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舜臣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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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历史随笔：九点烟记试读：
烟的行踪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烟”一般被认为有“雾”和“霞”两种意境。收录于《唐诗选》中的李白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一绝句同样也在日本的读者之间被相互吟诵和玩味）中就有“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名句。这里的烟花指代“烟霞与繁花”或者“春的景 色”。
清代的著名画家王时敏有着“烟客”的雅号，然而这一雅号中的“烟”并非意味着“烟尘”，而是代指“霞光”。因在传说中自古以来的仙人皆食烟霞而生，故烟客也等同于仙人。
唐代的李贺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李贺在《梦天》的前半部分中梦游天上，以华丽的文笔描写了超越现实的天上世界的图景，并以在天上俯视的视角，于诗的后半部分中对人间世界进行了观察。
此处引用其诗文的后半如下：
黄尘清水三山下，
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
一泓海水杯中泄。
在读这一部分之时，可以将黄尘理解为大陆，将清水理解为海洋。这既是地上世界的实景，也是传说中的三大神山（蓬莱、方丈、瀛州）之下风景的展现。若经历千年，地上世界的景色必会有沧海桑田般的变化，然而在天上看，那不过是如白驹过隙般极为短暂的一瞬。传说在上古尧舜时代的中国，全部领土被分为了九个大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从天上看这九大州（九大州也被统称为齐州），不过都是朦胧的雾霭，即便是汪洋一片的大海，也不过如注入小小杯中的流水一般微不足 道。
李贺的这种俯瞰式描写，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对历史进行观察的姿态。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的人物，既有在取得胜利时的欢呼，也有在处于低谷时的失落。然而，就像在读到织田信长火烧比睿山的一段时就已然知道他的性命不久后就要终结在本能寺一样，我们犹如全知全能的神一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早已了然于胸。
对于历史，因为有着时间上的距离，所以作为后世之人的我们虽然可以把握历史行进的大致脉络，然而对于细节的观察却并非那么容易。就算是梦游天上的李贺，也一样有着天上与地下空间上的间隔。这不能说没有些许的焦躁吧。
在这里，我想起了唐朝的王维针对中国绘画而撰写的流传千古的《山水论》。
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此是诀也……
在绘画处于远处的人物时，眼睛和鼻子无须被绘于纸上。同样，远处的树木不必画树枝，远处的高山不必画岩石。即是说，画山水之时只需要其像眉毛一样若隐若现，即可达到最高的意境之所在。画远处的水时，其表面不需要有波涛，只需与天上的云彩相连。我们虽能理解这一作画的诀窍，然而我们却有时希望能观察到远景中人的相貌表情，或者是希望鉴赏生长在树木上的枝杈。此外，仔细认真地观察山中奇岩生怪石的风景的冲动，抑或是对长风卷波涛的画卷的期待，都是常有之事。能够满足人们这样的心情的不正是小说家——特别是历史小说家吗？我是如此认为的。而且，当我如此思考之时，我自身也很奇妙地变得兴奋起来。
王维在《山水论》之外，亦有一篇《山水诀》传于世间，其中有“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南西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这样的语句。我们可以将这句理解为，画山水画之诀窍乃是将百千里的风景收于极小的画纸之上，并使画中景物宛如真实的山水一样浮现在眼前，更要于笔下展现出春夏秋冬之变化。
这里有必要对咫尺所指代的长短进行一些说明。在中国，尺原本指成年男子两只手左右并在一起时从左端到右端的长短。周制一尺为22.3厘米，这一度量衡一直被使用到汉魏时期。唐代时的尺与现在基本相同，为30厘米左右。相对于尺，咫乃是指以女性的手为标准的长度，比尺稍短，约为八寸。无论如何，可以将理想的短篇小说解释为要在约等于现在的色纸大小的咫尺面积中塞进春夏秋冬或东南西北。
前述《山水论》和《山水诀》因为并未收入王维之弟王缙所编辑的王维文集中，因此其是否是王维所著尚存疑问。更因《山水诀》的用语和行文颇有南宋时期的特征，因此可以基本判断是假托王维之名所作。但是，其文章中所讲的有关中国绘画的常识，则是任谁也不可否认的。正因如此，假托南画的始祖王维之名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能被仔细刻画的眼睛、枝叶、石头、波涛等，都可以算作烟尘。为了在咫尺的色纸中收入包含东南西北的百千里风光而省略的亦是烟尘。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在山水画中描绘云烟雾霭之时，我们省略了如此多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仅仅局限于人的眼睛或者树木的枝杈，从有一定距离的天上观察的话，九州（任意一个州都要比日本大）不过是九个如烟尘般的小点而已吧。
在中国绘画中，对于烟的表现有被省略和放弃的部分；想在文章中很直接地表现出日本的恬静和风雅是更为困难的。我在思考恬静和风雅之时，不自觉地就联想到了中国的 “烟”。
清朝唐岱撰写的《绘事发微》中的说明也许比较容易理 解。
当我们在大地之上仰望高山之时，可以看到云似乎从山上涌现出来。在中国，提到山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岩石，而云朵从岩石上喷涌而出正是应当被表现出来的意境。基于这种联想，山石也被称为“云根”。李贺的《南山田中行》一诗中就有“云根苔藓山上石”这样的表述。在这一情景之下，可以将“山上石”（“云根”）解释为于山的高处产生云朵的地方。然而，众所周知，高山必以岩石为基础。在杜甫的《瞿塘两崖》中的“穿水忽云根”中，穿越流水而忽然显现的“云根”，其所表达的也必是岩石无疑。另外，唐代贾岛在《李凝山居诗》中，也有“移石动云根”的表述。这种表述通过语言上的游戏刻画了一种若移开石头则可以移动云之根的意境。
将话题转回《绘事发微》。若从作为云根的山石向上攀爬的话，首先遭遇到的便是“岚气”。“岚”在日语中一般被读作“あらし”（ARASHI）。在中文里，“岚”的意思比起疾风和暴风，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山气的湿润”。这种意境乃是映照着山的绿色而展现的轻微的青色。王维在其诗句中非常喜欢使用“岚”这一意境，如《辋川集》的《木兰柴》中所作的诗句：
彩翠时分明，
夕岚无处所。
漫山浸染的绿色，有时因过分浸染而丧失了“夕岚”的所在。事实证明，岚与光明而清晰的事物正相反。我也时常感叹，因景色的轮廓过分明显而丧失掉了“夕岚”的帷帐。轻盈而模糊的雾霭亦是岚的一种。它潮湿且滋润，也不过分鲜明和突出，一如日本的静谧安逸与古风雅趣。王维的这种美的意识，显然接近室町时期日本人的情感。正如其在《送方尊师诗》中所写：
夕阳彩翠忽成岚。
它的结构就像拆解前述《木兰柴》中的意境并重新组合它们。这是映衬在斜阳下的青山忽地将其青色转化为岚气——如同吟咏着青蓝色的薄雾。比起轮廓鲜明的景色，雾霭霞光映斜阳的烟景更加贴近王维的美感。
这样的话，就自然地可以将“岚”理解为“烟”。但是，唐岱在《绘事发微》中称：岚气聚集而不散，其薄处为烟，烟积而成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岚”的薄处为“烟”，而其“烟”经层层累积变为云。
宋代韩拙有一部以其字“纯全”而命名的《山水纯全集》。然而该书不仅欠缺权威性，而且被严厉批评为见解平庸和错误百出。虽然错误百出很令人困扰，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见解平庸反而更有利于理解作者的真意。韩拙认为，山川之气皆由云而成。因云自身合散不一，其中轻者为烟，重者为雾，浮于烟雾之间为霭。
云烟雾霭被统一于一体，其中虽然只有烟不具备“雨”字头，但我却极为喜爱。“烟”字大概有一种孤军奋斗之感吧。霞则因为其是云之气与太阳之气相互交织之时而形成的别样存在，一如朝霞与晚霞。因此，难道霞不正是应该用“火”字旁来表达的文字吗？若将其置于雨的庇护之下考量，可以感受到烟的气概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向上。
原本的烟是形容生火之时产生的烟气，之后被人们逐渐付诸以文学的修辞。至少在古诗领域，逐渐发生了意义上的变化，特指为燃烧的薪火所生发出的烟雾。不，那应当是即便在散文中也经常被使用的农家升起的炊烟。
王时敏的号是有诗人意味的“烟客”。虽然同样使用了烟字，但若是使用了“烟火中人”的话，则反而意味着并不具有仙人意味的普通人。仙人食烟霞而生，而世俗之人则以蒸煮谷物或煎炒禽兽之肉为自己提供能量。
这并非是蔑视于烟火中生存的世俗之人。只是将烟气熏人的烟字进行优雅地转用，从而表现人类追求美的精神和强健的表现力与创造力。
借此机会，我想将对烟字的探讨转向19世纪如地狱般的回忆。在此处，烟被赋予了一种不祥的意义——鸦片。
在阿拉伯语中，鸦片被称为“afyun”，但尚不能知晓其在何时传入中国。即便是在东西方交往极为频繁的唐代，也很少能找到有关鸦片的记载。在宋代初年的百科字典《太平御览》中也未能寻得其踪迹。明代李时珍（1523—约1596）在其《本草纲目》谷部第十三卷中以“阿芙蓉”为名对鸦片进行了介绍。“阿芙蓉”毫无疑问应当是从“afyun”的发音而来的转译，但是李时珍对此却丝毫不知。李时珍认为，“阿”意味着“我”，更兼其花色似芙蓉，故被称为阿芙蓉。在此期间，阿芙蓉也已经被称为阿片或鸦片。
李时珍在解说鸦片之时，称“阿芙蓉者前代鲜闻。近来于处方中使用者有之。其为罂粟之津液是也”，同时还标记了其具有轻微毒性的特征。另外，也记载了世俗之人将其作为房中之术而使用的事情。其具有延长房事时间的效果已被人所周知，然其作为房中术之药，尚未被普及使用。借用药物之力而贪恋闺房中快乐时光之人，在当时并不多见。
中国流行鸦片始于南方。南方因疟疾肆虐，故而作为镇痛药的鸦片开始被逐渐使用。
然而，伴随着广泛宣传，鸦片爆炸式地流行开来。其元凶毫无疑问是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当时中国和英国的贸易以广州为唯一的窗口，英国面对极端入超的压力。究其原因，在于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但几乎没有能出口中国的商品。虽然英国希望能输出毛织物和手表等，但基本没有取得成绩。英国努力寻找能够大量出口中国的输出品，并最后定格在了印度生产的鸦片之上。
鸦片在中国南方有作为镇痛药使用的记录，而且作为一部分特权阶级的“房中术之药”而具有一定的人气；更有甚者，其于明代之时在北京周边被冠以“一粒金丹”之名，作为百病之药的主材料被糅进药丸中加以贩卖，但其绝非具有治疗百病的功能，只是凭借其麻痹的效果而减轻生病的疼痛而已。然而鸦片在当时已经获得了奇效之药的美誉。“不老长寿之药”的称号是由东印度公司进行的有意识宣传。因其具有成瘾性，鸦片非常快速地传播了开来。
鸦片为中国人所厌恶则是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至20世纪初的事情。
以“烟”一字即可表示鸦片的含义。在鸦片之烟的面前，由霭或霞或起火而产生的烟也显得如此清澈。鸦片最初虽被称为“洋烟”，但最终还是去掉了“洋”字。
在探讨中国近代史之时，绝对无法回避鸦片的问题。与其说鸦片战争解决了鸦片的问题，不如说鸦片战争正是鸦片问题的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中国被公开承认，无论何人都能合法吸食鸦片。富有之人可以吸食上等的鸦片，而贫穷之人只能吸食价格低廉的再生鸦片。同有《粮食管理法》时代吃非法流通的大米时未曾抱有罪恶感的日本人一样，沉溺于鸦片之中的人也未曾有一丝罪恶之感。在日本也颇有人气的清末画家吴昌硕虽几度收到访日邀请，但终究未能成行。“去日本的话会受到严苛法律的制约，吸食一下鸦片就会被关进大牢。”在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吴昌硕打消了去日本的想 法。
说起禁烟，在日本意味着不吸香烟，但在中国则意味着不吸食鸦片。禁烟运动的成功关系到中国能否作为近代国家而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甲午战争中清朝失败的原因虽有多个，但清军大半是鸦片中毒患者之事却被意外地遗忘掉了。为了能有足够的金钱吸食鸦片而加入清军者不在少数，因而此等军队绝难取得胜 利。
我的故乡在台北市的南郊，清朝战败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时，台北的清军首脑打开府库，发给士兵回家的费用并解散了军队。我故乡的恶党埋伏在路边，从士兵手中掠夺他们的路费。我听到此事之时不禁评论：“这真是何等过分之事啊。”然而，村中的老人却说：“我们之前可是经常被士兵捆起来啊。”在路上打劫士兵之人有的迅速成为了富豪，有的也从此走向了没落。按照村里老人的说法，没落之人都是从士兵身上抢来鸦片之人。这也算是一种惩罚吧。
这样的情景如实描绘了鸦片在旧中国所占的地位。中国从鸦片的地狱中抽身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按照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进言的那样，通过死刑这样的非常手段来应对鸦片带来的危害。
经由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掸去了鸦片的侵蚀而进入到了崭新的时代。那是打倒步履蹒跚的清王朝后而实现的伟大事业。
自中国从鸦片的地狱中脱身至今并未经过太长的时间，但人们经常以为事情已经解决而认为鸦片已经是一个极为遥远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却并非那么遥不可及。
中国虽然已经解决了鸦片问题，但其后遗症却并非顷刻之间可以消弭。精神上的，乃至国民身体上的问题依旧存在。但是这些问题都仅仅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无伤大雅的问题，在中国新世代的身上，应当完全感受不到这样的气息了。
但是在探究中国近代史之时，被鸦片所遮蔽的黑暗时代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认为，应当对此发表一番评论。
在阅读“烟”这一文字之时，鸦片的身影已经越来越淡化。而且在日常用语之中，“烟”的鸦片的含义也基本被清除了。
文字各自有各自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消逝与沉寂者有之，起伏激荡者也有之。“烟”虽仅一字，兼优雅之修辞与急转直下的不吉之意于一身，真可谓是历经波澜的命运之子。
朝衡小考
若论编史方法的公正，《大日本史》当之无愧。但其中有关朱子学思想中大义名分论赞的部分却似乎过于强烈。作为遣唐生留学的阿倍仲麻吕，其对唐朝的风物极为仰慕，并将自己的名字赋予唐代风格，最后甚至还在唐朝加官授爵。《大日本史》对他的事迹进行了笔触锋利的评 论。
是其轻蔑祖先而贰其根本，此岂是圣贤之道耶？世人徒眩其才藻，而未究其本来，实乃因歆艳唐廷文士之推奖而所为之矣。
这种评论对阿倍仲麻吕来说的确有失公允。
不光是《大日本史》，水户的藤田东湖亦将远渡到大宋的僧人成寻的母亲赠予他的和歌“如是我听讲，天垠有稻粱。所诠辉照处，切切不能忘”收入《东湖歌话》之中，并盛赞其母为“虽为女子，但实乃真丈夫”。然而，紧随其后的评论则是对阿倍仲麻吕的攻讦：“（与成寻及其母亲的态度相对）阿倍仲麻吕前赴唐国，为其国之风倾倒，逐渐遗忘日本，并成为李隆基之臣。此等行径之恶劣自不必论，更可见其心中之恶劣。”
这种批判也未免太过严厉了，此处必须为阿倍仲麻吕做一些辩护。
中务大辅船守的儿子阿倍仲麻吕被选为遣唐生是在元正天皇的灵龙二年（716），因仲麻吕是在大宝元年（701）出生，彼时其不过十五岁而已。第二年，其又跟随遣唐使多治比县守入唐，同期的留学生中还有比仲麻吕年长六岁的吉备真备。吉备真备是被大学院或研究所派遣过去的，如果将吉备看作短期的研修生的话，那仲麻吕从最初就是被选拔为了长期留学的少年留学生。
由于日本朝廷选拔的留学生关乎国家形象，日本朝廷定是以严格的标准选拔英才。被选出的少年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进入长安的太学后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成为了进士，可以说他确实不负众望。
唐代的学校教育由国子监一类的政府机关所掌管，其长官被称为祭酒，因而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日本教育担当大臣兼国立大学总长。国子监有六学，分别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律、书、算三学分别是法律、书经、历法算数的专门教育机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三校在内容上没有差异，除大经（《礼记》《左传》）、中经（《诗》《周礼》《仪礼》）、小经（《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之外还教授《孝经》《论语》和《老子》。但国子学是以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国公的儿孙和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为入学资格；四门学是以七品官以上的侯伯子男的儿子及平民儿子中的杰出者为入学资 格。
外国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被依照一直以来沿袭的惯例而被安排在太学。按照当时的制度，习得诸学中两经以上的人方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因玄宗时期的进士科比起经学更注重诗文，故而学生在学校学习经学之外，也以《文选》一书为主要教材研习考试所需的诗文。阿倍仲麻吕虽然在长安过着这样的学生生活，但与同窗学生不同的是在长安他没有父母或亲戚。虽然家人都在今天想来并不算远的日本，但以当时的距离感来看，基本上如同万里之别了。
阿倍仲麻吕有位名为储光义的朋友，曾官拜监察御史的他给仲麻吕留下了一首诗，让人颇感亲密。储光义比仲麻吕年少六岁，在开元十四年（726）年满十九岁时就通过了进士考试，而这一年正是仲麻吕到大唐的第九年。虽然太学的修业年限没有特别的规定，但学习九年也没有考中科举的话要被劝告退学。我认为，仲麻吕和储光义应当是一同入学的同一期学生，也有可能是同一年考中了科举。
入唐后，阿倍仲麻吕把姓名改成了“朝衡”，其中，“朝”为姓，“衡”为名。“朝”这个字在古书中也被写作“晁”。因其将“朝臣”的“朝”作为自己的姓名，故而受到了《大日本史》的严厉批评。遣唐使一行的日本人经常称他为朝臣何某，粟田真人也在《旧唐书》中被以“朝臣真人”相称。此外，该书还有“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此留而未去，改姓名为朝衡”的记载。
不像正使和副使，偏使是并不十分重要的使节，只是普通的随员。因汉文的语境中对“麻吕”这一词语并不熟悉，因而使用了近音词“满”作为替代，仲满即为仲麻吕。选择“朝臣”的“朝”这一姓氏是阿倍仲麻吕为了不忘他是日本朝廷大臣的缘故。《大日本史》的编者应当对这一点加以考 量。
引用一首储光义赠予阿倍仲麻吕（朝衡）的诗，诗的题目为《洛中赠朝校书衡》。在中国，从古至今有在姓和名中间加入职位的习惯，因此这一题目意为在洛中赠予朝衡校书的诗。据记载，仲麻吕在考取进士之后，曾在太子左春坊的司经局担任校书。按唐制，将来成为皇帝的皇太子可以拥有一个小型政府，可以将其看作在正式成为皇帝之前必要的练习。配置外国留学生出身的人等也算是合乎规制。另外，司经局是创作经书正本和副本的地方，当时没有印刷技术只能用手书写。根据唐朝的官制，担当于手写和校正工作的校书固定为四人，官位是正九品下。
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
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
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傍。
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
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
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
在这首诗中，“伯鸾游太学”中的伯鸾是东汉梁鸿的别称。据《后汉书》的《逸民传》记载，梁鸿是扶风平陵人，其父亲梁让在王莽时期被封为修远伯，后在北地死亡。幼年时便成了孤儿的梁鸿，进入太学之后博览群书，毕业后没有出仕，以名隐士终其一生。《世说新语补》中记载，梁鸿孤独终老，甚至不与其他人一同吃饭。有一次邻居做饭，建议梁鸿趁灶台还有余火时做饭，但他把灶台上的火扑灭，等冷却后又重新开始生火做饭。的确是一位古怪之 人。
储光义把仲麻吕比作梁鸿，是想说仲麻吕是像梁鸿那样古怪的人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梁鸿并没有出仕做官，而仲麻吕作为异国的官员晋升到高级的官职，如果是很清高的人断不会做这种事。那为什么储光义把他比作梁鸿呢？是学习太学有共通之处吗？学习太学的人不胜枚举，盛唐时国子监的学生中常常有三千人。在《后汉书》中曾称梁鸿“家贫”，难道这是他们的共通点吗？
如果是跟随日本的遣唐使来的留学生，很难想象仲麻吕在太学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不过这些仅仅出于我的推测。仲麻吕与梁鸿的相似之处都是尽可能不愿意给其他人添麻烦吧。同窗的储光义，想到远道而来的仲麻吕，不管怎样竭尽全力还是不肯接受他的厚意，储光义作为友人一定焦急得不得了。
这个人真的像梁鸿一样！
这的确像是朋友之间能说出来的话。我可以想象储光义在赠予仲麻吕诗作时，他的脑海中一定掠过了这一情景。
因遣唐使并非时常被派遣，《大日本史》批判了仲麻吕留在大唐为官的行为。在仲麻吕入唐之后至下一个遣唐使到来整整经过了十六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以多治比广成为正使的遣唐使团被派遣至唐朝，仲麻吕虽然想同这个使团一同归国，但唐朝廷并未允许。
若从仲麻吕在开元十四年（726）考取进士来看，进入精英集团后他仅用七年时间便从左拾遗升至左补阙，是少有的从七品一路擢拔至第一线的中央官僚。这样的人才，即使是唐朝廷也不会轻易放手。
阿倍仲麻吕和李白是同一年出生，与比他年轻十一岁的杜甫同一年去世。关于王维的生年，曾有有力的说法讲似乎与李白是同年。被称为朝衡的仲麻吕和当时王维等擅长诗文的明星诗人非常要好。
开元二十一年（733），没有被允许归国的仲麻吕成为了亲王府的“友”。友是官名，亲王府的长官是被称为“傅”的从三品官员，次官则是正五品上的咨议参军事，长官与次官各一名。友排在他们之下从五品下，定员也是一名。朝衡（仲麻吕）是在玄宗的第二十四子义王玭的亲王府就职，后晋升为卫尉少卿。卫尉寺是负责处理兵器管理和宫门卫屯事务的政府机构，长官卿从三品，定员两名的次官少卿从四品上，在地位上仅次于阁僚。
之后，朝衡终于被擢升为从三品的秘书监，至此终得以出人头地。根据规定，其子弟可以得到进入国子监的资格。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掌管禁中的图书秘记，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秘书省下还设有著作局和太史局，文人中的精英大多都被集中于此。正因为是政府部门的长官，不能不说朝衡在唐朝官界中确实是身居高位。但尽管如此，依然不能打消他想回归日本的念头。
多治比广成之后入唐的遣唐使是在多治比入唐十九年后的天宝十一载（这里的“载”是唐朝用于记录年份变迁的字，公元752年），正使为藤原清河，大伴古麻吕和吉备真备任副使。此时朝衡已经是在当时看来非常年长的52岁了。思乡心切的朝衡期望能在第二年跟随遣唐使回到日本，此时纵使是大唐的朝廷也不能打消他回家的强烈思绪，便允许他回日本。但表面上下达的命令是“作为大唐官员，送日本遣唐使一行”。即是说，作为唐朝对日本的答礼而出使回国。从十六岁入唐，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度过了三十六年，回国后真的能适应日本的生活吗？大唐不仅允许了朝衡回日本的请求，而且考虑到他可以以正当的名分随时回到大唐，便给予
了他唐朝使节的身份。
辽阔长天玉镜升，
仰首遥望动乡情。
犹是当年春日月，
曾在三笠上顶明。
这是在日本的归途中作为朝衡的阿倍仲麻吕所吟唱的短歌，一般被认为是在苏州或者明州创作的。
要离开人生的大半时间居住的土地了，不得不与朋友们告别。虽然有唐使的职位，但恐怕不会再回来了。彼时的阿倍仲麻吕应当有把先进的大唐文物和制度亲自移植到日本，为日本的进步做贡献的抱负。在他心中，一定混着难以割舍的思乡之情、断肠的惜别之情，以及燃烧起来的凌云壮志。撰写《大日本史》的藤田东湖等人一定无法理解他人性中所具有的如朱子之学的格物致知般的品格。
阿倍仲麻吕最后并没能回到日本。他在海上遭遇了暴风后漂流到了安南。受尽了辛苦艰难后，他在启程归国的第二年便又回到了长安。在他回归长安的第二年，唐朝便爆发了安史之乱，仲麻吕也跟随玄宗一同到蜀地避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渐渐打消了回日本的执念。
在战乱后，他先后历任左散骑常侍（从三品）和镇南都护（从二品），任务完成后回到长安，并在大历五年（770）逝世。大唐朝廷追赠其潞州大都督之职。《日本诗纪》中也记载了日本朝廷也追赠其正二位的勋爵。
天宝十二载（753），仲麻吕回归日本之际，诸多朋友为他举办了送别的宴会，并作下了诸多诗文。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王维题为《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五言律诗。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因为这首诗也被收录于《唐诗选》，因此没有必要特别加以说明。《全唐诗》中记载的包佶（后为秘书监）的《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五言排律诗也是在同一场宴会中被创作出来的。阿倍仲麻吕在席位中作为大唐的高官朝衡，虽然同样也创作了五言排律诗，但远不能与包佶的诗作相媲 美。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这首诗是《衔命使本国》，主要表现他是奉朝廷命令以使节的身份归国这一事。
在这样的送别之后，大唐的友人认为朝衡一行因为暴风遇难而深感悲伤。之后漂流到安南的朝衡等人相安无事回到京师后，得知消息的友人又转悲为喜。李白曾为此作了一首题为《哭晁卿衡》的七言绝句。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蓬壶传说是东海中的蓬莱仙岛，如果知道苍梧是东海沿线地名的话，这首诗便不需过多注解了。
朝衡的《衔命使本国》中的“蓬莱乡路远”和“若木故园邻”相对，这两句诗词颇值得玩味。蓬莱是东边的岛屿，若木是生长在昆仑西面日落之处灵木的名字。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去东岛的故乡的路虽然很远，但回来后我心里却觉得连最西边的若木就像在我家附近一样。
王维被称为南画的鼻祖。早稻田大学出身的汪荣宝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年担任中国的驻日公使，而比起外交官的身份，他作为北洋政府五色旗的考案者更为世人所熟知。在东京就任期间，日本南画派的人物在樱之丘举办祭祀王维的活动，汪公使亦应邀出席。作为文人的他创作了题为《九月十七日雨中东京诸名士集樱丘南画院祀王右丞观礼》的两首七言绝句，这里列举其中一首。
昔送归帆沧海东，
只疑万里若乘空。
谁知化鹤千年后，
一夕来看浴日红。
承句的“万里若乘空”五字是引用了王维在送别朝衡时的诗句。
或许作为小说家多少有些妄想，我认为“乘”应当是“华”的误字。因此这一句也可以读成“万里若华空”。
若华是若木开出的花，与朝衡的诗中的“若木故园邻”相对应。而且在王维的例诗序篇中也有“苦垂为东道之标”，在有些书中认为这句话开头两个字应该是“若华”。
另外关于阿倍仲麻吕的经历，《新唐书》日本传的部分比《旧唐书》要多。《新唐书》中记载了他一时回国后又再次入唐的情形，且注明了在上元年间（760—761）官拜安南都护。与此相对，《旧唐书》中记载其为镇南都护。安南都护在至德二年（757）被改名为镇南都护，《新唐书》明明是在那之后编撰而成的，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将原来的版本重新改撰的呢？
兰陵王
从唐朝阎立本绘制的《历代帝王图卷》中可知古代的帝王大多留有挺直的胡须，有鼻子下的胡须向左右两边翘起来的，也有呈八字形垂下来的。如果以《三国志》中我们熟知的人物为例，前者的代表是孙权，后者的代表是刘备。
帝王的左右一定会尾随着众多的家臣，而这些家臣也要留胡须，但是他们的胡须绝不能凌驾于帝王的胡须之上。胡须果然是古代社会中代表权威的一种标志。
鼻子下的胡须垂下来是自然的状态，那些横着向左右翘起的则是经过加工修理过的。听说修理被称为“恺撒胡”的胡须形状是需要费很大心思的。在日本，长冈外史的胡子非常有名，听说他的胡须因没修理时很不雅观，所以需要不停地用整发剂修理。此外，听说他还要经常使用被称为“胡须袋子”的东西。
据我所知，在日本只有林铣十郎和荒木贞夫留有这种胡子，他们都是陆军大将，前者是以“解散议会”被人所知的前总理大臣。两人似乎都有极为强烈的权威主义倾向——至少都不太亲近臣民。恺撒胡最初的用意一定是为了强调“吾非平庸之辈”吧。
国外虽然在菜市和肉铺的商贩间也比较流行留恺撒胡，但是从中感受到的则并非是权威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幽默感。对此我也持相同的意见。
恺撒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战后历代内阁的阁僚中，还有人留恺撒胡吗？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恺撒胡的全盛时代是在明治时期那种官尊民卑的权威主义时代，被称呼“官大人”的下级巡查中恺撒胡非常流行。他们一边捻着卷翘的胡须，一边做出“喂！你在干什么！”般威严的姿态，从而达到威慑百姓的目的。
在鼻子下蓄一撮卓别林那样的方形小胡子的话，就比恺撒胡显得亲切多了。
我上小学和中学时也曾有几个教师留有这种小胡子。在我看来，在颇有些威严的同时也不会令人感受到像恺撒胡那样强烈的压抑。这种胡子更因为修理起来很简单，所以很受喜欢。但这种胡子的形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特勒，因而在战后并不是很受欢迎。
20年前，我的一位年仅二十五岁的朋友取得了公认会计师资格证。但因为他长着一张孩子脸，所以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多。像医生和护士那样，会计师也是越老练越值得被信赖，而他也一直因为自己有一张孩童脸而烦恼。这位朋友几经考量之后，决定在鼻子下面蓄起胡须。由于工作需要，这样的做法也是情非得已的。后来他到了看起来便很老成的四十岁之后才剔掉了胡须。
回顾历史，在曾经的合战中，决定胜败的重要要素之一便是大将的威严。尽可能严肃的脸无疑是有利的，而胡子则作为提升威严度的重要道具被几经加工。
关于合战能想到的是在日本口耳相传的兰陵王的故事。
兰陵王是6世纪后半叶南北朝末期北齐的皇族，原名高长恭，其父亲是东魏掌权者高欢的长男高澄。高澄死后，其弟弟高洋篡夺东魏建立了北齐。如果父亲没有那么早去世的话，兰陵王或许会成为继承者。
兰陵王高长恭英勇善战，而容貌据说像妇人一样端庄，因此在合战时很遗憾没有能压倒敌人的气势，所以出阵时戴着丑陋的面具。《兰陵王入阵曲》就是根据这件事而谱曲创作的面具歌剧。
北齐初代皇帝高洋（文宣帝）死后，儿子高殷继位，但马上被废掉，皇位由高洋的弟弟高演（孝昭帝）和他的弟弟高湛（武成帝）继承。高湛之后由被后世称为“后主”的儿子高纬继位。在当时南北朝的背景下，北朝处于北齐与北周的对立之中。北齐维持着与南朝陈的友好关系，一心为与北周争霸而积蓄实力，但最终反而被北周所灭。高纬则是因为子孙迟迟得不到帝号而被称为“后主”。
后主高纬是兰陵王高长恭的堂兄。如前所述，兰陵王是长男的儿子，要比后主年长。高长恭有深受国人赞誉的端庄容貌和强大的作战实力，是人人仰慕的对象。而这对于身为皇帝的后主高纬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不论实力或是人气都是兰陵王略胜一筹，后主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同他媲美。北齐和北周的命运是对立的，北齐无论如何一定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即使兰陵王自己没注意到这一点，北齐的重臣和武将也都认为如果让兰陵王做皇帝的话无疑对北齐非常有利。后主高纬疑心很重，他深感如果由兰陵王继任，自己就有可能会失掉宝座，于是便将兰陵王赐死。赐死兰陵王四年后，即后主武平四年（573）之时，北齐便宣告了灭亡。
北齐亡国四年后，灭亡北齐的北周被皇后的父亲杨坚夺取了政权。杨坚是隋朝高祖文帝，而隋朝统一南北朝则是人尽皆知的史实。
历史不容假设，但读者总想假设历史。
如果北齐拥戴文武双全的兰陵王高长恭作为皇帝，也许与北周的对战会取得胜利。因为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很软弱，天下统一便成为北齐高长恭的事业了。
北齐河清三年（564），北周与突厥联合进犯北齐。
当时兰陵王正任并州（今山西省）刺史，同入侵的突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最终打败了敌军。
在北周军包围金墉城时，兰陵王曾亲自率领五百亲卫队奔赴救援。当时被包围的北齐军不清楚突入战场的军队是哪一股势力，唯一能做的只是关闭城门。“自己人！自己人！我是并州的兰陵王。”
不管怎样呼喊，喧嚣的战场使得声音无法顺利传递过去。兰陵王只好摘下头盔让他们看清自己的脸。
兰陵王的英俊面庞人尽皆知。在确定是友军之后，金墉城的弓箭手打开城门支援前来救援的兰陵王军，并将北周军包围击溃。
这时将士奏响了胜利的凯歌。这首歌以《兰陵王入阵曲》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但这只是与历史事实截然相反的传说。在传说中，兰陵王为了隐藏与战争并不相称的美貌才戴上面具，但史实却是摘下头盔让自己的脸被看到。为了防范箭矢，当时的头盔大部分覆盖有铁片和坚韧的皮革，因此如果不摘下的话不能看清楚容貌。如果说头盔和面具不是同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摘下头盔和戴上面具就是两种情形了。从正史的记录中可知，摘下头盔是史实，戴面具充其量不过是有趣的传说而 已。
源义经在日本人中颇具人气，这表现了日本人对英雄的同情。这种同情不仅限于日本人，对于悲剧英雄的同情全世界是共通的。《兰陵王入阵曲》作为音曲和古典剧，其中那种对悲剧英雄抱以同情的世界共通的情感在中国民众的心中产生了深切的共鸣。
义经是被他的亲哥哥杀害，兰陵王是被作为皇帝的堂兄杀害。比起像楠木正成那样与敌人壮烈战死，类似于兰陵王这样明明无罪却因为遭人妒忌而被骨肉至亲残害的，悲剧色彩就显得尤为浓烈。
兰陵王入阵金墉城的故事为世人所熟知，入阵曲也在全国流行起来。义经在一之谷合战和攻打屋道中的事迹，乃至在壇浦取得胜利等功绩，恐怕也是被几经夸大后在民众间广为流传。作为天下之主的统治者当然不希望作为第二号人物的亲人有着过高的声望。
兰陵王高长恭在金墉入阵之时尚是其叔父武成帝的时代，因此并不存在之前提到的这种问题。但在他入阵后第二年，武成帝去世，后主高纬即位，兰陵王与皇室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他的人气反而变成了被妒忌的根源。入阵曲明明是为增强军人的士气而被歌唱和流传的，但疑心很重的后主认为这是兰陵王为了与他争夺威望而自己编造曲子在军中传唱。
兰陵王不仅长相俊秀，心地也很善良，每每得到美味佳肴一定会与部下一同品尝。武成帝对于他的功绩十分赞赏并赠予他20位美女，但他仅接受了20位美女中的一人。不仅如此，在收到后主赐死的命令时，他还烧毁和丢弃了家中大量的借据。
在中国，兰陵王高长恭的名字并不像源义经在日本那样有名。只不过北齐没能取得天下，因而英俊勇猛且心地善良的兰陵王的佳话在某些地方流传。
即使同样是悲剧英雄，义经在历史中是主流，而兰陵王不过是一条支流。因而《兰陵王入阵曲》也仅仅被记载于史书中。而且年代久远，也已经失传，很难知道它到底是一首怎样的乐曲。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唐代，这首歌曲中很少的一部分通过日本遣唐使传入日本，并作为雅乐流传至今。这对于悲剧英雄人物兰陵王来说，多少也能深感欣慰吧。
虽然知道兰陵王被赐死的年份，但他的生年却不详，因此并不知道他享年多少岁。他是比后主还要年长，而且是同一世代的高欢的孙子，在临终时一定还是英气方刚的青年英雄形象。若他这样优秀的人物能够统领北齐攻伐北周，不难想象北齐一定会取得天下。果然是过分偏袒反害其人，从当时的状况看来，北齐会被灭亡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五世共30年的北齐王朝在中国并没什么名气，因其篡夺东魏建国，对于东魏的皇族和重臣的肃清过于强烈，以致北齐很不受欢迎。不仅如此，更大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北齐皇室家族关系混乱无章。《二十二史札记》的作者——清朝的赵翼曾评价：“古来宫闱之乱，未有如北齐者。”
高澄（兰陵王的父亲）和他父亲高欢（谥号神武帝）的妃子邓氏及蠕蠕公主私通；高洋（文宣帝）也在他哥哥死后和他哥哥的妻子元氏私通；高洋的弟弟高湛（武成帝）也侵犯过嫂子。高氏一族乱交私通尤甚。
北齐的高家虽出自渤海郡的名门，事实上也有种说法称他们世家都为鲜卑族。如果是汉族的话，家庭内绝不会有这样杂乱无章的伦理问题。这也许是基于中华思想而推测出的一种说法。
在这样的家族中，兰陵王虽如一股清流成为国民中的英雄，但同时也可以意识到他生存的环境是多险恶了。
北齐家庭的混乱也许是早婚风俗造成的。在年少时后宫生活如果很自由的话，就很难形成伦理制约了。兰陵王的父亲高澄与东魏孝静帝的妹妹冯翊长公主结婚时年仅十二岁。后主高纬的弟弟高俨因罪被株连，当时年龄还不到十四岁的他却已经有四个遗腹子了，这绝对不能说是正常的家 庭。《北史》和《北齐书》中记载的兰陵王的传说并非十分详细，大概是后世的史观基于相同的道德认知，才突出刻画出北齐家庭的混乱和兰陵王的品格高尚。
兰陵王和他的家族好像完全是在两个世界中的存在，虽是同一个家族但性格却极不相同，甚至因为相异之处太多，使人不得不抱有很多奇怪的猜测——他与他作风混乱的叔父们的不同究竟是因何而起呢？
史书中并没有过多谈及兰陵王与佛教之间的故事，然而正因为史书中对兰陵王的叙述过于简略，作为佛教徒的我则不能不浮想联翩。
之前说北齐理所当然会被灭亡，第一个理由是皇室家庭内混乱的作派；第二个理由可以说是对佛教保护的过盛。
南北朝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兴盛期，在北朝和南朝，佛教曾繁荣一时。北朝以北魏开始，因为非汉族的王朝特别多，对于从外国引进过来的宗教并没有很强烈的排他意识，因此很容易便接受了佛教。
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各政权都统治着诸多的民族。在北齐，汉族官僚群体和鲜卑族的军人群体共同构成了政权的基石。为了实现相互之间的融合，倡导人类平等的佛教便具有了更为理想化的普世价值，而这种不强调功利主义的佛教思想也在转眼间渗透到了社会中各个角落。
在南朝，来自北部的流亡者与当地人的融合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佛教传授融合的理念，当政者也为此打开大门支持民众学习佛教教义。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不仅是佛教，如果国家对某种事物的保护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该事物便会开始堕落。
国家对于佛教的保护，如用国费修建寺院和佛塔，用国费（虽然是以皇帝个人名义，实质上是国费）供养僧尼。
用国家的财政供养僧尼并免除他们的纳税和兵役，这在那个即使辛勤工作也不一定能满足温饱的时代无疑是极富吸引力的。在寺院中传诵教义，虽说只能吃斋饭但也不必再担心忍饥挨饿和遭受战争的驱逐，更不会被箭矢和长刀杀害，还能不受霍乱的侵袭，哪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一时间僧侣的数量激增也是理所当然。
北齐的王室虽然家庭关系混乱，他们却很关心对佛教的保护。北魏和东魏保护佛教的政策并没有北齐这样强力，仅是文宣帝对佛教兴隆抱有极大兴趣，这从他捐赠的数量就可以推测出来。无论怎样，每年将从民众征收得来的国家税金的三分之一用于佛教开支就未免有些过度了。
据说北齐全国有四万间寺院，僧尼三百万人。即使在北朝，北齐的西边也还有北周，不过有四分之一政权的北齐却拥有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了。
但以北周武帝六年为界，北周展开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并在建德二年（573）下令命三百万僧尼还俗，其中年轻的僧人更是被编入军队，余下的僧人则被派遣去生产。
因此，北齐和北周之间的国力差距越来越大。
北齐的国家财政已经不足以供养佛教，因为对佛教保护过盛，对很多戒律都进行了调整，随之而来的便是堕落的开 始。
乱世中佛教发挥的巨大作用不能轻易忘记。虽然在史书中不一定找得到依据，但我认为在兰陵王身上可以看到佛教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北周的灭佛运动，又刚好和兰陵王去世是同一年。
遗臣
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的阿部藏品中，有一幅画着兰花的水墨画。但因为没有画土的缘故，这朵兰花给人感觉好像飘浮在空中。
为什么这朵兰花没有从土中生长出来呢？
当观赏这幅画的人询问这样的问题时，作者每次都以同样的话语回答：土地被藩人夺去了，你不知道吗？
作者的名字是郑思肖。按照美术馆的目录，这应当是元代的作品。但郑思肖从未认为自己是元朝人，他自认为被元帝国灭亡的南宋的遗臣。
郑思肖是福建连江人，连江县现在属于福建省宁德地区，在清代归福州府管辖，福州市的东北离岱江河口很近。但郑思肖出生在杭州，很多中国人即使前几代人迁了住所，祖籍却还是最初的地方。关于他的出生年份有各种传言，其中南宋理宗的嘉熙三年（1239）这种说法最适当。如若是这样的话，南宋便是在他40岁时亡国。
阿部收藏品《墨兰图》中有写明是“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
这一年是元大德十年（1306），郑思肖应该已经67岁 了。
他在延祐五年（1318）去世，享年79岁，这时他已经可以算作80岁的老翁了。即使在平均寿命延长的现在，80岁也算是非常长寿了。因此在当时，他应该是值得被祝贺的高寿 者。
虽说是值得庆贺，但他也许并不如此认为。郑氏在南宋王朝出生，人生的后半部分须作为一名前朝的遗臣度过。因为他要怀着羞耻感度过元帝国统治中国的40年，这并非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他心中有的应该是满怀愁怨的情 绪。
世人并不清楚他最初的名字，他在南宋灭亡后改名为“思肖”。其中“肖”字是“趙”字的一部分，而赵氏则是南宋皇室的姓氏。
无论何时都不忘赵氏的南宋。
出于这样的决心，他改换了名字。
他的字是“忆翁”，也有永远追忆的意思。
他的号“所南”是最被人熟知的，因为原籍在南方的福建，故而可以解释为“在南方”之意。但事实并不仅仅是这样。原籍福建的他出生在杭州（南宋时代是国都，称临安），郑思肖大半生都在苏州度过。在苏州自家的屋子里，他挂着一张写有“本穴世界”的匾额。
拆解“本穴”两个字再重新组合，能得到“大宋”二字。其想表达的意思毫无疑问是在被元朝统治的现实生活中强调其生活的居室依然是大宋世界。
南宋、北宋或者西汉、东汉的称呼方式均是来自后世史学家的命名，在当时尚不加这些多余的文字。南宋也好，北宋也罢，都是“宋”，因而自称为“大宋”。
为了能被看出以“本穴世界”命名的意义，郑思肖在文字中间隐晦地藏匿了自己的意思，像“思肖”和“忆翁”就是出于这种考量。他的号“所南”，也不仅仅意味着在南方出生，解释为他决意不在北面则更有说服力。像在日本也有“北面武士”这样的词语，其意为相对于南面的天子，而作为官吏的人则在北面，从而表现出臣服的意味。对于郑思肖来说，起此雅号时已经将不臣服于异族的决意表现得淋漓尽 致。
此外郑思肖还被赋予“景定诗人”“菊山后人”“三外野人（或者三外老夫）”“一是居士”等绰号。
景定是南宋理宗治世的元号（1260—1264），郑思肖是景定年间的太学上舍。他以太学上舍的身份参加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虽然这是一种类似精英培训的课程，但其中过半的人都是书生，最终也都将成为南宋王室的臣子。郑思肖大概是为了纪念此事而自称为景定诗人。
菊山是他父亲的号。他尊重父亲并以父亲为人生榜样。他出于坚定走父亲道路的心愿，故而也自称“菊山后人”。
在儒教之外，郑思肖对佛教和道教也颇有造诣。然而他并不甘心做三教的凡夫，而是想从三教中超脱出来。“三外”便是取脱离三教庸俗之意。正如他所撰写的《十方禅刹僧堂记》和《神仙金丹大旨》的标题所展现的那样，这些都是与佛教和道教相关的文章。
佛教中在家的信徒被称为“居士”，而“一是居士”的自号则是儒佛混合的结果。从他的自注中可以知道，“一是”来源于程子语录，这一词语出自程子评论“杀身成仁”的文章。郑思肖曾经撰写过题为《一是居士传》的文章，正如陶渊明以名句“先生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为《五柳先生传》为开篇一样，这种写文章时以客观的角度看待自己，并加以幽默调侃的风格成为了中国的传统。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也采取过这种方式。郑思肖按照这种风格在自传中写道：“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于宋，长于宋，死于宋。”
在宋出生，在宋成长，在宋死去。虽然这是他生前撰写的作品，但对他来说，他的死并非在元朝而是在大宋。“一是”是万古不易的理，他是在宣示以它作为必须履行的章法直至最后的死亡。
朝代更替后，先后在两朝服侍做官的人被称为“贰臣”，史书中也特别有一篇《贰臣传》对此加以记载。“一是”的“一”与“贰臣”的“贰”相对，表现出对含有贰的事物进行彻底否定的强硬姿态。仅仅从名字上来看，郑思肖的遗臣宣言是充满执拗的。在心中抱有决意虽是好事，但如果未能在实践中践行的话反而会被人厌恶吧，此正谓过犹不及。急性子的日本人会认为，如果这样倾慕大宋的话，那就不应当在元朝苟活而是去殉死大宋朝廷。确实，郑思肖表明遗臣的态度有些过剩，但正是这样，他才被认为是优秀遗臣的典型。“遗臣”或“遗民”这样的词有一种悲壮的美感，这样的语感从上古便已然存在。“夏朝的遗民”或“殷商的遗民”等时常会出现在史书中，其中含有的特殊情感也随之一直流传至今。
前朝灭亡之后虽然一定会出现遗臣，但我们赋予了“遗臣”强烈的美化意识。并非只有王朝灭亡，从前因为主人之家没落而失去职位的人也有很多。例如，大臣丧失立足之地后，大臣的家臣也因失去了主人而变为流浪之人。同样，家臣的家中也有仆人，而没有俸禄的家臣便无法再雇用仆人，仆人随之也失去了工作。这些人生活状态非常悲惨，但相对来说就稍欠美感了。
讴歌伦理和创造观念美是宋学的成果，遗臣与美学意识接连在一起是宋之后的事。
五代的冯道（882—954）是服侍过五朝十一君的宰相。他被批判没有气节操守，丢失了宋学的根基。但当时的民众却赞扬冯道向五朝君主宣扬爱护百姓的行为，称赞其作为宰相为了爱民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为五朝工作时，后唐、后晋、后汉都是突厥族的沙陀部出身的非汉族王朝。且不论是否服侍了两位君王，在当时仕于异族君主已经是颇具违和感的事情了。
五代之前的唐朝是世界级帝国，对异族很少有抵抗之感。有名的安禄山是胡人的儿子；在帕米尔和塔拉斯与伊斯兰军作战的高仙芝是高丽人；玄宗的秘书监朝衡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特别是武官中有很多非汉族的将军，他们经常被任命为节度使。
五代之后统一天下的是宋朝。宋从建国之初就饱受契丹族（辽国）压迫，对异族的抵抗意识也随之逐渐增强。宋学中对华夷的区别极为显著，这也反映了当时严峻的政治情 势。
长年侵扰宋王朝的辽国被女真族所创建的金国所灭，而后为了避免金国的攻击，宋被迫向南迁移。金国虽不断压迫以杭州作为首都的南宋，但其最终为元所击破。虽说如此，相同的故事依旧反复上演，南宋最终被元所灭。在相继被契丹、女真、蒙古等非汉族骚扰或统治期间，蔑视异族的思想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特别是在南宋王朝，郑思肖的这种遗臣意识为宋学所推崇，并升华为一种美感。
同样的思想在明清交替的时期也出现过。汉族王朝宋被蒙古族的元灭亡后出现了具有美感的“遗臣”，而在汉族王朝明被满族的清灭亡后，也涌现出了像流亡日本的朱舜水这样带有悲壮美的遗臣。此外，在诗文的世界里还有黄宗羲、顾炎武、屈大均等人。吴伟业虽也不幸成为了遗臣，但后来被推荐成为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然而他在为母亲办完丧事后就再也没出仕，并将不足两年的官职收录进他的传记《贰臣传》中，直到去世之时他都一直后悔曾出任清朝官吏的行 为。
新王朝引入前朝的遗臣有一个方法，因为要编撰前朝的历史，故而从前朝遗臣中选拔出想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即使是遗臣，但因是将自己曾奉仕的朝代的事情载入正史之中，故而具备出仕新王朝的口实。这其实是一种出于纪念或是彰显的考虑。
顾炎武等人虽然收到了来自清朝的就任明史编集委员的邀请，但他们选择了拒绝。黄宗羲也选择了拒绝，但他将弟子万斯同送到了明史馆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他一方面可以避免“贰臣”的恶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弟子阐述对于明史编撰的意见，可以说是稍微有些狡猾。
顾炎武的五言绝句《海上》是为建议出仕清朝的友人到明史馆工作时创作的。
海上雪深时，
长空无一雁。
平生李少卿，
持酒来相劝。
海上指的是贝加尔湖畔。汉朝使节苏武被逮捕后有人规劝他归顺于匈奴，他没有服从，匈奴便把苏武放逐到贝加尔湖畔，历经19年他也未尝辱没了气节。后来归顺匈奴的李陵准备好酒来劝服他，苏武依然没有答应归顺。匈奴告诉汉武帝苏武已死，但苏武在大雁的脚上缠上写有“苏武在北海湖畔”的纸条，而大雁在天子狩猎时被射中，天子看到消息后便救出了苏武。
顾炎武在诗中表达了坚守气节的苏武借助大雁被救出，但自己连能托付的大雁都没有的心情，将前来规劝自己归顺清廷的友人比作李少卿（李陵）。
再将话题转回郑思肖。
郑思肖虽然作为遗臣而被人所知，但他的名字在铁函《心史》中更为有名。
明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八日，从苏州承天寺的古井中发现了一份古文书。当时由于夏天持续干旱导致降水不足，寺院僧侣在疏浚古井时，一位名叫达始的僧人发现掉出来一个铁函。最初他认为这是一块砖头，但又觉得有些奇怪，几经辨认发现是一个铁函。
铁函里藏有郑思肖的《心史》。铁函由石灰密封，石灰中存有一个锡匣，匣子里的涂漆十分具有厚重感。
匣内侧写有：
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
而在外侧则写道：
大宋世界无穷无极
大宋铁函经
德祐九年佛生日封
德祐是南宋仅使用了两年的年号，并未有九年。南宋虽已灭亡并由元朝取代其治理世间，宋朝遗臣郑思肖仍不屑于使用元朝的现行年号。德祐九年实际上是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
这个铁函时隔355年才重见天日。
前文引用的《一是居士传》便是《心史》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极为激烈的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文书，其中将元朝的野蛮行径大书特书。在文章中他还记录了元世祖忽必烈剖割文天祥，吃他的心肝等事。这样反元的文书在元朝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因此他将其沉在了水井深处。
关于被发现的铁函《心史》，一直存在真伪问题的争论。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该书是浙江嘉兴海盐人姚士粦盗用郑思肖的名字创作的伪作。他们根据在《续文献通考》中记载的“世人皆称其书出自井中，明末好异之徒所作，以欺世”而断定这是一部伪作。
清朝文豪袁枚也在《随园诗话》中指出，因为在水中已经三百余年，故而纸墨不应该是完好无损的，从而也认为它是伪作。
但最有力的还是认为它是真品的说法。将郑思肖的文集与这篇《心史》对照看，文风相似成为了最主要的依据。
桑原隲藏持真品说，而且他的判断依据正是伪作说的依据。比如在福建泉州的阿拉伯人蒲寿庚的名字在《心史》里写的是蒲受畊，这是伪作说的重要依据。郑思肖虽然出生在杭州，但他的祖籍在福建，他不应该会弄错促使南宋灭亡的蒲寿庚的名字。然而，在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引用蒲寿庚的例子，而且外国人的人名使用同音异字的例子是很少的。所以桑原隲藏说，郑所写的蒲寿庚这个名字用的是同音异字蒲受耕（畊与耕同字），并且蒲受耕的名字除了《心史》在其他地方并未被发现，这一点恰恰可以说明后世关于《心史》的好事者更改原文进而创造伪作是不可能的。
此真为卓见。
郑思肖喜爱画兰花，前文也曾提到过他的作品已经流传到日本。他有一首以《墨兰图》为题的五言律诗，后被收录进《心史》的大义集中。
钟得至清气，精神欲照人。
抱香怀古意，恋国忆前身。
空色微开晓，晴光淡弄春。
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
此诗中将兰比作遗民。而“抱香”的表达，并不是说从水井中出来。关于这一点的理解，可以参考在世间流传的郑思肖被收录进《辍耕录》的寒菊诗为参考。该诗中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一句。因诗人有选择意像的癖好，因此这种同种表达也许成《心史》真品说的依据之 一。
同样收录在《心史》的《大义集》中的一首诗也表现出了遗臣的心事。
一说乾坤事，无愁鬓亦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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