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明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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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素结构的优化战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系文库)试读：
摘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辉煌，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和实现经济转型的新的历史时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遇，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力提升竞争优势，已成为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条件。优化要素及其结构模式，既是转变经济[1]发展方式中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等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层面，也是竞争优势提升的基础前提。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传统低要素成本竞争优势维持的艰辛、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劳动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的逐步提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等对要素及其结构功能形成严峻挑战，立足全球化视野，研究中国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问题已显得非常必要。
本书以要素及其结构优化为研究对象，以全球化条件为研究背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竞争优势提升为研究基础，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奠定理论基础和拓展研究视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中国要素及其结构优化进程中的现实特征、存在问题、形成动因、产生效应、战略取向和应对策略为研究主线，运用全球化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竞争（比较）优势理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性理论，以及数理经济理论、博弈论等分析工具，采用经验实证分析和数理推理相结合、总结归纳与演绎推理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证与规范相结合、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数学模型与统计实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构建“要素及其结构的基本规律→要素及其结构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要素结构主要构建要素的现实特征和突出问题→要素结构发展的结构性和阶段性特征→要素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因→要素结构优化面临的危机挑战→要素结构优化的战略选择→要素结构优化的对策思路”的技术分析主线。首先，系统归纳要素及其结构的基本理论，深入分析全球化对要素及其结构的影响；其次，对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特征和问题、形成的内在动因、产生的危机效应等进行全面综合的深入分析；最后，阐释中国要素结构优化的战略取向和提出对策思路。
1.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1）要素结构优化是高级化与和谐化的内在统一，具有“耗散”本质特征。（2）全球化导致要素结构变动的双重效应，对高端和低端要素结构的功能发展存在差异性影响，并形成差异化的长期发展路径，导致要素收益分割国际地位的分化。（3）在中国要素结构构建的主要要素中，资本要素的作用过度依赖、地位过于强势，要素结构发展呈现投资驱动型特征；劳动要素存在着“人口红利”潜力减小的趋势，成本优势差距逐渐缩小，报酬偏低且不平衡；自然资源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国内外依赖特征明显；科技要素已成为促进中国要素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但投入仍需加强，R&D研究层次较低，市场发育程度低；中国制度要素作用的参考价值通过经济自由度排名可得到一定反映，管理要素在要素收益分配中的地位过于强势，源于制度管理要素的体制性矛盾仍然相当突出。（4）中国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相比强势地位过于明显；科技全要素在要素结构功能发挥中的贡献作用逐渐加大，但仍须强化、稳固、持续提升；中国要素结构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中国要素结构发展需要阶段性转型。（5）中国重工业优先赶超型发展战略导致对资本等要素过度依赖，要素结构在功能提升中存在失衡；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政治晋升锦标赛，导致了要素结构优化或失衡；政府竞争主导背景下的要素利益多元博弈，导致要素结构优化和失衡的双重效应；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或过快，及其过度形成的要素渴求，导致要素结构优化和失衡的双重效应；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要素结构的失衡效应。（6）对资本要素的过分依赖，导致能源快速消耗、生态环境压力、经济过热风险、低水平重复、结构扭曲；对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分依赖，导致“挤出效应”、要素创新机制受损、“荷兰病”等“资源诅咒”；对廉价劳动要素的过分依赖，制约其素质的提高、要素的区域和产业流转，导致“民工荒”以及内需不足；对低端要素过度依赖，导致竞争过度、“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丧失、结构发展的恶性循环、生态环保的不可持续。要素结构失衡导致竞争优势幻觉、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形成比较优势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7）中国要素结构优化的终极目的应立足于竞争优势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外开放创造了中国要素结构优化提升的国内基础和能力条件，以及国际要素利用的和谐环境。要素视角下的改革成就驱使中国要素改革创新及其结构优化的持续。中国要素结构优化应以要素流动、要素间的竞争与合作作为重要的途径依托。中国要素结构优化应以要素利益诉求机制、要素利益均衡发展机制作为重要的动力保障。（8）中国的要素结构优化应在政府转型和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和谐关系的构建、要素市场的转型、存量要素整合和新兴战略性产业要素的培育、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获得和输出能力的提升、价格改革抓手的调整、以消费为核心的内需动力打造、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财税金融导向的控制，以及科技、劳动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开发培育上做文章、提对策。
2.主要特色与创新之处（1）选取全球化条件为背景视野，以要素及其结构优化为研究对象，立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竞争优势提升的研究目标，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要素及其结构发展实际，在系统归纳整理要素及其结构优化体系、综合分析全球化对要素及其结构优化影响的前提下，系统深入地研究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要素发展特点和突出问题、要素结构发展的结构性和阶段性特征，深入挖掘要素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因，深入系统分析要素结构发展的危机挑战，深入阐释要素结构优化的战略取向和路径选择，尝试提出中国要素结构优化的现实对策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化解现实问题的意义。（2）通过对要素内涵的界定、要素的综合分类、要素主要特征的分析，对要素结构内涵的界定、要素结构与要素关系的分析、要素结构与要素组合的区分、要素结构基本特征的分析，对要素结构优化内涵的界定、要素结构优化的“耗散”本质及其优化机理的分析，综合阐述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基本理论规律，丰富了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3）通过对全球化内涵的界定、全球化与要素、全球化与要素流动、全球化与要素结构变动、全球化导致要素结构优化的机理、全球化导致要素结构优化效应等的分析，系统综合阐述了全球化对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影响，从要素及其结构优化视角促进了全球化理论内涵的系统和丰富。（4）通过立足于竞争优势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目标，通过对中国要素结构中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科技、制度等主要构建要素及其结构性、阶段性特征的深入分析，对中国要素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因和发展面临的危机挑战的深入分析，提出中国要素结构优化的战略取向和对策思路，从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视角，促进了竞争优势理论内涵的系统和丰富；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要素结构层面，促进其实践中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丰富发展。（5）通过探求要素及其结构形成的利益博弈机制和利益融合特点，着力解决要素结构优化过程中存在的利益分配问题，通过要素结构优化，促进竞争优势的提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价值，可以为政策安排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导。（6）运用DAE方法和Malmquist指数分析了科技要素效率的结构特征，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了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比例结构特征，运用回归方法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不仅在于对要素及其结构发展的现实特征进行系统综合，且用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要素结构优化的必要性、可靠性和紧迫性。（7）运用增长理论分析全球化对高端和低端要素结构功能的影响差异，长期发展路径的影响差异，要素结构收益地位的差异；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分析基于自然资源要素利用的产业要素结构关联特征，基于自然资源要素的产业要素结构国内外依赖特征；运用增长理论进行自然资源要素依赖影响要素结构优化的新古典解释；借鉴宇泽—卢卡斯模型进行了要素结构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数理阐释；借鉴Marc J.Melitz的异质垄断竞争模型进行了要素结构优化的对外开放动力分析；借鉴G.M.格罗斯曼（G.M.Grossman）和E.赫尔普曼（E.Helpman）的创新思想进行了基于要素创新率最优导向的要素优化配置影响因素分析。这些数理模型的借鉴和改造运用，增加了要素及其结构优化分析的深度，提升了论证的可靠性，并为进一步做数值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1] 郑新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的主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网站，2011年1月28日；http：//www.cciee.org.cn/NewsInfo.aspx？NId=2054。第一章导论一选题背景及意义（一）选题来源
要素结构调整优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除需求角度的“三驾马车”结构、供给角度的产业结构外的第三个层面，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要素结构性调整。要素及其结构问题早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纲要中已得到重视，第十个五年计划强调，要重点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按劳分配应与资本、科技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相结合。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强调，要利用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完善促进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促进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发挥中心城市要素集聚能力强的作用；健全资本、土地、科技和劳动等要素市场；坚持各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促使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强调，完善城乡平等要素交换关系；加强和完善要素流动的跨区域合作促进机制；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要素的环境营造，优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而且，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劳动、资本、[1]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目前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多发期，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面临着竞争优势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亟须改变要素利用方式，优化要素结构，实现经济转型，正如李克强撰文并在多次讲话中所强[2]调的，“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是粗放型难转变要因”，“必须优化调[3]整要素投入结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结构问题，其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竞争优势提升的基础；关系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心任务。1.输出基础理论的重要依托在于要素结构
输出基础理论认为，任何国家（地区）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推动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鉴于要素及其结构代表着国家（地区）的产业在市场上能创造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基础，表现为产品价格低或质量优于其他同类产品的能力，因此要素结构提供了输出优势的基础。只有要素结构的功能优势存在，才能实现真正的基础输出。2.全球化条件下对要素结构造成冲击
虽然全球化可促进自然资源、资本、劳动、科技以及制度管理等要素的流动、融合和利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冲击，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化条件下的冲击来优化要素结构。（1）鉴于要素结构由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短期内不会轻易改变，因而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关系不会有本质变化，只会加剧要素结构的利益不均，对要素结构功能产生冲击，迫使其优化提升。生产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动相对便利，可在短期内改变资本不足的状况；但资本对利益的追逐，总是要获得相应的收入，因而不论国际贷款还是直接投资，基于要素及其结构的分配关系没有本质变化；而全球化条件的发展，不仅使各种新的高端要素稀缺性可能大大增强，并拉大要素分配的差距；同时有些要素（如制度）难以流动，绝对拥有高端要素的不均衡特征短期内不会改变。所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差异决定了国家（地区）参与全球化分配的利益大小。全球化遵循要素稀缺性的收益分配原则，拥有主要稀缺要素和高端要素结构，意味着强势地位和获得更高的收益，反之则处于相对不利的要素利益分割地位，得到较少的利益。全球化挑战的利益核心是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发展的高端要素。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拥有核心高端要素及其结构的绝对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科技、人才等高端要素的挑战，以及要素结构赶超转型的危机。（2）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收益分配存在着国际差异的正反馈机制。除了发展战略上的原因外，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会表现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国际差异；鉴于高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本来就是一国（地区）本身经济较为发达的基础，又是更多教育科研投入的结果，因而高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国际差异会由于要素收益分割的国际性差异而进一步增强。所以，按要素稀缺性的国际利益分配会加强国际财富积累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加快拥有高端要素及其结构的发达经济体在提升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上的积累和发展速度。3.竞争优势提升面临要素结构优化的挑战
传统的要素低成本竞争优势维持艰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成本、生态环境成本的上升，在劳动密集型等低端要素领域，必须面对来自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同质性竞争等严峻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要素结构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同时，技术密集型要素结构的发展受到发达国家的封堵。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要素结构转型，向高收入国家目标挺进，存在着利益的重新分割，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的任务。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考虑，不断出台新的贸易法规、技术壁垒，封杀要素流动，国际竞争压力逐渐加大；而且存在竞争优势转型提升进程中的断档风险。另外，国内经济快速发展面临日渐紧张的能源与自然资源要素供给风险，以及节能减排等生态环保压力；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国依托以低价格产品开拓市场的要素利用及其低端结构功能模式亟待改变，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动力、观念创新、制度激励、管理优化等要素作用，优化要素结构，更多地借助高质量、高科技产品来参与市场竞争。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要素结构转型的挑战
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的逐渐提高，科学发展观实施的内在要求，要素价格低估的逐步校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等对要素低成本竞争优势形成严峻挑战。随着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受到削弱，并成为大势所趋，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亟须促进科技要素创新、制度要素创新，构建科技等要素为基础的要素结构功能优势，提升竞争优势和财富创造能力，快速扭转要素结构发展的不利和被动局面。今后10年、20年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能否持续地保持竞争力，其紧迫性和挑战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5.竞争优势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内在行为悖论取决于要素结构优化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尽管很多，但实质上是要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避免要素利用方式弊端所需要的要素结构基础，通过要素的培育和竞争优势的提升，实现要素结构升级，保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保增长为基础目标，符合竞争优势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现有要素结构构建难度较大。保增长要求的要素结构功能特点在于：财富创造能力大，亚（子）要素结构间的带动性强、财富创造的成长性好；但目前基本上是能耗较高、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缺乏长期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而生态环境友好、自然资源要素节约、劳动要素吸纳力强的要素结构选择目标，要求中国应发展高端的科技贡献率较高的要素结构，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等方面的亚（子）要素结构，为长期竞争优势的提升和持续保持奠定基础；然而这种要素结构转型不仅存在构建中的经济增长稳定持续性问题，还存在满足竞争优势提升目标的科技要素创新、劳动素质提高、人才培育使用以及制度管理要素完善等要素的开发、创新和结构优化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节奏和竞争优势提升的路径需要优化，需要在传统优势行业及其关键科技要素的积累开发等方面，防止其要素结构竞争优势下滑，避免大起大落、增长断档等“转型病”；需要在未来战略性、关键性、引导性产业及其关键科技要素开发方面，在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结构竞争中争取抢占构建先机，取得优势；需要在推进未来主导产业和主导技术的发现机制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从而保证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持续中，通过要素结构基础的优化，实现竞争优势的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因此，要素结构优化问题不仅越发重要，而且越发突出。6.竞争优势提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要素结构基础的同一性
竞争优势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体现的是在生产效率、市场需求满足、持续获利能力等方面的竞争能力，因而其实质上不仅是一个比较概念，而且也是依托要素利用及其结构功能基础的财富创造能力比较；意味着国家（地区）、产业或企业能够以比其竞争对手更有效的要素利用方式持续生产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产品，并由此获得满意的经济收益的综合能力。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在于，“三驾马车”的需求结构协调拉动转变，供给角度的产业结构协同带动转变，以及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增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要素结构调整优化转型；因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核心在于要素利用方式及其结构升级的实现，财富创造能力模式的转型。同时，竞争优势提升所应突出的要素培育开发创造、要素流动集聚、要素优化组合、要素结构提升等问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必须解决的；竞争优势培育提升而进行的要素结构优化过程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过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竞争优势提升具有同一性，依托要素结构优化提升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在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7.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寄期望于要素结构优化“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4]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人均GDP达到3600～8000美元时，经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使其陷入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阶段，自身体制与机制进入更新临界状态，见不到增长动力和希望。2008年中国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区间，既存在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关键时期。
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优化要素结构。从国际比较看，根据[5]麦迪森对1700年以来几个经济领先国家人均GDP增长率的统计，荷兰（1700～1785年）为-0.07%、英国（1785～1820年）为1.4%、美国（1890～1979年）为2.3%；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影响长期持续增长发展的经验因素在于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改善以及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开放。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摆脱亚洲国家（地区）“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过三个转向：由多样化趋势的减缓和逆转，转向生产和就业等更加专业化；由投资的重要性下降转向创新越来越重要；由提供技能培训的教育体系转向适应新技术的教育培训，为未来新产品生产做好准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在于要素结构优化。中国的要素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风险和最大动力。拥有比较优势的中国要素结构具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特征，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由于劳动要素成本的提高和自然资源要素价格的上涨，迫使增长所依托的要素结构必须升级。尽管基于增长理论的增长动力源泉在于科技要素创新、制度要素的利益激励、劳动要素素质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是结构调整，特别是要素结构优化升级。因此，中国依托劳动密集型要素结构所积累的财富创造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今后如果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要素结构优化升级，促进要素利益均衡发展，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和能力。
中国要想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摆脱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要素结构的桎梏，逐步化解快速增长中的基于要素利益分割不和谐所长期积累的矛盾冲突，应该寄期望于要素及其结构的优化和水平提升。8.中国经济转型取决于要素结构优化
中国从“九五”计划即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基于要素角度的经济转型意味着要素配置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的模式、要素和路径等的转变；不论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配置要素的体制转型，还是要素由农业向工业、乡村向城镇、封闭向开放等流动和组合利用的社会结构转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发展高科技等高端要素，用科技等带动要素结构优化，提升竞争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财富创造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地区），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进程中，通过要素结构优化升级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
经济转型中存在要素及其利用结构的调整。增长与发展是由资本、劳动和科技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的结构基础决定的。在多元要素组成的结构中，是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消耗，还是主要依靠科技要素创新、劳动要素素质提高、制度要素的激励以及管理创新来提升要素结构功能，推动经济增长，由此会形成不同的路径依赖和财富创造的历史轨迹。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许多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总是倾向于高投入、高消耗、追求外延型的要素投入扩大来构建要素结构，实现经济高增长；而后在高端要素的创新中，优化要素结构，提升财富创造能力，并缓解始终动态伴随的要素结构失衡效应。发达经济体发展进程所历经的三次工业革命，无论是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的蒸汽时代，还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电力技术革命时代，抑或是在“二战”后的生物和航天等科技时代，要素及其利用结构都在不断优化中前行。特别是，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20世纪80～90年代，抓住美国、日本、欧盟等将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全球化发展机遇，构建传统制造业的要素结构竞争优势；同时，加快科技要素自主创新，努力创造自己的核心要素竞争优势，以获得要素利益价值链上的高附加值，实现要素结构优化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必然也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进行要素结构优化的经济转型是难以避免的。作为有着广阔发展空间的大国，中国政府在要素配置中有一定的主导作用，增长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陈昌兵教授的计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在2034年左右，大约还有20年时间。中国应以一些拉美国家经过的“中等收入陷阱”为鉴，加快完善要素利益均衡发展的经济转型利益促进机制，改变赶超时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过多地采用动员和干预要素配置的机制，将政府优化要素配置的权力让渡给市场，让市场能更有效地激励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创新和优化要素配置，顺应经济增长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要素结构优化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全球化条件下研究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优化问题非常必要，可以为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条件下的历史机遇，为实现竞争优势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经济转型等提供理论支撑、方向指导和政策安排。（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研究视角，阐释要素及其结构的基本规律、全球化条件对要素及其结构的影响、要素结构构建中主要要素的现实特征及突出问题、要素及其结构发展的结构性和发展阶段性、要素结构形成的动因、要素结构发展的危机挑战、要素结构优化的战略选择以及对策思路，有助于推进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理论政策研究，深化该方面的理论发展；有助于丰富竞争优势提升的理论体系内涵；有助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源性”因素；有助于从利益角度促进和谐均衡发展。1.有助于促进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理论研究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要素及其结构理论都是其学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要素及其结构理论给予科学解释，认为要素及其组合作为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源泉，同具体劳动密切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张曙光所言，马克思的要素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之间联系密切，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要素理论则是马[6]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基础部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要素及其结构的更新和优化过程紧密结合，发挥相互依赖作用。
生产过程是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功能发挥的过程，需要投入和消耗一定数量的各种要素；同时，也是产品、财富和效用的创造过程，会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新的要素以及进行要素利益的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素及其结构既是财富创造的条件，是要素结构功能优化的结果，也是财富创造的结果。整个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就是各种要素互相结合、共同作用的过程，全部生产成果，就是投入和消耗要素所得的结果。因此，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发展不仅需要找出现有资源与生产要素最佳组合，为了发展目的，还必须发挥和利用那[7]些潜在的、分散的及利用不当的资源和能力”。
可见，要素及其结构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要素按照一定方式构成的具有财富创造功能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和结构，其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相互关系规律与其财富创造能力的发展运动有着密切联系。要素及其结构的合理组织和功能发挥就是通过对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有效使用实现的，要素及其结构的发展和功能提高也是通过要素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完善达到的。因此，要对社会财富创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必须从对要素及其结构这一复杂系统和运行规律的探索、分析做起，促进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理论发展。2.有助于丰富竞争优势提升的理论体系内涵
从要素角度来看，竞争优势意味着一个组织或企业、国家或地区在资本、劳动、科技、管理、品牌等方面比对手更能带来利润或效益的优势；是在竞争中培育出来的，经过要素积累形成的；指凭借其独特的要素及其结构竞争功能，通过模仿或取代竞争对手获得经济价值的能力。因此，竞争的本质在于要素的获得、利用和获利能力，竞争优势提升的实质在于要素利用及其结构的优化和提升。用于创造财富的资本、劳动、土地、科技、管理、信息等要素投入及其组成结构，[8]是竞争优势形成必备的因素和条件，不论是“钻石理论”，还是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排名都表明，竞争优势取决于要素及其结构；要素结构基础及其优化促进机制决定了竞争优势的水平和提升能力。“水桶效应”可以帮助解释要素结构的优化与竞争优势的提升。类似由一块块木条组成的水桶，要素结构中的各要素好比木条；只有各个要素木条相互配合、均衡协调，作为要素结构的功能才会正常、超常发挥，其“水”的容量才会不断增加。因此要素短缺或要素间的非均衡发展是竞争优势提升的内在缺陷和制约；竞争优势提升的实质在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断优化、提升的自然结果。因此，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研究，有助于丰富竞争优势提升的理论体系内涵，促进其能力提升。3.有助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9]，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但翻开历年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很少涉及有从竞争优势提升的角度，在全球化条件下以要素及其结构优化为研究对象，来阐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本书通过深入研究要素的现实特征和突出问题，要素结构发展的结构性和阶段性问题及其形成的内在动因、面临的危机挑战、提升的战略选择思路与应对的路径措施等，有助于阐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和丰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体系的内涵。
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情况来看，实现要素配置手段和方向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迫切要求对要素及其结构优化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1）要素配置调控的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必须深入研究要素及其结构优化问题。依靠计划手段调控要素配置，不仅要素配置效率的高低对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相关影响不大，而且易于导致要素结构扭曲，要素及其结构功能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来进行要素利用的调节，市场对要素配置及其结构优化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竞争导致的要素配置效率高低、好坏，成为影响要素利益相关主体收益及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会导致各利益相关主体对要素的流动和组合问题，要素在行业间、地区间和企业内、企业间的配置方式和效率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降低要素及其结构运行成本，提高要素及其结构优化效益。（2）粗放型向集约型要素及其结构转变，实现经济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重点研究好要素配置及其结构优化问题。粗放型的要素利用及其结构扩张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消耗要素数量来实现；而集约型的要素利用及其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以科技要素的积累提升和要素利用结构方式的进步为基础，通过对各种要素的合理组织、有效使用和质量完善来实现，其结果和表现是要素及其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高，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和谐均衡发展，各种基于要素利益基础的社会矛盾冲突的缓和化解，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的顺利跨越，社会转型的逐步实现。
因此，通过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研究，探究科技、资本、劳动、制度管理等要素的重要地位，显著特征和存在问题，分析要素结构构建的结构性特征和发展的阶段性问题，阐释要素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因、危机挑战，以及结构优化的战略思路选择和对策措施，有助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其理论体系的内涵。4.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源性”因素
西方经济学构建的前提在于各种要素的稀缺性假设，从而导致要素利用的节约性偏好和利用效率提升的内在利益追求。而经济学建立[10]的目的是要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是与要素配置及其结构优化不可分离的，因此要素结构优化作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其的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源性”因素，有助于为领导者、决策者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提供理论阐释和依据。（1）“生产什么”涉及要素配置方式问题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素调控的体制性转型。探讨要素利用的调控配置是由市场供求与价格机制决定还是由计划直接调控，这涉及政府转型及其行为优化问题。（2）“如何生产”涉及要素组合及其功能效率提升问题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要素结构优化。包括要素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分割契约方式与内容，要素在产业间、区域空间、企业间、企业内部的分布与配置等优化问题。（3）“为谁生产”涉及要素利益分割和消费能力提升问题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和谐均衡发展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转型。要素及其结构优化是任何社会在任何发展阶段进行财富创造活动都必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因此着眼于刺激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促进要素利益分配环节的均衡发展，提升消费能力；促进、引导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以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优化发展。
本书通过对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素结构优化问题的探索，分析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特征和核心推动力量，有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源性”因素，将为大力创造开发、培育、利用高端要素及其结构优化配置，提升竞争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要素结构基础。5.有助于从利益角度促进和谐均衡发展
要素利益均衡发展使要素结构优化获得内在持久的动力机制，探寻到要素利益相关主体诞生、发展所必需的动力源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素结构功能发挥过程是要素利益相关主体有目的地运用具体的要素、构建要素结构、发挥其财富创造功能的过程。要素利益均衡发展意味着根据要素投入的量和贡献大小进行收益分配。市场总是根据要素的稀缺程度确定价格，把稀缺要素配置到最佳位置。因此，要素利益均衡发展既是符合市场的要素供需规律要求，也是要素结构优化客观、本质、内在和必然的要求。为此，要通过对要素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对要素利益相关主体间产权结构的明晰，对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利益行为最大化的激励，对要素稀缺与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稀缺并存的非和谐局面的改善，以促进要素创新的利益“催生机制”形成，来优化要素结构，营造要素利益均衡发展、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共同成长的“生态环境”。因此，本书有助于推动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竞争优势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解决区域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处理区域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在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通过要素利益分割的均衡发展、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和谐发展的培育，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目标。二国内外理论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本书是立足于全球化条件下，以要素及其结构为对象，对中国的要素结构优化进行研究。对国内外相关要素思想的文献回顾和评述分为：全球化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基于增长源泉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基于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以及结论与展望六个部分。（一）基于全球化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1.双缺口模型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钱纳里等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认为，若储蓄小于投资，会出现“储蓄缺口”；若出口小于进口，会出现“外汇缺口”。其解决办法是引进外资，刺激出口，提高储蓄水平。对外贸易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增加财政和外汇收入，实现价值增加和价值转移的效应。
该模型揭示了一个国家（地区）可通过要素的国际调整实现经济结构演进和改革。若外援和外资等要素能够发挥两个缺口模型所包含的改革作用，即用于生产出口品，或降低出口成本，或直接（间接）地促进出口，或使外援通过改进要素数量、质量等各种途径，增加收入、储蓄，促使发展，就要积极利用国际要素。因此，要素的供给不应仅仅停留在国内范围，而应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应在全球化视野的背景下考虑要素的供给及其结构优化，提升要素效益与竞争优势。2.国际生产折中论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邓宁（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论（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又称“国际生产综合理论”，其核心思想在于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等特定优势，其要素寓意在于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区位选择等综合考虑的要素优势组合方式，选择是出口还是“走出去”生产，取决于其特有优势：具备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特殊要素优势，提高获利能力和增加净现值；具备内部化优势，发挥内部管理结构对要素使用的效率优势；能够使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同企业自身的特有优势相结合。（二）基于增长源泉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要素源泉，包括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三个部分。1.古典增长理论及其要素寓意
古典理论的要素意义在于，既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要素源泉是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11]（1）配第的生产二要素论。威廉·配第较早地论证了要素对生产活动的重要作用，将物质财富的源泉归结为劳动和土地二元的，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土地是财富之母”；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揭示了劳动的能动作用。[12]（2）斯密的财富劳动源泉论。在分工以及生产性、非生产性劳动区分的基础上认为，除了土地上天然生长的物品，一切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性劳动数量的增加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其中劳动效率提高更重要；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3）李嘉图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的作[13]用下会停止。[14]（4）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所谓生产是创造效用，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分配上三要素的所有者应各得其所，劳动所有者得工资、资本所有者得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地租。并认为科研的最终结果被企业家所利用，科学家得到的利润最不公平，取得利润最多的是企业家和冒险家。扩大了劳动外延，把技术与企业家才能等要素都列入劳动范畴。（5）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与产出二者的增长不同步，人均产出的[15]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2.新古典增长理论及其要素寓意
新古典增长理论（New-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主要指索洛所提出的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率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通过调节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其要素寓意在于：经济可以以人口增长率实现稳定增长。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等要素的增加，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该理论提出的促进人均收入增加的要素结构优化的含义是：实现人均产出量增加以提高总产量，即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储蓄率、降低人口出生率。（1）熊彼特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经济发展，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2）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3）索洛—米德模型。通过引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G=aΔK/K+（1-a）ΔL/L+ΔT/T，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4）马歇尔基于对组织和管理重要作用强调的四要素论，即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管理，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且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3.新增长理论及其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要素引入增长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在长期内可以单独递增。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一组论文，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新增长理论的融合：强调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新要素作用的研究，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广泛存在的原因，为长期增长提供全新图景。（1）将增长的要素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决定作用，技术进步可提高投资收益，投资又使技术进步更有价值，良性循环、长期恒定地促进经济增长。（2）为经济持续增长找到了要素源泉和动力。将知识和人力资本纳入模型，可产生递增的收益，实现持续增长。（3）对于经济增长要素的作用具有事实上的解释力。例如，新技术的垄断及其超额利润为人们提供了投资和技术研究的动力，解释了垄断竞争中均衡的存在；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具有外溢效应，当要素可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4）对要素结构优化的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市场力量不足以使要素利用达到最大的创新潜力，因此政府有责任和理由干预创新，刺激资本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发等。（5）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导致的要素创新和结构优化。规模经济效应在于边际成本随产出增加而下降，开拓国际市场、扩大产量进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可以加速科技和人力资本的全球化传递，通过“干中学”，迅速积累技术；形成源于要素的“赶超效应”，避免重复劳动，分享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创新成果。（三）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1.基于比较优势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1）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又称绝对成本论（Theory of Absolute Cost）、地域分工论（Theory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Labor）。基于劳动成本绝对差异优势的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资源、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增加国民财富；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解决了具有不同要素优势的国家（地区）间的分工和交换的合理性问题。（2）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又称为比较成本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每个国家（地区）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而劳动生产率差异是贸易发生的重要起因。（3）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扩展。Becker（1952）认为，处于中间范围的国家（地区）的贸易方式仅取决于其要素成本条件所决定的优[16][17]势。DFS（Dornbusch，Fisher and Samuelson）模型作为研究多种产品情况下比较优势的代表，通过比较各种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工资水平确定产品的比较优势，确定贸易模式。劳动要素作为贸易方式和分工的微观基础，对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2.基于要素禀赋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1）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H-O理论），又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的相对富裕度及其相对价格的差异导致生产成本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国家（地区）贸易相对价格的不同。各个国家（地区）都倾向于生产其要素相对富裕的产品并且出口，进口其国内要素相对稀缺的产品。各个国家（地区）应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要素方面发挥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如此则资源配置会更为有效，福利水平将会得到提高。（2）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S定理），该定理证明了保护主义会提高一国（地区）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报酬；国际贸易会对一国（地区）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3）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FPE理论），是由萨缪尔森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逻辑论证的，又称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H-O-S定理）。该定理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因要素禀赋不同而引起的价格差异将通过要素、商品的国际移动等两条途径逐步缩小并趋于均等，但这只是一种趋势。（4）罗伯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解释了要素禀赋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该定理认为，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产增加，而另一个部门的生产则下降。要素积累对生产的影响，增长意味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可能使贸易条件恶化，存在“悲惨增长”（immiserising growth）的可能。（5）赫克歇尔—俄林—凡涅克多要素模型，又称（H-O-V定理），认为在要素禀赋处于“多样化锥”（diversification cone）的情况下，将决定一国（地区）的贸易方式和国际分工状态，可能促进该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其重要贡献在于认识到可以把商品贸易看成是国际的要素交换，即包含在贸易商品中的生产要素交换形成了多要素模型，为经济增长的多要素分析和要素组合、要素结构优化奠定了基础和研究思路。3.基于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主要是波特钻石理论模型，又称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由迈克尔·波特相继出版的《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1980）、《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1985）和《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三部著作系统构建，认为竞争优势取决于四个要素：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的竞争力），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这四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外加两大变量，即政府与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不可漠视的。（1）该理论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主要是在企业微观、产业结构和国家层面上得到体现，认为要素的培养创造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政府政策和环境条件对要素的培养创造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对要素创造、要素提升、要素组合、要素结构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2）该理论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相互对立而存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在生产力水平或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地区）建立开放型经济所能获得的利益；钻石理论对于要素的比较优势地位、提升要素及其结构水平、加强创新和环境建设等问题，认为通过开放发展可以变“后发劣势”为赶超“先进优势”。（3）该理论是在要素全球化充分流动背景下，在微观基础上构建全新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既表现出要素差异化的组合特征，也表现出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要素成本收益；要素优势既表现在某一阶段的生产成本可能是最低的，也可能意味着在价值链分工中的要素收益也是最低的。（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1.要素构成的生产力系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以及由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等三要素构成的生产力系统对生产系统变迁的决定作用。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主体和首要因素，其数量和质量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因此，劳动要素的结构状况决定着生产力系统，进而决定生产关系系统，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2.科技要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是把科技要素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深入地研究和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创造性地将其吸收和借鉴于其《资本论》的创作中，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
[18]学”，不仅包括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知识形态的科学，也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物质基础的技术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看来，[19]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认为技术要素是物质技术基础的奠定者，“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20]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
[21]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中也有科学”。邓小平通过对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不仅肯定了“科[22]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把科技要素看成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应用与劳动对象、原材料的改进相联系，降低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知识进步导致的社会分工，促进了整个要素结构体系的发展；科技发展导致的要素效率提高，促进了产能显著增加。（五）经济发展阶段性结构转换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1.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要素结构思想
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100多年统计资料的研究，卡尔多（1958）提出了六种程式化事实：“总产出和人均产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递增率持续增长；资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资本利润率保持不变，明显高于实际利率，至少在大多数比较发达的国家是如此；保持稳定的资本系数；产出中的投资份额与收入中的利润份额高度相关；不同国[23]家的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率和总产出长期增长率存在差异。”这表明复杂的经济增长过程可由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三大特征要素进行约简，特别是还涉及制度要素以及经济要素的结构转换问题。2.需求拉动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
从要素及其结构变动的角度看，需求拉动的作用在于其对产品需求存在不同所导致的各个产品购买额之间的差异，导致要素流动、利用和重新配置，并强调“恩格尔法则”在要素结构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国民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因而需要更多的相关要素用于所需食物的要素结构构建、生产和供应管理，从而导致要素结构的变动优化。3.劳动要素转移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1）刘易斯模型与拐点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在“二元经济”背景下的现代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剩余劳动要素全部转移干净。在第一阶段的劳动要素无限供给期，导致其报酬仅维持生活所需；在第二阶段的劳动要素短缺期，导致其要素报酬取决于劳动效率。在劳动要素由剩余的第一阶段转变到短缺的第二阶段时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相应的劳动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其中，“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在由无限劳动供给变为短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在二元经济的剩余劳动转移结束。因此，“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过分长期依赖廉价劳动要素优势会导致“人口诅咒”，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可持续，丧失创新能力。只有实现要素结构升级，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增加产品附加价值，才能保持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2）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三阶段划分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刘易斯模型没有足够重视农业的作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的剩余产品是劳动要素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在对其改进的基础上，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用刘易斯模式以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为基础，把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一拐点”；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3）乔根森模型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劳动要素可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剩余”和人口规模；农业剩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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