王欣然允准。
完成两年的神学学习后，1823年6月，年仅20岁的郭实猎正式加入鹿特丹的荷兰传教会（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成为该教会属下一名传教士。他再次接受训练，除了学习医药知识外，他也学习马来语，因为他即将前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向巴塔克土著（Bataks）传福音。
1826年7月，郭实猎成为牧师。两个月后，他从鹿特丹启程东航。1827年1月，抵达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受到自1822年就在那里工作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的热情接待，开始他长达20年的传教生涯。令人惊奇的是，抵达印度尼西亚不到一个星期，郭实猎对原先传教会指派的工作地点不感兴趣，转而向欧洲呼吁，希望能支持他向中国人传福音。与此同时，他努力学习中文和潮州方言。4月，荷兰传教会属下的独立机构巴达维亚传教会（Batavia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他到位于新加坡东南部印度尼西亚的宾坦岛（Palau Bintan，属廖内群岛）工作。这地方自1824年《英荷条约》签署后，才归荷兰管辖。工作4个月后，郭实猎对局限在人烟稀薄的小岛上深感不满。他感叹道，“我可以接触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9]“我一定要留在宾坦岛的话，心里是痛苦的”。
在未接到荷兰传教会任何指示之前，从1827年下半年到1830年，他穿梭于曼谷、新加坡、马六甲和爪哇之间，散发宣教书刊，进行传教活动。1829年，郭实猎脱离荷兰传教会，成为一名独立传教士。同年12月，他与英国人玛丽亚·纽威（Maria Newell，1794—1831）缔结良缘。玛丽亚是伦敦会差遣的第一位女传教士，此时正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工作。
1831年2月16日，郭实猎与夫人回到曼谷。玛丽亚产下一对婴儿（其中一个夭折）后，就撒手人寰。在遭受沉重的丧妻之痛后，该年6月中旬，他乘船前往中国北部沿海布道，直达天津、辽东半岛附近。12月12日，他抵达澳门，受到伦敦传教会传教士、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员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欢迎。此后，这[10]位“孤僻不群、任性执拗而倔强自负”的传教士就与拥有世界1/3人口的古老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1832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林赛（化名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1802—1881）准备乘船北上，探察中国沿岸特别是福建和江浙沿海港口通商的可能性，以及各地方政府与人民对此的[11]反应态度。在马礼逊的引荐下，郭实猎受聘在“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上担任中文翻译员，薪酬每月100银元。9月5日，探察之行结束，郭实猎返抵澳门。
就在郭实猎返回澳门之前2个月，1832年7月，广州最大的鸦片[12]走私商怡和行（Jardine，Matheson ＆ Company）创立。刚回到澳门，公司合伙人、绰号“铁头老鼠”的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许以重利，希望郭实猎担任走私商船上的中文翻译员。有此丰厚收益，郭实猎欣然答应了这个差事。于是，两人沆瀣一气，做了不道德的事。他在商船上，“一方面散发大量宣教小册子，[13]另一方面销售毒品”。他这种不道德的举止，遭到当时传教士强[14]烈的批评。不过，此人我行我素，依然为怡和行服务了2年，直到1834年11月才离开。
离开怡和行后，郭实猎成为英国政府的一名公务员。1834年12月，即马礼逊去世后4个月，郭实猎接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之聘，接[15]替马礼逊成为中文翻译员。鸦片战争期间，他是英国随军翻译。英军占领浙江各地后，他先后成为定海（1840年7月—1841年2月）、宁波（1841年10月—1842年5月）的知府，以及定海的商务监督（1842年11月—1843年秋）。中英签订《江宁条约》（即《南京条[16]约》）后，自1843年底起，他连续担任三任香港总督的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
1844年，郭实猎创立传教组织福汉会（Chinese Union）。据郭实猎称，该会创立伊始，成员仅有20人，但到了1848年已达1000人。他们分别到中国的15个省份传福音，有的人甚至远至西藏（Tibet）去传福音，引领许多人成为信徒。1849年4月，郭实猎的第二任夫人玛丽·万士托（Mary Wanstall）病重，希望借着气候改变，能对身体健康有帮助，于是乘船到新加坡，不料在那里病逝，安葬在[17]福康宁（Fort Canning）基督教坟场。约5个月后，1849年9月，为了取得欧洲教会与信徒对福汉会的支持与财政援助，郭实猎从香港远航到欧洲英国、德国、比利时、瑞士、芬兰、丹麦等国，以及北美演讲宣传，受到英雄式的欢迎，普鲁士王及王后接见了他，获得不少信徒的捐款。就在郭实猎在欧美筹款期间，1850年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开始揭发福汉会的虚假报道。他指出，该会成员名誉上受施皈依上帝，但其实他们对《圣经》道理完全不理解，无法背诵十诫，也从未听过使徒保罗之名，纯粹是为了取得金钱酬劳的一群人。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1815—1863）也指出，郭实猎宣称清朝皇帝允许传教士到中国境内任何地方传教，这“完全是不真实”（completely false）的。1850年2月，以英国圣公会香港殖民地牧师史丹顿（Vincent Stanton）为首的12名成员对福汉会展开调查，证实了福汉会经营不善等状况。事后，受郭实猎委托管理福汉会的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1819—1854）辞[18]退了所有吸食鸦片的成员。
此时，远在欧洲的郭实猎，对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1850年9月，他兴高采烈地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克利夫顿（Clifton，Gloucestershire）圣安德鲁教堂（St Andrew Church）与多萝蒂·雅布里尔（Dorothy Gabriel）缔结良缘。1850年11月，夫妇俩离开欧洲。1851年1月回到香港，郭实猎才知道这一年多所发生的事。1851年3月28日，他发表公开信自辩，但已无力回天，无法挽回其他传教士的信任。4个多月后，8月9日郭实猎因风湿性痛风（rheumatic gout）[19][20]病逝，享年48岁，安葬在香港的跑马场（Happy Valley），留下[21]18000英镑遗产给新婚不及一年的太太。
郭实猎一生勤于笔耕。除了英、荷、德语等语文著作外，也有中文著译多种，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文著作产量最多的新教传教士。其中多为宣教性质的小册子，也有内容广泛的世俗书刊，包括篇幅相当庞大的世界史地书如月刊《每月统记传》《古今万国纲鉴》[22]《全集》，国别史《大英国统志》（两种）、《犹太国史》，也有介绍西方国际贸易、货币、金融等制度的《制国之用大略》《贸易通志》，以及反映鸦片战争前英商对广州贸易体制的不满的《是非略论》等。这些书刊绝大多数由新加坡坚夏书院和香港福汉会刊行，少数由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二 有关《万国地理全集》的一些考证
郭实猎的《全集》是一部影响中国晚清经世学者世界地理思想的重要著作。但此书自刊行后，或许由于印刷量少，流传于世不广，19世纪40年代中叶，魏源在辑录这书时，就称它为“世所鲜见”的一部书；到19世纪60年代中叶，即便是旅居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个人藏书中，也鲜有人拥有它。当时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编纂《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名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时，案头就没有这部书。因此，在这部名录里，他记录了郭实猎60多种中文著译，详则列出书刊之藏版地、藏版人、镌刻年份、卷数、全书总叶数，甚至提供相关版本、内容简介，或书内各章之名称等之详情；简则仅仅记载一书之书名及总叶数。唯独在《全集》这一条目下，仅有书名，且非常简略地说它是由《每月统记传》中的一些文章汇集而成。（一）《万国地理全集》两种刻本的“出土”
2003年，笔者在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图书馆特藏部找到了《全集》。这是一册中国传统线装书，索书号：RAS 736。书衣内有“Chinese/R.A.S.”字样。R.A.S.是英语Royal Asiatic Society的缩写，全名为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即成立于1823年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这证明它原是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藏书。全书除了扉页提供书名“万国地理全集”外，其他有关著者姓名、藏板地、藏板者以及刊行年代等一概付之阙如。不过，从扉页地脚有英文字“By Charles Gutzlaff”，以及封底书衣所写的五行英文字“Chinese/A complete description/of all the kingdoms/on the earth/By Dr Gutzlaff”看，我们可以确知它的著者毫无疑问是郭实猎。书开本26.3厘米×15.9厘米，版面22.4厘米×15厘米，封面褐色。书名页黄色，正文板框23.2厘米×14厘米。没有地图。10年后，2013年7—8月，笔者到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东亚图书馆访书，发现该馆也庋藏一册（索书号：KNAG 82）与利茲本相同的刻本。这刻本字迹拙劣、刀法极粗，有多页印刷漫漶模糊，难以卒读。笔者称之为初刻本。
除了初刻本，笔者在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也找到了另外有两册《全集》，索书号分别是：VGK 2370.12a、VGK 2370.12b。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图书馆人员把两册装订在一起，外加上红色厚纸皮，粘有白色标签“万国地理全集”。原书有黄色扉页，版面大小与初刻本一样。版式行款与初刻本完全相同。除了重雕初刻本印刷模糊的13叶（即第14、53至60、64、66、67及74叶），及将第62叶下半部剜去，补上新的之外，全书利用旧板印刷而成。与初刻本不同的是，这两册书衣后均附有一幅26厘米×18.5厘米黑白色世界地图。笔者称这个刻本为修补本。[23]《全集》全书凡38卷。厚86叶（172页，含序文2叶，目录4叶，以及正文80叶），每半叶18行，每行约40字，全书洋洋洒洒约11万言。正文有双边边栏（即在粗黑线之内，又附一道细黑线），无界行，版心有单黑鱼尾，鱼尾上镌刻章节题名，鱼尾下方镌印卷第，其下则为叶码。卷前有一短序，序末无署名。正文以大圆圈（〇）作为分段号，以小圆圈（。）为句号，以尖点符号（、）为句读符号，另在文字右边分别以单竖线（）、双竖线（║）作为人名号、地名号、国名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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