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玲玲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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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空间论：媒介的空间想象力与城市景观试读：
前言
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城市是现代人生活的中心，是工业与贸易的中心，是交通与通讯的中心。它拥有由街道、围墙、建筑等等所构建的可视、可触的地理系统，同时也拥有无形的只能存在于想象的空间。城市是人为建造起来的，是对自然格局的改变，同时也是自然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的发展，连接人与人的方式也发生变革。各种媒介逐渐取代人际交往的手段，同时也构筑了新的城市地理空间，尤其是各种新媒体的介入，城市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样貌。本书将城市作为媒介研究的一个样本，并以此检视媒介对社会、环境及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空间，是一个物理学和地理学的概念，涉及到地点、高度、距离等元素，通常可以通过感知、观察、实验等方式进行测量。但除了这些可触性要素之外，空间又是可以想象的，是能从经验世界中可获取的一个对象。列斐伏尔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将空间与社会组织、社会经验等联系起来，进一步阐明了空间的复杂性。而媒介空间，则是在传播学的视域，强调以媒介为表达途径的社会空间关系组合。层级、性别、群体等格局可经由媒介直观地体现出来。文化、社会、身份、权力等要素在媒介的镜像中交叉渗透，构建起丰富多样的空间样态。本书所关注的是媒介的空间想象力，以及在这种空间想象中各种社会文化所组成的复杂面貌。媒介本身也被视为空间的一种构成要素进行分析论述。媒介地理学作为本书的视角与立足点，是重要的理论支撑。
研究媒介空间，离不开的一个样本就是城市。一直以来，城市空间都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关注的是城市空间的非社会性。生态的、经济层面的城市要素被强调。随着芝加哥学派将研究重点转向城市的空间结构、社会变迁等面向，城市空间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城市空间因为群体关系而结成多种区块，而这些区块又促成不同的社会关系以及媒介。城市作为媒介与文化的集中生产地，也是媒介空间的组成部分与关注重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样本，也是文化样本，其中的种种景观充满了空间的隐喻。一般而言，人们对于城市的体验，除了通过触目可见的建筑、道路、街区等现实的地理环境来实现之外，还得益于众多媒介所构筑的观念或者经验世界。本书着重审视城市中由媒介构筑的空间景观，希望能够对城市文化、城市人群、城市空间及其与媒介的关系进行解读。任何一种研究视野都会形成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媒介空间论只是其中之一。城市与媒介相互交织而生成意义的地图。城市中的物质地理本身也是媒介的组成方式，道路、交通、建筑可以形成不同的人群与文化的空间。此外，媒介也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反映城市的镜子，另一方面也是城市的组成要素，构成了城市里阡陌纵横的网络。
空间理论的引入，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基础。借鉴列斐伏尔、福柯以及苏贾等人的空间观念，本研究将城市作为一个物质与经验交错的复杂综合体，从城市的空间层次、空间感、边界等方面进行解读，并对城市中的人群基于社会关系与文化身份等建立起来的群体归属空间予以关注。
媒介空间论视野下的城市，并不排斥主观意识的影响。所以空间的想象力在本书中得到强调。在想象的地理中，城市版图中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他者”、“东方”之城、异托邦等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层理。此外，城市中的政治图景与性别、族群等社会空间也借助媒介与物质地理被构建起来，而且媒介可以视为社会群体为争夺城市地理空间的一种有效途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在网络所构筑的伊托邦中，颠覆了传统的地理，模糊了原有的边界，又依托信息技术重建起新的城市面貌。这些想象的地理与地理的想象空间是本书的重要内容。
城市的扩张与媒介的蔓延，不断改变城市的基本形态。摩天大楼与户外广告、纵深的街道与伸展的网络，物质地理与媒介交织，建造了生动的城市空间景观。本书将城市与媒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试图探析在媒介影响下的城市与城市影响下的媒介，以及二者共同打造的媒介之城。2011.9作者第一章 导论：媒介的空间想象力
现在我们的地方经历完全经由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什么、读到什么[1]所中介，而媒体却只有到最近才逐渐获得地理学家的认真对待。——彼得·杰克逊
世界会因为我们观察角度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面目。物质的外观加上无形的意识作用形成了多样的地理。地形、地貌、距离、中心、边缘等指标可以将一个个空间描述为有形的状态，并进一步影响人们在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认知。例如托勒密在《地理学》中所提供的世界地图，包括了欧洲、北非、非洲的大部分，但他夸大了从西班牙到中国的陆地板块，而低估了海洋的尺寸。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错误被[2]认为是鼓励哥伦布1492年那次著名航行的因素之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地理和空间最为直接的体验就是在地图上指认城市、地名、国家与河流的位置，以高度、距离、面积等感知空间的样貌。世界图景的形成依靠物质的地理景观、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用以描述景观的媒介。多样的描述方法使得现实世界更加清晰可见，而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正是媒介构筑了人们对世界外观形态的感知方式。在媒介促成的空间中到处都充满了地理的隐喻。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借用地理术语的表达，诸如美食地图、消费地图、文化地图、娱乐地图等等；景观、地域、边界也可以被用来描述人们接触到的种种文化现象。媒介、文化和地理、空间在多个层面上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是动态的，常常随着各自的变迁而形成更为复杂的关系。世界不是一个个静态的空间“马赛克”组成，而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于是在各种媒介中呈现的流动空间便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最为直接的工具。媒介空间是指由各种传播媒介所构筑的，包含物质的、精神的，真实的和想象的空间。它不仅涉及媒介中的内容，还包括承载这些内容的媒介形式。在媒介空间中，无论人们是否处于同一时空，都能构建起可触、可视、可听的，真实与想象的环境与经验。第一节 空间作为一种媒介关注视野
空间，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得以[3]延伸。这一著名论断具有极度的空间想象力，扩大了媒介的指涉对象，并建构起更为广阔的媒介地理空间和生动多样的媒介地形图。无论是存在于真实还是想象中的世界，媒介在地理景观的呈现和创造过程中都承担了主要的功能。尤其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媒介形式的扩张，触角的伸展，传统的地域界限不可避免地被打破，原本异域的风景也借助全球化的媒介而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虚拟与现实的情境更是相互渗透，建构起全新的文化空间。由于媒介在地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媒介与地理的日益交融，使得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 这个源于交叉学科领域的概念逐渐受到重视。人们对地理和民族的想象和认知，都是依赖不同形式媒介的描述。因此，媒介地理学不仅强调人[4]文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塑作用，更重视地理样本在媒介中的呈现。这里的地理样本包括物质地理与文化地理。一方面，地理中的种种构成要素如地域、场所、道路、交通等等，能够通过现代媒介使其意义更加充分地展现。另一方面，从广义上来看，这些地理要素本身就是传播特定文化的媒介。以媒介地理学为基点来检视由传媒构筑的文化空间，可以成为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镜与像：媒介呈现世界
人的感官触角借助媒介延伸，世界在媒介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小。尽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容易，但实际上我们能切身体验的生活空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尤其对于那些距离人们直接经验越远的地域，媒介的作用就越明显。对非本地的人与事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依据媒介提供的信息得以形成。外部世界的观念与形象在媒介的语言与符号中得到完整而生动地再现。所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媒介中呈现的便是现实。例如，最近人们对王之涣《出塞》中“黄河远上白云间”一句诗文进行考据，便发现其应为“黄沙直上[5]白云间”的笔误。只有两个字的不同，勾画的却是迥异的地理景观。而后人在长期的诵读过程中，未曾从物候学意义上去考证它的合理性，只是依照诗中文字去想象一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美丽风景。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不仅是个人，整个社会都加深了对媒介塑造的经验世界的依赖。镜与像，可以视为对媒介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描述或者比喻。媒介是镜，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世界，只要进入了媒介的视野，便能够显示出现实的某些印象。它又不完全是镜，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空间，显现深藏在表面之下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正如镜面总有边框，媒介也有边界，因此媒介总是通过有限的视角来呈现局部的空间景观。当人们面对镜中之像时，就不能不对镜本身予以充分考虑。正是镜与像之间的虚实相生，才构筑起不同的社会认知。而且，人们从镜中去发现世界的同时，也会发现自己的影像。媒介中的世界并非简单反映外面的世界，它对世界图景的描写也并不纯粹客观或者直白。媒介呈现的地理或者世界形貌应该被理解为媒介与地理、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单向度的镜面反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指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通过表意过程建[6]构意义，呈现给阅听者关于世界的图景。因此，虽然世界是可知的，但是在现实中它是一个被建构的意义集合体。尽管媒介未必可靠，媒介中的图景未必完全与现实吻合，借助媒介所进行的观察也许会阻碍我们对事物真实面目的了解，但如果离开了媒介，人们对现实的探知必将有限且残缺不全。
将媒介空间作为一种研究视野或者框架，是为了强调这种媒介与空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是对多层次的社会现实进行恰当的描述。媒介空间的呈现突破了地理的物质意义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形态。而当电子媒介与网络出现之后，重绘世界图景以及媒介生态、空间层次就更显必要。二、媒介本身：物质与文化的混合
汤因比曾指出，在一个文明中，文化成分是“它”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而相比之下，政治成分，更进一步说经济成分则是一个文明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现象和它活动的媒介。一个文明只有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成功地将它的文化扩散出[7]去，它才能真正地、完全地吸收与它接触过的异己的社会体。汤因比的这番话，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于文明的重要性。
在现实世界中，文化的扩散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媒介来实现。媒介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冰冷工具。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media is message），便在媒介单纯的物质形态上增添了新的意义。而施拉姆在谈到媒介时，将其比作组成夏夜星空图像的灿烂
[8]星云，使得各种或者古老，或者年轻的媒介手段拥有了不同寻常的浪漫意味。
无论是麦克卢汉所指的作为人类感觉器官延伸的媒介，还是施拉姆所称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都是构筑世界的重要手段。从物质的层面上看，大多数的媒介都依赖某种技术而存在。比如报纸和书刊，由于印刷术的出现才得以普及；摄影和投影技术支撑着电影业；广播则以无线电技术进行节目的播送；电视经历着模拟到数字技术手段的更替；互联网则必须依靠电脑以及网络科技才能被广泛应用。在媒介发展历程中，没有哪一种新媒介是完全依靠全新的传播手段，而是或多或少继承了原先的技术成分。这种继承，不仅仅是某种技术的沿用，还有对媒介中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的承传。媒介一方面是切实存在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也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衍生物。随着媒介技术更新而同时出现的是媒介在文化价值层面的增长。
媒介总是用来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无论是用语言、声音、文字，还是图示、影像，都在信息的流动过程中创造了文化。媒介文化与媒介技术往往紧密相连，从而生成网络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等等。围绕这些媒介而生成的即是各种媒介空间。媒介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被受众用来进行信息消费的手段，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某种媒介形态的占有，就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和文化空间的构建。例如城市与乡村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消费比例和模式上，就体现出城乡文化的差异。媒介消费的主要情境与背景，还可以用以描述不同的文化概念和特性。在对网络媒体的使用上，男性与女性网民的数量多少，以及关注信息内容的差别，也透视出社会中的性别文化以及性别空间差异。与物质地理中的道路相似，媒介不断延伸扩展其触角，不仅重新构建了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也制造出一种流动的地理景观。对于媒介中的娱乐文化，则更是与媒介技术及其表现形态关系密切。通过电视、网络而积聚起来的时尚的生活方式的消费者与创造者们，在媒介的作用下集结成为更强大的力量，进一步影响到职业的媒介生产机构和人群。此外，媒介所塑造的公共领域与权力、层级关系，以及社会集群等，很大程度上是媒介技术与文化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层面的意味，不仅不会被其技术层面所遮蔽，随着媒介的发展，二者的相互影响会加深。人们通过对媒介的占有和使用，卷入到媒介所呈现的图景中去，其本身也成为媒介文化和媒介空间的组成部分。三、媒介对空间的关注：自然与构想地理的差异
任何的地理图景都可能被绘制成为地图，包括那些切实存在的自然地貌，以及于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只能通过想象而无法触摸的空间。因此，地理图景并不只是简单一一对应地表现既存现象，还传达了更为活跃的信息，使得人们可以从中选择和重组地景中的文化意义。媒介空间论便是这样一种视野，即跨过学科的边界，从众多的媒介文本中去深入挖掘地表之外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人们对于无法切身触及的地域的认知，一方面通过媒介影像信息去传达，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文化所催生的思维模式去构建。借助地理学的一些概念，比如空间、景观等来思考原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能够更形象地描绘出媒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媒介空间论的研究重点，主要表现为对多种地理空间的关注。除了地理地貌上的差别，一些构想出来的空间，比如性别、民族、社群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而形成了差异。这些差异并非自然的反映，很大程度上经由主观意志的投射，并通过媒介文本反映出来。在媒介表现的图景之中，各种差异所形成的错落有致的空间景观，包括客观的叙述、主观的构建，都将成为媒介空间论的研究样本。
一些地理学家认为现象环境（真实的世界）与行为环境（我们根据文化代码和惯例所形成的对世界的感知）二者的结合，世界才获得意义。沿袭文化地理学理念的媒介空间论，打破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固有界限，将文化充分融入地理的景观中，并通过媒介的文字、视像、声音等手段来予以描绘。权力的层级关系、政治经济的地缘因素、性别之间的气质差异等等都能被纳入想象的空间中，被媒介绘制成为意义的地图。由于现实中的地理要素与这些文化层面的内容交织构成更为生动的图景，所以这些想象的地理比真实的风景更具有吸引力。
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提到某一地理场所时，往往不仅仅是指它所代表的某一空间位置，还包含了该地区所拥有的社会文化、历史、民族、群体观念，以及在这一地域内所含有的关于“他者”的信息。这些内容都是想象与真实交融的地理样本，并成为显著的社会空间形态。比如“非洲”这一概念，不只是让人联想到其所处的热带地区，非洲文明以及西方人眼中的“黑色的大陆”也是非洲文化印象的重要内容。
此外，不同的媒介样式对于相同的文化都会有迥异的再现方式与再现结果。因此，媒介本身也常常作为想象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在媒介的分布状况中，我们能从媒介的密集程度来透视一个地区的文化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从媒介的传播生态中也能发现各种生动的地理图景。例如网络媒介，它跨越了地域，重构了人们的日常与社会生活，重绘媒介图景，成为一道重要的媒介空间景观。尤其是当下网络中各种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s)，诸如facebook、微博等日益盛行的在线即时交往方式，更是构建起多样而且结构复杂的空间形态。第二节 媒介空间论的脉络梳理
要进行媒介空间研究，首先必须了解其依赖的理论框架——媒介地理学，并对其内涵及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缘起于文化地理学。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媒介地理学到了1985[9]年才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被提出来。媒介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视野，往往以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与角度来观照媒介塑造的世界。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所以被纳入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地图之中。而且媒介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其他相关领域相互交织与融合，并不能完全分清彼此的界限。文化地理学与媒介地理学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上又是晚近才出现的一个次级领域，在梳理媒介地理学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从地理学的研究状况入手，逐渐将那些模糊不清的边界尽力呈现出来。一、“新”、“旧”地理学的转向“地理学”(geography)一词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由“geo”（希腊文，意指大地），以及“graphein”（希腊文，意指描述）组成，即“大地之描述”。地理学的产生，并非因为人们好奇于地平线的另一端存在着什么而发展出来，而是因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关联的文化，使得人们产生了对自然认知的渴求。[10]而且，地理学的知识形式，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文化中。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运用地理学的思考方式去审视其他领域。
地理学从来就有一个广阔的范围，其自身的价值需要通过与其他研究领域相结合，进而表现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以此进行文化的阐释。不管人文地理学是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地理学的研究视野都不可能是纯粹自然的、理性的，而是与文化和其他社会现象密不可分。地理的关注包括历史积累效应、因人的参与而遭到抑制或扭曲的物理过程和生物过程，以及造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区别的文化行为差异。地理学本身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在自然与环境的表象之下，它还重视其中包含的文化与社会成因以及哲学意味。思想家康德及其追随者赫特纳便认为：地理学属于宇宙学，不是理性科学，是对宇宙的最深层的思考。地理的目标不是解释规则和确立定律，而是探索经验中具有时空结构的特殊性资料。于[11]是，时间和空间也被康德用作形塑其理论的基础结构。
1860年以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累积性的效果开始显现。工业革命之后促成的交通、通讯事业的发达，改善了人们之间的联系状况，也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研究对象。政治格局生动的反映出经济和地理上的变迁，于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创造了地理学新的空间视角。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生态学的思维模式和观点逐渐被引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等人都对当时以及之后的地理学研究贡献了新的研究方法。
19世纪末期的地理学具有两个方向，一是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一方向中，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互作用，界线并不鲜明。同时，因为新的交通、工业和城市化改变了地球原有的形貌，区域地理学也随之成为地理学科的研究中心，原有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已经式微。另一方向即对纯粹的自然地理的研究，例如德国地理学家徐律特(Otto Schluter)提出的“地景科学”( a science of landscape) ，旨在避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二元性，而专注于地貌、土壤及植物之间的关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库恩(Thomas S. Kuhn)提出以科学进步机制来分析现代地理学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激变，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也开始发生变化。此前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分析（regional analysis）、地景研究(landscape studies)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man/milieu relationships），已经无法满足现有的地理学需求。因为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互动的增多，社会空间秩序被地理学家所关注，“空间”的视角被引入地理学研究[12]中，这便促使了地理学的现代化。
社会与经济间的互动，影响着空间的分布，地理学也从此找到新的研究方向。1968年，古德(Gould)在《哈泼杂志》(Hapers Magazine)发表的一篇论文首先使用了“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一词，并对文化景观予以特别关注。次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所著《地理学的解释》一书中，使用新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不仅重视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理论的重要作用）解释过去十年来新地理学的发展。而英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以及自然地理学家理查德·休雷(Richard Chorley)通过新书[13]的写作，加速了新地理学的成功。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地域的复杂差异而增强。因此，约翰斯顿指出，现代人类生[14]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的空间差异。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之下，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地理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生活空间、社会意义与人本主义也成为新地理学的研究面向。地理学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已经被人们所关注，包括与主流地理学相对的女权主义地理学，以及以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质疑表述世界[15]的“精确性”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等等。二、文化地理学：文化空间的生产与表征
文化地理学专注于文化的流动、变迁和种种复杂关系，以及复杂关系中呈现的差异，这些都能给媒介空间论以启发。通过各种文化所标示出来的地点、空间与景观，与自然地理一样真实可信。这种描绘文化的视角，便是文化地理学，它也是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成果。文化与地理互动所产生的意义，远比二者作为各自孤立的个体所具有的意义更加丰富。文化，被当作是多样的、碎片化的事物，就更需要从地理的角度去进行观察与审视。
从一开始，文化地理学就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跨越了多种门类的知识与视角。在其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新”与“旧”的转变。例如地理学与人种学从一开始就是相互交叉的两门学科。文化地理学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16世纪拉菲托(Lafitau)或莱里(Lery)的人种学说，这些学说对新大陆中不同的种族、民族与风俗予以详细的描述。同时期的一些文学家们也用真实或虚构的话语来描述周围的文化与地理空间图景。真实与想象地理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得到研究。19世纪末，德国政治理论家拉策尔(Ratzel)出版《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hie,1882-1891)一书，书中借用达尔文学说中的某些视角，以生物学的观点去研究文化。正如生物圈中存在的差异和为生存而进行的争斗一样，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差异也通过不同的文化表现出来，并形成不同的“生活空间”。民族的文化与伦理差异得到了文化地理学者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的环境决定论，代表者为埃伦·塞坡尔(Ellen Semple)，认为各种文化的形[16]式是由于各地区的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的行为结果。
伯克利学派的创立者卡尔·索尔（Carl Sauer）则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深入地研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认为简单的生物类比或者单纯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解释文化间的差异。他所建立的伯克利学派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更为透彻，将文化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与物质人类学紧密联系起来，主要对新大陆和移民的文化传播与变化进行探讨。他认为，不同的文化创造了不同的农业系统、居住系统以及交通系统等等，而这些关系在物质地理景观中留下了痕迹。因此，关注自然环境便能研究文化。按照索尔的观点，文化地理学的任务便是研究“人类在自然身上打下的印迹”，或者“人类在风景上留下的记录”，而对“印迹”与“记录”的解读主要是通过确定文化区域的边界来进行的。对文化区域的识别在于景观、建筑、耕作技巧以及人口特征等[17]等。同一个文化区域内，文化的表现近乎同质化。
索尔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理学研究的方向，尤其是在美国。但是，其他的研究者逐渐对索尔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索尔过于偏重乡村和历史景观的研究，而忽视了城市的生活状况与文化特质。于是大卫·莱(David Ley)与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从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家（如帕克R. E. Park、伯吉斯E. W. Burgess）的研究中去探寻城市的文化景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索尔的某些观点并未完全遭到摒弃。杰克逊依循索尔的人文主义，继续关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研究对象的转变，空间与表征、权力与意义等更富有文化意味的内容逐渐成为地理学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的具体内容由杰克逊和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在1987年提出。前者在《意义之图》(Maps of Meaning,1994) 中对地理学思想做了全新的解释，转而支持文化政治学理论支撑下的地理学研究，更加关注表征和意义层面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单纯的地理现象。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Remond Williams)所倡导的文化政治学，为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不少的研究内容及理论支撑。而两个关键性问题一直被作为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即差[18]异的文化：意义、权力和抵抗；诗学和表征的政治。在城市的研究中，新文化地理学将生活方式看作构成文化的零星碎片，仍然运用“人种学”的方法论。同时，心理学尤其是行为心理学的思想被引入，使得人们又开始关注心理上的城市地图与世界地图，即头脑中的地理学成为研究的对象。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过于关注思想而不是物质世界，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实践意义。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内在的世界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成为文化与[19]地理学研究的样本，对于象征以及表现的研究成为重点与核心。
段义孚(Tuan Yi-Fu)和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曾通过人[20]与环境的关系来理解空间、地点等的地理学意义。大卫·哈维则认为他们对于人—地关系的阐述都是本质主义的，即人地关系适用于解释任何人、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而实际上，除了本质之外，差异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更为重要。不同的场所、语境都有着特别的内涵，并且体现着不同的权力关系。文化、权力与地点的互动，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地理图景。多种学说和领域的交叉，以及城市、乡村等生活区域的空间化呈现，由此产生的想象的地理和表征的意义则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不少地理学家借鉴社会学、物理学中的空间理论，将地理学引入更深的研究层面。例如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对地理学中的空间问题以及意义层次予以极大的关注，写作了“空间三部曲”，即《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21]程》以及《后大都市：城市与区域研究》，将空间理论作为研究城市的一种重要依据和方法，对真实的以及想象中的地理景观进行详尽分析。
到了晚近，地理学研究的中心才开始转移到社会群体，比如对女[22]性、族群等个性特征的研究。也就是说，群体、阶级以及民族间的差异同样反映出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地理学的多样性，不同的群体占据着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索尔所认为的人们平等占有文化区域的情况并不现实。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作用之下形成不同的空间。尤其是对一些边缘群体的研究，产生了主流与“他者”的激烈碰撞。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就对性别、种族等在文化中呈[23]现出的权力差异作了详细阐释。文化作为被忽略的元素而转变为中心的议题，也成为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三、媒介空间研究现有的成果与现状
媒介空间研究是媒介地理研究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梳理媒介空间的研究成果，需在媒介地理学框架下予以关注。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24]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地理“看”法。
尽管媒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将其与地理学相联系，并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视野，还是近期的事。前文已经提到，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一词在1985年才正式出现，并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将媒介以及媒介塑造的文化采用地理学的视角，以及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进行专门研究，并不多见。笔者以Geography of media作为关键词，在西文数据库Proquest-Accdemic Research Library搜索引擎中进行查询，并将结果限定在含有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 (Scholar journals, including peerreviewed)之中，发现从1975年至2010年12月，其搜索结果仅为425篇相关文章。就文章的研究主题来看，分别涉及种族主义、宗教、全球化、本土化、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特定的城市等内容，颇为广泛。但具体而言，并不都是从大众传媒呈现的文化样本中予以分析。也就是说，这些文章仍然是以文化地理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而非对承载文化的各种媒介予以特别的关注。以media space 为关键词检索，则得到46篇文章，主要探讨媒介技术的变革所引起的媒介内容、媒介再现方式等的变化，也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进行了再阐释。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媒介地理学中的“媒介”概念，可以理解为麦克卢汉所指的包括道路在内的广义媒介，也可以专指各种传媒。这两种意义上的媒介都可以与社会文化、地理空间相连，建构出丰富的文化地理样貌。本研究中的媒介地理与空间，主要是指传播媒介，但也会论及由更为广泛的物质媒介所构筑的地理图景。
媒介，往往被认为是与技术有关的概念。正是因其技术的成分，使之能够被用作多样化的传播途径。比如文字、图像、声音，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样式。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媒介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日增，加上人们对社会组织中空间的关注，关于媒介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兴盛起来。但是，从地理学这一领域来看，直接与媒介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1985年媒介地理学一词被提出时，相关的论文集于同[25]年出现。
其实，地理学家们在对地理现象以及文化表征等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会关注媒介中的文化样本。比如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以电影、电视、音乐、网络为例，描述了“成倍扩展的媒体空间”，实际上就是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书中将现代[26]的经验世界与媒体的关系用各种形式的空间形态进行了描绘。大卫·哈维则认为各种电影和摄影制造的影像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空组[27]织的变化，通过媒体形成的国际化空间在影片中无处不在。从电影提供的世界景观来进行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文化认知，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电影地理学(geography of film)。由于存在着与“真实”世界的差异，电影中所展现的世界样貌和空间格局受到地理学家的质疑。但他们也同样认为电影并非单纯的反映外部事物，而是[28]以影像的视觉方式提供意义的图景。艾肯与佐恩(Stuart C. Aitken [29]& Leo E. Zonn)所主编的《地方、权力位置与奇观：电影地理学》一书，对电影的观看场所、电影媒介本身以及电影中的景象所交织而成的复杂地理形式进行了探讨。莫利与罗宾斯(Morley & Robins)则更关注电影及其他电子媒介利用文本进行的文化生产。在《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景观与文化边界》中，他们认为，电影依靠视觉的表达不仅制造出了电影故事，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出了有关认同的文化政[30]治，因为拥有不同地域背景的电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地理形式。
社会中出现的某些戏剧化的文化事件，还引发了关于“奇观地理学”（geography of spectacle）的研究。文化庆典、博览会、运动竞技、主题公园等等，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空间景观，经过大众媒介的放大，就成为一种充满诱惑性的“奇观”。当然，“奇观”并非只是单纯的影像，而是被媒介所反映的人与人、人物与之间的关系集[31]合。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奇观社会》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按照“奇观”概念所建构的媒介社会与消费社会。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则更为具体地展示了大众媒介文本中的奇观文化，并对媒体奇观中所透视出来的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等问题[32]进行了剖析。
具体来看，媒介地理学的视角涉及到人们观察事物的多个方面。最为明显的是人们视觉上的地理和空间感知。因此，研究者会将影像作为一个关注的重点，注重地理景观的视觉表达。空间、地方、自然、景观、身体、城市的视觉化表现，还可用以检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建构。在这类研究里，视觉影像往往被视为制造社会意义的手段，并与历史和地理特性相结合，对影像的生产进行诠释。例如大卫·哈维认为电影与摄影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空组织的变化[33][34]，而科斯格罗夫则将风景画视之为资产阶级的观看方式。这些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的地理景观，实际上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反映。
此外，科斯格罗夫还认为某些特殊的景观会提供给人们一种观看位置，而这种观看位置也是一种社会位置。例如，在西方主流社会中被默认的便是资产阶级白人男性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电视、电影、广告等感受到这一点。性别的社会差异被地理学家作为一个研究面向予以关注。以琳达·麦克道威尔(Linda McDowell)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对社会空间占有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权力的不平衡进行了大量研究。她于1999年主编的《性别、认同与地方：理解女性[35]主义地理学》，深入探究了地理学与女性主义交叉所展示的新型景观。她的单篇论文《妇女、性别与空间组织》则将空间理论纳入其女[36]性主义研究中。而在《女性主义理论与性别地理学》一文中，皮特（Prichard Peet）作为一名男性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女性主义与地[37]理给予关注。
地理学的男性主义标榜一个全知的视角，以此对他人进行评判。而这个视角制造出视觉化的语汇，通过影像来进行性别空间的塑造。比如女性被表现为外在的性感和内在的温柔，男性往往在视觉上比女性更为强壮。这种性别特征的对比在都市景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看”与“被看”的角色也被固定在各自的空间中。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技术媒介与人体相结合，提出“电子人”(cyborg)的概念，以审视当前在媒介（尤其是电子、网络媒介）以及[38]父权视点作用之下被动的女性生存空间。
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到更为细致的领域。有研究者就从媒介与地理等方面对艾滋病的媒介呈现进行了分析。媒介在传播或者阻碍因流行疾病引起的公共情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往往涉及到性、性别所构建的地理空间。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中，可以透视出人们对地域以及相关文化的认知。例如对于最初发现艾滋病的非洲，在媒介的描述下，它成为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区域，甚至是“白人的坟墓”，对美国而言，是“国家卫生安全的威胁”。而后期的媒介报道，增加了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含量，并且在图片、影像资料的选取方面，媒介采[39]取不同的角度，非洲大陆随之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台湾在媒介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当然，大多数的研究仍然是在文化地理学的框架之下，涉及某些视觉或文字媒介对空间的塑造。其研究成果涵盖了城市、性别、同性恋、社会权力、消费等方面，而且多从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学者王志弘译介了大量国外著作，他本人也从媒介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空间和地理景观，如《影像城市与都市意义的文化生产：〈台北画刊〉分析》（2001）、《流动地景与时空操演：台北捷运系统与都市经验》（2000）。刘纪蕙主编的《他者之域：文化身份与再现策略》（台北：麦田出版，2001）收录了研究电影呈现地理及文化景观的多篇论文。由于台湾新电影的叙事背景与台湾的地域、地方感等联系异常紧密，所以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的电影作品经常被用作研究者进行媒介地理分析的样本。此外，更多的广告、建筑等作品也与影像向联系，成为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如颜忠贤的《影像地志学》（台北：万象出版，1996）、李清志的《建筑电影学中空间类型的比较与解读》（台北：创兴出版，1996）等。
国内的媒介地理学研究主要涉及媒介技术（如网络）带来的地理形貌的改变，以及具体的媒介文本所透视出来的地理层次。邵培仁在一系列论文中论述了网络对媒介地理形貌的颠覆（《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2002）、媒介产业与城市的关系（《论中国媒介的地理集群与能量集聚》，2006），并对媒介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行了探讨（《媒介地理学：正当性、科学性和学术坚守》，2006）。陈晓云的《城市电影研究》系列（1990-1992），陈卫星的《再现城市：影像意义和空间属性》（2005）等文章则可以视为以电影媒介为立足点，对城市中的人群、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图景及空间关系进行的研究。
从这些针对媒介或者文化进行的研究来看，虽然部分论文没有使用媒介地理学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是运用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对经济、文化、政治、日常生活等领域进行分析。因此，尽管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多，但这种研究视角已经存在，并且具有几个大致的研究方向：第一，媒介产业化之后形成的经济地理形式。一些大型媒介集团（如福克斯、贝塔斯曼、维旺迪等）建立，它们跨越不同形式的媒介形态，同时，还将触角伸入不同地域，多样化的媒介地理格局随之产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些媒介集团更能显示出其对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支配作用与影响力，以及对于媒介空间的重组能力。第二，当承载着文化的媒体通过全球化、跨地域的扩张之后，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资源优势和媒介霸权，也会由此产生文化强势与弱势的对抗。尤其是西方的价值观对东方世界所造成的后殖民主义影响，以及由于人口流动、媒介侵袭导致的文化交叉地带所呈现的复杂情形，往往产生矛盾、冲击与对抗，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意义不可忽视。第三，对于媒介文本呈现出来的地理，人们的感知往往会受到影像以及文字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由于各种媒介形态作为中介而呈现出复杂的层次。尤其是电影、电视中的地理常常被用作媒介研究的样本。经由媒介的作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元素常常被加入其中而影响人们的感知结果。第四，除了视觉影像之外，人们还留意其他感觉的影响。“音乐地理学”(geography of music)中，音乐借助声音媒介，制造出不同的对情绪、场景的模拟与描述，从而制造出意义丰富的音乐空间。除此之外，对感觉的运用还延伸至味觉、嗅觉等，例如连锁餐厅的设计，实际上都运用了媒介的技术来达到经营者的目的。第五，网络以及数字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地理格局形成不小的冲击。原有的物质地理空间被颠覆并重建。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了有关地理的新的隐喻。当然，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具有吸引力的是远距离或虚拟时空的媒介传输将构建起一个与常态社会相对应的空间。而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其所有的知觉系统和切身的体验将与新的技术相融合，从而产生更为复杂的地理样貌和人际关系。因此，媒介对于地理的反映并不是简单机械的描写或者肤浅的再现，而是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形塑。我们可以从中获知想象与真实交织而成的多样的地理版图。
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媒介地理的关注涉及到多个方面。而本文选择城市作为研究的对象，便是希望能够更为具体地进行媒介空间的探讨与分析。毕竟，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形态，对于城市的感知，极大地依赖于直接的感觉元素和媒介提供的时空要素。第三节 城市：无法绕开的媒介空间样本
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现在住在都市地区。联合国的预测指出，[40]未来30年中，这个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二。作为人类的一个重要处所，城市一直都是被关注的对象。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托马斯·莫尔、欧文都等人，他们都对城市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而对于一些西方作家而言，城市常常会成为批判的对象，饱含着欲望、罪恶。例如加缪(Albert Camus)，他将城市（鼠疫之城奥兰）视为现代文明制造的[41]一个空虚世界。而在本雅明（Walt Benjamin）的眼中，城市（比[42]如巴黎）则是一个可以欣赏、梦游、怀旧与陶醉的地方。
相对于这些主观的描述，约翰·斯透(John Stow)对城市的阐释被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定义之一。斯透说道：人们为了追求正直和利益来到了城市和联邦……良好的举止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城市化的象征，在城市中，我们显然比别的地方看到的文明现象更多[43]些。芒福德也对城市的存在意义做了说明，他认为城市的社会意义[44]在于区分社会劳动，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更是文化进程。
一直以来，城市都激发人们“看”的欲望。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通过透视法再现城市，使观者“开启了天目”，而今日复杂的城市景观成为人们观[45]看城市的驱动力，它们创造着读者，并使得城市可以被解读。一、作为生活空间的城市
在社会学领域，城市是空间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城市的发展使得人在其中的位置、行为方式以及空间间隔等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路易斯·沃尔斯(Louis Wirth)将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城市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因为城市不仅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居住空间和工作场所，而且它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启动和控制中心，它把世界上最遥远社区的人拉入到它的轨道中，把这些千差万别的地区、人群和行为编织到同[46]一个宇宙中来。”
从沃尔斯的论述来看，城市是具有极强的凝聚力的。城市生活方式是当代社会生活的特点，而不仅仅是那些城市中人的特殊行为。人们进入城市的空间，便需要按照特定的行事方式以及价值标准对自己以及旁人做出约束。虽然很多人在城市里生活，但是人们之间的联系却是短暂和局部的，高度的流动性导致了这种脆弱关系的形成。大部分的人际交往都是社会性的反映，人们介入其中并不是为了关系本身，而是将其当作实现其他目的之手段。那些有着显著特色的社区、传统类型的家庭模式以及由地位阶级、种族文化、习惯风俗等构成的空间关系，会随着复杂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发生变化。
当然，沃尔斯的观点也被认为有局限性，过于夸大了现代城市中的非个人化特征。建立在个人化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也并不少见，比如亲戚与朋友圈、邻里社区等。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各种亚文化会逐渐发展，个人也不会在社会环境中被淹没。宗教、种族、政治以及其他文化有利于形成不同的亚文化空间。来自于相似的语言和生活背景的人组成新的小型社区结构。所以，城市虽然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人们的行为往往体现出非个人化的特质，但人际关系的创造与之并不矛盾。城市生活中，陌生人的相遇与更为亲密的家人朋友间的私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爱德华·克鲁帕特(Edward Krupat)指出：城市中因为缺乏结识的机会和环境，人们日复一日在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咖啡馆或工作时经过的门厅相遇，但他们从来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一些人因为缺乏社交技巧或动力，可能会完全被排斥在外。但也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由于陌生人的多样性，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朋友，同时还有城市生活方式和兴趣上的广泛性，人们确实能从外部进入到城市中来。而且，一旦他们进入到一个群体[47]和网络中，扩展他们关系的可能性就会极大的增加。因此，在城市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被塑造的，社会空间也可以被构建。根据城市化的理论，城市化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主性的过程，而是深受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影响的过程。
卡斯特尔将城市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地点，即城市区域，而且把它看作是集体消费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机会。卡斯特尔强调弱势群体为获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城市的生态并非只包括土地、环境等完全自然的过程，还涉及到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权力关系等更为复杂的因素，它们都将影响城市的结构以及存在状态。而且，在现实的城市结构之中，大众媒介充分地介[48]入了各个环节，并将其作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无论从城市本身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来看，还是就城市中充斥着的各种媒介而言，我们在媒介研究中都必须重视城市这一样本。二、作为消费空间的城市
如果说作为生活空间的城市浸透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那么作为消费的空间则体现出不同的样貌。随着传播与资讯时代的来临，现代人，尤其是身居城市的人，所具有的特性之一便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名消费者。商业的兴盛使得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的消费，已经成为现代人每日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城市是一个消费行为的集中地，汇集了常居或者来自其他各处的人流。大众媒介促使人们在阅听行为中加速物质与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
消费的观念在当下社会中大行其道，而媒介不断再现消费社会，并鼓动人们去消费物质或非物质的东西。一切原属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产品，都可以在媒介中成为可供消费的对象。受众使用媒介的行为也成了日常消费的一部分。媒介的使用与日常消费这两者再也无法分开。在人群集中的城市里，由于媒介的易得性与普及性较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避免接触媒介，并且会形成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城市中的媒介无孔不入，已经渗透进城市生活，形成极为细致的脉络。所以媒介便有了更为复杂的身份：既是人们消费的对象，也是其他消费行为的中介。
城市作为一个“陌生人的世界”，由于地域的区隔、生活方式的程式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际间的交往。各种媒介作为中介，使城中之人可以互相了解彼此；媒介也能作为催化剂，将人们集结到一个共同的消费环境中来。城市营造出丰富的媒介环境，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限制或者引导。那些琐碎的、隐匿的、随性零散的、有意而为的，或者已经成为习惯的消费，在城市里随处可见。而城市本身作为消费的主要情景与背景已经融入消费的过程。电视、广播以及户外的广告直接告知人们进行商品选择的目标与方式；时尚休闲类节目则将消费标准与价值观念编织到内容之中，试图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嘉年华以及节日的商业化更是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并促成消费行为的实现。
消费社会中的城市，已经不再只是真实的物质实体，在深入城市神经的媒介之中，逐渐呈现出超现实的、虚幻的表面世界。虽然消费行为并不只在城市中发生，但无处不在的媒介使城市成为人们消费的理想场所，同时也促成城市与媒介之间无法割裂的紧密关系。三、作为媒介集中地的城市
从人类的早期传播活动开始，城市便与文化、媒介结成了统一体。在报纸最初的诞生地罗马、威尼斯以及奥格斯堡等欧洲城市，手抄小报、新闻信、新闻书等简单的新闻纸开始出现，虽然散播的信息样式[49]单一，却催生了媒介机构与媒介从业者。媒介从这时候起，便与城市的发展交织，一方面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建构城市的外观和人们的生活体验。传媒业的发展与城市相生相息，随着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通讯设施的完备，不断孕育出日趋成熟的信息传播媒介与传媒系统。媒介的发达与否与城市化进程不无关系。以美国早期的报业发展为例，1630年，当一批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时，并没有随即诞生刊载信息的出版物。移民了解外界事物均依靠口口相传，或者阅读海船从英国带来的报纸。当殖民地经济发展之后，教育和文化传播自然成为需要，信息的交流才显示出重要性。波士顿这个当时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很快就成为《波士顿新闻信》、《波士顿公报》等报纸的集中地。而后，随着殖民地经济逐渐成熟发展，费城、纽约也先后成为报业中心[50]。
正如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民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的发展经历相类。城市社会经济政治的繁荣催生活跃的媒介市场。当今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样也成为媒介产业的温床。从国际来看，纽约、芝加哥、巴黎、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其传媒业也非常发达。不仅媒介林立，而且竞争激烈。伦敦的“舰队街”曾被视为英国报业的代名词，全国性的高级报和大众报馆林立，虽然随着2005年最后一家媒体——路透社从舰队街迁出，往日的报业繁荣景象不再，但是这些媒体没有脱离城市而发展，仍然以伦敦市这个政治经济中心为基地。从国内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等大城市，形成了几个突出的媒介中心以及媒介产业集群。信息的收集与发布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不仅需要专门的从业者，更重要的是通过印刷、邮政、通讯等部门的共同作用，才能营造出一个合理有效的传媒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不仅是一个反映者，还是一个促进者。大城市相比小城市而言，其城市化的程度更甚。正如卡斯特尔所说：大都市就像它所处的国家或地区中心的[51]一块巨大磁铁，大都市容纳并吸引了密集的人类活动，包括政治、传媒、通信、金融和生产活动。
城市中的媒介集中程度可视为城乡之间的差别之一。一方面，媒介的发展需要技术支持，采编、印刷、排版，以及邮政、交通等设施只能在城市中才具有相应条件，而城市居民大多具有一定的媒介识读能力和媒介消费能力，由此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媒介受众群。另一方面，城市也是国事活动、社会新闻、体育赛事等媒介内容的集中产生地，能够不断地出产新闻素材。媒介文化与城市文化是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城市中的一切事务都可能进入媒介的视野，成为其构成要素。
同时，媒介也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分布来看，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媒介如此集聚于城市之中。无论是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社、电台、电视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城市是理想的媒介集中地。如前文所述，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消费，大众社会已逐步变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由于现代技术和商业的发展使得消费的领域几乎在无限制地扩展，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渗透性。而大众传播媒介正好顺应了人们的消费口味，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制造了消费的趋势与潮流。在当下社会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外，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向人们灌输城市的消费与生活观念，强化大众消费社会的价值标准，从而影响了城市与乡村的人口流动和地理外观。
从社会进程的层面看，尽管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但大众传播媒介在城市社会变迁中担当的角色却不容忽视。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城市的边界也被逐渐拓展。虽然电子媒介与网络将媒介的触角不断延伸开去，但其根基仍然在城市之中。
无论是在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还是社会、媒介发展历程中，城市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物质实体。在社会与文化领域，城市不仅是生活空间、消费空间，同时还是媒介的集中地。当我们在媒介空间的理论下检视媒介文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时，很难绕开城市这个样本。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不同的城市样本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解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力作用下，城市与媒介便形成各种地理和空间意义。因此，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受到关注。[1] Jackson, Peter.(1994) Maps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p22.[2]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3]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4]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5] 袁德领：《黄沙直上白云间——王之涣〈出塞〉诗钩沉》，http://www.dha.ac.cn/shidaifengcai/yuan/baiyunjian.html[6] 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体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黄丽玲译，载于James Curran, Janet Woollacott编：《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3-122页。[7] A·J.汤因比、G·R.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王少如、沈晓红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7页。[8]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01-207页。[9] Johnston, R. J.,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eds).(2000). The Human Geography (4th ed.) Oxford: Blackwell. pp.493-494.[10] 保罗·柯拉法乐：《地理学思想史》（第二版），郑胜华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6-7页。[11] 保罗·柯拉法乐：《地理学思想史》（第二版），郑胜华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66页。[12] 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6-155页。[13] 原文如此。见保罗·柯拉法乐：《地理学思想史》（第二版），郑胜华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64页。[14] 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7页。[15] 美国国家研究院、地学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地球科学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编：《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与社会的新关联》，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16]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5页。[17]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6页。[18]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19] 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8-223页。[20] 同上，第233-236页。[21]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1989), Thirdspace: Expanding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1996),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2000).[22] 唐晓峰：《文化转向与地理学》，《读书》2005年第6期。[23] 详见《渴望：种族、性别与政治》一书。Hooks, Bell.(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24]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25] Burgess, Jacquelin and John R. Gold (eds.). (1985). Geography,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6]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99页。[27] 大卫·哈维：《后现代电影中的时间和空间》，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73页。[28] Browne, Ray: Book Review: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Bowling Green: Fall 1994. Vol. 28, Iss. 2; p. 215.[29] Stuart Aitken and Leo Zonn (eds).(1994)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Lanham, MD: Rowan and Littlefield.[30] 参见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1] 即Guy Debord,(1967)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32] 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3] 大卫·哈维：《后现代电影中的时间和空间》，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73页。[34] Cosgrove, Denis. (1989) Geography is everywhere: culture and symbolism in human landscapes.In Derek Gregory and Rex Walford (eds.),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Totowa, NJ: Barnes and Noble Books, p118-135.[35] McDowell, Linda.(ed)(1999)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36] McDowell, Linda(1989):Women Gender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pace, in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eds). Derek Gregory and Rex Walford. London: Macmillian.[37] Peet,Prichard. (1998)Feminist Geography and Geography of Gender,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38] Haraway, Donna.(1991)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pp.149-181.[39] Johnson, Karin E .AIDS as a U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Media Effects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Mar2002, Vol. 2 Issue 1, p81, p16.[40] 曼纽尔·卡斯特尔：《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译，载于《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41] 参见加缪：《鼠疫》，顾方济，徐志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42] 参见沃尔特·本雅明：《单向街》，陈永国译，载于陈永国等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402页。[43]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是什么》，张艳虹译，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44]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45] 米歇尔·德塞都：《走在城市里》，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46] Wirth, Louise: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p44.[47] Krupat, Edward,(1985) People in Cities,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its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48] 曼纽尔·卡斯特尔：《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译，载于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49] 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2页。[50] 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51]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0页。第二章 城市地理的空间识别要素
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在我们之外的空间，恰好在其中对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进行腐蚀的空间，腐蚀我们和使我们生出皱纹的空间，其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在其内部人们有可能确定一些个人和一些事物的位置的真空中。我们不是生活在流光溢彩的真空内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1]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能叠合的位置。——米歇尔·福柯
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将城市格局直接与空间相联系，他强调，城市与建筑一样都是空间结构，而且需要长时间才能感受。同时他指出城市的“可识别性”十分重要，可以被识别的城市部分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图形一定要清晰可见，于是区域、道[2]路与标志等等就构成了识别城市的符号。
媒介的呈现方式如文字、声音、影像等，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跨越性，能够恰当地反映城市的识别符号。因此，媒介正是实现城市“可识别性”的有效手段。当媒介与地理的最基本要素即空间、地点与景观相交织，就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了解城市地理样貌与文化特质的途径。所以，如果结合媒介文化以及城市中的媒介形态，对城市空间涉及的基本元素进行阐释，将会得到与道路、街区、标志等不同的关于城市空间的解读。第一节 城市的空间状态
较早对地理学的空间感予以关注的哲学家康德指出：地理学和历史学充填了我们的四周，地理学所讲的是空间，历史学所讲的是时间[3]。虽然后来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这样的二分法，但是，从空间角度对地理学进行哲学思考，康德无疑提出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20世纪后半叶最为引人注目的地理学界的动态之一便是“空间转向”。人们对于历史和时间、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关注转移到了空间上来。城市建筑、设计和构造，以及对城市外观的反映，都受到了空间理念的影响。文化研究与地理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使得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从稳定静态向多元流动的特征转变。在城市中，人类空间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自然与外界的硬环境之外，地位阶层、种族文化、风俗习惯等也使人们产生不同的聚集空间。这类空间不仅是地理上的，同时也是心理上的。而且媒介在其中也能够起到空间聚合与分散的作用。盖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认为，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空间感，表现为彼此之间的地理或者心理的距离。人们[4]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被感到是空间的填充。爱德华·霍尔也根据人们彼此交往的相对距离关系绘制了不同的社会生活中个人空间（personal space）的图景。空间是多义的，它并非一个简单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经济现象和心理现象的综合。空间是如何构造的，它如何被体验，都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密切相关。而且，随着外界环境、媒介的作用以及人自身的变化，城市空间不断被拆离与重组。因此，空间是有形的，却不断发生变形。一、空间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
爱德华·苏贾指出：空间是一种语境假定物。从唯物主义的视野[5]来看，一般意义上的空间都表示了物质的客观形式。无论是哲学的、理论的，抑或是经验的空间分析，无法避免以物质形态来描述空间的样貌。这种物质的空间观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对空间的判断。比如人们用“社会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等词汇时，往往会与人类行为的意义相联系，但“空间的”这一术语，则会唤起一种物质的或几何的意象。因此，苏贾认为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6]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
从牛顿的空间观来看，他所代表的古典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就像容器(container)。与时间一样，空间是一种物理事实，不受人们感知方式的影响，其结构也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固定的结构给每一个事物一个特定的地点，这样就赋予了万事万物不变的空间特性。古典的空间和时间一起构成了事物活动的背景。牛顿1867年在其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绝对的空间，其自身本性与一切外[7]在事物无关，它处处均匀，永不迁移。他将空间作为事物运动的一种绝对的不变参照系。牛顿的绝对空间理论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影响着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以及认知结果。之后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则打破了人们将空间作为静止的背景这一看法。空间并非是均衡的、连续性的，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而这些关系的连接方式也并没有固定的形态。事物在相互关系中组成了各异的空间格局。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在此遭到了否定。
空间包括了多种形态。其中，以社会为基础的空间，是由社会组织构成的一种人造的空间。在地理学意义上，空间是一种物质的固定形态，同时也是各种地理景观的投射。例如城市的“中心区域”，可能是在特定的经济理性作用下形成的，而当这种环境条件不存在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用另外的方式来观察既有的空间。因此，空间的意义随时发生变化，会受到人们的经验和外在条件等的影响。
由于空间本身属性的多样，所以当我们论及空间时，往往会有不同的视角。需要注意的是，空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多种环境和因素相连，并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我们将空间视为固定的、可以量化的、绝对的实体而予以一味的形式化，则无法还原空间的多样性以及世界的本真意义。空间不是封闭的，它是开放之境。地理边界的渗透、损坏和拆分，将引起空间以及场景的改变。在地理学中，我们应当注重城市空间格局的分布，从空间的概念、符号以及意义等方面出发将其流动的本质呈现出来。同时还需考虑城市中的人以及城市的环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人的生存与认知过程、环境的外部影响，对于城市的特定空间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观察者如何描述地理空间，传达什么样的地理信息，在现今新型的传媒技术时代如何进行地理空间的划分，这些都是社会文化领域内重要的问题。城市中的空间感知除了环境为人们提供的现实印象之外，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空间的种种思考和观念也将影响对空间的解读。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中，对空间与地点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伯吉斯便注意到城市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提出了同心圆理论。他认为城市可以被看成是由若干同心圆环所组成的物质空间，每一个圆环又被分成若干分区。在不[8]同的空间区域内存在入侵和交替。对于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城市的空间与地点会组成不同的景观。城市的感知，取决于感觉中的元素和与其相关的时间与空间组合。
正如前文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地理学的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基于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信仰等的差异逐渐受到重视，并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权力、人际关系等都影响着城市空间以及景观意义的形成。既有的空间秩序被发现，又再次被颠覆。所谓“中心”与“边缘”的界定，会随时因为经济格局的变动、传播手段的发展以及社会集群的重组等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流动性与差异性成为地理学中不可忽视的特质。文化背景、社会差别、文本与话语、景观的隐喻与阐释等，加上媒介的中间作用，使得城市空间的组成更为复杂，因此文化对于空间的塑造和人们的认知体验就更为重要。原先的纯粹物质化的空间系统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文化与社会格局，而且“全球化”、“个性化”等外在的因素更增添了空间的层次感。所以，作为地理学的基本构成要素，空间话语和秩序的建立总是一个变动的过程，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视角去进行空间的解读。二、空间的层次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空间变得更为立体多样。英国人文地理学者多林·马西(Doreen Massy)曾经以地质学作为隐喻分析历史和空间。她认为地理学不可只看地表，在政治、资本、意识形态作用之下形成的社会关系会堆叠出种种地层组织，产生我们看得见的地理空间[9]形式，而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之中，观念、表象和意义不断变化，随之建构起来的社会与城市空间呈现出多面性。人们对空间向度的思考，一方面将其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记、被观测、被解释；另一方面，它又是精神层面的建构，是关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等意义的阐释，往往具有观念形态的特征。而这些物质的或经验的空间，都有着各自的外在表现与特征。对这些不同形式的空间进行分别了解，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掌握城市空间的结构，进而掌握其在各种环境和视野中呈现的不同景观。在空间的层次上，爱德华·苏贾进行过极其透彻的分析与阐释。而我们也可以将其引入城市地理与媒介空间以做更为细致的解读。（一）第一空间：可感知的有形世界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对这种物质空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关注，其视角是广泛的，探寻的深度也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他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置于对社会空间的观察与分析当中。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还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物质属性，但它决不是与人类社会实践不相关的孤立存在。因为空间还具有精神属性，包括国家、社会以及日常生活，还有经济、政治等意义。当然这些属于精神层面的空间形态和社会意义并不能取代其作为地域空间的物质属性。它的认知对象便是那些可以采用实验和观察等手段直接进行把握的空间形态。缘于物质的地理环境而建造起来的空间系统都[10]属于这个范畴。城市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指标来进行衡量。
毫无疑问，第一空间偏重于物质性和客观性。包括自然与人的关系、环境地理学等，都是在第一空间中呈现的物质内容。如果将其作为经验文本，则通常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解读：一是通过外在的感知对空间进行具体而准确的描绘；二是从社会和心理角度进行分析，以阐释更为复杂的内部空间。例如城市一方面可以从街道、建筑、道路等外部形态去进行规划，另一方面则需要探究其城市人群所形成的复杂关系。
第一空间是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物质区域来进行识别的。即便是以文化为核心结成的空间系统，也能够通过民族以及地理景观的差异而呈现出具有差别的外部形态。文化的多样性被随意地添加到了地理的差异之中。实际上环境和自然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因素，而是整个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空间中的各个部分都是一个整体，由于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发展的推动因素。不可否认，物质的手段可以对第一空间中的某些环节进行客观和准确的测量，比如空间的范围及环境构成。但正因为人的存在，使得这类空间显得并不单纯，而且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文化的印记。所以，对于空间的认识就必须突破纯粹理性和机械的测量手段，从而注重文化的影响，并使用多角度的评价与解读。（二）第二空间：变动不居的意象世界
相对于真实的、有形的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的认知则是对第一空间所塑造的客观性质的反动。简单说来，就是用艺术对抗科学，用精[11]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可感知的、客观的空间要素在第二空间中已经不再重要，话语的构建成为第二空间形成的关键。想象地理学中的观念被投射到经验和主观的世界，对于第二空间的阐释便带有了更多的反思性的、个人化的特征。而哲学、艺术以及文学部分的领域正是以这种第二空间为主要表现对象。意象与构想的世界，包含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为媒介提供了可以表现的文本。
第二空间的本质被认为是相对的、抽象的，不容易被客观的测量手段所把握，而且其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也是引发争议的原因所在。由于意象世界在现实空间中无法找到直接的对应物，对其所进行的描述往往被认为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因而其真实性受到质疑。但这些根据想象而构建的空间也是一种现实的可能状态。正是因为它所展示的仅仅是可能性，无需用现实的手段去衡量和触摸，于是给人们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景象。比如对于心理状态的展示，文学作品中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将那些在现实中无法触及的纯粹精神状态的内容用文字、图像等方式加以展现。艺术创作中的音乐则更是能够凭借音符的交错来创造各种流动的景观与意象。
乌托邦作为第二空间的极佳例子，呈现的便是这样一个想象的世界。它是人类对于遥不可及的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和描绘，也是第二空间中最完美的极致形态。虽然并非仅仅出于对空间的空幻搬弄，但它至少并不真实在场。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乌托邦的构想或许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但是它毕竟在现实生活中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场所，它无法占据真实的空间，却又不断地引发人们的遐想。所以，在文学、哲学等领域都对乌托邦这个想象中的世界无限神往，并予以了充分描述。无论人类距离这个假想的空间何等遥远，它总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让人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或批判，或执著于维护这个虚无的假想空间。德塞都认为，当今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中世纪甚至更早时期[12]人们对城市未来的想象，虚构的城市图景变成了现实。乌托邦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勃勃的生气，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根本不值得一顾的(A map of the world that does [13]not include Utopia is not worth even glancing at)”。
现今传媒技术的发达使得更多的第二空间呈现出来。原先存在于文字和图画中的乌托邦，可以借助更多的媒体手段让人们有更直观的体会。于是，在当今的地形图中，诉诸观念和想象的第二空间也有了多样的物质承载方式。尤其是在影视作品里，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到那些存在于幻想中的世界。随着这些承载方式的变换与随意的组合，空间的意义也不断得到拓展。当然，对于第二空间这一依赖于想象和观念而存在的形态，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寻找到真实的和物质的表征，所以，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之间的界限并非一目了然。它们相互之间边界的模糊性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精神世界由于其意义的无限与变幻不定而具有吸引力，但人们对第二空间的解释往往又希望借助于物质的表征形式，这便使得两种空间的交叉在所难免。（三）第三空间：物质与经验的交错地带
第三空间的概念由爱德华·苏贾提出。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中，他阐释了自己对第三空间的理解。他认为，空间不仅是可以被标示、被测量的物质存在，同时还具有精神属性。之所以用第三空间的概念，是为了重新评价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他将物质和精神的维度都包括在内，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开放的视角，开启了一种新的空间思考模式。
第三空间是对前二者的解构与重构，其重新注入的一种空间可能性已经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否定与批判，更重要的是在质疑的同时也重构了空间的意义。主体与客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等等都交织在第三空间。第三空间可谓包罗万象，其本身与我们观察第三空间的视角和立场，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由于任何关于空间的投射或者叙述都经过了中间环节或者媒介的作用，这使得媒介在第三空间里尤为重要。因此，在讨论空间的过程中，媒介的特质及其自身形成的空间也成为第三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语言、文字、图像或者声音的媒介表现样式，可以构筑起具有差异性的空间文本。每一种不同的媒介都能确立各异的观照世界的方式，都拥有各自的传播范围和解读群体，并勾勒出令人信服的地理图景。城市中的文化、性别、政治、种族、权力等等，经过媒介的作用让人们获得各种空间体验。
用以反映城市的媒介本身也呈现出一种空间状态。它有着自身的叙述方式和存在规则。作为物质与精神兼具的第三空间，在其表现的文本中，媒介作为载体也具有文化意义。即使是同一时间呈现，只要通过媒介的记述，便有了先后的次序以及上下左右的相对位置。无论是用语言还是视觉符号，都无一例外地按照固有的程式对空间进行描述。当然，由于媒介不能置身物外，而第三空间又具有流动不居的特质，所以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精确和客观地反映开放性的第三空间。
实际上对于第三空间的理论和认知的坚守，就在于其彻底的开放性，这个蕴含了无尽想象的空间，任何希望将其用具体的文本进行阐释的努力，都无法完全实现。正由于空间是物质与精神的交错地带，作为表现工具的媒介也无法摆脱其主观的叙述。人们能够运用不同媒介手段进行思考和交谈，这个过程就会建立起不同的心理空间，无形中制造了更为广阔的想象余地。对于空间的描述不存在全知的视角和表现方式，再精心的观测都无法获得全景式的体验，因为任何媒介在展现空间景观的同时，自身都成为空间的一部分。三、空间感的转变：电子媒介带来的地理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直接生存体验是通过空间感和对场景不同程度的参与来实现的。空间感是人对物体进行定位、测量尺寸和距离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从来都是不确定的，它们依赖于感知者的状况。[14]同时，对于空间的解读，往往取决于观察和描述的方式。城市空间中的区域划分，让人们能够辨别和使用不同的交流手段。城市中的空间多种多样，并与不同的路径交织，形成一个个地点的集合。但是，媒介的介入，尤其是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作用，使得空间感发生多种变化。所以媒介技术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外，也影响着人们对时间空间的建构与认知。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就认为意义是由诸如电视节目中的意象流(flow of images)所创造的。世界的大部分变成了一种虚构的领域。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是对媒体形象而[15]不是真实的人或地点做出反应。（一）地球村的空间隐喻——麦克卢汉的媒介地理想象
在麦克卢汉之前，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关注媒介技术的时间或空间偏倚。而麦克卢汉对空间的研究，则承继了英尼斯的思考。电子媒介作用下的地理空间被麦克卢汉比作“地球村”。作为一种地理上的描述，“地球村”一词极为形象地展示出电子媒介所构建的空间状态，同时也是麦克卢汉对媒介所产生影响的空间想象。各个城市之间的连接日益紧密，又再度回到村落的地理格局。在物质的地理空间之中，由于距离的远近、自然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地理上的差异围绕着时间和空间而呈现出多样的状态。从游弋不定的洪荒时代，人们通过徒步的迁徙跨越地域的边界，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往往凭借亲身的体验和实地考察，从而获得直观的空间认知，对这个时候的人而言，直觉与观感决定了人们对外界的理解程度。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方式。“媒介即讯息”不断被人们提及，但在地理学的领域再次强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人的延伸”的各种媒介，将人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眼睛所不能看见，耳朵所不能听见，手不能触碰的地方，都借由媒介得以展现。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后，信息的传播瞬间便达千里之外，事件的发生与传播已同步化。电子媒介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密，而且传播中对地域的突破表现得更为明显。新的媒介样式促使了“地球村”的形成，全球时空已经缩小，人类再次结成联系紧密的小社区。而网络媒介的兴盛，信息传递的即时性更是被发挥到极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更加充分。网络不再只是信息的载体，也是社交与人际空间构建的重要方式。当“地球村”形成，原先依赖于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地理空间，变得不再边界分明。但不可否认的是，麦克卢汉对于这个世界的描述，在当时只是一种预测和构想，而今已经完全成为现实。地球村，正是对于当前媒介与社会交织所构成的传播格局的生动再现。这个大型的村落，最大限度地将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乡村与城市、民族及国家的间隔清除，突破了现实的物质条件限制，经由电子媒介的触角建构起经脉复杂的庞大空间。时空的差别被新媒介的意义所掩盖，人通过技术变迁获得感官的延伸，在地球村的广阔空间中重新审视外部世界。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妙想虽然是针对电子媒介出现时所作出的论断，但在网络社会得到的更为生动的体现，并深入地影响到虚拟现实和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人的感知、心理和社会等方面。（二）地域消失：梅罗维茨的空间想象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认为，媒介对于空间的作用能够改变人的行为表现和角色扮演。电子媒介绕过以前传播的种种限制，改变传播变量中的空间、时间和物理障碍的重要程度，并且越来[16]越多地介入了空间结构划分的场景。在以往的人际交流中，行为的发生地与进行交流的空间往往是重合或者相同的，电子媒介则打破了物质的空间和社会场景之间的固有关系。新的空间被电子媒介创造，新的交流方式也随之形成，归属感和隔离感不断地形成与消除。
对于电子媒介影响下的场景与空间格局的变化，同样是一种基于地理状态的设想。传统的地域边界被电子媒介无情地打破，原先需要遵守的情景规则被颠覆，其结果可能是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交流空间，但也可能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下无法准确找到自身的位置。从“消失的地域”这一描述来看，其意指在电子媒介作用下的地域差异和社会意义的逐渐消失，但新的意义也会逐渐形成。
在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论述的媒介情境论中，梅罗维茨得到启发，并将其在电子媒介环境之下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在前台、后台等行为空间中，信息系统往往被分隔，社会行为也在各自的情形中有着固定的模式，遵循既有规范。正是由于后台与前台空间的划分，才构成了种种的社会身份差异，以及社会行为的层次。但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面对面交流所依赖的地域场景突然消失，原有的空间隔离不复存在，于是习惯发生改变，角色扮演的界限也逐渐模糊。梅罗维茨最为关注的电子媒介是电视，他认为电视将社会场景重新组合，并形成了电子场景。公共空间的融合，后台空间的暴露等等，都是电子媒介所带来的影响。而电视则是促成这些变化最为有效的一种媒介。空间感的消失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表现在社会关系、权力关系、性别关[17]系等方面。在新的“社会风景”中，无论何种身份的人，都能获得同样的信息资源，权威的地位被颠覆，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也开始变得模糊。当然，梅罗维茨对于空间的想象，不仅表达了物质技术对于物理空间的超越，更是对空间边界消失所产生的社会行为的一种地理描绘。
如果说电子媒介作用下的空间感会发生变化，那么网络媒介的出现，则会进一步加剧空间的重构，使得物理场所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虽然对于媒介与空间的论述，麦克卢汉和梅罗维茨的研究都难免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其中凸显出来的媒介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却无法忽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由此得以重塑。而他们未能涉及的网络媒体对空间与地域的作用，也在后现代社会中成为中心问题。新的媒介样式虽消除了空间的边界，但并未由此而形成空间的同一，而是催生出更为复杂的空间形态。网络不仅是技术变革，更是对于人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变革，现实和虚拟的空间交织，即时的、碎片化的空间体验无处不在。这些关于空间与地理的思考，是我们关注媒介作用下的城市地理的基础。应当承认，后现代社会媒介、空间与社会联系越发紧密。而城市在新媒介作用下的空间感的转变中，在空间的边界消失或变得模糊的过程中将形成新的空间意义。第二节 地点：建构城市意象的基点
对于空间的关注，不能不思考地点，因为它在空间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意义和空间的建构，是与地点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地点与地点之间组合起来的意义，才让空间这一概念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人们关于城市的空间常识往往是由一些相关的概念所构成，如市中心、市郊、街区、道路等等。它们涉及到具体的地点以及彼此作用所形成的景观。这些能够提供某种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的地点，在城市空间中显得尤为重要。例如银行、写字楼、饭店、咖啡店、影剧院、俱乐部等等，它们不仅是城市地理的一个个具体的标志，也各自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意义。这些具体的地点，加上各种不同的城市人群，共同组成了具有复杂文化和地理意义的城市空间。
根据段义孚对于地点的分类，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地点，属于公共符号( public symbol)，同时也是呵护场所（fields of care），它们可以把空间组织到意义的中心。作为公共符号的地点，是有意识建立的，并且他们的意义都是有意识地被控制的。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遵守哪些行为规则，以及形成何种社会关系，并非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社会群体在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社会交往使得地点产生了意义。此外，城市也是精心呵护和装饰起来的场所，是记忆[18]与交往的仓库。所以，城市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个意义的集中地，它是由多个地点组成的具有复杂意义的地点集合体。媒介对于城市景观的展现，也往往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地点来完成。一、地点的意义与维度
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中，我们更加关注在世界越来越同质化的情况下，地点是否仍具有其原有的作用？地点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关联对于整个城市经济结构、政治格局和群体关系等等而言，是否仍具有关键的意义？我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就在于它作为地点仍只是乡村的对应物，还是它已经成为多种社会关系的积聚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反映出我们对于地点含义的深入想象，同时也体现当前媒介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力。实际上，一个地点所拥有的历史往往与实践分不开，正是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语言促成了地点的意义。而地点又反过来对实践起作用，加固其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19]
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在其著作《地点与政治》中将其分为三个维度——
地方(place)：即从事某一行为的地点，比如城市。这一维度往往是具体的，能予以标示的对应物。地方是行为的发生地。
位置(location)：置于广义社会关系的地点，比如与国家政治或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的城市位置。这一维度的地点可以用方位关系来使其具体化。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指地点的主观维度。对于地方感的体验，往往与人们的主观思维、观察事物的角度，以及媒介的作用等密[20]不可分。
对于地点的描述和体验，可以将其放置于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通过各种权力关系加以呈现。每一个地点都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也因而形成不同的意义。人们用以确定自身方位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通过行事的一系列地点来实现的。作为处于城市中的人，通过城市文化的体验来寻求自己的归属感，而城市文化总是与人们对于地点的理解结合在一起。比如公园、酒吧、电影院，不仅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其本身的文化意义也成为城市的一种标志。在不同的地方总能发现不同的语言、区域划分以及生活习惯。这些差异往往通过媒介来予以展现。地点被用来确定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借助媒介手段培养出人们的地方感与城市空间秩序。二、媒介中的地点
地点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物质属性，而是与媒介意义相连，制造出更为复杂的空间图景。地方、位置这些概念能够反映出关于人之所在的一种状态，更为深层的意义则在于地方感的培育。在媒介、社会与地点的交织中，个体对于世界的理解与地理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对于媒介而言，地点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含义。（一）作为符号的地点
用鲍德里亚的观点来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仿真”（simulation）[21]的时代，符号不再指代而是制造了我们的现实状况。作为符号的地点在媒介空间中为我们创造了种种的地理体验，我们通过文字、图像和声音等方式来感受地点的景观和文化，真实的人际交流和实地考察不再是必经的手段。人们将媒介中对于地点的描绘当作是客观的现实，并在同一媒介环境中形成共鸣。由于媒介对信息的反复传播，地点所具有的含义不断在媒介作用之下被人们建构和延展。地点，作为媒介内容的要素之一，不仅说明了事件和行为发生的处所，同时也代表了某种方式与姿态。地点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特别的意义，它们往往存在于多种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包括权力、文化以及社会群体等等，例如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媒介中予以再现的城市与乡村，在不同的背景里拥有不同的外在表征，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在。而符号所创造的意义不限于其所指代的体验中自然生成的一部分。城市与乡村并没有固定的意象和表征。乡村可以被当作优美的田园诗来欣赏，也可以成为愚昧落后的荒野；城市可以被看作现代的令人愉悦的地点，也可能是罪恶和黑暗的所在。媒介中的地点，并不一定是现实状况的直接反映，而是一种浓缩了多种文化和社会意涵的符号。一般而言，城市或者乡村的意象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以彼此为参照物才能产生意义。也就是说，乡村和城市相结合便能呈现出各自的意象。田园风景对应钢筋水泥，怡然悠闲反衬拥挤繁忙，两套不同的符号系统被用来对存在差异的地点进行建构。
最初我们提及地点，它可能是指某个事件或状况所在的位置或地方。地点的意义可能正面，也可能负面，这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以及立场。大多数的广告作品中，乡村中呈现的自然风光被认为是人类生活中最为理想的居住环境，城市则充斥着喧嚣与浮躁，但其消费方式以及所呈现的大都市现代感，被媒介添油加醋而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媒介文本中的城市与乡村，一直是一对矛盾的符号，其所代表的意义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都是媒介结合其传播意图所进行的阐释。在这个层面上，城市作为地点，脱离了单纯的地理学意义，具有了更为复杂的文化特质。媒介操纵下的符号建立和改变着人们的感觉和体验，并利用地点符号创造种种想象的地理景观。（二）作为场所的地点
地点的另一作用在于它是事件发生或人物所在的一个处所。身临其境是完成体验和感知的最佳方式，这种方式就依靠地点的存在来实现。在媒介文本中，通过地点我们能够获知城市中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而同时，地点也通过对场所的构筑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每一个特定的场所都有具体的规则和角色要求。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场所的规则与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存在差异的。比如医院、餐厅、学校等等，身处其中的人们被要求遵循相应的行为方式。而行为的实施是在一个具有某种约束和限制的范围之内进行的。戈夫曼将这[22]种行为区域描述为“受某种程度的知觉障碍限制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人所在的场所，它是有边界的、有形的区域，是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从事某种特定的活动。如果不借助媒介，行为人与行为的发生地必然处于相同的位置，信息的传播会被有形的障碍和界限所阻隔，此时直接的观察和面对面的交流便是获取信息的单一方法。于是，实际地点通常被认为是行为的最大决定因素。戈夫曼也指出，“知觉障碍”的作用是与地点相连的，但往往容易被忽略。由于人的存在，对于区域的感知就变得更加丰富，比如信息交流中“前台”和“后台”区域的划分，便是在物理距离和地点中加入了感觉的元素。在特定的“前台”或“后台”中，行为规则的订立总是与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标准的形成相关联，行为的方式会受到一[23]些隐蔽的情感影响。所以，对于地点的屏障限制不仅仅是来自于地理上的区域界限，情绪和感觉等隐性边界的作用同样也是决定性的。
需要注意的是，媒介的无处不在使得信息的交流受到了中介因素的影响，所以，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面对面交流只是非常有限的一种，社会经验的累积还应借助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模式。场所内的行为与规则经过了长时间的社会传统积淀而发展起来，如果场所之间的界限融合或者消失，那么旧有的意义就会被打破。在现实中，城市边界的清除与改变可以通过建筑物、墙、街道等物质结构的更改来实现，此外，媒介的延伸也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包括报纸、电视、电话等在内的媒介手段能够改变人们对场所的认知，更加迅速地接近事件或行为本身。场所的隔离与融合在媒介的作用下经常发生，尤其是当一种媒介手段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时候，人们会对这些变化熟视无睹。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获知距离千里之外的事件或者原本发生在他人隐秘空间的信息。旧有的场所的地理划分在媒介中被颠覆。英国热播的真人秀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将多名男女置于一个封闭的透明摄影棚中，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一天24小时众人的一举一动都完全暴露在电视观众的面前。电视媒介的介入，使得本属于个人隐私的空间失去了原来的保护屏障。此类颇具争议性的节目样式将媒介对场所的影响发挥到了极致，地点不再像传统环境中那样具有明显的地域界限和空间阻隔的效果。（三）媒介消费的地点
地点作为一种人类占有或者存在的空间，充斥了人们的经验与想象。而这些经验与想象往往是在媒介的作用下形成的。地点同时作为媒介内容表现的对象，以及生活中的一种地理位置，被媒介所呈现，被人们所体验。此外，地点也是媒介消费的重要情境，换句话说，地点已经存在于媒介所能接触到的各个角落。只有人们在各个不同的地点进行了媒介消费，其中的信息才会有意义。
城市中的地铁、公交车、商场、写字楼、室内室外都可能成为媒介消费的场所。身处不同的地点，媒介消费的方式与群体特征会随之变化。所以，考虑到不同的消费习惯，媒介应该选择不同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在众多的媒介消费地点中，家庭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公共场所的消费方式来接触和使用媒介资源。虽然也有人在公开的场所传递私密的信息，但家庭会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能够避免他人干预的私人领域。人们在家庭这个区域中可能产生有别于公领域的轻松愉悦感，具有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和弹性。此外，在信息接受习惯的培养过程中，也极易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而且，在家庭内部，也有更为细致的媒介消费空间分布。同一家庭的成员有着不同的消费方式，例如卧室、书房和客厅等空间的间隔，便将个人的媒介接触和交流行为进行了划分。卧室与书房是更为私人的场所，而在客厅中则容易完成共享性的媒介消费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也较充分。此外，家庭中的媒介接触权力也与成员的地位差异相关联，并通过个人掌控媒介的时间、内容以及方式等体现出来。家庭中成员的身份、性别、年龄、内部关系、互动形态、角色权力等都会影响其对媒介资源的接触程度，并构成了多样的微型地理空间格局。
现代媒介越来越深入一般家庭生活，同时也必须适应家庭生活的种种需求。由于在家庭中经常被使用，某些媒介逐渐与使用者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系。例如电视常常成为家庭成员情感依赖的对象，电脑被视为为生活带来更多便利的助手，它们对于家庭的日常生活而言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以家庭为地点的媒介消费中，媒介与地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而且家庭所形成的消费环境影响媒介内容和传播时段的制定，广播和电视的节目形态呈现出的大众化和民生化趋势，杂志与报纸对生活品质的关注，居家消费的实用资讯的增多，正是为了适应家庭生活的休闲氛围。
以家庭为例，我们看到了地点对于媒介的作用。但正如地点对媒介的内容与形式产生影响，媒介也改变了地点的空间位置。因为媒介所使用的新科技造成了人们生活的流动性，例如手机和互联网，它们的触角四处蔓延，使得私人生活可以随处存在。媒介在地点之间的连接作用日益明显，虽然人们仍然以实际的地点作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场所，但是地理空间已不能完全决定人们的认同方式。现代人经常需要透过媒介来建构日常生活，所以地点所处的环境设置，往往会考虑到接触媒介的便利与否。可以这么说，地点构筑了媒介的传播方式，而媒介也制造了流动的地点。第三节 景观：描述城市空间的一种方法
景观(landscape)是地理学的重要概念，源于德文Landschaft，指的是不同时期地球形态的集合。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查报告》，景观一般可以理解为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我们对于世界的一种直观的了解，往往来自于各种景观的拼贴。而景观并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的，[24]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信仰、实践和技术。它不仅是一种地理上的自然风貌，还是以上几种因素的集中显现，与社会、群体等存在着相互间的影响。而在城市当中，文化、经济、政治、媒介等要素的共同作用，又形成了多样的都市景观，并具有丰富的解读方式。在人文地理中，景观的形成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非物质的，比如艺术、宗教、文化等等，它们无形地作用于人们的思维和立场，从而产生知识与经验，并形成复杂的文化景观。一、被赋予意义的地理外观
对景观的关注意味着了解一个区域的外观是如何被赋予意义的。城市的高楼、立交桥、车来车往的宽阔马路等，体现了工业文明对自然地理的改造；而油画般的乡村风景往往蕴含了人们反城市、回归自然的一种观念。实际上对景观的描述并不纯粹是地理外观的客观反映，而是不可避免地加上了人们的价值评判和对外界的认知。
地理学上的地图从来不是完全中立、客观地再现空间景观，虽然以坐标、比例尺、距离等精确手段来表现空间的面目，会让人认为空间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控制和测量的。但事实上，地图中的景观还包括根据特殊的文化需求构筑和描绘的世界。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就指出，地图是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地图和地球仪从来都不只是描述，它们是信念的纹章，推动着创造它们的民族[25]和文化。
在社会现实中，有多种为景观赋予意义的方法，媒介中的阐释与再现能够加速和深化景观的意义呈现。例如国家的边界划分，除了与政治相关，标示了种族、文化与语言等不同实体的存在与区别之外，在媒介中还表现为不同的信息消费取向和消费群体特征的差异。因此，在媒介文本中，通过图片以及文字等手段对景观的再现都是某种主观性的描述。正如迈克·克朗所说，地理景观不能仅仅被看作物质地貌，而是被当作可解读的“文本”。景观不是永恒不变的，也并非不可言喻，其中某些内容是无可争议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些则含有政治意义。解读某一地理景观是为了研究和发现为什么地理景观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但由于媒介的介入，便产生了不同的表征方式，存在着双重编码的现象，地理景观的解读变得更加复杂。在某一景观形成之初，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意义，但对于观察者而言，影视、绘画等方式使景观更增添“一层晕圈”，或主观，或客观，都是对景观的[26]再次解释和说明。城市里繁华的生活景象，可以用来赞扬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也可以用以批判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因此，在研究媒介内容的过程中，人们总会将现代人的观点加入到各种景观原有的意义之上而形成更为复杂的文本。二、城市景观的标志与差异性
现代工业社会已经高度城市化，在城市的种种空间区域（如人行道、街区、商厦等）内，都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景观。它们不仅仅成为城市的标志，而且还通过其中所存在的文化、群体、组织等来建构复杂的生活图景。城市中的每一个处所实际上是微观的世界。而且，传播科技的发展与全球化的趋势，将越来越多的人口吸引到了城市之中，使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城市无论大小，都逐渐成为各种语言、文化和社会背景汇聚的交叉点。为了将城市的景观充分呈现，各种传播媒介会根据各自的目的选取那些极具城市特质的地点或标志性的建筑与构造，来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为了展示城市的现代感和文明的程度，摩天大楼、中央商务区（CBD）、立交桥等建筑与建筑群在媒介中频繁露面；但如果要展现城市中的边缘人群生存状态，那么人行道、天桥、贫民区则极有表现力。充斥其中的流动商贩、无家可归者的处境，与某些富裕的街区、高档的消费场所营造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对于城市的描绘不可能如此简单或者两极分化，媒介承担着展现更为复杂的城市图景的责任：社会的有序与无序，平等与不平等，发展与衰落、平静与喧嚣，权力、财富、贫困、歧视等现象所交织而成错落有致的城市景观，都能够在媒介的万花筒中被一一窥见。
在地方性日益被全球化的潮流磨平的过程中，探究城市的标志似乎有些困难。越来越多的城市建筑外观趋于同一，其中的意义差别也逐渐缩小。但是对于媒介而言，仍然有着对其进行阐释的空间。不同人眼中的城市是千差万别的，媒介将这些差异尽可能的展现出来。城市之中，巨大的权力与财富、严重的贫困与剥削都存在于这个矛盾综合体。剧院、酒吧、商场等区域所具有的休闲特质和消费特性，在一些流行杂志、时尚频道中得到了十足的展露。阶级和贫富差距所导致的迥异的消费观念（包括信息消费在内）成为在此类媒介中反复强调的话题。专注于社会发展的媒体，则往往将焦点会聚于城市中的犯罪、种族歧视、人口膨胀、权力失衡等状况，并将其作为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显著社会问题。而城市中具有传统意义的建筑或者景点，经由媒介的反复传播与强调，就会成为重要的城市标志。
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与城市群不断形成，更有当代城市生活的极端形式即所谓的超级城市出现，从美国波士顿到华盛顿长约450英里的城市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卫星城、城中城构成了新的城市景观。现代城市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经由媒介的放大，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中。一些人认为，城市代表的是“文明与美德”，是活力与文化创造的源泉，城市使经济与文化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展机会。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城市则被看作是一个冒烟的[27]地狱，到处是寻衅和互相猜疑的人群，到处是犯罪、暴力和腐败。城市中景观及意义差异性的构成，除了各种政治或权力机构对于城市空间的重构，媒介的再现与阐释也是重要的原因。三、城市景观的生产与消费
长久以来，城市是文学、影视等多种媒介经常涉及的地点，对城市景观的描述表达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所以，重点并不在于对城市及其生活的客观反映，而是在于描写城市及其景观的意义。除了那些自然形成的地理面貌，城市景观大多数来自人工形成。无论是生产、休闲，还是生活、娱乐的场所，都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由人们的改造而形成，并按照城市的生态规则，来组合一个个的功能区域。城市可以看作是一幅地图，社会特征不同的各种机构有机地分布其中，活动、居住与迁移也有着固有的模式。人们根据经济、政治等原则来分配城市资源，以及多数与少数群体的中心与边缘位置，内城与外城的格局，并形成既相互依赖又区别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卡斯特尔强调，城市和街区的建筑风格，反映了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和冲突。例如，摩天大楼之类的巨大建筑物“通过技术和自信表现了金钱在城市中的力量，是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公司资本主义[28]的大教堂”。卡斯特尔将城市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地点，城市的物质环境是市场力量和政府权力双方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且是集体消费的组成部分。学校、交通、休闲设施等等是人们消费现代工业产品的一些方式。当然，这些消费主要体现在主流人群的日常行为之中，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必须依据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来对城市的某些区域进行重构，从而争取自身的权利。例如同性恋组织的俱乐部和其他活动场所，便是在主流的社会中开辟一些小范围属于自己的领域。城市的景观一边生产，一边迅速被消费。不同的群体对城市区域的使用意愿会影响人们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又加速对城市地理的塑造，于是人工的改造不断对城市中的自然环境进行重塑和再安排。这些改造自然空间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城市中经济和社会权利关系的某种变化。例如现代城市中的金融业和商业类公司大量占用城市中心的土地，使得地价上升，周边生活环境发生改变，这必然导致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侵犯，由此而产生的紧张和冲突总是此消彼长，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始终。
此外，城市中景观的生产与消费也会受到媒介的影响。当它们成为媒介反映的对象时，才能真正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城市的空间格局。正是由于媒介对于城市景观的再现与解读，才能让人们对自己身处的环境产生直观的感受。例如酒吧，作为城市现实景观的一种，它真正成为中国城市的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媒介的作用不可低估。酒吧文化来自于西方国家，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消费方式。但在它涉入中国大城市之初，总是被再现为一种隐秘和暧昧的空间，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当遥远。在主流媒体对酒吧的报道中，常常涉及到一些负面新闻，与色情业或者不规范的商业运作挂钩，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酒吧文化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并不相关。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酒吧的消费群体被培养起来，而媒介中关于酒吧的话题也日渐增多，酒吧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消费方式，不断地区别和建构其消费者的身份与品味。酒吧逐渐成为白领、自由职业者、时尚人士沟通交流的场所，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话语模式，酒吧都属于这一特定的群体。而这种消费带有极强的符号性，并依靠媒介的传播使其根深蒂固。酒吧文化属于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越来越多的酒吧被打造成炫耀性消费的标志，在杂志、电视中频频出现，与普通大众的生活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许多城市的酒吧一条街，在繁华喧嚣的中心位置开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而这个街道、区域、或者酒吧的外观，本身也成为媒介，标示着一种生活状态和消费观念。
城市景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被改造与翻新，旧有的痕迹或被保留或被抹去，但通过地图、书籍、影视等媒介，我们仍然能够洞悉所有关于城市的历史，而且人们在这些媒介的引导下，进行景观的生产与消费。虽然城市中某些冰冷的建筑物与区域规划被认为是对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阻碍，但总还是存在着道路、街区等连接方式；虽然城市化同时促成城市景观的标准化，但它同时也催生了亚文化及亚文化群体，为各种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并且在媒介的作用之下，城市集结了不同的群体，依据背景与文化而建立起来的社区组织又构筑了新的、有差异的城市景观。
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对地理景观的形成和表征产生影响，并且会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所以，迈克·克朗指出，地理景观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社会便是建构在这个价值观念之上的。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地理景观的形成过程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通过的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29]。所以我们关注城市，并不仅仅分析城市的地理面貌，而是透过地理外观深入各种地点、空间与社会、文化交织而形成的观念和意义。小结
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其中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地点与边界。在空间、地点、景观这些要素中，所包含的是复杂的城市文化。我们对空间的思考实际上是为了了解城市地理在现实中的表征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社会、文化或者意义的描述往往会将其置于一定的空间中。所以，空间并非只是一个几何的概念，而是由种种文化、政治、心理等现象构成的有形或者无形的存在，它不是固定和静止的，而是受到社会实践与人们行为的影响。福柯指出，空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现实，事实上，全然不同的现实在不确定的界限内的相遇和融合，[30]创造了一个复合的世界。
我们对空间的理解，主要从三个层次上进行把握：有形的可感知的物质空间、主观的意象空间、物质与经验交错的空间。在对城市的解读中，我们主要依靠第三个层次，即运用开放的视角，从物质与精神的维度来构筑和阐释想象的城市地理。由于媒介的介入，我们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发生了变化。麦克卢汉与梅罗维茨等人对于新型传媒手段塑造的空间感进行了细致分析。但是“地球村”真的抹平了地方与文化差异吗？地域真的消失了吗？实际上这些大胆的论断只是为了让人们关注媒介对于空间和地点的重构。地理要素的物质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并与媒介相结合形成了更为生动的媒介地理景观。
除了空间之外，特定的地点意味着塑造世界的一个基本途径，同时也与人们理解和建构城市文化的具体方法密切相关。对于城市的解读，地点也不再只是一个符号和场所，而是代表了与整个城市相连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人们关于城市的体验总是与地点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地点与媒介相互交织，使得地点脱离了单纯的地理意义，而成为城市文化与媒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使地点流动，地点使媒介信息得以传播。
对于城市的认知，还需思考该地区所呈现出来的外观。城市中的文化、建筑与风景并非需要人们的切身体验才能感受，因为媒介已经为我们生产出各种丰富的城市景观。景观是建立在城市地理的基础之上的，但又被赋予了政治、性别、道德等意义。借助于多样的媒介表达手段，城市的景观并非只是一小块文化的碎片，更是生动地反映了城市之间的差异，以及城市历史所留下的痕迹。
我们在进行城市的地理学解读的过程中，不能将空间、地点以及景观仅仅当作是物质的存在，而应该将其作为分析城市地理的途径，此外它们并非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要素，而是与经验、文化相互作用的“文本”。而且，人们还可以借助媒介所编织的空间，在城市间任意游走，不仅可以做全景式扫描，也可以立足于某一地点解析城市特征，并划分城市中的人群以及权力关系。[1] 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个别地方较难理解，原文如此。——引者注。[2]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3] 转引自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4]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5]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0-121页。[6] 同上，第121页。[7] 参见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页。[8] E·W.伯吉斯：《城市发展：一项研究计划的导言》，载于罗伯特·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62页。[9] Massy, D.(1994)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0] Lefebvre, H.(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Nichsolson Smith, Oxford: Blackwell.[11] 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12] 米歇尔·德塞都：《走在城市里》，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13] Wilde, Oscar. (1948)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London: Porcupine Press.[14]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著，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15]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0页。[16]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17]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18] Tuan, Yi-Fu(1974),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Progress in Geography 6, pp.211-252.[19] Agnew, John.(1987)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20]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21] 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22]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23]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134页。[24]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25] Metzger, G.(1998) The artist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in J. Wood (ed.), the Virtual Embodied: Presence/ Practice/ Techn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p.107.[26]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27]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547页。[28] Castells, Manuel, 1977, The City and the Grass Roots: A Cross-culture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Edward Arnold,p103.[29]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30] 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2-57页。第三章 城市的观看之道
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我们每天都看到大量的广告影像。再没有任何别的影像像这样俯拾皆是。
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曾经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1]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约翰·伯格
约翰·伯格用广告所笼罩的城市，形象地勾勒了现代城市的景观特色。其实广告影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无论是繁华还是落寞，阳光还是晦暗，城市的景观一直在人们的关注之下。身处城市中的人不仅时时打量它，也在穷尽所有的方法表现它。由街道、建筑物所构筑的城市与关于城市的文字与影像叙述相交织。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是否真实与全面，这取决于我们身在城市的何处或者我们接触的媒介形态以及角度。在城里的人如何建立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2]city），城外的人又如何观看它（ways of seeing），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察者与呈现者主观意识的影响。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化的城市景观，都在看与被看之间构建了一种互动式的交流方式。文字和影像的存在，是建立在有阅读者和观看者基础之上的，所以文本表现和受众解读之间的关系也相互依存。每一个人在阅读和观看城市文本的过程中，都无法将自己抽离出来。
尽管有一些调查报告因为有丰富的量化数据而显得更为客观，例如面积大小、距离远近、人数多少、建筑物密集程度等等，但城市的各种空间意义都需要借助个体或群体的陈述才能透彻地展现出来。与社会学的统计数字相比，媒介中的文字以及图片并不具备严谨的科学性，媒介的报道或者关注的角度也是经验性的，但其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城市的观看之道并非只是对数据图表的把握，还对那些主观的阐释予以关注。本章的内容从印刷媒介、影视媒介出发，对文字与影像中的城市空间一探究竟。第一节 文字中的经验城市
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的交流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记忆则是人们用以描述以及交谈的基础。文字出现之后，交流与传播的方式产生了很大变化。人们通过文字所形成的对城市的感观，与其教育程度及识读能力密切相关。文字的识读还受到传播主体及接受主体媒介素养高低的影响。文字与调查数据最为显著的不同点在于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主观性，以及意义的无穷延展性。各种印刷媒介通过文字的释义，可以对城市空间做出多种解读。城市中的景观、版图以及权力分配，在文字的描述中都可以直观地体现，同时由于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多义性，引发了人们在文字阅读过程中对城市的无穷想象。一、报纸与城市
以印刷形式出现的文字可以大致分为报纸、杂志及各种文学作品。其中报纸作为新闻媒体的主要构成形式之一，报纸中的文字由此而带有相对的客观色彩。此处之所以用“相对”一词，是将报纸文字置于新闻话语中进行描述。“客观性”是对新闻最为基本的要求，但由于受到报道主体的价值观及判断能力的影响，“客观性”成为新闻报道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实现。在报纸新闻中那些尽力保持客观的文字里，人们不难发现对于城市描述与解读的倾向性。尽管如此，作为印刷媒体的报纸仍然是人们了解城市面貌极为有效的途径。
早在15世纪中期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之前，由政府发行的报纸已经出现，如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报》与唐代的邸报。这些官报主要传布政令以巩固政府的统治。前者主要以手抄形式传递至罗马各省的中心城市，内容包括公民投票、官吏任命、政令条约、司法审判[3]及奇闻轶事等。而邸报则由各地驻首都的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涉及皇帝诏令、官员升迁等等。从这些早期的官报来看，其中的信息主要是围绕中央集权的政府而展开，政治性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此时报纸已成为城市中的重要传播方式，具有识读能力的人们从中获取政治、经济及商业信息，但由于受到教育程度与经济条件的限制，报纸并未从一开始就作为大众化的媒体形式，报纸中所出现的信息也只是满足少数人的需求。
至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进而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等。与唐代邸报以官员为主要阅读群体不同，西方早期报纸的受众则以商人为主。为了充分掌握贸易信息，16世纪在威尼斯等欧洲城市开始出现手抄新闻，以记载船期、道路交通、港口信息以及政治要闻为主。早期报纸（即《手抄新闻》、《新闻信》）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发行方式可以显露这些早期城市的状况及地位，如威尼斯作为商业港口、伦敦作为政治中心、安特卫普作为战争重镇等等。德国奥格斯堡的手抄报纸因其消息灵通，发行范围广而出名。此时的手抄报纸已经将政治与城市生活作为报道的
[4]内容。城市也逐渐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并培养起信息传播与接受的群体。随着人们阅读力的提高以及信息需求量的增大，报纸出版的频率随之增加，开始成为大众化的媒介形式。以城市为中心的报业发展，使得城市人群产生对报纸信息的依赖，报业也由此进入到城市的中心版图，从而建构起城市的媒介空间。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党报刊成为各国各城市的主要报纸类别。伦敦、纽约、费城、波士顿、巴黎这些城市作为言论中心，创办了《伦敦公报》（伦敦）、《合众国公报》（纽约）、《巴黎日报》（巴黎）等政治报纸。此时报纸是人们进行政党权力斗争的重要工具，城市也演变为政党之争的阵地。在报纸的政治言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城市中对于政治权力的分割。以巴黎为例，《人民之友报》为贫民、平民、农民争取话语权；《杜宣老爹报》则成为“长裤汉”（城市贫民）的代言人。在经历政党报刊的黑暗期之后，欧美国家迎来了“廉价报纸”的兴盛期。纽约、巴黎等城市因其工商业的发达而再次成为报业中心。《太阳报》（纽约）、《纽约先驱报》（纽约）、《每日新闻》（伦敦）、《世纪报》（巴黎）等是这个时期著名的大众化报纸。这类报纸迎合大众需求，紧密结合城市人群的生活，提供及时的讯息。例如《纽约先驱报》以警察局新闻、金融新闻、社交新闻为特色，充分满足人们的各种信息欲。尤其是社交新闻报道，被主编詹姆士·戈登·贝内特认为是纽约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纽约名门富豪的社交集会生动地展现在该报的版面中，不仅引发了读者兴趣，还增加了上[5]流社会对大众化报纸的好奇心。社交新闻、警察局新闻（即现在的犯罪新闻）、金融新闻等，都可以看作是城市生活最为基本的构成。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报道，纽约的报纸展现了城市百态。早在19世纪，人们已经能够从报纸的文字中获得关于城市的生动景象。同时，由于报纸质量化与大众化的区分（如英国《泰晤士报》与《每日邮报》），不同报纸的受众不同，也构筑起城市报纸的消费多样性图景。其中大众报纸的读者面广，程度参差不齐，为了增大报纸销量，报纸内容的煽情性得到强调。对娱乐的追求、对阴暗面的挖掘等构成了城市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正因如此，当时的英国大众报业被首相丘[6]吉尔形容为“舰队街”流出的一股汹涌的污泥浊水。与大众报不同，质量报则秉承了英国人传统保守的性格，提供给人们严肃的新闻报道。大众媒介就这样在与城市的互相渗透中形成了各种丰富的样貌。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唐代的邸报主要是官方信息的传递途径，接受群体范围小，对城市本身的描述也相当有限。到北宋时期出现了民间小报，对于城市生活的关注逐渐增多。关于皇室的小道消息、市井新闻、奇闻轶事是人们争相传播的内容。而到了近代，外国人在北京、上海、香港、武汉等大城市创办了大量报刊，作为其政治与经济扩张的阵地。此时的报纸主要以宗教传道为主，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影响中国民众。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近代报业，制造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土壤。中国近代报纸主要分为宗教报纸、政论报纸、商业报纸等等。《申报》、《新闻报》就是商业报纸的典型代表，包含了丰富的城市社会生活图景。商业与民生是此类报纸的报道重心。尤其是《申报》，在上海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记载，更是创造了大量历史景观。随着大量外国人涌入洋租界，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华洋杂处的特殊区域。而《申报》等近代商业报刊本身所具有的外资背景，更使上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跨文化地理空间。在这个区域内，中西方价值观念交汇、冲突，而《申报》等媒体为之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文化适应策略。
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北京无疑是政治中心。但上海因其地理位置的便利，以及外国人在此经商积累起较为坚实的经济贸易基础，加之人口众多，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经济、社会中心。由于《申报》一类报纸先后经历由外商创办，买办接管至国人经营的过程，势必导致报纸拥有复杂的背景，进而影响其信息传递的立场与方式，并同时展现多层次的文化空间。身居上海的人士身份较为复杂，既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又接触到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且上海商业气氛浓厚，中西文明结合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想空间对上海这个特殊的城市起到深远的影响，于是新文化与旧文化共生，上海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地理面貌。身处上海的不同社会阶层其生活方式与世界观都是各自相异的。《申报》等大众媒介建构起一个中外混杂的文化空间和社会秩序，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尝试打破传统。例如《申报》对戏曲、说书以及民俗等内容有充分报道，同时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思想不遗余力地进行批驳。1873年《申报》在对“杨月楼案”的深度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封建专制昏庸腐朽思想的强烈谴责，无疑具有进步意义。而这次的连续报道，充分展示了当时上海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以及文化背景的群体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生动反映出社会众生相。例如外国人与中国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同评价、以亲属关系为划分的民众立场等等，都在《申报》的报道中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同时，西方文化对国人也产生着重要影响。来自西洋的物品及消费模式先后进入上海的民间生活。例如刊载于《游戏报》上的一则关于观看西洋电影的文字：
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歇凉，偕友人往观奇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7]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西方的电影艺术对于中国人最初的影响。复杂的影像技术使得这一早期的电影形式充满了神秘感和吸引力。此时的西方服饰、音乐、语言在报纸媒介中被大量涉及，正是这些代表西方价值观念的物质形式经过报纸文字的描述被人们所感知，上海这个城市逐渐在努力适应外来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保存之间寻找平衡，从而形成了民族主义与商业文化之间模糊的边界。报纸中的社会新闻、广告、画报以及洋泾浜英语的出现及流行便可以视为上海历史景观的一种记录。当时的报纸同时传递着民族文化与商业主义，建构起特殊的社会空间与城市文化。以《申报》为代表的报纸媒介在当时创造了上海的城市意象，而这种意象与时代背景为大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随着当代报业的发展，城市与报纸的关联也越加紧密。从国外来看，如美国、英国、法国等报业大国，“一城多报”现象极为普遍。当然，在其中以城市命名的报纸中，不乏全国性大报，如《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但更多的城市报纸则体现出城市的地方性与市民性。例如《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设有NYC Local、Manhattan、Brooklyn等版面，分别提供区域性的信息。尽管这份报[8]纸经常性地出现报道不实的情况，它仍然是最能体现纽约城市景观的载体，同时由于其煽情性的新闻传统，使得它本身也成为城市景观的创造者。例如该报曾于2009年2月18日刊登警察击毙黑猩猩的漫画，被指暗讽黑人总统奥巴马，从而引发纽约民权人士集会抗议《纽约邮[9]报》的种族主义倾向。《纽约邮报》通过与同城报纸《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竞争，两家城市报纸成为不可忽视的纽约城市景象与社会空间的建构者。
国内的报纸媒介中，人们同样将城市报纸作为了解一个城市的主要途径。例如杭州的《钱江晚报》A2-A6版为杭州新闻，包括“民生”、“法眼”等版块。A7、A9则为“浙江新闻·巡城”，记录浙江省各个城市的面貌；《成都商报》第8版“四川连线”、第21版“蓉城快报”等即为城市报道的主要版面；《南方都市报》则设有“城市笔记”栏目。这些关乎城市居民与城市生活的报纸内容，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城市画卷。
无论是从城市的角度，还是从媒体的角度，我们都不难发现报纸与城市的关系极为密切。但受到在线媒体的影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正在忽略从传统的报纸媒介中获取信息的途径。一些城市报纸逐渐停刊或者正面临破产的境地，例如美国的《辛辛那提邮报》（Cincinnati Post）于2007年12月31日停刊，而辛辛那提便成为一座没有报纸的城市。事实上，当报纸存在于城市中时，人们并未过多关注，也许只有报纸消失之后，报纸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才能够充分地被人们认识到。二、杂志与城市
作为大众媒介的杂志是城市空间的另一种描述、记载方式。在表现城市景观方面，杂志与报纸有共同特点，即用文字展现城市的面貌。但杂志又与报纸存在差异。其中最显著的不同体现在时间性与客观性，以及视角立场上。
杂志的出版是以周期性为时间标志的。用新闻史学家让-诺埃尔·让纳内的话来说，这种出版物的出现是由于记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10]种特殊的关系，从而创立了一种定期的“会面”。当杂志在17世纪由不定期出版物转为定期的出版物，便与受众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伦敦、巴黎、佛罗伦萨、罗马、马德里、圣彼得堡等城市，纷纷出现了刊载文学、科学、政治等方面信息的定期印刷品。从一开始，杂志与城市的关系就极为密切。而随着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城市中的娱乐与社会新闻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与报纸不同，杂志的文字具有更丰富的个性与抒情性。例如早期的杂志《历史的缪斯》，其创办者让·洛莱运用诗歌作为报道形式：
我在巴黎四处游荡，
拜访诸多的名门显贵，
出席美味丰盛的宴会，
不是为了做客的快乐，
而是为了倾听的舒畅。
我甚至停驻在小街上，[11]
只为收集更多的信息……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让·洛莱这位杂志创作人所采取的方式便是在城市中寻找灵感。巴黎的社会名流、街景都是杂志呈现的内容，从这些诗意的文字中，读者可以了解巴黎的城市面貌。作者在城市中的游走，所见所想，就成为读者对城市的感知来源。
与早期报纸相同的是，早期杂志也带有强烈的言论色彩。如18世纪初伦敦的《闲谈者》与《旁观者》这两份辉格党人创办的出版物，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的场所。同时从杂志文章的幽默、审慎与严肃的风格中透示出伦敦这个城市的政治面貌与言论传统。而当时的伦敦民众文化程度高，且关注时政。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甚至是民众常[12]聚在咖啡馆大声朗读报纸并加以评论，热衷论战。由于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交叠，伦敦呈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城市文化与政治地理。报纸与杂志所共同构筑的媒介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当时城市的观察以及政治局势的理解。伦敦由于《闲谈者》、《旁观者》的创办以及理查德·斯梯尔与约瑟夫·艾迪生等期刊先驱者的努力，使之成为杂志出版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城市。
在大众化媒介充分发展的时期，例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杂志蓬勃发展。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杂志形式，这类媒体从各个方面深入城市生活，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媒介途径。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纽约客》，它以生动的文字反映大都市的生活形态，富有幽默感与人情味。该杂志是人们观察美国以及纽约面貌的重要窗口，它以纽约这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娱乐等为呈现对象，并建立起一个丰富的城市媒体网络。杂志的著名栏目“The Talk in The Town”，将纽约的城市生活作为话题，以表现城市空间的各个方面，成功地塑造了纽约的城市形象。长期以来，人们也习惯了从这些杂志中了解纽约的城市百态。
城市的文化散落在城市杂志所塑造的媒介空间中。国内的城市杂志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新周刊》。诞生于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的《新周刊》代表了中国城市中的新锐媒体力量。刊物本身也是透过城市精英群体所提供的文字充分展现城市生活的各个面向。《新周刊》围绕着城市这个主题进行了系列策划，例如《第四城》、《城市魅力排行榜》、《理想城市》、《内心城市榜》、《概念城市》等等，从媒体的视角展现中国的城市与社会的多种样貌。城市的勃勃生机固然是其话题，但城市生活中的残酷与落寞也是杂志中着力表现的对象。例如何树青的《城市之冷》：
我们讨厌平庸但却看不懂城市雕塑，
我们不请邻居到家中做客，
我们不知道同一栋大厦里住着与
我们趣味相投可以一生一世的人，
我们在狂欢之后感到孤独和寂寞，
我们得了强迫症似地买书却懒于精读，
我们迷恋QQ迷恋明星而不珍惜眼前人，
我们贪图一夜情，
我们为口语里夹杂了外语为凡事都知道一点为成为了知道分子而自矜，
我们从日韩流好莱坞新马泰旅游到瘦身整容瑜伽世界杯什么潮流都要赶，
我们为了旅行而辞职或为了分手而离开一座城市却不能适得其所，
我们专挑欠发达的地方旅行并把当地的贫穷看作是一种风俗而进行摄影创作，
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理想而选择一座城市却极少考虑帮助这座城[13]市实现它的理想，……
这些杂志中的文字与报纸中的报道相比，主观色彩显著，而且大多以作者的某种立场进行情绪的表达，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出当今城市以及城市人的普遍状态。一般而言，杂志对于城市的描述都带有某种预设的角度，或者是褒扬，或者是贬抑，在文字中形成不同的地理与文化景观。用《新周刊》总主笔的话来说，该杂志的城市社会学是反方法论的，任何模式都是某种“谋杀”，谋杀单座城市的生命力[14]。从具体的文字来看，《新周刊》行文生动，言辞激烈，观点犀利，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其视点绝不是严谨的社会学研究立场，也不理性，而是通过记者个性化的观察、主观的描述，使城市在杂志的空间中变换着身份与形象。由于文字的影响力，《新周刊》所塑造的种种城市面貌逐渐与人们对城市的理解等同起来。尽管其中不乏不客观的言论，这类杂志仍然会因为文笔的生动锋利，视角的新锐独到而成为人们观察和体验城市空间的重要途径。
杂志与城市的关系随着二者各自的发展而日渐紧密。城市的形象也不再只是建筑、道路和地图所构建，还与杂志所提供的种种视角关系密切。杂志中的空间与真实的城市虽然存在距离，但它们借助杂志的影响力，使得二者形象逐渐重合。例如成都，2000年被《新周刊》喻为中国除北京、上海、广州之外的“第四城”，并贴上“休闲之都”的标签，一时间“第四城”便成为成都的代名词，并影响到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感知。成都也于2007年在武侯大道修建了“天下耍都”，更是对媒体所谓成都“休闲”城市品格在某种程度上的迎合。三、书与城市
在各种各样的书籍中，人们可通过小说、札记、书信等方式来对城市进行描绘。由于加入了作者自身的立场和观点，书中的城市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城市中的人、事、物构成了种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空间。
迈克·克朗就曾关注文学作品中关于地理的描述。他仔细研究了描绘城市的各类作品，以及透过不同时期和地区形式各异的作品就城[15]市生活的本质所进行的意义阐释。他认为，文学作品创造了地方感，使得人们在亲身体验之前就通过作品中的文字而形成了对地方和城市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大多受到了作者主观描述的深刻影响。文学作品中通过文字的描绘所展示的空间，由于其代表着作者的主观视角，往往能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例如《巴黎圣母院》中对于15世纪巴黎的描绘，将巴黎上层与下层民众的生活样貌作为表现对象，揭示的是黑暗、贫穷的底层社会空间，及其与虚浮、狡诈的上层社会空间的尖锐对立。维克多·雨果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对巴黎进行了社会景观的描绘。在这部经典文学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巴黎并非一个美丽抒情的城市，而是充满了善恶对抗、阶级争斗的城市。在文字所展示的空间中，巴黎这个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等都一一显露。在作者笔下，15世纪的巴黎是由老城、大学城和新城所组成的三重城郭。这三重城郭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的民众聚集之地，也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空间表现。
雨果对老城区做了如此描述：
所有暗旧的街道如制桶场街、老呢绒街、制鞋街等等，都曲曲折[16]折地布满在那里……
老城区的格雷沃广场则是这样的：
占据广场北头一个角落的那座可爱的小塔楼，它的生动的浮雕已经被难看的粉刷盖住，淹没在那些迅速吞没巴黎所有古老建筑物的新式房屋中，也许不久就会完全消失了
从格雷沃广场走过的人们，和我们自己不一样，都不会不朝这座塔楼投去怜悯和同情的眼光，它夹在两座路易十五时期的破屋中间。人们可以很容易在心里描绘出附有这个小塔楼的那座主体建筑的样子，并通过它来恢复这十五世纪古老的哥特式广场的全貌。
格雷沃广场从那时起就像今天一样保持着这幅惨淡景象，那是由于它本身以及修建在柱子房旧址上的多米尼格·波卡多尔的阴沉沉的总督府所引起的。在那里有一座永久性的刑台和绞刑架，或者按当时人们的说法：一个法官和一架梯子。
……
在我们庞大的巴黎，如今只剩下格雷沃广场一个不光彩的角落，只剩下一个阴惨的、见不得人的、不安和可耻的绞刑架，它仿佛老在[17]害怕被人当做现行犯，每次行刑完毕后就迅速消失不见了。
在这些对城市地理空间的描述性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主观感受在其中的表现。格雷沃广场的惨淡景象、总督府的阴沉、旧城区的破败，是15世纪巴黎的城市经由文字中介后的景观表现。像这样渗透了作者情感和经验的理解，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并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尤其是雨果对过去和现在格雷沃广场的对比描述，极好地阐释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巴黎城市生活的本质。
那么，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笔下，伦敦和巴黎又会呈现何种面貌呢？
巴黎，金鸡路，早上七点钟，街上响起一连串暴怒的、令人窒息的叫骂声。……我勾画出这幅情景，只是为了传达金鸡路是何风貌，争吵不是这条街上所发生的唯一事情，不过，要是哪一天不爆发此类争吵，反而会奇怪了。吵闹声，街头小贩凄凉的叫卖声，孩子们在鹅卵石上寻觅橘子皮的叫喊声，还有夜晚响亮的歌声，以及垃圾车熏天的臭气，一起混杂在这条街上的空气中。
这是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两边高耸着丑陋的房子，它们以各种奇怪的角度互相倾斜，仿佛在倒塌前那一刻凝固住一般。
……
巴黎的贫民窟是怪人的集散地——这些人陷入孤独、半疯癫状态，似乎不太愿意过正常、体面的生活。
在从巴黎落魄到了伦敦之后，作者对两座城市进行了比较：
在巴黎生活过之后，觉得伦敦的一切干净多了，也更安静，不过也更乏味。我有些怀念巴黎电车的吵闹声，后街上那些嘈杂的生活画面，还有警察列队整整齐齐地走过广场。伦敦人的穿着更加笔挺，脸也更和善。……伦敦的酒鬼更少，街道更干净，吵架的事也少，却显得更没劲。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街角，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伦敦的空气比巴黎要更加平和一些，这里是茶壶和劳务交换的地方，而巴黎是酒吧和血汗工厂的所在。
乔治·奥威尔对巴黎和伦敦这两座城市进行了一次体验式的描绘。奥威尔主要关注的是城市贫民的生活，因此，无论是巴黎还是伦敦，在作者的视野中呈现的都是下层民众生活的环境。虽然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奥威尔的虚构，但其中所揭示的社会层级关系以及城市的生活状态却是极为真实的。在巴黎和伦敦的生活经历中，奥威尔用简单易读的语言描述了极为触目惊心的城市生活。虽然都是生活在底层，巴黎和伦敦却不一样。巴黎的底层人民虽说穷困，但伦敦对人的精神的桎梏和折磨更甚。为了避免成为暴民，伦敦监狱的囚犯被当权者强迫进行着无所事事的“忙碌”。思想上的被操控远比肉体的束缚要严重得多。因此，奥威尔在这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用极为平白的话语对两座城市进行了极为真实而细致的描画。
城市，是故事的发生地，同时也是经由文字媒介表现的文化对象。同样是描述巴黎这种城市，在美国人亚当·戈普尼克的笔下，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这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非个人化的建筑，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精致、复杂而即兴的经历的城市。我喜欢的巴黎的建筑物是塞纳河边路上的一个入口处，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拱门，和我当时一样，你可以把推车直接推过去，到达豪华的巴黎学院。……这种从宏大通向微小的通道使巴黎变得美丽，要领略这些你必须将自己变得微小——[18]生活、步行、忧郁地低下头然后再抬起来
巴黎的精致、复杂，成为现代人城市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而且在亚当看来，“在巴黎是应该恋爱的”，巴黎有着神秘和不同寻常[19]的光线，“是一种精神上的月光，让人很难看清楚。”在书中，作者通过咖啡馆、餐厅、樱桃、里兹的天使等章节，描述了在全球化时代这个不同寻常的城市，并与伦敦做了对比。作者概括性地展现了伦敦的样貌：
出租车是黑的，公共汽车是红的，摄政公园是绿色的，但那些熟悉的街道名称却似乎奇怪地属于另一个文明，好像这座城市曾经被另一个更加生动而专横的民族占领过，然后交给了街上这些吃着边缘打[20]卷的三明治、苍白阴郁的人们手中。
在作者眼里，伦敦是一座色彩鲜明、历史感浓厚的城市，与巴黎的城市文化存在着差异。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描述，我们能够从作者的主观感受中了解这些国际化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各自保留的景观特色。在不同的描述者笔下，必然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城市空间形态。
在19世纪末，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的城市也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一方面表现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城市面貌的描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西方的经济和文化对中国城市的影响上。此时期的中国由于经济的落后、社会环境的混乱，在外国人的文字中所呈现的是一种负面的形象：
当外地人来回闲晃搜寻新奇事物的时候，狭窄而曲折的街道、不牢固的单层建物、铺设糟糕的路面、贫民区的贫穷景象，以及弥漫最可怕和令人作呕的气味，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皆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特殊景观是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一年到头，街道皆是如此。在街上人群拥挤，摩肩接踵，以致似乎没有呼吸的空间。在那里，霍乱、[21]鼠疫及热病到处蔓延肆虐。
在这段文章中，建筑物、道路、贫民区，还有出现在街道上的人群，都是中国旧城市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并普遍受到西方传教士们的嘲弄与否定。类似这种充满偏见的描述，主观性极为鲜明，极大程度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城市乃至中国文明的认知。例如，日本舆论家德富苏峰认为，至今并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作道路的东西……［在城市中］尽管街道都已铺好，但并未达到现代交通干道的水平。事实上，不过只是道路笨重的残迹罢了。……支那的街道乃是[22]支那人欠缺公德心的铁证。”这样的话语便是极端的讽刺与臆断。之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文章中也抱怨道：“在城里，街道潮湿、狭窄而污秽……的确，马路的石板松动不稳，以至我们骑骡子而过时，令我感到反胃。事实上马路是极危险的……甚至比东京或京都最糟糕[23]的马路还远远不如……”这些语句是一种偏颇的评断，并夸大了中国城市的负面形象。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都是作者的经验与感受。无论是德富苏峰还是芥川龙之介，他们那些批判性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的国家状况、社会风貌和文明程度有一定关联。这些作者对城市街道的关注，也反映出道路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还是政治转型、社会秩序、道德文化的反映。街道所构筑的空间包含了物质的地景、道路工程等等，也包含象征性的社会规范和经济空间。晚清时期的中国城市建设已经表现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所输入的技术、城市建设方案、都市文明观念等的实施状况。由于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存在，这些西方的模式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必定会产生冲突。一方面对先进的城市修筑技术的引进，改善了原本的城市形态，也改变了人们的城市生活体验，对当时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产生新奇感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以这样的方式入侵，也会引发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由于提供了一些建筑或道路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西方人会认为中国的城市道路是外国文明的产物，而使得他们身处其中时可以拥有某种特权。中国人则逐渐接受这种外来的文化，并将其视为本土社会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与传统不同的商业、性别和道德空间。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处于殖民文化的核心，处于强势的地位，与国人在心理上形成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就如之前提到过的两位日本人笔下不堪入目的中国城市道路状况。
当然，也可能体现为英国人眼中对城市道路的赞美：
我们发现一条很棒的道路。哦！我们一致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会铺这样的道路！大型纺纱厂发出嘎嘎声和吼声，有电灯照明，隐然可见。[24]这像是Burnley或Oldham的荒僻道路，不是在遥远的中国。
当然，这些赞美之词还是透露出极为明显的优越感，因为尽管被称为“很棒的道路”，却是不像中国人造出来的，让人感觉“不是在遥远的中国”。一种地位层级上的上下关系和西方人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而当时的史料也显示，虽然新式的马路对于中国的城市居民而言是一种“视觉奇景”，人们也只是“以泛泛之词描写，并不出奇”[25]。
所以，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中的街道和建筑等物质的景观在不同的群体中会有多种解读。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导致内心情感经验的差异，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当时的城市面貌的一种体现。
伦敦和巴黎总是会吸引人们的目光，而中国的城市中，上海颇受关注。作为东西交汇的经济与文化之城，上海从晚清以来就一直是重要的文学创作场景。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上海总是在繁荣的表象下被注入新式的社交文化和时髦特质。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从建筑风格、印刷文化、性别气质等方面入手，通过大量旧上海风貌的分析，描绘了从1930年到1945年间的上海都市空间。例如当时被租界进行切割的上海城市景观——
这两个世界之间也有桥、电车和电车道以及别的公共街道和马路相连，这些道路是那些势力超出租界范围的西方集团修筑的。边界有石碑为记，但在那迷宫似的街道和房子中间，它们一般都很难辨认。那些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有：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26]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
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对最具有特色的上海弄堂进行了这样的描写：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围在房中央，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那种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油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板壁墙是不遮风的，门窗是关不严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杈杈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它们表面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它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长年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27]遮着盖着什么。
弄堂是上海城市地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是物质意义上的建筑形态，其意义远不仅如此。石库门与棚户区是两种不同的城市分布，作者分别刻画了两种不同的景观，一种是戒备森严，一种则是拥挤嘈杂。虽然看似描述弄堂的样貌，实则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与城市空间结构。尽管是通过主观性的文字来进行表现，而且带有鲜明的叙述者的个人风格，却能深入地触及上海这座城市中复杂的空间意义。在迥异的地理位置关系和景观的外在表现中，显示出来的是不同地位与等级的人在心理空间上的分割。小说在言辞之间亦可见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
香港，因其殖民地的城市身份而被作为创作、评论的对象。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将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故事发生地（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等），从多个面向表现了这一交织着中国和英国文化的独特空间，同时也展示了香港复杂的城市心理。这座被张爱玲描述为“华丽和悲哀”的城市（《茉莉香片》），也同样被其他人所关注。胡菊人、梁秉均（也斯）及其他香港作家、文学批评家、学者曾写作过大量与香港这座城市有关的书籍，以及香港文学批评类的文章。他们从与香港有关的文学创作作品中去寻找文字与城市之间的相生关系。由于香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特殊历史，使其得到更多的关注。在他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城市的历史发展、角色身份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产生了重要影响。香港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一座受到压制的城市，而且西方商业化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香港表现出一种“挣扎性”。与香港有关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与之相符的状态，一方面中国文学对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具有香港本土特色的文化空间也已形成。因此，借助文学批评，梁秉均关注依托城市而产生的文化景观的各种表现。在他的著作《书与城市》中，他更是直接地将文学创作与城市进行了相互的参照，以说明城市一直以来都是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角色，而书籍中的文字则帮助城市进行了这样的身份认定。梁秉均选择了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智利的聂鲁达、奥地利的里尔克，以及中国大陆的穆旦、台湾的陈映真、香港的李国威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书，来探讨不同城市的文化。他认为，通过这些书中的文字可以“探测城市[28]的秘密，发掘城市的精髓，抗衡城市的偏侧，反省城市的局限”。
李欧梵则将他对澳门、新加坡、台北、高雄、北京、上海、纽约等城市印象的一些片段收入《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一书。其中所涉及的都是每一座城市最为突出的特点与作者亲历的细节。他由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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