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于坚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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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记试读：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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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8日

我站在共和国广场附近的博勒佩尔街（Rue Beaurepaire）上，打量着一道门，一道双开的暗绿色木质大门，黄色铜锁上的锁眼已经磨得有点塌陷，似乎一推就开。推了一下，纹丝不动，还是得用钥匙，这把小钥匙与这大门极不相称，就像一颗要扎入大树去的钉子。要是在中国的话，这样的大门应当装着狮子头扣环，不是用钥匙开，要先叩门环，然后门房在里面将门闩拉开，哗啦，咯吱，一阵序曲般的声响，开门是一个仪式。抬腿跨到里面，外人已经规规矩矩了。这种大门如今在中国的私人住宅里已不多见。偶尔有些暴发户安装了这样的大门，也是新崭崭的，而且很少是木质的，大都是金属做的防盗门了。这道门是个古董，我估计已经用了一百年以上，下面那道边已经磨腻，漆色褪去，露出松垮的木纹，缝很宽，塞得进一根长棍面包。这条街就是一个古董，两边都是风格一致的六层楼房，每一层的落地窗前都有等距排列的阳台，用黑色的铸铁栏杆围着，坚固而疲惫的样子，一些堆着杂物，另一些开着花或者不开。房子是米黄色的石头建造，风吹雨打，已经失去本色，暗了。整个巴黎都是幽暗的，曾经是亮闪闪的、白刷刷的石头城，现在暗淡了，犹如落日的余晖，风情不再，但也没有沦入黑夜，沦入永恒的暮色中。许多来路不明的痕迹从屋顶顺着生锈的下水管流下来，有的地方长着暗褐色的苔藓。如果不是街面上一家挨着一家的咖啡馆、面包店、时装店、旅馆、超市、眼镜店、古董店、水果摊、报亭、理发厅……这建筑物可以算废墟。呵呵，我将要住在一栋废墟里。开了门，楼道黑森森，水门汀地板上扔着几卷有气无力的报纸。没有电梯，我得提着箱子上到顶楼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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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秋天，我刚40，第一次离开祖国。我在机舱里静静地揣着护照，我总是害怕它会飞走。旁边坐着三个形迹可疑的朝鲜人，缩成一团，袋子放在脚下，拉链口子上露出几瓶酒。有人上了飞机，在起飞前的几分钟又被带下去。那时候，出国就像是一种逃亡，失去了信任，你到外国去干什么？叛国投敌的怀疑笼罩着每一本护照。在海关，士兵声色俱厉地盘问我，哪个单位的？去干什么？除了护照，我还得给他一张同意出国的、盖着红色公章的单位证明。站在那个高高在上的柜台前面，感觉自己是站在一座悬崖边上。惊魂未定的旅途，直到透过飞机的小圆窗看见下面安静的俄罗斯大地，乌云层叠，森林密集，湖泊遗珠般散落其间，我才确定不疑，安稳下来。天黑后，我落进巴黎，什么也看不见了，黑沉沉的城，像大地上的星空，有几串星子在移动。旅馆的房间里有巨大的黄色搪瓷浴缸，洪流般的温泉从墙壁里冒出来，其实不过是一只已经磨得有点旧的大号浴缸。那时候浴缸还没有在中国普及。我躺在天堂般的浴缸中，想象着明天的巴黎，那一定是个闪闪发光的地方，矗立着我在电视里见过的那种雄伟高楼、玻璃幕墙，充满着各种尖端设备、电影明星……世界的终端，已经完工的未来，就像那些未来城市景观图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在光辉灿烂的新小区里过着幸福生活，提着鼓囊囊的购物袋刚刚走出珠光宝气的大商店。天亮时，打开窗子，外面是一群红顶黄墙的低矮楼房，就像《格林童话》里那些塌鼻子的小矮人，一群麻木不仁的鸽子正在天空飞渡，几乎可以看见地平线，没有什么建筑物高耸入云，有点灰溜溜的，一个旧巴黎。我觉得自己来到了《格林童话》的某一页里，那些法国民居在我看来就像是宫殿，与我童年时代在《格林童话》里看过的插图中描绘的差不多，安静得惊心动魄，没有人的城市，隐约传来汽车的零碎声音，像是一群刚刚毕业的马蜂。

这个早晨令我崩溃，窗子外面那个旧兮兮的巴黎对我的世界观的冲击，就像一场原子弹爆炸，我的城市正汹涌着一种庸俗不堪的维新思潮，拆得个灰尘滚滚。20多年前，我秘密地阅读过许多法国文学，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汤达、波德莱尔……一边读一边担心着被捕，它们都是“文革”时代的禁书。这种危险的地下阅读，令我比普通的读者更尖锐地进入那些文字，那是吸毒般的阅读，就像一种秘密的逃亡。语言就是存在，我悄悄地越过国家话语的高墙，逃进另一个语言世界，在另一种语言中塑造着另一个我。而就在距离这些秘密读物不过几厘米的地方，随便一张纸都弥漫着那种光明正大的语言：打倒、消灭、阶级、战斗、无往而不胜、正确、伟大……罗曼·罗兰阴暗沉静琐屑的语言是从一个朋友那里传到我手上的，有一天，朋友秘密地借给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套书大约已经传递了数百人，书页已经磨损，像被老鼠啃啮过。那时，我正在昆明一家工厂当工人，一下班就忙着回家读它，似乎自己的小房间里藏着一个情人。白天将它藏在床底下的一只曾经装着墨水的旧木箱子里，用上海产的永固牌挂锁锁起来，钥匙藏在一个旧信封里。我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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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旅馆来到街上，即刻进入了巴尔扎克小说的某一章里：青石块铺成的地面，灰黄色的骑楼，贝姨站在窗口浇花，鸽子在天空中拉屎，微焦的面包味，苦涩的咖啡味，许多苹果被切开了，露出屁股般的肉（那时候苹果非常稀罕，我一年也吃不到一个），香蕉刚刚剥皮，阳台，阳台上的小花园，一只猫在阁楼的窗口蹲着，世界仿佛蒙着一层包浆，停在遥远的一日。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天，我在梦里来过这里。转过街角，一个菜市场滚出来，喧哗、新鲜，水灵灵的玫瑰、亮闪闪的鱼、骨头、猪下水、牛肉、葡萄酒、奶酪、大南瓜、百合花、土豆、香肠、金砖般的面包、大胖子、嬷嬷、屠夫、太太、大婶、小姐、老爷子……几个小伙子看见我愣头儿青般东张西望，就朝我做鬼脸，撇着嘴弄出为婴儿催便的响声。我獐头鹿耳，转身想跑，他们咧嘴大笑。这是外祖母的菜市场。一瞬间，我对巴黎产生了好感、信任。我一直以为巴黎只是一堆发黄的禁书，或者一个空掉的香水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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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兔的房子有客厅、厨房、一个小单间（可以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两个连通的房间，以及两个卫生间。从前，有一家人就在这里睡觉走动，生儿育女，房间里到处是他们生命的痕迹，他的剃须刀、肥皂盒子，他的旧眼镜框，他的旧磁带，她的空掉的香水瓶子、戒指盒、手袋……他们的絮语仿佛还没有消散。衣柜上摆着主人一家的照片，他父亲，他母亲，他5岁或者9岁，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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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醒得太早，就打开窗子，看黎明前的巴黎。巴黎就像一头躺在宇宙动物园里的野兽，有着古老的胎毛和幽深的眼睛，它幽深得就像一口永不见底的井，足以让人慢慢地、长久地端详。楼下面大街的灯亮着，还没有人出现。在商店的橱窗，塑胶做的模特儿亭亭玉立，沾沾自喜地展示着她们光滑冰凉的大腿，已经站了一整夜，冻僵了似的，令人怜惜。昏暗曚昽的街角睡着一家人，就像被清洁工遗忘的垃圾袋。几个大大小小的脑袋萝卜般蒙在被子下面，怀着一种无家可归者对世界善意的信任，没有人赶走他们。头顶星空浩瀚，我坐在阳台上，就像一只猫，仿佛刚刚从黑暗的天宇中走下来。

想起我青年时代的朋友老严，30年前他投奔了巴黎，狂热的工厂左翼青年，崇拜巴黎公社，迷信“生活在别处”“更好的”“未来”。在铸铁车间刚刚冷却的齿轮堆旁朗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翻毛皮鞋深陷在沙盘里。“文革”一结束就移民法兰西，出了戴高乐机场，拎着行李就去找巴黎公社社员墙。后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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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严是一个诗人，以为凭着激情、浪漫主义和一堆时髦的观念就能闯荡世界，最后老家也回不去了，他无法提着一只仅装着几件旧衣服而不是巴黎香水的箱子回老家，衣锦还乡是流亡者的紧箍咒。我离开巴黎的时候，他妻子托我带一堆巴黎香水回昆明，她教我，香水太重，可以背在身上，托运的箱子里放些轻的东西。天光渐亮，一座教堂蒙蒙地出现了，云挡着它的尖顶。一辆黑色小汽车缓缓地驶过依然空无一人的街道，就像一辆灵车。我不是在怜惜老严，我是在怜惜自己，虽从未离开昆明，我也丧失了故乡。老昆明灰飞烟灭，新昆明加深了我的无根感，令人更痛楚。老严的根在他揣着一本护照登机之后就被斩断了，我的根让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它一点点被拔除。诗人若想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他们就把目光从苦难的现在引开，或者使过去发出一束光，以之使现在呈现新的色彩。为了能够这样做，他们本身在某些方面必须是面孔朝后的生灵；所以人们可以用他们作通往遥远时代和印象的桥梁，通往正在或已经消亡的宗教和文化的桥梁。他们骨子里始终是而且必然是遗民。（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我对巴黎一见如故，它不是我的故乡，却时时刻刻唤起我对故乡的记忆，那些古老的街道，每条都像是昆明的金碧路，那些房子，每间都会产生回到尚义街6号的幻觉。昆明如今充斥着关于未来的好大喜功的种种观念，不只是书本上的观念，而是空间现实。高大上不再是观念，而是小区、街道、楼房。每起来一栋高楼或者修筑一条道路，故乡就死去一点。从青年时代到今天，故乡一日日成为废墟，童年的世界在消失。我曾经以为这个世界就是白昼，黑夜，地久天长，永远如此。一天天，我目睹水井一个个填掉，老树一棵棵失踪，朋友一个个离开。我就像1945年5月柏林的某个德国人那样望着自己的老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巷子在消失，花园和树木在消失，作坊在消失，菜市场在消失，小摊小吃在消失，鞋匠和裁缝在消失，米线馆在消失。我的游泳池消失了，我的足球场消失了，我的电影院消失了，我的书店消失了，我的昆虫消失了（萤火虫永远失踪了，乌鸦也失踪了）。幽灵在消失（我少年时代它们住在登华街坡底的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古董在消失，画栋雕梁在消失，鲜花和沿街卖花的彝族姑娘在消失，挎着提箩来卖鸡蛋的大娘在消失，邮递员在消失，送牛奶的三轮车在消失，邻居在消失，熟人在消失，那些讨厌的屠夫在消失（没有人再和你吵架，讨价还价了）。卡车运走了那些家具、门窗、黑板、小学、中学、网球场、篮球架、浴室、书店、菜市场、枇杷树、樱花树……大学的同学都搬走了，永不再见。搬家公司的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谁也不知道邻居们搬到何处去了，仿佛他们是犹太人。一切都消散了，各色各样的假模假式的东西蜂拥而入。一夜醒来就发现隔壁的房子垮了，整条街道不翼而飞，仿佛发生了局部地震，废墟上蹲着戴安全帽的几个人在抽烟，撬棍和大锤扔在脚边。街头会突然出现一个全新的花园，里面长着我从未见过的植物（后来，它们在冬天死了）。人们在为各种奇迹欢呼，惊叹，期待着更多的奇迹。报纸欢呼，旧貌换新颜，一天等于20年。搬家成为一种在世的光荣，人生的胜利，我不敢在那崭新的花园和大街上走，我害怕迷路，害怕那些无根之木倒塌。回忆成为写作、生活的主要动力，失去记忆，我不知道我将如何度日。

落叶在我脚下窃窃私语在这个古老的城邦里天才和有理想的人都已离开剩下喝水的盲人和拄手杖的大师水井 旧窗 厨娘 还有住在武成路的博尔赫斯还有那家小诊所 中药铺寂寞地等着号脉只有我还在故乡 那些越来越密集的废墟—就像闹市 包围着我只有我还在那些模糊的街道上走我无法离开 我的爱情在那棵柳树下面一个聋子又能逃去何处 那些秘密的声音那些金子多么安静 落叶在我脚下窃窃私语—2017年12月18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伟大的东西如此严厉，而对渺小的东西如此不屑与宽容。”（巴尔扎克《邦斯舅舅》）巴黎，到处是过期的宴会、过期的下水道、过期的电线杆子、过期的墙壁、过期的情人、过期的柱子、过期的表白、过期的墙垛、过期的剧本、过期的台阶、过期的座位、过期的雨篷、过期的孤独和忧郁……“无墙的博物馆”，马尔罗这位老巴黎如此形容巴黎。巴黎在乎的只是它过时的、致命的美。迷恋这种过期的破败之美只会使人堕落，失去现代世界必备的进取之心。我无可救药地堕落着，没有工作，没有单位，远离祖国，不是法国人，更不是巴黎人，也不是腰缠万贯的游客，我像某种蛆一样爬在巴黎这本腐烂的巨书里。你无法在任何一本真正的书上看到巴黎，这本书是人类创造的自然之书，第二自然的经典，读这本书就像上床一样，你得自己爬进去，毫无廉耻地浸淫其中，就像与一位即将倒塌、肥胖淫荡而魅力无穷的老妇做爱，耗干的是你的心智而不是你的肉体，你会获得生命的深度、无用的奢侈、丰富的贫乏。这城市充满着无用的诱惑，这种诱惑有色情的部分，有神秘的部分，有回忆的部分，有未知的部分；有一见钟情，也有厌倦；有喜悦，也有迷惘；有兴奋，也有忧伤。这位老妇曾经国色天香，如今老态龙钟，失去了肉体的鲜味，但被时间之盐腌制得风韵十足。这是一个世界故乡，当所有的故乡都被摧毁之后，故乡的旧家具、霉味、盐巴、灰尘、剥落的镀金、幽灵等等全都集合到这里。我嗅到一个腐烂的蔷薇园的气味，多年前它曾飞过昆明，一群暗紫色的芳香之鸟。4

2018年3月2日

互联网上的巴黎地图，随便打开一个角，比如意大利广场周边，在法语名称的汪洋大海中马上会跳出来很多汉语名字：药店、电影院、亚洲风味餐厅、巴斯克餐厅、男装店、验光室、有机食品店、健身房、医院、教堂、冰库、地铁站、黎巴嫩风味餐厅、酸奶冰激凌店、日式餐馆、艺术用品店、时尚佩饰店、香格里拉邮局、超市、千丽寿司、珠宝店、泰国风味餐厅、加油站、越南风味餐厅、唐兄亚洲杂货店、女性内衣店、糕点店、家居装潢器材店、中学、中餐馆……这还是极其粗略的标示，为那些只住一两夜的观光客特意译出的。

这条街逛一个小时，那条巷听街头艺术家打鼓半小时，又一条街逛一刻钟，看那家的羊角面包，做得真是好。逛进一个街心公园，找条长些的椅子睡一觉；或者爬上儿童滑梯，熊一样梭下，忽然发现自己的脚太长了，杵地，差点骨折。我年轻的时候，大地是一张床，哪里都可以睡，我以前睡过稻草堆、高山顶（就睡在太阳旁边，一直睡到它落下去，身上冷时醒来，天已经黑了）、石头、湖畔的沙地、滇池边的草棚子、火车厢的座位下面、轮船甲板、浴室、寺院的长廊、石宝山的大雄宝殿、泸沽湖农民家堆玉米的仓库……有个夜晚，睡在狮子山中一个堆放柴火的小房间里，我们撬开了锁，里面堆满松树枝，刨出窝，睡了一夜，背被戳得肿起来。现在，我要在教堂的台阶上小睡，就像那些小说里的狗，睡够了，找个戴表的人问问时间，乱找个方向继续走，一直逛到华灯初上，还要乘着夜色走，夜色是一乘五光十色、微飔凉爽的轿子。5

1923年11月9日

1923年11月9日，詹姆斯·乔伊斯在致哈莉特·肖·维弗的信中写道：“我想找一间有五六个房间的公寓，其中有三个卧室，还要有客厅和厨房。” 这种规格的房子在巴黎很多。2006年的春天，巴黎有一套这样的房子暂时属于我。这套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是野兔的，我就不说他的法国名字了，一个戴眼镜的、身材结实的、黄头发的巴黎人，反正他的黑葡萄般的一小串法语名字也没有谁记得住。野兔是电子工程师，开着一个公司，曾经在中国待过10年。他喜欢诗歌，把我的诗翻译了一本，没有出版，他就是自己翻着玩。野兔在这些房间里长大，上学，结婚，跑去中国，在那里学会了汉语，又回来，搬家。老房子现在只是在他来上班的时候住几天。野兔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喝一口缸不加糖的咖啡，就下楼到公司去了。这是他长大的房间，最里面的卧室贴着几张水彩画，稚气的涂鸦，色彩暗淡。柜子上有几个相框，是野兔少年时代与他父母的合影，英俊少年靠着母亲的肩头。旧照片都有一种忧郁的气质，看着它们，总是要想那些往昔的时间中，曾有过怎样的生命，怎样的人生。

他家在这房子里住了两代，直到夏东在枫丹白露买了房子，这才空下来，这是拿破仑三世以来陆续建造起来的公寓中的一套，波德莱尔、左拉或某人未成名之前住过的那种，其实从前左拉就住在这一带，只隔着四五条街。顶楼是六楼，木质的旋转楼梯环绕着一个阴暗的小天井上升。磨得像黄铜的扶手是不是桃花心木的，我不知道，总觉得那就是桃花心木的，或许是青年时代看了许多法国小说，里面经常说起桃花心木。那时，我是一个“外省生活之场景”的沉默旁观者，读了许多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莫泊桑……19世纪的小说写得就像纪录片，那时候没有电影，作家描写现实，好像都抬着摄像机，场景写得非常精细。那时候图像记录世界的革命还没有开始，作家得有很强的写实能力，得有摄影师的功夫，让读者看得见真实的世界，看见人的样子，看见他们在做什么，用左手还是右手握着咖啡杯，楼梯什么样，沙发什么样，厨房什么样，衣架什么样，高老头是酒糟鼻还是鹰钩鼻……都要款款道来，令读者身临其境。文学是一种语言创造的现实，语词的故乡，语词的家具，语词的行动，语词的情绪，青年时代的阅读，往往沉迷其中，全神贯注，读者与作者很容易移位，小说里的事情就像真的在发生着。多年之后，已经难以分清我只是翻过几本书，还是曾经在那儿生活过。零乱的卧房，少了一只抽屉的核桃木横柜，三把麦秕垫的椅子旁的小桌子满是油腻，一把缺口水壶放在小桌上。为了孩子们，又在横柜前面加了一张铁床，这一切差不多占去了整个屋子的三分之二。热尔维丝和朗蒂埃的箱子敞着盖摆在角落里。里面没有衣物，只有一顶破旧的男帽压在一些肮脏的内衣和袜子下面；靠墙的椅子背上搭着一件有破洞的披肩，一条溅满泥的裤子，尽是些旧衣店的商人们不肯收购的破旧东西。壁炉台上，两支已无法成双配对的铝铁灶台的中间放着一叠粉红色的当票。这间屋子算得上是这个旅店的上乘房间，位于二楼高低合适且不说，还面对着街道。（左拉《小酒店》）

小说像它自己的时代一样缓慢，看了三页，只是说了一个房间。现在图像流行，写作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爱表现自我感受了。许多现代小说，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意识流。普鲁斯特的意识流，还有看的成分，不完全是意识流，意识流与现实场景交错。《红楼梦》号称“梦”，而那小说好看也是因为它是“看得见”的，是中国18世纪生活的纪录片。又进一道碧纱厨，只见小小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书；看见他进来，将书掷下，早堆笑立起身来。贾芸忙上前请了安，宝玉让坐，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红楼梦》二十六回）

唐诗都是可以看见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相得益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看得见的，如果都是“望帝春心托杜鹃”就太玄了。中国诗论大多喜欢强调“空灵”这一面，而忽略了诗的“看”。东坡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说的就是看。文字的看与现实不同，文字的看有梦的效果。你是看见的，但写成文字，就是梦了。文字永远不会有现实的精确，何况汉语，更是模糊，多义。文字在虚幻与现实之间，植入记忆，就像一个梦乡。文字的这种梦幻感，倒是摄像机拍不出来的，比如：紫鹃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常常的便自泪不干的。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乡，受委屈，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

如今来到那些法国小说描写过的建筑中，就像回到了梦里的故乡。当我在那排朝着博勒佩尔街的窗子前张望的时候，常有做梦的感觉，这个房子我似乎住过，那些气味，那些窗帘，那只在对面阁楼的窗台上蹲着的黑猫，那些平庸而喜欢聒噪的鸽子，那排土陶花盆，种在里面的东西都干掉了。6

2011年10月13日

博勒佩尔街在共和国广场后面，靠近巴黎的运河。旅游者很少到这里来，街道上开着历史悠久的面包店、肉店、旅馆、阿拉伯人的蔬菜摊子、地毯店、小型超市、鞋店、服装店、咖啡馆、花店、古董店、模具作坊、印刷车间（原始的铅字排版），当然，还有教堂，安静得像是只有落叶在里面飘的教堂。钟声响起，在12点，在下午3点。有一家卖旧货的小店，大都是五欧元，经常有人在里面挑拣。有一天，我在里面买了两只青花瓷的茶杯，看着像是民国的东西，10欧元。巴黎人并没有新的就是好的这种观念，首先看是否要用，是否喜欢。旧货是巴黎物品的一个重要部分，大量的二手店，跳蚤市场就不用说了，一到星期六，就像决堤的塞纳河涌向各个街区，那些犹如自家床铺的摊子上的种种老物件，仿佛是自家曾祖母、外公、先严、故人、亡友、邻人的遗物，令来巴黎旅游的人常常忘记，这是他人之乡。

每天在阴暗的楼道里上下，总有头重脚轻的感觉。楼道里从下到上，有十道门，每层两道。一楼的房间是铺面，属于一家咖啡馆和一家时装店。楼道单独开了大门，与铺面隔绝，一进门就像进入洞穴，立即黑下来，必须开灯。楼道的顶部是通天的，但光只能微弱地到达第二层。从来遇不到人，你就是在这楼里住上一个世纪，那感觉也还是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有只猫住在楼道里，像个披着水貂皮的千金小姐，不知道是谁家的，我下楼时它总是在上楼，似乎要去看看我有没关门。楼道边的墙上开着窗子，其实窗子外面是另一面墙，打开并不能采光，更没有风景。但能够透些空气进来，这窗子给人外面是阴天或深陷在沼泽中的感觉。楼道里的房间天天都关着门，偶尔听得见里面有什么在地板上移动，就像森林里看不见的兽。有些门缝会露出一线温暖的微光，忍不住想去敲人家的门。一楼到三楼，楼道比较黑，到六楼就可以看见天空了，天光大亮，楼洞垂在深渊中。这种感觉就像在教堂里。楼道是忏悔室，从六楼下到一楼，从灿烂，到明亮，到微明，再到幽暗，足够你反省人生。楼顶和各个房间充满光辉，私人生活的天堂。回家的过程总是从黑暗到光明，当然，如果你热爱你的房间的话。建筑预设的是这个方向，如果你心情不好，那也可以从光明回到黑暗里，这些房间也掩护孤独。“他生来不得不成为一个乖僻的怪人，他不断地封闭自己，这使他越来越难于接近，最终滑入深深的孤独。”（瓦尔特·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孤独是需要房间的，在中国式的聚族而居的大院中，人无法孤独。孤：无父也。独：犬相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也。（《说文解字》）孤独是一种奋斗，积极进取，自我保护，自己依靠自己。尊贵的气质情感才能孕育出对孤独的喜爱。无赖都是喜欢交际的……相比之下，一个人的高贵本性正好反映在这个人无法从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乐趣，他宁愿孤独一人，而无意与他人为伴……在这世上，除了极稀少的例外，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孤独是精神卓越之士的注定命运。（叔本华）

巴黎的房间，普遍有一种脱离世俗，将人引向精神领域的倾向，这是孤独者的乐园。串门这种事在这栋公寓里是不可想象的。它不像中国传统的居所，以和为贵，孤家寡人意味着穷途末路。我和我的朋友就是住进了宾馆，房间的门也有一阵子要大开着，以便彼此串门。人们总是设法从孤独回到群，回到亲，回到团结，回到社会。诗可群，“诗意地栖居”也在于被群接纳，不再孤独。群作为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叔本华深恶痛绝：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而一个人越具备独特的个性，那他就越难做出这样的牺牲……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这是根本的，同时也是必然的……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在泛泛和平庸的社交聚会中，人们对充满思想见识的谈话绝对深恶痛绝……取悦他人，就绝对有必要把自己变得平庸和狭窄。因此，我们为达到与他人相像、投契的目的就只能拒绝大部分的自我。（叔本华）

巴黎的房间基于自我，巴黎森林中有着星子一样密密麻麻的私人房间，这些房间的构造本身就基于对他者的拒绝，与中国传统建筑以群为基础不同，它守护的是个人自由而孤独的空间。如今，这种基于自我、拒绝他人的公寓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被建造销售。搬进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区，只有学会独处才能适应。叔本华意义上的孤独一词出现在汉语中，乃是现代的事。孤独不再是小资产阶级诗人的自怨自艾，“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而是空间中的居住形式，无数钢筋水泥铸造的、规格一致的、彼此隔绝的居住单元令孤独不再是心情、感受、灵感的来源，而是坚硬冷漠的材料、空间。就像抑郁一词，从前这是一个神秘的形容词，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现在它成为一种生理现象，与“丙咪嗪”的逆转之类有关，必须用药物治疗。那种孤独者的互不干涉、互不来往的自由小区，在西方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人们早已适应。叔本华的理论很片面，人需要孤独，也需要群。巴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咖啡馆，这是对孤独的缓解，人们在这里获得群的温暖。咖啡确实是一种可以缓释孤独的饮料，有时候，我下楼去，走进那家临街的咖啡馆，要上一杯，与那些语言不通的陌生人坐在一起，听着他们窃窃私语或者高谈阔论，仿佛我是个坐在角落里的秘密书记员，我确实听到了什么，我将在一首诗里记录。我并没被他们抛弃，他们在关心我，那些目光、手势，那些笑容，那些不小心碰到时的轻声抱歉，令我物我两忘，一个上午不知不觉就消磨掉了。7

2011年10月13日

置身异国他乡，许多情况需要适应。比如：卫生间漏水；开关失灵，要找到关紧它的那个已经移位的灵在哪里；厨房里没有圆底锅，也没有筷子、酱油、生抽、醋、草果、味精……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上要学会分类。西方的器皿每一件都有看不见的直线、箭头指出的专业用途，这可不是一团乱麻，像在老家那样，道通为一，用一双筷子吃遍所有，面条、米粒、菜梗、花生米、蜂蜜、腐乳……就是粉末也可以用筷子撮。在这里，喝咖啡的杯子、喝水的杯子、喝果汁的杯子、喝牛奶的杯子、切肉的刀、切奶酪的刀、切面包的刀、舀汤的勺子、搅拌咖啡的勺子、吃甜食的勺子……都是不同的，而且各有其名，不是刀子、杯子、勺子就可以替代所有，THE控制着一切。你当然可以乱来，你是中国人嘛，你不懂规矩。什么逻各斯中心主义，没那么复杂，这就是。我以前在法兰克福一位德国教授家里小住，他甚至对我在面包上抹果酱后，接着抹花生酱，再抹巧克力酱、黄油、蜂蜜……大为惊骇。你不能乱抹。如果在咖啡馆里的话，你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你桌子上那张约40厘米×40厘米方形餐巾纸的范围，这可不是仅仅为了好看。你越位的话，大家也不会说什么，只是你的德行也就被人暗中起疑了，这位先生至少不是一位绅士。巴黎的规则，不像在德国那样令人窒息。巴黎完成着一种对这些启蒙时代建立的制约人性的契约的深度解构，将其文化，软化，成为风度。那个可怕的洗衣机外面印着法语，标识着各种符号、数字，就像一张施工图边上的表格。我总是搞不清楚要怎么弄，有时候它突然转起来，有时候又打不开，把我着急穿的衣服关在滚筒里。不小心按了某个纽，它就开始加热，魔术般地将我的毛衣变短了一大截。总担心窗子没有关好，每次出门都要关一批窗子，总是要忘记某一扇。我日夜期待着一个小偷，判断他会从哪个窗子潜入，但他像一首被过度处理的诗中的神那样，没有来过。8

2011年10月18日

野兔的房子濒临四条大街，主卧的窗子外面有一条，边上是灰蒙蒙的。小客厅和客房的窗子外面可以看到两条，热闹，肤浅，总是在兴风作浪，摩托车在轰鸣中飞驰而去，咖啡店人满为患。厨房外面是另一条，看不见街道，只看得见对面的窗子，总是关着，拉着窗帘，在阳台上摆着几只花盆，花已经干掉了。街道上一般是没有人的，只有路灯的影子。最近，时常能看见有人睡在街道上，有时候是一家子，盖着一床被窝，露出几颗天塌下来也无所谓的头来，天真无邪，“家在山那边”。被子外面支了个鞋盒，过路的人有时候会朝里面扔几个硬币。这些露宿的人并不固定，睡两天就不见了。下次来的是一对情侣，然后是黑人、东欧人、阿拉伯人……过几天都走了，新人又占了那个地方。这是两条街的交叉口，睡在这里，容易要到钱。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巴黎，大街上可没有这么多露宿的人，街道很干净，没有那么多垃圾。现在，经常看见人行道上卷起来的临时铺盖，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像鸟一样，都会选择相似的地点做窝，比如路边的长椅、台阶、地下室的天窗……有时候，那些长椅都被占领了，占领者的包袱卷成一团，缩在椅子的一侧。

旅游之都遮蔽了老巴黎，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老巴黎步步退却，退到那些僻静的、没什么看头的平庸街区。这些街区才是巴黎真正的大陆，生活被上了发条似的，嘀嘀嗒嗒，按部就班，慢条斯理地进行着。19世纪结束了，20世纪也过去了，生活并没有结束，某扇大门的门面换了新材料，但某种古老的气息依然在空间中弥漫着。人们依然要穿过街区去买长棍面包，面包的香味像守门人一样打着盹儿，似乎是从街墙的岩石里传出来的。每一栋房子都坚固无比，岩石磊磊，倒是木质大门和窗棂已经朽坏了许多。野兔告诉我，在昔日，这些高大的门是马车可以直接驶进去的。喏，左拉就住在那里。那些伟大的稿纸，它们已经不在这儿。散步的时候，野兔指出一栋房子，里面以前住着一位诗人，他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枪杀，他家的窗台下镶着一块铜牌。有一天，我发现了乔伊斯在巴黎的住所，也是一个牌子指示的，已看不见乔伊斯的丝毫痕迹，那些曾经作法驱魔的稿纸早已不在这里。但是那些习惯没有改变，某家将一条发潮的被子放在阳台上晒太阳。我不知道那些提着塑料袋缓缓走过街区的老头是不是高老头的后裔，但如果要描写他们的外表、走路的姿势的话，还是得用巴尔扎克那种笔法。是的，时间不同了，但人们并没有变成妖怪。卖奶酪和苹果的依然是那些人，有些人来到世上，就只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奶酪。巴黎看上去非常本分，大多数人都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会做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乞丐，你也要本分，巴黎的乞丐相当专业，他们低着头，蹲着，鞋子前面摆着个纸牌：我失业了，请帮助我。在巴黎，赚钱是次要的，不流行什么赚钱干什么，只要够体面地活下去，活得自在，就可以干一辈子。许多面容苍老的人在做着那些古老的事，裁缝、做鞋、做面包、卖肉、开花店、摆书摊……每条街都慢吞吞的。

这些房子的基本材料主要是石头，非常坚固。普通住房的石头少些，主要是在基础部分，还有砖块、木料和金属；如果是教堂的话，基本上都是石头建造。这种建筑材料的选择意味着一种世界观，石头是永恒的象征，永恒是一种关于永恒的观念，永垂不朽的石头将永恒这个观念物化。而在中国，建筑用的是易变易朽的泥巴、草叶、木材。在这种选择里面，永恒是一种易的状态，永恒就是当下的生活世界，逝者如斯才是永恒呈现的形式。永恒并非不变，而是变易中的不变。生生之谓易，这就是永恒，永恒就是自然的四季轮回、生老病死。生命就是找死，建筑也是向死而生。永远不死，永垂不朽只是一种观念。泥巴、草叶、木头是会变化、崩溃、腐朽的，这不可怕，生生之谓易。重要的不是什么材料，而是它是否生生。生生才是永恒，生生就是易，不死则不生，不无就不会有，有无相生才是永恒。永恒是当下的永恒，不是未来的永恒，永恒就是实现。20世纪，人类广泛应用的新的建筑材料，玻璃、合金、塑料之类，它们不会死亡，这才是可怕的，这是永恒的假象。通过这些貌似更为耐久的材料，来支持永恒的观念，但对于历史来说，这种永恒只是时段性的。不变时间可能稍长，石头比木头长，合金、玻璃、塑料比石头更长，但它们依然是时段性的。永恒如果不在易中，就只是观念，永远不会达到。

这些房间像迷宫一样，有的房间隐着，不易发现。也许并非隐蔽，而是对于在中国式的居住环境中住惯的人来说，那不是一个会出现房间的地方。开窗大约是法国建筑很重要的一环，与中国房子只朝院子内部开窗不同，法国的房间一定要和外部联系，仿佛是为了可以随时逃走。西方电影里经常有破窗一跳的镜头，这一幕在中国传统建筑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只是跳到井里去。楼道中间那个旋转而上的桃花心木楼梯，是这群房子的核心，打开门进家，来到目的地，却来到了世界的表面。核心是空的，本质的东西在表面，这似乎是一种哲学的方式，表面概念堆积，核心却是虚无。对面的楼房也一样，看得见那家的人在窗子后面活动，站在餐桌前收拾，从卧室走到客厅，环绕着一个桃花心木的旋转楼梯……这个家给我的感觉不是进入到一个密封的内部，而是从内部出去，进入一个分割在各条界限中让世界看到自己而又不可侵犯的空间，就像在孙悟空为唐僧画的那个圈。各个房间的光线不同，明暗交替，总感觉幽灵出没，那些叫作高老头、贝姨的人物就穿着睡衣在各个房间里无形地游荡，恍惚看见雨果在写诗，握着鹅毛笔，满室飘着稿纸。

我隔壁这家，门口总是放着个蓝色的垃圾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里面住，偶尔能听见些无法判断的、似是而非的声音，就像用听诊器听到的那样，世界可疑的肺叶。只有出事—凶杀、失火或者什么反常的事件，才能将人们从掩体里赶出来。人们就是偶尔遇见，也不可能发生交流，楼道狭窄而险峻，你得赶快腾路，到了一楼，开门就汇入街道上光辉的、滚滚的人流，马上被卷走。我仅仅遇到过一个人，睡在一楼门厅的可以移动的垃圾桶后面，用一条旧毯子裹着身子，只露出一双脏鞋，运动鞋，湿漉漉的鞋带垂到地上，脚边放着一只空口缸，大约是流浪汉，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开锁是流浪汉的看家本领，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

小偷潜入一个房间是很自然的事，就像盐巴，这个世界怎么能没有小偷呢？那么多窗子，那么多木门（只靠一把老掉牙的铜锁），那么多阳台，那么多后院，那么多花园，那么多柜子、洞穴、保险柜、首饰盒……这些房间有一种哲学式的深度，它们的设计是基于平等，而不像中国传统建筑那样是基于尊卑贵贱、内外有别。不仅仅设计得安全舒适，也设计出神秘感、被盗的期待、被窥视的担心、孤独、梦魇、居高俯瞰世界、自杀的诱惑、囚禁感、抑郁症的契机、下楼重返人间世的犹豫不决、上楼时忏悔般的沉思、回到私人城堡的归属感、独享一隅的喜悦、无数的暗屉……是的，每次气喘吁吁地上到自家门前，开门进去，咔嗒一声锁妥，再将做得非常精致的黄铜门扣搭好，内心的石头落地，就像肩头上扛着的一袋子大米重重地搁在厨房地板上。先去喝口水吧。巴黎人很少喝矿泉水，自来水管的水可以随便喝，远古的水并没有在房间里中断或变质。阳台上可以看得见天空和远处教堂的尖顶，在光的分派下，基调都是法国黄的房子一条街与一条街色调不同，仿佛经过某位大师的调色，这一条是柠檬黄，那一条蛋黄，另一条鹅黄，再一条米黄……都蒙着一层雾般的包浆，这个窗子外面的街是阴郁的灰白色，像是抑郁症患者，另一个窗子外面的街是乳黄色，像是一排奶酪。

我就像一个突然长大的儿童住在一个刚刚搬进去的房子里，好奇、紧张地适应着那些窗子、房间，调整着过去的经验，准备着孤独。孤独本来就是身体性的，每个人离开母体来到世上，就被抛进了孤独，人此后的任务是与世界建立联系，语言就是与世界建立关系。孤独意味着一种精神状况，精神的自我独立。语言一旦成为陈词滥调，孤独又会回来，孤独意味着对陈词滥调的拒绝。人自己在精神上隔断与世界的世俗关系，进入一种超凡入圣的状态，语言的解放也意味着身体的孤独、封闭。孤独是一种语言的疏离状态，一种对陈词滥调的恶心。在异乡巴黎，我失去了乡音，也失去了陈词滥调，我像一头野兽走出观念、习见的森林，开始用我的身体，用我的感官与这个城市说话，这是一种诱人的孤独感，我在众人的轻车熟路中陷入迷途，什么都不知道，盲人摸象。但是我什么都知道，巴黎这头大象早已迈入世界原野，就像非洲荒野上的那些庞然大物，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们站在世界之雾中，沉默，缓慢，巍峨而臃肿。语言的丧失指引我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头大象里面，背着一个背包，挎着一壶自来水。这个巴黎是沉默的，像一群已经失去了实用性的老古董被遗产继承者收藏着，巴黎自己收藏着自己。任何人都可以继承巴黎这笔遗产，只要你足够忧郁。只有在巴黎，你才感觉得到“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这句诗不是形容，巴黎是一种在场的忧郁。巴黎除了世界大城邦通常都具备的那种巨大实体之外，它还有一个巨大的精神空间，这种空间被波德莱尔命名为“忧郁”。是的，街头漫游的时候，会听到这头忧郁的大象若有若无的低语，从那些巴洛克建筑的圆柱后面传出来，从大教堂的柱廊里传出来，从深夜的一杯咖啡里传出来……“我就是那头忧郁的大象……我就是那头大象……”从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波德莱尔的字里行间或者夏尔丹、马奈、柯罗的笔触里传出来，从一块奶酪的酸臭味里传出来，那种味道仿佛来自一个叫作乳房的厨房，来自布洛涅森林，有个夏天我们在森林中的湖上划船，岸上坐着一堆堆的人，他们在享用马奈画过的那种“草地上的午餐”，马奈早已死了，这场午餐还没有结束。哦 巴黎 你的小偷是一个藏在败屋后面的花园在那里 谁失去了爱情 手表和傲慢遗物招领处 在倒塌的长椅上 闪着微光—2018年3月17日9

2017年5月24日

老巴黎依然住着的这种居民：这个朋友原是个跑生意的，名叫戈迪萨尔，从前为博比诺大商行的兴旺出过大力。博比诺虽然封了伯爵，做了贵族院议员，又当了两任部长，可丝毫也没有忘了杰出的戈迪萨尔。不仅没有忘了他，博比诺还要让这个跑生意的添上新的衣装，让他的钱袋也鼓起来；因为政治也好，平民宫廷的虚荣也罢，倒没有让这位老药品杂货商的心变坏。戈迪萨尔是个见了女人发狂的家伙，他求博比诺把当时一家破产的戏院特许给他，大臣把戏院给了他，同时还注意给他派了几位老风流，他们都相当有钱，足以合伙办一家实力强大的戏院，可他们迷的是紧身演出服遮掩的东西。邦斯是博比诺府上的食客，便成了那家许出去的戏院的陪嫁。戈迪萨尔公司果真发了财，到了1834年，还想在大街上实现宏图大略：建一座大众歌剧院。芭蕾舞剧和幻梦剧有音乐，这也就需要一个勉强过得去，并且能作点曲子的乐队指挥。（巴尔扎克《邦斯舅舅》）

在《巴黎-巴黎人》这本书披露的一份表格中，可以看到，在19世纪末，巴黎住着这些人：路易斯·阿博马，作品有《海边的女人》《春》《悬崖》，善画扇形装饰画，艺术作品别出心裁。阿芒-让，作品有《威尼斯》《孔雀夫人》等，善作肖像画，写诗，有学者笔法，极富魅力。让·贝卢，作品有《辩论的拟定》《耶稣受难像》《狂欢结束》，为巴黎名人画像，画面优美、准确且富有巴黎风味，在公众中有很大影响。贝斯纳，市政厅天花板装饰画作者、《黄衣女郎》的作者，曾为巴黎医药学校和巴黎大学作装饰画，构图及色彩均有力而大胆，非常现代。勒内·毕罗特，出色的巴黎画家，为该城增添了特殊气氛和色彩。雅克·布朗什，老布朗什医生的儿子，为上流社会女士及作家们画肖像（享利·德·雷米埃、莫里斯·巴莱斯、替多尔·德·维兹瓦等），画风受本世纪初英国画家影响，技巧娴熟，有时以J-E.怀特为名发表文艺批评文章。波迪尼，有女性俏丽、生动的形象。水粉画家，曾为琼·列维斯·布朗及于利札黑夫人画像。作品有《穿黑袜的小姑娘》，在各类国际画展中均很出名。罗莎·博纳尔（荣誉军团指挥官），他总爱全副武装，身着骑士装，当然是经过警察特准的。善画牛，画马。在他的花园里有一兽笼，其中有狮、虎等，他最好的画现存美国。皮埃尔·博纳尔，变形画家，是年轻一代最引人注目的画家之一。其作品构图均有阿拉伯式图案。列昂·博纳，专为名人画像，画风稳重。维廉·布格洛，善作寓意画，以宗教画为主，画风矫情而冷漠，为卢浮宫拱顶作装饰画、肖像画，多表现上流社会、富贵人家。卡罗鲁·杜朗，画坛高手、剑术高手，还是吉他高手。欧也尼·卡里埃尔，善画母爱图、都德和龚古尔戏剧人物像。喜欢把人物肖像朦胧化，其造型起伏，表情惟妙惟肖，在艺术上无懈可击。玛丽·加赛特，定居巴黎的美国画家，德加的学生。卡赞，作品有《夜色》等，善画各种风景及人像，有装饰才能和诗人气质。夏特朗，著名肖像画家，曾画过《神甫》《加尔诺》等，画风精致而多产，在美国非常有名。拉斐尔·科兰，代表作有《花月》《夏》《海边的女人》。巴黎大学装饰画家，画风雄健有力，色彩华丽。…………

这份表格达10页之多。

巴黎的黎明，一万个房间拉着窗帘在做爱。黑色的铸铁栏杆渗出水珠或者泪珠来，气候导致事物的表面被改变，事物被自然赋予它并不具备的感觉，指鹿为马，仿佛这是一种隐蔽在铸铁内部多年的哀伤，它活着，泪流满面，在此刻。夏天有人在这儿靠着看过街景。现在是秋天了，下雨，风冷。那时候还是胶片时代，这张底片经过黑暗和水才诞生，仿佛是巴黎自己显影忧郁的窗子。同一房间，光不同。那边是明朗快乐的，这里患着油画般的忧郁症，郁积。这是厨房的窗子我住在这条街上一家19世纪开业的旅馆里，对面是私家住宅。旅馆阳台上支着一张小圆桌，有时候我坐在这里喝一杯咖啡。那边就像森林一样，有时候某个动物会走出来打个电话巴黎的建筑仿佛是为光设计的。光来到巴黎，成为音乐，大提琴、小提琴、钢琴、黑管、手风琴……这是一只圆号我坐在旅馆的阳台上喝茶，对面出现了一只猫，看不清楚它的样子巴黎之光，在博勒佩尔街六楼的一个房间所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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