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志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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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成事之道试读：
前言
中国人历来讲究做事、成事的学问。一个成功者的伟大，不在于他升得多高或走得多远，而在于他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也就是他的成事之道。在这方面，晚清重要历史人物李鸿章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举凡晚清时代的重大事件，李鸿章几乎无不与之相关。
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美国人评价李鸿章说：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成功不会不请自来，李鸿章能在宦海沉浮40年，全赖他掌握了成事之道的真谛。李鸿章的成事之道概括来说就是：因事起势、顺势行事和事在人为。
因势起事。李鸿章善于运筹帷幄、审时度势。他18岁中秀才，24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以一介词臣入幕，办团练、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平定捻军起义，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
顺势行事。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兴办洋务运动、创建北洋水师，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他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
事在人为。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但是李鸿章都能积极谋求解决之道，将问题一一化解，足见其大智大勇。
本书从筹谋、度势、圆融、智慧、攻心、坚忍六个角度阐释李鸿章的成事之道。让读者在了解李鸿章其人其事的同时，掌握一些在社会上谋求生存的艺术和相互竞争的技巧。固然，成大事的人不需要固定的成功模式，但他绝对需要一套为成大事而打造的成事之道。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大事的时代，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为了立足于社会，每个人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成功法则，掌握一套成事之道，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成就事业，在危机四伏的人性丛林中机智生存、进退自如、行走无碍。第一章成事筹谋之道
要想事业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有远见卓识，懂得筹谋之道。只有具备洞察事情的先机的能力，才能有努力的方向、明确的目标，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一个有眼光的人看问题，不是只看到眼前，他还能运筹帷幄，看得更远；在别人只看到眼前利益时，他看到了长远目标；在别人纠缠于问题的细枝末节时，他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这种先见之明，并非靠一时灵感，而是来自对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1．打造自己的人脉网
人们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很多人的成功，百分之十五基于他的专业技能，百分之八十五则取决于他个人的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仅凭个人的智慧与力量是绝对不够的，要想战胜对手，必须依靠他人之力，才能取得成功。
人际关系就像播种一样，播种越早，收获越早；撒下的种子越多，收获的也就越多。年轻时的李鸿章就深谙此道。他曾在赴京途中，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表达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而事实上，在他入京后，即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丁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江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南，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科进士，也是朋友。李文安知道曾国藩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便带着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让曾对李鸿章进行教诲和照顾。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以追步顾炎武自喻。曾国藩曾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吴廷栋等讲习理学，向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的刘传莹请教考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务为通儒之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其中“义理之学”处于首要地位，“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内。“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则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当曾国藩第一眼见到李鸿章时，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李鸿章举止不凡，心中很是喜欢。在读到李鸿章递上来的诗文后，曾国藩更是大加赞赏，料定李鸿章今后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就经常来报国寺向曾国藩讨教。
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巧是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之一。虽然李鸿章此次会试落第，但其诗文和才学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后来曾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学习经世之学，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曾国藩不仅教导李鸿章经世之学，还让他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对于学问一向严谨，深得曾国藩赏识，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曾国藩和李鸿章除了早年在京城的多次会晤，一直有书信往来。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就在李鸿章帮办团练期间，曾国藩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直接建议他效仿湘军的成功经验，别开生面地锻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空前内讧。福济、和春等趁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参与了巢县、和州、东关等战役，因有功而加按察使衔。1857年2月，太平军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又向安徽北部发动进攻，攻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部溃败，他带领母亲仓惶北逃。1857年秋，李鸿章向清廷请求为亡父丁忧守制。因为李鸿章征战有功，清廷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等到有道员缺出，给予简放。
经过几年官场历练的李鸿章，深切明白那无法预测的政坛风云变化和人物沉浮奖惩，说到底还是人际关系的争斗。把握好可以依靠的人，才是最为关键的。此时同是回家为父守制结束的李瀚章，被曾国藩派到江西总理粮台事务。1859年1月，在哥哥的帮助下，他见到了在建昌的曾国藩。经过一番会谈，李鸿章决定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做一名幕僚，并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情。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人脉网，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以及将会有何作为。大多数人的成功，都源于良好的人脉网。的确，一个人如果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他的一生必然会无比孤独与寂寞。李鸿章固然如同曾国藩所言“才大可用”，但若没有牢固良好的人际关系，即使才高八斗也无伸展拳脚之地矣。
一个人的成功，始于他在社会上行走的本领。只有懂得与他人交流相处的技巧，维系与朋友感情常温的招法，才能做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少人总是乐于与比自己差的人交际，这的确很值得自慰，因为藉此能产生优越感。可是从不如自己的人当中，显然是学不到什么的；而结交比自己优秀的朋友，则能促使我们更加成熟，不断地使自己力争上游。
在当今这个处处充满竞争，以智取胜的社会，一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更加需要与他人良好的合作。只有懂得与他人交流相处的技巧，维系与朋友感情常温的招法，才能做到左右逢源、八面玲珑。2．野心是成功的动力
野心就是目标、希望和雄心。适当的野心可以增加人们的动力，早一日获取成功。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对所谓野心的最好说明。人的野心越大，欲望也就愈强烈，目标谋取就愈靠近。正如同弓拉得愈满，箭头就飞得愈远一样。有了明确的、高远的目标，又有火热的、坚不可摧的愿望力量，必然产生坚决有力的行动。
1862年4月，李鸿章到达上海不到一个月，就受命署理江苏巡抚。年底，正式出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政治生涯里，这是第一次担任地方长官。第二年3月，李鸿章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面临太平军第二次攻打上海。李鸿章知道如果没有上海，自己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李鸿章也知道有太多的目光关注着自己，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他给自己提出“不要钱、不怕死”的六字方针，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鞭策着自己。由于淮军中大部分人都是农民，他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员商绅和外国人看到这支脚穿芒鞋、布帕包头，土里土气的队伍，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怀疑这样一支队伍能否担当起保卫上海的职任。李鸿章知道后，拚命给伤了自尊的部下们打气，说“军贵能战”，不在武器精利与军服好看，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这支刚刚建立的队伍将来的命运，李鸿章始终对淮军严格治理，加大训练强度，整顿军中纪律。
李鸿章招集所有营官训话，说了很多句，其实就一个字，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有阵法操练和扎筑营盘。淮军每天在营房四周做防御工程，筑高墙，挖深沟。淮军筑的这些营垒高达八尺，厚一丈。虽说是土坯做的，但坚固异常。营濠分为内外两层，即使太平军攻破外濠也不容易深入到内濠。外濠宽八尺，深一丈五尺，内濠减半，都是上宽下窄，敌人掉落其中根本别想再爬上来。墙上还有四尺高的子墙，上面有枪眼，士兵就守在子墙上面。墙外修了壕沟，配合绊马桩、梅花坑、铁蒺藜等障碍物。此外，淮军还有严格的体能训练，对个人技能的要求是纵步能上一丈高的房屋，跳过一丈宽的沟，抛掷火球能达到二十丈之外。训练时每人脚上绑上沙袋，以求行军时能达到每日百里的速度水平。最重要的是练习战阵的配合，练熟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法，还要练习抬枪、小枪射击的准头。
李鸿章怕兵勇沾染上海滩浮华奢靡的作风，军纪涣散，对这些湘淮子弟兵尤其放心不下，因此对所有营官严加申诫不得随意放出营。纪律整顿方面，每天中午晚上各点名一次，规定士兵不许擅自出营。绝不允许吸食鸦片。李鸿章还不断设法鼓舞士气，让士兵一起唱爱民歌；他在接手署理巡抚后，还把这些爱民歌、营制营规翻给原本心里看不起他们的上海原驻防军，并派人张贴在包括太平军控制的上海各地，晓谕军民与太平军控制区的老百姓们。淮勇在唱爱民歌和训练中又慢慢找到了自信，士兵的精神状态良好，都盼着快点开战，好试试身手。
李秀成率领十万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围攻时，上海的英法联军一再要求淮军协同作战，李鸿章对他们不予理会，要带领淮军进行独立的战斗。1862年6月，上海流行瘟疫，太平军很多人染上疾病，李秀成决定撤离上海。撤退之前，李秀成先围攻虹桥的程学启部。李鸿章带领队伍前去救援。
这是淮军和太平军双方第一次交战，当时李鸿章带来的是树字营、春字营等。春字营很快就抵挡不住往桥边逃跑，李鸿章正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一把抓住带队的张遇春对士兵下令道：拿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张遇春只好又带人往回冲。张遇春是李鸿章的旧部，是李鸿章十分信任的人。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鸿章就毫不留情了。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率领淮军守住了上海，使得那些最初耻笑淮军是“乞丐兵”的人开始对淮军刮目相看。
一个人只有不畏困难，不轻言失败，信心百倍，朝着既定目标，永不回头，才会在有生之年走向成功。实现目标的欲望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没有坚不可摧的成功愿望，目标便永远不可能达到。3．敢于走自己的路
真正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成就的大小，而在于你是否努力地去实现自我，喊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一个人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里，如果不能有独立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果断的行动，乃至不敢与朋友或上司的见解相冲突，就不可能有出头的时候。要有准确的判断力和大胆的冒险之心，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两者缺一都不能取得胜利。
1864年春，李鸿章就萌发了效法日本进行变法的思想。同年5月，时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大臣奕写了一封信。此信诞生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当时李鸿章督师淮军，正猛攻太平军固守的常州，伤亡已达1600人。但李鸿章认定此信比城池得失更重要，因为信中所传达的信息，关系国家危亡。他鼓动朝廷立刻开辟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学习西方科技，开展自强运动。此信开宗明义：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纵心所欲之快。
李鸿章又针对日本通过变法强国的事说：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19世纪50年代初，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却仍然是停滞的封建国家，自1636年颁布“锁国令”，长达200年，除漂流海外的渔民，没人去过外国。惟有长崎一港，有限度地接受中国商船。这种孤立状态在1853年被美国佩里舰队打破，转年更兵临江户（东京）湾，逼迫日本门户开放。日本做出让步，两年后缔结《日美亲善条约》。因此事件，日本国民上下一心，决心自强，卧薪尝胆，发奋为雄。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仿制西方器物。李鸿章信中说，日本人“已能驾驶轮船”，确有其事。二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写道：1860年，日本使节乘美国军舰渡美，日本人驾驶250吨的“咸临丸号”护航。“此前日本人没见过轮船，从学习航海技术到横渡太平洋，也只有几年工夫。面对这样一个日本，李鸿章近忧远虑。他认为中国再不强大起来，日本就会像西方列强一样欺负我中国。
他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他针对科举制度“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的积弊，提请“专设一科取士”。同时期，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这一时期，李鸿章认为中国的文物制度等等远在西人之上，但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了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并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要求对旧的制度作局部性的改革。
从18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李鸿章对政治变革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以科举改革为例，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认为:“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在这里，他揭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社会崇尚的危害。
到了80年代，李鸿章看出清朝统治危机重重，犹“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若不随时势而变迁，“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对那些昧于大势、抱残守阙的顽固守旧势力深恶痛绝。然而他所要推行的变法内容却没有脱离儒家传统治略轨道，而是企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李鸿章主张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做到“道器兼备”。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改善封建政治制度。和60年代不同，这时李鸿章修正了所谓的“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榛狉之俗”的说法，开始认识到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某些长处。他把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主张借鉴日本和西洋的所谓“善政”，改善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以期实现“庙堂内外，议论人心”趋于统一。他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身上，认为“抚绥之责在疆吏，而振奋之本在朝廷”。
到了80年代末，李鸿章从整顿吏治进而提出“易官制”的主张，并把“易官制”放到“变法度”的首位。日本在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对于日本的官制改革李鸿章表示完全赞同，他说:“陆军、海军、农商、递信诸省，全用泰西，大抵有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他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自秦汉以后“日益冗烦”，“高资华选，大半养望待迁之官”。因此提出“变法度必先易官制”的主张。这表明，李鸿章赞成日本官制改革，做到“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反对“集权中央”，对君主专制制度已在一定程度上持批判态度。
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中国历史上有识见、勇气和能力实行改革的，要数秦国的商鞅和宋朝的王安石，但这两人当时身处的国家状况又远没有李鸿章时代之复杂、危急。商鞅虽然成功了，但也得罪了秦国太子，所以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秦惠王把商鞅给车裂了；王安石的改革政策也是一波三折，因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反对的缘故，最终失败丢官。李鸿章是晚清政坛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在力求作为的同时终保高位，他的道路不能不引人思索。
想成大事者必须具备常人不具备的冒险精神，因为没有冒险，就没有大的成功。同时唯有带着沉重的风险意识，充分意识到做事就必然犯错、改革必是身处险地，小心翼翼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的冒险才能取得成功，才能享受到人生的最大喜悦。
有时候我们没有达成我们的目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份敢为人先、大胆尝试的勇气。机会常常有，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逮住成功的机会。结伴而来的风险其实并不可怕，敢冒风险的人才有最大的机会赢得成功。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者会不经过风险的考验。很多机遇都是在冒险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人虽然可以保住暂时的成就，但在事业上很难得到更大的突破。因此要想接近成功、获取成功，就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勇气，往往才是承受生活中一切艰辛、做成一切事业的根基！4．善于借用他人的力量
刘邦以弱小的力量，在成皋之战中战胜强大的楚军，这除了政治上注意争取人心和团结内部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善于利用他人的智慧，为己所用。因为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纵观天下的成大事者，他们无不善用此计。
善于借用他人的力量来办自己的事，这一点对于成大事者的人而言，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最重要的成功手段，一来这样可以借力，二来这样可以成势。
所谓“借力”，就是借势、借人，借助他人的口碑或团队的力量等等。有人推自己一把，总比一个人在那里埋头使劲的力量大得多。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样样精通，既然做不到全才，就需要充分地利用他人的智慧为我所用，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所谓“有容乃大”，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往往看起来没有用的人才，关键的时刻可能就是成大事之人的最佳帮手和秘密武器。在事业上要想得到长足发展，更是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军。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60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也有意东援，于是几经商议，最终决定派遣李鸿章去上海。
曾国藩原计划是带“八千陆兵、五千水师”去上海，淮扬水师是现成的，只是陆师需要李鸿章招募。在安徽三河之役中，两淮勇士给曾国藩留下深刻印象，曾国藩坚持认为两淮勇士英勇顽强，“风气刚劲，古来多出英雄。近日无人倡导，其甘心为发逆为捻匪者，则竭力苦战，抵死不悔”。与其让太平军招去成为死敌，不如早下手，训练出一支劲旅，自己多练一个战士，就减少了一个强敌，一反一正大清的力量岂不倍增？而李氏家族在安徽具有强大号召力，由李鸿章招募淮勇再好不过。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但是淮军虽初具规模，毕竟只是刚刚创立，想以这样的兵力去支援上海，无疑是以卵击石，毫无取胜把握。于是，李鸿章想起了昔日在湘军时的同僚。湘军可谓人才济济，如果自己能借来几员大将用用，想必这淮军的实力必将大增。
李鸿章第一个借的就是恩师曾国藩的亲兵营，他看中了亲兵营的营官韩正国。本来曾国藩就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打算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支援淮军，于是在李鸿章的请求下，曾国藩就把由韩正国和周良才带领的亲兵两营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接着，李鸿章又去向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借人，把曾国荃手下的名将程学启和他的两个营借了过来。
经过李鸿章的调兵借将，属于湘军系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和李济元的“济”字营，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湖南新勇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两营，以及后到的陈飞熊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的“垣”字营，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由韩正国、周良才带领的亲兵两营，都拨归淮军所有。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组建淮军的事迹告诉我们：成功不能只靠自己强大。成功需要依靠别人，借助别人的力量；在不违背法律、道德和原则的条件下，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来发展自己，是明智的选择。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缺乏他人相助，路会越走越窄。现代社会讲究群体协作。善于与人合作就会左右逢源，而仅凭个人力量只会处处受制。因此，你要想取得成功就要善于借助别人的力量，并巧于与人合作。如果你熟谙这项借力与合作的诀窍，很快地，你将会成为成功之林的雄伟巨人。5．眼光长远成大事
做事要为自己做好长远的规划，不要事到临头了无路可走。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需要做好规划，才不会让自己的发展偏离正确的道路，才能让成功沿着预定的方向发展。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生活中，独特的眼光和魄力往往比教育和知识更重要。人生犹如下棋，必须要看到五六步甚至更远，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要是光顾眼前利益，会使你损失长远的好处。
长远的规划，是一个人的事业得以长远发展的“秘方”。无论是谁，要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都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因为，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做好了长远的规划，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下一步该怎样做，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才会让自己永远有路可走。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的舰炮威逼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中的屡次惨败和《南京条约》的严酷现实，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睁开双眼，观察迅猛发展的外部世界。抗英名臣林则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胆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要学习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并初次提出了创建近代海军的草案。但昏庸的清朝政府并没有立即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大业。
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在又一次“创巨痛深”的情形下，开始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陆军方面，他感到老弱必须裁汰，粮饷必须充裕，操练必须严格，绿营分汛必须重组和加强，然后绿营方可恃。至于海军，所有旧式船只必须更换。不仅如此，中国必须有近代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方为可恃”。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的海军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他深感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尤其是1874年日本寻找借口出兵侵犯台湾之事，此事虽以和议告终而未开启更大战端，却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而此事也在清廷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由此，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
此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呈交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急切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
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酷对外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还痛切指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是在于国家之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又亟切诚恳地指出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日！”
李鸿章认为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将目标放在对付日本挑战上面。发展海军是李鸿章对外关系和自强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在他看来，船炮和海军是西方大国强大实力之所在。中国赶上西方要有很长的时间。日本只是最近才向西方学习，因此中国同它竞争，还比较容易。李鸿章创建海军防卫中国对抗日本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说比普通人高得多，而他一辈子的心血也都花在了这上面。
李鸿章在奏折中还阐述了关于海防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中国应以陆军为主，海军设立南洋、东洋、北洋三支水师。近代海军是19世纪一个革新事业。海军的发展要求有复杂精致的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工业、科学和技术、人才、财政等，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条件以支撑一支近代海军。而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一人的独自努力；他以1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一支拥有30艘战舰、120门大炮和4000名官兵的舰队，成为当时亚洲数一数二的海军力量。
一个人在成功的路上要能走远，首先他得站得高，看得远。只有看得长远，他才能对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心里有底，才知道自己行进的方向，以及需要为此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李鸿章在“海防大讨论”及其后来的多个场合竭力倡言海军海防，无疑顺应了当时历史的时代潮流，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倡办海军海防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做事一定要有长远眼光，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利益。相反，做事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最终导致得不偿失。6．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鲁迅先生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一个人要想成功，最要紧的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就意味着全新的机会，意味着拥有另一片天空。有大智慧的人总是善于发现和开拓新的天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正因为别人没有走过，因此这条路上的宝藏就可以如数归你了。因此，突破常规，是成功的捷径。
在引用新式生产技术进行军工生产时，李鸿章就意识到洋机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设想“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他预感到随同新生产方法的应用将出现新经济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是封建政权所不可能阻止的。
创办近代企业是大势所趋，但以什么方式来创办近代企业呢？“官办”的老路是行不通了，因为，一方面当时清政府无力为创办新式企业提供财政力量，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和知识界对于洋务等新事物“漫不经心”，所知非常浅薄，因此，只有在官场之外另找途径。但是，企业如果完全归商办，李鸿章是不会放心的，他们既害怕私人资本同洋务派争利，又担心私人资本的发展会“漫无钤制”。因而决意把私人资本置于官府控制之下，使之不超越封建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李鸿章所倡导的官督商办制度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李鸿章从兴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始，就倡言“商为承办，官为维持”，而“维持云者，盖恤其隐情，而辅其不逮也”。李鸿章不仅提出了“官为维持”的方针，而且也确实采取了一些“维持”官督商办企业的措施。其中主要是借垫官款，减免税厘和申请专利特权等等。
李鸿章创设的“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的主要形式，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利用官督商办组织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中国电报局（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和汉阳铁厂（1890年官办﹐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等。
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原则是由官府掌握企业的用人及理财权﹐具体业务由商人经营。早期的大型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及上海织布局等主持人的进退和主要经办人的变动﹐都决定于洋务派淮系集团。同时﹐这些企业在筹办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洋务派官僚从清政府借埝一部分官款﹐如招商局初创时即埝借官款13万5000两。
官督商办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依靠官的庇护﹐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如轮船招商局从创办时起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负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汉阳铁厂的产品可免百分之十的出厂税等等。在贷款方面﹐轮船招商局到1879年得清政府贷款﹐累计达1928000余两﹐约占当时企业资本一半左右。开平矿务局在1886年和1890年先后利用公款修建铁路。上海织布局在1897年清理时﹐所借官款也达265000余两。这些贷款又常常得到缓付利息或免付利息的优待。这些企业还享有若干特权﹐如招商局自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每年漕运收入约在20至25万两银左右。开平矿务局开办时﹐经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汉阳铁厂所产铁轨有优先供应国内修建铁路之用的特权。
官督商办企业虽然获得清政府各种优惠﹐但其发展之初十分艰难﹐许多商人对这种制度持观望怀疑态度。早期创建的官督商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在那个年代都遇到了难以招徕资本的局面。当时所招集到的私人资本大多来自承办人自身及其亲友﹐招股范围非常狭隘。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交，由于这些企业的股利较高﹐筹建情况比较顺利﹐商人﹑官僚﹑地主投资新式企业才较前明显增加。因此，80年代初﹐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为扩充企业增招资本﹐上海织布局和中国电报局招集开办资本等活动﹐都能在短期内达到集资的目标。特别是它们所发售的股票，当时在市场上往往以超过票面额的价格为社会所争购﹐从而促成私人资本竞向新式企业投资。
此外，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批中小型企业﹐如各地创办的矿冶公司等。它们大抵由商人和地方官员出资筹办﹐并无官款参与其间；但为了争取官僚的庇护﹐也都以官督商办名义相标榜﹐如安徽池州煤矿（1877），山东峄县煤矿（1880），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从1877年到1883年，它们先后在上海招集到相当数量的股金﹐其股票在市场上也间或表现为溢价出售的景况。新企业的创办和资本市场的活跃﹐反映了官督商办企业在80年代初进入了兴盛阶段。
官督商办企业是民族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轮船招商局在筹组过程中就遇到英﹑美航运势力的阻挠﹐在它进入稍有发展的时候，更是多次经受外国航运势力联合倾轧和打击﹔开平矿务局在投产之后﹐首先面临的是与外国输入煤炭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为了求得自身发展，这些企业不能不尽力排除外国势力的各种干扰﹐在客观上起到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作用。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遏制了英美势力在上海创设纺织公司的图谋。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三年后﹐即从洋商手中夺回了一部分航运市场。又如开平煤矿从1882年全面投产之后﹐经过三年的争夺﹐收回了久为洋煤盘踞的天津市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商人资本在官督商办的企业里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80年代后，民间资本有了一定积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和经营，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很多人常常在看到别人成功后，千方百计地去了解其成功的过程，然后，按照别人成功的方式，亦步亦趋；但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如果一味恪守前人的经验，形成固定的思维方式，就会在思维定势中失去创新的机会。李鸿章正是明白这一点，才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每个人所走的路都不同，有时人们所走的路很平坦，很快达到人生的巅峰；有时人们所走的路很崎岖，高低不平，沟沟坎坎，让你辛苦让你累，甚至像爬高山一样，越来越陡，越来越险；有时则会出现两条或更多的岔路，需要人们去选择。不管什么样的路，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不同的路造就了不同的人生。而走自己开辟的路，永远比走别人为你铺就的路收获更多的人生体验。7．把目标细化，为成功打下基础
把目标化成一个个小的任务，你每天的工作比起整个过程要容易得多。世界上的事都是由小事构成的，一件一件小事组成一件一件大事，就像一个一个零件组成一辆汽车、一架航天飞机一样。
成大事者的良好习惯是有大目标，也有小目标，用小目标组合大目标。对于一些事物的把握，确实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很多人做事急功近利，这样往往是欲速而不达。做事一定要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将之占据，清兵以仅有之战船赴台将之驱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1875年5月，清廷下令由沈葆祯（抗英名将林则徐的外甥）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清政府于是决定每年拨出400万两作为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款项只为每年100万两），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祯则认为“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清政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北洋水师负责守卫京师，遂采纳沈葆祯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决定了优先建设北洋水师，北洋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
北洋舰队一直到1888年才正式成立。造成这一延迟有几个原因。向外国购买的船只驶达要一段时间。李鸿章最初对于舰队应如何组织和调动，并没有把握。自1860年代以来曾经分别提出三个海军计划：曾国藩所拟“内江外海水师”计划，丁日昌所拟“三洋水师”计划，和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所拟“北洋水师”计划。所有这三个计划都不充分具体，因此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正式组成便大为推迟。1888年3月，李鸿章令其僚属——天津海关道周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和林泰曾，以及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向原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咨询，通过借鉴英国、德国的海军章程，决定把北洋海军章程细化，逐一制定。三个月后，北洋海军组织章程拟就底稿。经李鸿章同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讨论以后，这份文件终于在1888年8月奏准实施。
根据所定制度，北洋海军分为前军和后军。前军是舰队的主要作战单位。它由9个营组成（一船为一营），分为中军及左、右翼。后军为舰队的后勤，负责全舰队的训练和补给。它由16个鱼雷营组成。北洋海军到此时共有舰艇30余艘，41000余吨，大炮120门，官兵4000余名。除了外籍专家，包括轮机在内，有86名高级军官，其中有43人（即占总人数近一半）受过正式训练，35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8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他们中间，24人曾在国外留学：留学英国13人，美国10人，德国1人。未受国外正式训练的人员中，有一些曾去英国、法国或德国作短期考察，协助监造船只，或接船驶返中国。这些军官在整体上显然比起他们在绿营水师或长江水师中同等地位的人，更为胜任。
北洋水师官制等级分为管带，帮带大副，鱼雷大副，驾驶二副，枪械二副，船械三副，舢板三副，正炮弁，水手总头目，副炮弁，巡查，总管轮，二、三等管轮，水手正副头目，一、二、三等水手，一、二等管旗，鱼雷头目，一、二、三等升火，二等管舱，一、二等管油，一等管汽，油漆匠，木匠，电灯、锅炉、洋枪、鱼雷等匠，夫役，文案，支应官，医官，一、二等舵工，一、二等雷兵，一、二、三等练勇，教习，学生。
全军设海军提督1员，统领全军，驻威海卫。总兵2员，分左右翼，各统铁舰，为领队翼长。副将以下各官，以所带船舰之大小，职事之轻重，别其品秩。总兵以下各官船居，不建衙署。副将5员，参将4员，游击9员，都司27员，守备60员，千总65员，把总99员，经制外委43员。
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多曾到过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层军官内多有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服役。舰队内一直亦有外国人担任军官作技术专家及指导。北洋舰队的军官多能操英语，内部指挥命令亦是以英语发号。
北洋海军，是中国清朝后期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政府建立的三支近代海军中实力和规模最大的一支。北洋水师1888年12月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
我们知道，无论多么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都是由一块块独立的石块砌成的，石块本身并不美观，成功的生活也是如此。有时某些人看似一夜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看他们的历史，就知道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得来的，而是早已投入无数心血，打好坚固的基础了。那些暴起暴落的人物，声名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的成功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并没有深厚的根基与雄厚的实力。只有把目标细化，逐一去完成，才能为成功打下坚实基础。8．做任何事都要预先谋划
一个人想办成一件事首先要进行策划，以保证在办事情的过程中，不出漏洞，不遭突然袭击。策划就是事先的筹谋计划。不论干什么事，如果没有预先的筹谋计划，结果只能是一团糟乱。“预则立，不预则废”，行军打仗最忌讳的是不分目的瞎指挥、乱行动，“宁可千日无战，不可一日无备”是自古以来兵家重要的战略思想。李鸿章的用兵之道，是先进行详细策划然后再行动，对敌人的了解和判断十分准确，因此和太平军、捻军打了15年仗，从来没吃过亏。
与西捻军的战役，要比东捻军更加难打，黄河以北都是平原地区，没有高山、河流来阻碍敌军，西捻军的首领张宗禹狡诈善战，他在北方平原一带，积蓄了很多的马，行动迅速，瞬间便能出现在百里之外，而且他们鉴于任柱、赖文光覆没的教训，不给清军任何包围的机会。淮军的士兵都是南方人，对北方地区的气候、习俗很不习惯，而且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加上马队比西捻军少，草料也难以解决，使得作战困难重重。
鉴于这样的情况，李鸿章便申请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他认为，捻军与官军相比，更害怕在城堡垒寨众多的地区作战。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民风强悍，经历战乱久了，便开始逐渐构建堡垒、城寨。因此善于流动作战的捻军只能一过就走，不能久停。而湖北、陕西的情况却与此不同，那里恰是因为没有城堡垒寨，现造又来不及，所以捻军才可以在那里如鱼得水，势力迅速扩张。而直隶、山西向来没有匪患，百姓性格懦弱，不知道结寨自保。自古以来用兵，必然要进行双方的实力对比。现在看来，捻军未必比淮军强，但他们马多，淮军马少，在这方面比是差了不少。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抢粮食，而淮军只能就地买粮，相比之下，捻军经常能吃饱，淮军却要经常挨饿。如果想要断绝捻军的粮食来源、马的来源，只有劝河北的绅士和百姓抓紧盖碉堡、构筑城寨，一旦听说捻军要来的消息，立即把马匹和粮食藏进去，既可以保护自家安全，还能把捻军至于绝境。李鸿章提议的这条政策，对于平定西捻军起了关键作用。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李鸿章申请由刘铭传负责前线各部队的指挥，朝廷同意之后敦促其立即赴任。李鸿章命令淮军和直隶、山东的民兵，沿着黄河、运河，构筑长墙、深沟来围困捻军。李鸿章经常派出部队，轮番进攻，轮流休息。那些长时间追击捻军的部队在运河东岸选择险要地形驻扎，待捻军到来时，迅速迎战，改剿为防。又派张曜、宋庆分别驻扎在夏津、高塘一带，程文炳驻扎陵县、吴桥一带，负责替防守运河的部队作掩护。左宗棠也派出刘松山、郭宝昌等部队，在从连镇北部到沧州一带的河东岸分别驻扎，和杨鼎勋等人的部队就进策应，安排好了这一切后，才开始进兵剿捻。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捻军向西北方向运动，各部队分头拦截，多次获得胜利。李鸿章便趁着黄河进入汛期水位上涨的机会，缩小了包围圈，以运河作为外面的包围圈，将思县、夏津、高塘的马颊河，截长补短，作为内部的包围圈。将捻军向西南方向进逼，层层设围。五、六月期间，各部队连续获得胜利，捻军的势力逐渐削弱，投降散落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清军乘胜追击捻军，连续获得胜利。二十三日，张宗禹渡河向西南方向败逃，二十四日，由平原县逃到高唐县。二十五日，捻军转移到博平、清平一带，想要进攻运河。而清军早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在马颊河西北岸构筑了数百里的长围墙，足以困住捻军，等捻军发觉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包围圈，陷入绝境无法突围。二十八日，李鸿章派刘铭传率领生力骑兵参战，把捻军围困在黄河和运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内，刘铭传调集骑兵、步兵进行攻击，与郭松林的骑兵部队共五六千人，相互配合、来回进行反复攻击，杀死、活捉捻军无数。张宗禹仅仅带了数十名骑兵向北突围，很快便投水自杀，西捻军就此被消灭。
凡事有思才有谋，古往今来，凡是办好的事，获得成功的事，无一不是在周密的策划之后完成的。只有谋划正确了，才能成就其不凡的事业。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对身边的事习以为常，没有任何疑问，这可能使自己错过无数个发家致富或扬名立万的机会。生活会给我们带来无数启迪，重要的是要及时发现。青年人要成就大事，首先得先规划你的事业，在开创事业的过程中，要善于不断地思考；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似乎能想到的招数都已出尽，然而，仍有人能运用思考，新招数层出不穷。思考是金，它是一种最好的无形资产，只有不断地思考自己所做过的、正在做的以及将要做的事情，找到需要弥补和改正的，才会不断前进、获取成功。9．拿准“以小博大”之道
细节的准确、生动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细节的疏忽会毁坏一个宏伟的规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成大事者常常能注意生活中的小事情，以小见大，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成功的回报。
一个有心机的人，并非事事处处都工于“心计”，他们看问题能抓住主要环节，对主要环节能全力以赴，精明待之。从来不会轻易放过每一个有效的信息和资源，他们能及时地发现并抓住它，于是便多了一次成功的机会。
北京西什库教堂位于西城区西什库大街，又称北堂，最初在中南海紫光阁以西，羊房夹道以南名叫蚕池口的地方，因此也叫蚕池口教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光绪十二年（1886年）蚕池口天主教堂迁移到西什库内重建。
康熙年间，由于两位天主教教士洪若、刘应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疾病，因而获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一带的一块地皮，得以建筑教堂，这所教堂便是今天西什库教堂的前身，名为救世堂。北堂属哥特式建筑，大堂平面呈十字架形状，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16.5米，钟楼塔尖高约31米。堂前有月台，三面有汉白玉石栏杆，大堂内有主祭台、苦难堂和唱经楼。大堂正门两旁，有中国式建筑碑亭两座。北堂所属建筑包括修道院、图书馆、后花园、印刷厂、孤儿院、医院、光华女中、以及神甫宿舍等。这座教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后来，这座教堂归巴黎天主教会管理。
清朝中叶，民间反对天主教的势力与天主教会不断发生摩擦，清政府于道光七年（1827年）查封了蚕池口天主教堂，并没收了全部教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教会归还了教堂的土地，同治三年（1864年），主教孟振生主持在北堂原址建立了一座高大的哥特式建筑，由于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高大的教堂钟楼引起了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不悦，这座教堂离皇宫很近，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慈禧警觉到这个教堂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中法战争结束之后，1885年10月，慈禧命令李鸿章去办理教堂迁移事宜。
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的事情就要让外国人出面办理。李鸿章去教堂了解情况，得知一个英籍传教士敦约翰曾经向总理衙门写过迁移教堂的建议书。李鸿章把敦约翰找来，向他询问怎么办理迁移最合适。敦约翰说，如果中国能直接找到罗马教皇商议此事的话，会比较简单。此外，还需要去巴黎教会做一些工作。
李鸿章于是任命他为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和巴黎处理此事，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法国政府知道。另外，李鸿章还想和罗马教皇商讨能否互派使者。因为当时法国在中国享有特殊的权利即“保教权”，中国的教务纠纷统统需要法国处理。如果罗马教皇能够统一管理中国的天主教事务，那么法国的权利就被解除了。当时，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都归罗马教皇管理，各地都有教皇的使者。敦约翰和教皇见面之后，教皇对派人驻华很感兴趣，派人专门去巴黎协调此事。教皇觉得这是个控制管理中国教务的好机会，他同意迁移教堂，并要往中国派驻公使。
李鸿章还找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和蚕池口教堂的法国籍传教士樊国梁帮忙。樊国梁得知李鸿章有意派自己为教廷的驻华公使，十分积极。他表示愿意去罗马帮助协调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李鸿章接到敦约翰的消息，得知教皇同意迁移教堂之后马上命令德璀琳和樊国梁商议迁移教堂的细节问题。1886年，关于教堂迁移合同是这样商议的：新教堂高度在5丈之内，迁移时间以2年为限，折价为35万两。原教堂内的一切物品还保留在原堂。樊国梁带着合同和文件赶往罗马，没想到法国得知了此事。法国政府表示反对教皇向中国派驻公使。其他列强本来就不满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得知此事后纷纷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教皇在中国派驻使者。
樊国梁见教皇的驻华公使人选不是自己，十分气愤。他转身和法国政府站在一起，阻止教堂的迁移。法国政府提出，教堂的产权在法国，迁移教堂必须要征得法国的同意。李鸿章则还击说，教堂是教会的产业，和法国无关。这时，蚕池口教堂的主教达里布也对樊国梁的行为表示不满，教皇也表示他同意迁堂的旨意没有变。达里布表示愿意听从教皇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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