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卷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沈善增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正常人（卷二）试读：

作者简介

沈善增（1950—）浙江鄞县人。专业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第六、七届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品有《正常人》等。

作品简介

十四

因为跟洪流走，就得提早十来天，这样我离开上海的日子就相当紧迫了。一有空隙，我就（音如se，去声，宁波、嘉兴等地方言。动词。匆忙去某处转一下；乱跑乱窜。见《简明吴方言词典》第377页）到洪流家去。我要抓紧时间了解他。他已经不是我过去熟悉的他，这点是肯定的，否则他不会当头头。我得要搭得够他。他也忙得很，十回总有七、八回不在家。候到他回来，也常常酡颜酒色，又跟着五、六个同学，挤挤的一屋子。他把他的这些朋友都慷慨地介绍给我，但他们都并不到崇明去，所以我也记不住。他说这次同去有几个他最要好的同学。一个姓汪，叫铭全，与他同班，绰号“汪精卫”，简称“老精”。一个姓郑，叫国梅，也与他同班，是女的，也有绰号，叫“汤婆子”，或者叫“汤司令”。这两个都是红卫兵排长，是他们一派中的铁杆，共过生死的，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角色。四年后，我从农场回来，听见谁表白他甘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就立刻从骨子里断定他不是坏蛋就是傻蛋，而那时我听到他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五脏六腑地佩服。洪流自己也有绰号，叫“绣花枕头”，不过一般只知道叫“阿花”或“花花”。他问我中学里的绰号，我不肯透露。为了使中学里的绰号从此不像影子那么追随着我，这也是我毅然提出跟他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笑着说，他认为“老嘎”这个绰号不错，别致，叫得响，他希望我能同意他把这绰号传播开来。我火了。难道能允许开历史倒车么？我向他严正指出，绝对不能让他的同学、我今后的农场同事知道我叫“老嘎”，连偶尔漏一句嘴都不行。如果他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我就立刻离开他。他笑了，然后发誓，决不在任何场合，哪怕说梦话，漏出“老嘎”来。要是漏出来，他就当众让我掴他十记耳光。不过他又很诚恳地说，他也讨厌叫绰号，然而一般的人水准低，他们喜欢叫绰号，琅琅上口，有趣，一记就记住了。他们不懂尊重别人的人格。你要同他们打成一片，你就要习惯这一套，否则你就把自己孤立出来了。毛主席叫这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你只要不认真就可以了，只要在自己内心保持尊严就可以了。你就把绰号看作一种符号，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符号。名字也不过是一种符号，叫一、二、三、四都可以。你管他们叫什么！国民党把共产党叫共匪，毛主席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你要是一下子不习惯，就自己挑个好听点的，先叫出去。只要有了绰号，就像茶叶冲了一遍水，再多冲就没啥味道了。对他这番金玉良言，我还是不能接受。果然，几乎是到农场的第一天，我就有了个新绰号。我想到洪流的忠告，多少坦然了些。

洪流总是说要同我到“老精”与“汤司令”家里去，或者说“老精”与“汤司令”等会就要来，但我总是见不到他们，惹得我心里痒痒的。为了弥补，洪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长胡子的朋友，四号里的爷叔。在洪流嘴里，爷叔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文武双全，智勇皆备。他当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区分部的头头。红色工人者，即临时工也。爷叔所以长期以来做临时工而没有转正，就因为他的一手车钳刨技术实在太出色，做固定工是大大浪费了。不要看临时工，洪流说，临时工工资高，要比固定工多一倍，而且人自由，想在哪儿在哪儿，不受头头的气。他干过的单位，都几次要求他转正，他不干。后来文革来了，看看势头不对，想转正了，于是他参加了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月风暴”后，这个总司令部作为经济主义组织被吹掉了。目前他找不到活干，也不急于找活干，赋闲在家，靠老婆的工资过日子。他老婆是毛纺厂挡车工，工资很高。老婆出钱养活他，还在家里供他驱使。他说一句是一句，每顿都有几样好菜可以扳扳老酒。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呢，洪流对此佩服得不得了。爷叔文的可以下象棋，武的可以打相打，都是名望赫赫的。他还有些朋友更为了得。一个牛老师会拉锯琴，这是我生耳朵以来头一回听到。还有个皮老师八卦掌得自武当山和尚的真传，曾一掌打断人家的一根廊柱，可是能经得起这一掌的地方不多，故而他现在是宁肯挨人家的耳光也不出手的。拉锯琴的牛老师十分佩服皮老师的八卦掌。洪流见过牛老师的锯琴，当然对没见过的皮老师的八卦掌仰慕不已。洪流有空就要到四号爷叔那里去，听他吹吹在社会上闯荡的诀窍。据洪流说，“老精”他们也跟爷叔熟得不得了，佩服得了不得。我第一次到爷叔那里去，爷叔就邀我下棋。我不敢显丑。爷叔说，琴棋书画，是过去读书人的基本功，下棋，可以看出一个人胸中通透不通透。我为了让他看看我的通透，第一盘执先，竭尽全力，把读谱看来的王嘉良顺手炮横车对直车的套路如数用上，结果大获全胜。他不知道这是王嘉良赢他，而不是我，不由得大惊失色。他连说，二十年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对手，这次我要用心，要用心。第二盘由他先走，当头炮，我应了个屏风马，走到十步光景，我又套上了屠景明的《开局入门》里的一套变着，骗到了他的一只大车。两盘赢下来，洪流在话里暗暗向我甩令子。其实我那时已没套路可用，实在黔驴技穷了。奈何爷叔这只老虎经不起吓，这一盘撑仕上相，棋子都固守在自己河界这一边不肯过来。后来我同他斗子，七斗八斗，斗了个平局，他松了口气。三盘弈完，日当正午，他老婆把他的酒菜端上来了。他邀我陪他小酌几杯，我忙说不会，洪流也替我证明。他于是对我的额角看了又看，说：“你这个人聪明，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你以后有大出息的。洪流，不是我贬低你，你这个同学今后出息肯定要超过你，你这个朋友是轧着的。”从爷叔家出来，洪流连连对我说：“怎么样？你放心了吧。我说你来事的，我一直就说你来事的。爷叔现在也这么说。我介绍给他那么多同学、朋友，还没听见他这么夸奖过人。好了，你放心好了。前一阶段你运动参加太少，所以对外界有点隔膜了。不要紧的，这种东西我们熟悉起来很快很快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你是看过的，怎么，没有？我以后想办法借给你看，你一看就知道了。真的，这很容易，你不要不相信。跟那班人混，只不过是第一步，就像屁弹过。以后我们要干大事的。你以后有了出息，不要忘记拉兄弟一把。”洪流这么说，我觉得更应该把王嘉良和屠景明暂且保密一下。人多点本领看来总是好的，可惜我的本领不多。我想起来还记得一套杨官磷的“仙人指路”，回家演习演习，再让爷叔见识见识。

但回家以后，我心潮难平，不能回忆“仙人指路”，倒诌出了一首不合平仄的七律，题曰《赴崇前夕咏怀赠友人》。后面半首是：“漫步无心谈雄略，革命有志成大事。莫道前程多泥泞，冬雪便是春雨丝。”我用毛笔抄好，要送给洪流。这诗还没送到他的手里，洪流却已同我分道扬镳了。

除了到洪流家去，我就是准备行装。

我的行装太简单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清清楚楚。一只皮箱，真皮的，不是合成革的，然而是东洋人来逃难时阿爷随身携带的，因此它的皮张比重磅牛皮纸还脆些是不足为奇的。送行李前用稻草绳结结实实地捆了几百道，总算安全运抵目的地。皮箱有士林蓝布的衬里，箱盖的衬里上还缝有一只有漂亮皱褶的半月形袋袋。这个袋袋里藏有我的贵重物品，一张十元票面的人民币，五张叁斤票面的全国粮票，一块肥皂，一包火柴与一个阿娘自制的棕色灯芯绒的大针线包。当初出门时，听说乡下最匮乏的是肥皂与火柴，到农场，才知此言大谬。场部小卖部里别的没有，肥皂火柴倒尽有。由此强烈感到崇明确实隶属于上海，还在天堂的边缘。不过那时有传说要把崇明仍划回江苏去，因此这上海的肥皂与火柴我也不敢轻易动用，放着放着，渐渐熟视无睹，好像东海龙宫里的镇海针一样。一直镇到四年后上调，发现这两件宝贝还留着，觉得又生出了纪念价值，便放在原处完璧归赵，反正回来的行李也不用自己搬。

十五

这几件中唯有针线包的用途最大，那是不必赘言的。

在我所有的衣服中，只有三件是没有补丁的。一件是蓝卡其中山装，这是六二年过世的舅公生前穿的。舅公就是阿娘的嫡亲弟弟。他死于胃癌，阿娘说癌不传人，就把这件衣服要来了。这衣服阿爷曾穿过几次。但舅公将近一米八十，阿爷则一米七十不到，虽然阿爷穿衣服很不讲究，但总嫌太空，且他又穿不惯中山装，后来就一直没穿。那时我才一米四十几，但阿娘对我在发育期里一窜头抱有充分的信心，就把那衣服包好樟脑丸垫在箱底耐心地等待着。结果我还是没有达到这衣服的标准，勉勉强强才一米六五。下乡去，要出客的衣服，阿娘没奈何把这件中山装翻出来，把袖子和下摆摺进寸把。她不舍得摺进太多，她总认定我还会再长。后来见我不长，就连连叹息说是让担子压矮了。

还有一件是母亲后来的丈夫的旧工作服改的，细帆布的。若干年后他跟母亲闹翻，提出曾经付出过多少多少，倒把这一件重要的礼品给忘了。在我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十来年中，我只记得受过他这么一件恩惠，也许还有几包饼干什么的，记不得了。但“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所以我是不该把这件衣服的重要价值忽略不提的。这是我在农场期间穿得最多也最经得起穿的一件衣服。穿这件衣服，用不着特别当心，结果我的肌肉就最放松。穿好衣服肢体拘谨自不必说，穿破衣服肌肉也紧张，稍不留神，动作幅度过大，背部或肘部说不定会“磁”地撕开一大片，特别是在出汗的时候，这我有经验。这件衣服虽然后来背部与两肘都贴上了两大块，但毕竟老底子是细帆布的，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动作。那衣服早先是藏青的，给我的时候已呈斑剥浅蓝色。我要求阿娘将它染成棕色，因为棕色最接近泥土的颜色，一沾上土就能拍掉。我再要求将钮扣改成拉练，开两个斜插内贴袋，下摆处装一条寸把阔的宽紧带，这样就成了茄克衫。我以为茄克衫要比旧工作服像一件时装。但是，无论怎么洗怎么染，左胸口原来印有“安全生产”字样的印子总是抹不去。我心里嘀咕了好些时日，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四个字是这件衣服最值钱的部分。那年月，哪怕你穿得再挺括、再时髦（当然不可能是西装革履），与一件皱不拉叽的印有“安全生产”的正宗工作服一比，苗头立刻被比了下去。街上“皮子”（衣服）挺的都是插兄，穿“呢中（山装）”什么的都是插兄，真正上海户头都随随便便地穿件工作服。工作服后来盖过了黄军装，这点上海的青年都知道。我真后悔当初将它染一染改一改呢。

对这件衣服说了这么多，我想是对得起它了。

我还有件衣服是比较高级的，海虎绒里子的短大衣。那是母亲的一件海虎绒大衣改的。不是为我改的，是为我的亲生父亲改的。大概在五七年与五八年之间，是母亲与父亲复婚以后。那时流行男的穿蓝卡其驼毛夹里双排钮列宁装短大衣，父亲提出这海虎绒大衣反正穿不出去（穿出去像资产阶级少奶奶似的），挂着也要蛀掉，让他改短大衣穿吧。母亲同意了。为了这件事，阿娘总嘀咕，说母亲同人好起来“就像头扚落一样”（注：扚，音如die，动词，用手指使劲掐。见《简明吴方言词典》第5页）。后来他们再度离婚，父亲也没把这件短大衣带走。当十年后为我取出来时，蓝卡其面子已经闷（，音如su，朽坏的意思。见《简明吴方言词典》第328页）。再说双排钮列宁装早已没人穿了，于是再扯了本白的龙头细布来，染成棕色，重做面子。虽然面子是比沙卡还低档的龙头细布的，但里面是真价实货的海虎绒。看上去毛没有买来做领子的新海虎绒长与柔软，但阿娘说，到底老货硬扎，不会脱毛。我仔细看看，果然有七彩的光晕蕴藏在毛丛中，像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油花似的。穿上这样的衣服，就可以冒充败落大家的子弟。在中国，败落大家的子弟，无论表面上怎么被人看不起，骨子里是很受人尊重的。冬天罩在这件衣服里面，我从骨子里感到这一点。

其余的衣服，无论当初阿娘母亲与我怎么费心为它们打过补丁，今天都不值一提了。

除去衣服，我带的就是书，满满一旅行袋的书。被洪流一鼓动，我真把崇明农场当“昭明书院”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闷头读过书，这是后来说起来最值得我自豪的事。倘若给宣传起来，还真有点先知先觉的味道。到六六年十月后，红卫兵差不多都串连去了，“红色恐怖”连执行者也觉得乏味了。我也蠢蠢欲动想免费去游历祖国大好河山，阿爷阿娘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关键还在我。我被红卫兵整过一阵，懦怯的本性像染二遍的衣服的本色一样泛了出来，怕出去让人查问成分怎么办。一些好朋友，像洪流、熊时杰等，都不打个招呼，跟他们的同学一起开路了，这使我伤心得很，更觉世态炎凉，人心难测。所以心底里我还希望阿爷阿娘能阻拦阻拦，这样我可以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除了和弟弟一起跑市内的文艺团体、大专院校权作补偿外，我只有读书。“无聊才读书”，鲁迅早就点穿了。

我攻读初三及高中的数理化。“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话从六四年就开始批判了，所以印象特别深。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已经重理轻文，科学家、工程师都是一个男子的追求目标，文学家与医生、教师，那些留给女孩子去憧憬。我是到农场后看看数理化实在没戏可唱，才改行搞文学的，一改就再也改不回来。那时候，我还期望高考制度能够恢复，故而愣攻数理化。开始书由母亲从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借来，没多久，图书馆关门清理，我就断了书的来路。母亲店里有这种书，但她一向公私分明，上柜的书她从来不会开口去借。她以前借给我看的连环画与小说书，都是职工图书馆里的。数理化教科书职工图书馆里没有，况且这个图书馆也封了。当然可以去买，但一本书旧的也要八角一元，总不舍得。这样的书，习题做完，知识学到，放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就用隔年的旧课本或印刷厂的处理课本，这样每本可以省一角来钱，但至少要有一个星期得借同桌的书看。故而我直到今天不敢用笔在自己的书上划划写写什么的，总好像这书以后还能卖出去，别人买到这样的旧书会不至于觉得原来的主人太讨厌。同时，我还不大肯买书，我宁可借书来抄，觉得抄一遍抵得上读两遍，又练了字，真是十分合算的事。我当时不肯要求母亲买，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不敢保证我准保能将买来的书啃完。我心里还惦记着运动，也对这样地走白专道路有些不安。母亲从图书馆借回《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三）》来，我啃了两个月没有啃完。买了书就有经济责任，我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上门去看书的地方，就是河南路福州路转角上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门市部”。这里一贯实行开架售书，到六六、六七年还照样开架。七十年代好像闭架过一段日子，但不久又开架了。这里真是个“世外桃源”。

我是多么怀念那段日子里那地方弥漫着的宁馨的气氛啊！

雪白的屋顶，赫红色的磨石子地坪，奶黄的书架，满架满架琳琅的书。那时，那里人迹稀少，整个大厅里连营业员不过二三十人，像浩淼大海里星星点点的几座岛屿。没有人高声说话，没有人蹬蹬踏步，喇叭里没有进行曲，门口没有锣鼓口号。走进这里，就像大暑天走进一片浓荫里，舌根会分泌出甜津津的汁液。又好像从大海里游泳归来，躺在金黄的沙滩上，毛孔能摄入无穷的意味。耕植这块绿洲的好人们，我今天向你们的惨淡经营致以姗姗来迟的崇高的敬意。

当然，这一切只有在回忆起来的时候，才显得那么恬静，那么完美。回忆就是诗。那时，我发现了这个好地方，随即又害怕起来，怕被营业员看破我并没有买书的愿望，把我轰赶出去。我在书架前装模作样地徘徊了良久，才抽出一本早已看准的《代数（三）》来，随便翻看了两页，向四周瞧瞧，没人注意，便从书架旁挪开几步，将身子斜靠在离书架一米远的玻璃柜台上，翻到我要看的章节，瞪着眼看了起来。一刻钟左右，我又向四周瞧瞧，再从柜台边走到书架旁，继续往下看。就这样一刻钟换个地方，在柜台与书架之间移来移去，居然让我看了两个小时，看到了打烊铃响，看完了整整一章。第二天，我口袋里装了钢笔和自订的笔记本，大模大样地推开玻璃门，直奔书架。经过半夜的逻辑推理，我得出结论，越是大大方方就越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这回一气看了半个小时，正想伸手到裤袋里去掏本子出来做习题，突然发现有两只眼睛在盯着我看。这是个又胖又大的女人，滚圆的脸，滚圆的眼睛，敞开的领口里露出滚圆的脖子，滚圆的胳膊上紧绷着紫红色的营业员袖标。我心头一慌，手忙脚乱地把书往架子上一插，赶紧离开。没走几步，只听后面一声喊：“回来！”声音那么洪亮，在空寂寂的大厅里听来真像打雷一样。“叫我？”“你过来！”“干什么？”“你看你把书弄成什么样子？”胖大嫂把书扬了扬。我插得太急，封面的下角像鸟翅膀似地向外翘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把裤袋按住。我怕胖大嫂铆牢我要我赔。而我那只瘪瘪的塑料票夹里，除了学生证，只有张珍藏了三个月的伍角零用钱。“你口袋里藏的是什么？”“没什么。”“把东西拿出来！”

我突然弄明白她的意思，满腔的热血沸腾起来。有生以来还没人怀疑我做贼，这个胖女人竟敢这样怀疑我。“啪！”我把裤袋里的笔记本、钢笔、塑料票夹重重地摔在玻璃柜台上。她拿起我的笔记本来看了看，说：“噢，你带这个。”我一把夺了过来。要不是慑于文攻武卫的威力，我早一巴掌掴上去了。打在这样厚的肉膘上一定非常响亮，像放炮仗一样！我在回家的路上细细地想。

第二天我又上书店去。不去倒像是怕她了，好像书店是她开的了。偏要去！

一进门，我就看见胖大嫂站在书架旁，胖大嫂也看见了我。我犹豫起来，到底值得不值得跟这种人去斗？“你过来。”胖大嫂老远地向我喊。我的两条小腿肚像装了马达似的不争气地突突抖了起来。我与小腿肚斗争着往前走，胖大嫂也迎了上来：“喂，你来看书是不是？”“不许看？”“没人跟你吵架，犟头倔脑干什么？”滚圆的脸上滚动着一团笑，“看书要懂得爱护书，书弄坏了我们卖给谁？”

真是不打不相识。后来我的地位与日俱增。开始我把书摊在柜台上站着看，以后升级到坐在营业员拿书用的踏凳上坐着看，再以后坐在胖大嫂端给我的方凳上，把书摊在柜台上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自学完了平面几何与高中代数，并开始向三角进军。罗曼·罗兰说：“因为生活的时间不多，你倒反过了双倍的生活。”因为读书的条件不好，我倒反读了双倍的书。

到临下乡的时候，我是发狂般地买书。不仅以前舍不得买的要买，就是已经在河南路书店里读过的，也统统再买。我配齐了一套自学丛书，还买了樊映川编的《高等数学》。据说樊编的本子最好，当时旧书上下册也要一元一，加习题集要一元五，我也狠狠心买下了。文科的书我带了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周振甫的《诗词例话》。毛主席的诗词里也引用唐诗，周振甫又注释过毛主席诗词，估计这两本书不会出问题。还有一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等等。后来又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与《红楼梦》。

在我所有的行李中，其实最有特色、最值得写一写的是一顶圆顶帐子，它真正可以说是我的亲生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十五

我恨我的父亲。

我从懂事起就恨他，直恨到他死，本来打算恨他直到我死。

我恨他，是因为我对他的一切恨，统统都是白搭。我多少次声明我恨他，说明我为什么恨他，听我话的人总是不相信。而又正是他们要求我声明我恨他，说明我为什么恨他，我真这么声明了，说明了，他们就不相信。他们可以表示相信，表示接受，这要看他们高兴，看他们是不是跟我有交情，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同我作对，但实质问题丝毫没有改观。到另一个场合，对另一批人我又要从头再来一次，又要再看他们的颜色。我终于发觉，他对我就像真理，就像列宁说的一千次宣称它被批倒了，又一千零一次地去批它的真理。我被他引进了一个迷宫，在这里面，无论我怎么走，结果总是疲惫不堪地兜回到原地。这个迷宫就是他，他就把我生在这个迷宫里。我实实在在的，对他了解得极少极少。我能说得出的有关他的一些成条理的情况，都是后来阿爷阿娘母亲告诉我的。我直接从他那里获得的，只有极可怜的一点零碎而又模糊的印象。我尚且如此，弟弟妹妹当然比我更不如。母亲与他第一次离婚时，妹妹的胚胎细胞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游荡，他对她只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幽灵。妹妹当然见过他的本来面目，然而我确信她一点也没有印象。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她五岁的时候。我五岁那年，正是母亲与他第一次分手，对这样重大的变故，我丝毫印象也没留下。我对他的最初印象，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只记住他不住在家里，住在厂里的单人宿舍里。但他常来，一星期至少一次，来了就有话没话地坐一阵。我记得他的话不多，或许在家里他话不多，或许他生性话就不多，或许他只是在我的印象里话不多，这我无从查考。我与阿爷阿娘母亲总是避免谈他，迫不得已时才谈。没有红卫兵，我对他的情况就知道得更不详细。谈起他来总有些别扭，称呼就成问题。阿爷阿娘直呼其名，母亲说他干脆什么也没有，只以目光示意，我们小孩呢，大人们既不让我们直呼其名，又不高兴听见我们称他“爹爹”，这样，我们就只能叫“他”或“那个人”。说起这个“他”来，舌头上就像生了个疮似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带弟弟到公园里去玩，回来当着阿爷阿娘的面问弟弟叫什么名字。我是一生出来就跟母亲姓的，严格地说，是跟阿爷的姓。阿爷说，父亲不算是招女婿，但结婚前说好的，倘若头胎生下儿子，就要过寄给母亲的哥哥——阿爷的儿子，算是阿爷的孙子。“红色恐怖”时，阿爷把这里的区别详细地告诉我，他认为这么一来，我同父亲的干系就可以撇得更清。但这种说法似乎有出卖弟弟的味道。那时只求逃脱一个算一个，顾不得许多了。三个小孩中，似乎弟弟跟父亲的联系最多。他先有一个跟父亲姓的名字，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他又有了一个跟母亲姓的名字。那天，据父亲说在公园里买雪糕给弟弟吃，弟弟就说跟他姓。回家再问，弟弟自然又复姓归宗了。父亲很欣赏弟弟的狡猾，呵呵直笑。这事我想大概是发生在他们又复婚之后。复婚之前，他怕是不敢开这样的玩笑的。

阿爷的儿子，我叫他阿爸的那个人，早在抗战前一年得伤寒症死了，死时才十七岁。为了叫他阿爸，我就叫父亲为爹爹，以示区别。阿爸虽然死得早，但只要我们几个小孩有不合阿爷阿娘意时，他就复活了。还有即使我们并没不合二老之意，是生活不合他们的意，他也复活。他终年站在一张发黄的“合家欢”里，频频复活在阿爷阿娘尤其是阿娘的嘴上，就像我们家的灶老爷似的，故而我对阿爸不见得比爹爹陌生。听二老说起来，他真是天底下极顶老实又极顶聪明的孩子。从来不开口讨东西吃，想吃大饼不过用鼻子拼命嗅嗅芝麻的香气而已。读私塾是没被戒尺打过手心的记录唯一保持者，读小学又几次从学校里领回一支毛笔、一方砚台什么的奖品来，后来又跳了一级。我在家里写毛笔字用的那个五寸见方的大砚台，据说就是他凭本事挣回来的奖品。这方砚台，经过抗战逃难与三年解放战争，从宁波辗转到上海，解放后，又搬了三个地方，始终完美无缺，结果却被我一失手将砚盖跌成两爿。阿娘满面血红，手已经高高扬起，阿爷连忙说：“好呃，好呃，百病消散，百病消散。人家话磨穿铁砚，希望你书包翻身。”接着他又讲了个故事。宁波当年有个七岁神童，父亲让他骑在脖颈上去应乡试。县官看他人小好玩，就说不用入场，出两个对联，对得好就是秀才。县官说：“骑父作马，”神童接口应道：“望子成龙。”县官又说：“小童生蓝衫拖地，”神童立刻道：“老大人红顶朝天。”县官哈哈大笑。县官一笑，就没事了。敲碎砚盖也就这么混过去了。从此，我就生心要挣件什么奖品回来或跳一级让阿爷阿娘高兴高兴，可是轮到我读书这些都没有了。阿爸他是那么地完美，上帝不忍让他在人间多受劫难，况且马上中日就要开战，便早早地把他召回天上去了。他是在上坟途中乘船遇雨受寒得病死的。那天雨头里，他把自己的布衫让阿娘兜着，自己抱紧双臂硬挺，为了这件事，阿娘在他死后带着母亲浑浑噩噩地跑进礼拜堂去听“讲耶稣”，差点由白衣大士改宗基督。在他死前的两天，病情曾有好转。阿娘说，我不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后来我知道，这很难说就是回光返照。）他叫饿死了，提出要吃红烧肉。他活到十七岁还没提过要吃什么，阿娘忙去烧了一大碗肉，看他合着两大碗粳米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当晚他又发烧昏迷，稍许清醒一点的时候，他说听见屋面上有人在走动，有人在喊口令。阿娘说，他是提早一年知道东洋人要打进来，死前特地给家里人报个信的。照片上，他是长袍马褂小滴子帽子，脸蛋圆圆的倒跟我有几分相像。这又是件绝顶奇怪的事。我跟他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母亲不是他的亲妹妹，是出生不到一个月，被遗弃在路上，由阿爷阿娘抱回家来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在十三岁那年，我去翻母亲的纸夹子时偶尔发觉的。母亲有个纸夹子，里面夹着些空白的道林纸、帐册纸什么的，也有几张她当年写过只言片语的字纸，她也夹在当中早忘记了。我看到的文字，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是她写的离婚诉状的引言部分的部分。我还看到一封信的后半段，上面写着，这两天父母用各种手段逼我结婚，我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我心里痛苦万分，希望你能来救我。我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她在向她的一个恋人呼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对这封信具有超常的判断力。信中的措词，也可以作别种的解释，那个“你”也可能是她的一个小姐妹。但我一下子就认定“你”是个男的，这个人有可能成为母亲的丈夫，这么一来，我这个人就没有了，母亲与他生出来的就不是我了。真是好险啊！不知怎的一来，这个“你”没有骑着白马赶到。母亲落到父亲的陷阱里，结果就生出了我。围绕我的生命曾经进行的那场战争，把我的背脊吓出了一层潮涊涊的冷汗。我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出生曾有那么多的风险呢？我觉得自己的心荡了起来像荡秋千一样。别的孩子，爸爸妈妈，阿爷阿娘，外公外婆，甚至阿爷阿娘的阿爷阿娘，外公外婆的外公外婆，都可以说得清清楚楚，我却疙里疙瘩地说不清，我有点像“宝莲灯”里的沉香了。我真后悔为了刻花，到母亲的纸夹子里去翻高级纸头。我要是不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幸福啊，本来我不想知道的事情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偏偏还要让我知道，知道了就不能再不知道。以后几天，我暗暗观察阿爷阿娘与母亲，看看有没有以前我不曾留心到的异样的地方，不像亲生的地方。没有。母亲照样买好吃的东西回来先要敬两个老的，阿爷阿娘照样把好菜省给我们小的，他们照样对母亲与我们要骂就骂，要打便打（这是针对我们屁股的），毫不客气，母亲照样对他们百依百顺，吃白衣素，看不出有什么不满。一切像真的一样，我放心了。

若干年后，为了让我到上红总部、市委接待站等地方去问成分时能把问题充分地说清楚，母亲不得不将第二份离婚诉讼书的副本向我公开，对弟弟妹妹还是保密的。我在读这个文件时，眼梢眇过去，见母亲看着我的目光像破棉花胎一样又黑又硬又重。在这一刹那间，我觉得她脸色枯黄，额头与两颊的老年斑骤然增多。我睁了睁眼睛，幻象消失了，母亲还是显得非常年轻的，在她的同代人中，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照理，我应该这么对她瞧上几个滴答，以表示文件的某些内容引起的我内心的惊恐。但看到她那样的神情，我不忍心再演戏去吓她。我无动于衷地读下去，她一定在心里奇怪，我怎么能这么沉得住气。我将报告纸掀过一页，她起身走开了。她起身时，我似乎听到她发出的一声极微极微的叹息，好像是浑身瘫软地喘了一口气，我明显感到从她腰部传过来的一阵痠痛。也许，我这样的平静比大惊小怪更叫她感到可怕，也许我应该作出些恰如其分的表示。没有人教我该怎么掌握好表情的分寸，在几分钟里表演出我在三年里感情出血结疤脱痂的全过程，所以结果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做。“爹爹”是“阿爸”的小学同学，现在我连他的确切年纪也不知道，属相什么也不知道。告诉过我的，我都忘记了反正好像要比母亲大十来岁。他的父亲是个中医，据说在宁波城里还是有点小名气的。不过这位老先生活着时就不让他的儿子们跟他吃这碗饭，说是医生难免要贻误人的性命，是伤阴骘的。我想不是他的医道不太高明，就是做过什么亏心事，往最好处猜度也是有“道德神经衰弱症”。派着这么一个祖父，并不令我高兴，故而我至今没有到“天一阁”去查过家谱。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到四川去跑单帮，那时他父亲已经死了，但他也高中毕业了。一个高中毕业生去跑单帮，那时的高中生就像今天的研究生那么稀少，他的读书不及我聪明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我想想也替他惭愧。然而他连单帮也没跑好，途中遇盗，东西尽数掠去，人却打发回来。强盗不肯留他在山寨做王或做军师，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据说他在肚皮饿得咕咕叫时，看到招考宪兵的告示，因此发愤，这山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强盗不做就做官兵去。哀兵必胜，他考取了。长期以来，我弄不懂宪兵是个什么玩意儿。说说也是兵，但好像比一般的兵不知要坏几等。一般的给国民党抓壮丁去当的兵非但没事，弄得好还可以忆苦思甜，而宪兵，早在《公安六条》公布前六、七年，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大概小学一、二年级时，我有一次对同学说，我父亲只是国民党的宪兵。我原意是说他不是当官的，只是个兵，宪兵大概跟炮兵、步兵、坦克兵一样是一种兵，不料那些同学就“宪兵”“宪兵”地乱叫，阿爷阿娘知道后狠狠地把我训斥了一顿。从此，我就立志自己弄明白宪兵的意思，不问人，结果越弄越糊涂。给赵一曼上老虎凳的是日本宪兵，但是，给江姐钉竹签的并不是国民党宪兵呀！我想，区别大概在于一是被迫抓去的，一是自愿考进去的。进中学后，我稍有了点世故，又想，他当初就不能说在路上遇到抓壮丁吗？他说是考进去的，我也只能跟着说考进去的，这话在他档案里记着呢。因此，我在恨他反动之余，又添一层恨他的愚蠢。

父亲当了两年宪兵，据说是个文书，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血债。这点是我以后多次反复重申的。尽管我唾弃他，但我也不希望他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两年后，他不知是调防还是探亲到上海来，凑巧遇见了阿爷阿娘。阿爷不知看中了他哪一点，这是阿娘后来同阿爷争吵起来总要反复地责问的。你讲你眼光不错的，那现在呢，他有啥好？你说他人老实，靠得住，阿拉家里的祖坟也晓得，以后可以上上坟，现在呢？每当这种时候，阿爷总是敛神静气，眼观鼻，鼻观心，显出种不屑一辩的样子。那副高深莫测的架势，到今天我还不曾学会。总之，是阿爷坚决主张让父亲退伍回来，同母亲成婚的。不过，有一次在阿娘责备阿爷时，母亲驳阿娘说：“你也劝我的。”轻轻一句，阿娘像被击中一拳，立刻不再说下去。后来，我在离婚诉讼书里读到，阿娘曾对着母亲下跪，哭哭啼啼地以死相胁，母亲才不得不屈从了。联系到日后阿爷阿娘对父亲的鄙夷，这点我无论如何想不通。与死去的儿子同学，并非很深的关系。据二老说，结婚的一切费用都由他们承担，父亲只光身进来一个人，以后父亲又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都由阿爷养他，而父亲还不算是招女婿，交换条件只是把我过寄到“阿爸”名下，天平的两端看来太不平衡。难道上坟真有那么要紧，要阿娘用下跪用死去断送母亲的幸福？这个千古之谜，或许只能留待研究我作品的专家们去考证了。

到我开始考虑选择终身伴侣组织神圣家庭时，除了一般的条件外，我其实还有两条自己也不太清楚然而十分要命的条件：一、我绝不做上门女婿，哪怕不是招女婿，哪怕这家的条件与我家有天壤之别。二、女的若有交往两年（后来放宽到三年）以上的男朋友，哪怕这女的再三声明她对那男的已毫无感情，我也不敢领教。同物质一样，感情也是不灭的。它只会从一物转移到另一物，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或者暂时打个瞌睡，但你绝对不要相信一种感情会被你彻底窒息了，一个你爱过恨过的人会被你从心灵上干干净净地抹去。我见过沉睡的感情醒过来的样子，它就像一个孩子从午睡中醒过来，往往会莫名其妙地大哭大闹一阵。看到孩子的这种哭闹，我的幽默感就荡然无存。别的时候他哭，哪怕他——我的儿子是让我打屁股打哭的，他哭得十分认真、十分伤心，我从这种认真与伤心中会突然发现一种美，一种童稚的说不出的可爱，我会忍不住想笑出来。但是，儿子在午睡醒来后乱哭，我的心就会悸动，烦躁擦得我心壁具有很高的静电压，我看见黑暗的胸腔里火星直冒，呈一条条抛物线地洒下来，带着一股铁锈味。倘能忍住不揍他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走开去。人啊，一辈子就被感情的鞭子抽着像陀螺似地不停打转，想停也停不下来。孩子的这种无端的发泄，就是人的不能自拔的境遇的缩影。陀螺与陀螺的区别，就是有的重心正一些，低一些，转得平稳一些，有的重心歪一些，高一些，转得摇晃一些。转得稳的就是好陀螺，正常的陀螺；转得不稳的就是不正常的陀螺，坏陀螺。陀螺，上海的儿童们叫它“贱骨头”，上海人是多么的聪明啊！

我五岁那年，母亲向法院提出离婚起诉，理由是“政治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两人的感情裂痕已无法弥补。据阿爷阿娘说，还有别的理由。他糊涂，不顾家，好在外面充大好佬。阿爷曾经推荐他到一个开私营厂的朋友那里去当会计，没干几个月，他就挪用公款，说是接济一个有急难的朋友了，后来还是母亲拿了阿爷的钱去填补了亏空，但那个老板再也不好意思用他。以后他又有一两个月工资拿回家来不足数，再以后又查出来奖金什么的也让他私吞了。母亲盘问他，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钱的去处。不过，他不赌不嫖，这点似乎阿爷阿娘与母亲都没有疑问。这些理由，我稍有分析头脑后，就不相信。这些事发生在我五岁之前，真为这些事闹翻，应该离得更早，这倒是我所盼望的。我曾希望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离了，前提当然是只要保证我能生下来，否则就缺了个表示希望的主体。再说，倘是因为经济问题闹离婚，那就贬低了母亲。母亲虽然一生没有富过，但也一生不大看得起钱。这点阿爷阿娘也一样。他们再穷也不抠钱。他们最大的骄傲，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把家里全堂红木家具统统卖光，但五角一只的鸡蛋没有少买，蹄膀、肋条肉没有少买，糕饼券、点心券一张也没有过期或送人，自始至终没有亏待过我们三个小孩的肚皮。这么豁达的阿爷阿娘，比起母亲的豁达来，他们还吃不消。阿爷常当着母亲的面对我们说：“你们娘，钞票不要的。‘阿爸阿爸，你不要总是钞票钞票。’她不讲钞票的。”阿娘也一直怪母亲，说她的大度助长了父亲的狡猾与贪心。她还帮父亲瞒蔽过阿爷阿娘，所以阿娘说她同人好起来“像头扚落介”。不，不是为了几个钱，真是为了“政治”。正因为是政治，法院就爽爽快快地批准了。

二十多年后，母亲同她的第二个丈夫离婚，那才叫“打”离婚——“打”官司呢。旷日持久，两三年的功夫，反反复复，像吹泡泡糖似的，要嚼半天才“卟”的吹出个泡泡，泡泡破了又要嚼半天，总舍不得吐掉，叫旁边看的人都牙根发痒。到了终于出头的时候，母亲就像喜儿从大山里回来，老得不堪入目。皆因为这次的离婚没有政治。

离婚一年之后，他们又复婚了。为这件事，我很怨过母亲一阵。她使原来已经够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在我竭力为她脸上贴金的时候，在我反复向同学说明她是解放后不说最早也是相当相当早的青年团员的时候，在我宣传她为了政治大义灭亲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我的唾液分泌就会增多。话泡在过多的唾液里，就像饼干一样失去了骨子。母亲当然是有理由的。妹妹的出生，为家里多添了一张嘴，而且她是女的，我们穿剩的衣服她就不能再穿。阿爷恰在这个时候由私营加入国营。毛主席带头减薪，他跟着一下子减掉了三十多元。这时，父亲又一次次上门来表示悔过。母亲通过组织到父亲单位去了解，证明他确实旧账已清，并且立了新功，被评为扫盲先进教师，还奖到一本三十二开的活页簿。母亲还可以拿出出版局副局长的亲笔信，信中这位领导也鼓励她破镜重圆，教育帮助每一个愿意跟共产党走的人。组织的意见是促成这次复婚的主要动力。但是，她把那封信拿出来的时候，那个副局长已作为叛徒在接受审查。叛徒嫌疑犯的亲笔信，我考虑再三，还是不拿出去为好。反正，复婚是多此一举，有百弊而无一利，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它也使我对另一个把我接到这世上来的人，稍许有了些印象。这印象跟灾民喝的粥汤一样稀薄。我要挖空心思地想，才能想起他曾带弟弟到公园去玩过，回来还乐呵呵地开了个玩笑。我还记得他把我带到他的单位去玩过一次。好像是家弄堂厂，因为到他办公室去的楼梯狭得很，办公室似乎是在个阁楼上。有几个钟点他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给我一张白纸一段铅笔，让我照着香烟壳子画飞马。我画来画去画不像，后来他来了，一画就画像了。下午他带我去看电影，他说是香港片，很好看的。我只看见不断地有各式各样的女人掏出手绢来捂住鼻子。我觉得很有劲，但回家阿娘问我，我忽然觉得应该说没劲。我这么说了，阿娘撸撸我的头。

然而有件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在我的前世冤家程老师当道的时候。这天，程老师又发性要把我关夜学，正巧换父亲来接我。程老师以为他在家里有权威，就啼啼哆哆向他告了一状，然后开恩发配我回家。他呢，也难得有机会过瘾，为了在老师面前显示他的确是我的父亲，就在出校门的时候朝我屁股来了一脚，象征性的，同时说：“操那，回去！”我们小学的校门开在一幢大楼的二楼，从二楼到一楼是一道一米来宽的水磨石梯子。我当时被他一脚踢得晕头转向，以为自己问题真有多么严重，连一向在家里没有声音的“他”竟也对我这么凶起来。我吓坏了，就像兔子似地往正在下楼的另一个班级的队伍里一钻。待我窜到楼下，回头不见他跟下来，逃亡的念头立刻像片云似地遮住了我的心窍。我飞快地往弄堂口奔去。出弄堂朝右一拐，就是虹庙。我背着书包直奔右侧的偏殿去。那里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神道，现在想来，大概是罗汉堂。我们小学生都喜欢到那个殿里去，老太太则喜欢到对面的观音殿里去。在这个殿里，每个神道的面前都有一块木牌，标明是几岁属什么的。我们总去看自己这年龄的木牌放在哪个神道面前，算算自己的运气怎么样。据说面目慈善的运气即好，面目凶恶的运气就差。但是供在这个堂里的神像，长得像我那样清秀的实在不多。那天，我去看时，我命运的木牌搁在一个眼睛里生出手来手掌里又生出眼睛来的菩萨面前，跟我前两天看的一样，没换。眼睛里生手，这面貌当然不会标致，但算不算凶恶，我吃不准。我将他与别的菩萨比较了半天，还是吃不准。我从罗汉堂出来，又到大雄宝殿，又到观音殿。我只是看看，磕头是不敢的。万一让别的同学看到，汇报程老师，又是极严重的罪名，这点我懂。虹庙要关门了，我出来。天渐渐暗了，肚皮也格外早地饿起来，但我不敢回去，我还在想着眼睛里生手手掌里又生眼睛是什么意思。我朝有许多同学住着的14路车站旁的那条弄堂走去。我想，我的逃亡一定谁都知道了。也许有哪个同学要跟我结拜兄弟，他看见我，会给我一点钱和粮票，让我去买一副大饼油条。我在那条弄堂里走来走去，奇怪的是不见到一个同学在弄堂里玩。一股豆油的香味提醒我，他们都在家里吃晚饭。这时，我的思想也饥饿起来，再也分泌不出一点关于流亡生活的灵感。我从这条弄堂转到那条弄堂，转呀转呀，我越来越害怕。我想，阿爷阿娘一定气坏了，爹爹一定添油加酱地拼命触我壁脚，他们从此不要我了。这时，我听见阿娘在哇喇哇喇地叫我名字，我连忙大声答应着，朝那头飞奔过去。到那条支弄口一看，原来是个不认识的宁波老太在叫。顿时，我觉得眼窝里贮满了水，轻轻一晃就要溢出来。我想，我这样回家去，一定能哭得出来，这样阿爷阿娘也许又会收留我的。我端着脑袋紧赶慢跑地往家里走。进灶间门，上楼梯，从邻居们目光的丛林里穿过，把自家的房门一推开，我听见阿爷从暗洞洞的前间传来一声问：“寻到口伐？”房里没有开灯。我连忙把眼窝里的水收回去，我知道这可以不派用场了。

阿娘、母亲与父亲一个个先后回来了。他们兵分三路去找我，不知怎的会没有和我碰到。阿娘问我为什么要逃走，我朝父亲看看。阿娘说，你老实讲，不要怕！我说，爹爹踢我一脚，骂我“操那”……我还没说完，阿娘就指着父亲训斥起来，你哪能可以这样对小人，小人不要给你吓坏？他胆子小煞的，经得起你皮鞋脚一脚？你穿老虎皮的样子又拿出来了？小人坏，回来打屁股，你路上不要打。千年难得叫你去领一趟！他吓得不敢回来怎办？被拐子拐走怎办？父亲被阿娘训得两眼朝我白瞪白瞪的，好像要报复我，我可一点也不怕他报复。

从此，我脑子里就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他不爱我们，他待我们很凶，他根本不像个父亲的样子。

我九岁那年，母亲又提出同他离婚。还是他不好。据说又来了一个什么运动，他突然说还有个历史问题没有交代，好像是临解放时替一个朋友窝藏过手枪什么的。母亲听到他还是在政治上耍花招欺骗人，毫不迟疑地同他一刀两断，这本来是复婚时说好的。后来阿娘教训弟弟的时候，曾说过，你说谎，说谎，还说谎口伐？说谎就跟你爷一样，有好结果吗？在我们家里，说谎是原罪的第一条。只有弟弟敢触犯，我和妹妹都不敢。

那一天，是夏天，我头一回看到大人哭的样子。那才真正叫哭呢。父亲和母亲坐在吃饭的圆桌边，他们好像各自在写什么东西。他们都穿着短袖的白衬衫，素静而庄重，像两座雪山那样遥遥相对。泪水像瀑布一样从他们的脸颊上哗哗哗地挂下来。脸颊在泪水源源不断地冲洗下，变得透明起来，好像滂沱的大雨淋浇下的窗玻璃。尽管泪水那么粗那么长，但他们都没有发出一声号啕或抽泣。我要是哭出那么多的泪水，一定是喉头梗塞，头皮发麻，手指抽筋了。但他们照样说话，照样握笔往纸上写什么。我只记得他说：“看在三个小孩的面上，你最后再郑重考虑考虑。”“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母亲拼命地摇头，泪珠似乎呈圆弧状地飞洒开来，“就是因为三个小孩，只能这样，只能这样。”我真是看得如痴如迷。大人哭起来是那么地文雅，那么地安详，那么地美，就像电影里看到过的江河融冰一样。父亲这哭的样子，倒叫我有点佩服他了。

这天以后父亲又搬到厂里宿舍去住了。对我们小孩来说，他在与不在毫无两样。我们本来就习惯不把他放在眼里。大约半年以后，他就离开上海到一个劳教农场去了。据阿娘说，本来并不要他去，他一个人呆在宿舍里闲闷得难受，主动提出要劳教去。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中，母亲通过组织去他单位调查，在那次运动（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运动）中他得到的结论是“监督劳动，不戴帽子”，看来阿娘的话有几分道理。不过我说给红卫兵听，他们没一个相信。后来我想，换我做红卫兵也不会相信，再说下去有为他辩护之嫌，我就学乖不说了。阿娘还说，他要求到农场去是存心不良，他要赖掉贴补我们三个小孩的抚养费。法院本来判决他每月要贴我们一人十元，总共三十元，直要贴到我们参加工作。他到了农场，就不再将钱寄来。后来他的单位出面来说，他的工资革掉了，再无能力支付这笔钱，告也没用。而阿爷恰又在此前不久从单位里退休了，是年六十九岁，工资一下子又减去三十元。这件事，以后阿娘跟阿爷吵起来没少翻老帐。说来也是阿爷不好，自我吹嘘说单位领导本来还要留他干两年，但他不愿再干下去。他吹什么呢？一吹就吹出报应来了。精明如阿爷，也有失误的地方，看来骄傲与虚荣真是做人的大敌。从此，我们家与国家同步进入困难时期。三年后国家逐渐好转了，我们的家境却迟迟好转不起来，至少要迟四、五个三年。

害人精！良心刻毒！没有好结果！每当钞票变不出来的时候，阿娘骂过阿爷，就要骂父亲；或者骂过父亲，再去骂阿爷。我们在骂声中成长，对他的仇恨与日俱增。

到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个害人精忽然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到上海来采购东西，顺便要来看看我们三个小孩。不供养我们，居然还要来看看，这么无耻的要求，叫阿爷阿娘与母亲都慌乱起来。他们背着我们研究了半天，然后正式向我们宣布，他要来了。

我们是多么地不希望他来。他不是好人，跟不是好人的人多见一面总不会是好事。我们不知道阿爷阿娘与母亲这么恨他，为什么又不直截了当地拒绝他。他们不拒绝，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肚子里拿定了主意，我决不去理他，我要大义灭亲。

那天他出现得太突然了。

黄昏，我与弟弟获准到弄堂里去玩十分钟，我们刚走到门口，忽然看见楼梯口冒出他的头来。两年不见，我闭起眼怎么也想不起他的样子来，但居然让我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我觉得奇怪。他也一眼看见了我们，就对着我们嘻嘻地笑。我一下子被一种神秘的东西牵住了，忘记回身进去告诉阿爷阿娘。他朝我们走过来。在这一瞬间，我脑袋昂起，嘴唇翕开，像个白痴似的——我着了魔。他的目光像一管针，把多少年的恨与革命教育，都从我脑袋中抽空了。我竟然顺应着他嘻嘻的表情，作出一种献媚的样子来。我倚在那道油漆像蛇壳一样告皮（注：告皮，音如ko，动词。东西晒干以后，中间鼓起来）起的门框上，脸上浮出讨好的笑容，活脱一个乞丐。两只手还不知所措地捏在一起，而我的脖子上挂着红领巾，左臂上划着二道杠。我望着他的嘴唇。他的嘴唇薄薄的，人中处微微翘起，比我的漂亮得多。他还没有启口，我就怯怯地叫了一声“爹爹。”我一叫，弟弟马上跟着叫唤。他伸出右手拍拍我的肩膀，伸出左手摸摸弟弟的头发，说：“你们还认得我啊？”我们对着他嘿嘿地傻笑。这时，阿娘听到门口有动静，走了出来。我这才如梦初醒。刚才有多么傻，站在门口，我的那些软骨头的举动，都被别人看去了。

他在上海大概呆了一星期。头两天住旅馆，每天到家里来吃饭。以后照顾他，就让他在家里睡，晚上用一张方的红木台与一张圆桌子拼起来当铺。我记不得他是否带我们出去玩过，但肯定他没有和母亲一起带我们出去过。既然第一炮打哑，叫开了头，我就只能一直叫他爹爹，因此我希望他早早离去。终于，他走了，并且，上帝遵照我的愿望，没让我再见到他。

这件事，我一直对老师和同学保密。在红卫兵的铜皮带头子面前，我还是咬定说自从九岁以后再也没有同他有任何联系。我想好了，要是被人揭发出来，我就说忘记了，吃皮带也说忘记了。但它总是一块门在我胸口上的心病。他总是给我带来灾难，我怎么能不恨他呢？

他回家的一年以后，一个深夜，我合扑睡在床上，突然醒过来。那时候，我半夜醒来是极罕见的，而且没有做恶梦，什么梦的影子也没有。一睁开眼就十分新鲜。本来我早晨醒来还要迷迷糊糊地睡个还魂觉。我发觉枕头湿了一片，我以为是自己流涎，很难为情。我翻了个身，想用后脑勺去把它焐干。这时，我看见阿娘坐在我身边，觉得非常奇怪。阿娘抓过我的臂膊，轻轻地撸了一会，说：“他死了。”我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阿娘又说：“刚才电报来了，说他淹死了。”我明白“他”是谁了，也明白枕头上大概是阿娘的泪水，但我不明白阿娘为什么要哭。我只觉得臂膊在阿娘手掌的抚摸下十分舒服，好像有朵云在身下托着我。“你们今后要苦了，哎，你们命苦……”阿娘还在说。我还是不明白，他死了我们为什么要“苦了”呢？他活着倒总是叫我们提心吊胆的。我要睡了，又翻过身去。阿娘忙把我的身子扳过来：“叫你不要合扑目困、合扑目困，他就是合扑目困，结果死在水里。”我这才心中大怖，知道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我马上闭起眼睛来装睡，一装很快就装成真的了。

以后两天，大人们都在紧张，他们怕他是自杀。后来农场的信与验尸报告都寄来了，证明他是洗澡时淹死的，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阿爷阿娘与母亲商量决定不到农场去，也不给他带黑纱。关于后者我是发自心底地拥护。四年后，我至少能响当当地对红卫兵们说：“他死的时候我连黑纱都没带！”红卫兵们不敢绝对地把我定为“狗崽子”，这是一条十分关键的理由。因此，他死的日子，我也没有记住。他对我，是一个没有生日没有忌日的影子。他彻底地附着在我的身上，我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的死日就是他的死日，他就是我的生父。

若干年后，我看到报上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受迫害的老干部，临终前将她的孤女托付给病房里的一位护士，那小姑娘懂事地上前叫那护士一声：“妈妈！”我看了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遇到这位作者，我对她说，这里小姑娘不应该是懂事地上前叫一声妈妈，而是不肯叫一声妈妈。我说这我有经验。下面的话我没有告诉她。尽管我有这么一个父亲，但我还是不肯喊其他的任何一个男人为爸爸。或者叫伯伯，或者叫叔叔，或者不厌其详地叫某某某的爸爸。我忌讳这个词。这个词已经被一个男人攫去了。也许这个男人对这个世界的唯一贡献，就是参与产生了我。这样，我就不得不为他一个人保留这个称号。为了我这个古怪的习惯，我的一个女朋友就吹掉了。在母亲与她的第二个丈夫结婚之后，我坚持斗争了几个钟点，在三个大人的集体压力下，才同意改口叫他“阿爸”。我那时想，“阿爸”原是用来称呼那个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活过的过房爷的，那是个死人，既然那个人喜欢，就让他戴一顶死人的帽子吧。所以当他第一次一本正经地答应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他头上戴着那顶发黄的瓜皮小帽，我满怀恶意地忍住了没笑。

不管我怎么地恨我的父亲，怎么地怕他的影响，他的遗产还是寄到家里来了。我们是他的唯一继承人。一只破箱子，几件破衣服，其中最值钱的就是那顶圆帐子，还缺了个竹圈。

到现在我还说不清楚，下乡时我怎么会对那顶圆帐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我主动提出不买配给供应的七元多钱的方帐，在这方面，我显示了不必要的勤俭节约观。我是一个理智型的人，几乎每一个行动，哪怕极其愚蠢的行动，都能说出一定的理由。但是，这件事上，我似乎全被一股潜在的冲动所左右。从理性上说，我选择这顶圆帐是绝对的不利，因为它立刻可以联系到我的父亲，而我是绝对不希望让周围人想到有他的存在。更不要说，这顶圆帐使我在一群陌生人中立刻就显得非常的古怪。他们一下子就调动一切器官来打量我、审度我，当他们发现我这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不是个征服者而是个傻蛋时，他们就肆意地来作弄我。这顶圆帐叫我吃足了苦头，而我在吃苦头时又似乎获得一种满足。它好像一块丝瓜筋，在我精神的表皮上狠擦，擦出一种火辣辣的快感。我甚至还说不清楚，是为了追求这种潜在的快感，才选择这顶圆帐；还是选择了这顶圆帐，才生出一种快感来作为阿Q式心理补偿。反正，我是自讨苦吃，在这一点上我倒继承了他的秉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