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卡拉·瓦伦丁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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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检报告：一个殡葬师的手记试读：
尸检报告——一个殡葬师的手记[英]卡拉·瓦伦丁 著马楠 译中信出版集团自序我的童年时光是在一个小城市度过的，那时在路边看到一些被车压扁的动物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动物通常都是野生的鸟、松鼠、老鼠之类的，甚至还有刺猬。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以及明显曾得到过精心照料的宠物，比如猫、兔子之类。它们虽然成功地逃出了限制自由的笼子或是花园，却随即沦为了车轮下的牺牲品，这可真是在劫难逃。后来，渐渐地，我就很少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伴随着奶油冻和总有擦伤的膝盖一起，那些构成我童年回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轮下“冤魂”，好像都停留在了十岁之前的时光里。但即使这样，仍有一只动物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回忆里。那是一只猫，它倒毙在柏油路和路边碎石交界的地方。不同于大多数路毙的动物那样扁平、破碎，它的模样看起来相当完整，以至我在某些瞬间深深相信，它应该还活着。近距离检查后，我发现它的伤大部分集中在头部。血液在一只已经闭上的眼睛外面结成了硬痂，另一只眼睛则像早期的动画片中的兔八哥那样大睁着，仿佛正眼睁睁地看着恐怖至极的事情从眼眶里崩出。不过，它确实看到了：一辆急速将它撞向死亡深渊的汽车。想到如果它还活着，那么我若伸出援手或许还能救它一命。于是，我就从旁边捡起一根小棍，在它的胸部戳了一下。令我惊讶的是，它的一个鼻孔中立即鼓出了一个血泡，而且这个血泡不断地膨胀到足有弹珠那么大后才爆开。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涌起一阵满怀希望的狂喜。但是很快，我便清醒过来：这只猫已经死了。甚至在那个年纪，我就已经知道，它鼻孔中出现的血泡，只是肺部残余的最后一点空气离开它的方式。我已经不能再为它做任何事情了。等等，也许还是有些可做之事的？除了曾经在电视上或者书中看到过一些涉及死亡的情节外，对于如何处理此类情况，我没有任何概念。但是我想，如果无力让这只猫起死回生的话，那么至少可以为它的死亡做些什么吧。于是，短短20分钟之内，我直接敲响了一些朋友家的门，或是打通了另一些朋友家里的电话（那是距离孩子们拥有自己的手机很久远的年代），并迅速集合起了一支由8个人组成的送葬队伍。我们把这只猫的尸体运送到了我家的花园里，然后挖了个小小的墓穴，将它妥善安葬。我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些悼词，甚至还都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人们在葬礼上会做的那样，依次往它已经完全没有生气的身体上撒了一把泥土。想到这可怜的生命也算是得到过我们的照料了，并且他——也可能是她——现在至少有了个专属于自己的安全的角落，我略略感到安慰。最后，我用两根冰棍的木棒做了一个十字架，作为它那小小坟墓的墓碑。从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我一眼就能看到猫的安息之处。它就像一个默默无言的提示，不断向我传递着虽然生命难以驾驭，但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往往能够很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无论是从专业的角度还是单纯出于仪式感的需要。这应该算是我人生目标的萌芽。为了保护在这些年里我共事过的工作人员以及病人的隐私，这本书中提到的名字以及身份都是经过处理的，而且对话也都是从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中抽取和拼凑而来。但有一点很关键，无论经过了怎样的修饰，所有一切都曾真切地发生过。同时，我想这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向曾经帮助我埋葬过“人生之猫”，以及在我此后人生道路上指引我与死亡为伴走过一程又一程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前言 第一刀厌食症。牙医。我还从没见过这两个词被写在一起，直到现在它们被洇得脏兮兮的黑色墨水写在97A上：“患厌食症的牙医。”我抿了一小口咖啡，读完剩下的文字材料。我很享受这段晨间时光：一派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祥和的气氛。杰森，停尸房的高级技术员，此刻正开心地俯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新闻》上面，一边浏览一边享受喝茶的乐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他早就对形形色色的尸检习以为常，因此对我们每天接手的案件远比不上对电视剧《东伦敦人》的情节或者最新的球赛比分那么热衷。所谓的“97A”是一张从本地的验尸官办公室传真过来的表格，要求在对死者进行尸检的同时给予执行许可。虽然这个表格在不同的地区叫法各不相同，但是在整个英国境内（除了苏格兰），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尸检的进行需要首先得到验尸官的许可。（而在苏格兰，这项权力则是掌握在地方检察官手里。）在英国，由于看过了大量美国电视节目和犯罪小说，验尸官的角色总是会被人误解。在美国，虽然各个州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是“验尸官”代表的是另一类被我们称为“病理学家”的人：主持尸检的医生。他们通常经由选举产生，而在一些比较小的州里，甚至可能由当地的殡葬从业者或者普通医生来担任。但是在英国，验尸官是一个由当地政府委任的、类似该地区所有死亡的监督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并且必须同时具备出庭律师或事务律师的资格，有些验尸官甚至还取得了医学学位。“验尸官”（Coroner）这个词来源于“加冕者”（Crowner），是一个从1194年起就正式存在的职位。“加冕者”需要扮演两种角色：监察管辖地区的死亡事件；知晓任何一笔有可能被幸运的“奴隶”发现的财富信息，并且做出是“谁捡到的就归谁所有”，还是应该另有所属的判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验尸官有时候还需要履行特殊的职责，调查那些从花园等地挖掘出来的、早已无人认领的物件或者财产的所有权，并判定它们属于“无主宝藏”，将它们的所有权判定为归国家所有是非常重要的。[1996年，以“无主宝藏”的判定为基础发展出了《宝藏法案》（Treasure Act）。]我常常会将验尸官们想象成穿着制服的死神，他们手里拿着备忘录和手机，对管辖地区内的所有死亡事件了然于胸，气定神闲地像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调遣着所有相关人员——警察、病理学家、验尸官一方和停尸房方面的相关人员——以展开一场关于死亡的调查。所以很显然，英国的验尸官其实并不进行尸检，他们只负责根据各种法律法规判断何时需要进行尸检，然后签署一份表格来陈述事实。完成这些程序之后，他们只需坐等观看棋局的展开即可。病理学家才是真正进行尸体解剖或尸检——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的人，而我们这些解剖病理学技术员（APT），则是他们的助手。那么，在英国可以进行尸检的评估标准是什么？基本上，如果死者在死亡前两周内曾经去看过医生，并且医生知道其死亡的原因是正常的，那么就不需要进行尸检。在医院过世的病人之所以不需要死后进行尸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医生。在济贫院或者类似的机构里，情况也大致相同。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死亡都要进行尸检。一个男人在健身房锻炼时死在了跑步机上，有个女人倒在了公交车站，公园里遛狗的老派绅士发现了难以辨认的残骸，这些都是会经由地方被送到停尸房的死亡事件。事实上，很有可能一个80岁的人在睡梦中离世，却因为在最近的两个星期里没有去看过医生，而不得不接受尸检。“年事已高”至今尚不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死因写进死亡鉴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归咎于哈罗德·希普曼——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挑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下手的连环杀手，他是一个家庭医生。到1999年他接受审判时，受害人已多达250名，这直接引起了医生执业以及死亡鉴定的改革，并同时显著提升了尸检需求的数量。我们的97A表格，一般在早上八点半左右伴随着一阵嘟嘟、嗡嗡的噪声，嗖地一下被老旧的传真机“喷射”到狭小的停尸房办公室的地面上。上面有一些关于尸体的具体信息以及比较突出的特点——任何负责这具尸体的验尸官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发现的与其死亡相关的信息。有时候，还会出现大量难以辨识的注释，尤其是当涉及医学信息的时候。其中的信息可能包括这个人的病史、曾用药、尸体是在何处如何被发现的、家庭成员、排行、身高体重，有时甚至包括死者生前喝茶是喜欢加一块还是两块糖这种细节。但在另外一些案件中，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只有寥寥几笔或短短数行，就像：患厌食症的牙医45岁卧床两周[1]狗娘养的“搞什么鬼啊！这也太刻薄了！”我突然大声对杰森说，吓得他差点将正送到嘴边的茶弄洒了。[2]“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洪？”他的目光从报纸转投向了我。他总是管我叫“洪”，不过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在他体格健硕、肌肉结实并且满是文身的外表下，有着非常温柔、对他人充满关切的天性。“这个可怜的家伙死了，然而他们却管他叫‘狗娘养的’！”我几乎是重重地跺着脚走到办公室另一头的，不断把97A朝他不知所措的脸上挥动着。他制止住我几乎歇斯底里的动作，接过来开始认真看起上面的信息。在一刻的沉默以及一个困惑的表情之后，他忽然发出一阵狂笑，笑得他宽厚的肩膀不断地起伏着，脸也开始变红，甚至眼泪都笑了出来：“狗娘养的……”虽然他的笑声几乎充满了全部空间，我还是从中依稀听出他将这几个音节重复了好几遍。直到他重新镇静下来，我才发现逗得他笑成那样的原因。虽然我将表格读成了那样，但实际上它所记录的信息是：患厌食症的牙医45岁卧床两周S.O.BS.O.B是“呼吸浅短”的缩写。也难怪杰森会狂笑不止。想来如果我要在这个领域里站稳脚跟的话，那么我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缩略词的使用。那天只来了一张97A，所以只需要进行一场尸检，或者说一场PM（另一个也不得不开始适应的缩写），杰森说我要在今天进行独自切开尸体的尝试。作为一个实习的APT（又一个缩写！），这是掌握“去脏术”——一个听起来要比“开膛”略微好上那么一丁点的医学术语——艺术的第一步。虽然我只是一个实习生，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也已经能够胜任一些基本工作，比如文书工作、签收新的尸体、进行简单查看、取下首饰或者假牙之类的简单操作等工作，但也确实是时候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训练了。完成第一个切口并打开尸体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当然想马上就动手去做，对于这次机会的到来，我简直兴奋得无与伦比。但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此刻我也紧张得要命。我已经期待很久了，但当我的愿望终于就要成真的时候，机会面前的我忽然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如果我搞砸了怎么办？假如我根本没有做这一行的天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要是没有事先画好一条直线的话，我甚至连一张纸都无法笔直地裁开，又怎么可能把皮肤切割得整齐？而且有一点我非常确定，那就是我绝对做不到把任何种类的布料好好地缝合起来，那么我又怎么可能将人的皮肤缝到一起？想到我在上学的时候对做纸工或者编织从来就没产生过什么兴趣，尸检不过就是把曾经手工课上那些很少再用到的技巧用到人体上的念头忽然令我充满了挫败感。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决定专注于我知道的东西，比如每天早上七点半我来上班之后会做的事情。并且，我很快便意识到，仅在几周以前，我其实连那些都不会做。我学东西很快，完全不需要这么紧张。万事开头难罢了。我要开始掌控局面了。于是，我径直走进小而明亮的验尸房，戴上乳胶手套，并做了个深呼吸。而在整个过程中，杰森一直都紧随其后，仔细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在此之前，我已经把装有患厌食症的牙医的运尸袋安放在了门上写着他的名字的冷柜里（停尸房中的冷柜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温度可控的贮藏设施，但是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缩写，我们姑且就称它为“冷柜”）。于是，我小心地将他躺着的托盘拉出来，转移到液压手推车上。然而，对于接下来该如何做，我有些犹豫了。我感到好像犯了个错误：托盘的手感太轻了，根本不像有尸体装在袋子里面。不过，当我靠近仔细看时，还是能够在最上方的位置辨认出头部紧紧抵住白色的塑料而形成的轮廓，而在更靠下的地方出现了非常尖锐的突起，应该就是弯曲着的膝盖了。确定他仍在原位后，悬着的心稍稍放下的我又做了个深呼吸，将手推车调转180度，把托盘放到从验尸房墙壁上伸出的不锈钢支架上。有了支架上坚实钢爪的固定和支撑，在冷柜里用以安放尸体的托盘在这时又可继续被用作解剖台。有些时候，转运尸体的工作可以很容易就完成，只要轻巧地转动手推车，就能听到降低其高度令托盘进入正确位置时顺滑的吱吱声了。但是很不幸，我的情况并没有那么顺利。我本来就很焦虑，再加上还有杰森一直在旁边看着我，简直不能更紧张了。在转弯的时候我偏了那么几英寸，于是连手推车一起直接撞到了支架的钢爪上，制造出一阵巨大的金属撞击声。虽然很庆幸并没有对尸体或者设备造成什么损害，但我的自尊心却受到重创，我越发强烈地预感到，如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也给它做一个尸检的话，那么死因一定是：大面积挫伤。“放松，洪，我们也经常这样。”杰森安抚着我的情绪，“这个验尸房确实太小了。”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对我有这么无限的耐心，尤其是有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我简直是将[3]《活宝三人组》中的三傻全部集中于一体了。最后，我总算有惊无险地将放有运尸袋的托盘在正确的位置上放好，并缓缓打开拉链。杰森让我独立完成整个过程，就当他不存在一样——假如真的不存在就太好了。一般情况下，需要两个APT将尸体从袋子中取出来，整个过程中的动作看上去就像经过了反复练习和精心设计一样，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全套操作包括：将尸体向一侧倾斜，分别将其胳膊和腿用作杠杆和支点，这样就能撤掉一侧尸体下方的塑料袋；然后再对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操作，整个袋子就能够被轻松地取下来了。但是这个男人实在是太瘦了，所以我一只手移动他，另一只手取袋子，一个人就能顺利完成，就像抱住宝宝的腿取尿布一样容易。我在移动这个男人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并不断做着深呼吸来稳定情绪。然后，我总算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了。他的情况是我之前从没遇到过的：身体像一根多节的白色树枝，有着毛茸茸的树皮并且伸出几根无关紧要的枝杈。他实在太瘦了，我的目光能够直接穿过他的皮肤，看到他盆骨的清晰形状。当我小心翼翼地给他翻身，开始查看后背的情况时，他脊椎骨每一节间的凹槽、骶骨、尾椎等都格外突出。显然，在他最后卧床的几周里，每一根骨头都抵在他已经薄得像纸一样的皮肤上，试图冲破束缚获得自由，于是形成了很严重的褥疮。深红色的褥疮有些已经感染了，从发炎的地方渗出黏糊糊的黄绿色脓液。只消一眼，我就不由自主地被一阵并不存在的疼痛席卷了。由于感同身受的痛苦实在出现得太过突然，有那么一刻，我感到呼吸困难，禁不住浑身打战。他长长的头发发色很深，几乎可以算是黑色的，一部分像个小垫子似的铺在头和上半身下，另外一些则混乱地四散开来。他的指甲又黄又长，结合头发以及身体瘦弱的状态来看，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承受的可能不仅仅是厌食症那么简单。我立即想起了霍华德·休斯以及其他那些有心理问题的隐士，怀疑是不是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了我们的牙医身上。正当我陷入沉思之中的时候，杰森打断了我，递过来一个已经夹好一张表格的夹板，这让我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叫停不断冒出的各种想法。我在表格上记录他的外部特征：颧骨凹陷、头发缠结、褥疮，等等。每一颗痣、每一道皱纹，甚至每一处胎记或是小小的污迹都没有放过。而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怀有两方面的小心思：一来，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做尸体外表检查，我不希望出现任何遗漏，让之后接手的病理学家觉得我不够资格；另外，我也是在拖延时间，检查得越久，就可以越晚落下我的第一刀。杰森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算盘，但直到我像一只饥饿的秃鹰绕着尸体转完第三圈之前，他都没说什么。“你没必要连他阴囊上的皱纹都清点一遍，洪。”他在说话的同时递给我一把PM40——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解剖刀。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我向我的病人弯下腰，试图将精神集中于他的脖子和锁骨形成的那条曲线上，那是我应该切下第一刀的位置。但是，此刻我眼里唯一能看到的，却只有顶灯经由解剖刀反射出来的灯光，简直就像是闪光灯一样刺目。我的手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但也是在那一刻，头顶的灯光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于是我又走神了。（你大概能想到当时的情况了吧？可怜又耐心的杰森啊！）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杰恩和我跟其他很多女孩一样，喜欢玩给对方化妆的游戏。一时间，我好像再次回到了很多年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躺在阳光下紧紧闭上双眼，感受着阳光照耀的温暖以及杰恩在我脸上涂抹化妆品时刷子带来的轻柔触感。那时的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尸体的感觉应该和我一样吧？我敢肯定，这不是大多数女孩会有的想法。而我之所以会这么想，可能主要还是因为想起了经常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到的葬礼前对遗体进行“美容”的场景。另外，我当时也刚好才看过麦考利·卡尔金在1991年演的那部精彩又颇深刻的电影《小鬼初恋》。丹·艾克罗伊德在里面饰演的葬礼承办人，雇用了生机勃勃的杰米·李·柯蒂斯来给死者化妆。她令这项工作看上去非常有意思，甚至显得颇有魅力，给我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虽然电影的结局并不是这样。直到现[4]在，每当我看到心情戒指或者柳树的时候，仍然会觉得很心[5]痛。回忆起想象自己是一具尸体时的感受以及化妆刷在脸上拂过的轻柔触感，让我不由猜测或许眼前这个厌食的牙医也能够感受到我。不仅仅是我和他之间的肢体接触，还有我的那些深呼吸以及紧张踌躇，可能都落在了他的眼里。我很确定他一定不希望由一个金发碧眼、战战兢兢的新手像个做寿司的厨师那样在他的身体上比画着刀子。于是，我坚定地跟自己说：“卡拉，开始吧！”我重新握紧了解剖刀。由于之前已经看过很多次技术员做这个切口，因此我可以完成得相当完美。从右耳的后侧开始，刀片沿着脖子旁边划下，在经过锁骨的时候稍微改变角度，一路切到胸骨，形成“V”字形的一半。在锋利的不锈钢刀片下，切开皮肤简直就像切黄油那么轻而易举。然后，我在左侧重复这个过程，但是用右手转换角度的时候稍微没那么精细。与另一半“V”汇合之后，我持刀继续笔直地朝着他的肚子往下切，让切口刚好绕过肚脐眼，并在快要抵达耻骨的地方干净利落地停下来。这样，在他的身体正面便做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Y”字形切口，也就是所谓的“Y字切开法”。切口并不是完全分毫不差，在一些地方难免会出现小小的偏差，但我很怀疑有谁在第一次使用锋利得能把自己的手指切下来的解剖刀时，就能动作干脆利落得没有一丝卡顿。而且，切割的轻微偏移在修复缝合完毕之后根本看不出来。我很是为自己感到骄傲，站直身体后不由深深出了一口气，并陷入对自己的“杰作”无休止的自我欣赏之中，直到杰森打断这一充满荣光的时刻：“来吧，剪刀手爱德华，我们还要进行下面的尸检。”就我目前的训练程度而言，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放下解剖刀，旁观杰森完成整个尸检过程。和学开车类似，APT学习取出内脏的技术也是要分阶段进行的。在学车的第一阶段，你还不能上车、发动油门、停车以及转弯，解剖也是一样，所有操作都需要一步步慢慢学习。一旦胸部的切口完成，胸骨也被取下来之后，如何系统地取出内脏进行检验有不同的方法，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罗基坦斯基法”。实际上，这套方法是莫里斯·莱特勒发明的“整体法”，从其命名便能窥知一二，就是将所有器官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取出来。并且，这也将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会主要采用的方法。所以，我仔细地观察着杰森的操作。首先，他要进行一些检查，用不持刀的手去仔细感受死者的肺部是否出现了胸膜粘连——部分肺可能会粘在胸壁上。受过外伤、得过肺结核或胸膜炎之类的疾病，都有可能导致胸膜粘连。能够预期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肺部呈粉红色，湿润而健康，没有粘连在胸腔腔体内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需简单的惯例操作——类似于“舀”的动作——就能轻巧地将它重新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在用手初步确认过肺部的情况之后，他接下来会把卷曲的肠子顺直成平滑的一条。由于在确认死因方面，肠子在器官的优先级里面算不上特别重要的，所以就先搁置一边等待后续检查。取出了肠子之后的体腔里一下就有了充足的空间，于是杰森重新回到肺部的检查上。先用PM40解剖刀将它们分离，再在脊柱两侧分别切两个长长的切口，最后以“舀”的方式将它们取出来。使用类似的技术，他继续将位于胃和肝下方的两个肾以及包裹着它们的脂肪分离，再把将器官和胸腹分隔的膈划开。随后，他灵巧地做了上肺部的组织切片，那里同时也充当着气管和食管——从嗓子，包括咽喉和舌头延伸下来的结构——的末端。接着，他用一只手将心脏和肺向下拉，将其与脊柱分离，另一只手里的解剖刀随时小心地处理着附着太牢固的地方。这个操作一直从胸腔延续进行到腹腔。很快，他便捧出了一团湿淋淋的内脏，里面包括胸腔里的心脏、肺，还有胃、脾脏、胰脏、肾脏以及肝脏等位于腹部的器官。他将这一捧器官装在一只巨大的不锈钢碗里，放到配套的钢制工作台上，等待医生过来检查。杰森继续处理还在盆骨深处的膀胱，由于死者很显然死前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进食或喝些什么东西，所以它又小又空，看起来像极了一个漏气的黄气球。杰森把它取出来，让我放到解剖台上。我不是很清楚“手持膀胱”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就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捏起来，伸直手臂与身体保持足够的距离，就像一个心灰意冷的妈妈拎着她小儿子的臭袜子那样。下一步，杰森要开始进行头部的解剖了。这时，病理学家科林·詹姆森开着他那辆褐红色的沃尔沃到了。我们透过解剖室霜冻的玻璃看着他把车开进狭小的停车场，就像看着一滴在流动的血滴。我们常常会聊起他选择轿车的品位：沃尔沃，据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事实上，沃尔沃V40确实仍然是你能买到的车里最安全的。）这是他精挑细选后的决定吗？我们怀疑是不是给太多死于交通事故的人（road traffic incidents，RTIs）做尸检，形成了他对沃尔沃的执念？我脱下我的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个人防护装备，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有点喜欢上用缩写名称了），留下杰森继续进行头部解剖，去招呼詹姆森博士——万一他要是想在开始之前先来一杯咖啡呢！这座建筑是真小，从我开始脱验尸房的工作服到走进办公室只花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门铃也恰好在这时响了起来。停尸房的设施最近刚进行过一番改造，所以虽然空间还是很有限，但设施却相当的现代化。每间验尸房里都有两个尸检台，不过我后来发现很多地方有3个、4个，甚至多达6个，但我们没有专门给婴儿的尸检台。和大多数现代验尸房一样，这里的冷柜也是双面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整个空间里构成了一面独立的墙。在那一扇扇整洁的白门后面，死者的头齐齐地朝向验尸房内——就是所谓的“污染区”或者“红灯区”——也就是我早上取出尸体的地方，而另一边则被称为“过渡区”[6]或者“黄灯区”，是遗体从社区送过来被签收的地方。虽然打开黄灯区一侧的冷柜门通常意味着你将得到来自一双双苍白脚底板的欢迎，但是脚趾上面却并没挂着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标签——我们才不会像挂行李牌那样去标记我们的死者。另外，黄灯区只对工作人员开放，死者的家属和朋友都禁止入内。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员工办公室、一间稍小点的医生办公室、一间等候室及与其相连的观察室，那里有可以拉上去的窗帘，可以让窗边的家属看到死者。英国大多数停尸房的布局都是相似的，建立于同一时期的更是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地方当局建造了一系列停尸房，它们都是由砖、混凝土以及尖锐角度构成的建筑，外观看上去非常低调，但这却绝不是最早出现的停尸房。根据帕姆·费舍尔写的一篇名为《给死者的房子：伦敦验尸房条款，1843—1889年》的论文（我猜这个读起来应该相当有意思），对一个专门暂存新近死亡尸体的地方的需求早在19世纪中期就被提出了。那时正值伦敦人口暴涨，每家每户几乎只有一个房间，所以一旦有人去世，那么直到葬礼举行之前，他的家人都不得不与已经开始腐坏的尸体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实在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停放了。有时候，尸体可能还需要停放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一些特别穷的家庭而言，凑足举行葬礼的钱要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因此而染病。那时的新闻称，有识之士认为，伦敦的死人正在杀死活人，并且最终催生了相应的设施，有了对死者“即刻接收，提供恰当且有尊严的服务”的机构。这些地方被称为“尸检候诊室”或者“死者之家”。当我听到门铃打开我们的“死者之家”大门时，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并不是病理学家詹姆森博士——他还在沃尔沃轿车旁，正在后备箱里找着什么。按门铃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官，见我开门后表现得好像比我还要惊讶。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看，脸色有些苍白。“你好？”我故意重重地咬着每一个音节，同时挑起眉毛，希望他能开口说话。对他这种反应，我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很早以前就有人告诉我，第一次到停尸房来的人都以为给他们开门的会是个弱视且驼背的老头，绝对想不到能有娇小的、金发的姑娘。虽然这确实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一刻的不安，但是他看上去竟然那么苍白还是很令我费解。我忽然担心起来，是不是我的脸上蹭到了一些脂肪或者血迹？想到这里，我立马抬手在脸上擦拭起来。好在他总算恢复了语言能力：“这里是陈尸所吗？”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这里是停尸房。”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完全掩饰不住厌恶的情绪。我对他的说法颇难以忍受的主要原因在于：“停尸房”的字面意思是“停放尸体的房子”（hence Dead House，也就是所谓的“死者之家”），并且自从1865年左右就开始这么叫；而陈尸所则是一个从法语中舶来的说法，意思是“看上去很庄严的地方”。它在19世纪初期诞生于巴黎，从那时起，死者开始被陈列在巴黎圣母院陈尸所供当地人前来瞻仰，并且——我猜——可能看上去比较庄严。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让那些从塞纳河捞上来的尸体或者倒毙在城市其他地方的人，能够被赶来的朋友或家人辨认出来，无论是通过他们的身体特征还是穿的衣服。但是这项展出逐渐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在1907年巴黎陈尸所关闭之前，每天能吸引将近4万的参观者前来。或许换个说法会更有助于想象当时的盛况，要知道，即使在假日里，伦敦眼一天接待的游客也不过1.5万人。（可能在当时的巴黎能做的其他有意思的事也不多，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虽然从词义上讲，“停尸房”和“陈尸所”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但是大多数的英国工作人员从来不用“陈尸所”，哪怕它可能在美国也同样占据主导。等我把他领进来之后，这个年轻的警察告诉我，他是陪同葬礼承办人过来的，他们把一个男人的尸体从家里运来了。于是，我总算明白了他怎么苍白成这样，那个画面一定很糟糕。“不过，那边有辆沃尔沃挡道了。”他继续解释道，“所以，我先过来说一下。”5分钟之后，詹姆森博士把车挪开重新停好，回来和我、杰森、脸色苍白的警察以及葬礼承办人一起检查冰箱里刚来的“入住者”。死者被发现的方式很常见：邻居们不断抱怨总是闻到一股臭味，还有大批苍蝇聚集在他家门口，于是警察就把门撞开了。这听起来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死了很久都没人发现的独居者。更直白地说，他已经严重腐烂。葬礼承办人一直在不断地抱怨，其中一个人的情绪尤其强烈。“真不能再恶心了，他居然膨胀成那副德行，而且还是绿的！”承办人喋喋不休着，“他就是那种——你们怎么叫来着？嗯？囤积者。”他的口音使他说的听起来像是“订单”[7]。“而且还搞得到处都是屎，根本就没法接近他。差点要了我的命！狗娘养的！”他这么一说，杰森忽然朝着我发出一阵狂笑。我是真的希望他能看在病理学家也在场的分上，忘了我早上犯的错误。但很显然，我没那个运气。“啊，博士，你肯定想不到卡拉早上说了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在咯咯笑。就在这个时候，装着男人尸体的运尸袋忽然崩裂开，一股惊人的深棕色液体随之像巨浪一般冲撞到干净的油毡地板上。我不禁把脸深深埋到手中。这一天注定要比我预计的长很多啊！[1] 英语中写作“Son of a Bitch”。——编者注[2] 洪（Hun），一种蔑称，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来称“德国佬”。——编者注[3] 《活宝三人组》（Three Stooges）, 美国广播公司发行的一部喜剧片，讲述了三个活宝的故事，十分搞笑、有趣。——编者注[4] 心情戒指是一种可以变色的戒指，不同的颜色代表佩戴者的不同心情，可以变为黑、黄、红、绿、青、蓝粉、紫等多种颜色。——编者注[5] 如果你没有看过《小鬼初恋》（My Girl ）这部电影，那么我强烈向你推荐，不仅仅是因为它确实精彩，也为了不让你刚刚读过的这句话彻底沦为一句废话。[6] 这种分类并不是指一边就是肮脏的而另一边不是，它们只是一种我们用来区分“进行尸检的地方”和“没有尸检的地方”的措辞。在“污染区”同样有从来都不与尸体产生任何交集的地方，比如说办公室或者休息室。这些地方，根据交通信号系统命名法，被称为“绿灯区”。[7] 囤积者的英文是hoarder，订单的英文是order，两者听起来有点像。——编者注第一章信息：媒体最离谱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不断伪造事实的时代，我试图通过作品提出质疑：“什么是真相？”——菲利普·K.迪克我从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一具伪造的尸体。我看过成百上千真正的尸体，任何姿势或体态的都有，它们以长驱直入的气味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抢夺着我的注意力。但是，与大多数人的经历恰好相反，我对假尸体并不熟悉。此刻，我看到的虽然无疑是一具尸体，但却令我莫名感到愉快：她是一个非常苗条的女人，象牙色泽的肌肤和纤细的腰肢激起我如同小姑娘对芭比娃娃那样的嫉妒。她蓬乱的栗色长发在解剖台上铺展开来，像是一个蒙尘的晕圈；她的胸腔以常规的Y字形切开、松弛的皮肤垂挂在胸前，像两片被血迹玷污的粉红和黄色的花瓣，珍珠白色的完整胸骨透过切口清晰可见。对她的解剖正处在尚未、但马上就要打开胸腔的阶段——在我的第一次解剖中，我正是在完成了这步后将PM40解剖刀交还给杰森的。我可以非常容易地判断出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缠结在一起的头发令我瞬间想起我在使用吹风机时，为使头发变得顺滑而与它们展开的殊死搏斗。她的手指触碰到解剖台的金属表面，轻微蜷曲起的弧度看上去非常真实，并且我很高兴它们没有被画蛇添足地涂上指甲油。她实在太像一具尸体了，以至于我总隐约觉得闻到了一股混合着血腥气、陈腐香水和汗味的臭味——当然不会有这种气味，这只是我的错觉。“你觉得怎么样？”副导演约翰问我。“简直棒极了！”我感叹着，“要是我的每一次解剖都能这么让人愉快就好了！”我现在身处伦敦东部一个又小又冷，像冰窖一样的摄影棚中。我之所以会受邀来到这里，是因为现在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聚焦于一场尸检，并且导演希望影片中出现的一切——每一个道具、每一项技术，甚至每一句台词都是准确无误的。我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佩服：就我目前在这间假停尸房中所看到的情况而言，他们做得难以置信的好，尽管还有些地方不那么对劲。比如，在本该放肋骨剪——专用来打开那个目前还很完整的胸腔——的地方，却出现了一把明显是从五金商店搞来的笨重螺栓剪。我猜这两样东西看起来确实相似，所以他们很可能将错就错了。另外，尸检用的缝合线和捆扎包裹时用的粗白线看上去差不多，而他们却准备了绿色的棉线。棉线会轻易割开尸体上脆弱的皮肤，在缝合切口的时候没有半点用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摆在水槽上那个磁力工具架上的，明显是一把蛋糕刀。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它的存在变得合理……或许只有在停尸房工作过的人，比如病理学家或者病理技术员，才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去注意缝合线之类的细节，但是男孩子们一定会问：“怎么会有把该死的蛋糕刀混在那堆刀剪里？”此刻，我的耳边已经很清晰地响起了观众席中质疑的吵闹声。当然了，不少病理情况都有从糖果店里获取灵感而来的别名，比如“枫糖尿病”“肉豆蔻肝”“糖衣脾”之类的。虽然我曾经去过一家叫作“吃光你的心脏”的蛋糕店，解剖就是它的销售噱头，但是就算可能听上去比较美味，我也不信会有“维多利亚海绵胰腺”这种东西。而且我特别想说的是，有时候死者的皮肤确实会像羊角面包的酥皮那样成片地脱落，我们还常常将从尸体口鼻中喷出来的深棕色沙砾清除液称为“咖啡渣”。或许这些，加上“泡沫流出物”以及刚刚提到过的“肉豆蔻肝”，意味着一具尸体能够凑齐一张星巴克而不是蛋糕店的菜单？我费尽口舌向约翰解释这些错误对于相当一部分观众而言会有多显而易见，但他却告诉我现在想对道具或布景做任何改动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摄制组已经拍摄完了一部分场景，用我刚学到的娱乐圈里的说法就是“已经开机”。不过就算这样，还是有些我能提供建议的地方，比如说铰断肋骨的正确方法（你必须以全部体重抵在剪刀上面，以使它具有足够大的威力），或者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容器盛放检材等。在短暂的分心之后，让我们重新回到验尸间。当时，我正在帮杰森收集厌食症牙医的解剖检材。“卡拉，能帮我采点那些褥疮性溃疡吗？”杰森问我。我看着他，满脸茫然。“就是褥疮。”他解释道。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十足的白痴。在杰森小心地倾斜他那边的尸体时，我从不锈钢橱柜里取出一根拭子——对这种类型的组织取材的正确容器——把尴尬得通红的脸藏在柜门后面，填写着上面的标签。拭子的外壳是一个细长的塑料管，末端呈圆形，里面放着供待检微生物生长的胶状营养物，外面是一个蓝色的密封盖子。在我打开盖子的时候，拭子一起弹了出来，末端已经湿乎乎的，还沾着一些营养胶，看上去就像是根细长的湿棉花芽。我用它轻轻采了一些已经化脓的褥疮上黄绿色的脓液，然后谨慎地收回到塑料管里。詹姆森博士一边在写字板上做记录，一边说道：“我之前认为死因可能是心力衰竭，但现在我更怀疑是因为败血症。”败血症也经常被称为“血中毒”或“脓毒症”，是由于致病菌侵入血液循环而引起的。极有可能是他的褥疮已经感染多时，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致病菌侵入血液并产生毒素。杰森这时也已经取好了一些血液样本，连同我手里的拭子一起送往实验室进行下一步检测，以验证解剖时的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将自己负责的部分完美地搞定了。时间再向前快进几年，我正在摄影棚中向约翰建议。这间假停尸房中有些检材容器并不准确，但也还算能用。然而，有个情况是我完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道具组按照饰演死者的女演员奥利维亚制作的漂亮道具尸体的前额看上去非常不对劲。为了证实我的第一感觉，我又弯下腰近距离仔细观察，意识到道具制作组显然以为在尸检中会一举切开尸体头颅的皮肤、头盖骨以及其他所有组织，将大脑取出来。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电影《汉尼拔》里安东尼·霍普金斯将雷·利奥塔麻醉后吃其大脑的场景，人脑看上去就像是花盆里扁平的粉色仙人掌。在他们心中，解剖就是那个样子的。我带着强烈的怀疑站直身体，向约翰解释道，他们的想象和尸检的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出现在他们想象中的分明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怪物，像科学怪人似的脑门上有一条被水平削开后又缝上的夸张疤痕。难道在大众的观念里，我们做解剖就是将大脑取出来，然后再粗鲁地用粗硬的黑线重新把脑袋缝上？难道他们真的相信如果哪天我们的情绪不受控制了，也会在脖子上拧进几个螺丝？如果大众始终无法放下偏见，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无论从外表上，还是行为处事上，都像《新科学怪人》中的助手伊戈尔那样，拼命地破坏尸体，将它们一块块地储存在广口瓶里，只因为想要收集满一橱柜病理主题的熔岩灯的话，那么我不由要为殡葬师和解剖学家的名声深感担忧。像《活跳尸》或者《新科学怪人》这样的电影很不负责任地给观众造成了一个印象：解剖和器官的保存都是出于邪恶和自私的目的，比如发现永生的秘密、制造一个完美的女人等，而绝不是为了造福人类。这有什么关系吗？是的，我们都希望大众在读犯罪和法医题材的小说，或者在看电视剧的时候，能够将现实和虚构的情节区分开，并且明白有很多戏剧桥段实际上是由作家或者制片人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不添加一些戏剧性的、性感的元素，那么大多场景都只会平淡无奇。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CSI（crime scene investigators，犯罪现场调查员）中那些富有魅力的女人，顶着她们精心设计过的完美发型出入犯罪现场，发丝在镜头外风扇制造出的气流中飘逸飞扬，更别提她们的低胸上衣和高跟鞋了。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现实生活中的CSI和SOCO（scene of crime officers，犯罪现场人员）都必须戴口罩、穿白色的防化服，以防止将自己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转移到犯罪现场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并且当制片公司不断拍摄这样的场景后，那些看上去似乎无害的、充满艺术创作意味的特殊元素和画面，都在不经意间给停尸房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又或者说是不够严谨的名声。大概10年前，我还在市政停尸房实习，有家影视公司来找我们的团队接洽，想要拍摄一部名为《死亡侦探》的电视纪录片，主角是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非常了不起的病理学家迪[1]克·谢泼德。由于尸体解剖这个题材将会被处理得非常科学严谨，我们当然都很开心，同时也感到很荣幸能够被拍摄，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死者的家属以及地方验尸官是不是同意。出乎意料的是，被我们问到的每一个人对此都持支持态度，纪录片的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主管安德鲁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在开播之前，要先看一遍样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要求提得恰当且必要。在影片中，有一幕是我们为了检查大脑而将死者头颅的顶盖取下来。然而，镜头里并没有出现验尸间原本干净的地面，取而代之被剪接进来的，是一个地砖上飞溅得到处都是血迹的血腥背景。看到这一幕时，我们面面相觑。很显然，我用百卫清洁剂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清洁工作对于摄制组而言纯属画蛇添足，他们想拍到的是大屠杀似的视觉效果。不过，除了这一点瑕疵——后来他们也改正了——之外，这部纪录片拍摄得非常好。我一直很惊讶竟然有那么多的家庭给予了拍摄许可，我们都以为其间颇要花费一番唇舌，并做好了可能会出现争吵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亲属们都对紧闭的停尸房大门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感到非常好奇。甚至有人深明大义地表示，在把他们挚亲的尸检展示给观众的时候，也许其中的一些发现还能引起出现相同症状的观众的警觉，从而尽早就医：在电视上播出尸检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能救人一命。几乎所有人都会为上电视而感到兴奋，但对于我——一个实习APT——而言，把我在做的工作展示给家人和朋友看，却是比下地狱还糟糕的体验。我还记得在第一集将要播出的时候，我把每个人都邀请到我家里来，还准备了好多爆米花。我们在电视前挤作一团，大多数人直接坐到了地板上，而我则在沙发上挤在两个人之间。片头播完后大家安静得似乎连咀嚼都忘记了。在一段旁白和最开始的几个镜头之后，我忽然出现在屏幕正中，瘦小、金发碧眼、手持一把巨大的银色肋骨剪，正在奋力打开一个男人的胸腔。坚硬的骨骼与金属间的角力制造出一阵阵可怕的声响，这倒很符合验尸间这个场景设置。那一刻，起居室里几张脸齐齐转向我，带着满满的震惊，空气凝固了起来，正往嘴里送爆米花的手也都僵硬地停顿在半空。“有什么问题吗？”我从一双睁大的眼睛看向另一双，不由诧异地问道。看上去似乎我的朋友们并不真正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并且我猜大多数人其实是刻意拒绝去细想的，直到他们从电视上亲眼看到我在工作中如何需要用到近乎残忍的力量，意识到我确实参与其中并且让双手（甚至胳膊和手肘）沾满血污。有人打破了沉默：“我以为你只做文书部分或者类似的工作！”接着有人说：“我以为你是给死者化妆的！”——这真的是非常常见的误解了。正在播出的纪录片替我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现实没给想象留下任何可能的余地。纠正那些错误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病理工作人员都想尽最大努力去维护行业的尊严，尤其是当它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攻击性并且不体面时。我们希望通过电视能让所有的家庭认识到，验尸间和所有其他手术室一样整洁而充满尊严感，并不是一个将他们对尸检恐惧最大化、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变成现实的地方。所以，我在片场表现得非常挑剔，拒绝让剧组把APT的形象塑造成专门劈开头骨的恶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剧组想要将大脑取出术的步骤正确呈现的话，那么他们至少需要花费好几百英镑将道具尸体的整个头颅更换掉。但无论如何，我是一定不会让步的！我和做特效的姑娘之间私交甚密，在开始给像[2]《霍尔比市》之类的医疗剧做特效化妆之前，她也曾经是名SOCO。因此，她非常理解一旦在媒体上出现歪曲的风险是什[3]么，并且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沉默的证人》《唤醒死[4]者》等电视剧。在电影片场能有个人一起讨论这么熟悉的话题，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她认为既然制片方想把事情做正确的念头非常强烈，他们就应该在开始做道具、布置尸检拍摄现场前就找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指导。我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在开始任何行动前，先获取正确的信息是最好的策略，这也是我们会在开始一场尸检前先仔细阅读97A表格，确保准备充分的原因。就像那个从SOCO转行到特效化妆的姑娘一样，我在进片场做顾问前夕也刚刚经历了一次职业上的转型。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年尸检，并且在这个领域里也逐渐具有了作为资深专家的资格，但我还是越来越感到和亲自动手解剖比起来，我更喜欢做文书工作。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家病理学博物馆的技术馆长，告别了解剖刚过世的死者、采集他们的病理样本的工作内容。目前，我经手着过去250多年里制作出来的5000多个病理学标本，它们被妥善地保存在漂亮的容器——或者更直观地形容是“罐子”里。我用这些取自人体的标本开展教学，并吸引社会大众对于医疗历史、尸检程序等方面的兴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APT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以至于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和别人谈论领域里的任何问题。现在我不做APT了，每天的日常安排也不再那么紧凑（或者说没有那么“血腥味十足”了），反倒有了更多的时间认真反思和审视多年来的工作及接受的种种训练。通过电视、剧院、书本以及这部正在拍摄的电影等各种形式，我试图以我的经验和心得体会，为我的学生及所有相关从业者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些建议。几天后，当我再次来到电影片场时，摄制组的成员正忙着在视听设备旁做简报。于是，我百无聊赖地溜达到餐桌旁，给自己取了一份咖啡和奶油蛋卷的早餐，完全没碰任何油酥点心，这在我目前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适应得相当好的习惯。“巧克力曲奇？一大早就吃吗？吃完了可别后悔哦！”我一边想着，一边又把手伸向了自助餐桌。这真的是很放纵了，平时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会以一杯绿色思慕雪——在某种程度上看上去与之前尸体崩裂喷出的液体很相像——作为早餐，并且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当将蛋糕卷塞了满嘴，像是整个生命都悬系于此一般的一番大吃大嚼后，我决定偷偷溜进摄影棚，先去看看他们的验尸间。我躲过所有人的视线走进验尸间，一眼就看到了按照女主演模样做的道具尸体，它此刻正安静地躺在解剖台上，模样看起来还是那么令人愉快。我一手拿着咖啡，一边弯下腰去检查它的额头，发现那道突兀地将额头劈开的切削创口不见了。我觉得他们在过去几天里，对它做的调整真的是很不错。我又重新确认了一遍。它看上去实在是太逼真了，甚至每一根睫毛都跟真的一样！还有手臂上那些细小的汗毛！我有些出神地想着做这样的道具尸体究竟要花多少钱，同时忍不住使劲按压了一下它的胳膊。道具尸体竟一下子坐了起来！它的尖叫声太大，也太突然了，吓得我脱手把咖啡杯扔了出去，径直撞到天花板上。紧接着，我也不自禁尖叫起来，大概有三四声的样子。然后，我们冷静下来，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既为我白痴似的举动，也为应声赶来的剧组成员被听到的动静吓得面无血色的样子。很显然，我看到的不是道具尸体，而是真正的女主角奥利维亚，作为一个崇尚体验派表演方法的女演员，她正躺在不锈钢解剖台上为怎么能变得更像一具尸体——如果我的说法恰当的话——而寻找感觉。而此时，我却溜了进去，眯着近视的眼睛好奇地不断打量她，还想去抚弄她一番。我从没笑得这么声嘶力竭过，剧组的成员也和我一样笑出了眼泪，感觉肋骨都要从中间裂开了。“好吧，我算个什么病理学专家啊。”我想，我竟把一个大活人和道具尸体混为一谈，“现在还有谁会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呢？”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两个主角——都是好莱坞的老戏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在持续不断地向我表达着看到有我在场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虽然他们并不是很清楚我是谁，或者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团队里能有一个病理学家实在是太棒了！”埃米尔·赫斯基在我第一天进组的时候就发出赞叹，很热情地和我握手。“谢谢。”我很害羞地嘟哝道，“但我不是病理学家。我是一个病理学技术员。”“这有什么区别吗？”他露出一脸困惑。这时，在一旁的约翰插话道：“不过，我以为你是病理学 ‘技术专家’。”“病理学家是资历很深的医生，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可以通过器官解剖和尸体检查来判断死因。”我向他们俩解释道，“而我则是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的，我的能力范围是所有物理性的操作，像取出器官、采集组织样本等。不过，我有时候也会帮助病理学家判断死因，一起维护停尸房的运作。”另外，我还特意向约翰强调道：“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好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最专业的简称是APT。不久前，官方说法中将‘技术员’改成了‘技术专家’。但在我看来，这至少对我而言是不恰当的，因为根据词典中的定义，‘技术员’显然比‘技术专家’在尸检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嗯，我明白了。”他们俩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我并不是很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弄清楚了我刚才说的。“你们想啊，假如‘技术员’已经足够定义医学学士、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研究员、英国皇家病理医学院院士、病理学书籍作者R.A.伯内特的话，那么用来形容我也完全足够了。”说完，我笑了起来。但我很快便意识到，如果从没看过堪称APT培养“圣经”的《红书》（The Red Book）的话，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就叫我殡葬师好了。”我带着些许尴尬地努力恢复常态，“这样比较方便。”我在大多数时候都喜欢称自己为殡葬师，虽然我知道很多[5]同行并不喜欢这种称呼。而我这样说，也有自己的理由。首先，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APT。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我回答“APT”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把话题聊死了。不过，这也可能引来一连串的发问：这是什么意思呀，怎么拼写啊，你是一位医生吗，等等。其次，官方全称“解剖病理学技术员”对于我而言简直拗口到极点，每当尝试着完成这几个词的发音时，我都感觉我的舌头像是一条垂死挣扎的鳗鱼。我认为“停尸房技术员”的说法可能更直白，也更恰当。但是，我更喜欢将“停尸房”和“技术员”两个词想象成松散的一堆雪，然后像挤雪球那样把它们压缩成一个单词：殡葬师。每个人都知道“殡葬师”是做什么的。回答“我是一名殡葬师”的效果有点像朝询问的人脸上把雪球掷出去，当冰冷和陈述性的事实乍现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吃惊，并且难以置信地摇头。最后，我不仅仅是一名APT：我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生涯涉及了尸体防腐、医疗及示教解剖、发掘和检验骸骨，以及人体历史遗骸的保存等许多方面。但站在个人角度来讲，我就是一名殡葬师。“真的啊？你是殡葬师？真看不出来啊！”这是人们对我的职业最常见的反应。诚实地讲，我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我喜欢做一些从我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来的事情。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自从我成年之后就一直和死亡打交道，我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帮助我在这份工作中保持激情。这已经成为我的自我认同中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诗人兼殡葬师托马斯·林奇描述的那样，我是一个“生命存在与所从事之行业开始融为一体的人”。我作为一个人，和我作为死亡的守护者，这两个相互独立的身份实际上已经交融在了一起。我已经和两个演员中比较年长的布莱恩·考克斯见过了，因为他之前曾经在我工作的病理学博物馆里拍摄过他出品的纪录片中的一部分场景。那是个展示酒精造成肝损伤的专题，我不得不把各种状态的肝脏标本一一摆到桌面上供摄制组挑选。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伦敦市场交易员，一边卸货，一边向买家证明它们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好让我不必把三层楼里所有的肝脏逐一找出来给他们挑选。“好，这是一个不错的肝脏，伙计，这正是你们要找的！”“好，先生，你不想再看看旁边的那个吗——好吧，这个成交了！”另一个演员是在电影中扮演布莱恩儿子的埃米尔。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显得特别热情开朗，并且剧组的其他成员也不断向我强调，我是这个团队中非常关键的一员：“布莱恩和埃米尔都特别高兴有你在这里提供帮助。”愉快的气氛一直延续到了拍摄的第四周。很明显，他们开始厌烦了，那种耍大牌的神气只要你联想一下八卦小报上的报道，基本就能想象出个大概。埃米尔变得尤其暴躁易怒，而布莱恩在午餐休息时间结束后返回片场时，看上去除了热情之外其他都恢复了。剧组希望我能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但无论什么地方，我都不想一天12小时地待在那里，更不用说还是个由仓库改造的、冷得要命的摄影棚了。而且，在我的本职工作之余，我也再挤不出更多的时间。记得在最后一天，我问艺术指导，演员们表现出来的厌恶情绪是否是电影拍摄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她说：“不，只是因为这部电影的题材实在‘令人讨厌’。”后来，我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她说的是实话。当时，我正在向埃米尔提出一些建议，但他却忽然向我吼道：“没人看得出来！而且根本没人在乎这些！”“那么，好吧，很荣幸度过了一段每天花12个小时在这里为你们提供正确流程指导的时光。”我一边想着，一边安静地离开了。后来，我又想了很久，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其他人的态度：我们在停尸房中做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既奇怪又无足轻重，根本不会有人真的在乎和想要去了解。在喜欢这份工作、想要了解这个领域中所有事情的人和视其彻头彻尾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隔线。我已经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在剧组人员悄悄问我“电影片场很刺激吧”的时候，以同样用说悄悄话的方式回答道：“不，实话实说挺无聊的。在我看来，没什么比真正的尸体和真正的停尸房更刺激。”我之所以会选择与死亡为伍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发现了其中的乐趣并且相信一切付出都非常值得。至少对我而言，在片场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实在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与片场截然不同的是，验尸间的工作节奏从来都是非常快的。即使病理学家离开后，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杰森去清洗的时候，我便开始着手对厌食牙医进行修复。我缝合上所有的切口，把他的身体清洗干净，将他乱蓬蓬的头发梳理整齐，我还给他的褥疮敷上药膏，并帮他剪了指甲。现在，他看上去比刚送进来的时候好了不少，已经完全可以让家人和朋友来见最后一面了……只是，并没有任何人来看他。但这番努力并没有白白浪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其他人怎么看一点都不重要。这也是我说这项工作值得的原因——他看上去得到了安宁。我用手轻轻触碰他的额头，确认他的眼睛闭好了，将运尸袋的拉链拉好后重新推回了冷柜里属于他的区域。有些人确实认为和死人一起工作很有趣，并且想要了解更多，所以我接受过很多的采访。然而，即使在本着最好的初衷而进行的访谈中，也同样存在着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采访者会为了增添戏剧效果而随意更改你所说的话，又或者在采访前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倒不是他们有意为之或心怀恶意，毕竟死亡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惑又很敏感的话题。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