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保护、融资约束与经济增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熠 林仁文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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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融资约束与经济增长试读：

2017年，是华东政法大学65华诞。65年来，华政人秉持着“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精神，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学校始终坚持将学术研究与育人、育德相结合，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家、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法治人才。一代代华政学子自强不息，青蓝相接，成为社会的中坚、事业的巨擘、国家的栋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

65年栉风沐雨，华政洗尽铅华，砥砺前行。1952年，华政在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历经65年的沧桑变革与辛勤耕耘，华政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法学为主，兼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人才培养硕果累累，科研事业蒸蒸日上，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步步登高，国际交流与社会合作事业欣欣向荣，国家级项目、高质量论文等科研成果数量长居全国政法院校前列，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登高望远，脚踏实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学校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质量为先，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秉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形成“三全育人”的培养管理格局，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为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做出新的贡献！

革故鼎新，继往开来。65周年校庆既是华东政法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迈向新征程、开创新辉煌的重要机遇。当前华政正抢抓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机遇，深度聚焦学校“十三五”规划目标，紧紧围绕学校综合改革“四梁八柱”整体布局，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创新办学”发展理念，深化“教学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发展模式，构建“法科一流、多科融合”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两基地（高端法律及法学相关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法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基地）、两中心（中外法律文献中心、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一平台（‘互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发展战略，进一步夯实基础、深化特色、提升实力。同时，华政正着力推进“两院两部一市”共建项目，力争到本世纪中叶，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法科一流、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展，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和令人向往的高雅学府”。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65周年校庆既是对辉煌历史的回望、检阅，也是对崭新篇章的伏笔、铺陈。在饱览华政园风姿绰约、恢弘大气景观的同时，我们始终不会忘却风雨兼程、踏实肯干的“帐篷精神”。近些年来，学校的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课题立项数持续名列全国第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主要核心期刊发文量多年位居前茅。据中国法学创新网发布的最新法学各学科的十强排名，学校在法理学和国际法学两个领域排名居全国第一。当然我们深知，办学治校犹如逆水行舟，机遇与挑战并存，雄关漫道，吾辈唯有勠力同心。

为迎接65周年校庆，进一步提升华政的学术影响力、贡献力，学校研究决定启动65周年校庆文丛出版工作，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优秀学术成果，集结成书出版。文丛不仅囊括了近年来华政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也包含了华政知名学者的个人论文集。这样的安排，既是对华政65华诞的献礼，也是向广大教职员工长期以来为学校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致敬。

65芳华，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似惊鸿一瞥，更如流风回雪。衷心祝愿华政铸就更灿烂的辉煌，衷心希望华政人做出更杰出的贡献。华东政法大学65周年校庆文丛编委会2017年7月引言

金融系统和法律环境，对于企业投资乃至一国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Claessens and Laeven，2003；Porta et al.，1998）。本书着重关注融资约束、产权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企业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

首先，产权保护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如果企业预期无法获得投资收益，他们将不会投资。一方面，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表明，弱的产权保护通常与低投资率、低经济增长率相联系（Acemoglu et al.，2001；Knack and Keefer，1995；Mauro，1995；Svensson，1998）；另一方面，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尽管较少，但是Besley（1995）发现，在加纳，产权保护和投资间存在显著联系。

其次，外部融资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银行贷款，企业可能难以及时利用新的机会。有证据表明，良好的金融系统能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Levine，1997；Rajan and Zingales，1998）。

虽然目前已经有大量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仍有几个重要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答，其中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产权保护，哪个更重要；外部融资约束的放松和产权保护力度的提升，哪个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政府理解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

本书将非市场化因子引入DSGE模型，构建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存的经济体，以模拟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状态，从而试图回答以上问题。本书模型的模拟结果，能够较好契合中国重要经济变量的特征。模拟结果表明：①有形资产的产权保护与无形资产的产权保护相比，后者对于企业和整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②外部融资约束的放松和产权保护力度的提高相比，短期来看前者对于经济体的推动力度更大，但长期来看后者的正向影响更为持久。第一章文献综述第一节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一　国外文献

关于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已经有大量文献进行了相关研究。North（1990）强调有效的司法系统能推动合同的执行，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量学者认为，有效的产权保护，能够促进投资或者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反过来说，如果产权保护不完善，那么将会降低投资、创新以及获取外国技术的激励（incentives）和机会。

Porta等（1998）探讨了覆盖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法律规则的起源以及它们在49个国家的执行质量。结果表明，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最糟糕，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国家处于中间。结果还发现，最大上市公司的所有权集中程度与投资者保护程度呈负相关。然而，如果无法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那么将阻碍投资，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

Demirgüç-Kunt和Maksimovic（1998）认为有效的法律体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希望长期融资的公司必须做出可信承诺，以控制公司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长期债权人通常使用债务契约来约束债务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样，外部股东依靠明确的信托责任来约束企业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如果要有效核查内幕行为还必须依赖有效的法律制度，以阻碍侵权，并且能够强制执行违法行为的赔偿决定。

另外，在侵犯产权的各种行为中，腐败和寻租也可能会影响公司发展乃至国家经济增长。自从Leff（1964）和Huntington（2006）开始研究，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受到了广泛关注。一些研究者认为，腐败可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首先，腐败行为，如“速度钱”（speed money）将使得个人避免官僚主义的延误；其次，能够受贿的政府雇员会更加努力工作，特别是在贿赂作为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尽管第一个机制可能会在繁文缛节的国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第二个机制将不限于此情况，在很多地方都能运行（Mauro，1995）。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政府不能良好运行，那么将严重阻碍投资、创业和创新：烦琐和不诚实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延缓许可证及牌照的发放，从而减缓新技术、新生产工艺中的技术提高。Shleifer和Vishny（1993）认为腐败将会减缓经济增速。Rose-Ackerman（2013）警告那些腐败已经变成经济需求（economically desirable）的地区，限制腐败会比较困难。

其中，Murphy等（1990）认为，一个国家最有才华的人，应该组织其他人生产，这样他们才能把自己的能力优势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如果他们开设公司，他们将创新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他们成为寻租者，他们将仅仅是再分配财富并削弱经济增长。职业选择依赖于各部门对于能力的回报、市场规模和薪酬合同。在大多数国家，寻租比企业的回报更高，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结果表明，若与法律专业相关的毕业生越多，则该国经济增速将越慢。

Murphy等（1993）指出秘鲁和赤道几内亚，在公共和私人寻租行为使得财产不安全后，经济几乎停止增长。原因可能在于寻租行为是收益递增的（exhibit very natural increasing returns），即寻租行为的增加会加强（而不是减弱）其相对于生产行为的吸引力。这会导致经济中存在多个均衡，其中“坏”的均衡具有高的寻租水平和低的产出。同时，文章还发现，寻租，特别是政府官员公共寻租活动，将对创新活动造成比日常生产更大的伤害。他们的文章认为寻租活动频繁（如易于腐败、不完善的法制以及宽松的法律体系）的国家，将会在经济上遭受损害。

Mauro（1995）分析了一个包括各个国家特征的新数据集，指标包括对于腐败的主观判别指数，繁文缛节的程度，司法系统的有效性，以及各种类型的政治稳定。研究发现，腐败将会降低投资，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Svensson（1998）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投资率差别如此之大。文章建立了一个模型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不稳定且两极分化的社会，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incentives）实施法律改革，以充分保护产权，并解释了这将如何阻碍私人投资。文章认为政治不稳定将阻碍投资。

Ehrlich和Lui（1999）的文章指出，在不同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官僚腐败的发生率有较大差异。文章尝试采用内生增长均衡模型，推导得到的使人力资本积累与政治资本积累相平衡的经济增长路径结果表明，政治寻租行为将会影响经济发展。

Djankov等（2002）研究了75个国家的新成立公司的准入条约。文章发现在绝大多数国家，准入的官方成本（official cost of entry）非常高。而且，准入规定越多的国家，腐败也越严重，非官方经济体也越大，但是公共和私人产品的质量并不高。这将阻碍投资和创新，并进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二　国内文献

国内也有很多文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两者的关联。比如韩玉雄、李怀祖（2004）采用寡头竞争下的古诺模型来描述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价格决策行为，导出了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共同增长的技术扩散模型，并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相对工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还用1997～2001年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会降低中国的劳动工资率和经济增长率。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中国政府应尽可能采用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王林、顾江（2009）使用85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的增长效应取决于一国技术水平与世界技术前沿之间的差距。当一国技术水平接近技术前沿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经济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发展中国家相关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前提下，评价其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应该采取相对较低的标准。

吴凯等（2010）修正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计算方法，并测算了1985～2007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文章采用传统的永续盘存法，测算了我国自主研发投资形成的技术知识存量和通过技术引进带来的技术知识存量。最后，文章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创新内生化，引入技术知识存量作为知识累积的代理变量，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唐保庆等（2011）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视角从理论上研究了服务贸易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且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随后基于90个国家1998～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①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比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更加能够通过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②相比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易于强化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这些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未能得到强化；③不管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均强化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

唐保庆等（2012）从理论上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货物出口部门和服务出口部门的外部经济效应，以及由外部经济效应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随后，文章分别基于中国和经合组织（OECD）2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出口部门的技术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②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出口部门的匹配性强于低技术出口部门，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增强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③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出口部门产生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助推器”，并能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发挥了“绊脚石”的负面作用。以上结论对于调整中国出口的技术结构、制定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雪兵等（2012）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克服短期技术困境、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文章从宏观层面研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贡献在于：首先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实际测算1985～2010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其次通过构建“知识-生产”两部门理论模型，分析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最后基于中国转型期经验数据，运用动态建模方法实证研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短期内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则有碍于经济增长；在长期均衡的状态下，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节融资约束与经济发展

融资约束会通过公司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在这里，我们将公司融资约束的放松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市场直接提供更多的资金；另一类是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从而使得公司可获得的资金增加。一　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1.国外文献

大量国外文献认为，发展良好的金融系统，有利于公司投资和经济发展。其中，Claessens和Laeven（2003）认为，金融对于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来说，都至关重要。而Demirgüç-Kunt和Maksimovic（1998）指出，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使公司能够更容易地为投资所需融得资金。

Rajan和Zingales（1998）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大量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间的联系。结果认为金融发展降低了公司外部融资的成本，这可能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合理原因。而且，文章考察了更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发现在那些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这些行业将会不成比例地获得更快发展。

Demirgüç-Kunt和Maksimovic（1998）认为，一个有效的金融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良好运行的市场和金融中介，是资本的直接来源，也是保证投资者获取公司活动信息的重要机制。因此，发达并活跃的金融市场，以及大的中介部门，将使公司更容易借到长期资本。

Demirgüç-Kunt和Maksimovic（1999）考察了1980～1991年30个国家的公司贷款期限。在有活跃股市的国家，大公司有更多的长期贷款。这样的资本结构有利于企业投资和发展。2.国内文献

国内也有大量文献研究了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陈邦强等（2007）的文章从金融中介、金融市场、政府行为、金融开放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建立了1978～2005年中国金融市场化数据库，构建了衡量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的相对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四个方面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做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证明四个方面之间几乎均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仅对金融中介和政府改革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中国金融市场化在短期内未能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促进了金融中介市场化和政府改革。

杨国辉、孙霞（2009）基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中介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和产业结构升级中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作用，利用1990～2005年的分省份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我国银行中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来看，银行中介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从区域来看，银行中介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大于其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二　货币政策

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大量国外研究表明，欧美国家的常规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就业增加方面有一定效果。然而，中国的研究结果并不明朗，其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非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1.国外文献

Bernanke和Blinder（1992）研究表明美国联邦利率包含了实际宏观经济变量未来的走势信息。文章采用美国联邦利率的未预期变动（innovation）来度量政策的变动，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部分通过“信贷”（银行贷款），部分通过“货币”（银行存款）传导到实体经济中。文章认为货币政策部分通过影响银行的资产构成来起作用。更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短期内银行卖掉债券而不影响贷款。但是长期来看，银行结束了旧的贷款，又拒绝发放新的贷款，这样，贷款就开始受到紧缩货币的影响了。一些贷款者依赖银行获得资金，这样贷款供给的减少会给整个经济降温。

Christiano和Eichenbaum（1992）发现，正向的货币政策冲击将产生长时期的、数量上显著的流动性效果，并促进了经济活动的持续上升。

Thorbecke（1997）通过美国联邦利率和非介入储备的冲击和叙述指标、联邦储备政策变动的事件研究方法，来衡量货币政策。结果表明，扩张性的政策，增加了事后的股票回报。多因子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还将增加资产的事前回报。

Christiano等（1996）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有以下特点：①它们同非借入储备、总储备、狭义货币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局持有的政府债券的减少有关，同联邦利率的上升有关；②导致了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就业、零售和非金融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以及失业率、制造业存货的持续上升；③使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④在开始的一年里，GDP物价平减指数都没有反应，一年之后开始下降。

Qin等（2005）研究了货币政策怎样传导到实体经济。他们采用Polak模型，分析了三种货币工具——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对基础货币供应量的直接控制，对经济的影响。模拟的结果表明，这些工具对于货币总量和物价的影响很大，但对于实际经济的影响却很小。

Geiger（2006）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包含两类：央行的工具（基于价格的间接工具，以及基于总量的直接工具）和非货币政策工具（不由央行控制）。同时使用这些工具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扭曲，最终阻碍了货币政策传播的利率渠道的效用。2.国内文献

冀志斌、周先平（2008）利用1995～2008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对产出有显著的作用，并且对产出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的。紧缩的货币政策没能使物价水平下降，反而使其上涨了。与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相比，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一些。因此，中央银行不能仅仅依靠紧缩的货币政策，特别是频繁加息来控制物价。

孙天琦、张观华（2008）认为银行资本自身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点，监管当局的资本监管一般会导致信贷供给出现更为严重的顺周期性，并放大经济周期。

何东、王红林（2011）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利率双轨制之下：银行体系中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及债券市场利率共存。利率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关键。以存款利率上限为核心的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与价格工具并存的特点，也意味着中国货币传导机制不同于发达国家。文章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其基本思路是：价格管制带来的扭曲需要由数量管制来纠正。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利率对基准存款利率调整的敏感程度最高，对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敏感程度次之，对公开市场操作的敏感程度由于利率双轨制的存在而不明显。第三节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在经济发展中的交互作用一　国外文献

大量学者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权保护、融资约束的作用都极为重要，并且有可能相互影响。

Demirgüç-Kunt和Maksimovic（1998）指出，公司内部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缺陷（不完善）将限制公司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力。这些缺陷的严重程度，部分取决于法律和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公司在产权保护好的国家，会更多地利用外部资金来投资。

La Porta等（1997）采用了49个国家的样本数据。他们的研究表明对投资者保护更弱（通过法律规则的特征以及法律执行的质量来衡量）的国家，资本市场更小。这一发现适用于股票市场和借贷市场。而且，相对于普通法国家，法国等民法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较弱，资本市场也不够发达。研究结果证实了法律环境（法律规定和执行），对于一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发展程度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将保护潜在融资者免于企业的剥削，并且提高了他们用资金购买债券的意愿，从而扩大了资本市场的广度。

Johnson等（2002）通过对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新公司调研发现，不足的产权保护将阻碍公司的利润再投资，即便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在产权保护强的地方，公司会利用利润再投资；在相对弱的地方，公司不想将留存收益再投资。

Claessens和Laeven（2003）认为在产权更安全的国家，公司可以更好地配置资源，从而可以更快地发展。这是因为不同种类资产的回报被更好地保护，免受竞争者行为的损害。通过采用大量国家的行业附加值数据，文章发现更好的产权保护，会通过促进资产配置带来更快的增长。该作用同金融发展、提高融资渠道的作用一样大。二　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孙伍琴（2004）分析了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以及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于银行风险内部化，而且在信息处理上无法反映存款人的不同观点，因此不适合高风险、高收益的高科技产业融资；而金融市场有利于投资者通过资产组合分散风险，且能提供表达不同投资者不同意见的机制，使其更能支持技术创新。文章认为，我国单一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从而影响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以及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钱水土、周永涛（2011）以我国2000～2008年28个省市数据为样本，运用残差结构一阶自相关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方法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和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然后运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张望、张书琴（2010）通过构建三部门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与金融市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因本国的技术进步方式，尤其是自主创新的程度而异；金融市场效率的改善有助于减少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或增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效应。金融市场效率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金融市场效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消弭或增加金融市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内地1999～200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与非均衡的，依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而异；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各组成部分看，立法强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执法强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金融市场效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李春涛等（2015）利用世界银行在全球61个国家（地区）2万多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融资途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文章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专利保护指数和国际产权指数作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指标，并检验了包括内部融资、银行融资和股权融资在内的不同融资途径对创新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所有权性质等通常被认为会影响企业创新性因素的基础上，文章发现，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与股权融资相比，内部融资和银行融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通过以往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大量学者研究产权保护、融资约束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然而仍有几个重要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答，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产权保护，谁更重要；外部融资约束放松和产权保护力度的提升，哪个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

同时，由于中国非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特征，关于中国的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有明确的研究结论，比如，产权保护的加强是否有利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另外，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力度有所不同，当前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件，凡涉及国有企业专利的，就被定为侵犯国有资产专利，相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会很快介入，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认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范畴，会久拖不决。这可能会使中国的相关研究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第二章基准模型及其校准第一节基准模型

本书模型构建的经济中包含4类经济个体：家庭、厂商、银行和政府。一　家庭

家庭分为两类：向国有企业提供劳动的家庭1和向民营企业提供劳动的家庭2。他们分别提供异质化的劳动H和H。同时，家庭进行12储蓄，为银行提供资金来源。（一）向国有企业提供劳动的家庭1（Household 1）

i目标方程：

其中，β为家庭1的贴现因子，C为家庭1的消费。Deposith11，t1，t[1]为家庭1的存款，作为财富进入家庭的效用函数。H为家庭1向国1，t有企业提供的劳动。而C指政府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g，t障等项目，能够增加家庭的效用水平。

ii约束条件：

其中，w指国有企业向家庭1支付的劳动报酬。R是家庭的t1，d，t存款利率，也即存款基准利率，由央行外生决定。π指通货膨胀率。t（二）向民营企业提供劳动的家庭2（Household 2）

i目标方程：

其中，β为家庭2的贴现因子，C为家庭2的消费。Deposith22，t2，t为家庭2的存款，作为财富进入家庭的效用函数。H为家庭2向民2，t营企业提供的劳动。

ii约束条件：

其中，w指民营企业向家庭2支付的劳动报酬。2，t二　厂商

厂商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企业存在以下不同：①贷款利率不同，国有企业按照非市场化利率（R）获得贷款，而民营loan企业按照市场利率（R）获得贷款；②资产负债率（m）不同，银m行允许国有企业采取更高的财务杠杆；③贴现率（β）不同，由于民营企业受到更多的信贷约束，因此会更有耐心，以通过自身财富积累等渠道获取资金。

企业目标在于，最大化关于企业家消费C的效用函数。其中，eC用于支付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报酬，以及社会福利等项目的支出；e1C用于民营企业家的消费。τ指税收，δ为折旧。e2（一）国有企业（Entrepreneur 1）

i目标方程：

其中，β为国有企业的贴现因子，C用于支付国有企业管理ee11，t者的报酬，以及社会福利等项目的支出。

ii约束条件：

根据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生产函数采用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其中，Y为国有企业产出；Z为国有企业技术变量；N为1，t1，t1，t国有企业劳动。而K为国有企业资本，参照Gerali等（2010），K1，t-11，为国有企业自身所拥有。t

公式（2-7）是国有企业的资源约束方程。其中，[2]指劳动调整成本，当厂商的劳动偏离上期值时将产生调整成本，φ（＞0）为劳动调整成本参数，φ越大表明就业11变动导致的成本越高[同样的，公式（2-12）为民营企业的资源约束方程]。

假定技术水平Z服从如下一阶自回归过程：1，t

其中，ρ为技术冲击的自回归系数，e为随机扰动，服从均值11，t为0、方差为σ的独立同分布。1

国有企业的贷款约束方程：

其中，国有企业贷款将受到抵押资产（K）价值的限制t1，（Gerali etal.，2010），m为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1（二）民营企业（Entrepreneur 2）

i目标方程：

ii约束条件：

其中，Y为国有企业产出；Z为民营企业的技术变量；N2，t2，t2，t为民营企业的劳动。K为民营企业资本，参照Gerali等（2010），t2，-1K为民营企业家自身所拥有。2，t

其中，η指民营企业的一单位劳动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我们引入相对生产效率是考虑到，微观机制的不同可能导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别（Song et al.，2011）。国有企业的代理人监管能力较弱，因此为减少代理成本，国有企业往往不会将权力下放；而民营企业的代理人监管能力较强，因此民营企业更愿意将企业交由经理管理。由于经理往往更为了解企业的运行状况，这就使得一单位的劳动在民营企业会发挥更高的生产率（η＞1）。

假定技术水平Z服从如下一阶自回归过程：2，t

其中，ρ为技术冲击的自回归系数，e为随机扰动，服从均值22，t为0、方差为σ的独立同分布。2

民营企业的贷款约束方程：

其中，m为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2（三）利率双轨制的设定

在厂商模型中，我们设定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不同的贷款利率决定机制，从而构建利率双轨制。其中，国有企业按照贷款基准利率R贷款，贷款基准利率是非市场化的利率，由央行外生决定；loan，t而民营企业按照市场化利率R贷款。m，t

中国信贷市场的利率双轨制特征，在许多调查报告中都有体现。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1）指出，约70%的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等于或者低于贷款基准利率。而同时，如广东省中小企业局（2011）以及谢平、陆磊（2003）等的调查表明，民营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同民间借贷利率差别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利率决定机制，也是基于前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在陈晓光、张宇麟（2010）的文章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面临不同的贷款利率，其中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为贷款基准利率的固定比例，而非市场出清的结果，因而不会受到资金供求等因素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本书的利率决定机制可能更贴近现实。三　银行

银行需要满足关于本金和利润的两个约束条件。首先，关于本金，银行按照存款基准利率R从家庭获得存款，扣除需上缴的存款准d，t备金，剩余部分资金用于：①以非市场利率（贷款基准利率R）loan，t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②以市场利率R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③m，t按照存款基准利率R购买政府债券。其次，关于利润，银行从厂d，t商贷款和国债中获取利息收益，用以支付存款的利息成本，并保持一定的利润率用于支付运营费用。

市场化利率R由民营企业的需求和银行的供给函数所共同决m，t定，受到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由央行外生决定，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是经济体的重要冲击来源。四　政府

政府的资金来自向厂商征税以及向银行出售国债。除偿还上期国债，这些资金将用于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其中，政府投资属于社会总投资的一部分。政府消费包括社会福利等消费性支出。政府的预算平衡方程如下：

其中，G指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中m的比例用于政府投资Inv。tgg，t

政府支出中剩余（1-m）的比例用于政府消费C。gg，t五　经济总体

其中，总产出Y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出加总，却不包含政t府投资Inv的贡献。这是由于严成、龚六堂（2009）发现，中国生g，t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超出了地区经济的合适范围，或者其使用效率较低。因此在本书的模型中，政府投资属于社会总投资的一部分，却不能够对总产出做出贡献。

其中，Inv、K和H分别指投资、资本和就业。Deposit和Loan为ttttt总存款和总贷款。C指总的家庭消费。t[3]六　通货膨胀率的决定

本书在参考Zhang（2009）的基础上，设立通胀决定公式（2-27）和（2-28），两个公式中同时包含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这是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兼具价格和数量的调整。而Zhang（2009）分别估计得到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价格法则和数量法[4]则，两者都能较好地拟合中国实际经济。

其中，是通货膨胀率关于稳态值的偏离。的实际增长率。和，分别为存款基准利率、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相对于稳态值的偏离。χ为残差，服从一阶自回归过t-1程。

在存在通胀率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r为：loan，t

在存在通胀率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实际的市场化利率）r为：m，t七　市场出清

模型中包含三类市场：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产品市场。在均衡状态下，三类市场都将是出清的。（一）劳动力市场出清

家庭1的劳动供给H等于国有企业的劳动需求N。1，t1，t

家庭2的劳动供给H等于民营企业的劳动需求N。2，t2，t（二）信贷市场出清

银行是信贷市场的主体，资金供求在银行部门实现平衡。公式（2-33）表明，信贷市场的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公式（2-34）表明，在考虑资金流通成本Premium的情况下，信贷市场中的资金贷出收益等于其借入成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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