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著),张芸 孟薇(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东方之行试读：

我与印度及中国的关系

孩提时起，我便从外部熟稔印度的气韵，我的外祖父、母亲和父亲都曾长期生活在印度，会说印度的语言（马拉雅拉姆语、卡纳达语、印度斯坦语，外祖父还懂梵语），我们家里有许多印度的物件、衣服、织物、图画，等等，不知不觉中我已汲取了如此多对印度的认识。让我尤为难忘的是母亲讲述的她在印度度过的那美好动人的时光。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传教士，外祖父在印度传教几十年。但是他们三人都不是那种普通的传教士，他们喜欢印度的语言和灵魂，并且颇有研究。我记得父亲有一本手抄的书，里面记录着他在印度期间写下的许多东西，我特别记得，书中有许多佛教的祷告词，是父亲翻译的，有的译成德语，有的译成英语，他偶尔会读给我们听，看得出他对这些祷告词的虔诚和诗意饶有兴趣。

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很喜欢印度，也非常乐意去了解印度，然而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他们的障碍，他们肯定印度和印度的思想，不过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只有耶稣的教导才是神圣并且有决定性的，就如他们也敬重歌德和其他西方的智者，却始终带有那种让我不快的保留。

自从离开祖宅，我再没有接触过与印度有关的事物，那时的影响全然留存在潜意识中。二十七岁左右，我开始研习叔本华时，才再次接触到印度的思想，随后几年中，我经常碰到一些探求者，他们的思想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带有神智学色彩，我通过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近印度的本源，了解了《薄伽梵歌》的译本，从那时起开始熟悉印度思想。很快，我又接触到诺伊曼翻译的《法句经》以及奥尔登贝格著的《佛陀》，后来又读了多伊森翻译的著作。

我当时的哲学思想是一种虽然成功，却备感疲惫并且生厌的生活哲学，我把整个佛教理解成顺应天命和苦行，理解成遁入空门，无欲无求。这种观念持续多年。

我的东方知识和思想因中国人而充实并且得以修正，这些中国人是我通过卫礼贤的译著逐渐认识的。之前我已经从父亲那里对老子有所了解，父亲又是从蒂宾根的格里尔教授那里得知老子的（格里尔自己也翻译了《道德经》）。父亲一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始终在探索并且绝不恪守教条，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深入研究老子，并且经常把老子跟耶稣进行比较。我自己则是几年之后研读老子，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带给我最重要的启示。

在其他方面，例如在从一些心理分析学说得出的结论中，我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一种我心目中的智慧典范，看到那种对综合思维的认识，一种双向的，而非单一的思维。简短的文字难以阐明我这一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虽然我的人生经历越来越沉重，并且带给我巨大的痛苦，但是顺应天命却越来越远离我的思想，我自己有时也把这一思想转折称为从印度到中国的转折，也就是说，从苦行的印度思想转向接近生活的、“肯定式的”的中国思想。

对我而言，重要的东方书籍有：《薄伽梵歌》、《佛陀语录》、多伊森翻译的《吠檀多》和《奥义书》、奥尔登贝格的《佛陀》、《道德经》（我读过所有的德语译本）、《论语》和《庄子》。

怀念印度

谁曾经乘坐豪华邮轮去过印度，不仅用眼睛去观察它，而且用心灵去感知它，就会有一个国家让他一直魂牵梦萦，任何一个极其细微的征兆都会促使他想起这个国家。十四年前我曾去了趟印度，自此，零星小物无数次绕到各个感官提醒我、敦促我，唤起我的思念！一次是某个烟草商放在商店橱窗里的白铁制成的棕榈树，树下站着一个正在吸烟的黑人，也有可能是香料的气味，咖喱抑或姜的味道，或者所有气味中最有印度气息的檀木的芳香。还有露天每块燃烧的木头点亮的火光，缭绕的烟雾飘荡在空中，这都让我忆起南亚，想起海岸线和原始森林中大河的河岸，那里四处可见村庄里燃着的火堆，升腾的烟雾散发着缕缕的清香，那是对即将抵达的陌生人的第一声问候。另有一次，一位老教授的嘴角看上去在某些方面同蜥蜴的嘴巴有相似之处，这又让我想起了锡兰高地上那条绿色的小蜥蜴，那里距离皮杜鲁塔拉格勒山的峰顶如此之近，就在那里我跟它进行了一场奇异的对话，讨论动物和人，欧洲和印度。一刻钟的时间里我从它那里学到的比我之前努力十年所能学会的还要多。

最近我刚从纽伦堡旅行回来，古老的哥特风格的纽伦堡矗立在工厂和汽车的马达声中间，显得如此陶醉，如此忧伤，令人不可思议，或许明日它就会轰然倒塌——这就是纽伦堡，我徒步在它的老城，成千上万漂亮、奇特的东西透过眼睛钻到我内心的画册里，这无数幅画面之中有一栋美丽坚固的老房子，那是一家药店，名为“弹珠”，我在它的橱窗里，在其他充满吸引力的物件中，发现一条刚出世的小鳄鱼，可惜不是活的，已经制成了标本，同它放在一处的还有那枚孕育它的破碎的鳄鱼蛋。啊，我怎么又想起了苏门答腊岛上在占碑的那一天，一位异乡朋友送给我六条活着的小鳄鱼作为礼物，它们大约刚出世五个星期，无比奇异的小生灵，我可以把手指伸进它们的嘴巴里，因为它们还没有牙齿，像婴儿啃着我的手指磨牙根！我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思念，长久以来那美妙又愚蠢的思念，我渴望再次出游，再次离开欧洲前往热带，来到棕榈树下，来到猿猴面前，进入炎热潮湿的原始森林和幽暗的金色寺庙。

告别那只从蛋壳里爬出来的小鳄鱼，结束纽伦堡之旅回家以后，返回到惬意明朗的南方，这时，我发现其他的点滴迹象也会让我想起印度。在我旅行的那几周，邮局把许多书送到我家，堆满了我的房间。在这书山之中，我发现了几声来自亚洲的问候。尽管只是印了字的纸，于我而言却是东方的使者，我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拿起它们。

这是两本让我爱不释手的好书，还配有插图。一本是《巽他群岛》，一位名为马丁·博尔曼的年轻作家在书中描述了一场穿越苏门答腊岛的旅行。苏门答腊！啊，年轻人，我们也曾在那里停留，在巴当哈里河畔听过猿猴的咆哮，在穆西河畔看见鳄鱼趴在沙滩上。他这本关于苏门答腊的书中，那些有着轻柔的马来尾音的名字对于我们这样的人不啻于一种深受欢迎的音乐。博尔曼的书由法兰克福莎西埃德出版社印刷出版，纸张考究，装帧成厚厚一大册，配有大量彩色插图，无论从手感上还是视觉上都是一本漂亮、令人兴奋的书籍。这位年轻作家不仅是在苏门答腊游玩，为了感受气氛，创作诗歌，他四处游历和探询，如果你了解在热带地区旅行的辛苦并且知道这种永恒的东方诱惑其实是一种虚幻，就会尊重这场旅行的成果。不过你一定也会感到悲伤，因为很少有来自印度的问候如此清楚地告诉我，机械文明如此迅速地征服这些原始民族。我见到过1911年的苏门答腊，那时的它与今天大相径庭，而我当年旅行时的心情跟今天这位年轻的德国人第一次游历世界的心情也截然不同。这本装帧漂亮、充满思考的书值得用心阅读，它不仅传达了大量中肯的论断和观察，而且也因其真诚的态度处处给人愉悦之感，此外还散发着一丝现代世界观的气息。然而这却是一个正在沦陷的世界。原始民族即将在亚洲消失，矮小的马来人装出一副美国人的样子，流经原始森林的河流都用水泥筑起了堤坝。——书中漂亮的彩图由西格弗里德·泽巴所绘。

另一本关于印度的书也是我从这座书山中扒出来的，我偶尔会在晚上的时候坐着翻上几页。它属于慕尼黑格奥尔格·穆勒出版社出版的印度文化形态系列丛书，讲述了关于锡兰的事情，作者是F. M.特劳茨，我以后一定会再读上一遍。这本精美的四开本书籍一共配有128张漂亮的照片作为整页插图，徜徉在这诸多图片之中可谓一种享受。一部分照片展现了到锡兰旅游必去的一些历史悠久的景点，几十年以来，每一个游客在随处买得到的风景明信片和纪念册上都可以看见这些画面。幸好书中还收录了许多独特的新照片。啊！我发现了亚当峰投下的山影，又发现了皮杜鲁塔拉格勒山——那里是同我对话的那只蜥蜴的家乡——也发现了有大象洗澡的马哈韦利河以及康提的圣地，还有那里形态各异的佛像，可惜没见到那尊小巧的水晶佛像，它就摆放在佛牙寺的一个圣坛上，始终是让我最难以忘怀的东西。佩勒代尼耶的巨竹也出现在画面上，它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植物。不过锡兰高地还有几处最美丽的景致，似乎今天仍然无法被游客的照相机捕捉到，首先就是笼罩着石窟寺以及寺中那尊巨大卧佛的神圣朦胧的幽光，游客只能体会到些许模模糊糊、梦幻般不确定的感觉。谁若是喜欢印度并且偶尔怀念它，那么这本关于锡兰的书以及其中的图片会成为他亲切的伙伴和抚慰剂。

据说锡兰高地还有一些维达人，他们是生活在丛林中的原始民族。很快，这个族群要么绝迹，要么需要付费参观，也就再没有原始人了。以后或许也不会再有原始森林和鳄鱼。如果说用长枪火炮和经商意识消灭原始民族并摧毁质朴的圣地，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件相当容易的事情，那么摧毁古老的文化则要困难得多了。这样的文化虽然历经数百年的堕落和病态，却依然延续，

中国人

现在是时候解放出来了，摆脱对印度的思念。思念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是最后一个愿意把它当成多愁善感取乐的人。但是感情和幻想有一个特点，实现某种升华之前，它们的力量、美丽和价值在逐渐增强，此外它们又会越来越有惰性，接着就会有其他幻想、其他情感从我们永不枯竭的灵魂深处升腾而出。然后带走这场印度游戏，带走对印度的怀念，反正这种怀念很快又会以某种形式回归。中国人

尽管存在着种种社会的工作，我们这个时代在艺术和艺术鉴赏中还依然总有如此强烈的个人主义理想。整整两百年以来，欧洲追随天(1)才的雅克布·布克哈特，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其伟大人物的充沛创造力顶礼膜拜。欧洲，尤其是德国都犯了一个奇特的错误，甚至在手工业和艺术领域也进行极度的个人崇拜。

我们目前对早就真正超越了或正在超越个人主义理想的那些民族和艺术的美学的和人文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上述浪漫式个人主义的反拨。首先，东亚在我们心里唤起了一种真正深层的关切和认真的研究，这种热忱已经远远超出对那些来自日本的赏心悦目的产品的喜悦。中国的先知老子，这位艰深的哲人，已经被多次译介过来，并且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近期德语就有三个译本。一个可读性很强的孔(2)子学说的德文新译本最近也推出了，另外多年来读者对小泉八云的那些关于日本的美丽书籍反响也一直很好。一些很有价值的专著也同样拉近了古老的东亚艺术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在东方，生活在印度和中国的欧洲人高度赞赏中国人的工艺精湛和团结，他们返回欧洲时，鲜有不带上些中国的纺织品、刺绣品以及日本和中国的木制工艺品和陶制品作为来自东方的最好的礼物。那里的商人在讨论起日本人时，总是带着些许厌烦，而在说起中国人时，则带着些又惧又妒的敬意；大买卖往往完全集中在中国人手中；在贸易和航海方面，人们也担心中国人成为欧洲企业家的竞争对手，而人们又同时敬重中国人。虽然如此，但在那些没有欧洲仆人及欧洲手工工人的国家，中国人却还是被视为有色人种，被视为低等的和落后的。人们大概会把中国人看得比马来人或泰米尔人高一点，但只有在极少数崇拜者和深邃的行家中，才有人把中国人视为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人。人们购买并高度评价中国的绣品，十分赞赏手工的精湛和清爽；人们认可中国人的高智商。在看到中国街道的街景时，很少有人不被中国的建筑风格、整幅场景的色彩搭配、民族服装的细致差异这种美丽的异国情调所震慑，但人们很少去想想，这些东西是一种更高的、早就是习以为常的直觉式的、已然是传统的产物，是这种传统的流露。人们嘲笑中国的苦力，这些苦力与印度人一样，或许是出于卫生考虑往自己身上涂抹椰子油；人们谈论着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嗜赌成性，人们一再对那种据说神秘地蕴含在所有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深层的、野蛮残酷莞尔一笑。而实际上，人们除了偶尔从警方消息中或是从陈旧的故纸堆中得到这种残酷描述，在现实中却很少遇到；这些描述还往往发生在战争或者革命期间，而我们所熟悉的欧洲处于战乱时的描述，即便是最新的战乱报道的情况，也根本不比中国人的这些情况好到哪里去。抽大烟就其本身来看，或者就其对民族的危害而言，并不比欧洲的酗酒严重多少，况且现在中国人吸大烟的情况正在减少；何况抽大烟还是在欧洲的鸦片贩子支持下进行的，中国社会已经对抽大烟进行了抵制和监管，就像在我们这里酗酒被戒酒协会抵制和监管一样。

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我们落后的地方主要在于缺乏完善的外在文明，例如机器大炮诸如此类的东西比我们落后，然而并不能用这类东西来衡量文化。即便是在这类物件上，几个世纪之前他们也极大地领先于我们，他们比我们更早拥有火药和纸币。他们在这个方面被我们赶超了，现在依赖于我们，但在他们的文化根基上并不如此。目前他们的文化虽然受到威胁，但是并没有到病入膏肓的程度。

中国的文化根基与我们目前的文化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应当感到欣慰，在地球的另外一个半球上存在着如此坚固和如此值得尊敬的相反一极。倘若有人幻想着逐渐地把全世界统一于欧洲文化或者是中国文化，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但是我们可以向这种异域精神学习，把遥远的东方作为我们的老师之一，就如同我们几百年来把西亚作为学习的榜样那样。如果我们读一下生活在耶稣诞生之前五百年的孔子的书，我们不应当把他视为一个逝去的远古时代的稀奇人物，而应当想到，他的学说支撑和维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应当想到，他的后裔至今还生活在中国，延续着他的姓，满怀骄傲地了解到，与孔子相比欧洲最古老、最有教养的贵族姓氏看起来如同孩童般幼稚。不必以老子来替代我们的《新约》，但是老子向我们展现了与我们相近的思想在异域天空下曾经出现过，甚至更早就出现过了，这会强化我们对文化接受能力之国际性的信仰。而且倘若我们从历史中搜出几个中国的残酷事件，当然曾经会有过一些很残酷的事件，那么我们也应该将这些残酷实践与中国的一些故事相参照来看，这些故事对我们而言与《圣经》和古代的经典哲人一样有益，可以成为我们的样板和导师。

秦朝一位中国皇帝（约公元前230年）扑灭了一次叛变，他让人杀死这次叛乱的头目及其后代以及其朋友的后代，他自己的母亲也参与了这次叛变而被他流放，他严禁旁人在他面前再提起他母亲，违者将被剁烂。但这种做法是与中国精神相违背的，因为其母亲本人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女人，而只是被人给蒙蔽了。二十七位贵族不顾皇帝的禁令，一个接一个地在皇帝面前死谏，让他想想自己的母亲，让他把母亲找回来。所有二十七人，每位都知道前一位死谏者的命运，却一位接着一位，前仆后继地来到暴跳如雷的皇帝面前受死。他们被剁成肉酱，看来总算一片死寂。贵族沉默了，而来自邻国的一位学者来到宫廷，让人把他带到皇帝面前，他同样也要让皇帝知道自己的义务。皇帝手持宝剑来招待他，让人把他带到一口烧得滚烫的装着沸水的大锅之前，他将被投入这口大锅，皇帝问他，他是否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学者点点头，用下列的话来回答皇帝：“总共有黄道二十八宿，我会将这个数字填满的。”

在秦始皇时代生活的中国学者与西方宗教和文化共同体的圣徒们相比较也丝毫不逊色。皇帝一再被他治下的学者们劝谏，不得逾越延续下来的礼制和统治规矩。他的宰相李斯却为他辩护，但最后却建议他，通过将全国一切有关沿袭的礼制和规则的书悉数焚毁，以此来破解这种沿袭下来的力量。皇帝听从了建议，不久就进行了“焚书坑儒”，将中国古老文化的最珍贵、最高贵的记录尽数毁灭。学者和藏书人得到了严令，将他们的书在三十日内焚尽或者将书上交给官员处理，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虽然每个违背这项法令的人将被马上逮捕、判决，但是至少仍然有四百六十位儒生进行了抵抗，他们被关了起来，被活埋了。（《中国历史》，海因里希·赫尔曼，斯图加特，1912。）

我们在学校里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榜样，让孩子们开心地讲述的故事中也包括《圣经》。这些故事里面的很多无论是就其贵族气质还是就其伟大而言都无法与出自中国历史的这个或其他很多类似的故事相比肩。那位直面手持宝剑的皇帝、藐视沸水大锅的中国学者，要比穆(3)修斯·斯卡沃拉更加伟岸，他不仅为祖国的存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也准备着为自己的理想与皇帝抗争而死，因为皇帝在他眼中违背了神圣的祖训。他是保守主义中的革命者，我们西方民族会觉得这种保守主义不可思议地僵化，而这种保守主义却使一个最庞大的帝国以及一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文化延续至今。

(1) 雅克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1818年5月25日出生于瑞士巴塞尔，并于1897年8月8日在出生地终老，他是杰出的文化历史学家，研究重点为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在巴塞尔结束神学的学业后，布克哈特在1839年到柏林洪堡大学参加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讨论课，深受启发，并于1841年至波昂大学研习历史。——译注

(2) 小泉八云（Lofcadio Hearn，1850—1904），日本作家。——译注

(3) 穆修斯·斯卡沃拉（Mucius Scavola，公元前140年—前82年），古罗马著名演说家，他刊布了首部有关罗马民法的系统论述，以勇敢著称。——译注

印度访客

尚未成熟便摘下的果实对我们毫无用处。我的一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从事印度和中国研究——并非要谋取学者之名，不过是习惯于汲取印度及中国文学创作和虔诚的芬芳。十一年前我曾去印度旅行。在那里，我看见了棕榈树和寺庙，闻到梵香和檀香的味道，吃过略带酸涩的芒果和软糯可口的香蕉。可是，在我与这一切之间还隔着一层薄纱，置身于康提的僧众之间，我依然像先前在欧洲的时候一样，无法遏制地渴望真正的印度，渴望印度精神，渴望跟它有一次生动活泼的接触。印度精神还不属于我，我还没有找到它，我还在寻找。当时我也正是为此离开了欧洲，因为我的旅行是一种逃避。我逃离欧洲，几近憎恶，我讨厌它毫无品位的审美，喧嚣嘈杂的集市，仓促匆忙的焦躁不安，还有粗鲁愚蠢的追求享乐。

我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并非要搭乘邮轮和火车，我必须独自找到所有那些神秘的桥梁。我必须停止在那里寻求救赎、摆脱欧洲，必须停止在心中仇视欧洲，必须在感情和精神上拥有真正的欧洲和真正的东方，这条路持续了一年又一年，历经多年的痛苦、不安、战争和绝望。

随后这个时刻来到了，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那时我已不再向往锡兰的棕榈海滩和贝拿勒斯寺庙林立的街道，不再希望自己是佛教徒或者道士并且得到一位圣人和法师的教导。这些全都变得不重要了，可敬的东方和病苦的西方之间，亚洲和欧洲之间最大的区别对我而言同样不再重要。我认为，尽可能多地研究东方智慧和宗教祭礼已不再重要，我发现，当今无数老子的崇拜者对道的了解还不如歌德，而歌德从没有听说过“道”这个词。我知道，欧洲跟亚洲一样，存在一个隐秘而永恒的价值和精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既不会因发明了机车而更加美好，也不会因俾斯麦而毁灭，生活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是愉快的、正确的，这是一个平和的精神世界，欧洲和亚洲，《吠陀经》和《圣经》，佛陀和歌德在其中有着相同的比重。这里开启了法师对我的教导，学习还在继续；这里学无止境。可是我已经不再对印度抱有憧憬，(1)不再寄希望逃离欧洲，现在，佛陀、《法句经》和《道德经》让我觉得纯粹和亲切，不再难解困惑。

现在果实已经成熟，从我的生命之树掉落。我隐去动机和姓名；也不说这一切如何实现，如何将我从隐居生活中再次冲入世间数日，新的人、新的关系如何突然间与我相遇。我只讲述其中那段与印度有关的插曲。

最近，在一个有些许雾气的美丽黄昏，一位棕色皮肤的英俊男子出现在我生活的村庄，来到我家，他从孟加拉来，是一位博学的印度教教徒，泰戈尔的学生和朋友。他出现了，刚到我房间的门前便惊呼：“啊，这里跟在印度完全一样。”他立刻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他会说英语和法语，此外还带着一位翻译。他听过我的一次讲座并且让人全部翻译了出来，他这次来，是要告诉我，他很吃惊也很高兴，在欧洲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人，此人不是仅仅通过精研博学从智性上熟知东方思想，而是与它心灵相通。我告诉他，这样的欧洲人要比他知道的多；我跟他讲了几个朋友的故事，跟他讲那个看不见的、不合时宜的，既没有国家化也没有军事化的精神上的欧洲，跟他讲歌德（他原以为歌德否定印度思想）也是那个没有名字的东西方学说的信徒和宣讲者。

印度人微微笑了，笑得愉快、友善，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很快敞开心扉，彼此了解认识。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过这种享受了。我曾经以类似的方式跟另一个人结交，他虽然是欧洲人，绝大部分时间却生(2)活在日本，现在又去了那里，我跟他有着共同的、不可思议的相互理解的基础，这种理解无须言语，一个手势、一抹微笑或者沉默都可以让彼此明了。现在我与这个孟加拉人又有了同样的默契。从最初那一刻起，我们便心有灵犀，彼此只倾吐那些能够让对方微笑和点头赞同的东西。

不一会儿，他便穿过敞开的门走上阳台。“这也让我想起了印度，”他说，“这些美丽的树木，这样的静寂，这场鸣蝉的音乐会，这片群山中的蓝色暮光。喜马拉雅山中有我们的寺庙，它们在无垠的寂静和无尽的安宁中面对着这样的山峰、这样的暮光。您应该去那里一趟，亲爱的先生，您应该去孟加拉在我那儿待上几个月或者几年。”

我感谢他的邀请并且提醒他，他自己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阳台上已经发现了这种印度式的安宁，这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我指给他看，在逐渐昏暗下来的长满草地的山谷的另一端，第一颗星星正在山顶上方冉冉升起。

我的客人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凝思片刻，然后吟诵起一首轻柔舒缓的诗歌，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中提到一盏小灯，一位慈祥的母亲在小屋里将它点燃，它与天上的星星互诉衷肠。我已很久没听人说印度语，这声音对我远比对其他人更有魔力，因为我虽然不知其意，却从孩提时起便已熟悉了它。

所有东亚词汇艺术和语音艺术的奥秘令人惊讶地立刻再次向我涌来，与我曾在印度诗歌、中国音乐、中国戏剧中感受到的一样：韵律严谨、复杂，带有宗教崇拜的烙印，几乎执拗。我请求我的朋友，给我也唱首歌，他唱了两首民歌，和着节拍轻轻打着响指。曲调在我们听来不突出、不清晰，飘忽不定，但是在这些歌曲中也充满张力和激情，节奏和韵律简洁明快，结构规范，并且有一种我们用欧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至少现代文学创作所不具备的结构感。

这颗星已经升起，其他星星也出现在空中。我们在小阳台上站了几个小时，谈论《奥义书》，谈论中国和日本。我的客人是位学者，他向我概述了印度历史，讲的并不是战争、条约和王侯联姻的历史，而是诗歌、祈祷、哲学、瑜伽术、宗教以及寺庙建筑的历史。我给他讲那个看不见的欧洲，讲中世纪，讲歌德以及所有让他即使身处我位于提契诺州的隐居住所也能想起印度和喜马拉雅的事物。

临近告别时，我们才返回房间，他拿起我收藏的一个小小的印度青铜像，一个吹笛子的奎师那，开始谈起印度教神祇，谈到奎师那、因陀罗、楼陀罗和湿婆，谈到他们的演化和形成，他们永恒的轮回。随后他面带微笑愉快地离去，消失在夜色中，有那么一瞬间我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来过。

可是他又回来了，从那以后，我们会不时地见面，或者在我家，或者在他那儿，聊上几个小时，如果他现在再次离开，我们俩都会从这若干小时的谈话中获得一种认可、一份安慰和一些动力。我们成了朋友。

曾经有一次，他在看我的水彩画，我请他从中为自己挑选一幅。他选了一幅，画的中间有一座桥横跨在水面上，旁边是高大的树木，他说：“我就选这幅了，因为您和我一样认识并且喜欢这些树，因为对我来说，这座桥象征着在我们这个时代新架起的跨越东西方的桥梁。”

(1) 《法句经》，伦理及宗教的格言汇编，包含423首偈颂，收录进《巴利文大藏经》。由利奥波德·冯·施罗德（《真言》）和卡尔·欧根·诺伊曼（《真理之路》）翻译成德语。

(2) 黑塞的表弟威廉·贡德特（1880—1971），日本语言文学研究者，翻译了《佛教禅宗语录》（即《碧岩录》）。

对亚洲的回忆

在我的马来西亚之行三年之后的今天，回忆起东方，对那次旅行的具体画面的回忆有些模糊和不真切，我不再能够把新加坡与科伦坡，吉隆坡与怡保，穆西河与巴当哈里河鲜明地区分开来并道出它们的不同。但正因如此，几个大的格局却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巨港或是槟榔屿或是占碑具体准确的细节，那我必须先去查查，要很努力才能给出一些可靠的东西来；但如果有人要问我整个旅行的价值和主要印象，那么现在我会比当时刚从旅行返家时能更快更好地回答。

我在马六甲半岛和苏门答腊的城市和森林中度过的那几周，下列的主要印象是我的旅行经历，是由上百处所看到的个别细节连接融合而成的。给我留下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强烈的外在印象的是华人。我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许许多多的人怎样通过种族、信仰、灵魂上的脉络相通性、生活理念的共同性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个体只是有限的，只作为一个细胞存活着，就犹如在一个蜂窝中的每一只蜜蜂那样。我知道怎么去区分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巴伐利亚人和施瓦本人、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但最终只从英国人那里获得了一个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在其特性上富有涵养的、以种族和历史为自豪的民族共同体，那些“低等”的民族跟这一切无关。在华人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民族本质的统一性如此绝对地决定一切，以至于所有的个别现象完完全全地泯灭了。从外在的和绘画的角度来看，人们也可以从马来人、印度人或者黑人那里获得同样的印象，肤色、民族服装和生活习性以高度的、显而易见的一致性将这些大众给统一化了。但是从一开始，文化民族这个印象就一直存在于中国人之中，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并塑造起来的民族，在其自身的意识中并不是向后看，而是放眼行动中的未来。

那些原始民族留下的印象则是全然不同的。我把马来人算作原始民族，尽管他们从事贸易，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具备外在的文明化的能力。而面对中国人，我虽然始终抱有深深的同情，但其中总夹杂着一种对竞争和危险的预感。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中华民族，把它作为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竞争者来研究，视情况而定，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或者敌人，总之会对我们有无尽的帮助或极大的损害。而那些原始民族则全然不会产生这种情愫。那些民族也会马上就赢得了我的爱。但这种爱是一种成年人对那些年幼的、羸弱的弟弟妹妹的爱，同时也唤醒一个欧洲人的良心愧疚。迄今为止，欧洲人对这些民族来说只是窃贼、占领者和冒险家，还从来不是进行帮助和引导的兄长、富有同情心的朋友、进行帮助的引导者。这些棕色的善良民族中出现对我们的文化的巨大威胁或者益处的可能性几乎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欧洲的灵魂在面对它们的时候，由于充满了罪恶感和尚未赎的罪责而僵直，这一点确实是无可否认的。热带国家的被压迫民族面对我们的文明时，是具有更加古老的、同样有道理的权利的债权人，大概就如同欧洲的工人阶级一样。那些穿着裘皮大衣，坐在自己的私家车里从又累又冷的工人身边驶过的人，不能对自己提出一些认真的良心问题，就像那些在锡兰或者苏门答腊或者爪哇，作为主人与那些悄无声息进行服侍有色人一起生活的欧洲人一样。

我对那次旅行的第三个印象就是原始森林。我并不了解关于人类的原初家乡的最新理论；对我而言，至少在象征意义上，热带的原始森林是生命的家乡，是简单而原始的熔炉，在这个熔炉中由阳光和湿润的土壤共同酿造了生命的各种形式。我们这些所有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的人们——在这些国度中，自然生产力几乎被完全利用，至少已被认知、被测量过，我们以我们的习惯于数字和度量的思维站在原始森林中，就像是站在生命的摇篮边上，在这里带着惊讶感受到，地球并不是一个冷却后的，处于后期虚弱的抽搐中的星球，而是一股还正在进行创造的原始泥浆。乘船穿行在鳄鱼、鱼鹰、鹰和大型猫科动物之间，或者在一个森林的早晨，当透过疯长的森林中的洒满金色阳光的树枝时，一大群猿猴用啼声呼唤着来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这对于那些习惯了把田地划分得清清楚楚、悉心地培育出森林和在专属的狩猎区域里打猎的人来说，是一种美妙无比而又强烈震撼的经历。在氤氲潮湿的丛林中追逐小鸟或者蝴蝶时，还有那种危险的气息，那种单独个体生命的无价值的感觉；秘密和潜在的危险无所不在，每一平方英尺上都铺满了葳蕤的植物和孵化中的动物。还有那古老的、自然而然的、在欧洲早就被上千次遗忘掉的太阳的统治！无法抗拒的、将一切彻底地改变的夜幕降临，那种将生命再一次带回的蓬勃绚烂的清晨，无可比拟地飞速生成和恣意肆虐的暴风骤雨，温暖的带有生命气息的肥沃的泥土，这一切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充满神秘的、极具教育意义的对生命之源的回归。

最后还有一个对当地人的印象，也是最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所有这数百万个灵魂的宗教秩序和对宗教的归附。整个东方散发着宗教的气息，就如同整个西方呼吸着理性和技术那样。无论是佛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其他什么教徒，与亚洲人的受到庇护、礼敬神以及充满信任的宗教性相比，西方人的灵魂生活看起来那么原始和被抛弃。这个印象决定着其他的各种印象，因为这一比较显示出东方的强大和西方的困局及缺点，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灵魂中所有的怀疑、忧虑和希望都加强了并得到证实。我们随处都可以认识到我们的文明和技术的优越性，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东方宗教民族还可以享受到一个我们所缺失的长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视这种长处比其他的优越性更为重要。当然，从东方贩运来的东西无法帮助我们，回归到印度或者中国也无法帮助我们，逃回到表述清晰的教会基督教也同样无济于事。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欧洲文化的拯救和存续只有通过重新找到灵魂的生活艺术和灵魂的共同财富才有可能。宗教是否能够被克服被替代，这或许是个问题。宗教或者宗教的替代品是我们最最缺乏的东西，处于亚洲的民族中时，我从未如此痛彻地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对印度的回忆

当我看到汉斯·施图尔岑埃格从印度带回来的绘画时，我们两人共同旅行的日子带着鲜明生动的印象深刻的画面在我们的记忆中喷涌而出。这些作品让我回想起几个月中丰富的所见所闻，这些见闻对画家和对我而言都非常有意义，在海上和陆地上的旅行中长时间、紧密地一起生活使我们彼此都对对方有了充分的了解。也许，应该说很可能他对那次旅行的感觉和我的感觉很相似，我不仅仅认识了解了一个陌生的异域的国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在体验异域的事物时更多地发现了我自己，并且发现自己经受住了考验。

1911年的炎热夏天，我们一起穿过瑞士和被烈日烘烤的意大利北部，前往热那亚，不曾休息就从那里乘船前往海峡殖民地。一个温暖湿润、灯火辉煌的晚上，在槟榔屿，一座亚洲城市生活的滚滚热浪向我们迎面扑来，我们第一次见到印度洋映射在无数的珊瑚岛中，带着极大的惊奇看到印度城、华人街、马来人街区的小巷生活。奔放的有色人种熙熙攘攘，小巷中总是簇拥着各色人群，夜间是烛光的海洋，宁静的椰子树映在海中，羞怯的赤身孩童，黝黑的划船的渔夫坐在原始社会的小船里！从那些多少有点欧化的港口城市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到东南部苏门答腊因道路不通而交通不便的宁静的原始森林，各种各样的场景不断地堆积和加强，直至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他自己的印度、他的亚洲，并将它们留在自己心里。就是这些场景后来也发生了变化，它们的价值和对它们的解释也发生了位移。留在记忆中的是梦访远古祖先的经历，是对人类孩童状态的归返，是一种对东方精神的深深敬畏。从那个时候起，印度特色或者中国特色的东方精神一再接近我，它们成了我的安慰和先知。因为我们，我们这些西方老态的子女，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民族的最原初的人性和天堂般纯净的状况；但在那个“东方精神”那里，返乡和有益的创新在向我们招手，东方精神从老子到耶稣，它启发了古老的中国艺术，直至今天还在每一个真正的亚洲人的举动中表达出来。

在旅行途中，我们很少想到这些，关于这些说得就更少了。那个时候感官的各种印象已经让我们完全应接不暇。我到处去看中国庙宇、戏剧、巨大的树木、蝴蝶以及其他美妙而稀奇的东西，而我的旅行伙伴则刚刚体会到一个画家在一座异域风格的城市中的困难。我还历历在目，他坐在一辆租来的人力车上，在新加坡孤独地漂泊在华人街的拥挤的人群中，在尘土和热浪之中画速写，直到焦急起来的人群把他赶走。

有多少美妙的、无法留住的画面，围绕着我们的现象世界是多么宏伟，多么丰富！汉斯·施图尔岑埃格用他的画稿带回来了多少啊，这还一直让我惊讶，让我嫉妒。但几百张那类不可能在瞬间表达出来，或者记录下来的画面，现在还完好无损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例如一个下午在柔佛，中南半岛的最大的赌徒的地狱，在拥挤阴暗的空间里，上百个中国苦力人头攒动地紧紧挤在一张白板桌边，在等待着投注的结果，屏住呼吸，安静，面色苍白，所有的生命都挤在那双在贪婪地等待的眼睛中。

又如在甲板上的一个夜晚，静静地站在护栏边上，高远的蓝色夜空上布满星辰，船尾犁出的苍白水花闪着磷光。

在马来剧院的一个戏剧之夜：像猿猴般灵活的、有着无限才华的演员，以极棒的技巧毫无希望地勤劳地演出着，试着将对欧洲戏剧的漫画式（可惜这里没在说反话）的东施效颦的著作给演好。

乘船在原始森林的河流中慢慢地接近一座马来人的村落，是多么紧张和充满了神秘感！从大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岸边盖好的狭长的小村落，两边不再是没完没了的原始森林的植物之墙，高高的椰子树在低矮的、肥硕多汁的香蕉丛上摇曳。随即可见到茅屋的芦苇屋顶，一小块稻田，一个原始的小船坞。黝黑的赤身少年好奇地站在岸边，但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船才刚刚拐到通向船坞的水道，那些孩子悄无声息地融化了，飞也似的消失了，而在下船的时候，却可以看见在安全距离之外的棕榈树干后面，东一双、西一双窥视中的漆黑的眼珠子在闪光。

我们见到，在宽阔的河流中，城市建在水中的木桩上，几千只小船无声地在上面行驶，漂游中的小贩，漂游中的小店中有地毯、果蔬、伊斯兰教的祈祷书、鱼。

我们看到了各种岛屿，岩石岛、土岛、珊瑚岛、稀泥岛，岛屿小若蘑菇，大如瑞士这个国家，我们看见它们立在落日的余晖中，遥远而深蓝；或是见到岛屿在正午的烈日中放射出罕见的色彩，或是见到它们消失在狂风暴雨的浓重的雨雾中。暴雨是一种多么狂野的怪物啊，我们看到和经历了暴雨、电闪雷鸣、狂风骤雨！

我们受到了中国人、马来人、新加坡人的服侍，那些男人留着黑油油的辫子，有的把辫子盘在一张十分严肃的脸上，再用金属的篦子固定好。

还有那些动物！我们见到了多么美妙的动物啊！不是野象（我们只见过驯服的象），也不是老虎，那么多动物有多么美丽奇特而令人无法忘怀的形态！我们见到了猿猴，大大小小的，有孤猴，也有成群的猴子，有时会看到浩浩荡荡的猴子大军。我们见到野猴子们随着本能，不可思议地喧闹着迁徙，幽暗的森林中，整个猿猴家族或者部落在的高高的树梢上迁移。我们也见到了驯化过的家养猴，被系在一根绳子上，听着主人的命令爬上椰子树去摘取椰子。还有河中的鳄鱼，海中成群结队地嬉戏在船只甲板周围的鲨鱼，还有原始的大蜥蜴，浅粉色的水牛，苏门答腊岛上大型的红色松鼠。最美的或许是鸟儿们，水中的白色鱼鹰、种类繁多的老雕、不停地叫喳喳的犀鸟，还有宝石般色彩的袖珍小鸟。但最珍贵的大概是各种甲虫、蜻蜓、蝴蝶、手掌大小的丝灰色的大蛾、壁虎，还有独条的蛇。那些花朵本身是一种多么惊人的冒险，白色淡淡的巨大花朵在潮湿有毒的森林暗处开放，白绿色的棕榈花呈圆锥状开放，比一个人还要高！

但跟这一切相比，我们在那里的人的身上看到的要美很多。印度人的梦幻般的步态，温柔的僧伽罗女子那鹿一般的幽怨美丽的眼神，古铜色的泰米尔苦力的黑白分明的清澈眼睛，有教养的华人的微笑。用陌生的土话嘟嘟囔囔自言自语的乞丐，在十个说着不同语言的民族人群中不用词语与人理解沟通，对那些被压迫者的同情，对那些虚妄的压迫者的嘲弄，还有无处不在的幸福感，这些所有的人是和我们一样的，是兄弟，有着共同的命运！每个人都有其陌生之处，类别和种族不那么重要，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骄傲而自信的是印度半岛的伊斯兰教徒，威严而乐观的是从容的中国人，羞怯如姑娘般的是矮小而苗条的锡兰人，灵活而有眼色的是漂亮的马来人，矮小而聪明的是忙碌的日本人。无论他们的肤色和身体形态有何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亚洲人，就像我们是异族人，无论我们来自柏林，或来自斯德哥尔摩、苏黎世、巴黎、曼彻斯特，我们所有的人都以一种神秘的，但完全不会被误判的方式属于一个整体，我们是欧洲人。

在所有的欧洲人之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连接起所有人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是美好的，也令人惊讶。对于亚洲人来说也同样是这样，哪怕他们之间有时并不能相互理解，有时相互蔑视。对于我来说，更美好的和无比重要的是那种一再以所有的感性和新鲜感不断重复的经验，就是不仅仅是东方西方，也不仅仅是欧洲亚洲形成单元，超出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归属感和共同体，这就是人类。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对每个人来说，这些还是无比新奇和珍贵的，如果这个人不是停留在书本中，而是面对面地经历过完全陌生的民族。

在民族界限和地球的各个部分之上还有一个人类，这个古老的小小的老生常谈对我来说是那次旅行的最终和最大的经历，自从这场大战爆发之后，这个老生常谈对我来说愈加珍贵。

只有从这里出发，从兄弟情感和内心深处的平等出发，异域性、差异性以及国家和人民的多样性才能够再次获得它们最内在的、最高的美丽和魔力。我曾经常常和那些成千上万的旅行者一样，将异域的城市和民族视为一种奇特的事物，就像是往动物园里面看一眼，一切都很有趣，但是与我们根本就没有关系！而只有在我放弃了这个立场，能够在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中看到了人以及我们的亲属时，赋予我的那次旅行以价值和意义的阅历才真正开始。

关于这一切，我很少跟汉斯·施图尔岑埃格说起来。但当我端详着他的印度作品时，从那黑色的、长眯缝眼中射出来的目光对我来说不再是稀奇的，而是能够理解的、相近的、十分可爱的人类共性。我们还不能跟他们直接说话，或者只能说几个字，但是他们的灵魂与我们的灵魂是一样的，完全与我们的一样，这个灵魂承载着梦想和愿望，走过人生，这些灵魂与我们的灵魂就像是同一棵大树上的树叶并没有多大区别。

凯泽林的旅行日记

差不多一年前我就听到有人说起凯泽林的《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大多是赞誉有加，但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捧起这本书。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和些许担心开始阅读，那种担心的感觉是我们第一眼看到一本朋友们极力赞誉的书时所难免产生的。头几页书，决定去旅行，前往印度的旅程、在锡兰的最初经历、在印度南部的最初经历都加大了我的期望和兴趣，但同时也加大了刚才那种些许担心，因为几乎有太多的机智，几乎有太多令人担心的、几乎是完美地进入任何一个陌生世界的移情能力！凯泽林才刚刚踏上康提的土地，他就像个老和尚一般与锡兰的佛教同生活，共呼吸，从根本上认识和理解佛教，精神抖擞地体会佛教。而且他刚刚到大陆上，刚刚迈过杜蒂戈林，他就马上同样以此地为家，飞快地移情到印度教中去了，而且他还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为什么他昨天还津津乐道的佛教在印度遭到了惨败。而不久后，他又以同样如此优雅、如此正义，同样几乎演员般的移情能力来面对伊斯兰教。再加上这本书的大部分是以轻快的形式写成的，这种形式让很多读者为之赞叹，但是对一个作者来说很容易成为一种危险。这位哲学家在一些地方也无足轻重地、和蔼可亲地随口说一些外在的印象，说些旅行氛围和自然气氛，这些描写虽然相当有精神含义，写得也漂亮，但是它们有些肤浅，因为凯泽林不具备写作的禀赋，他只要试着表达一些并非思想或者知识性的经历，他的语言表达就变得比较弱，写得像报纸的副刊。

当然，所有这些异议也许会随着时间流散。它们在各个细节上都是正确的，这本旅行日记总的来说却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贡献，以至于在此所有的这些缺点都微不足道。这本书作为整体是德国这些年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我就直奔主题吧，凯泽林虽然不是第一个真正理解了印度的欧洲人，但很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欧洲学者和哲学家。在怀念值得尊敬的人们如奥尔登贝格和多伊森时说这样的话，使这话听起来有些简单粗暴，甚至令人痛心，但确实是这样。

让我吃惊的是，很多艺术家，首先有很多所谓的神秘论者早就从印度知道的东西、他们在印度寻找和操练的东西，众多前往印度旅行的教授之中的任何人都对之视而不见，并没有大胆地对其进行过认真的观察和研究，甚至没有仔细地看过。这些东西没有为那些教授所见，这是因为人们禁止他们去看。决定着印度的本质的那些东西，就是秘术，就是方术，就是神秘。这些都涉及灵魂，没有经过修饰与中和，因而不容许被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教授们承认或者被他们认真地关注。它仅仅被神秘教者、狂热的追随者、教派创建者、神智学者，或者是那些追逐惊悚事物的环球旅行者所研究、找寻和模仿。而凯泽林为学术领域发现了印度的这个方面。在所有的欧洲学者中，他第一个看到了这个简单的、早就为人所知的东西，并且将它说了出来，即印度获取知识的道路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心灵技巧，它是通过转变意识状态来进行的，以印度方式受到训练的人不是以计算或者学习来获取知识，而是通过内在之眼看到真理，通过内在之耳听到、直接地感受到，而不是思考出来的。

通过一位有影响的、重要的欧洲思想家来认识和承认这个简单的真理，会取得较大的效果。凯泽林丝毫不带有学界的那些排挤和胆怯，与所有的神秘教徒一致，他承认瑜伽并且加以推荐。他很遗憾地表示，一些寻找者和他持同样的看法，我们完全不具备训练集中注意力的传统和方法，他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唯一的，但对非天主教徒而言却是不可行的一种类似方法，这个方法欧洲在前几个世纪就产生了，那就是伊格纳提尤斯·冯·洛尤拉提出的天才的练习。

在凯泽林有关印度的谈话中，这一点会发生最大的作用，虽然这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瑜伽恰恰是欧洲最为急需的事物。

虽然这本书中关于瑜伽的绝对价值的认识厥功甚伟，虽然这一点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将会是阅读此书的主要经历，但这一点既不新，也不属于此书中最有深度的地方。最深刻的地方是对印度的虔信的感知，对印度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对神祇世界的感知，对印度虔信存在的感知，正是这种虔信存在使得每个真正宗教中的悖论不再令人疑惑，虔信存在使得每个神、每个灵，每个神话都变得十分神圣，而他并没有在我们欧洲的意义上去认真对待任何一位这样的神。凯泽林在这里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功绩，他作为欧洲人和一位经过批判训练的思想家却领会和体验到了印度教徒的最深切的天真，这种天真似乎是怀疑，但其实完全是怀疑的对立面。只有在此书的很少的几个地方，凯泽林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真正令人振奋的能力方可以为人所理解，也就是他随口说起自己，说起自己的出生和青少年的地方。我们从那里得知，如果我们认真地追寻这个极不一般的灵魂，它从孩童时期起就觉得自己是普罗透斯，而且这个灵魂本能地躲避开了过早结晶的诱惑，一再逃回到无限多形态的可塑性这一理想中。我并不惮于将这个灵魂的图式以粗线条从它少量的、部分略显夸张的坦言之处给重新建构起来，但是这个高贵的、弹性的、好奇的和多变的灵魂正是赋予凯泽林这本著作的奇特魔力的东西。

还想再说一句关于这本重要的书的伦理上的和教育上的结论。在这里，凯泽林的表述也同样触动了我；在这里，他的一些言论也通过成功的表述解救了我。四年以来，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另外一个世界中，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没有任何其他信仰这样强烈、这样多方面地在我内心涌动，并寻找着多重的表达方式，除了上帝在自我中和自我实现的理想。我与凯泽林的最终表达是完全并毫无保留地一致，他在各个方面都最本质、最生动地强化、证实、鼓励并通过拨动心弦的话促进了我。

毫无疑问，《旅行日记》将会发生极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或许与贝格松的作用一样，是现今欧洲思想家中最强烈的。爪哇的寺庙

异域艺术

从17世纪末起，中国艺术，主要是瓷器和刺绣，传到了法国，迅速引起关注，18世纪出现大量“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品”，那是当时的欧洲艺术和时尚对中国艺术并不严肃的吸纳和加工。大约19世纪中期前后，一股新的东方艺术的浪潮涌来，这次是源于日本，同样先传入巴黎，在那里引起关注并扩大影响。这两次都是到了后期已经有些矫揉造作的古典主义艺术的作品，恰恰是异域风情中因为遥远的地域距离和欧洲的某种审美疲劳必定会让人至少感到惊讶的那一部分。众所周知的就是印象派对日本木版画和浮世绘异乎寻常的适应态度。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家的其他艺术对欧洲来说是不存在的，至少不被视为艺术，顶多算是具有民族特色。

从那时起，充满异域风情的艺术品已经在欧洲产生了影响，过去的十年里影响速度极大加快。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刚刚把目光又一次投向埃及，中国、印度、暹罗和爪哇高度发达的雕刻艺术刚刚在我们这里取得一些知名度，就有新的一波巨浪袭来，这次是真正的、原始的异域风情，包括黑人的雕塑艺术以及大洋洲的木雕艺术和编织艺术。我们知道了那些舞蹈者的面具和神像，黑人充满原始情欲的雕刻艺术以及中国古老的妖魔鬼怪形象，它们对我们来说很稀奇，也很重要。

来自未开化民族和原始时代的绘着花纹的头颅、有毛发装饰的舞蹈者的面具以及可怕的吐火女怪的雕像胜利入驻欧洲艺术品和艺术观那安静、平和，略带无聊的殿堂，我表示诚挚的欢迎。此外，这是一次华丽入袭。显然，这也是一种没落的征兆。虽然并不是狭隘的阅报人在生斯宾格勒气的时候设想的那种没落，而是自然的、正常的、健康的没落，这种没落同时又是重生的开始。这种没落只不过是诸如这些民族的个别民族过度发展心灵功能而导致的一种疲劳以及一种最初无意识地向对极的追逐。这种没落氛围存在的时代，总是会出现不寻常的新的神祇，他们看上去更像魔鬼。迄今为止被视为理性的事物失去了意义，而此前被视为疯狂的事物却变得积极且充满希望，看来所有的界限都模糊了，任何评判都成为了不可能。创造世界者降临了，他既不好也不坏，既不是神也不是魔鬼，他仅仅是创造者，是破坏者，是看不见的原始自然力。这一刻看似没落，同时也在个别民族中成为令人震惊的事件，成为奇迹和回转。这是亲历吊诡的时刻，是闪光的瞬间，分离的两极在此刻碰撞，界限在此刻消失，规范在此刻融化。道德和秩序或许也同时陷落，而过程本身却是可以想象到的极其生机勃勃。

就这样，我感觉到来自巴西、贝宁、新喀里多尼亚和新几内亚的异域艺术接踵而至，展现出与欧洲不同的图景，充满了原初的气息和野性的生殖力，散发着原始森林和鳄鱼的味道。这些异域艺术回溯到我们欧洲人看似早已“跨越”的生命阶段和心灵状态。我们对它的接受也不会停留在大洋洲土著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全盘接受这些魔鬼和神祇，这种接受并非依靠理智和科学，而是需要身心的感知。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品位都是从我们的艺术、智慧和宗教中获得、培养和完善的，随后又逐渐淡化并烟消云散，我们以此哺育了人性的一面，却以其对立面为代价，我们效命于某位光明之神，否定那些黑暗的力量。歌德曾在他的色彩学中颂扬黑暗，但是并非把它当成虚无，而是视为具有创造力的光明的对极，现在欧洲的艺术界和智慧也同样如此，只是没有歌德的这种意识，它们面对来自婆罗洲和秘鲁的艺术品，它们感到惊讶并且必须赞赏，甚至崇尚这些不久前还令人憎恶以及被视作鬼怪的东西。人们也会突然想起，迟暮欧洲的艺术界中那些最强悍的人物，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凡·高，如何狂热且偏激地追寻那些令人心生畏惧的事物，如何敏锐地嗅触到禁区，如何产生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

早已有人走上了这条路，多数人的决定不会让车轮回转。这是浮士德通向众母之路。这条路并不平坦，也不迷人，但却是必经之路。

东方文学的杰作

我们对东方的认识在本质上还是相当外在的，是一种地理和政治的认识，这种认识有许多缺口，对于每个试图通过旅行或通过书籍介绍更深入地了解东方文化本质的人来说，这些缺口简直令人痛苦。最近可以感受到一种更加强烈的需求去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东亚的，后来还有近东的艺术开始在欧洲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最近我们见到部分亚洲文学被介绍过来，亚洲文学影响我们的思想，至少对增加有关东方的心理和政治方面的认识十分重要。叔本华做了许多印度的思维方面的工作，比这略晚些，对中国思想家的普遍兴趣开始形成（这里要对欧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所出的中国作家作品翻译集大加赞扬）。此外，对伊斯兰文学的参与多少有些停滞不前，除了突然从英(1)国传来的、在这里成为时髦的作家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之外，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间，几乎没有哪个近东的作家在我们这里有多少读者。如果我们愈加认识到，对亚洲民族在政治上的理解完全是以对他们的思维方向和文学为基础的，那么即便是这种状况也将得到改变，这样一个新系列《东方文学精品集》应该受到高度欢迎，这个作品集在慕尼黑格奥尔格·穆勒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了三集，我们在此简短地评论一下。

第一集包括格奥尔格·罗森对莫拉纳·贾拉尔丁·鲁米大师的《玛斯纳维》的选译，大师的这本书在1849年首次出版发行，现今几乎湮灭。罗森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弄到了这书的新版本，略微作了改动，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很棒的前言，这个前言其实是对艰涩难懂的作品进行通俗介绍的典范。在出自13世纪，目前已成为波斯文学的经典之作的《玛斯纳维》中，我们了解到泛神论神秘主义思想世界中的一种最为迫切的生命表达。波斯-伊斯兰学说与印度精神相近并受其影响，但由于希腊哲学和《圣经》这一共同的源泉，与我们更为接近些，这一学说在纯粹的冥思中获得福祉，它以一种涅槃为目的，一种“死亡之前的死亡”，一种极乐地走向事物的原始根底，在那里克服了生成过程的罪责与痛苦。这样的解说难免空洞，这位波斯诗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和借鉴了印度学说，但他又是多么有独创性，多么非印度式的，这一点要通过自己的阅读才能有所体会。他那源自《古兰经》和《圣经》的学说配上了最为绚丽的、十分直观的图画和神话元素，使原本至高的本无图画的知识穿过了丰富的诗的人类的图画世界，因而整本书充满了美好而易解的、比喻丰富的虔诚性。对这种虔诚性而言，世界虽然并非最终的，但很可能是很有意义的图画书，总体上受到拒斥的感官世界在此逐一地展开其诗的权利。与罗森的其他作品一样，他的翻译尽管锲而不舍地追求精确性，但充满了品位和新意。

第二册书是《中国小说集》，由保罗·屈内尔（Paul Kühner）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