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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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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体语试读：

一　无言体态，寓意丰富

1.人的体态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体态语言是信息发送者把要发送的信息，通过仪表、姿态、神情、动作输送到信息接受者的视觉器官，再通过信息接收者的视觉神经作用于大脑，从而引起积极反应，实现信息发送者的目的。

一个人的体态语言，主要是指他从实现其活动的目的出发，通过自己的仪表、姿态、神情、动作等，将自己的指令、意向传答给他人，以达到影响和支配被领导者的目的，使活动按照自己设计的方向进行。

体态语言和有声语言是语言的两种形式。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有二者单独使用，有时将二者合用。

首先，就其二者单独使用来看，如有人只用有声语言传递信息，其间没有（相对而言）体态语言配合；再如，有的人只是用体态语言传递信息，其间没有有声语言配合。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就是一位著名体态语言大师，他就是凭着自己的各种体态来把各种剧情内容生动地传达给观众的。

其次，就其二者合用来看，人们在用有声语言发送信息的同时，往往要辅以体态语言，即我们过去常说的“以姿势助演说”之类。一般说来，人们总是把有声语言和体态语言结合起来运用，只不过有技巧高低之分。

人类最古老的交际手段就是有声语言，而人们在说话时是离不开表情动作的。有研究表明，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有声语言还不太发达的时候，交际时表情动作格外丰富。就是到了人类的有声语言丰富发达以后，交谈时表情动作也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祖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说：“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也就是说，说话要表现在神态上，表达在言辞中，才能被人理解。孟子是一位十分擅长辩论的人，他从大量的口语交际实践中发现，有声语言的不足，需要用神态去补充，才能更好地达到交际的目的。另一位语言大师西汉的司马迁在记述战国时赵国使臣蔺相如不辱使命，维护国家尊严，完璧归赵的动人情节时写道：“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不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廷。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在这一段生动的描写中，蔺相如“持璧”的行动和“睨柱”的神态同铿锵有力的语言相呼应，取得了十分突出的表达效果，以致强暴的秦王也不得不赶紧道歉。如果只说“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但表情木然，站在那里没有任何行动，就绝不可能取得上述的表达效果。

人类的动作、表情是本能性的，每个人平时说话都会不知不觉地做出某些表情动作。人们说话时变化的目光，或喜或怒的神态，举手投足的动作，经常同所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说话人的修养水平。事实上，你同另一个人见面，虽然尚未正式开口说话，但交际活动已经开始，双方的眼神、表情、动作都在传递着信息。说话时对方除了听，还在看。皱眉头，嘴角向下撇，那显然是话不投机；和颜悦色，笑脸相对，说话就易于顺利进行。因此，在口语交际过程中，我们必须给这种无声的体态语言以应有的位置。如果在说话时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体态语言，就能够使重点突出，并富有感情、形象生动，因而更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交际的效果会比单纯凭借有声语言好得多。大家知道，电视的宣传效果比起电台广播更突出更明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电视节目同时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而电台广播却只作用人的听觉。

一个人的体态语言和有声语言，同样是构成其语言的两种重要形式。每个人在实施影响活动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场合等情况，有时可分别单独使用，有时也可将二者结合使用。但更多的情况下，要注意二者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自己言语的效能。

2.从人体姿态表现中解读人意

一谈到人们之间的交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这两种形式。其实，除了这两种语义的传播方式之外，人类还时常借助于非语义的方式互通信息。人们往往把点头、眨眼、皱眉、微笑、摆手及坐的姿势等看做是随意的、偶然性的动作，但实际上这些面部的或身体的动作，几乎像语言一样传递着信息，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人们可以通过目光、面部表情、体势以及身体接触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愿。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方式比使用语言更为有效。

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人重重地踩了你一脚，你正想发怒，对方却给你以歉意的一笑，他的意思是：“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这时，只要稍有涵养的人便会忍耐、不再发火了。常言道，深情厚谊知多少，皆在嫣然一笑中。交往中的矛盾，同事间的不和，邻里间的冲突，都可以通过主动的点头、微笑的打招呼，达到消除怨恨，重归于好的目的。

让我们想像悄悄相爱的一对同班同学，在毕业庆祝会上，两人相距甚远，偶尔地相互一瞥，会强化他们之间的感情，同时也向周围的同学发出暗示他们之间关系的信息。可见注视常常能表示出比语言更丰富的内涵。

如果有人在和你说话的时候，一会儿扯扯衣领，一会儿理理头发，一会儿摸摸耳朵，那就是说，他也许在对你说谎。你只需要追问一句“请你再说明白一点好吗”之类的话，便可让他泄底。

假如你的同事不停地把一张纸或一本书又折又卷，然后摊平，再折再卷，再三反复此动作，那么他此时的心里一定充满着许多烦恼和不安。

人的姿势往往反映一个人对和他在一起的人的态度。一个实验证明，当一个男人和一个他不喜欢的男人在一起时，他要么很放松，要么就很紧张——根据那位和他在一起的人对他的威胁程度而定。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表现出一种十分放松的姿势，以示不屑。男人和一个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是不会紧张到坐立不安程度的。而儿童呢？他们也懂得该怎样用眼神和动作去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应。人们在一种个人默许的氛围中生活，这种氛围代表了他和其他人之间的空间。人类学家从他的摄影机中记录下了当这种个人默认的氛围被打破时，人的眼睛的颤动和细小的活动。作为成年人，则往往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藏在礼貌的语言后面。

现在，人们都知道善解人意在人际交往中是何等重要。但有不少人认为只要通过语言交谈就够了，这实在是个太简单的想法。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没有、也毫无必要向他人诉说自己的心情与感觉，甚至在某些场合中还会有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乔治·杜·莫利亚写道：“语言是一种笨拙的东西，把空气吸进肺部，然后在嗓子眼上开出一道小缝，张嘴说话，声音震荡空气，然后再振动我的耳膜……我也只听到了一个大概。多么麻烦，又多么浪费时间！”从中我们可以领会人体语言的重要与实用。人们往往只通过一个眉眼动作，一个手势，和别人对视一下，变化一下坐姿等动作传递着大量信息，透露出真实的内情。

隐藏在人脑中的各种情感要素，无论是否已经输送出去，皆转变成一种信号，传达到人体的每个部分中去。人体在无意中将该信号程序化，又无意中传递出去。每当我们说某人有直觉力或洞察力时，实际上我们是说他会“察言观色”或者是有能力观察出别人的无声信号，并能将这种无声信号同其有声信号做比较。当我们预感到某人说了谎时，实际上我们是发现了他的无声语言和有声语言之间的矛盾！我们常常说的，某某人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说的与做的是两回事等等，就是这个道理。

英国心理学家米歇尔·阿盖依尔等人在1970年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发现语言信号和非语言信号不一致时，人们相信的是非语言信号所代表的意义，并且非语言交际对交际的影响是语言的4.3倍。另外，还有心理学家发现：表情所传递的信息在一次交往所传递的信息中占55%，而语言仅占7%。所以如何通过人们的姿势、动作和神态、表情及其微妙变化，来分析人的内心动向，乃是善解人意之关键。

3.特点鲜明的人体姿态语言

体态语言的历史和有声语言的历史一样悠久，不仅有声语言在开始出现的时候便同体态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有声语言在各种场合运用的整个过程中，几乎都是同体态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体态语言存在于口语表达的过程之中，不能脱离有声语言。虽然体态语言具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口语交际中第一位的表达手段是有声语言。只有有声语言才能最清楚最细腻地传达各种信息。体态语言则是对有声语言作必要的补充，以提高说话的整体表达效果。体态语言只能表达一部分内容，它能补充有声语言，而不能代替有声语言。一些语言不通的人，彼此说话听不懂，只好靠打手势来表达一部分意思，但不可能表达复杂的内容。教学中，师生现场直观教学的效果是最理想的。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在直观教学中除了接受有声语言，同时还接受体态语言。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一言不发，只打手势，那学生将根本无法接受知识。而如果一位领导干部作报告，或者跟人谈话，不用语言，只用表情、手势，不但完不成报告、谈话的任务，反而会使人误以为这位领导神经有毛病。体态语言只能表示一些简单的意思而不能表达复杂的内容，若是脱离了有声语言，就连这简单的意思也会变得十分模糊含混。所以我们既要重视体态语言，又要了解它的特点，以便恰如其分地使用。在口语交谈中不可能没有体态语言，但又不能太多。太多的体态语言会使人眼花缭乱，分散注意力，反而影响表达效果。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讲话时一双手不停地在胸前划动或高高举起，和他所说的话根本配合不到一起，结果给人一种忙乱、不稳重的感觉，而这样滥用体态语言的效果自然不会好的。（2）体态语言具有直观性

体态语言之所以能够辅助有声语言而产生形象、生动的表达效果，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完全可见的表现形式，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根据视觉心理学的研究，人们从外部世界获得信息，最重要的渠道是视觉渠道。人的大脑左半球主管语言、思维，右半球主管形象，音乐，各有不同的分工。左右两半球之间有神经纤维相互沟通，这样两半球虽然各有分工，但功能得以互为补充。所以在口语交际过程中，有声语言作用于听觉，体态语言作用于视觉，听觉视觉同时并用，两种信息同时协调地传递，大脑两半球同时工作，互相补充，使口语表达能够得到更为深刻的交际效果。而且视觉的感知往往能够蕴含较多的情感因素，所以以视觉为传递媒介的体态语言能够引发人们的复杂感情，传递有声语言难以说清的内心体验和莫名的感情。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听人作报告、演讲，听众在看得见主讲人的场合所获得的信息的清晰度和精确度比看不见主讲人时要高得多。这就是因为在看得见主讲人时不仅有声语言通过听觉传入了大脑，而且直观的体态语言也同时通过视觉传入了大脑。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提倡面对面地去做思想影响工作。特别是现在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要和群众直接对话。直接对话由于是面对面的谈话，就更容易交流情感，取得更好的效果。（3）体态语言具有示意性

体态语言通过表情姿态向听众表示，在所说的话中哪些在意义上或感情上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有了体态语言的配合，有声语言表达的重点就能够表示得更鲜明、更突出、更生动、更形象。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在结束报告时讲道：“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很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这时，毛泽东同志沉静地向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地向前方推出，这个仿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手势，造成了极为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成为人们记忆中一个极难忘的手势。

当然，要注意体态语言所突出的重点只能落在关键之处，画龙点睛，干脆明确，要而不烦，恰到好处，而不能每句话都配合运用。否则就会喧宾夺主，适得其反。（4）体态语言具有相对的变异性

人们在交谈时，有声语言一般以适当的体态语言伴随辅助。人类有些体态语言具有普遍的意义，例如世界上各民族的人在打招呼时，都会扬起眉毛；但大多数体态语言由于民族文化背景、时代风尚、社会环境及其他应用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独具的民族性、时代性、社会性。这是体态语言变异性的表现之一。比如，我国古时候用作揖表示见面礼，而现在则用握手或点头表示见面礼；我国古代晚辈对长辈常用跪拜礼，现在则多用鞠躬礼。这是因为时代和社会不同了，这种体态语言也随之变化了。体态语言的变异性还表现在使用个体的差异性，同一个人表达相似的意思也完全可能由于所处环境、时间的不同，听众对象的不同以及个人情绪的变化而运用不同的体态语言。就同一民族、同一时代而言，主要的基本的体态语言有一种相对约定俗成的习惯，但比起有声语言来，体态语言仍旧是灵活可变的，具有其特定的变异性。（5）体态语言具有民族性

有些体态语言在某些民族中使用，而在另一些民族中并不使用。

例如1985年美国一所大学的学生在中国的舞台上公演了曹禺的著名话剧《家》，剧中人觉新连连耸肩表示毫无办法，使得中国观众大笑不已，因为这是典型的欧美体态语言，中国人一般不这样耸肩。

还有一个事例，中国一所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在演出美国话剧时，演员伸出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来表示“6”，使初到中国的英美朋友大惑不解，因为这是中国人表示“6”的手势，英美人表示“6”则要用两只手——伸一只手的五指和另一只手的拇指。另外，有些表现形式相似的体态语言，不同民族用它所表达的意思并不一样。例如，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用点头的动作表示肯定、赞同，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摇头不算点头算”。但在保加利亚和尼泊尔等国却用摇头表示肯定、赞同（我国的少数民族佤族也是如此）。当前，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在同外国朋友的接触中需要注意一些体态语言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所表示的不同意义。例如我们伸出食指往下弯曲表示“9”，日本人却用来表示“偷窃”。我们伸出右手食指、中指无论手背朝里朝外都表示“2”，而在英美伸出右手食指、中指手背朝里时表示“胜利、成功”之意，手背朝外时表示“伤风败俗”的意思。我们伸出拇指、食指分别左右倾斜表示“8”，可是这种手势在英美却表示“2”。不了解体态语言的这种民族差异，势必妨碍信息的传递，甚至引起误解，造成不快。（6）体态语言具有时代性

在同一民族中，由于不同历史时代的生活风貌、文化习俗、政治背景的差异会使一些体态语言具有时代的特征。我国古代服装宽袍长袖，人们生气离开时，常常一甩袖子，所以产生了“拂袖而去”这一成语。现代我们的服装已无长袖，这个成语保留了古代体态语言的痕迹。电视剧《李信与红娘子》是根据老作家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姚雪垠曾指出“红娘玩狮子、唱大戏，而且围观的农民竟然鼓掌喝彩，这很荒谬。在明末是没有鼓掌这一礼仪的。”像这种忽视了体态语言的时代差异所造成的纰漏在不少反映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中经常可以看见。作为一个有志成功的人，在工作中就更要注意体态语言的时代性，避免闹出笑话。（7）体态语具有社会性

同一社会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运用体态语言时也会带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例如中国成年女性有“掩口而笑”的姿态，成年男子则不会这姿态。而表示犹豫不决、局促不安时，男人会抚摸小巴、胡须，年轻一点的也许会“抓耳挠腮”，而女子则不会有这类动作。表示自指，一些工人师傅会翘起拇指指向自己的胸前或鼻子，而知识分子常是轻拍胸口。

体态语言并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动作，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用表情、动作和体姿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表露人的内心、寄予人的情感的语言。发出体态语言的一方既有可能是下意识的一种控制行为，又有可能是无意识的行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曾说过：“凡人皆无法隐藏私情，他的嘴可保持缄默，他的手却会‘多嘴多舌’。”因而，一个人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注意体态语言的社会性，恰如其分地使用体态语言，并努力克服一些不良的体态语言习惯，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发挥语言艺术的魅力和作用。

4.体态语言是传递信息的特殊方式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一个“礼仪之邦”的美誉，一个人要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就要讲究礼仪、注意仪表、加强自己的风度与魅力。而其言语表达的过程中，就更要注意体态语言的恰当运用。

一个人的体态语言，是其活动的信息载体，是其语言的重要部分。因此，在社会活动中，加强自己的体态语言艺术，是十分必要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体态语言是表达信息的重要手段

体态语言，是人类思维及其表现形式——语言的长期积淀物，是人类语言的精华。罗曼·曼兰曾经说过：“面部表情是多少世纪培养成功的语言，比嘴里讲的更复杂到千百倍的语言。”大量事实说明，在语言艺术中，体态语言艺术具有重要地位。一个人体态语言艺术的高低，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社会活动能否有效。

美国学者费洛拉·戴维斯在《怎样识别形体语言》一文中曾指出：“心理学家阿乐，伯特梅拉毕安曾发明这样的一个公式：一个信息的表达总效果=7%语言+38%声音+55%面部表情。这一公式的科学程度如何，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心理学家那里，体态语言是多么受到重视，体态语言在人们在信息表达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社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以协调、组织为主要内容的信息表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目的、有意识地引进体态语言，对于提高一个人的信息表达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2）体态语言是形成最佳“第一印象”的关键“第一印象”，又可称作首次感知印象。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晕轮效应”。这一理论认为，人们给予他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成为日后他人对其做出判断的心理依据。“第一印象”好，人们日后对于其语言、行为，往往就容易向好的方面推理；“第一印象”不佳，人们月后对其言行，就往往容易向不好的方向推理。由此可见“第一印象”之重要。

心理学家雪莱·蔡根曾做过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试验：雪莱·蔡根在莫萨立特大学挑选了68个自愿参加的实验者。这些应试者，如果从口才、外貌和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和判断力方面，可以说是相差无几，几乎难分高下。但是，在风度仪表方面，却存有明显差异。根据事先的安排，这68名应试者分别征求四位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的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结果，风度翩翩者稳操胜券，仪态平平者落于人后。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体态语言艺术是多么重要。

体态语言艺术对于领导者更是如此。领导者是抛头露面的人物。尤其是一些较高层次的领导人物，由于实践范围广阔，同每一具体下属接触时间均很短暂，因而其“第一印象”的形成，就更需要体态语言来参与。体态语言艺术高超，给下属的“第一印象”好，有利于自己树立良好形象和威信，开一个好头，相反，体态语言运用不当，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很糟，以后再要扭转这种不良印象，其难度就加大许多倍。

因此，每一个有志成功的人，必须十分重视体态语言的修养。要去参加集会，在家时就应把自己“装点”一番，使自己出现在集会上时，能够成为人们注意力指向，对人们大脑皮质兴奋中心，起到刺激和加强作用。在发表演讲时，也应做到神情自若，风度大方，注意以笑达意和以眼传神，等等。（3）体态语言是传达和联络感情的使者

在人类群体中，人们之间不能没感情的联络和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如果相互之间用硬梆梆；冷冰冰的原则来维持，没有动人心弦的感情，其融洽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人与人之间沟通、联络感情，手段、途径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体态语言。一方面，可以采用适度而恰当的体态语言，洞察他人的心理、性格，了解其行为目标、动机和情感过程，巧妙地掌握其意图，获取大量的有用信息；另一方面，又可以运用体态语言方向他人输出思想和感情信息，及时、含蓄、准确、明晰地将自己的感情信息和工作意向传达给他人。特别是居于统领地位的人。这种地位决定了有许多事情既不好用口语形式，又不好用文字形式表达，而只能用体态语言去表达。用体态语言来进行艺术化的表达，既能达到预定目的，又可以避免并消除有声语言或文字语言表达所带来的副作用。

体态语言传达感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从我们常用的成语中就可以曲折地反映出来。人们由衷赞叹，会“拍案叫绝”；跃跃欲试，会“磨拳擦掌”；嘲笑他人，会“嗤之以鼻”；得意忘形，会“趾高气扬”；言归于好，常“握手言欢”；检查自身，会“扪心自问”；愤怒急躁，会“暴跳如雷”；心花怒放，会“喜笑颜开”。人们面部的嘴、鼻、脸颊肌肉、眼睛、眉毛都能够传达感情。在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形，一个人心里有了疙瘩时，便阴沉着脸来找干部，经过干部做工作之后，面部则由阴变晴，甚至“破涕为笑”，这无疑是表达了“思想通了，疙瘩解开了”的心理状态；但也有时候，有人来找干部时是“满面春风”而来，最后却“不欢而散”，以至“拂袖而去”，这无疑是传达了“谈崩了，说僵了”的言语交流状况。

在言语交际的有些场合，单凭有声语言往往是不能完全听出说话人的“真心实意”的，必须联系体态语言，才能弄清说话人的心理。在学校里，教师气愤地对打架的学生说：“好！好！你们真行！”学生根据老师的脸色和语调等，决不会误认为老师在赞扬他们。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形，所以便应该有“察言观色”的方法和技巧。（4）体态语言是扶持有声语言的“绿叶”

一般说来，体态语言可以单独进行。但实际上绝对没有体态语言参与的有声语言是没有的。例如，一个人在讲话，不能只是声音起作用，必然要有表情、语气等，这就产生了体态语言。只不过这种体态语言的表达，有高低之分、有水平上下之分罢了。“红花还要绿叶扶”，如果说有声语言是红花，那么体态语言就是绿叶，有声语言只有加上体态语言的扶持，才能使自己声、色、姿、情俱佳，达到预期的目的。（5）体态语言是强调指代的有效方式

人们在说话的同时，常把提到的事物用动作加以摹拟夸张。这些可以看得见的经过夸饰的动作和表情，可以辅助对方理解，强化自己的语势，引起对方的兴趣，形成共鸣，从而达到言语表达的目的。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鲁迅先生听到此事，曾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生出门，各戴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这样，每个都是，喏！喏！……”说着，鲁迅先生诙谐地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

鲁迅先生的这种体态语言，就是意在强调其讽刺的意味。而一个人如要强调某些事物，也应巧妙地运用体态语言，以取得更好的工作效果。

5.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含义的体语

反映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与德国法西斯围绕“国会纵火案”进行英勇卓绝斗争的著名话剧剧本《第一次打击》，在各种语言的译本中，也都特别加注了保加利亚人的这一与众不同的体态语言。此外，萨摩亚人用抬眼眉表示同意，塞孟人以头往前冲的姿势表示肯定，也令人惊奇。非洲人在谈话时，如果用拇指和食指弹出“达、达”的声音，则表示情投意合。

表示否定、不赞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是用摇头、摆手的姿势，但如上所述，在保加利亚、尼泊尔等国却要点头。希腊人表示“不是”，是把头猛地向后一挺，同时要比较严厉地瞪瞪眼睛。奥维崩达人表示否定，要伸出食指在脸前晃动。表达同一意思，东南亚地区的矮黑人则闭一闭眼。如果是表示坚决反对某人的意见，非洲人会用右手指头反复刮动右耳耳壳。中国俗话所说的“摇头不算点头算”，在某些民族那里就变得复杂了，比如斯里兰卡人，表示否定或不赞同要用力摇头，表示肯定或赞同要微微摇头，只有表示“非常赞同”、“十分明白”时才点头。

在欧洲，异性之间见面，至今尚不习惯于只简单地道声“你好”，如果互相熟识，他们会亲吻脸颊；然而国籍不同，亲吻的次数也常各异，这一点，难免会使外国旅游者感到困惑，甚而陷于窘况。左右脸颊各一次的亲吻，是欧洲男女之间用来表示欢迎的最常见的方式；但在比利时和荷兰南部，关系亲密者之间是亲吻三次；在法国南部，一般是亲吻两次，而巴黎人，特别是年轻人，经常亲吻至四次之多；被欧洲大陆人认为保守的英国人，则对亲吻表现得毫无热情，到那里的欧洲大陆人总是宁愿只亲吻一次。

吻手礼，是欧美通行的对尊贵妇女施行的礼节（但对来自君主制国家的尊贵的女客人，例如亲王夫人，则不能行“吻手礼”），但中国人从来不用。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作为苏联国家元首访华，贵宾离沪时，刘少奇、宋庆龄、刘伯承、陈毅等同志去机场送行。伏罗希洛夫先和刘少奇同志等一一拥抱，当来到宋庆龄同志面前时，他先是微微一鞠躬，然后轻轻举起宋庆龄同志的右手，象征性地抬到嘴边。在场的记者当即纷纷拍摄下这一难得的场景。不料贵宾刚走，宋庆龄同志的秘书便来找记者们商量说：“宋先生考虑吻手礼可能在我国老百姓中还不习惯，问各位记者可否手下留情，照片不要登报，消息里也不必提到。”这一方面表明宋庆龄同志事事都考虑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人民群众非常不习惯吻手礼。

见面问候、祝愿以表示友谊，汉族人是用点头、握手等方式；独龙族人要把手搁在胸前，脸向右发出笑声；欧美人常是拥抱或接吻，一般新相识之间才握手（当然，欧洲人也不尽然，例如在芬兰，不论男女，见面都要握手致意；在德国，商人们见面或告别，总是把手握了又握）；库泊爱斯基摩人会用一个拳头连打对方的脑袋；拉丁美洲有些地方的人是以拍背为礼；波利尼西亚有些地方的人则以拥抱和互相擦背来表示；土耳其人是两手交叉于胸前，并施九十度鞠躬礼；贝都因男人的问候方式，是见面时以鼻额相触，彼此紧紧拥抱；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又称帕坦人、巴丹人或巴克同人，属阿富汗族）热情好客，与人相见，既不拥抱，也不接吻，而是一边握手，一边用另一只手抚摸对方的前胸。在泰国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中间，虽也流行握手礼，但男女之间是不许握手的，这雷同于伊斯兰教盛行的国家。在非洲，通常熟人见面时是先用左手握住右手腕，然后再用右手去握对方的手。要是亲朋好友久别重逢，常常先是轻轻握一下对方的手，接着摸摸对方的拇指，最后紧握住对方的手谈起话来。

表示食量特别满足（吃得很饱），中国人就用手掌抬高到齐脖子的地方，动作与俄罗斯人相仿。法国人是把手掌抬到嘴唇上边快到鼻子的地方，如果在中国，这一手势容易被人误解为嫌食物有异味。加拿大人可以用右手掌举至额头的动作表示“饱了”。

唤人过来，中国人一般是右手前伸，掌心向外，由上而下地向着被呼唤的人招手。英美等国招手唤人，是掌心向里，或者向里勾动食指（但这用在更随便的场合）。许多国家也都用右手食指向里勾动的手势唤人过来；但在某些国家，如斯里兰卡，食指勾动的速度是有感情色彩的——慢慢勾动是不太客气的表示，甚至有可能是要揍对方；勾动得快则可能表示友好。在日本，一般不能用这种手势来招唤人，因为在习惯上，这是用来招唤狗的。

中国人生气、急躁时，常跺脚以示发作。汉字“躁”字以“足”为义符，就透露了这一体态和“急躁”的意义联系。《史记》有：“温舒顿足而叹。”康濯《我的两家房东》有：“这老子顿着脚，就跑进北屋乱骂开了。”跺脚，德国人却用来叫好。

在中国，人们交朋会友、坐下谈话时，常自然地翘起“二郎腿”。而在东南亚国家，这一身体姿态会被视为极不礼貌，极不友好；要是你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脚颠来颠去，以至鞋底朝向了对方，或者你稍微碰了对方一下，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可忍受的。

按中国人的传统礼节，收、授他人礼物，一定要双手捧接或捧赠。唐代韩愈的《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里就有：“归来捧赠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而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则随便得多（在欧美，接收别人的礼物，一定要当场展示并表示赞赏；而在中国却不一定）。在同非洲朋友交往时，收、授礼物一定要用右手或双手才能表示诚挚和谢忱，因为非洲人的手是实行严格分工的——右手接触净物，左手接触脏物，各有用场，从不混用。

中国人用来表示“1”的手势，和欧美人有时一致，有时二致——欧美人还用伸出大拇指来表示“1”，这在中国是表示“呱呱叫”、“顶呱呱”，在日本翘大拇指还表示“老爷子”。

中国人表示“2”的手势，手背朝内。这个手势在英美表示“胜利”、成功”；手背朝外，则表示伤风败俗的意思。

中国人表示“6”的手势，在夏威夷成了问好的招呼动作（要伴以晃动）。

中国人表示“9”的手势，日本人用来表示“偷窃”。

中国人表示“10”的手势，在英美表示“祝走运”，或表示与某人的关系密切（是拥抱的象征）。

中国人对表示“〇”的手势，只注意圆圈儿部分，至于其他三指或蜷或伸并不重要；但伸开时的手势，在英美表示“好”、“行”、“对”、“是”（有时还要同时眯上一只眼睛）在法国，表示此义时常伴随着微笑。一般情况下只表示“微不足道”或“无价值”；在日本，这一手势表示“金钱”；斯里兰卡的佛教徒用右手做同样的姿势，放在颔下胸前，同时微微欠身颔首，用以表示希望对方“多多保重”；而在巴西、希腊和意大利的撒丁岛，这可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污秽手势。

中国人用右手食指指点额头（但不会指中国）或太阳穴，掌心向着头部，表示“脑子有病”。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人，是把拇指和食指分开，食指对着太阳穴转动，表示“头部不舒服”、“脑子不清醒”或“他有精神病”。表示同类意思，有的民族是双手指尖频频敲击额部，有的民族是右手掌心向下，抬至额头，上下频频摆动，还有的民族习惯于右手半握拳，放至右太阳穴处揉动；也有的民族只伸出右手食指，掌心向前，食指指着太阳穴转动。

视觉交往的方式，不同民族之间往往也是天差地远。阿拉伯人谈话时，喜欢互相直视，他们认为与人交谈不瞧着对方是失礼行为。印第安那伐鹤人却从小教育孩子不要直接看人。南美印第安维图托部和博罗罗部族的人，对话时目光要有不同射向，面对众人说话时必须侧身，并让自己的目光注视居室深处。日本人交谈时目光要落在对方的领部，使对方的脸和眼映人自己眼帘的外缘，以避免“大眼瞪小眼”。就连对话时双方互相打量的次数，有些民族之间也是有可以感知的差异的，例如瑞典人要大大多于英国人。学者们把这类因素称之为“视觉密码”。

中国人异性交往的“近体度”比较大。而在西方国家，男女交往则十分“随便”，以至美国的“情人节”上，男女学生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在操场上接吻，“近体度”几乎等于零，这在中国人看来，简单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E·霍尔分析了“近体学”并设计了一套符号。他的研究表明，美国中层阶级人们处于亲密区时，互相之间距离约为一英尺半，如果谈话时其间距离再缩小，除非二者的关系很亲密，否则双方一般会感到不自在。朋友之间非正式接触时，美国人互相之间喜欢保持1英尺半到4英尺的距离。熟人交际时最为合适的距离是4英尺到12英尺。许多北美人在进行交际时，互相间喜欢保持的距离比拉丁美洲人大，这一点常被拉丁美洲人误解为冷淡的表现，要知道，拉丁美洲人交谈时是离得近近的，要文静地把嘴凑到对方的耳边。用北美人的标准来衡量，阿拉伯人谈话时，互相离得太近，并且他们习惯用触摸的方式向朋友甚至陌生人传达非正式信息也是北美人所不习惯的。E·霍尔推测，这种行为差别反映了人们对“自我”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北美人想到“自我”时，把自己的皮肤、也许衣服和以自己为中心的周围几英寸的空间都包括进去了；而阿拉伯人的“自我”是深藏在内心中的，严格地说，他的皮肤不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不具个人感情的触摸不会引起不悦。

笑，人们一般认为这是表示高兴或友好。可是沙特阿拉伯的一部小说里面说，笑是最不友好的表示，谈恋爱必须“不苟言笑”，只要对方笑一笑，就算吹了。

亲人去世，中国人可以放声大哭，不哭可能会被人背地里说些飞短流长，按照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人的风俗，如果是婴儿夭折，母亲则要搂抱着他整天痛哭，并在自己身上涂满白土，击破自己的额头，血流满额，表示悲痛至极。而在西洋，人在悲痛的时候，则需要忍得住眼泪，因为在人前号啕大哭被认为是没有修养的表现。当遇到疾病和外伤引起的生理性疼痛时，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会毫无顾忌地哭叫和呜咽以表示痛苦，他们对此不会感到难堪。“老美国人”病人对疼痛很少有情绪激动的抱怨，当疼痛难以忍受时，他们虽然也会作出强烈反应以至达到哭叫的地步，但是他们要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这样做。爱尔兰人则可以忍受极大的疼痛，在同样情况下，他们能够做到一声不吭。可知对疼痛所作出的特定反应——哭，也是要受到各种民族文化的不同影响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悲痛的时候才哭，可是在美国一个小岛上的少数民族那里，哭是最好的礼节，举行婚礼或接待贵客，“开怀大哭”是必不可少的礼仪。

中国人休憩时，如果取坐姿，一般愿意坐在椅子上。而日本人却喜欢坐在地板上，以至于在日本人的家庭里椅子少见；他们在剧场里，甚至有时蹲在座位上看戏，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更舒服。

汉族人的体态语言虽然不像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澳大利亚人和澳洲阿兰达部落人那样丰富而复杂，但其民族特点仍是十分鲜明的，许多种体态语言渍印了汉民族心理、汉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刻痕迹。

6.时代发展赋予了体语新意

作揖（拱手）表示“陪不是”或“问候”，如果是在旧时代，那是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交际礼节。例如：①揖巫马期而进之。（《论语·述而》）②君乘车，我带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古歌《赵谣歌》）③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郭璞《游仙诗》）④马上相逢揖马鞭，客中相见客中怜。（李白《醉后赠从甥高镇》）⑤（王进）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施耐庵《水浒》第2回）——一面拱揖，一面口中作喏声，叫唱喏。躬身特别弯曲，声音特别响亮的叫唱肥喏、大喏。是宋时的一种礼俗。宋以后还有些地区把拱揖叫唱喏，但只有动作，并不发声。⑥因他多日未见宝玉，忙过来打千儿请宝玉的安。（曹雪芹《红楼梦》第8回）——打千儿，是旧时满族男子的请安礼，左膝前屈，右腿后弯，上体稍前俯，右手下垂是介乎作揖、下跪之间的礼节。

时过境迁，这种体态语言现已失去其社会功能，所以这篇小说的作者在写到这一段时，加上了“滑稽”二字，以示其“老古董”色彩。

诚然，许多体态语言植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某一时代的生活风貌、文化习俗、语言习惯和政治背景等（这些都是有时代烙印的）也会对一些体态语言的形成和改变产生影响，这样，就可能使这些体态语言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中，曾描述了古代波斯人接吻的习惯：“如果是身份相等的人，则他们并不讲话，而是互相吻对方的嘴唇。如果其中的一人比另一人身份稍低，则是吻面颊；如果二人的身份相差很大，则一方就要俯拜在另一方的面前。”现在这些体态语言都已成“历史”了。

中国古称“礼义之邦”，礼仪甚多。随着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日益森严，礼仪体态语言也日益繁杂化、规范化和经典化，仅跪拜礼一节，就有“稽着”、“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膜拜”等样式。《周礼·春官·大祝》中有：辨九首（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即以“顿首而言，这是古代地位相等者或平辈相交的最普通的跪拜礼——拜跪在地，引头至地，只作短暂接触，即行抬起。辛亥革命以后，便正式废除了跪拜礼（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刚一成立，孙中山先生即宣布取消跪拜礼）。现在，“顿首”礼已像残留在臀部的青记一样，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只是“顿首”一词还没有走完它最后的道路，时而仍被一些“老夫子”用作书信中的礼貌用语。

在旧时代，中国女人的见面礼是拜万福。唐宋时妇女相见施礼，是双手襟前合拜，口称“万福”，表示对对方的祝颂；后来便用来指妇女所行的敬礼。如施耐庵《水浒》第3回有：“看妇人……向前来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1回有：“沈琼枝看见两人气概不同，连忙接着，拜了万福。”现在只能在古装剧舞台上才能见到这一体态语言。

脱帽礼源自中世纪欧洲。据说当时武士作战时要戴头盔。来者如果要表示是“自己人”，就要首先把自己的头盔掀开，露出面容。另一种说法是，武士与妇女说话时，必须把头盔举起。辛亥革命以后，脱帽礼曾流行中国。现在人们已不以为然，脱帽成了在灵堂、陵园向死者致哀的一种表示。

老作家姚雪垠在谈到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李信与红娘子》时，曾指出该剧有“很多细节不符合历史制度、习惯。譬如……红娘子玩狮子、唱大戏，而且围观的农民竟然鼓掌喝彩，这很荒谬。在明末是没有鼓掌这一礼仪的。”这里，姚雪垠正是在体态语言的时代特点上针砭了该剧艺术上的失真。

中国古代服装袖子很长，人们生气时，一甩袖子便忿然离去。《世说新语·方正》中有：“王子敬数岁时……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景德传灯录》卷12《汝州宝应和尚》中有：“师曰：‘汝从许州来，什么处得江西剃刀？’明把师手掐一下。师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现代服装已无长袖，所以“拂袖而去”也便成了一个“旧瓶装新酒”的成语，和许多成语一样，它也是旧时代体态语言的一种“化石”。

封建时代的中国，信奉“男女授受不亲”，恪守“男女之大防”，异性交往的“近体度”极大，有的甚至“隔离”得离奇。大家知道，中医历来讲究“望、闻、问、切”四诊，然而皇后、皇妃罹病求治，太医非但不能观察病容，就是搭脉也要依赖一根长丝线来传递。现在，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异性之间的频繁接触，异性交往的“近体度”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现在中小学生上课时要求回答问题的举手手势与五、六十年代明显不同。以前，一般是手掌自然蜷曲，举过头顶；而现在，手掌常伸直，并且只是肘部微微接触桌面，手势“低化”了。

7.社会风情塑造出多彩的体语

但所有这些人，字幕都没有向观众介绍，影片只是通过他们每个人的面部特征确切地、然而是含蓄地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地位。

这说明很多种体态语言和素常的服饰——其款式、色调等和人们的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地域、环境等社会因素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同样，都可以构成社会学的单位，它们随着社会功能的分化而形成其特殊的流通圈。我们这里仅只举例性质地勾勒体态语言的社会分布情况。

高兴时拍手跳脚，这是儿童的动作。李白的《襄阳歌》有：“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歌。”很难想像，一位老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手舞足蹈。

唤人过来，中国的老年人会掌心向外，由上而下地向着对方招手。而掌心向里，向着自己较快地招动，或者食指微微动弹一下，则是年轻人摹仿欧美人的手势。

同是表达亲昵的感情，成人对小孩常抚摩其头顶或拍肩，小孩则常搂抱大人。

以上主要是“年龄”变项造成的差异。似乎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年龄越老，手、脚的动作则越趋于慢而少，也更加注意传统的方式；年龄小，手、脚的动作则常快而多，年轻人最容易接受外来的方式。

中国的成人女性常是“掩口而笑”、“抿嘴而笑”，因为她们以“笑不露齿”为美。这可能与古代某些地方的风俗不同。《诗，唐风·绸缪》有：“今夕何夕，见此粲者。粲，露齿而笑。粲者，指美女子。晋人郭璞《游仙》诗有：粲然启玉齿”。而男性则常是“仰天大笑”、“开怀大笑”，无所顾忌。

犹豫不决、局促不安时，男人会抚摩下巴、胡须，年轻一点的也许会“抓耳挠腮”，而女人决不会有这类动作。

提到“某人胖”，男性除将两手掌分别置于体则、向内作弧形外，还可用一只手掌在距肚皮相当距离处作微微滚动状。后一种动作，女性是不作的。

女性痛哭的方式与男性很不相同，她们会一边哭，一边拍打地面或自己的大腿，口中“念念有词”。

年轻女子难为情时，通常会低下头来，微笑不语，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或许手中还会摆弄揉搓什么东西。在同样的场合，年轻男子是用手挠后脑勺。

日本乡间一些地方，为亲友送别时，女子须屈膝下跪，男子则取下脚上木屐在空中摇动，以示各自珍重。

以上主要是“性别”变项造成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有不言而喻的自然生理方面（如妇女不像男人那样抚摩下巴）和社会习惯方面（如日本乡间送别礼）的来源，也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如妇女常掩口而笑；妇女羞于提及“怀孕”、“大肚子”，所以指示“某人胖”不用男性所用的第二种动作）。实验美学的材料已经证明，人们的审美感受是有性别差异的，女性一般倾向于通过体态尽量表现出自己性别上的气质，性格、情绪和感情上的柔媚特征，而男性则希望自己的体态能够体现“具有男子气概的附加色彩或者和男子气概有联想关系”。

宋人史浩《如梦令·饮妇女酒》词有：“容止忒精神，一似观音形象。归向，归向，见者擎拳合掌。”施耐庵《水浒》第4回有：“赵员外和鲁达向前施礼。真长老打了问讯。”这一礼仪的动作是两手当胸，十指相合，又叫“合十”。这是佛教徒的常礼，可用于佛教徒之间和佛教徒向“俗人”行礼，也用来作反省自责或为人祝祷忏悔的“拜忏”。一般人之间，除了戏谑，绝不用到这种礼仪体态语言。

这是“宗教信仰”变项造成的差异。各宗教专有的体态语言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但可大致看出，东方宗教体态语言常要配以头部动作，如叩首等；而西方宗教体态语言则较少有头部动作，至多是颔首。

表示自指，一些工人会挺挺胸，翘起拇指指指身后，或指指自己的鼻子。知识分子则常轻拍、指指胸口。

这主要是“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变项造成的差异。文化程度低的人，动作一般比较粗犷，幅度大，有“棱角”，而且由于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差，所以使用体态语言较多，他们必须借助更多的体态语言来弥补“言不尽意”之处。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体态常较柔顺，并且所用体态语言也较少。

这几年，在中国的城市，情侣们也常常互相牵着手，搂着腰肢或肩膀来表示感情的“热度”了。但在农村，这还是希罕事。

天津人表示“真有意思”（天津话叫“真哏儿”）或“无可奈何”，有一个特有的动作，就是把头向右下方（或左下方）微微一歪。

以上主要是“地域”变项造成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往往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背景、人口分布、地理因素和异族接触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并且也不是都能表述清楚的。

中国人在亲切的气氛中坐下来交谈时，常常翘起“二郎腿”，但如果在非正式的随便的场合（例如与老朋友、老同学攀谈），常把脚颠上颠下；而在正式的庄重的场合（例如外交会谈），则很少动弹。

在当代中国、年轻的情人、夫妻虽然也拥抱、接吻，但决不在任何公开的场合。拥抱和接吻在“众目睽睽”的社会生活中，还只是一种纯粹的外交礼节。

以上主要是“环境”变项造成的差异。所谓社会环境，就广义来说，包括交际对方、话题、交际媒介和情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为了不同的目的，常会使用不同的体态语言变体。因此，通过观察分析体态语言，不但可能了解交际双方所要传递的必要信息和意向、感情上的细微差别，而且可能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体态语言的这一特点，雷同于社会活动的其他形式。

向君主行屈膝礼，这在君主国是一种必须履行的礼仪。而对欧洲共和政体国家的公民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些人会犹豫不决，甚至有人会借口平等拒绝行屈膝礼。法国历史学家克洛德·迪降在《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一书中所记述的一个场面，比较典型地昭示了人们的这种社会心理：“有几次，人们有幸欣赏巴黎歌剧院的明星在礼堂小舞台上表演的双人舞。演出结束，舞蹈家前来向将军行屈膝礼，这对演员来说是很自然的动作，可是观众看了却很不自在。本来他们已敏感到招待会的王朝气氛了，这下子以为又看到了旧制度的某个侧面。”

这主要是“政体”变项造成的差异。无论是哪一类君主制，都有某种“君权神授”、“君臣佐使”的色彩，在这种政体下，人们通过“屈膝”、“下跪”、“叩头”等动作幅度很大的体态语言来表示其敬畏的心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西方的共和制则标榜“主权在民”，那里的人们自然不会有、也不愿接受这种“卑躬屈膝”、“顶礼膜拜”的体态语言了。

8.体态语言的临时性、规定性

一般地说，多数体态语言的姿态与所表达的意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可是这种任意性只是就形成体态语言时的情形说的。体态一旦进入交际，表示某一特定意义、感情以后，它就对使用的人带有强制性，不能随便以个人的意愿变更。可以说，每个人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堕入到一套现成的体态符号的罗网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把握说，对各种体态语言进行描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能的。

然而还应指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出于各种特殊需要，也会故意地或偶尔地创造一些体态语言，从而表现出这些体态语言的规定性或临时性的特征。由于它们是以明显的社会语境为背景，并且终究是以语言材料为基础的，所以可以充当一种辅助性交际工具的作用。例如，清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光复会成员，他们用一种临时规定的体态语言作联络“暗号”——进门先跨右脚，握手时紧握无名指。篮球、足球比赛中，裁判的手势示意动作，聋哑人的“手语”（各国有所不同），“指语”也无不是人为规定的。这种体态语言一般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流通圈，一旦作为法则规定下来，就会强制使用它的社会团体或个人依顺，否则就不会发挥其社会职能。单纯临时性体态语言虽然也具人为性质，但常常流通圈狭窄，而且具有即兴性质。例如，如果向一个正在漱口的人问路，他会鼓着腮努努嘴，这是一种应急指示动作。相声演员以形体摹拟某些汉字字形（如“大、小、巾、中、人”。），或以喜谑为目的，用姿态的变换来表达某些语义，也很有即兴特点。美国伊莎多拉·邓肯倡导的现代舞，从意识上说，与现代派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追求的是一种所谓抽象的或半抽象的意境美，强调表现个人内心的感受、作者的某种概念、即示或一种气氛，因而“舞蹈语言”往往过分抽象。

一些人认为现代舞“动作奇怪，内容费解”，就是因为现代舞运用了大量的临时性艺术型体态语言。至于在源于古代印度和埃及、现今风靡欧洲的哑剧——这种登峰造极、美妙绝化的体态语言艺术里，临时体态语言更是层出不穷了。哑剧不仅是一种沉默的艺术，而且是一种保持沉默、表达沉默深处所产生的一切，启表达对隐藏在沉默深处的音乐的深切体验的艺术，表演者的活动所表达的，常常是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体验，因此我们会看到数量众多的临时体态语言。这种临时性，有时被学者称作“个性色彩和私有性质”。据路透社1986年10月11日报道，美苏首脑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霍夫迪宾馆会晤期间，宾馆两侧挡上了巨幅油画，旨在防止外人从窗户外偷看“嘴形”，猜测会谈的内容。

这种可能暴露说话人话语内容的“嘴形”，也可看做一种临时体态语言。不管怎么说，这种体态与语言的关系最为直接，因为“观其形而察其言”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使我们联想到电影的无声片时代。在无声片里，观众是看演员说话，所以嘴动的样子也成了面部表情之一，“当一个人咬牙切齿地或者像毒蛇吐信似的说话时，我们一看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就是名符其实的表演。当一个醉汉的很不灵活的舌头在松弛的嘴唇后面嗡动时，或者，当一位英雄轻蔑地扁着嘴说话时，我们也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特写镜头最使人感兴趣的特色之一，因为在观众只能看见嘴动而听不到声音的情况下，动嘴的样子是变化无穷的。”当然，这时“动嘴的惟一目的只是要表达一种感情，因而嘴的动作不必是一种理性的，必须适应清晰易懂的言语所应有的各项条件的动作”，也就是说，它已被临时当作一种表现手段了。

二　解读体语，魅力纷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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