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繁旭,戴佳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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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传播：通往社会信任之路试读：
作者简介
曾繁旭传播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著有《表达的力量：当中国公益组织遇上媒体》（上海三联书店，2012）、《媒体作为调停人：公民行动与公共协商》（上海三联书店，2015）。在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新闻学研究》（台湾）、《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开放时代》等学刊发表论文多篇。戴佳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传播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传播、新媒体研究及媒介社会学。作表作见于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担任多家国际学术期刊评审人。
内容简介
媒介在风险社会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越来越受到学者们关注。本书不仅在各章系统地介绍风险传播领域的主要理论，更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描述风险传播不同主体在中国语境下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着重与现有理论对话，尝试归纳中国式风险传播的特有逻辑，探讨良性沟通的可能。
本书可为媒介、公众、专家、政府、企业的风险沟通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启发。同时，本书也可作为面向本科高年级与研究生的教材，启发学生如何进行规范且具有问题意识的实证研究。第一章[1]为何研究中国风险传播？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转型社会的风险景观与困惑
科学、技术、工业的进步一方面造福了社会；另一方面也对生态、环境甚至人类自身造成了威胁，催生了一系列“风险社会”景观（Beck, 1992）。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失联、全球范围内的此起彼伏的邻避运动、转基因技术与各种食品安全大争论，都属于这种景观的代表性案例。
在Beck的定义中，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用预期技术发展相同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我们都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此时，风险已经代替物质匮乏，成为社会主题和政治议题的中心（Beck, 1992）。
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以及技术发展，“风险社会景观”密集出现，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并时常造成民众恐慌与一定程度的社会对抗。风险社会的状态已然形成。
这些“风险社会景观”涵盖了众多的议题领域：环境风险（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科技风险（如“PX”项目、垃圾焚烧项目、核电项目、电磁辐射、转基因技术）、健康风险（如食品安全、医疗、药品、保健、传染性疾病）、公共安全（如水灾、地震、恐怖主义袭击）以及气候变化风险（如“温室气体”、“PM2.5”）等。大量风险议题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涌现——有的爆发在风险危害发生之后（如毒奶粉事件、毒胶囊事件），更多的事件则关乎潜在的风险（如各地民众反对“PX”项目、反对垃圾焚烧项目以及核电项目）。
由于这些议题往往牵涉民生安全，因此促使公众的风险意识迅速提升，然而现存的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却远远没有跟上步伐，导致了明显的沟通困境。这似乎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死结。
在中国众多风险事件中，最为民众所熟知的当属由“PX”项目（P-xylene，俗称“对二甲苯”的化工原料）引发的一系列大规模抗议活动。从2007年厦门民众反对“PX”项目开始，“PX毒性”、“选址”、“环评”等概念便成为媒体与公众舆论的焦点。此后，大连（2011年）、宁波（2012年）、昆明（2013年）、九江（2013年）、成都（2013年）又先后爆发了反对石化项目的群体性事件。2014年3月，广东茂名石化拟建芳烃（PX）项目再次激起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最终酿成暴力冲突，项目搁浅。
与此相似，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出现在核电项目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核电在建规模已经达到全球最大。目前在建核电站29所，且有[2]大量的核电项目处于筹备阶段。然而，各地的反核抗争风起云涌，近年发生的就有山东民众反对乳山红石顶核电项目（2007年）、安徽民众反对彭泽核电项目（2012年）、荣成居民反对石岛湾核电项目（2012年）、广东民众反对江门核燃料项目（2013年）等多起事件。在民众压力之下，多个核电项目暂停建设。
在这些风险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现象：
首先，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一致性（Covello & Sandman, 2001）。以2013年江门市民反对鹤山核燃料项目为例，2013年7月，江门核原料加工基地项目引发民众的质疑和大规模抗议活动，并最终在民众反对声中下马。但据专家对此的风险评估，核燃料加工生产基地的任务是将天然的燃料经过各种工艺过程制成燃料元件，供核电站使用，并不涉及核反应[3]和核裂变环节，因此也就完全不存在高辐射风险。在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案例中，技术性风险评估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并为风险沟通带来一定的难度（Slovic, 1993）。
其次，不同风险话语展开争夺并导致分裂，共识无法达成。政府、企业以及相关专业人士有时也尝试进行沟通，却无法取信于公众，形成了两个话语空间（官方话语与公众话语）的分裂状态（何舟、陈先红，2010）。在反对“PX”事件频发背后，虽有众多化工领域的专家为“PX”正名，但国内各地“PX”项目均陷入了“一闹就停”、“一闹就缓”、“一闹就迁”的困局（刘建华，2014）。大量重大项目的下马，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何这么多的重大项目遭遇抵抗并且停建？为何一个地区的风险事件往往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关于风险事件的沟通，如何可能得到公众的信任？沟通理性如何重塑？第二节 原有的理论路径
对于丰富多样的风险景观，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理论路径展开了探讨。一、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
一些学者将各种风险事件认定为社会运转的“危机”，需要对其进行管理，而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危机传播”。
危机传播强调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通过积极的媒体应对，为某个机构（如政府、企业或公益机构等）化解突发事件与负面新闻，以及展开机构的形象维护与修复（郭小平，2013）。
出于这样的学科偏向，如何把握危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并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向公众以及媒体告知危机事件的信息就成为“危机传播”理论的关注重点（胡百精，2014）。于是，学者们提出了“3T[4]原则”、“黄金处理时间”等重要的行业规范。对于中国的观察，则往往强调危机管理者的反应迟缓，导致错过了化解危机的关口（周敏，2014）。
随着各种风险事件的频发，许多政府部门与企业机构也运用危机传播的观念进行“应对”，并且注意开展前期的舆情分析，不断提前应对时机，但却仍然疲于应对，屡屡陷入被动。二、社会抗争
由于风险事件的频密发生，与中国民众的社会抗争快速增长几乎[5]同步发生，因此，一批学者从社会抗争的理论脉络出发，将行动者作为研究主体。他们强调了行动者的理性特征，并运用“资源动员”、“政治机会”、“框架策略”等概念用以探究中国公众进行集结与抗争的逻辑（赵鼎新，2006；Cai, 2010; Read, 2008）。
这些社会抗争，往往获得学者们的同情与赞许，认为其代表了公民社会的崛起，并有利于社会的组织资源的丰富（赵鼎新，2005；Cai, 2005）；与此同时，政府对于抗争事件的应急式管理，则被学者们批评为权宜之计，无益于问题的长远解决（于建嵘，2010；俞可平，2000）。
然而，近年来的风险事件时常引发甚为激烈的社会对抗，甚至导致流血冲突。更重要的是，行动者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诉求，却也体现出“社会泄愤”、“骚乱”等特征（于建嵘，2009）——很多民众出于对风险的极端恐惧一拥而上，往往怀揣迥然不同的目标，采取了激烈的行动，旋即四处散去。他们以政府或利益集团的退让为抗争胜利的标志，并为各种风险项目的下马而欢呼，然而真正有效的沟通和公众参与机制没有得到推进，关于一项公共政策的理性评估与论辩也难以达成。比如，发生在2012年的江苏启东市民反对制纸排海工程项目、四川什邡市民反对钼铜项目抗议，发生在2014年的广东茂名市民反对“PX”项目抗议等，都是如此。这在相当程度上让社会抗争的理论观察陷入了迷茫。第三节 新的视角：风险传播
媒介在风险社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最早对于“风险社会”概念进行系统阐释的社会学家，Beck（1992）就特别强调“媒体”在“对抗风险”上的重要性。而新媒体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风险议题”的发展，它赋予了民众建构风险的权力，也使得“风险信息”快速扩散与放大，促使其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
由于风险事件往往与科技发展引发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其背后牵涉各种专业知识，所以不同群体对于具体事件的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也不尽相同，甚至彼此冲突。风险传播的必要性，也是因之而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风险沟通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开始（Leiss, 1990），“风险传播”正在成为传播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郑和顺，2011），其在决策制订、风险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Plough & Krimsky, 1987）。
1989年，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等机构将风险传播定义为“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观点的互动过程”，并进一步指出“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关[6]注、意见和反映”。
一些学者对于风险传播的定义则更为简洁。有的将其界定为“将风险信息告知公众、协助决策制订和冲突解决的沟通行为”（Plough & Krimsky, 1987；Boholm, 2009）；有的则强调风险传播主要是为公众提供充分的风险情境信息与背景数据，让大家有能力参与关于潜在风险的对话，甚至加入风险决策；而风险传播的最终目的则是创造一个参与的、理性且关心的、有问题解决能力的合作群体（Lerbinger, 1997：转引自郭小平, 2013）。
概括而言，风险传播研究致力于观察风险信息在专家、风险管理部门、利益团体和民众之间的流动（Fiorino, 1990；Leiss, 1996），并尤其强调“专家如何将真相告知民众”（Plough & Krimsky, 1987；Otway, 1987），从而引导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促成良性对话（Covello & Sandman, 2001）。当然，在这个风险建构、争夺与沟通的过程之中，社会的文化背景、公众的价值偏好，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Leiss, 1996）。
不难发现，“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研究存在明显的不同（郭小平，2013）：它强调通过公众的对话，实现社会共识，从而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不注重危机化解与形象维护；它吸收了来自心理学（比如强调对于风险的感知）、人类学以及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而不侧重于公共关系的学理脉络。
与此同时，风险传播研究也跟社会抗争理论存在巨大的差异：虽然它也强调公众拥有不同的文化观念与地方性知识（Fisher, 1987：转引自Kinsella, 2007），因此形成的风险感知有所差异；而且风险政策的制定往往是各个参与者不断博弈斗争的结果，是不同群体和个体将自己的风险理解置于公共议程之中并试图说服他人接受的过程（李明颖，2011）。然而，对于如何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它更重视参与、对话、合作以及彼此信任，而不是抗争。
在风险传播这个灰色议题领域之中，各方力量享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彼此竞争、拉锯，又相互对话沟通，往往对于民众心理与行为、政策安排乃至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细致探究不同主体在风险议题当中的互动，可能超越一贯以来的“公民社会”、“社会抗争”、“公共关系”、“媒介社会学”等理论框架，发展出独特的理论内涵。第四节 中国式风险传播的困境何在？
中国语境下的风险传播，与西方风险传播理论并不全然契合，它至少为我们提出以下若干难以回避的问题。一、风险为何在这里被放大？
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Covello & Sandman, 2001）。近年我们目睹了越来越多“低风险”的风险项目引发了中国民众强烈的“风险感知”。尽管各种专业权威、行政权威以及媒体机构反复论证某些风险无须担忧，却无法取信于公众。这种风险认知的放大效应（Kasperson et al., 1988）如何在中国形成，并表现得如此尖锐？
在信息过程中，中国媒体上特殊的“双重话语空间”现象（何舟、陈先红，2010），无疑促进了风险话语的分裂，使共识形成尤为困难。一方面，中国的媒体类型开始出现分化，不少市场化媒体也参与风险话语的竞争，扮演“社会喉舌”的角色，提供不同的风险话语（曾繁旭，2012）。与此同时，各类传统媒体都缺少细分版面，对于风险议题的报道仍缺乏专业性（郭小平，2013），难以为公众提供恰当的风险信息。另一方面，各种新兴社会化媒体提供的话语空间则较为极端地表达公众的风险意见（乐媛、杨伯溆，2010），弥漫着对于风险的恐惧、愤怒与抵触，与传统媒体形成了鲜明对立的话语空间（何舟、陈先红，2010）。更加复杂的是，专家、意见领袖在各种媒介平台的意见争夺，同样促进了民众的“潜在恐惧”（Kasperson et al., 1988）。
理解我国的风险沟通语境与逻辑，难以避开对宏观的制度结构层面进行分析。我国现行的社会体制，缺乏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于建嵘，2008），在风险议题等以技术为基础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以专家和技术精英的作用为主，这就可能导致将民众排除在决策程序之外。与此同时，当下风险决策中的暗箱操作、信息控制等问题（孙立平，2012），加剧了民众对风险管理机构的不信任。这使得很多风险政策的制订，很难得到民众的认可，他们有可能产生对于风险的恐惧和逃避倾向，甚至用激烈对抗的方式应对环境风险（Sandman, 1985）。值得注意的是，现存制度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NGO等社会团体独立发声和参与。
不难发现，这样的信息流动过程与制度结构，并不利于理性风险沟通的形成，也为“风险放大”效应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二、必然的沟通败局？
民众对于风险管理机构的持久而广泛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当下风险沟通的最显性难题（Kasperson, 1986；Bella, 1987；Slovic, 1993）。而在中国，由于各种“社会丑闻、揭黑调查以及悲剧和灾害新闻”（Schütz & Wiedemann, 2008）高发，信任缺失已经深深植根于制度结构与社会心理之上，不同沟通主体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Rowan, 1994；Boholm, 2009），往往导致了“无效沟通”或者说“仪式化沟通”的现象。
无效沟通，有时体现为政府、企业机构的沟通过程缺乏公开、关心与承诺（Peters, Covello & McCallum, 1997），或表现为不同风险故事的对立与分裂（韦德曼、克劳伯格、舒茨，2010），或双方对话与互动的缺失（Sandman, 1985），抑或消极、负面与非理性的公众回应（伍麟、王磊，2012）。
最终，无效沟通则导向越来越恶性的社会结果和难以避免的败局。
一方面，政府与企业机构固执地倚重“科技范式”，希望通过专家知识及专业权威的宣传，对公众进行单向灌输和说服，试图消解民众对于风险的恐惧和对抗（郭小平&秦志希，2006；郭小平，2006；Kinsella, 2007）。一次次的沟通失败，则让它们心有余悸，害怕沟通。更糟糕的是，仍有一部分与机构，对于运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留存幻想，始终无法转向“民主范式”的风险沟通，积极与专家和民众互动，顺应民众心理，鼓励民众参与决策（郭小平&秦志希，2006；郭小平，2006）。
另一方面，公众由于对于政府和企业等风险管理者缺乏足够的信任，因而，固执地抱持非专业的直观判断（陆玮等，2003），以及更高程度的风险感知（Groothuis & Miller, 1997；Siegrist et al., 2000）。
这似乎是中国风险传播的一个死结。沟通败局，难道是一种必然？三、信任重建与新媒介机遇
增强信任的关键在于，各风险传播主体要致力于改善公众业已形成的对这些机构的刻板印象（Peters, Covello & McCallum, 1997）。这不仅需要更高质量的风险信息以及更多元的沟通渠道，也需要制度性的支持与保障（Kasperson, 1986）。在其中，各种新媒体平台（尤其社交媒体）的发展，被认为带来了新的沟通可能，有利于双向沟通在中国的出现（许静，2013；周敏，2014）。
有成效的风险沟通，往往发生在多元、分散的社会沟通背景中（Krimsky & Plough, 1988）。新媒体的技术特性，正为企业与民众进行风险对话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但是，社交媒体如何实践真正的对话与分享，让风险承担者参与沟通与讨论，并确保参与渠道的开放性与资讯透明（吴宜蓁，2011），仍然是中国风险传播面临的难题。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另类声音的生存空间，为网民提供多元资讯与个人经验，也有可能为谣言提供生存土壤，为风险沟通带来更大障碍（李明颖，2011）。第五节 问题、方法与案例一、研究问题
本书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中国媒体对于风险议题的建构体现出怎样的逻辑和权力偏向？不同媒体机构在风险框架使用、消息源选择和报道主题等方面表现出怎样的差异与呼应？社交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又有何不同？
2．专家在风险议题当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角色是否有利于风险沟通的展开？
3．面对特定风险议题时，专家与民众的风险感知有何差异？公众为何倾向于忽略专家的知识和话语？不同主体的风险故事，如何展开竞争与互动？
4．在信任缺失的语境下，企业、政府等利益集团的风险沟通实践往往陷入败局，应如何与“行动者”以及社会公众进行沟通并推进风险对话？如何培育社会信任？二、研究方法
本书不仅运用“内容分析”、“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及“个案比较”等多种传统的实证方法，也尝试了“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较为创新的方法，由此展现不同主体在社交媒体时代中的风险传播实践。三、研究案例
本书将不同的风险传播主体纳入观察视野。具体而言，我们对于媒体、公众、专家、政府、NGO、企业等主体都进行了探讨，尤其关注它们如何形成风险论述，争夺对于“风险”的定义。
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设计，本书也尝试涵盖了不同类型的风险议题。其中，既涉及多地的“PX”项目与核电项目风险议题，也涉及转基因技术风险议题，还有“PM2.5”等环境与气候变化议题。通过对各类议题的梳理，试图提供一个复杂而全面的中国故事。第六节 章节安排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注的是“风险的形成与感知”，第二部分则聚焦于“风险的沟通与化解”。书中的每一章则具有独立的研究问题，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设计，其理论侧重点与发现也各不相同。
具体而言，第二章关注技术风险与感知风险之间的拉锯。以西方“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理论出发点，探讨在当下中国语境下，为何在专家看来低风险的议题，有时却会引发民众的高愤怒。
第三章关注媒介对于风险的建构。以“PM2.5”议题为例，分析我国不同类型的媒体在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以及专业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怎样采用差异化的报道主题、信源选择以及框架使用策略。在此基础上，着重阐述了风险议题中的框架共鸣与扩散机制。
第四章关注风险议题中的专家角色。以转基因议题为例，分析《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转基因议题报道中对专家意见的呈现，探讨媒体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专家模式，并对迷信专业知识及专业权威的风险沟通的“科技范式”进行了反思。
第五章关注重大风险事件当中的沟通误区。以2013年发生在广东省鹤山市的反对核燃料项目事件为例，本章发现政府与专家公信力的缺失是导致沟通败局的根本原因，具体体现在“缺陷模式”思维的误区、专家的困境以及民意沸腾中的混乱应对等方面。最终，沟通陷入败局。
第六章探索风险沟通中专家与民众的分裂以及良性互动的可能逻辑。基于不同的风险感知和信息解读方式，专家和公众在面对特定风险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风险故事”。本章以昆明“PX”事件为例，分析专家和民众形成的风险故事版本的不同特征，以及两者在媒体平台上的竞争与互动。
第七章以面临高风险的核电企业为例，探讨在信任缺失的语境下如何通过有效的风险沟通推进社会信任建设。社会信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何突围的尝试都值得细致观察。
第八章关注地方政府的风险沟通效果。以2014年的茂名“PX”事件为例，观察地方政府的风险沟通内容，并对官方微博的传播链条与社会网络关系进行可视化呈现，以及对于公众回应进行量化统计，从而评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风险沟通效果。
第九章则是全书的结论，从信任重建、公众参与、媒体专业化与风险沟通方式等层面，探讨中国风险传播的困境如何破局。
总体而言，本书通过对风险议题中不同传播主体及其互动逻辑进行动态还原，并着重与西方风险传播理论展开对话，从而尝试归纳中国式风险传播的特有逻辑与传播模式，并探讨良性沟通的可能。在此基础之上，本书或能为政府、企业、专家与民众的风险沟通提供一定的理论启发。
[1]初稿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4期。曾繁旭、戴佳分别为第一、第二作者。本章对内容进行了增补。
[2]“中国核电站在建规模保持世界第一”，《上海证券报》，2013年5月28日：http://money.163.com/13/0528/04/8VUEDMOB00253B0H.html
[3]刘进胥，柏波．广东江门开建核原料基地网友质疑为何动工后才公示．南方日报．2013-07-12.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12/27428695_1.shtml
[4]3T原则是英国学者Regester Michael提出的：第一，Tell You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第二，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第三，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
[5]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环境保护、业主权益和公共卫生等领域持续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抗争。据历年《社会蓝皮书》统计，2007年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为8万余起。
[6]Committee on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9.第二章[1]公众如何感知风险？
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与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Covello & Sandman, 2001）。近年我们目睹了越来越多可能“低风险”的环境项目引发民众的“高愤怒”。低风险的项目产生高风险的认知，意味着“风险的社会放大”。本章以西方“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理论出发点（kasperson et al., 1988），以山东民众反对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和乳山红石顶核电站事件为案例，探讨在中国语境下，何种机制导致风险的社会放大。
通过深度访谈、内容统计与话语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我们发现，风险主要经由信息过程、制度结构和个体反应三重机制的影响而得到放大。具体而言，信息过程指的是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专家和意见领袖的意见争夺决定了风险的传播偏向（kasperson et al., 1988）。制度结构，则涉及地方政府的暗箱操作、信息控制和社会团体缺失等因素，它们可能导致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而对信息进行“对抗性解读”（弗鲁尔，2010）。另外，在个体反应层面上，民众接收信息时的愤怒情绪及对核电项目的“污名化”过程（Edelstein, 1988），也导致了风险放大。本章是对西方风险放大理论与中国当下语境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尝试。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技术风险VS感知风险
2013年7月，江门核原料加工基地项目引发民众的质疑和大规模抗议活动，并最终在民众反对声中下马。但据专家对此的风险评估，核燃料加工生产基地的任务是将天然的燃料经过各种工艺过程制成燃料元件，供核电站使用，并不涉及核反应和核裂变环节，因此也就完[2]全不存在高辐射风险。在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案例中，技术性风险评估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并为风险沟通带来一定的难度（Slovic, 1993）。
学者们认为，“风险”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物理性的、更为实际有形的、可被量化的危险，即技术性的风险；而另一部分是由心理认知建构的危险，即感知的风险（perception of risk）（Stevens, 2008）。关于二者之间的差异来源，风险沟通专家Sandman引入了“愤怒”这一概念加以解释。具体而言，危险（hazard）是风险的技术性构成部分，可衡量风险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而愤怒（outrage）是风险的非技术性构成部分，是意愿、控制、响应、信任、恐惧等情[3]感因素的综合。其中，愤怒是感知性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公众的愤怒会造成对于实际风险的认知放大。换言之，技术风险相对较低的项目或事件，如果遇上愤怒的人群，则会被理解成高危险性的项目或事件。
风险的认知放大，无疑对风险沟通与社会稳定构成挑战（kasperson et al., 1988）。转型中的中国由于各种矛盾冲突加剧，缓冲与减少风险极其重要。对于技术风险相对较低的项目或事件，政府与企业更应该通过各种沟通机制实事求是地引导感知风险，将风险放大控制在最低限度。
与此同时，在感知风险与技术风险日益出现脱节的当下中国，仍较少学者利用风险社会放大框架，探讨两者出现落差的原因与内在机制。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风险放大的信息过程，比如考察人际传播（崔波、马志浩，2013）或是传播媒体、网络论坛等媒体平台（丘鸿峰，2013）在风险放大中的作用。
本研究则尝试将风险放大的客观过程与微观过程相结合，既考察风险信息的媒介建构过程，也结合社会制度结构和个体反应等多重因素，探讨风险放大的复杂机制。具体而言，本章通过2013年山东银滩业主反对乳山核电站建设及荣成居民反对石岛湾核电站建设这两个反核行动为主要案例，结合对意见领袖、石岛湾核电站周边居民的访谈，以及媒体的内容分析，展现核电议题中的公众认知与舆论逻辑，理解风险放大的成因与机制。研究问题包括：风险放大的过程如何形成？民众感知风险与事实技术风险为何出现差异？第二节 理论框架：风险的社会放大
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是指相对小的风险有时却引发大规模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社会影响，甚至经由“涟漪效应”的作用，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Kasperson et al., 1988）。这一定义的模糊之处在于，风险的大小很难评估，“相对小”这一风险的原初状态难以得到确证。因此本章结合Stevens（2008）关于风险组成部分的论述，将风险放大的具体含义确定为“感知风险超出技术风险”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事件或项目的技术风险高低，如果感知风险显著高于其技术风险，就造成了风险放大的客观结果。风险认知是一个公众学习、解读风险信息的过程（Renn, Burns, Kasperson et al., 1992：140）。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风险的社会体验（Kasperson et al., 1988），因而探究风险放大的社会机制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一、信息过程
有关信息过程如何引发风险放大，Kasperson等人认为，信息流充当了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的角色（Kasperson et al., 1988）。其中，信息量、信息受争议程度、戏剧化程度以及信息的象征意蕴作为信息流的主要属性，都会对风险是否被放大产生影响（Kasperson et al., 1988）。例如，对技术专家而言，风险评估步骤会受到复杂的解读模式的影响，从而在科学家中出现不同的风险评估论断相互竞争的局面（Schütz & Wiedemann, 2005），导致信息争议和风险放大。此外，人际流言、利益群体的关注或是社会信任等其他因素的加入，也会导致风险放大（Kasperson et al., 1990；转引自Kimsky & Golding, 1992）。二、制度结构
涉及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通常与信息保密密切相关。对地方政府而言，具有争议性的环境政策、工程信息如果公之于众，可能引发民众恐慌而影响地方稳定，因此此类项目的立项与实施进程通常是高度神秘化、缺乏监督的暗箱操作（孙立平，2012）。基层政府片面追求政绩与放弃公共责任的体制性特征，则为这样的暗箱操作提供了动力。
在西方社会中，社会团体往往充当着对风险管理进行后续解读的中流砥柱（Kasperson et al., 1988），政策的制定也需要纳入这些团体的意见。然而在中国，现存制度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NGO等社会团体独立发声和参与，因此环保NGO或其他民间团体为了保持自身合法性，不得不在面对公共政策时谨言慎行（曾繁旭，2012）。其角色的缺失使得信息与决策过程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把持，鲜有来自第三方的声音。三、个体反应
对于公众而言，专业技术知识的缺乏、利益诉求的迥异，以及风险信息评估和解读框架与情境的差异，会导致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程度被放大，由此产生恐慌情绪（Hocke, 2006）。这种恐慌会导致民众对风险信息的污名化解读，进而引发风险放大可能（Edelstein, 1988）。
关于哪些因素在影响民众对于风险的判断，Covello & Sandman（2001）用“愤怒因子”（outrage factors）这一概念加以解释。愤怒因子不仅是指导致民众“愤怒”的因素，而更多是指影响民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其中不仅涉及民众风险信息接收过程的心理机制，如是否关乎个人利益、是否受个人自身控制，还包括事故历史、媒体报道量大小等社会因素。
此外，公众关于风险的直接经验及对风险的熟悉度是影响风险放大的重要因素（Kuhar et al., 2009）。第三节 案例与研究设计：两个核电项目
本章选取山东民众反对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和威海乳山红石顶核电站的两个个案，考察中国语境下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山东省在120公里海岸线上，规划了荣成、海阳、乳山三座核电站，其中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和乳山红石顶核电站均在威海市中心10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密集的核电建设规划和核电站距离民区较近的事实，备受市民争议，也使“反核”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这为我们考察民众对核电项目的风险感知提供了基础。
其次，在乳山核电和荣成核电这两个案例中，前文文献中提及的导致风险放大的原因如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等都有所体现。虽然我们重点在于探讨媒体在风险放大中的角色和意义，关于制度、社会及个体因素的考量仍将被纳入进来，以丰富对于风险放大机制的理解。
最后，乳山红石顶项目作为中国第一个因民众反对而被搁置的核电项目，在反核运动中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从运动的整个过程来看，民众在反核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程度的愤怒，甚至引发较大范围的社会抗争，进而影响环境事件的决策进程。
本章主要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参与抗争的主要行动者以及与核电议题相关的主要意见领袖进行深度访谈，以还原他们的行动逻辑。每次访谈时间约为两个小时，并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
主要访谈对象信息见表2.1。其中，＠我的威海和＠花石头e为活跃在新浪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他们在微博平台上展开了与核电专家、核电建设方的意见争夺，以反对在威海建核电站、质疑核电安全为主要诉求。Wolfman、三叶草和津鸣是在银滩买房的业主，也是乳山反核运动中的核心领导者。表2.1 深度访谈对象说明
同时，通过对于新媒体、传统媒体的内容进行分析，我们尝试把握风险放大过程中的媒体实践方式及其影响。
针对不同阶段中的风险放大机制，本章也提出了不同的研究问题与设计。具体内容见表2.2。表2.2 风险放大各阶段的研究设计①“天下第一滩”是山东乳山银滩反核业主宣传与动员的主要平台。第四节 研究发现：风险放大的社会机制一、核电项目的技术风险与感知风险
在核电项目的技术风险问题上，本章以已经由国家权威机关通过或审批的相关文件和报告作为判断的标准。这些报告均经由科学测算和实地调研得来，因此本章假定它们代表对于相关核电项目技术风险较为科学的评估。
2012年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简称《核安全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运行核电机组安全业绩良好，迄今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INES）2级及其以上的运行事件……安全风险处于受控状态，运行核[4]电厂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另外，关于在红石顶核电事件中备受争议的核电站选址问题，《核安全报告》中也作了说明：我国民用核设施“在选址中对地震、洪水等外部事件进行了充分论证，发生类似福[5]岛核事故的极端自然事件的可能性极小”。
针对荣成石岛湾核电站的辐射情况，《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厂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二号公告》关于该核电站正常运行期间的辐射环境影响做了说明：“所完成的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正常运行期间每年对厂址周围公众造成的剂量小于10mSv，远低于国家标准《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4[6]（GB6249-86）规定的年剂量限值（0.25mSv/年）。”
然而，这些关于技术风险的科学论证遭遇了情绪化的认知风险。如针对石岛湾核电站在厂址、技术、施工和运营等方面的安全性，网民的讨论如下：“不信那些鬼话。有核电站就会有灾难，没有安宁”（＠北京大丽[7]2013年1月5日发布于“天下第一滩”论坛）。“核电不可能是清洁的，核电不可能是安全的，只有在发展的逻[8]辑下才是必要的”（＠吾语若2013年3月22日发布于新浪微博）。“专家说核电事故发生的概率和被陨石砸到的概率差不多，这还是说服不了我。我不管概率是多少，我只知道一旦建了核电站，就有发生核泄漏的危险”（对车宾的访谈，2013年7月）。
公众对于前文提及的关于核电项目技术风险的科学评估没有认[9]同，将核电项目视为洪水猛兽、“核电魔鬼”、“原子地雷”，这其中既有对政府评估的不信任，也有个人知识架构，以及“我反正不信”这样一种情绪化的抵触。感知风险显然超越了技术风险。二、信息过程：信息建构与风险放大
在风险放大的信息过程中，媒体、专家、意见领袖、社会团体等“风险放大站”对特定风险事故或事件进行信息的建构，并以信息流的方式向公众传播风险信息（Kasperson et al., 1988）。我们通过对媒体、专家和意见领袖建构的风险信息进行分析，考察在信息过程中，不同主体传播的信息流对环境风险的放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媒体如何建构风险信息
大众传媒作为提供信息的一大重要渠道之一，提供了风险信息，并建构了信息的象征意义（默多克，2010）。同时，媒介在唤起公众对特定威胁的关切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Peters, 1995）。
首先，我们观察传统媒体对乳山红石顶核电的报道（检索自百度新闻：2007.12.1—2007.12.31）。在乳山红石顶核电这一个案中，从报道主题、消息源选择、报道立场等角度看，传统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持相对审慎的态度。“这些媒体对我们采访和报道都是一种客观的角度。会说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核电方面的观点是什么，各方观点都有，并不是支持某一方，反对某一方。不会有明显的倾向。”（对“天下第一滩”网站站长wolfman的访谈，2013年7月）
对乳山核电报道的消息源分析（图2.1）表明，官员作为消息源的使用频率最高（38.8%），原因在于环保总局的声明引发了有关乳山核电是否会被迫中断以及重新环评的质疑。除了官员这一消息源，媒体对其他消息源选择相对平衡，既有支持乳山核电站建设的当地官员、企业和核电专家的观点，也有反对核电站建设的抗争者的观点，相对平衡。图2.1 传统媒体对山东乳山核电站报道的消息源分析
对传统媒体的报道立场分析发现，在250篇报道中有219篇报道都对乳山核电站建设持中立的态度，既表达银滩业主反对核电站建设、守卫家园的主张，又援引当地政府官员期待核电站建设拉动地方经济的政策考虑，也有红石顶核电筹备处官员有关乳山核电“未批先建”谣言的澄清。
相比之下，社会化媒体对于核电议题的呈现与建构就有明显差异（检索新浪微博：议题生成—2013.10.30）。在新浪微博关于“乳山核电”的讨论中，约90%的帖子反对乳山核电站建设，其余持中立态度，而持支持立场的微博数量为零。“荣成核电”微博的反对倾向则未见如此强烈。持反对立场的比例则为44%，而中立（31%）与支持（25%）的比例大致相当（图2.2）。这可能因为荣成抗争者大多是当地农民，不充分具备利用新媒体充分发表意见的能力，抗争的声音较弱。图2.2 新浪微博上山东核电议题报道立场分析
总体而言，传统媒体建构的核议题总体持较为中立的立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或支持话语倾向。微博对“乳山核电”和“荣成核电”这两个议题的报道则有明显的反对倾向，传达出对于核安全的疑虑和核辐射的恐慌。（二）专家、意见领袖对风险信息的争夺
公共领域被哈贝马斯描述为一个角斗场，其中，不同的权力持有者为取得优势和公众支持而相互竞争（Habermas, 1984）。而媒体作为公共话语平台，更成为不同话语主体争夺以自身为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影响力”（Lukes, 1974）的主要途径。在核电议题中，专家和意见领袖利用媒体平台，建构了不同版本的“风险故事”（韦德曼、克劳伯格、舒茨，2010），并展开了对于核议题的意见争夺。
信息的受争议程度被认为是影响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属性之一。专家之间的争辩容易提高公众对真相的不确定感，增加对风险是否真的被认知的疑虑，并能降低对官方发言人的信任（Mazur, 1981）。如果公众已经开始对风险产生恐惧，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对专家间的分歧更加关注（Kasperson et al., 1988）。
核电专家和意见领袖们在传统媒体上表达了支持与反对的不同看法，但意见争夺较为有限，因为传统媒体的消息源以支持核电的专家居多——引用专家信源33次，其中支持核电的专家信源为27次。支持核电发展的专家，如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中国工程院叶奇蓁院士，以及中核、中广核的一些一线专家等，认为“中国核电技术处世界前列”，“只要按照核安全法规所规定的要求选择厂[10]址，都是安全的”。对于反对立场的报道，也仅限于将抗争者或者当地意见领袖的观点作为平衡报道的信息源。
专家、意见领袖之间的意见争夺在微博上则更为显著。例如，＠中核辽宁核电有限公司发布了一条内容为“核电站不会对周围居民造成辐射危险”的微博后，＠专家冯毅评论，“从事核能行业的大批高科技人才，离核电站更近，他们的生命安全也是同等可贵的。他们在创造人造自然的工程中为什么不畏惧核？因为他们有知识，熟悉核安[11]全文化”。而以＠我的威海、＠夏爽老尼为代表的微博意见领袖表示不认同，“我更愿意倾听第三方声音，利益相关方存疑”。
此外，专家在新媒体平台上对舆论的引导中，也存在偏颇的情况。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在其一篇题为“核电站与原子弹：哪个更危险”的博文中写道：
世界上的核电站至少已经发生过三起重大事故，而全世界的原子弹还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因而，核电站比原子弹更危险……而且危险得多。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核电站是要“运行”的，它要持续进行核反应，而投放爆炸之前的原子弹，并不处在“运行”状态中[12]（江晓原2011年8月13日发布于新浪博客）。“核电站比原子弹更危险”这样缺乏说服力的简单论断，并没有引起理性的质疑。相反，它引发网民的恐慌情绪，如该博文下方出现了以下耸人听闻的回复：“危险！跑路！”（＠索乐图2011年8月16日发布于新浪博客）、“核电站就是西方的一个阴谋”（新浪网友2011年8月15日发布于新浪博客）、“所有跟科学挂上钩的东西都会对人和地[13]球造成伤害”（＠近临融合2011年8月15日发布于新浪博客）。
由此，大量有争议的信息流，调动了民众的“潜在恐惧”（Kasperson et al., 1988）。正如Weinberg（1977）所说，使公众免受惊吓，要比吓到他们难得多。三、制度结构：信任缺失与对抗性信息解读
在风险放大理论中，社会信任被界定为：一个人对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或机构按照他们胜任的、可预期的、关注的方式行动而抱有的预期（Kasperson et al., 1992）。前文提到，基层政府片面追求政绩、地方维稳的压力以及对公共责任的漠视常常导致环境工程中的暗箱操作。即在环境工程的立项与实施进程中隐瞒计划、缺乏风险沟通，并将公众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涉及环境项目的群体事件，折射出民众对政府环境决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不到位的失望，并产生对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受访的山东乳山银滩业主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对政府将建核电站的决定一直不知情。
政府信息不透明，你们要想上核电站，得跟公众说清楚。卖房的时候都瞒着业主，后来才知道，业主就会恼火。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我们为什么反对呢，一个原因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你说安全我不信。后来政府也跟我们说核电站很安全，有防护措施，等等，但是业主们都不相信，觉得政府说的谎言太多了（对山东乳山“天下第一滩”网站站长Wolfman的访谈，2013年7月）。
与此同时，政府信息发布过程中，对信息采取严格的控制，普通民众轻易无法接收到核电站进展情况等信息。即使是国家要求公布的核电站环评报告，在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站案例中，也是民众无法获取的资料。政府的信息控制，进一步破坏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石岛湾核电站第二次环评时，在《威海晚报》上的一个角落里发布了公告，说核电站开始环评，公布了联系人、联系电话，告诉大家有意见要沟通，还可以索取资料等。我把我的身份证号、名字、手机号发过去了，说我申请要你们的环评报告，特别关注市场调查的部分。我传过去的信息石沉大海，没有人理我。后来我一直没有收到环评报告，简本也一直没有公开。这就是官方的形式。（对车宾的访谈，2013年7月）
环保NGO或其他民间组织囿于制度原因无法主动引导核电科普，也降低了公众获取信息的可能性。除了政府发布的信息外，“全部都是自己在网上搜集的”。本章分析的各类媒介样本中，也鲜见NGO等组织作为消息源出现。
人们对于风险管理者的信任程度可能决定其加工处理风险信息的方式。来自一个不受信任的来源的风险信息可能被公众视为不可靠的或自利性的信息而加以忽视，甚至以一种与传播者期望中全然相悖的方式影响风险态度（弗鲁尔，2010）。
为了考察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民众以何种方式处理其接受到的风险信息，我们在乳山业主的“天下第一滩”网站以“核电”为关键词，检索以转载传统媒体报道为主要内容的帖子，得到104条有效样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回帖对传统媒体报道的态度，并分为信任和质疑两种。其中，信任是指回帖主要是以获取传统媒体报道中提供的信息为目的，或是对报道采取了肯定或赞许的态度。而针对民众对传统媒体质疑，我们把该立场细分为对媒体报道中政府信源的质疑、对专家信源的质疑，以及对报道其他内容的质疑。银滩业主对传统媒体核电报道的态度如图2.3所示。图2.3 网民对传统媒体核电议题报道的态度
通过分析“天下第一滩”网站回帖对传统媒体报道的态度，我们发现网民对传统媒体有58%的信任度，而质疑达42%。
其中，“天下第一滩”网民对传统媒体报道仍然持信任态度超过一半的原因在于，本章统计的是以转载传统媒体报道为内容的帖子，而业主们的转载有很强的选择性。网民大多热衷于转载以报道他国核事件为内容的新闻报道，并通过将他国核事故与核电危险等同起来，借此支撑自己反核的观点。如中新网题为《分析称福岛核泄漏已超过[14]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水平》的报道被银滩网民转载，该报道的主要内容为介绍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放射物排放情况，网民借此将国外核事故与我国核电危险画上了等号，如“核电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祸国殃民”（＠aus2011年3月28日发布于“天下第一滩”论坛）。为此，“天下第一滩”网民对其选择后的传统媒体报道有58%的信任度，并不能证明民众对所有的传统媒体报道信任度高。
在网帖中，网民表达了对核电专家或是官方信息发布机构不同程度的质疑。例如，针对中国核学会顾问叶奇蓁有关中国核电技术居于世界前列的说法，“天下第一滩”网民＠北京大丽如此回应：
你说你如此先进，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核专家面对日核泄漏能够提出行之有效的抢救措施！没有一个核专家前往参与指导救助！碘131漂流世界，你阻挡不了，还看着超强毒钚逃逸作孽，你坐视灾难不管，还竟然大夸特夸自己有多能。谁信你的技术安全！（＠北京大[15]丽2011年3月30日发布于“天下第一滩”论坛）
对政府、企业以及传统媒体的不信任，导致了当地民众对接收到的信息采取一种对抗性的解读方式。例如针对《经济观察报》题为《石岛湾：中国核电纠结缩影》的报道中提到的石岛湾核电站项目“是我国自主研发、设备国产化率在75%以上”的事实，网民称“谁信啊，那是辅助设备，核心技术都是美国的”；对于报道中核电专家有关“就像不能因为一次空难，就彻底放弃民航一样，对待日本核危机也应综合考量”的说法，网民称“人类无法处理核辐射，无法处理核废料。所以，如果真从福岛核灾接受教训，就放弃核站永远不要建，[16]否则全是鬼话”。四、个体反应：愤怒情绪与核电污名化
信任缺失语境下民众对风险信息的对抗性解读，增强了愤怒情绪，使技术风险被执拗地高估，导致感知风险的放大。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云海缘这样解释反对乳山红石顶核电站的原因：
乳山红石顶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作为国家核电站的备选厂址。但是，当地政府在开发银滩房地产和对外宣传时隐瞒了这一情况，事实上造成了本人和众多银滩业主在不知情的前提下置业银滩……这是当地政府对银滩置业者的欺骗和愚弄，也是本人反对乳山核电站的主要原因[17]之一（＠云海缘2011年4月13日发布于“天下第一滩”论坛）。
在这则帖子中，反核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政府信息不公开的不满，而非出于核电站建设对于周边环境和居民安全的考虑。这就导致民众对核电站建设采取一味的排斥态度。
对待风险项目的愤怒以及对危险的潜在恐惧，导致对风险信息的“污名化”解读（Edelstein, 1988）。污名化是社会响应阶段导致风险放大的主要反应机制之一（Kasperson et al., 1988），特指置于人、地域、技术或产品上的，与异常、有瑕疵、有缺陷或不受欢迎等特定属性相关的标记。对核电的污名化是指对风险事件的属性进行取舍，并有意识地放大其中的缺陷或令人恐惧的属性。表2.3列举了核电污名化的“标签”及其对应的主题。表2.3 核电污名化“标签”信息主题“标签”核电魔鬼（怪物）、埋在身边的地雷、核事故后的“鬼安全风险城”健康风险带血的GDP、癌症、高辐射源经济利益劳民伤财
首先，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的风险夸大是“污名化”的重要特征。例如，业主称核电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危险的项目”，一旦发生事故，就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对于巨大事故或风险事件的体验增加了危险的记忆和可意象性，从而会强化风险认知（Slovic, 1986）。业主们认为，日本福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就是核电不安全的典型例证。当核电建设与核事故画上等号，对核电技术安全性的质疑便再也无法根除。银滩业主将核电与“魔鬼”、“地雷”等意象联系在一起，称核电是“披着清洁能源美丽外衣的魔鬼，一旦这[18]只魔鬼逃出笼子，人类就对它束手无策”，并以“鬼城”为注脚，描述遭受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事故影响后的城市，配上相关图片，显得触目惊心。
其次，“污名化”过程还包括对健康风险缺乏依据的联想，发展核电被称为追求“带血的GDP”的行为，是以民众的健康为代价的，而且核电站这一“高辐射源”会使民众罹患癌症的风险大幅增加。
最后，核电站建设的经济影响被业主们概括为“劳民伤财”。例如，业主们认为核电项目会拉高周边地区的物价与房价，使周边居民的生活成本上升。而且，由于项目环评和审批程序的不完善，网民用“非法核电站”这一意象来污名化乳山核电站，并在具体表述时用“非法核电站”一词代替“乳山核电站”。
由于人们对污名化环境或技术的典型反应是回避，所以污名会导致重大的社会和政策后果（Slovic, 1987；转引自Kasperson et al., 1988）。银滩业主将“魔鬼”、“癌症源”、“非法核电站”等意象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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